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资本管理范文第1篇

[关键词]实施；经济资本管理；对策

近年来，一个适应现代金融企业要求的管理体系———经济资本管理办法及以经济增加值为核心指标的综合绩效考核办法在国内多家银行实施，这标志着商业银行对全行整体风险控制开始由计划管理型或资产负债管理型向资本约束型转轨。

一.实施经济资本管理的意义和必要性

（一）落实巴塞尔协议和银监会《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关于资本约束的需要。资本约束旨在通过有限的银行资本制约银行规模的无限扩大，是银行发展的内在要求。2004年6月，巴塞尔委员会颁布了《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即“新资本协议”，确立了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三大支柱，其核心是资本约束。2004年初，中国银监会颁布并实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其核心要求是银行必须要有充足的资本抵御风险。为适应资本监管的需要，我国商业银行必须学习借鉴国际上先进银行的经验和做法，建立资本约束的理念和机制，运用经济资本管理等先进管理工具，促进管理方式和业务增长方式的转变。

（二）实施全面风险管理的需要。资本约束是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从现代商业银行资本约束的内涵来看，经济资本管理可将商业银行经营风险带来的预期损失准确量化为当期成本，使资本更全面地覆盖和更准确地匹配风险，因此经济资本管理本身就是最有效的风险管理手段和技术。

（三）建立以价值回报为中心的绩效考核的需要。经验表明，在未充分计提损失准备的情况下，对经营利润的考核并不能真正反映各级机构的风险和业务发展的质量。通过建立以风险调整后的经济资本回报率和经济增加值为核心指标的绩效考核体系，并将其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依据，可引导各级行将有限的资源配置到低风险、高回报的业务上，较好地解决追求短期利润与控制长期风险之间的矛盾，在降低风险的同时提高效益，实现内涵式增长。

（四）运用产品定价覆盖风险溢价的需要。我国经济和金融的发展状况决定了信贷业务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然是我国商业银行一项非常重要的资产业务。在利率市场化的趋势下，商业银行应通过合理的贷款定价，充分考虑贷款的非预期损失成本，保证准备计提充足，拉动资本的持续增加，以利于覆盖风险溢价。

（五）优化业务结构的主要措施。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业务结构、收入结构不尽合理。实施经济资本管理可以进一步加大结构调整力度，优化业务结构、收入结构。

二、实施经济资本管理的难点

（一）经济资本管理与业务营销不够协调。按照经济资本管理的导向，今后商业银行必须加大低风险的贴现和高回报的高端客户的营销力度，才能调整业务的区域结构、客户结构和品种结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面临两方面的情况，导致经济资本管理与业务营销不够协调。一是同业竞争日益加剧，贴现收益区间收窄，客户拓展与维护比较艰难，在做大做强贴现业务方面难度加大，二是拓展的高端客户中，相当一部分如基础设施、房地产开发属于项目贷款，期限长，经济资本系数高。

（二）经济资本系数设置难以准确反映业务的实际风险程度。当前，一些银行经济资本采用内部系数法计量，对各项资产设置的资本系数过粗，并不能准确反映各项资产业务的实际风险程度。如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不同战略定位的客户，其整体风险不同，但经济资本系数未体现差异性；五级分类中损失类贷款风险明显高于次级类贷款；信用贷款、抵押贷款和担保贷款风险程度不同，但上述客户或业务的经济资本系数相同。因此，单纯以科目分类计量经济资本就显得较为粗放，对风险度量的准确性不高。

（三）经济资本计划管理与实施推至分支行存在难点。就商业银行总行而言，对全国分行实施经济资本计划管理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一级分行对以下分支行实施经济资本管理计划方面，可能存在迥然不同的情况。如有的一级分行由于信贷类经济资本充足，且其分支行管理水平较高、金融资源较丰富，对其分支行实施切块的经济资本计划管理障碍不大，完全可以像总行那样根据分支行等级、经济资本回报率和贷款经济资本回报率进行配置。但对一部分等级较低的一级分行而言，为了有效调整信贷结构及提升资源配置层次，法人客户贷款规模主要集中在省分行进行配置，加之信贷类经济资本计划较小，若按经济资本计划配置办法往下切块安排的话，分散了资源，有可能降低资源配置层次。

（四）存在对经济资本管理理解不到位现象。经济资本管理作为商业银行一项重要工作，涉及所有业务部门。但是，目前商业银行分支机构领导和资产负债管理部门对此项工作给予了充分重视，但其他业务部门对此消化理解不够，在业务工作中贯彻存在不到位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此项工作的全面顺利实施。

三、完善经济资本管理的对策

（一）实施全行性经济资本管理。经济资本管理是一项全行性的管理革新工作，尤其要依靠具体业务部门实施。但是，一些业务部门对此认识相对不足，在自身业务工作中自觉运用经济资本管理不够。因此，一是加强全员经济资本管理知识培训。对各部门的培训要在围绕如何在控制风险资产增长、提高经济资本回报率的基础上，侧重点应有所不同，对前台部门应侧重于产品营销、贷款定价能力的培训；对财务会计部门应侧重于其他应收款、应收利息、其他资产等非信贷类资产挂账、处置合规性的培训；对信贷部门应侧重于贷款定价测算及贷款风险控制能力的培训；对资产风险管理部门应侧重于存量资产质量的改善对经济资本变化的影响。通过实施全员培训，使其在信贷拓展、贷款定价、成本核算、改善资产质量等方面自觉运用经济资本管理知识和工具。二是完善细化机制和措施。对经济资本管理中涉及其他部门业务，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和定量要求，指导各部门在日常工作中落实。如前台部门出台的客户经理营销奖励办法需加入经济资本回报率、经济增加值考核指标。对发放的每笔贷款发放前和发放后均应计算经济资本回报率，达不到回报率要求的应给相应的处理。又如，对财务会计部门下达固定资产、其他资产等指标时，还应下达相应的非信贷类经济资本计划，以督促其加快闲置资产的处置力度和其他资产正常摊销。

