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经济现状
当前世界经济现状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世界经济；现状；发展趋势
一、研究背景
当今，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格局中举足轻重的一部分，中国经济会影响世界经济，世界经济的变化也会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因此，中国应理性的认识世界经济的现状，把握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来有效促进我国经济更好的发展。
世界经济形势不是一成不变的，世界济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发生变化，世界经济形势自然也会发生变化。尤其是现在进入了科技化、信息化的时代，总体上来说，世界经济的各种影响因素的变化速度加快，导致世界经济形势也在以较快的速度变化着。但是，这种变化并非无迹可寻的，而是会呈现出一定的变化趋势，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对世界经济现状、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研究，来探索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从而帮助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制定出适宜的经济发展策略。
二、世界经济现状
世界经济经过近些年的发展，呈现出一些较为明显的特征。世界经济现状如下。
（一）经济增长分化
当前世界经济处在一个缓慢复苏的时期，经济增长速度出现较为明显的分化现象。首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增速分化加剧，发达国家的经济出现回暖兆头，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其次，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内部也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分化现象，发达国家整体呈现一种增长向好的趋势，而主要的发展中国家整体增速却出现下滑的现象，甚至有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出现负增长。
（二）各国应对不一
面对各种经济问题，各国进行了不同的结构调整，应对方案不一。虽然部分国家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放缓，原有经济结构得到不断稳固，比如美国、德国、英国等。但是部分国家的经济依然得到了有效的调整，在持续发展着，比如中国、印度尼西亚等。另外，还有一些国家对经济问题应对不力，比如俄罗斯等。
（三）就业状况较为稳定
全球就业状况较为稳定，甚至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虽然全球整体的就业状况较为稳定，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依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性。总体上来说，发达国家的就业状况相对良好，甚至有增长的趋势，而发展中国家的就业状况基本保持平缓。
（四）劳动成本降低
大宗商品的价格会对成本产生直接影响，比如企业的生产成本、居民的生活成本等。近些年来，大宗商品的价格整体上呈现下滑的趋势，尤其是原油价格。原油以及其他大宗商品的价格下降，将会带动生产成本整体上下降，劳动成本降低，通货膨胀的压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
（五）新兴产业发展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也得到了有序的推进，新兴产业在这样的背景下得以孕育。2007年次贷危机之后，人们更加意识到世界经济的发展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持。近些年来，各个国家一直在需求经济发展的道路，各种科学技术被应用到经济发展之中，比如互联网、人工智能、3D打印等，推动了新兴产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促进了一个后大规模生产世界的来临，带动了很多相关产业的发展。
（六）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近些年来，全球经济形势不容乐观，虽然全球经济增长出现了部分国家或地区回暖的趋势，但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依旧不足，导致全球经济复苏并不明显。发达国家的新兴产业并没有成规模出现，甚至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还没有完全恢复，而发展中国家传统优势逐渐衰减，经济增长面临转型问题。这些都会拖慢全球经济增长的速度，经济增长动力还需要进一步夯实。
三、世界经济发展趋势
那么，在上述的世界经济发展现状下，未来的世界经济又会有那些哪些发展趋势呢？笔者结合各种因素，总结出以下几个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
（一）经济增长持续分化
全球经济依然处在一个较为动荡的时期，还没有足够的动力来支撑世界经济的复苏。各个国家或各个地区的经济在未来一段时间依然会增长缓慢或者以一种非均衡的分化态势发展。具体来说，可大致分为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以及转型中的中国三种情况来进行分析。
1.发达经济体
对发达经济体而言，经济增长缺乏稳定性，人们谨慎又相对乐观，但是各个国家不同的应对政策会阻碍经济复苏的进程。美国经济复苏较为温和，但是缺乏稳定性。企业投资回升，房地产市场也逐步回暖，就业市场状况乐观，这些因素价格拉动美国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美元的升值导致其出口竞争力降低，油价的持续走低也会导致相关生产商的投资积极性被削弱，这些又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欧元区经济发展不稳定性增加。欧元区面临诸多会影响经济发展的风险，经济、政治以及爆恐袭击都会给欧元区的经济发展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日本经济增长出现下行的趋势，甚至面临衰退的状况。日本目前的应对措施很难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问题，反而让日本的经济发展陷入恶性循环。
2.新兴经济体
对新兴经济体而言，经济发展从长期来看有向好的趋势。俄罗斯、巴西、中东欧等国家经济增长速度逐渐下滑；南非、印尼、泰国、新加坡等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较为稳定，但同时缺乏上涨的动力；印度、阿根廷、墨西哥等经济增长有向好的趋势。
3.转型中的中国
对转型中的中国而言，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减缓，但是长期来看，一系列改革会使中国经济发展向好。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增长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出口会有所增长，但是依然有不小的压力，投资也很难有增长。另一方面，消费会出现平稳且小幅度增长，消费升级趋势明显，新技术带给中国的利好因素也逐渐显现。
（二）风险持续累积
全球货币周期进一步分化，金融风险持续累积。主要原因有：美国开始了加息周期，会在一定程度上带来新兴经济体危机的爆发。全球汇率出现波动，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可能会出现贬值的现象。整体上看全球人们的预期悲观，导致资本的避险情绪大幅度增加。
