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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结构范文精选

经济结构

经济结构范文第1篇

关键词:知识产权/产业结构调整/知识经济

前言

调整产业结构是国有经济改革的重要目标。为迎接新世纪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知识化的挑战,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国民经济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必须适应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大趋势和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变化,加快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知识经济时代,产业结构调整与知识产权密切相关。

一、产业结构调整:新世纪科技革命的挑战

21世纪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在于能否在高新技术及其产业领域占据一席之地。就整个世界而言,科学(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技术日新月异,世界经济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在这期间,哪个国家顺应这一历史(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潮流,走在科技革命的前端,发展高科技,加快产业结构优化,谁就立于不败之地。产业结构调整之所以成为当前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因为“结构”决定“市场”,“市场”决定实力。传统产业生产出的产品质量、档次和适用性低,那么拥有的市场份额自然就少,实力就谈不上。

产业结构调整以技术进步为先导,以拥有相当规模的知识产权为前提。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在内容上包括: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前者是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以市场为导向,产品为龙头,效益为中心,管理为基础,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传统产业水平;后者是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形成一批由技术创新突破带动的新产业,增加高附加值产品在总产出中的比重。这两者都依赖于技术进步。只有技术进步,才可能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才能降低生产成本,才可能生产出技术含量高和高附加值的产品。但是技术上的小改小革,或者局部地区生产效益的提高,并不能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化和升级。只有技术创新达到一定的程度,并且其成果受到知识产权制度的有效保护,自主知识产权拥有量达到一定规模,能够引起整个行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产品更新、质量改善,相应扩大对其他行业产品的需求时,产业结构的改变才是可能的。当今世界竞争,知识产权始终是个热点,这正是个中缘由之一。

在知识产权问题上,我们面临挑战。一方面,发达国家凭借自己在经济和科技上的竞争优势,希望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取得更大的市场份额。我国是发展中国家,面临发达国家知识产权竞争优势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指日可待。世界贸易组织将知识产权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并列为其管辖内容,要求《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成员有较高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并且引入了以贸易报复为主要手段的统一争端解决机制。这对我国尚不十分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来讲,也是一种很大的压力。可见,进行技术创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我们面对的挑战很多,但它是事关国民经济结构调整成效乃至我国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因此刻不容缓,并且要赶在世界科技革命大潮的前端。

二、自主知识产权:经济结构调整的催化剂

知识产权对国有经济结构调整的推动作用,一方面表现在它促进技术创新及其成果转化,间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另一方面,知识产权的创造过程,可以实现我国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实现产业革命。

知识产权制度是推动和保障技术创新的基本法律制度。知识产权制度在技术创新中的一个重要功能,便是给技术创新主体以利益上的激励。技术创新人员可以通过知识产权制度从其创新成果中取得可观的经济回报,这种经济上的回报正是调动科技人员技术创新积极性和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的直接动力;知识产权制度通过对技术创新成果的产权界定,令技术创新主体对创新成果享有一定期限的“垄断权”。对技术成果的垄断,也就是对市场竞争优势的拥有。知识产权在技术创新中的另一个功能,是它为技术创新提供知识产权文献信息,使技术创新主体从中启迪思维,帮助确立科研课题和攻关计划;从知识产权文献信息中也可以了解有关产品的应用动向、现有技术水平、效益情况及缺陷,帮助确定技术创新主体的攻关方向和重点。另外,技术创新成果只有获得知识产权保护,形成技术创新的垄断,才能将技术优势转化成市场竞争优势。知识产权对技术创新的保护功能,除表现在对技术创新成果的法律保护这一过程外,还表现在它为技术创新营造了一个公平竞争的法律环境。

对知识产权的利用与保护,是加速国有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的一项重要措施。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应当“重视运用最新技术成果,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健全和完善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有可能使我们越过某些常规的发展阶段,实现跨越式发展。首先,国内健全的知识产权制度是我国引进最新技术的前提,而先进技术成果的引进和实施,正是实现国有经济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的重要条件。其次,通过国际知识产权合作,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全球范围内的技术信息资源,发挥后发优势,在某些关键领域和优势产业,从较高的起点上进行自主技术创新,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业和产品,推进国有经济的产业升级。再次,充分运用知识产权制度,以高科技带动产业结构优化,进而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在我国已初见端倪。国内企业通过开发利用自主知识产权,在数字程控交换机、光纤通信设备、核电设备及移动通信产品、新一代家电等高技术产品上已占据了相当的市场份额。据统计,到1998年,全国53个部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已有高新技术企业1.6万多家,实现技工贸总收入超过4800亿元,出口创汇85亿多美元。

三、结构优化升级:当前知识产权工作的核心

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对国有经济结构调整的作用,当前重点要做的工作主要有:

首先,通过知识产权制度,加强对技术创新及其成果商品化、产业化方向和重点的引导。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指出“在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正确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在我国有优势,产业关联度大,市场前景好以及有利于解决国民经济重点、热点、难点问题的技术和产业领域,优选一批重点项目,集

中力量,协调攻关,取得突破。”可以说这是国有经济产业升级的关键措施。在这方面,要做的知识产权工作主要有:通过知识产权信息,特别是专利文献,为政府对技术创新的宏观指导提供信息参考;通过专利文献信息,加强关联技术创新主体的信息沟通和协调攻关;通过完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利用法律杠杆,引导技术创新的方向和重点选择;通过培育和发展专利技术和专有技术市场,规范技术转让和许可贸易,促进技术成果转化,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其次,加强企事业单位的知识产权工作,促进多种形式的产学研结合,提高创新水平。目前在我国,企业还不是技术创新的主要主体。我国企业走技术创新之路存在起步晚、基础弱、素质不高等问题。因此,我们今后的工作应当一方面促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另一方面,要发展多种形式的产学研结合,加快技术成果的转化,推动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在这方面,要做的知识产权工作有:进一步完善发明创造的奖酬制度,合理界定职务发明与非职务发明的界限,加大对职务发明人的奖励力度;提高知识产权争议的解决效率,进一步提高知识产权案件的审判和仲裁水平;加快专利信息网络建设和专利信息人才队伍建设,促进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发展知识产权中介服务机构,为企事业单位的技术创新成果获得知识产权保护提供高质量服务。

经济结构范文第2篇

(一)资本投入的所有制结构

从资本金和资产角度分析我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我们以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为例(见表3)。1999年我国国有及国有控股经济实收资本占全国的比重为61.5%,集体经济比重为8.5%,两者之和为70%,占有全部工业资本金的2/3。而股份制经济、外商投资经济和港澳台投资经济的资本金比重分别为7.6%、15.4%和12.4%,这三类经济的资本金占全部独立核算工业的比重为35%。从资产结构来看,1999年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资产结构和资本金结构基本相同,公有制经济中的国有和集体经济的资产比重分别为68.8%和9.0%。由于加上了混合经济中的国有控股部分,公有制经济的资产比重被放大了。这说明了两点:(1)尽管我国经济日趋多元化,但公有经济仍然占有主导地位;(2)和产出相比较,公有经济占用的资产达77.8%,但提供的产值(1999年国有工业21.4%,集体工业18.3%,合计39.7%)相对较少,说明公有经济的要素生产率较非公有企业要低。

最近几年,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是私营企业,一方面是新建企业不断增加,同时集体企业改制后有一大部分转制为私营企业和私有的有限责任公司。统计表明,至1999年底,我国登记的私营企业近150.1万家,私营企业投资者322.4万人,拥有注册资本近万亿元人民币,聘用员工2021.5万人。

