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金融市场为何很难发展起来

从总体上说，包括温州在内的我国民营企业基本上是从乡镇企业转化而来的，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草根产业”。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深深地打上了农村的烙印。如果说民营企业被人们视为“异军突起”的话，那么，与其相对应的农村民间金融则被视为“体制外金融”，即非正规金融。农村金融市场之所以难以发展起来，是因为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农民承担着较为繁重的资本原始积累。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农民承担的资本原始积累主要表现为“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话，那么，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民承担的资本原始积累，主要表现为“劳动力价格剪刀差”(同工不同酬)、“土地价格剪刀差”以及“资金价格剪刀差”。当前农村的现实情况是，大量农村储蓄资金通过国有商业银行和邮政储蓄吸储等渠道流出农村，流人城市。以2010年为例，全国农户储蓄存款余额为5．9万亿元，农户贷款余额只有2．6万亿元，两者相差3．3万亿元。通过这些强制性的制度安排，把本身收入水平就很低的农民的相当一部分收入，以低利率存款方式直接或间接转移到国有银行那里，直接或间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或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与其相联系，乡镇民营企业所需要的资金，则大部分依赖于高利率的民间高利贷。我国资本原始积累是建立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基础上，也可以说是建立在抑制农村和农业发展、牺牲农民利益的基础上。资本原始积累是通过国家直接控制包括资金在内的稀缺资源来实现的。在政府拥有大量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稀缺资源的情况下，资源配置方式往往关乎企业的成败与绩效。由于我国企业经营方式尚未摆脱高投入、高消耗、低附加值的模式，资源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的竞争优势。与价格机制不同，行政指令在资源配置中遵循的是政策导向。与其相联系，当前我国金融体系实际上是单一的银行信用，而且是以国有大银行为主，中小银行实力弱小。大量实证分析表明，银行业中存在着一种基于规模的专业化分工，即大银行主要是向大企业提供贷款，而小银行主要是向小企业提供贷款。大银行和小银行提供的金融服务，存在着明显的系统性差异。小银行的资产规模较小，无法提供大额贷款，即使有能力提供大额贷款，也难以有效分散金融风险，因为银行需要通过资产组合来分散风险。大银行之所以乐意向大企业提供贷款，不仅因为它们有能力向大企业提供贷款和其他金融服务，还因为银行审批每项贷款所需要的信息和处理成本，不会因为贷款规模的大小而有太大的差异。我国国有银行的特殊性，体现在其贷款行为深受政府政策目标的影响。如果说民营银行的贷款行为主要是基于贷款公司的财务状况和风险等级来决定是否贷款以及贷款的定价的话，那么，国有银行的股权性质决定了国有银行倾向于将贷款贷给国有企业，而对民营企业则存在较大的信贷歧视。国有银行贷款行为的特殊性还表现在贷款利率上，即贷给国有企业的利率要明显低于贷给民营企业的利率，以及国有银行的贷款利率要明显低于民营银行的贷款利率。当然，大银行主要给大企业融资，小银行给小企业融资，这种专业分工还与大、小银行存在克服信息不对称以及降低贷款风险的方式和能力方面的差异有着很大的关系。对于我国广大农村来说，其要素禀赋的共同特征是资本相对短缺而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因而具有比较优势的企业，大多是资金投入较少而劳动力投入较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而劳动密集型企业，一般是规模较小、资金需求量不大的企业。由于中小企业信息相对不透明，融资规模小，通过金融市场进行融资的成本和交易费用很高，难以通过发行股票和债券获取资金，因而必须求助于小银行。而当前在我国广大农村，小银行几乎处于空白状态，这是当前我国金融交易条件不足的重要原因。