（二）建立有差别的资产类项目细分经济资本系数。鉴于内部系数法对资产类项目分类过粗，对资产类项目和资本系数进行细分，可参照以下方法进行。一是按行业进行细分。对优势行业、战略支持行业设置相对较低的经济资本系数，否则反之。二是按贷款抵押担保方式进行细分。对信用贷款设置较高系数，担保贷款次之，抵押贷款最低。三是按区域分类进行细分。对资源相对丰富、管理水平相对较高的行，设置较低的经济资本系数，否则反之。四是对五级分类不良贷款中的次级类贷款设置有区别于损失类贷款的系数。

（三）建立经济资本管理支持系统。目前多数商业银行经济资本计量方法采用是内部系数法，方法简单，而国际上采用的内部评级法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要求建立较多的风险评估模型，需要大量的数据信息，这就需要完善信贷管理系统、个人征信系统、统计系统等。在此基础上，着手建设经济资本管理系统，开发与上述系统数据接口，以支持经济资本管理工作。

（四）建立对行业、业务和产品回报水平的分析，指导信贷营销。一是要按照国家统计局有关行业划分标准，对商业银行现有各行业贷款进行抽样评估，测算出各行业贷款平均经济资本回报水平，提出各行业贷款最低回报要求。二是根据各行业贷款最低回报要求，建立客户价值评价体系，指导贷款营销和贷款定价。三是建立有行业差别的经济资本配置机制，对平均经济资本回报率高的行业，在经济资本配置上进行倾斜，反之则从紧。

（五）增强经济资本对业务发展的引导。要建立以增量与存量管理并重的经济资本预算管理，将有限的经济资本资源配置到经济资本分配系数低、实际回报高的低风险业务、优良客户、优势行业、优势区域上，努力调整业务经营结构。尤其要引导扩大不占用经济资本的中间业务和收费业务的占比，有效调整盈利模式和业务架构，构建更为均衡和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如，实现规模主导的经营结构向以资本管理为核心、效率为主导的经营结构转变；由风险收入为主体的盈利结构向以风险收入和收费收入并行的盈利结构转变。

经济资本管理范文第2篇

【摘要题】经济思想研究

【关键词】/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脉络/评价

【正文】

在经济思想体系中，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无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还是在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都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即使是在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仍然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意义。因此，了解和把握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脉络、基本内容和现实意义，不但是丰富思想研究的需要，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

一、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基本脉络

马克思认为，经济落后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必须利用、吸收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马克思的这一说法，是针对资本主义以前阶段的、资本主义不发展的、生产力不发达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提出来的。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从中国实际出发，从理论上全面、深刻地阐述利用资本主义的问题，成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并指导实践。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

早在1934年1月，在阐述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方针和政策时就指出，根据地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经济三方面组成的，尤其是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到1938年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将这一提法具体化，他说：“保护私人工商业的自由营业”是实行新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告诫全党必须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否则，任何损害私人工商业利益的言论和行为都会给革命事业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从1939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全面发展，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加具体，有着更加鲜明的实践指导特色。一方面，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外延扩展了。他认为，就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而言存在三种资本形态，即外国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本国的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就根据地的国民经济而言，也有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区分。这是不能忽视更是不能混淆彼此概念的客观事实。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私人资本主义不但不能消灭相反要保护要发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也“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内涵也更加丰富。除了对党内仍然有不少同志没有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束缚解放出来，对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产生疑虑、困惑甚至抵触情绪，以及农村中普遍流行的破坏工商业倾向进行批评外，还着重对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尖锐地指出这种思想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认为那种跨越新民主主义阶段，“奢谈立即进入社会主义是‘反革命的思想’，因为它不现实，而想实行它总会自招失败”，这是由于这种社会主义缺乏社会化生产的坚实物质基础，而要不要这个基础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

很显然，将民族资本与帝国主义资本和官僚资本主义资本严格区别，并采取保护和鼓励发展的方针，适应了民族民主革命的需要，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是崭新的一章。

（二）过渡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

新民主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主要集中在如何利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方面，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加进了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限制和改造的内容，使他的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更加丰富。

还在19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他所作的报告和结论中一方面重申党的六大、七大关于发展资本主义的精神，同时更重要的是强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他对未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述，他的对资本主义进行既利用又限制的思想正是从这时萌芽的。不久，在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对资本主义经济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利用”和“限制”的意见，但允许资本主主义经济在多长时间内存在，这时以及在建国后主持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都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表。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有党外人士问，过渡到社会主义要多长时间？说大约要二三十年吧。直到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时，才提出完成过渡时期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历史性任务“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如果加上建国后恢复国民经济的三年时间，共计18年。从1953年提出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到1956年基本上完成“三大改造”，对待资本主义经济已经由“利用”、“限制”转向实行改造即消灭的方针。

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思想，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