(二)国民产出的所有制结构

从国民经济总体角度分析,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1997年,我国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为74772亿元,其中,非公有经济实现18096亿元,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为24.2%,而公有经济仍占主导地位,占75.8%。这是根据新标准计算的,即公有制经济中包含了混合经济中的公有成分。假如按照旧有口径计算,那么非公有成分大约在32.9%,公有经济的比重大约为67.1%。很明显,在国民产出中,公有经济的比重还比较高,但在商品流通等竞争性强、对非国有经济的禁入较松的第三产业,公有经济的比重下降较快(见表1)。

由于GDP的所有制结构在统计上有一定的难度,我们以工业生产的所有制结构为例,来分析近20年来我国经济所有制结构的变化(见表2)。

1.国有工业份额不断下降1978年国有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为77.6%,1990年为54.6%,1999年为28.5%。20世纪80年代(以下均指20世纪)平均每年下降2个百分点,而90年代平均每年下降3个百分点,下降速度有所加快。

2.集体工业份额有所上升由1978年的22.2%上升到1990年的35.6%和1999年的38.5%,平均每年上升0.8个百分点。集体经济的增长,主要依托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有经济比重下降导致的公有经济地位相对下降,同时也使公有经济的内部结构和运行机制发生了变化,并且为进一步的产权改革铺平了道路。

3.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增长包括个体私营经济、外资和港澳台经济、以股份制为主的混合经济从无到有,尤其是90年代后,这一类型经济占有的份额明显上升,从1990年的9.8%上升到1999年的33%,年均递增2.5个百分点。

(三)从业人员员的所有制结构

由于我国目前的官方统计资料中尚无按所有制结构分类的国民生产总值和资产总值等统计数据,但有从业人员的所有制结构数据。考虑到我国的乡村劳动者中既有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也有纯农业生产人员,还有大量兼业者。这里我们将农户经济作单独处理,既不列入集体经济,也不列入个体私营经济。从表4的数据,可大致看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就业结构变化的基本特征。

1.国有经济从业人员低速增长,非国有经济从业人员增长较快1978—1999年,国有经济从业人员由1978年的7451万人增加到1998年的8572万人,增长15.0%,年均增长0.7%。而同期除农户经济外的非国有经济从业人员由4875万人增加到24504万人,增长了403%,年均增长19.2%。

2.集体经济从业人员增长较快,其中乡镇企业从业人员高速增长全部集体经济从业人员由1978年的4875万人增加到1999年的14416万人,增长了近2倍,年均增长9.3%。其中,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则由2827万人增长到12704万人,增长了3.5倍,年均增长高达16.7%,由于大批集体企业改制,乡镇集体企业的从业人员从1998年开始下降。

3.私营个体经济从无到有,并呈现较快的增长速度非凡是90年代以来,由于政策环境的改善,为私营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环境,1990—1999年,城乡个体私营经济的从业人员由2285万人,增加到8263万人,增长了2.62倍,年均增长29.1%。

4.混合经济的从业人员快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90年代以来,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和股份制经济的飞速发展,从业人员不断增加,从业人员由1990年的154万人增加到1999年的1825万人,增长了10.9倍,年均增长120.6%。

5.农户经济的从业人员缓慢增长90年代中期后呈绝对下降趋向,1978—1985年,年均增长1.16%;1985—1990年,年均增长0.7%;1990—1995年,年均增长0.07%,1995—1999年,从业人员绝对数开始下降,4年间共减少263万人。

从就业增加量来看,也反映了这一趋向。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尤其是90年代以来,非公有经济单位已经成为吸收劳动就业的主要部门。国家统计局的初步测算,2000年城镇从业人员为21274万人,比上年增加260万人。其中,城镇单位职工11613万人,比上年减少518万人。在城镇单位职工中,在岗职工人数11259万人,比上年减少515万人。可见,在城镇从业人员中,市场化就

业人员有9661万人,只占45%。若加上下岗职工,2000年城镇计划就业的职工人数比上年减少了1033万人,国有部门已不是增加就业的主渠道。

从上述的产出结构、资产结构、就业结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在所有制改革上已取得了重大成就,非国有经济的比重明显上升,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也在多样化,各种混合制经济正不断壮大。这一变革的经济成果,一是中国经济的生产效率、组织效率和配置效率得以提高;二是产出的增长有了多元化主体的推动,竞争更为激烈。

二、产业结构变动和就业结构的失衡

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是一国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前提。1978年以来,我国的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仍有一些不尽合理之处。

(一)三次产业的产出结构变动

从三次产业所提供的GDP角度来看,产业结构正趋合理,但工业的比重过高。一、二、三产业的产出比从1978年的28.1:48.2:23.7,变化为1999年的17.7:49.3:33.0。第一产业的产出份额持续下降,21年间下降了10.4个百分点,平均每两年下降0.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产出持续份额上升,21年间上升了9.3个百分点,而第二产业的份额基本没有变化。但期间有一个现象需要注重,那就是从1981年—1991年,第二产业份额有过一段快速下降的时期,到1991年达到41.6%的最低份额,后来又重新回升。因此可以说,80年代的增长是三次产业平稳增长的结果,而在90年代的经济增长是由二、三产业的发展来支撑的,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经济的发展一直是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并由此造成两大结果:(1)我国已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机电、化工、冶金、纺织、轻工、家电等主要制造行业,从产量、技术到质量都已趋于成熟,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已达到极限,以往依靠工业的增长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格局会发生变化;(2)相对于其它产业,工业的发展是超前的,因此也就造成了工业企业的过度竞争和工业产品的供给过剩。从国民产出增长的贡献份额来看,工业和建筑业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是主体,这说明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尚未结束,但已进入中后期。

(二)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变动

相对于产业结构的变动而言,就业结构的调整较慢,大量劳动力滞留在农业而引发的低收入和低消费,成为制约工业和服务业进一步发展的结构性因素。从1978年到1999年,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从70.5:17.3:12.2变化到50.1:23.0:26.9,第一产业下降了20.4%,年均下降1%;第二产业上升了5.7%,年均上升0.25%;第三产业上升了14.7%,年均上升0.7%。由于农业人口基数大,尽管22年间有2亿多农民转移出来,农业从业人员在整个90年代减少了近3000万,但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仍然是最低的。过去的21年,第三产业成为吸收就业的主要部门,从业人员增加了近1.5亿。1999年,一、二、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分别为0.35、2.14、1.23,同年,一、二、三产业的人均创造的GDP分别为4190元、23535元和13975元,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分别只相当于工业和服务业的约1/6和1/3。假如在以后的10年中,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提高到平均水平(比较劳动生产率为1),就意味着现有农业从业人员中的2/3,即23576万人需要从农业中转移出来,而且这还是一个静态的数字。但和此同时,也就意味着可以再增加38000亿元的国民产出及相应的消费及投资需求。可见,我国经济的结构调整既任重道远,又极具潜力。

有了三次产业在GDP和从业人员方面的比例结构数据,就可以进行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分析。表5表明,20多年来,三次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差异在缩小,1978年,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分别为第一产业的7倍和5倍,到1999年已下降到6倍和3倍。这说明三次产业的劳动力配置正趋于合理。在90年代,农业产出的增长缓慢使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由80年代的上升转为下降,而第三产业由于从业人员的不断增加,其比较劳动生产率也在持续下降。

由于第三产业是90年代以来就业增加的主要部门,我们来分析其内部结构。表6表明,从1978年到1999年,增长较快的有交通通信、商贸餐饮、金融保险、社会服务等行业。由于各单位有正规在编职工和非正规职工的区别,大量的临时工被纳入其它行业,因此各行业就业人数的增长能代表其就业吸纳能力。

