对我国公共管理学科自身建设有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中国公共管理的学科范式尚未形成:不同学科之间、基础理论与实际应用之间、中外公共管理理念之间的冲突与融合,以及公共管理领域的学术共同体尚未形成[2]。也有学者从学科队伍、学科方向、项目设立、学科基地建设、学术成果产出、学科环境营造、二级学科划分、知识体现不同层次学术需求等学科建设标准方面[3]进行了多层次的理论探讨。这些探讨有助于厘清思路,给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指引出明确的方向。应当看到,将公共管理列为一级学科,是建立在公共管理知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基础上的。虽然对知识进行学科划分是按照科学规律进行的,但这并不能抹煞带有一定主观色彩。公共管理及其二级学科的确立,是对公共管理类知识进行划分的结果,同样带有主观色彩。公共管理学科建设跟这种知识的主观划分分不开。而知识的划分归根结底又来源于知识的生产①。

知识生产与知识划分之间存在着一个单向的不可逆的顺序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可以追溯到公共管理知识的生产过程,高质量公共管理知识的生产、积累和创新是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本根。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应该以此展现它学科成熟、冷静和稳重的姿态。既然如此,就必须正视公共管理知识生产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指出3点:

(1)公共管理知识生产与实践脱节。实践是理论的唯一源泉,作为应用型学科,公共管理知识生产更应紧密结合实践,紧跟实践的步伐,创造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知识体系。但我们看到,很多公共管理的著述完全是在书斋里和图书馆进行,囿于从理论到理论的推演。公共管理中一些重大理论并不是公共管理学界提出来的,而首先是由政府或者政府内部智囊团提出的,公共管理学界只是起到了对理论进行“二次解释”的作用。一些公共管理理论由于是闭门造车,自身缺乏解释力,不能回应现实。它只能在学生的课堂中考试用,一到实践或实践着的人群中,就丧失了理论的魅力和价值。据说,有经济学家在课堂上动辄大说“温州现象”,并以此著称,但自己从未去过温州。公共管理学界亦不乏这种“温州现象”。

(2)公共管理知识生产领域中重复建设现象严重。现代社会是一个学术民主与宽容的社会,学者有权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我们不能在各种声音中迷失,忘记了一条最基本的道理:发言最多的往往并不是最有水平的。有学者概括,社会科学领域存在发言最多但水平不一定更高的现象:观点炒作多,理论创新少;应景之作多,知识积累少;学风浮躁者多,治学严谨者少。目前,公共管理类包括二级学科学术著作数量惊人,如行政管理概论一类的著作超过百种,但很多是应急就章,重复建设,后出版之书不仅没有超过前者,反而后退。能有水平、质量上的重大突破,得到国际或国内同行普遍认同的力作、精品、权威经典之作,少之又少。有些翻译过来的经典之作,由于学风浮躁或功力不够,已不再经典甚至读不懂。以MPA教材建设为例。在MPA办学热的情况下,大批MPA教材进入市场。但由于MPA教育刚刚起步,尚不很成熟,所以一些教材实际是在进行低水平竞争。据对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存书的统计,以MPA题名的系列教材有14种,类型和内容很多是重复的①。当然,这里不是简单否定学术界、出版界同行的工作。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学科建设总要有个过程。但我们应该认真研究,怎样减少或杜绝这种重复建设现象,特别是改革具有导向性的现行学术评审制度。

(3)对外来知识和历史知识消化能力不强。知识没有国界,但根据知识生产地域不同,可以划分为本土知识和外来知识。现代意义上的学科之所以能够成立,就在于知识横向、纵向的传承性。从横向看,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引进大量西方发达国家公共管理理论,弥补了国内这方面知识的空白与不足,非常必要。但其中让人感到,消化能力不强,如照抄照搬,很多理论仅停留在移植层面,和我国现实的结合还是两张皮,并没有从“混合物”转变为“化合物”。

从纵向看,我国有丰富的历史传统文化和治国安邦的经验,这些本土文化中的公共管理精华被忽视了,鲜有人问津和总结,这也是消化能力不强的表现。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学者肯尼思•温斯顿(KennethWinston)在一篇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的MPA教育,只注意从美国,比如肯尼迪政府学院,引进课程设置和教学模式等技术性的东西,却由于历史和政治原因,没有去挖掘本国的儒家文化传统,没有去借鉴本国古代通过严格考试,选拔政府官员的“士大夫”制度的经验。温斯顿认为,只有把肯尼迪政府学院中的技术训练与本国“士大夫”制度的道德要求相结合,才能够培养出适应中国未来民主社会需要的公共管理者②。历史学界汤恩比说:古典教育是一种无价的恩惠。综上所述,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必须强调实践的观点,创新的能力。实践是科学理论发展的动力与源泉,也是检验理论真理性的标准,要完善和强化公共管理知识生产者与公共管理实践的内在联系机制。在实践的基础上,要强调和加强公共管理知识生产者理论创新的能力。这种能力,来自于理论的功底、现实中的求索、科学的方法、文献资料的掌握、厚积薄发的研究,来自于中国公共管理的使命感和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