一是建国后我国经济落后，工商业不发达的局面没有改变，需要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以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在建国后仍然具有两面性，即既有剥削工人阶级而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社会主义宪法，合法生产和经营的一面。因此，实际上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也就是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

二是我们已经具备了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条件。我们已经有了相对强大和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这已经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开端和重要依靠力量；我们已经积累了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许多经验，这实际上成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步骤。[9]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性胜利，标志着资本主义经济随着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民族资产阶级一起被我们消灭了。然而，资本主义在新中国的存在，前后只有7年时间，这是谁也没有意料到的事。

正当全国人民为此欢欣鼓舞，甚至有的资本家也认为自己“并没有失去什么，还是过得很好”的时候[10]，问题和矛盾出现了：城乡人民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日趋紧张，老百姓买东西因小商店、夫妻店都实行公私合营而造成了许多不便；在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出现了“地下工厂等。出现的问题和暴露的矛盾引起了的关注和思考，他开始怀疑苏联的“新经济政策”结束过早，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也过于急促。他考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继续利用和发展社会有需要的资本主义经济，来解决过早完全消灭资本主义经济所带来的问题。因此，1956年12月，约见黄炎培、陈叔通等派和全国工商业联合会负责人座谈，在充分交流思想并倾听了他们的意见后发表了讲话。其后，又和中央一些部门的同志谈话，提出了他亲自定名的“新经济政策”的设想，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是变“地下工厂”为地上工厂，可以合法化，私营业主也可以雇工；二是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国营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进行公开公平的竞争；三是小商店、夫妻店也可以开，请工也可以；四是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五是国家与上述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工商企业、地上商场等签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总之，“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11]，这被自己称为“新经济政策”。

的上述意见，得到了中央其他同志的赞同。刘少奇随后在人大常委会会议上也讲到：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搞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12]也在国务院会议上说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13]虽然在化运动期间，农村中原有的小商小贩、集市贸易以至家庭副业都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取缔，但是当发现这样做的弊端后，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于1959年5、6月间连续发了几个重要指示，强调应当恢复社员的自留地和农村的集贸市场，允许农民从事家庭副业，从而使农村中资本主义经济又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直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对于在全国范围内20％以上的农村实行的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及恢复农民的自留地、集贸市场等做法没有进行否定。这年的7月，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也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14]

可见，这一时期尽管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缺乏连续性和系统性。但毕竟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有益探索，是值得肯定的。

二、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历史评价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领导我国革命过程中，从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农业国家这个最大最根本的实际出发，在我国革命各阶段从理论上全面深刻地阐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作用和地位问题，形成了他整个经济思想中很有特色的部分。他的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构成了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应当客观地做出历史的评价。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评价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成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这一时期，没有将民族资产阶级列为民主革命的对象，是因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所以，虽然处在帝国主义时代，他们也还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保存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本国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性”。[15]而且，由于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除了革命的领导权不同外，“他们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16]因此，“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这是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17]

可见，对待资本主义问题的认识，大大超越了党的六大决议，奠定了我们党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自己说，党的六大和七大都承认资本主义在民主革命胜利后要有一个发展，并认为抗日战争时期在对待资本主义经济问题上是完全实行六大决议案的。[18]1928年党的六大《政治决议案》对中国革命性质的分析，以及提出的十大政治纲领，从根本上说是正确的，但是，六大决议没有提及官僚资产阶级，而继续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作是革命的敌人。十大政治纲领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也并不是十分明确。[19]继承和发展了党的六大决议中的正确思想，纠正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主张，提出了明确的政治观点和基本方针、原则及其政策，创立了我们党比较完整的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主义经济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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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取代封建社会的是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其结果是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无产阶级领导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其结果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在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性质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胜利后的中国既不能因为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就立即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也不能因为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就建立资本主义制度。面对这一“中国向何处去”的难题，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构想：中国革命既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又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那么，这个革命就既不同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革命，也与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区别，而是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目的是建立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在这个社会制度里，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但要保护、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切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才找到了一条领导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走向胜利的正确道路。

因此，可以这样说，没有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就是不完整的纲领，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二）过渡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评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尽快恢复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安定人民生活就成为当时经济建设的首要任务。那时，我国存在五种经济成分：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其中，个体私营经济在数量上占国民经济的90％，对弥补国营企业生产严重不足，活跃城乡经济，吸收一部分人员就业，增加国家积累等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鉴于此，主张在巩固和发展国营经济的同时，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积极方面，限制它的消极方面。接着，国家开始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产销关系的工作，在经营范围、原料分配、销售市场、劳动力条件、税收政策等方面给予私营工商企业大力支持。1950年12月，政务院颁发了《私营企业管理条例》，这从法律上起到了安定私营工商业者，提高他们投资和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作用。据统计，1950年下半年，上海、武汉、北京、天津等10个大城市私营工商业达32674家，是该年第二季度开业户的5.5倍；1951年同1950年相比增加了11.9％以上，生产总值增加39％，零售总额增加36.6％，这一年民族资产阶级所获得的利润超过在国民党统治下22年中的任何一年[20]；私营工业发展更快，1953年同1952年相比，私营工业的职工增加了8％，总产值增加25％，资金增加10％，利润的增加更是惊人，达到146％。