(三)就业的城乡结构变动快于人口的城乡分布变动

由于户籍制度、经济发展路径等因素的限制,我国的城镇化发展非常缓慢。改革开放前的1952—1978年的26年间,城镇人口的比重从12.5%上升到17.9%,年均上升0.02%;改革开放后的1978—1999年的21年间,城镇人口的比重从17.9%上升到30.9%,年均上升0.6%,有所加快。但至1999年,农村人口比重仍高出农业产出占整体的比重52个百分点。城市化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目前状况,不仅严重影响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严重制约第三产业的发展,而且加重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之间的扭曲,更进一步造成产出和最终消费需求之间的失衡。

由于人口流动和农民的两栖就业,户籍人口已难以反映城乡人口的实际经济活动分布状况。从第五次人口普查已公布的数据可以看出,2000年11月1日相对于1999年底,城镇人口的比重上升了5.2个百分点,达到36.1%,因为这次普查是按人口实际居住地统计的,更能反映人口经济活动的地域分布。公报显示,经济相对落后的9个省份的常住人口在一年后反而下降了,流出人口较多的省份有安徽、广西、四川、河南、黑龙江等,而流入人口较多的有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等省市,说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吸纳了大量的外来劳动力人口。并且大量人口流人城市,例如,苏州市2000年末户籍人口578万,而普查常住人口692万,流入的外来人口达114万,这些外来人口都实现了市场化就业。说明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增加就业的根本途径。

综上所述,20多年间,我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乡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民营化、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齐头并进,改善了中国经济的结构、提高了绩效。并在这一进程中,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使劳动力配置的市场化程度、产业结构和城乡结构日益改善。从中可以得出的结论是,非国有经济和第三产业具有较高的劳动吸纳能力。从劳动就业的国民产出弹性系数来看,1999年相对于1998年,城镇国有经济是—0.7,城镇非国有经济为1.3,而一、二、三产业的就业产出弹性分别为0.54、—0.15和0.23。这里第一产业虽然较高,但存在着就业不足和隐性失业状态,而真正具有较高就业弹性的是非国有经济和第三产业。同时,随着经济资源不断向城市集聚,人口的城市化正在加速。因此,我国经济将继续沿着民营化、市场化和城市化的轨道向前推进。

经济结构范文第3篇

关键词:结构调整;经济增长;劳动就业

经济增长是和结构转变相联系的,它包括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转变、工业化、人口与就业结构的转变及城市化等内容,它意味着在需求结构和贸易结构变动的驱使下,劳动、资本等要素不断向高生产率、有比较优势的部门和区域流动。本文从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和人口的城乡及区域结构等三个维度,分析我国经济20多年来的结构调整,这种变革与调整已经带来了经济总量的扩张、经济效率的提高、运行机制的改变和愈来愈典型市场经济的特征。在这一进程中,就业增加也是在结构改善和配置效率提高的基础上实现的。

一、所有制结构变动与非国有经济高速发展

我国经济的发展与所有制结构的调整相伴随,原来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一个以混合所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轮廓已经显现在我们面前。

(一)国民产出的所有制结构

从国民经济总体角度分析,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1997年,我国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为74772亿元,其中,非公有经济实现18096亿元,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为24.2%,而公有经济仍占主导地位,占75.8%。这是根据新标准计算的,即公有制经济中包含了混合经济中的公有成分。如果按照旧有口径计算,那么非公有成分大约在32.9%,公有经济的比重大约为67.1%。很明显,在国民产出中,公有经济的比重还比较高,但在商品流通等竞争性强、对非国有经济的禁入较松的第三产业,公有经济的比重下降较快(见表1)。

由于GDP的所有制结构在统计上有一定的难度,我们以工业生产的所有制结构为例,来分析近20年来我国经济所有制结构的变化(见表2)。

1.国有工业份额不断下降1978年国有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为77.6%,1990年为54.6%,1999年为28.5%。20世纪80年代(以下均指20世纪)平均每年下降2个百分点,而90年代平均每年下降3个百分点,下降速度有所加快。

2.集体工业份额有所上升由1978年的22.2%上升到1990年的35.6%和1999年的38.5%,平均每年上升0.8个百分点。集体经济的增长,主要依托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有经济比重下降导致的公有经济地位相对下降,同时也使公有经济的内部结构和运行机制发生了变化,并且为进一步的产权改革铺平了道路。

3.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增长包括个体私营经济、外资和港澳台经济、以股份制为主的混合经济从无到有,尤其是90年代后,这一类型经济占有的份额明显上升,从1990年的9.8%上升到1999年的33%,年均递增2.5个百分点。

(二)资本投入的所有制结构

从资本金和资产角度分析我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我们以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为例(见表3)。1999年我国国有及国有控股经济实收资本占全国的比重为61.5%,集体经济比重为8.5%,两者之和为70%,占有全部工业资本金的2/3。而股份制经济、外商投资经济和港澳台投资经济的资本金比重分别为7.6%、15.4%和12.4%,这三类经济的资本金占全部独立核算工业的比重为35%。从资产结构来看,1999年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资产结构与资本金结构基本相同,公有制经济中的国有和集体经济的资产比重分别为68.8%和9.0%。由于加上了混合经济中的国有控股部分,公有制经济的资产比重被放大了。这说明了两点:(1)尽管我国经济日趋多元化,但公有经济仍然占有主导地位;(2)与产出相比较,公有经济占用的资产达77.8%,但提供的产值(1999年国有工业21.4%,集体工业18.3%,合计39.7%)相对较少,说明公有经济的要素生产率较非公有企业要低。

最近几年,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是私营企业,一方面是新建企业不断增加,同时集体企业改制后有一大部分转制为私营企业和私有的有限责任公司。统计表明,至1999年底,我国登记的私营企业近150.1万家,私营企业投资者322.4万人,拥有注册资本近万亿元人民币,聘用员工2021.5万人。

(三)从业人员员的所有制结构

由于我国目前的官方统计资料中尚无按所有制结构分类的国民生产总值和资产总值等统计数据,但有从业人员的所有制结构数据。考虑到我国的乡村劳动者中既有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也有纯农业生产人员,还有大量兼业者。这里我们将农户经济作单独处理,既不列入集体经济,也不列入个体私营经济。从表4的数据,可大致看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就业结构变化的基本特征。

1.国有经济从业人员低速增长,非国有经济从业人员增长较快1978—1999年,国有经济从业人员由1978年的7451万人增加到1998年的8572万人,增长15.0%,年均增长0.7%。而同期除农户经济外的非国有经济从业人员由4875万人增加到24504万人,增长了403%,年均增长19.2%。

2.集体经济从业人员增长较快,其中乡镇企业从业人员高速增长全部集体经济从业人员由1978年的4875万人增加到1999年的14416万人,增长了近2倍,年均增长9.3%。其中,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则由2827万人增长到12704万人,增长了3.5倍,年均增长高达16.7%,由于大批集体企业改制,乡镇集体企业的从业人员从1998年开始下降。

3.私营个体经济从无到有,并呈现较快的增长速度特别是90年代以来,由于政策环境的改善,为私营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环境,1990—1999年,城乡个体私营经济的从业人员由2285万人,增加到8263万人,增长了2.62倍,年均增长29.1%。

4.混合经济的从业人员快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90年代以来,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和股份制经济的飞速发展,从业人员不断增加,从业人员由1990年的154万人增加到1999年的1825万人,增长了10.9倍,年均增长120.6%。

5.农户经济的从业人员缓慢增长90年代中期后呈绝对下降趋势,1978—1985年,年均增长1.16%;1985—1990年,年均增长0.7%;1990—1995年,年均增长0.07%,1995—1999年,从业人员绝对数开始下降,4年间共减少263万人。

从就业增加量来看,也反映了这一趋势。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尤其是90年代以来,非公有经济单位已经成为吸收劳动就业的主要部门。国家统计局的初步测算,2000年城镇从业人员为21274万人,比上年增加260万人。其中,城镇单位职工11613万人,比上年减少518万人。在城镇单位职工中,在岗职工人数11259万人,比上年减少515万人。可见,在城镇从业人员中,市场化就业人员有9661万人,只占45%。若加上下岗职工,2000年城镇计划就业的职工人数比上年减少了1033万人,国有部门已不是增加就业的主渠道。