（三）贸易波动
对于世界贸易而言，大宗商品价格的下降，会带来畸形的供需关系。一方面，全球贸易在一种低速的方式增长着，但依旧有可能超越全球经济的增长速度。其中，美国的贸易以强劲的势头在复苏，但是欧元区、日本和新兴经济体的贸易增长的形势不明显。另一方面，全球的供求关系畸形。大宗商品的价格下降，导致大部分大宗商品释放供给，但是需求却跟不上，供过于求，不利于世界经济的良好发展。
（四）投资有望恢复
在全球投资方面，增长速度趋向缓和，尤其是中国的对外投资受到各方关注。全球对外投资的态势很难好转，但是也不会出现明显的下滑现象。而在未来几年，中国将逐渐由“商品输出”转变为“资本输出”，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全球对外投资的恢复。另外，产业投资方面将会转移重点，新兴产业和业态将会成为投资热点。随着近些年社会的发展，全球产业性价值链高端引进，预计新兴产业和新兴业态方面的投资将会增多。
（五）经济全球化
当今，全球化趋势已经不可避免，世界经济也同样呈现出全球化的趋势。世界经济活动已经逐渐超越国界，各国的对外贸易、技术转移、资本流动等经济活动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形成了全球范围的有机整体。形成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主要原因有：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各国发展市场经济的政策；国际贸易以及投资自由化；企业经营国际化。
四、总结
世界经济是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联系、相互依存而形成的世界范围的经济整体，因此，世界济的发展对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为促进经济的更好发展，有必要研究世界经济的发展现状以及发展趋势。
世界经济的发展现状是：经济增长分化；各国应对不一；就业状况较为稳定；劳动成本降低；新兴产业发展；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市场预期悲观。总之，现在世界经济发展的状况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
根据世界经济的发展现状，结合各种影响因素，可以总结出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是：经济增长持续分化；风险持续累积；贸易波动；投资有望恢复；经济全球化。
本文是以一个经济整体来研究世界经济的，通过对世界经济发展现状以及发展趋势的研究，各国可以顺应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中向好的部分，对于向坏的部分，则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尽力避免。相信本文的研究可以对各国的经济发展以及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一些帮助。
参考文献：
[1]任希丽.当前世界经济长波运行状态及趋势分析――兼论世界经济长波中的经济危机与赶超效应[D].南开大学，2013
[2]徐培华，吴辉，于保平.二十一世纪世界经济的新格局及其发展趋势[J].世界经济，2000，1
[3]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宏观分析组.分化复苏的世界经济：新引擎、新风险、新常态――2016年世界经济分析与展望[J].世界经济研究，2016，1
当前世界经济现状范文第2篇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与“东方社会”的观点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各个民族的历史只有向世界历史转变，各民族才能在世界历史中存在下来，人类也才有可能最终走向共产主义。这是因为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相互依存性，全人类历史的整体性越是加强，资本主义将越能得到更大的发展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与此同时，落后的民族和国家就越有可能突破原来狭隘的地域性限制，充分吸收并利用世界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实现从原始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的跃进。而民族史转化为世界历史的过程，就是民族国家建立资本统治的过程。因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1]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又说，只有“世界历史”形成之后，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全球化以后，“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在一切民族中同时产生出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使得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而最后，狭隘地域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2]此时，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共产主义，实现最普遍最全面的个人自由才有可能。
马克思也将其“世界历史”的视角投向了东方社会。在他看来，东方社会特有的村社经济制度将妨碍其走向资本主义。因为这种相互孤立且同质的村社很难形成分工与市场，也因此不可能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东方社会的“孤立状态是它过去处于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马克思进一步考察后认为，东方社会这种孤立状态，还将妨碍这些民族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因农业和手工制造业的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在这里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3]这与马克思所言的民族历史必须通过转化为世界历史才能最终获得民族生存与制度提升存在矛盾。因此，马克思预言，东方社会如果不想灭亡，其选择有两种可能性：它或者最终滑向资本主义，而滑向资本主义的代价将是血与火的，也不得不经历资本积累中“血淋淋与肮脏”的过程。因此，马克思说，东方社会“为了喝到现代生产力的甜美酒浆，它不得不像可怕的异教神那样，用人头做酒杯”。[4]
当然，马克思也指出了东方社会的另外一种可能性，即它也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使农村公社向其高级形式过渡，使人民获得政治自由和社会状况的根本改善”。但这种可能性有其严格的前提条件。这种严格的前提条件不仅仅是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这场革命应该同时改造农村公社生产方式，使之向高级形式过渡，并将消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破坏性影响。更重要的是，革命仅仅是一个开始，要真正实现跨越“卡夫丁峡谷”，革命后的东方社会能够支配“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5]为此，马克思提出，东方社会实现跨越卡夫丁峡谷，其实仍然需要以某种形式使得其民族历史转化为“世界历史”，仍然脱离不了“世界历史”的背景。否则，即使进入了共产主义，也是一种“地域性共产主义”，“它们会依然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而且，“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共产主义”。[6]