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指导下，在建国后的最初几年里，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飞速发展，这对于进一步提高私营工商业者投资和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安定人民生活，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好转，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随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结束，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由“利用”、“限制”转向了“改造”，目的就是变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种“改造”事实上就是“消灭”，只不过这种“消灭”不是采取马克思设想的那种“剥夺剥夺者”的暴力手段，而是采取“和平赎买”的办法。

“和平赎买”资产阶级，是通过将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即采取公私合营形式）轨道来实现的。当时私营企业大多设备陈旧，经营落后。私营企业中发展水平较高的纺织业，劳动生产率也只及国营纺织业的四分之三，而且差距还在扩大。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原料、市场等方面的限制，不少私营企业经营渐感困难，主动要求国家支持，实现公私合营。

1954年和1955年扩展公私合营的工作取得很大进展。公私合营企业由1953年的1036户增加到1954年的1746户，1955年又增加到3193户，其产值占全国私营工业（包括已合营的在内）总产值的49.6％。企业合营后，由于国家派遣干部加强领导，投资进行新建、扩建，整顿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人劳动积极性普遍提高，使合营企业的生产迅速发展，利润增加。以平均每人劳动生产率来看，以1950年为100，公私合营工业1955年为314，增长两倍多，而同期私营工业为158，仅增长半倍多。[21]公私合营的优越性非常明显。到1956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99％，私营商业户数的82.2％[22]，都纳入社会主义经济轨道。公私合营后，国家实行定息制度。经过清产核资，全国合营企业中，私股共24亿元，由国家按年息5厘计算，从1956年1月起付给114万私股股东定息，每年约1.2亿元，到1966年9月止。这样，资本主义经济思想中设想对资产阶级进行“和平赎买”的目标顺利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胜利，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历史性胜利。这标志着我国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资产阶级，这就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这个胜利证明了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是正确的。我们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提出但没有做到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学说。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创举，也是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一个重要发展。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评价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20年时间里，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是社会主义时期他对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创新思考，有着突出的理论创新意义。

首先，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思考不再同新民主主义经济相联系，而是同社会主义经济相联系。他认为这样可以达到以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同时存在、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互相竞争，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繁荣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从事私营工商业、个体手工业的人数大约为70万，从事小商小贩的人数也接近70万。事实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在被消灭后又有所恢复和发展，使出现的问题和暴露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缓和。

其次，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他试图在中国避免像苏联那样由于过早结束“新经济政策”而造成的弊端，想引以为戒。这种理论探索和勇于实践的胆略，表现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创新精神和实事求是的作风，值得坚持和发扬光大。

再者，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再搞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是在两难的选择中的一种有益的尝试。在中国，既要允许多种经济成分与公有制长期并存，允许长期发展商品生产，但又担心私有制的存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会危害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包括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当时都普遍存在的一种矛盾心态。然而，只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也只有他在中国消灭了资本主义经济后，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在一定阶段，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允许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虽然这种尝试不够充分，也没有持续下去，但毕竟为我们党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因此，对于任何一种思想观点，只有放在其所产生的时代环境中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同样，任何伟人都受到他所处的时间、空间环境的制约。提出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尽管是他一时的思想火花，此后他再也没有提出类似的观点，但是我们也只能回到当时的条件下去考察其缘由，不应该求全责备。

总之，对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下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在过渡时期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是深刻的、系统的和科学的；而他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怎样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是不够深入和系统的。但无论怎样，他的这些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闪耀着他的杰出智慧和独创风格。正是这些独创性的思想，使中国共产党在走过了一段时间的弯路以后，重新面对现实，重新审视和思考这一重大的理论问题，走上了改革和开放的正确轨道，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局面。

【参考文献】

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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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21][22]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328.299，292，329.332.

[10]新华社新闻稿[N].1956-1-21.

[11]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70.

[12]刘少奇.1956年12月29日在人大常委会会议上的讲话.

[13].1957年4月6日在国务院会议上的发言.

[14]邓小平文选（1938-1965）[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305.

经济资本管理范文第3篇

【关键词】市场失灵；中国民间资本；炒房热；温商；徽商；适度干预

背景资料：炒房热现象亟待学术研究

近年来，温州商人在中国民间资本市场上掀起了又一股冲天大浪，突出表现为“温州炒房热”的一再升温，温州炒房团成为中国当前经济生活中的万众焦点。从学术的视角，我们不得不关注如下问题：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温州炒房热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经济规律？

——它会不会重蹈中国古代曾经同样繁盛一时的徽商之覆辙？

——徽商会不会成为温州民间资本的历史镜像？

——变局是不是意味着结局？作为目前中国民间资本样板之一的温州资本，下一步将何去何从？

——它将在何种程度上改写中国的民间资本格局？

——作为对国民经济的总量进行宏观调控的经济法，该怎样对炒房热作出何种法律回应？

——对此，政府经济行为应遵循怎样的规制原则？

——……？等等，透过这些问号，我们将看到以温州为代表的中国民间资本怎样的深层动向？

打个形象的比喻，熟悉金庸武侠小说的人都知道“七伤拳”和“一阳指”，前者是一种危险的武功，既能伤人，也会伤己，而且会伤得极深（七脏俱伤）；后者则是把全身的功力都集中于一点（指头上），以一点发力而致胜。温州民间资本倾尽全力向房地产市场进军，这到底是既伤人也最终伤己的“七伤拳”，还是全部功力集于一点之上的“一阳指”？