从上述的产出结构、资产结构、就业结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在所有制改革上已取得了重大成就,非国有经济的比重明显上升,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也在多样化,各种混合制经济正不断壮大。这一变革的经济成果,一是中国经济的生产效率、组织效率和配置效率得以提高;二是产出的增长有了多元化主体的推动,竞争更为激烈。

二、产业结构变动与就业结构的失衡

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是一国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前提。1978年以来,我国的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仍有一些不尽合理之处。

(一)三次产业的产出结构变动

从三次产业所提供的GDP角度来看,产业结构正趋合理,但工业的比重过高。一、二、三产业的产出比从1978年的28.1:48.2:23.7,变化为1999年的17.7:49.3:33.0。第一产业的产出份额持续下降,21年间下降了10.4个百分点,平均每两年下降0.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产出持续份额上升,21年间上升了9.3个百分点,而第二产业的份额基本没有变化。但期间有一个现象需要注意,那就是从1981年—1991年,第二产业份额有过一段快速下降的时期,到1991年达到41.6%的最低份额,后来又重新回升。因此可以说,80年代的增长是三次产业平稳增长的结果,而在90年代的经济增长是由二、三产业的发展来支撑的,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经济的发展一直是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并由此造成两大结果:(1)我国已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机电、化工、冶金、纺织、轻工、家电等主要制造行业,从产量、技术到质量都已趋于成熟,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已达到极限,以往依赖工业的增长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格局会发生变化;(2)相对于其它产业,工业的发展是超前的,因此也就造成了工业企业的过度竞争和工业产品的供给过剩。从国民产出增长的贡献份额来看,工业和建筑业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是主体,这说明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尚未结束,但已进入中后期。

(二)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变动

相对于产业结构的变动而言,就业结构的调整较慢,大量劳动力滞留在农业而引发的低收入和低消费,成为制约工业与服务业进一步发展的结构性因素。从1978年到1999年,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从70.5:17.3:12.2变化到50.1:23.0:26.9,第一产业下降了20.4%,年均下降1%;第二产业上升了5.7%,年均上升0.25%;第三产业上升了14.7%,年均上升0.7%。由于农业人口基数大,尽管22年间有2亿多农民转移出来,农业从业人员在整个90年代减少了近3000万,但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仍然是最低的。过去的21年,第三产业成为吸收就业的主要部门,从业人员增加了近1.5亿。1999年,一、二、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分别为0.35、2.14、1.23,同年,一、二、三产业的人均创造的GDP分别为4190元、23535元和13975元,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分别只相当于工业和服务业的约1/6和1/3。如果在以后的10年中,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提高到平均水平(比较劳动生产率为1),就意味着现有农业从业人员中的2/3,即23576万人需要从农业中转移出来,而且这还是一个静态的数字。但与此同时,也就意味着可以再增加38000亿元的国民产出及相应的消费及投资需求。可见,我国经济的结构调整既任重道远,又极具潜力。

有了三次产业在GDP和从业人员方面的比例结构数据,就可以进行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分析。表5表明,20多年来,三次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差异在缩小,1978年,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分别为第一产业的7倍和5倍,到1999年已下降到6倍和3倍。这说明三次产业的劳动力配置正趋于合理。在90年代,农业产出的增长缓慢使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由80年代的上升转为下降,而第三产业由于从业人员的不断增加,其比较劳动生产率也在持续下降。

由于第三产业是90年代以来就业增加的主要部门,我们来分析其内部结构。表6表明,从1978年到1999年,增长较快的有交通通信、商贸餐饮、金融保险、社会服务等行业。由于各单位有正规在编职工和非正规职工的区别,大量的临时工被纳入其它行业,因此各行业就业人数的增长能代表其就业吸纳能力。

(三)就业的城乡结构变动快于人口的城乡分布变动

由于户籍制度、经济发展路径等因素的限制,我国的城镇化发展非常缓慢。改革开放前的1952—1978年的26年间,城镇人口的比重从12.5%上升到17.9%,年均上升0.02%;改革开放后的1978—1999年的21年间,城镇人口的比重从17.9%上升到30.9%,年均上升0.6%,有所加快。但至1999年,农村人口比重仍高出农业产出占整体的比重52个百分点。城市化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现状,不仅严重影响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严重制约第三产业的发展,而且加重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的扭曲,更进一步造成产出与最终消费需求之间的失衡。

经济结构范文第4篇

发展中国家通常存在以农业为代表的传统部门和以工业为代表的现代部门的二元经济反差(Bardhan,P.andC.Udry,1999)。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经济的一个特征是二元经济结构比较显著,促使结构转化是实现经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然而,与这种要求不对称的是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进程比较迟缓,结果“不仅严重制约着制度变革的传导,而且直接影响着制度调整的空间”(刘元春、罗玉波,2003),在某种程度上,二元经济结构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性”因素(课题组,2005)。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化迟缓会影响诸多方面。在资源配置方面,二元经济结构内生出分割的要素市场,传统部门的劳动力不能与现代部门的资本有效对接,从而形成了劳动与资本的双重过剩(王俭贵,2002),这说明增长还远没有接近生产可能性曲线的边界。

在收入分配方面,二元经济结构使市场的竞争机制和工资的拉平机制难以充分作用,现代部门不能通过涓滴效应惠及传统部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仅难以缩减,反而有相对扩张的趋势(约翰逊,D.G.,2004;蔡,2002;XinzhengShi,2002)。在地区发展方面,二元经济结构不利于地区间的经济互补,资本、劳动、技术等生产要素难以最优配置,诱发的往往是地区间的回波效应而不是扩散效应,以致于1978年以来地区差距呈现出一种先减弱、再增强的“U型”趋势(范剑勇、朱国林,2002;林毅夫、刘培林,2003)。在增长方式方面,二元经济结构使资本大量淤积在现代部门,工业增长大多采用投资主导的“马克思类型”,而不是技术主导的“库兹涅茨类型”(速水佑次郎,2003),工业增长伴随着资本—产出比的不断上升,人们有理由质疑此种增长方式是否具有持续性。在宏观经济方面,二元经济结构致使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提高缓慢,这在萧条时会通过抑制需求和投资而加剧通货紧缩,在过热时会因缺少来自农村的熨平机制而放大通货膨胀。

此外,二元经济结构还具有“繁衍”特征,整个经济体系以产业为核心,会引申出区域、金融、技术二元经济结构等次生产物,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彼此缠绕,共同构成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阻力。上述情况使人们追问:为何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比较迟缓。现有文献对此没有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一个原因是:这些文献未能解释二元经济反差产生、或者说工农业存在生产率差异的实质性原因(高帆、秦占欣,2003)。当然,也不可能说明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趋向和要害是什么,这会影响到人们对二元经济问题的认识深度,看来分析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趋向及决定变量是讨论问题的切入点。基于此,本文采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超边际分析方法,试图从分工演进的视角,对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趋向问题作出理论阐释。本文第二部分是相关文献的综述,第三部分是模型及推导的命题,第四部分是对命题的检验,最后给出结论和政策含义。

二、文献综述

现有关于二元经济结构的研究,大多将二元经济反差看作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特征性事实,主张通过适当的方式来促使经济结构转化。这样,分析转化路径就成了现有文献的研究重心,围绕这个主题有两条线索:第一条线索是古典主义思路,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马尔萨斯陷阱”,农业中存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力。在这个思路下,Lewis,W.A(1954)构建了一个二元经济结构模型,此模型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两部门之间存在着关联效应:现代部门以低工资从传统部门吸纳劳动力———现代部门在工资和生产率之间获得利润———现代部门将利润资本化并扩大部门规模———传统部门的劳动力被不断吸纳,劳动生产率随之提高,最终促使两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相等。