马克思也将研究的目光投向了中国。他同意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看法，中国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即很早就进入了停滞状态，更没有进入“世界历史”。但马克思更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张最终将把中国卷入世界历史的进程之中，即使中国也将进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以，他指出，“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清王朝的声望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开始建立起联系，这种联系……迅速地发展了起来”。[7]马克思还预言中国封建的关系将被打破与取代。他说，“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革命的前夕”。“即刚巧在全世界似乎都处在沉静的时候，中国和桌子都开始跳起舞来鼓动大家了”。[8]但马克思的确预言中国革命的前途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因此，他说，“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末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9]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什么是一种中间状态
19世纪末至20纪初期的中国社会是典型的“东方社会”。尽管列强的入侵迫使原来闭关锁国、独立于“世界历史”之外的中国开始融入“世界历史”，但自1840～1949百多年中，由于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反抗，中国的历史从来就没有很好地整合进“世界历史”进程之中。那么，在一个未经过资本统治充分展开的东方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就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大课题。正是在这种大的历史坐标中，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艰辛的探索。这同时也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是在世界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主义，是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联系在一起并作为这个体系中有机一环的社会主义，是初级阶段的还不合格的社会主义。
以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观点为中国社会主义定位，至少有以下三点值得我们思考。
其一，中国社会主义面临巨大的挑战。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主义仍未进入“世界历史”，因此必须客观地承认它是一种“地域性”的。这使得它与生俱来就面临两大挑战：一是自身历史的积淀。即马克思所言的“笼罩着迷信气氛”，它可能使中国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带有封建的特征；二是外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张，即马克思所言“交往的扩大”。我们回过头来以“世界历史”的观点看待剧变的原因，其实恰可以追溯到上述挑战：在内部，由于未经历过资本主义阶段民主的“训练”而直接由农奴制进入社会主义，前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政党与群众、政党与领袖的关系问题上都做得不好，党内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都未能发展起来；在外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资本关系全球化浪潮方兴未艾，于是，这种“地域性共产主义”未能经受住考验而崩溃。
其二，中国社会主义面临巨大的历史悖论。一方面，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共产党人选择社会主义是有其历史根据的。邓小平曾根据当年的“三个不允许”思想明确指出，中国如果搞资本主义，将无法避免国内阶级压迫与国际帝国主义压力的残酷现实。因此他说，“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10]他还说，“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11]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不看到，马克思“世界历史”的观点已经指出，除非以某种方式进入“世界历史”，否则像中国这样的地域性共产主义不可能成功，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始终处于世界资本主义时代这个大背景中，必须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必须至少部分接受资本统治的逻辑；这使得中国社会主义稍不小心就会重新“滑向资本主义”的“用人头当酒杯”的过程。
其三，中国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正因为中国社会主义面临巨大的历史挑战，同时又是在巨大的历史悖论中寻求前进之道，这也进一步证明了共产党人所从事的事业的伟大，证明了中国社会主义作为前无古人的事业的伟大。一方面，共产党人决心带领中国人民跨越“卡夫丁峡谷”，避免中国重新步入“以人头当酒杯”的资本统治逻辑；另一方面，共产党人又试图通过在不突破“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取向的框架下，通过改革开放使中国生产力得以发展，使中国历史进入“世界历史”之中。因为她已认识到，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的途径必须以“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为前提。一句话，中国共产党人所探索的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之路是一条既富裕又公平之路。所以，中国的发展远远超出了马克思的认识视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如果成功，就不仅仅是“世界历史”的特例与个案，更将是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作出的极其伟大的贡献。
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东方社会”以及“中国前途”的大的框架下，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质，就是必须关照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的不平衡性，以“既能发展生产力，又能避免用人头当酒杯”来超越中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从一开始就面临的巨大历史悖论。或者更简言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意义在于“既能发展生产力，又能避免用人头当酒杯”。