理论解析：变局背后的深层是民间资本战略转移遭遇瓶颈

温州商人的经商风格与广东商人的风格迥然不同，十年前，当广东商人在深圳玩股票时，温州人不为所动，连近在家门口的上海股市里都难得见到温州人的身影。那时，温州人在埋头干实实在在的实业，从全国最大的水货制造基地到全国最大的精品制造大本营，温州商人的每一步都没离开轻工制造业，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实业。

正是这种实打实的精神，造就了温州经济的一枝独秀——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股市进入“冰河时代”，以玩股票而发家的广东等地的民间资本迅速缩水，而温州民间资本由于本来就与股票的关系不大，因此没有受到中国股市波动的太大影响，仍然持续坚挺，并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超过了全国所有的其它地方。

这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温州炒房团”而不是“深圳炒房团”或“上海炒房团”之类。因为在这个时期——在这个股市低靡的时期，只有温州人手里还有大把大把的闲钱（闲置资本），而其它地方的民间资本却因为缩水而手头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总觉得钞票越来越难赚”，当然就没有那么多游资去全国各地南征北战地炒房了。

这不可避免地又牵扯到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温州的这笔巨额民间资本为什么不继续投入到轻工制造业的进一步扩大再生产中去？为什么不投向其它领域？为什么这么集中地把赌注几乎全押在了炒房上？

要回答这连续的三个“为什么”，必须从经济学上寻找隐藏在背后的经济规律。我们会发现：这是由于温州民间资本的战略转移遭遇了瓶颈！

第一，若继续投向轻工制造业的进一步扩大再生产，由于眼下的轻工业产品加工生产和模仿制造已达到近乎饱和，面临着新市场规则的制约和残酷的市场竞争。达到了规模效益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之后，再向轻工制造业扩大投资就显得失去了必要，已经不再符合经济原理。

第二，若投向重化工、机械等大型产业，则温州明显缺乏产业基础，不象东北那样有深厚的重工业基础，而且，由于国家现在实施“振兴东北工业基地”战略，温州在政策扶持上也无法与东北相比。这条路似乎行不通。

第三，若投向高科技产业，则温州缺少足够的技术和人才。这条路好象也走不通。

第四，若投向其它一些很具有吸引力的领域，在目前却恰恰又是民营资本限制进入的领域；即使现在国家的法律条文上已经允许民间资本“有限度地”进入这些领域，但也由于是刚刚放开，事实上的限制仍然没有消除，离理想的自由状态仍差一大截。出于对自身投资安全的考虑，温州民间资本在目前的形势还没有彻底明朗之前，还不敢放胆把大笔的钱往这些领域投。所以，这条路也不能通罗马。

——条条道路都似乎无法最快、最便捷地通往罗马。但资本的天性就是“运动、运动、再运动，增值、增值、快增值”，在这种情况下，大量闲置的温州民间资本左冲右突地找出路，猛然间发现：投向房地产最安全、最快捷、最可行。因为炒房最适合温州人这样的民间投资者，它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投资方式，做好了，利润可能远比其它领域高；即使做不好，至少还有几套房子在自己手中，不会象股票那样变成一堆废纸，况且转手脱身也容易得多。

而且，炒房不受重工业基础、高新技术、知识产权、人才供应等因素的限制，大钱小钱都能做，大的投资者可以买下整栋楼，小的投资者也有能力买两三套，十分灵活，船大船小都方便调头。

于是，在遭遇了战略转移的瓶颈后，温州民间资本一方面是“迫不得已”地、另一方面又是“心甘情愿”地涌向了房地产市场，出现了蔚为壮观的温州炒房团席卷全国之热潮。

实证分析：中国民间资本大变局初现端倪

温州人炒作房地产由来已久，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温州人几乎挨家挨户盖起了新楼房，当时盖新楼房主要是满足自己居住。而到了90年代中后期，温州人已不满足一家一幢楼房的居住水平，又开始疯狂地建新房或购买商品房，当时一些有钱人家一户至少拥有3-4套房子。这样超常的购买力导致当地房价几年来一路攀升，至今房价仍居高不下。目前温州一般地段的房地产每平方米均价大约在6000-7000元左右，这样的房价对一个地级城市来说算是天价了。温州人炒房也促成了当地房地产公司的发展，现在温州有400多家房地产开发商，一个地级城市拥有如此多的房地产开发商在国内是罕见的。

然而，房地产作为一种带有“天然垄断性”的稀缺资源，必须不断向外扩张，才能满足不断增长的资本之追逐，于是，当温州本地的房地产被炒完之后，财大气粗的温州民间资本把触角伸向了外地。上海作为中国最大最繁华、也是离温州最近的超级大都市，当仁不让地成了温州炒房团向外省市扩张的第一站。2001年8月18日，一个由157人组成的温州购房团浩浩荡荡开进上海，3天就买走了100多套房子，把5000多万元砸向了上海楼市。这批人后来被认为是全国房地产市场的第一批专门真正意义上的炒家。根据温州驻上海的商会统计，现在大约有200亿元的温州民间资金注入了上海的楼市。上海房价近几年一路飙升，给温州炒房者带来了超过20%的投资回报率。［1］

到了2002年，温州炒房团的队伍进一步养大，并开始迅速走向全国各地的其它省会级城市。比如，当年9月，40个浙江人在武汉下注4000万元，爆炒武汉房地产市场。

2003年，温州炒房热不再仅仅局限于省会级城市，还传染到了二级、三级城市。当年8月，温州购房团30人在徐州买下价值3200万元的房产。10月，40多个温州人奔赴青岛，两天成交2500万元，青岛的半岛都市报以头版头条对此进行报道，标题就是“温州人花千万元买走青岛一条街”。12月，上海最大的烂尾楼宝通大厦被温州民营企业飞洲集团正式炒走，金额为7亿元。［2］