艰难发展的小额贷款公司和村镇银行

截至2012年9月底，温州已有一批小额贷款公司转为村镇银行，还出现了一些由民营企业作为主发起者而设立的村镇银行或其他金融组织。第一批小额贷款公司转为村镇银行的主发起企业是：苍南联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乐清正泰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第一批设立村镇银行的主发起企业是：安徽方兴置业有限公司(设在温州市瓯海区)、新明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华东电器(集团)有限公司(设在洞头县)；设立信托公司的主发起企业是：上海均瑶(集团)有限公司；设立融资租赁公司的主发起企业是：温州市财务开发公司、森马集团有限公司、民扬集团有限公司。然而，这些小额贷款公司在发展过程中却遇到银行所没有遇到的特殊困难。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现行政策规定，小额贷款公司只贷不存，资金规模有限，资金周转率很低，其利润规模有限。允许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的初衷是为了解决“融资难”问题，但该类公司自身往往存在着“钱荒”，只能是收回一笔贷款，然而才能再放出一笔贷款。小额贷款公司不属于金融机构，不能享受优惠政策，这就使其无力与银行业竞争。银监会的《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行暂行规定》指出：小额贷款公司满足持续经营三年以上，最近两年会计年度连续盈利，不良贷款率低于2％，引入持股比例不低于20％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最大股东等一系列条件后，才能申请设立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转型为村镇银行的条件之一，是民营资本不能取得超过50％的控股权。与此同时，许多村镇银行无法加入银行系统，不能发行银行卡，即使发行了银行卡也无法转账汇款。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的难度是相当大的。2012年5月2日，《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实施方案》已经被浙江省政府“原则通过”，并上报国家相关部委，但温州市还要向国务院和相关部委寻求以下支持：明确一批先行先试综合改革项目；进一步明确改革配套政策相关细节；恳请给予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有限立法权限，比如制定地方金融管理条例等；恳请国家发改委、商务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有关部委梳理现有政策，把部分审批权下放给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金融制度创新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存在着信息的非对称性。银行解决信息非对称性问题的直接方法就是收集信息，这是银行业务的常规要求。但由于固定成本的原因，从大量小企业收集信息的成本要远远高于集中处理少数大企业信息的成本。解决信息非对称性问题的另一个办法，就是要求企业提供抵押品，而小企业往往不具备可提供给银行的抵押品。与社区银行相类似，小额贷款公司与客户密切接触，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由于小额贷款公司不能向公众吸收存款，因而小额贷款公司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金融机构，况且其融资额不能超过注册资金的50％。民间自发形成的非正式融资渠道尽管存在的问题很多，但可以为小企业提供资金来源。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爆发，深层原因之一就在于借贷双方信息的非对称性。温州民间金融制度创新，不仅要把地下金融转变成地上金融，使民间金融阳光化，还要创造条件使借贷双方的信息公开、透明。金融业是一种强制度依赖型产业，没有好的制度安排钱就不会投放到你那里。长期以来，温州民间借贷都是建立在个人信用基础上，这种“熟人经济”缺乏规范的外部监督，存在着较大的风险，加上大量资本由于无法向实体经济输送，纷纷转向虚拟经济。民间资本在尝到“资本生钱快于实业生钱”的甜头后，对民间借贷更是趋之若鹜，而巨大的资金需求又疯狂抬高利率水平，最终导致恶性循环而爆发了民间借贷危机。2012年4月26日，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正式成立。其注册资金600万元，由14家法人、8个自然人投资成立。该服务中心的业务流程是：建立资金供求信息库，提供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和民间资金供给信息；进行信息配对与对接；安排资金供给方与需求方见面；协助资金供给方和需求方办理借款手续并登记备案；为借贷双方整理资料、归档，到主管部门备案。在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的总体框架下，这一重要的制度突破，使得以往一直游走在灰色地带的民间借贷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官方认可，有利于逐步形成层次分明、信息对称、风险可控的民间资金流通渠道。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如何降低信贷风险?贷款人要提供近期信用记录，接受审查；贷款企业要提供资金财务状况流水和营业执照，接受审查。其贷款分为信用贷款和抵押贷款，相比•38•抵押贷款，信用贷款利率要高一些。但是，该中心明确规定，贷款人最终综合成本不能超过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在合法合规且手续具备的前提下，如果出现逾期不还的情况，为保证出借人收益，融资中介一般会先行垫付利息；若本金也出现风险，则中介会主动对贷款方的抵押物进行拍卖。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但是，这个目的能否达到，还面临着不确定性。当前温州传统制造业承受土地、劳力、能源、原材料等成本上涨以及人民币升值压力，利润空间越来越小，导致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缺乏内在动力。资本的趋利本性和“去制造业”倾向，还有可能引发“产业空心化”。2001年，温州有近4000家打火机生产企业，到2010年剩下不足100家。被誉为“中国鞋都”的温州，制鞋企业已经从2005年的4000家减少到2600家。问题的实质在于，温州民间借贷危机虽然源于民间金融领域，但更深层的原因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滞后。以往那种低成本、低价、低利润经营模式已荡然无存，面对成本上涨与市场萎缩的双重挑战，很多企业已经无法继续生存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资金供给问题解决了，企业家也不一定把钱投入实体行业。道理很简单，4倍于银行资金的贷款利率显然会减弱实体企业扩张规模、吸收民间资本的意愿。温州金融改革的成果之一，就是构建民间金融交易平台，截至2012年9月，这个平台登记的可用资金是20亿元，而实际交易额只有8000万元。这与温州现有6000亿元的民间资金相比，显得微乎其微。所以，要破解温州民间借贷危机难题，既要创造条件，让民间金融阳光化、规范化、制度化，又要加快温州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二者谁也代替不了谁。

本文作者：许经勇作者单位：厦门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