这里有一个未必恰当的对比。新儒学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曾认为，中国哲学是一种早熟的哲学，在“道”或“内圣”的层面上，它比西方哲学更为伟大，也更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大方向。但在眼下世界现代化潮流的背景下，中国哲学必须放下身段，从内圣开出“新外王”，“坎陷”出“科学与民主”。[12]经典马克思主义框架下的社会主义，一方面的确可以实现超越“人头当酒杯”的阶段，但对于中国具体国情，不经过资本主义又不能发展生产力。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坎陷”：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与现实资本主义中间走出另外一条道路；或者说，是在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微妙的平衡”。即戴志康先生讲的所谓“中间状态”。
也因此，仅从理论层面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有其经济学含义，而这种含义也的确与官方一贯宣称的“含义”是相同的。
第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理论。马克思设想未来社会是消灭了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社会。但中国未经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还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生产关系的前提下通过商品与市场经济来促进生产力发展。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中间状态”就表现为：既利用市场经济的办法来发展生产力，又坚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
第二，中国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在社会革命运动中应“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把它作为运动的基本问题”。针对中国社会主义的特殊历史条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所有制问题上的“中间状态”体现在，既要坚持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主体地位，同时，为了发展生产力又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利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允许资本主义所有制在公有制主体地位下存在。这两条同样是缺一不可。
第三，中国社会主义分配理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集中的批评是分配的不公正性。但同时又认为，这种不公正的分配促进了作为现代生产中最为稀缺的生产要素即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间状态”表现为它主张分配既能体现社会主义的基本生产关系内容，又能促进各种生产要素投入生产的积极性以发展本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因此提出了“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的分配原则。
第四，中国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理论。马克思当年提出，东方社会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前提条件就是以某种方式进入“世界历史”，而又不被“资本主义历史体系”所吞没。中国社会主义成立于资本主义历史体系已经形成的时期，不对外开放，中国历史就不能进入世界历史，社会主义生产力就不能大发展；但如果任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裹挟，则很容易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部分，成为资本主义的附庸。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选择对外开放，并在对外开放中坚持以我为主，也是在二者之间寻找一种平衡。
三、对现实可以有一种基于同情的理解，但不能混淆黑白
以马克思“世界历史”与“东方社会”的框架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既能发展生产力，又能避免用人头当酒杯”，仅是一种纯理论上的推演。其经济学含义也是一种理论上的推演。但必须指出来，“发展生产力”与“避免用人头当酒杯”这一基本矛盾并没有解决。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可以视为进入“世界历史”的必然选择；选择“市场经济”肯定是为了发展生产力。但不幸的是，“以人头当酒杯”的现象在中国大地上十分普遍：仅广东清远地区农民工每年因工伤断的手指头据说能装上几个箩筐；不断爆出的矿难消息已使我们的神经几近麻木。而且更具有反讽意味的，恰是崔之元先生心仪的“发达地区”，越是这样的地区“用人头当酒杯”现象越普遍：长三角、珠三角的发展尤其是珠三角的发展基本是得益于低廉的劳动力。农民工待遇之低、生活状况之差最后竟然发展到我们批为“资本主义”的国家来关心中国的劳工人权，不知崔之元先生是否也去实地考察过？恰是在土地征用领域，“用人头当酒杯”现象很普遍：土地产生的级差地租几乎都被权贵均分，普通工农的所谓“补偿款”连保障数年基本生活都很困难。如果崔之元先生把这当作所谓“自由社会主义”，未免太过于书生气了吧？对此，我同意曹锦清先生深刻的评论，不再辍述。
近几年来有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现象：一些“自由主义者”在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叫好，但他们把“成功”归结为“搞了市场经济”；而另一些被指称为“新左派”的人如崔之元、王绍光先生等，也在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叫好，但他们把“成功”归结为因为中国还是“社会主义”。我发现只有秦晖先生是一个例外：他倒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归结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这其中，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而所谓“社会主义”变成了政府强行为市场扩张开道，不惜以“低人权”为代价发展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成了官僚与资本结合的一种代名词。这三种对于“中国经验”的不同总结我在此不想评价。但我还是想拿土地征用来说事：崔之元先生如此迷恋于“公有土地”，而实际上，中国近些年来大规模征地几乎是重复了当年英国资本主义发韧之初的“圈地运动”，唯一不同的就是：在中国，正因为土地是“公有”，因此，资本在圈地过程中有政府暴力机器作为后盾，圈地成本比土地私有制下低得多！
更宏观地看，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阶层分化、收入悬殊以及劳资矛盾越来越突出，已经对中国能否真正摆脱资本统治的逻辑提出了疑问。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我们还不能说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巩固。我们甚至也不能说我们彻底解决了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横亘在中国人面前的课题：可以避免“用人头当酒杯”，照样能够痛饮“生产力的琼浆”。