进入2004年以来，温州炒房热进一步升温，已经成了比“禽流感”还流行的“钱流感”，我国经济法专家刘大洪形象地指出：“温州现在已经不能再叫‘温’州了，在越来越热的炒房热浪的推动下，它已经成了中国目前最烫手的资本‘热’州了”。比如，今年元旦，仅仅通过一次温州房地产交易会，炒房的成交金额就高达14.6个亿。3月，在成都春季住博会上，来自温州和全国其它地区的房地产“游资”对博览会进行了一次扫荡，导致蓉城住宅价格又往上狠狠地升了一截，以至于当地的多名专家针对这种情况，特别向成都市政府提出了“要为防范和阻击楼市风险做好准备”的提案。

目前，温州专业的（注意：是专业的）炒房队伍按最保守的估计，也有5000多人。而通常1个专业的炒房者能带动周围的20—40个普通炒房者，按1人带30人来计算，也高达15万人！15万人的温州炒房大军，浩浩荡荡，蔚为壮观。据测算，温州有高达1500亿的资金在全国各地炒房！

炒房已经成为目前温州的第一产业。温州民间资本开始了乾坤大挪移。

现状冷思：变局中的危险变量

在中国各地民间资本的区域经济版图中，温州是发展最稳健的一个。如果把各地民间经济的相互竞争比作一个大的演武场，温商、粤商、沪商、鲁商、汉商等等就是华山论剑的各大门派，它们在中国经济的“光明顶”上各自施展绝招，一争高下。温州人现在的疯狂炒房热就象金毛狮王谢逊练的一种奇怪武功“七伤拳”，它既能在短期内提高自己的功力，一拳击中敌人会令其“七脏俱伤”，但同时也会伤害自身，严重时会导致自己也“七脏俱伤”，故名“七伤拳”。

拿出1500多亿的钱来在全国各地疯狂炒房，这既能在短期内为温州商人带来大笔利润，也会伤害其自身的元气，就象七伤拳一样。

其一，缺乏经济学上的前提条件，可能陷入消化不良的困境。温州人在外地炒房几乎全部是为了投资，很少用于自己居住。也就是说，他们买房子只是手段，而获利却是终极目标。众所周知，投资型的房地产的获利途径只有两条：一是租出去，收取租金，通过比较丰厚的租金在若干年里把投资逐步收回来，然后再实现盈利。二是以更高的价格转手再卖出去，在低进高出之间赚取差价，这个差价就是利润。但是，必须注意的是，这两个途径要想顺利运作，首先要满足一个经济学上的假设，即：必须有足够繁荣的房屋出租市场和二手房转让市场，才能承担得起温州人的这种炒房运作模式。［3］

但不幸的是，由于房地产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是无法自由运输的典型不动产，这一点决定了它只能在当地消化，也就是租给当地人或转卖给当地人。中国社科院朱广新博士说，如果当地人对房地产租金和转卖价格的接受程度不高，则就意味着温州人炒下的这些房地产将不能预期变现成高额回报，将会出现消化不良，只能成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一点，在二线城市（地市级城市）和三线城市（县级城市）表现得尤其明显，据悉，已经有不少在二三线城市炒房的温州人兵败而归，主要原因就是当地人对房地产租金和二手房的转卖价格接受能力有限。

相比之下，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武汉、长沙等一线城市炒房的温州人要幸运得多，在这些城市炒房虽然买入价远比二三线城市高，但由于当地人的经济能力本身就很强，可以比较顺利地消化掉温州人炒下来的那些房子。从这个角度来看，一线城市将继续成为温州炒房团的理想之地，而去二三线城市炒房淘金似乎还显得过于超前，除非有胆量和实力做好10年之内不见明显回报的打算。

其二，温州本地将会因为巨额资本都投进了外地炒房之中而失去进行产业调整和升级的机会。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与其它地区相比，温州商人的勤恳是最令人敬佩的，早在80年代，其它地区的人们还在固守“穷死不经商、饿死不离乡”的小农习气时，勤劳且有眼光的温州人就不畏艰辛地到全国各地做生意，哪怕是小生意，温州人也做得有声有色，最典型的当数席卷全国的温州发廊热——连开理发店之类的小生意都做成了中国改革之后最成功的、最早的一个名牌效应，温州人经商的天赋由此可见一斑。

告别了理发店之类的小生意之后，温州人又专心于做轻工制造业，也做得十分成功。据此，我们基本上可以把温州人的经商史划分为两大阶段：一是炒房热形成之前的阶段，是温州人通过一点一点的辛勤劳动而进行原始积累的时期；二是炒房热形成之后的阶段，富裕之后的温州人大部分以炒房作为盈利的主要来源。而众所周知，靠炒房地产吃饭是典型的食利阶层的生财方式之一。

因此，正如清华大学的曹治国博士所说，过度炒房的危险之处就在于：如果长期这样下去，要不了多长时间，勤劳的温州人将会沦落为不思进取的食利阶层，正在崛起的温州轻工制造业将丧失中国入世之后进行产业调整和升级的大好机会。也就是说，在未来中国各地民间资本的演武场上，温州资本将会丧失其原来的核心竞争力，有可能从目前它作为中国民间资本的江湖盟主地位上衰落下来。