出于对刘易斯模型忽视农业的修正,Fei,J.C.H.andRanis,G.(1964)显示工业不是总能从农业中获得剩余劳动力,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村不变制度工资提高之间存在着某种均衡,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外转移本身以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为前提。这两个模型虽有差异,但都认为存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力,强调通过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现代部门,以实现结构的转变和总量的扩张。这种理解对其后的结构转变问题产生了深远影响,直到现在,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仍是解释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主要依据。第二条线索是新古典主义思路,在反思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的基础上,这种思路否定存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劳动力(Schultz,T.W.,1964),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可以对经济结构转变中的剩余劳动转移问题作出解析。据此,Jogenson,D.W.(1967)假定两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大于零,通过模型构建和求解,得出了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充要条件,此条件强调工农业的紧密关系,特别是农业发展对工业和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重要意义。

沿着这个思路,Todaro,M.P.(1969)、Harrist,J.R.andTodaro,M.P.(1970)、McIntosh,J.(1975)、Dixit,A.K.(1978)在劳动边际生产率为正的条件下,从城乡就业的角度分析了二元经济结构转化问题。这些模型将预期引入分析中,指出收入差距不能描述劳动力转移的决策机制,必须将对城市就业预期和收入水平差距结合起来,才能确切地刻画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特别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以上两条线索对人们理解二元经济结构问题是有益的,但古典主义思路先验地假定存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力,新古典主义思路放弃了这个假设,但却将市场完备假设直接应用到分析中,这些显然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有偏差。更重要的是,上述思路主要讨论城乡劳动力的转移,即结构转化的方式,而没有考察二元经济结构的产生原因和转化方向。由于忽视了二元经济结构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因此,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只揭示了事物的“一个片断”,而不是具有系统性和动态性的“全部图景”。

区别以上的研究思路,还有学者从经验上剖析了结构转变问题。例如,配第注意到工农业劳动者的收入存在显著差别,其后克拉克分析了20多个国家的时间数据,并概括出“配第—克拉克定理”: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人均收入的进一步提高将使劳动力流向第三产业。此后,库兹涅茨(1985)的统计分析表明:长期来看,农业在GDP中的份额和在总劳动中的份额有显著下降的倾向,而工业和服务业所占的份额则趋于上升。区别于库兹涅茨的统计归纳法,钱纳里等(1988)采用了投入—产出法,但经验分析的结论大致相同,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配第—克拉克定理”。近来的文献除了讨论产业转型的趋向之外,还附带分析了产业结构转变的资源再配置效应(Murphy,K.etc,1989;Yasusada,M.,2002;)。上述研究尽管侧重点不同,但都认为经济结构转变的基本指向是工业化,且这种转变会通过资源再配置而产生增长效应。这些对经济结构转型的研究具有归纳性质,它们“对结构变动已经小心地做出了许多经验性的概括,……但依然是事实,而不是自命使用或发展出任何理论的著作”(Pasinetti,L.L.,1993)。

这些研究没有推演出一个逻辑的解释思路,因此,不能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下说明结构转变的诸多方面。例如,结构转变意味着工业化,但现有文献用“劳动剩余和工业部门的外生进步来解释工业部门的扩展”(杨小凯,1998),这不能令人满意,工业化应是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一个内生产物,不能由其他外生因素加以解释。对经济结构转化方向的讨论,应将服务业的兴起内生化,但现有研究没有在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工业化和服务业兴起之间建立起有说服力的内在机制。最后,产业结构转变会连带到空间布局的改变,这两者应在同一框架下得到说明,然而,现有文献要么只注重产业结构方面的变化,而没有考虑在此基础上的空间结构变化,要么是分割开来,用不同的理论框架来解释经济发展中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问题。概言之,现有的二元经济理论着重讨论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而产业结构转型理论部分地说明了结构转变,它们都没有在理论上逻辑一致地解释二元经济结构是如何产生的、其转化趋向和影响因素是什么。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现有文献从资源配置角度出发,而忽视了组织演化特征,前者只涉及资源在既定部门之间的配置,后者却包含部门从无到有的拓扑性质。事实上,结构转变意味着经济体出现了不同部门,人们在部门间进行重新选择,这是一个资源配置问题,更是一个分工演进问题,可见,分工演进是理解二元经济的一个基点。

在经济思想史上,Smith,A.(1976)将分工理解为促使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并提出了一个猜想:“农业上生产力的增进,总跟不上制造业劳动生产力的增进的主要原因,也许就是农业不能采用完全的分工制度”,此后这种注重分工演进的思路被Marshall,A.(1920)、Young,A.(1928)等所继承。特别是,杨小凯(1998)构建了以超边际分析为方法论基础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复兴了古典经济学中的分工思想,为形式化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提供了可能。基于此,高帆、秦占欣(2003)揭示了二元经济反差确实源于两部门不同的分工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斯密的猜想。既然二元经济结构源于两部门不同的分工水平,那么问题就归结为:随着分工组织的演进,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趋向是什么。分工组织的演进将使经济结构转化体现出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在产业领域的工业化以及服务业的兴起;二是在空间领域的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这两个方面的转化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依存并存在着内在次序。如果上述猜测能得以说明,则从分工视角就可以更好地揭示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趋向。

三、模型与命题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模型中,经济主体被认为既要生产、也要消费。因此,假设在一个经济体中,每个经济主体以生产者—消费者的角色出现,作为生产者,他可以在生产三种产品x、y、z之间作出选择,其中x为农产品,y和z为工业品;作为消费者,他有需求多样性的特征,需要同时消费这三种产品。

四、实证检验

前文从分工视角出发,针对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趋势提出了3个命题,这些命题只有通过实证检验,才可能成为有说服力的理论。按照重演律,一国的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之间有比较确定的关系,后来国家将会“重演”现行国家的历史过程,而在任一特定时刻,经济水平不同的国家就“等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同一国家,可以用某时刻多个国家的截面数据“替代”时间序列资料。首先以2002年40个国家或地区为样本,①SCL:人均全员劳动生产率,RJS:人均国民生产总值,YCB:第一产业占比,ECB:第二产业占比,SCB:第三产业占比,FNB:第二、三产业占比之和,CSH:城市化率,其中SCL和RJS的单位是美元,其余指标的单位是%。以上数据来自《国际统计年鉴2004》,由于缺少美国和日本2002年三次产业占比数据,我们用2001年的数据来替代。考虑到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直接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用全员劳动生产率SCL来表示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程度。

用Eviews3•1统计软件来观测SCL和RJS间的关系,结果是:RJS=-156•7151(-0•401744)+0•472172SCL(32•94868)R2=0•966181R2=0•965291D-W值=1•930847F值=1085•615回归方程下方括号的数据为t检验值,此方程的各统计量能够通过检验,且R2和调整后的R2分别为0•966181和0•965291,说明SCL可以很好拟合或解释RJS,因此,用RJS来替代SCL是合适的。下面以RJS为解释变量,以YCB、ECB、SCB、FNB、CSH为被解释变量,回归方程是:YCB(ECB、SCB、FNB、CSH)=C+αRJS随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RJS的提高,第一产业占比将趋于下降,其α值为-0•000567,但第三产业占比和城市化率将上升,其α值分别为0•000872和0•001328,这三个回归方程的各个统计量能够通过检验,且拟和程度较高。一个例外是:在RJS提高的过程中,第二产业占比趋于下降,其α值为-0•000305,这可能与多数国家已完成了工业化并开始转向服务业有关,另外,此方程的回归结果也不理想,R2为0•144907。因此,我们放弃这个回归结果,转而用第二、三产业占比之和、即非农产业占比FNB来模拟,结果α值为0•000569,回归方程的拟和度也有很大提高。这意味着:从国际经验来看,二元经济结构的确表现为一个工业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服务业的兴起和城市化水平提高的过程。