但这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对上述中国现实有一种基于历史的同情。正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试图“既能发展生产力，又能避免用人头当酒杯”的“中间状态”或者说“平衡点”，而“中间状态”或“平衡点”与“均衡价格”一样只是理想状态，在现实中是与“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一样，要么会“左”一点，要么会“右”一点；昨天可能更多偏向“社会主义”，公平倒公平了，但很难饮到“现代生产力的甜美酒浆”；于是，我们今天可能选择更多偏向“发展生产力”，结果，“用人头当酒杯”现象又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这很正常。因为历史留给我们的就是这么一条没有人走过的很逼仄的泥泞小道，深一脚浅一脚甚至跌倒都很正常。难道不是这样吗？
关键是我们不能混淆黑白，不能不正视现实。从这个意义上看，在当前情势下，我还是同意戴志康先生的看法：必须更多在价值层面上理解社会主义！只有我们始终把追求公平正义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追求，才能对中国因为搞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的较为普遍的“用人头当酒杯”现象心存怵惕，并想办法予以克服。而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含义”到底是什么，包括我在上文从纯逻辑角度推出的其“内容”，如何能够在现实中得到贯彻，还只能有待于未来走一步说一步。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经济学院）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40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73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52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52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3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页[8]《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61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5页。
[1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9页。
当前世界经济现状范文第3篇
本文作者将目前中国经济归纳为六大特征，客观的勾勒出一幅完整的中国经济“百象图”，从中我们或许可以找到答案。
后发性经济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也是一个推进现代化的过程。就全世界而言，现代化过程是各国相互关联、相互竞争而发展的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许多国家“后来居上”，实现了追赶或超过现代化先行国的跨越。
从现代世界经济发展史看，先后出现三次现代化后进国追赶先行国的成功范例：第一次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美国经济起飞花了43年时间追上英国；第二次是二战之后日本经济起飞，花了40年的时间追上美国。日本被视为世界上最成功的“追赶”国家，它创造了从1820年到1992年期间人均收入提高了28倍的世界纪录（年平均增长率1.95%）；第三次是上世纪60年代以来亚洲“四小龙”花了30年时间追赶西欧国家。
因此，国家从现代化角度看可以分为先行国和后进国，先进国和落后国，追赶者和落伍者；从技术进步角度看，可以分为创新者和追赶者，主导者和模仿者。所谓后进国是指处于相对落后状态的国家。按照格申克龙（Gerschenkon）所说，后进国与其说是在某一点上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还不如说是在发动工业化和进入工业化时这一问题上，发动（进入）时间相对滞后的国家。中国属于现代化的后进国，从经济学的角度，可以称为后发性经济。
转型中的经济
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涉及29个重要国家近16.5亿人口，是人类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中国目前以及相当长时期也都处在这个过程中。这一变革对经济学提出了重大挑战。
当前，集中体现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华盛顿共识”在经济转型实践中已经遭到失败，而根本不符合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标准处方的中国改革却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但是，必须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还只是初步建立。
在比较长的时期，中国经济体制仍然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行政管理、国有企业、垄断行业、金融、财税、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关键性领域仍然存在着体制，需要突破；市场经济体制在激发经济活力的同时其负面影响也开始显露；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尚未完全革除，而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所取得的某些积极社会经济成果却在体制转轨中有所流失。因此，中国经济改革的攻坚任务还没有完成。
还要看到，西方市场经济体制是经过二三百年的发展才达到现在的成熟完备的水平。所以，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在完善和实施经济发展战略时，既不能悲观失望，也不能急于求成，而是要按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循序渐进的推进。
成长中的经济
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追求像发达经济体那样的的平稳增长，是各个发展中国家的理想目标。然而，当今世界上的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经济却呈现两种情况：一种是成长中的经济，一种是停滞中的经济。
成长中的经济，从近期看，都是问题成堆的，比如说，工人下岗、伪劣商品充斥市场、生产安全事故不断等。但是每隔5年或10年回头一看，就能看出经济的巨大变化。停滞中的经济，从近期看，好像问题并不突出，隔了10年回头去看，发现变化不大，这种经济的发展速度非常缓慢，几乎是停滞。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走上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一直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可以认为，成长中的经济是我国经济的基本特征。从这个特征来看，我们要允许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问题，并努力把这些问题在改革和发展中解决。这就像骑自行车，骑得必须快一点，骑得快就稳，骑得慢就晃，不骑就倒；走钢丝必须往前走，“走”才能保持平衡。从中国经济的这个特征出发，就必须保持比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对经济发展中的问题要有正确的认识。
大国经济