历史镜像：中国民间资本大变局的历史轨迹考

我们看到今天的温商之繁荣，不能不想起中国古代的徽商。温商必须认真分析徽商的兴衰成败之轨迹，以防步其后尘。徽商，即徽州商人，始于南宋，发展于元末明初，形成于明代中叶，盛于嘉靖，清代乾隆达到鼎峰，至嘉庆、道光年间日趋衰败，前后达六百余年，称雄三百年，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注：为论述方便，下面把徽商拥有的资源也作为近现代经济学上所说的“资本”来进行分析。）

南宋迁都临安（今杭州）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下移，促使其临近地区的经济首先得到相应发展，中原文化也随之被引入江南。徽州正处在当时东南经济要区的中心、南北交往的要道。由于徽州特殊地理环境和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促使徽州从“地主经济”向“商业经济”转移。

——这一点，与今天的温州在整个中国的经济版图中的位置有几分相似之处。

徽商是个富有激情与创造力的商派。他们从小就外出经商、进军城市，在每一个有商机的地方，都可以看到徽州人的身影。徽商靠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与宗族整合势力的优势，挤垮一个个商帮，占领一座座城市。其带给我们的是吃苦耐劳、敢于挑战的冒险精神，这一点在中国当时奉行中庸之道的社会显得十分耀眼。

——这一点也与温州商人在改革开放以后的80年代在全国各地从温州发廊之类的小生意做起十分相似。

徽商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以血缘和地缘结成商业团体，并借助这样的关系开展商业竞争、沟通商业信息、传授商业经验。这也是人们常说的“天时、地利、人和”中的“人和”之因素。因为血缘关系，他们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向心力，易于结成牢固的团体。而同一的地缘关系，相互之间十分了解，容易建立起相互信赖的关系，逐渐形成了同一血缘、地缘的人从事同一种类的商业且在同一地经营的现象，形成了行业宗族化和地缘化的特点。有些行业在某一个地域完全被徽商垄断，其他商帮根本无法插足。由于有了血缘和地缘的关系，徽商之间有着很强的亲情认同感，他们认为商业的兴衰成败直接与本族、本地的利益息息相关，所以彼此之间非常乐于提供商业信息、传授商业经验，从而减少了经商的困难、增加了成功的把握。

——这一点也与今天温州民间资本的经营风格很相近。

徽商注重诚信，讲求商业道德，他们认为商家与顾客的关系是互惠互利、相互依存的，如果一时贪图小利或敲榨顾客，虽然能给自己带来暂时的利益，但却毁坏了双方长期合作的基石。徽商将商誉看作商品价值的一部分，他们认为树立起良好的商业信誉，并以此获得顾客的充分信赖，这才是商业兴旺发达的保证。因此，徽商大都通过长期艰苦的努力去建立起良好的商业信誉，并极力维护这种信誉，视之比金钱更宝贵。以茶商为例，经营外销茶的徽州茶商为了确保商品的质量，从毛茶的收购、茶叶加工，到最后的成品包装，都十分下功夫。茶商在收购茶农的毛茶时十分看重质量，收购的毛茶要细嫩、紧结，碰到死茶、烂茶、断折、红蒂等现象较多的毛茶即拒绝收购。

——这也与今天的温州商人何其类似。

徽商当年的繁荣程度，丝毫不亚于今天的温商。明代，徽州经商的人数已经达到“贾居十九”，经商的范围也是“持筹遍九州”。徽商除了人数多、活动范围广外，商业资本也十分雄厚，“无微不成商”成了当时商场上公认的现象。象“程十万”“祝半州”之类称呼的巨商，在明朝以前还是少数，而到了明清时期，这样的“大贾”则已经不足为奇了，拥有二三十万两银子的商人只能算是“小贾”。

——这与今天有人提出“无温不成商”的温商盛况足以媲美。

但不论当年曾何其辉煌，徽商后来还是衰落了。笔者之所以拿中国古代的徽商来与今天的温商做对比，也就是想提醒一下温商不要在疯狂的炒房热里迷失了方向，而应把徽商当成一面历史的明镜。当年徽商衰落的原因很多，如苛捐杂税以及太平天国起义等等，但其中对今天的温商有启示的原因我们必须加以重视、认真研究：

其一，由富裕而导致的食利阶层的出现，使徽商积累的资本没有用于扩大再生产，以至于后来丧失了核心竞争力。鸦片战争后的徽商不再象他们的先人那样积极进行扩大再生产，而是出现了“食利阶层”，由原来勤奋敬业、吃苦耐劳，变成了贪图享受、大兴土木、广建豪宅。大量的资本被用于买田置地、建房、娶妻、纳妾、续谱、立坊，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商业资本的萎缩。例如，清咸丰年间，徽商汪定贵花金百两、白银八十万两在家乡修建豪宅承志堂，全宅有七个楼层、九个天井，房屋60间，占地2100平方米，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这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影响再生产的进一步扩大，造成商业资本匮乏，丧失核心竞争力，最终导致难以适应市场激烈竞争而走向衰落。

——这与今天的温州炒房热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点。相似之处都是当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开始形成专门的“食利阶层”，而且都是把房地产之类的不动产作为资本的主要投向。不同之处在于，徽商囿于当时的社会条件，搞房产主要是自己居住，搞地产主要是雇佃户耕种，还不可能象今天的温商那样主要用于出租或二手转让。