同样还可以利用我国的资料进行分析。我们采用2003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截面数据,RJS:人均国民生产总值,YCB:第一产业占比,ECB:第二产业占比,SCB:第三产业占比,FNB:第二、三产业占比之和,CSH:城市化率。其中,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三次产业占比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4》,城市化率的数据来自《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4》,在该年鉴中缺少2003年各地的城市化率资料,因此用2002年数据来替代。仍以RJS为解释变量,以YCB、ECB、SCB、FNB、CSH为被解释变量。2003年在我国的31个省区中,随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RJS的增加,第一产业占比YCB不断下降,其α值为-0•000567,这和国际的变化趋势是吻合的。第二、三产业占比ECB和SCB在上升,其α值分别为0•000175和0•00392,不过,第二产业占比ECB的拟和程度不太理想,其R2和调整后的R2仅为0•040948和0•007878。我们仍采取第二、三产业占比之和FNB来模拟,其α值为0•000567,且拟和程度也有大幅度提高。

从城市化率来看,系数α为0•001488,略高于国际经验中的0•001328,而且判定系数较高,说明我国RJS的增加会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以上结果说明:与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对应的是工业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服务业的兴起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这也表现为一个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不断增加的动态过程。值得说明的是,在高收入国家,工业的产值和就业占比在下降、而非农产业的产值和就业占比在上升,表明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已基本完成,或者是在国际分工中已完成产业布局,对经济发展起带动作用的主要是服务业,在此过程中,城市化水平也在持续上升。所以,城市化的确与工业化及在此基础上的服务业的兴起紧密相关,试图在工业化薄弱和服务业落后的情况下强制推动城市的发展,这种努力从长期来看效果是极其有限的。在结构转变的过程中,由于工业化和服务业的兴起,分工演进不仅使更多的劳动者进入现代部门,而且农业部门也由于“输入分工”而被“现代化”,这样两部门的分工差异有缩减倾向,劳动者的人均真实收入有收敛趋势。如表3所示,美国在1880—1990年农业在GDP中的占比由27%降低为2%,农业的就业份额也从50%下降到3%,说明二元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彻底转变,与这种转变相伴随的是:农业与非农业的工资比率越来越接近于1,农产品的相对价格也表现出同样的趋势,地区之间的工资也有显著的收敛倾向。

总之,从经验分析来看,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二元经济结构有逐渐缩减的趋势,与此相对应的是工业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服务业的兴起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这证实了本文模型推导的3个命题。模型推导和实证资料的一致性表明: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在实质上是一个分工问题,交易效率提高、分工组织演进能够提高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和人均真实收入,从而体现出二元经济结构在产业和空间上的转化趋向。

五、结论及拓展

对于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发展经济学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和产业结构转型理论作了一定的说明,然而这些研究没有在理论上逻辑一致地解答二元经济结构的产生原因和转变趋向是什么。由于二元经济反差源于两部门不同的分工水平,因此,二元经济结构转变必须在分工演进的视角下才可能得到解释。基于此,本文利用一个逐渐放松条件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模型,说明了随着分工组织的演进和分工水平的提高,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体现为一个工业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服务业的兴起和城市化水平提高的过程,这样就内在一致地说明了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在产值、就业和空间等诸方面的特征。进一步地,促使分工组织演进和分工水平提高的是整个社会的交易效率提高,而交易效率提高又依赖于交易费用的降低,这些理论的讨论能够得到经验数据的支持。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体系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非常显著,在某种意义上,促进二元经济结构转变是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关键。如果本文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对我国的经济结构转变而言,本文的结论就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二元经济结构转变应回应促进分工组织演进这个主题。本文证实了分工演进决定着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程度,现实中人们对这点的认识似乎尚不到位,遂使二元经济结构转化迟缓,并在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地区发展、工业增长和宏观经济等方面表现出消极效应。未来我国促进二元经济结构转变应着力提高整个社会的分工水平,为此,交易效率提高、交易费用下降将至关重要。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技术层面,例如:政府提供公共品,投资必要的基础设施,完善市场秩序,拓展信息渠道,降低行政垄断行业的进入壁垒等,从而为交易效率的提高准备必要的前提;二是制度层面,例如:改变“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模式,改革户籍制度、土地制度、财税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农村金融制度,甚至教育、医疗和培训制度等等,不断降低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交易成本,努力消除农村劳动力向农业内外的非农部门流转的制度性壁垒。

经济结构范文第5篇

做好20*年政府工作,必须深入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坚持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着力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着力推进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着力加快新农村和新型城市化建设,着力促进社会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努力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为实现本届政府任期目标开好局、起好步。

围绕上述总体目标要求,着重做好以下六方面工作:

(一)顺应*经济发展趋势,积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

着力提升先进特色制造业竞争力。优化产业布局,提高集聚水平。推进家电、化纤、轴承等传统主导产业改造升级,鼓励企业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提高技术能级,切实保障重大技改项目实施,全年完成工业技改财务投入100亿元。强化产业导向,加快淘汰落后工艺技术和生产能力,大力支持信息通讯、新型化纤、医疗器械、汽车制造等新兴产业发展。深入实施品牌战略,鼓励贴牌企业创造自主品牌,支持自主品牌发展成为著名品牌,力争新培育中国名牌产品3只、中国驰名商标3件。依托块状经济优势,积极培育和发展区域品牌,强化家电科技城(会展中心)载体功能,举办首届中国*家电博览会。突出扶优扶强,组织调控生产要素向规模骨干型、成长潜力型企业集聚,努力打造一批行业龙头企业。引导和规范广大中小企业发展,推动传统家庭工业向现代家庭工业转变。

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强对服务业发展的统筹规划和资源整合,优化休闲旅游、现代物流、商贸服务等规划布局,完善和落实促进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提高服务业整体发展水平。推进达蓬山文化旅游区、五磊山*景区、汽车贸易市场、西部物流市场等重点商贸旅游项目建设,扎实开展杭州湾滨海休闲旅游区规划编制和建设筹划,继续实施社区商业建设,整合提升专业商品市场,着力改善城乡服务业设施。以杭州湾*贯通为契机,策划举办旅游、商务、节庆系列活动,积极发展乡村特色休闲旅游。继续实施“两店一场”工程,加快村级农贸市场改造,着力改善消费环境。积极引导汽车、休闲、保健等消费热点,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80亿元。

扶持发展现代农业。深化农业产业布局规划,推进特色优势农产品区域化布局、标准化生产、规模化发展,大力发展高效品牌生态农业和观光休闲农业。抓好土地流转,积极探索土地股份合作制等新型规模经营,规模经营面积力争保持在30万亩以上,新建大型绿色产业基地3个。优化粮食生产扶持政策,稳定10万亩粮食产销合作基地。大力实施科技兴农战略,改革农技服务体制,进一步加强农技推广队伍建设,继续推进省级农作物区域试验站、农业科技园区和种子种苗基地建设,增加对先进农机具及设施农业的政策补助,强化农产品质量认证、联合创牌和动植物疫病防控。进一步扶持发展农业龙头企业、农业产业协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发挥农户小额信贷担保公司和支农风险金作用,继续抓好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完善农田水利设施,提高气象为农服务水平,努力增强农业抵御市场风险和自然灾害的能力。扎实做好农业普查工作。