从国际化的角度看经济发展战略，有大国战略，也有斯堪的维亚半岛的小国战略。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以前不被人当成大国来看。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国际采购和国内经济政策，对世界经济影响在上升，中国的大国形象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必然是大国战略。大国战略的含义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我国首先要争取一个大国的国际环境，要从世界规则的接受者走向世界规则的制定者。以前中国对国际经济规则的设想太少了，建设性不够。
第二，我们要兼顾国内国际政策协调，在汇率政策、利率政策上，我们的国际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完全有办法以正面的、巧妙的办法回答和解决外界的疑问。
第三，要从追求双顺差转变到追求国际收支的平衡，一味的追求双顺差，会有很多利益损失。
第四，内需为主非常重要。国外形势好时对于我国经济有拉动，国外形势不好时我们说“这边风景独好”。因为我们是大国，不会受特别大的影响，内需很重要。
社会主义经济
有不少人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时，不喜欢或不愿意承认它的社会主义性质。其实，经济不可能脱离一个国家的性质而孤立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它更多的体现了社会公平。
在谈到中国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时，邓小平指出，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主义是我们实现战略目标的根本保证。他说：“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如果按照资本主义的分配方法，小康目标所达到的一万亿美元算不了什么，还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状态，也就是百分之几的人生活好，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还是贫困。“但如果按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就可以使全国人民普遍处于小康状态。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道理。不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的小康社会形成不了”。但是，必须清楚，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
非均衡经济
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对中国基本国情做出了如下精当的概括。
第一，“一个中国、两种制度”，即过去50年中国长期形成城乡居民两种身份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公共服务制度和财政转移制度及两种差异甚大的生活方式，它导致了城乡之间的巨大鸿沟。
当前世界经济现状范文第4篇
就金融危机来说，全球经济结构将在整合中向信息化发展。处在信息化产业核心部分的计算机、无形资产、咨询业以及新科技、人才和社会资源开发在经济中的功能将越来越大。国民经济将由能源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和信息密集型转化，信息业蓬勃兴起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传统产业的技术含量、信息含量和知识含量逐步提高，物质资源的地位下降，信息、知识和人才资源将日益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由于发展中国家在信息、知识和人才资源方面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意味着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会进一步提高，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难以实现跳跃式发展，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将会继续增大，它们将更加依靠西方国家的资本输入和信息化推动，西方国家的金融资本主义也将进一步发展。因此，金融危机由世界经济结构调整所引起的可能性增大。
金融危机继续集中在发展中国家
金融危机发生的一般原因是资本全球化运动和价值实现过程中矛盾的尖锐化。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不仅同发达国家一样有生产过剩、金融过度膨胀的新问题，还有本国货币和国际货币之间的矛盾。商品价值、金融资产价值和国际价值的实现这三重矛盾相互交织和日益发展是金融危机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的一般前提。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对称依靠或中心主导和从属的经济体系，则是金融危机在发展中国家产生、发展的现实基础。在资本主义生产由中心向扩散，中心对资本的垄断和对商品市场的控制加强时，发展中国家内部生产过剩、金融过剩和和外部联系中的国际价值实现新问题正不断深化发展。由于历史造成的经济脆弱，在国内要求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的压力下，发展中国家极易陷入依靠外部推动、三重矛盾日益发展的状况。这就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因西方资本流入和出口发展而快速增长，又因对外收支状况恶化和西方资本回流而爆发金融危机以至金融危机反复发作的原因。
21世纪初期世界金融危机的发展前景最终取决于世界经济中各地区、各国之间相对经济实力的变化。前述世界经济运动的模式已经表明，世界经济运动的状况和金融危机的发生和否根本上在于中心和依存关系的发展，从本质上看，这就是两部分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状况。市场经济的竞争法则也就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经济主体以实力为基础的博弈。货币金融垄断是经济实力的集中体现，就是竞争优势；处于垄断地位的一方总是支配着另一方和整个经济运动的方向，这就是世界运动的法则，也就是决定世界金融危机走势的基本规则。
世界经济中经济实力反映为科学发展、生产力水平、经济规模、金融市场规模和其货币是否充当国际货币。科技发达、经济和金融规模大、货币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国家或国家集团从经济金融到文化都对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产生影响。这种客观规律决定着世界经济和金融运动的发展趋向，也决定着世界金融危机发展的前景。未来世界金融危机新问题根本上取决于世界体系中各地区和各国经济实力的消长变化。
世界金融危机集中于发展中国家这一趋向将很难改变。首先，如前所述，世界经济格局不会有大的变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仍将处于严重不对称的地位。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1975-1995年，除东亚少数所谓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和中国之外，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相对发达国家的人均GDP都处于连续下降状态。西方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得益者，发展中国整体经济地位下降。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又给予东亚经济严重打击，从而使中经济全面受挫。目前，发达国家占有世界财富的3/4，最不发达国家则增加到49个。从历史来看，金融危机发生后，在经济格局不变、依存状况总体上不变而作部分调整时，几乎所有受危机打击的发展中国家都不得不再度依靠外部资本流入和外部拉动。
其次，许多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的外部债务（见表1），国内经济结构和社会调整面临诸多困难，出口创汇又因技术革命发展滞后和西方国家的限制十分艰难，当西方资本流入时，可能导致新的生产和金融失控，而不会产生较多国际收益。这势必成为新危机的隐患。
表1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和负担率
年份债务额（亿美元）债务出口率（%）
198019901998198019901998
所有发展中国家6095147282465185.3155.8146.2
东亚及太平洋9412861697893.1113.4107.4
欧洲及中亚7552210435444.896.9126.7
拉美及加勒比257347547358201.9256.1202.5
中东及北非8381830205841.4119.1137.4
南亚38012991645160.5317.5201.0
撒哈那南部非洲6091774225866.4209.8232.1
再次，经济全球化将继续发展。国际资本和国际货币的多元化，以及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和金融竞争总会对世界金融贸易和资本运动产生难以预料的扰动和冲击。在世界经济不对称结构和发展中国家债务沉重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和出口方向的多元化不仅不会缓和或抵御这种冲击，反而可能严重化。假如实行金融和资本自由化，再度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即使发展中国家熟悉到这种危险性。
金融危机和经济周期分离的趋向进一步加强
传统的金融危机主要是由经济危机发生而引起的，金融危机所反映的是实物经济严重过剩的状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推动西方经济长驱直入金融资本主义，也促使一些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加速发展虚拟经济，虚拟经济在所有发达国家和一些所谓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占据重要地位，成为金融危机的主导因素。金融危机所反映的是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后的崩溃。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金融危机和90年代的金融危机都是如此。
虚拟经济是指以虚拟资本膨胀和交易为特征的经济，信用发展是虚拟资本膨胀、虚拟经济兴起的推动力量。虚拟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基础是社会生产规模扩大、速度加快，要求融资形式的多样化、融资范围拓宽、融资成本降低和融资的便利。虚拟经济发展表明一国金融活动和经济货币化程度提高，社会生产和社会财富积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从这个意义上看，虚拟经济或金融经济是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标志之一，是人类经济活动发展的一个必经的阶段。
但是，同实际经济的发展一样，虚拟经济在一定时期内的发展也不能超出它应有的范围。虽然人们目前还不能准确地指出这个范围，不过，从它服务于实际经济这一点来看，它确实存在发展约束。然而，由于虚拟资本市场脱离实际经济运动的特性，虚拟经济又往往出现加速膨胀的势头。虚拟经济逐渐超越实际经济发展成为国民经济中最活跃最主要的方面，这就造成了金融危机领先实际经济独立发生的新趋向。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使西方国家，也促使一些发展中国加速发展虚拟经济，一方面是因为生产的规模和速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另一方面是因为支撑虚拟经济膨胀的资本来源全球化，使虚拟经济的膨胀完全可以超出一国国内财富和生产增长的限制。金融危机因虚拟经济过度发展而发生的条件得到强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的新问题显然更为普遍和严重。一般来看，西方国家的虚拟经济是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高收入和大规模对外投资为基础的，国家信用如国债和货币发行是虚拟经济的主要支撑力量，货币金融政策是虚拟经济的主要调节杠杆，这就是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主义。而在发展中国家，虚拟经济往往是以工业基础不完善、出口增长波动、收入分配严重失衡为前提的，资本流入和被动的货币扩张成为虚拟经济扩张的主要支持力量，货币金融政策调节虚拟经济的功能十分有限。因此，可以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虚拟经济是由外来资本拉动促成的，更具有外生性、泡沫性和敏感性和易崩溃的特征。起源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直接由虚拟经济极度膨胀而开始也就十分自然。当然，在发达国家，由于长期向外转移生产，一些产业已出现“空心化”，加上运用信息技术控制生产，实际经济过剩新问题得到缓解，主要新问题仍在虚拟经济方面。假如货币政策不当，国际金融资本在规模流入后急剧转为流出，仍然会导致虚拟经济崩溃和金融危机发生，只是在程度上和发展中国家不同而已。
21世纪金融危机发展的这一趋向不会改变。第一，随着经济全球化继续加速，全球资本运动将继续高涨。由金融危机导致的货币贬值将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长，经济转为复兴，进而吸引西方资本涌入，虚拟经济将因资本流入而再度高涨。第二，还会有一些发展中国家进入工业化高速增长阶段，原有的新兴工业化经济则会跃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虚拟经济占优势会是一个经常性新问题，而国际国内的不确定因素仍大量潜在，国际投机资本极可能卷土重来。第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客观经济基础是很难改变的，如出口导向的生产结构、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对西方资本的过分依靠，等等。第四，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主义将进一步发展，但发展会不平衡。非凡是欧元成为强势国际货币后，将对美国和日本的虚拟经济发展产生冲击，美国的货币政策可能不会像以往那样有效，日元资本外流将使日本的金融经济受到打击。西方的金融资本主义虽不会发生严重的挫折，但出现类似1987年的股市危机还是有可能的，这要看西方金融资本在内部滞留的时间长短。
金融危机的时间间隔规律大体上不会改变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金融危机发展的进程来看，金融危机没有按某种固定规则周期性出现。1960年在西欧出现战后第一次美元危机后，间隔7年又出现美元危机，然后紧接着出现法国法郎和德国马克危机，以及1971年开始的布雷顿体系危机。金融危机的频率明显加快。7年后，到1982年，金融危机转向发展中国家。此后又经过7年，由1992年的欧洲货币危机开始，随后实行固定汇率的拉美和东亚发展中国家受到危机打击，金融危机的频率又明显加快。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经济运动的中心是资本运动，非凡是金融货币资本的运动。由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生产力水平快速提高，它们加速进入金融资本主义阶段；而由于资本短缺，发展中国家只能接受资本和开放市场进行工业化，由此形成了资本由北方流向南方、商品也由北方流向南方的不对称状况。这种状况使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和商品流入中经济社会失控（一般只需5~7年的时间），风险日益增大，因此，西方资本内在的追逐利润和实现价值的行为极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变化。