(二)加快增长方式转变,着力提高经济运行质量与效益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集聚创新要素,激活创新资源,转化创新成果,提升创新能力,推进创新型城市建设步伐。完善促进自主创新的政策措施和服务体系,扩大科技创新风险基金规模,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加强科技创新载体建设,积极构建公共研发、检测、信息平台,筹建高科技孵化中心和工业设计中心,深化拓展与“两院八校”的科技合作。以高端制造、数字化、生态型为方向,继续实施十大科技专项,努力在主导产业上攻克一批关键共性技术,形成一批自主知识产权。鼓励和支持企业参与行业标准化活动,建设重点行业专利检索数据库,加强商标专有权侵权整治。开展县域经济信息化试点,推进*数码桥建设,提高企业设计、生产、管理的信息化水平。全面落实各项人才政策,大力培养和引进高素质科技创新人才。全年新实施部级科技项目25个,引进国内外智力项目50个,新增制造、管理集成信息化示范企业55家,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23%以上。

推进节能降耗和资源集约利用。强化政府对节能降耗的监督管理、目标考核和问责制度,分解落实年度节能降耗、污染减排等约束性指标,实行万元生产总值综合能耗公报制度。推广节能技术和工艺设备,推进工业、交通、建筑和民用领域节能。积极开发新能源,加快杭州湾风电场项目建设。充分运用环保、节能等市场准入标准,严格控制高耗能新上项目,禁止高污染项目进入,加强对千吨标煤以上企业的用能监控。强化节水管理,实施城市分类供水,推广中水回用。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盘活存量土地,清理闲置土地,继续推广标准厂房和多层厂房建设,切实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实施土地开发整理,确保耕地动态平衡。

加快“两区”集聚集约发展。继续下大力推进杭州湾新区和慈东工业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综合配套,优化服务环境,加快优势产业集聚,提高集约开发水平。加快完善新区交通网络、供水设施和污水处理系统,建成九塘至十塘21平方公里区块,完成保税物流园区配套设施建设,全面做好区内商业配套、生活设施的规划布点,充分发挥出口加工区功能和作用,积极发展高端外向型产业,力争全年实际利用外资2亿美元,实现工业总产值260亿元。继续加大慈东工业区投入,完善一期区块基础设施,启动北部区块开发建设,加强对外推介招商,全年引进20个优质项目,力争50个项目建成投产,实现工业总产值30亿元。

(三)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一步增强区域发展活力

着力推动民营经济新飞跃。深入落实国务院“非公经济三十六条”,完善扶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技术支撑、金融支持、人才培训等政策措施,依法保护企业和职工合法权益。推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鼓励企业优化产权结构,创新组织模式,加快股份制改造和境内外上市步伐。引导企业运用嫁接、入股、并购等多种引资模式,承接国内外先进设备、适用技术、管理经验和品牌市场。强化企业经营者培训,培育和引进职业经理人,加快建设一支战略型、创新型、知识型企业家队伍。深入开展“经济规范在*”活动,重点开展知识产权、产品质量等六项整治,建设企业信用信息平台,健全督促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办法措施,促进企业在诚信经营基础上实现健康快速发展。

稳妥推进公共服务行业改革。大力推动垄断性行业和公用事业改革,在供水、供气、排污、公交等领域,逐步建立共建共享的建设开发机制和管办分离的经营管理机制。加快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社会事业领域改革,进一步引导民间资本介入公共服务领域。扎实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全面推行工业用地招标拍卖挂牌制度,实施阶梯式水价试点,继续加强有序用电管理,建立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市场供求关系的价格形成机制。逐步建立环境资源化、资源有偿化的有效机制,全面实行排水收费制度。

加快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大力营造选商引资氛围,着重加强对高新技术产业项目和世界500强企业的引进,全年实际利用外资3.3亿美元以上。吸引更多外资投向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和节能环保产业,鼓励外资参与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积极推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完善安全贸易平台和预警机制,提高加工贸易产业层次和加工深度,扶持高新技术产品和农产品出口,支持出口企业创立品牌,新增商务部重点培育和发展的出口名牌商品、最具市场竞争力品牌各2只,全年完成自营出口48亿美元。注重发挥进口贸易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鼓励增加关键设备、先进技术、知识产权和生产原材料的进口,全年完成自营进口8亿美元。支持企业建立境外加工基地、营销网络、研发机构和开展资源合作。加快接轨上海步伐,扩大与国内其他区域的经贸合作。

(四)强化区域统筹,协调推进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市化

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总要求,在扶持发展现代农业的同时,积极推进新农村各项建设。加快新农村建设规划编制和实施,结合新环境百村改造,探索推进农村居住方式和农民建房方式改革,加快农民集中居住区规划建设,扎实搞好农村新社区试点。继续解决农村困难群众住房问题,推行政策性农村住房保险制度,实施农民饮用水解困和饮用水质提高工程。着眼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加大投入力度,加快建设步伐,着力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建立和发展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的农村新型合作经济。创新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机制,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积极培育市场、标准厂房、三产用房等村级资产性稳固财源,重视解决经济薄弱村的集体经济来源问题。组织开展“百企百村结对”活动,推动工商企业参与新农村建设。注重提高农民的生产经营能力和创业就业能力,加快培育一批新型农民,促进低收入农户增收致富。

努力提升中心城区品位。完善城市规划体系,进一步发挥规划对城市建设的调控、引导作用。积极实施“退二进三”,大力发展城区经济。加大旧城改造力度,完成中央商务区市政设施配套建设,推进旧城二期改造,启动浒溪线两侧综合改造项目开发。创新城市改造开发机制,研究制订城中村改造技术规范和政策措施。推进实施水门绿园、前应路两侧景观绿化、滨江绿地等园林绿化工程,增加城区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等设施。扎实提高城市管理水平,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加强综合执法,启动中心城区数字化城管试点,加快环卫设施改造和市环卫作业中心建设,扩大道路18小时保洁范围,加强城乡结合部和背街小巷环境治理。扎实推进城区疏堵保畅工程,完善城市路网结构,延伸优化公交线路,新建扩增公共停车场所。

积极推动片区联动和余慈统筹发展。根据“一中心、四片区”市域空间结构,深化完善片区发展规划,探索建立统筹发展机制。发挥杭州湾新区龙头带动作用,筹划推进杭州湾片区产业集聚、休闲旅游和城市服务三大功能布局的配套开发。加快慈东片区内部道路连通,推动旅游资源整合开发,推进基础设施与宁波市区接轨。加强观海卫片区各镇功能协作、交通联络和产业配合,强化观海卫镇在片区内的工业、商贸、旅游重要地位,促进片区整体协同发展。打造周巷片区综合优势,加快周巷镇全国小城镇发展改革试点,适度超前增加公共服务配套设施投入,进一步提升对周边要素集聚吸纳能力。积极推动余慈统筹发展,加强与余姚市在水利、交通、电力、环保等领域的合作,贯通余慈交界部分路段,推进周家路江至长泠江河道治理,做好杭州湾*余慈连接线项目前期工作,落实余慈快速通道线路走向和项目设计。

切实加快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继续抓好一批水利、能源、交通等重大项目建设。加快曹娥江引水(*段)、徐家浦两侧围涂、东部三塘横江拓疏(淞浦至蛟门浦段)等重大水利项目建设,实现汤浦水库引水到慈,加强水资源统筹调剂,有序推进“西水东送”。推进500千伏观城变及220千伏慈南变、贤江变、*变等电力设施建设,建成杭甬天然气管线*支线工程。加快实施浒崇公路、中横线二期、329国道(掌起至蟹浦段)、白彭公路、古师公路等骨干道路扩建、修建和改建。做深做细项目前期工作,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实施中的矛盾和问题。

进一步改善城乡生态环境。围绕生态市建设目标,以生态功能区划为导向,推进生态镇、生态村、环保模范单位创建。制订发展循环经济专项规划,新增通过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和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各12家。大力开展水环境整治,扎实推进市域污水治理一期工程,推动城乡污水管网建设配套,加快东部、北部污水处理厂建设,实施教场山污水处理厂扩容。开展*江、*江等城河治理,继续加强生态修复。开工建设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实施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和堆高覆绿工程,建设中心城区可再生资源回收网络。深入开展环保专项行动,加大对电镀、漂印染、废塑料、小熔炼等重点行业、重点生产区域的污染整治力度,启动轴承行业油污染治理。加强农业污染治理与农村环境保护,加快畜禽屠宰加工中心建设,启动绿色畜牧区建设,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试点,健全河道保洁、庭院整治长效机制。加快生态绿化建设,实质性启动杭州湾湿地项目,加强沿海防护林、生态公益林、生物防火林建设和管理。强化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和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深入推进联合创建工作,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完成省级示范文明城市申报,国家卫生城市创建通过省级调研,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创建通过省级技术核查。

(五)加强社会管理,保持社会安定有序

深入开展平安建设。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大力推进综治工作进农村、进社区、进企业,建设社会治安动态视频监控系统,着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群防群治和技防物防网络。贯彻“严打”方针,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坚决扫除“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大力营造和谐信访环境,拓宽社情民意表达渠道,把群众利益诉求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轨道。严格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强化道路交通、烟花爆竹、人员密集场所和“三合一”企业的安全整治,确保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建立健全应急管理体制机制,落实应急预案的宣传、演练和相关预防措施,统一全市救援特种电话号码,建立“110”应急求助联动处置机制,及时有效应对和处置各类突发公共事件。增强“三防”意识,建设“避灾工程”,切实做好防灾工作。加强食品药品监管,深入开展食品药品放心工程。切实维护移民和民族宗教领域稳定。

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实施城乡统筹就业,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抓好城乡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失业人员再就业,积极支持自主创业和自谋职业,重点做好大中专毕业生、被征地人员、退伍军人就业指导和服务工作。开展和谐劳动关系创建活动,大力宣传贯彻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健全劳动保障监控调处体系,规范企业工资支付行为,加快建设市、镇、村、企业四级劳动关系监控网络,进一步提高各类用人单位劳动合同签订率,强化纠纷监察调处、企业分类监管、欠薪监控预警等工作。

加强人口综合服务与管理。开展区域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探索建立人口预警机制,发挥产业政策对人口的调控作用,促使人口规模与城市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相适应。强化计划生育依法管理、优质服务和综合施治,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落实妇女儿童发展规划纲要,切实维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加强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服务和管理,改进计划生育、文化生活、子女就学等方面的服务,推进集中居住,落实用人单位、出租私房房东和社区的管理责任,充分发挥基层和谐促进组织的作用,促进外来务工人员与本地居民和睦相处。

(六)坚持惠民优先,促进各项社会事业发展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进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扩面工作,完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积极推行职工低标准养老保险和城镇老年居民养老保障。切实做好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障即征即保,鼓励农保、土保人员通过“三保”衔接参加到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继续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加快建立面向城镇全体居民的医疗保障制度。全面推进以农民工为重点的住院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参保工作。进一步扩大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覆盖面。力争到年底,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万、13万、23.5万、10万和1.5万。完善社会弱势群体帮扶体系,多渠道、多形式筹集资金,大力发展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加快中心城区敬老院、阳光老年城等养老设施建设,逐步推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积极发展残疾人事业,确保实现残疾人“人人享有康复服务”目标。

促进教育公平和均衡发展。制定实施有利于优质教育资源向农村流动的政策措施,继续优化学校布局,深入实施农村中小学“四项工程”,力求缩小城乡校际师资、校舍、设施等方面的差距。巩固提高九年义务教育质量,突出抓好学前三年和高中段教育,筹建早期教育中心。以就业为导向、以技能为核心,调整优化职业教育专业布局,实施*职高、行知职高、锦堂职高实训楼扩建工程,推进杭州湾中等职业学校建设,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培养模式,大力培养技能型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加强社会力量办学管理。实施市老年大学校舍扩建工程。积极发展成人教育、社区教育和现代远程教育,形成多层次、开放式的终身教育网络。

提高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完善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体系,加强重大传染病疫情防控,提高医疗诊治水平。扩大医疗资源供给,新建市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启动建设市人民医院行政综合楼工程,迁建妇幼保健院,实施横河、逍林等地中心卫生院改造,筹划东部医疗中心建设,做好峙山医院、精神残疾托管中心、社会福利院联动工程前期工作,支持民营医疗机构发展。完善社区卫生服务“六位一体”功能,逐步建立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与医院分级医疗、双向转诊制度,加快形成“大病进医院、小病在社区”的医疗服务新格局。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进一步增加政府投入,实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门诊小额报销制度,扎实推进农民健康体检。深化医保、医疗、医药联动改革,努力减轻群众医疗费用负担。加强医德医风建设,着力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大力繁荣公共文化。完善城乡公共文化设施,加快陈之佛艺术馆、体育馆、上林湖越窑青瓷展示中心建设,鼓励兴办民间专业博物馆和地方特色博物馆,加强东海明珠工程、村落文化宫和村级阅览点建设。进一步改造有线电视传输网络,开展模拟电视向数字电视转换前期工作。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和全民健身运动,丰富文化送百村、广场文化、民间艺术周等活动内容,扶持城乡艺术团体发展,增加引进高水准文艺演出和体育赛事,积极备战宁波市第十五届运动会,开展老年体育达标村(社区)创建活动。注重地方文化遗产和民间艺术的有效保护、科学管理和适度开发,开放虞氏旧宅,加强上林湖越窑遗址保护。做好*地方志续修工作,筹建数字档案馆。

在抓好以上工作的同时,今年我们将进一步健全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根据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的推进十大民生工程要求,把城乡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食品安全、道路疏堵保畅等十方面重点工作,列为年度市政府实事工程,努力改善城乡居民生产生活条件。

四、推进政府自身建设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以建设服务政府、法治政府、责任政府为目标,进一步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

坚持服务优政,切实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进一步理顺政府与企业、市场、社会的关系,在继续完善经济调节、加强市场监管的同时,更加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制度,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社会事业、劳动保障、生态环境、公共安全等方面的投入,积极推行财政支出效益审计和绩效评估。加强镇级财政建设,防范和控制政府性债务风险。优化公共资源配置,更多地运用规划、产业政策、技术和环境标准等手段改善政府经济管理。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将部分事业单位转为提供公共服务的社会组织。发展民间组织、社会中介组织和行业组织,加快建立政府与各类社会组织分工协作的社会管理机制。不断创新方便企业和市民办事的工作方式,努力为社会提供更为便捷、经济和有效的服务。

坚持科学施政,切实推进制度和管理创新。健全重大事项集体决策、专家咨询、社会公示与听证、决策评估等制度,推进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审批事项,简化审批程序,强化后续监管,提高行政审批效率。健全政务信息制度,加快电子政务建设和应用,推进公共管理和服务信息化、现代化。强化工程招标、政府采购、土地出让和产权交易集中监管制度,进一步规范公共资源交易活动。增强镇级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完善城乡社区建设和管理的体制机制,推动政府经济社会管理重心下移。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国有资产使用效益,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坚持依法行政,切实增强政府公信力。建立健全公正科学的行政程序制度,进一步规范政府行政行为。强化行政执法责任制,严格执行行政复议、行政赔偿和补偿制度,健全行政争议解决机制。完善政府重大决策和规范性文件的法律审查制度。全面实施“五五”普法,提高公务员依法行政能力,促进行政执法人员严格、公正、文明执法。大力加强民主法制建设,贯彻落实人大监督法,依法接受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认真接受市政协的民主监督,虚心接受社会公众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加强市政府部门与派的对口联系,进一步做好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办理工作,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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