在发达国家之间，不同的货币资本具有一定的替代性，发达国家的经济不平衡和货币金融政策的变化刺激不同的货币资本不断转换，因而由大规模货币资本运动所产生的金融货币危机不可能有什么固定规则。假若说有规则，那就是危机随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和利率之间的差异相对变化，并且随着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国的金融资本膨胀而加速发生。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的金融危机正是如此。但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货币资本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西方金融资本主要是在西方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进入发展中国家的，高利率、固定汇率和较快的经济增长是主要吸引因素。尽管如此，一旦西方金融政策和经济形势变化，或是发展中国家内部社会经济新问题暴露，货币资本间的差异和矛盾就会显著激化，中心和之间的资本运动状况就会改变，所以，在发展中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也不会呈现周期性。世界金融系统的变化和矛盾、世界经济系统的不对称发展是这种非周期发生的客观基础。资本循环、复杂系统混沌原理足以解释这些新问题。简而言之，在一个无规则、内外经济金融紧密联系、多因素共同功能的世界体系中，任一对外收支不平衡和资本耗散能力较强的国家和地区都会随时随地发生金融危机，只要存在扰动和资本自由移动的条件。假如说有什么规律，那就是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开放的时间长短和资本流入规模，它们决定危机条件是否成熟，决定扰动是否导致资本大量外逃。
危机随世界经济和货币结构调整发生的可能性增大
21世纪，世界货币结构也将发生重大改变，当前存在的美元中心结构将为美元和欧元的两极结构所取代。2002年欧元实体货币已正式流通，估计3~5年后欧元将会有力地挑战美元的霸权地位，并对日元的国际化发展产生抑制功能。在未来10年左右，美元和欧元将平分秋色。还应看到，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正在加速发展并逐步走向区域货币合作或货币一体化。这也将对世界货币结构产生有力冲击。在这种结构变化、调整和转变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来源、外汇结构都将经历大幅度的调整；不同的国际货币也将激烈竞争、相互取代，由此引起金融冲击和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加大。
就发展中国家而言，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和世界货币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除了外资大规模进出产生的金融震荡之外，还可能集中在资本外逃方面。资本外逃指一国资本所有者向境外转移资本的行为。资本外逃有多种方式和渠道，主要包括摘要：（1）贸易融资。通过低报出口合同金额和高报进口合同金额，将多出的外汇资本移往国外，投资国外资产，本国损失外汇资产。或者干脆虚报进口，骗汇抽逃。（2）推迟和提前贸易结算。对出口该收汇的结算推迟，对进口则在预期本币汇率下跌时提前结算汇出。（3）转移价格。有国外分支机构的国内公司或在国内经营的跨国公司，利用内部贸易中的定价机制转移资本。（4）对外投资。对境外投资时，采用虚报投资、截留投资收益等方式将资本大量移出和留存海外。（5）利用非法商品贸易活动转移资本。资本外逃导致一国外汇资产大量流失，使发展中家外汇资源枯竭、货币持续贬值、国际收支和对外债务日益严重。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之后拉美国家出现经济长期萧条、债务危机反复发作、国内金融近乎崩溃状况的重要原因就是资本外逃。20世纪90年代东亚、俄罗斯和墨西哥金融危机前，国内资本外逃也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功能，例如俄罗斯从1992年以来，每年资本外逃达GDP的6%，占国内储蓄的8%~18%。
从经济全球化发展和20世纪90年代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的政策反应看，区域货币合作、资本市场开放、浮动汇率和经济结构调整代表着一种主流趋向。这种趋向的发展，完全可能为新的金融危机生成创造条件和时机。
金融危机的范围和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金融危机由国别性危机演变区域性和全球性危机的基本途径，是经济和金融联系加强的多样化机制。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则是基本机制。所谓危机的传染性和传导性，就是指金融危机由区域内一国向区域整体、进而向其他区域蔓延扩散的特性。
探究表明，金融危机传染的第一种机制是区域内和区域之间的贸易联系。就区域内而言，当一国爆发金融危机后，该国货币大幅度贬值，使其贸易伙伴国处于不利的地位。这种状况极易诱使投机者对其贸易伙伴国进行攻击并获得成功，因为贸易伙伴国出口减少、进口增长导致外汇储备减少和失业率增高，在客观上和主观上都难以在投机攻击中维持固定汇率；区域之间也是如此。金融危机传染的第二种机制是资本市场联系。当区域内一国发生金融危机时，该金融资产价格大跌，由于区内各国之间的资本联系，其他国家的金融机构和投资者也遭受损失，流动性受到破坏，相互支撑的力量减弱，因而导致其他国家资本市场和金融状况恶化，从而也易被投机者攻击导致金融危机。第三种机制是区外国际信贷者和投资者对区域内各国经济作相似的判定和预期。当区域内一国发生金融危机时，区域外的投资者困难以获得全面的信息，通常认为区域内各国经济金融状况基本相似，出于减少资产损失的考虑，不是从区域内其他国家抽回资本就是减少信贷提供，导致整个区域爆发危机。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内容是促进区域内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资本和金融联系，缩小相互之间的经济差异。区域一体化无疑加强着金融危机由一国向另一国的传递，区域内各国之间会出现反复震荡、交叉传染的状况，使各国危机不断深化。区域之间也是如此，某个区域发生金融危机传递到其他区域，其他被传染的区域又会将危机回溯到最初爆发危机的区域，形成遍及各个区域且不断深化的全球危机。20世纪90年代由泰国开始的金融危机正是如此发展的。区域一体化从最终实现货币一体化的角度看是有助于抗御外部资本冲击和抵御金融危机的，但是，在实现稳定的货币一体化之前，侧重经济贸易合作的区域一体化对金融危机的传递力度是不容置疑的。
当前世界经济现状范文第5篇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毫无疑问，在一个半世纪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绝对优势，并主导这一进程；社会主义形态作为只有不到一百年历史的新生事物，仍处在相对的劣势地位。必须指出，由于历史文化与政治理念的差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至今仍有一批死抱冷战思维不放的人士，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敌视态度。冷战虽已结束十几年，但“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战略意图并没有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