我们不怀疑当今的这一代温州商人能否保持当初创业时的可贵品质，我们担心之处在于：下一代在炒房中成长起来的温州人会不会真地沦为中国最大的一群专门“食利阶层”？如果这个预言不幸成真，那么，温商已经可以从徽商这面历史镜子中隐约看到自己的“500年后”甚至“50年后”了，温州民间资本的大变局似乎可以还未盖棺就能定论了。

其二，没有进行及时的产业调整和升级，坐失市场良机，惨遭市场淘汰。由于过多的资本用于买田盖房及个人奢侈，徽商失去了进行产业升级的时机，所以，当更新技术的外国商品加入竞争后，徽商就惨遭淘汰了。清光绪之前，由于茶叶只有中国出产，所以，处于天然垄断优势的徽商在茶叶出口上几乎没有遇到竞争对手，当然畅销。但是，自从光绪年间之后，印度等国大面积引种茶叶成功，为了与中国争夺国际市场，这些国家的茶商采用了近代化的工厂生产，使用机器制茶，极大地提高了制茶工艺。而中国的徽州茶商仍旧停留在作坊式的手工生产水平上，落后的制茶工艺导致其茶叶质量不如"洋茶"。光绪二十三年，清两江总督刘坤一借鉴国外机械制茶的经验，明令以机器制造外销茶，但徽州茶商因循守旧，缺乏近代化生产的开拓意识，他们以费多效微为名，激烈反对，此事只得作罢。这样，由徽商一手经营的中国茶叶出口由于工艺落后、质量不如"洋茶"，在国际市场上逐渐失去了竞争力，出口量逐年递减。

——对于任何人来说，资本总量都是有限的，即使是富甲天下的温州人也不可能拥有取之不完、用之不竭的财富。那么，在财富总量有限的前提下，高达1500亿的温州资本都充当了炒房的热钱游资，很显然，这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温州对现有的轻工制造业进行调整和升级。长期这样下去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这已经被当年徽商的教训充分证明了。

对策展望：对炒房热进行适度干预

然而，如果我们根据以上分析就匆忙对温州民间资本做出结局式的结论，似乎有点为时过早。因为，变局并不等于结局，变局有可能导致一个旧结局，也有可能通向又一个新开端。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大海里弄潮的温州商人毕竟比中国古代徽商的眼光长远得多，至少他们懂得用经济学理论去分析自己的行为到底是不是符合市场规律。因此，除非有十分极端的情况出现，否则，温州民间资本应该不会重蹈徽商的覆辙。

从经济学上看，如果太多的资金都流向某一个行业，肯定是不正常的，房地产业也不例外。以炒房热为代表的后炒股时代的到来，给中国上市公司敲响了警钟，也给中国经济发出了一个红色警报。［4］但在目前中国上市公司由大股东任意操纵的情况下，要打消中小投资者对股市的不信任心理，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与股市上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血腥屠杀相比，房地产倒显得温和得多、可爱得多。虽然从长远看，炒房过度会导致“房地产悬河”，一旦这条“悬河”决堤，会淹没国民经济的“良田”，但在最近的几年内、在中国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走上规范之前，中小投资者似乎很难再踊跃地回到股市上去。［5］

再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批判的只是“不当的炒房”（也就是不顾一切的、盲目的、失去理性的炒房热），而正常的、符合经济法则的炒房不应当一概反对。因为，经过20多年的发展，温州民间资本相对来说的确已经十分雄厚，温州本地的轻工制造业再怎么需要扩大再生产，也需要不了这么多的资金。资本的天性就是要运动、增值，多余出来的闲钱当然可以、而且应该投到其它领域去逐利，适当地去成熟的一线城市炒炒房并无太大不妥。炒房能在一定程度上繁荣经济、刺激有效需求，促使人们把本来收得很紧的钱袋放开来。“股票不敢炒，这钱总不能闲在手里吧？总得为运动的资本找个适当的出路，炒房热的兴起，恰恰给中小投资者手中的死钱找到了一个活路。”我国学者型企业家、永诚集团董事长刘孟奇如是说。

炒房还加速了房地产市场的成长，温州炒房团所到之处，原先不温不火的楼市霎时亢奋不已，房价涨声一片。“我们给当地的房地产市场带来了生机与活力，”一位温州炒房者说，“我们用的都是自己通过原始积累而来的血汗钱，我们的钱都是来路清白的。进入房地产市场，我们也是顺应经济大势而为，我们的做法是合法的，也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的确，不可否认，温州炒房团炒高了当地的房价，炒高了当地的GDP，更将成熟的房地产运作理念带到内陆城市。从某种程度上说，温州购房团代表了一种先进的市场理念，它对各地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正如前文已经分析的那样，10年之内温州炒房团如果只是在条件成熟的一线城市里炒，这是符合当前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的，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可指责之处。

关键是在那些根本不成熟的二三线城市，如果温州人投入了过多资金进去，是肯定要在当地低矮的市场消化能力之天花板上碰得头破血流的，而且也会搅乱当地本就处于襁褓中的房地产市场，无异于拔苗助长，利大于弊。［6］

因此笔者认为，中国目前对炒房不应进行过于严格的狙击，因为它毕竟是一种市场化的行为。虽然会产生市场失灵现象，但至少在目前股市不能令中小投资者放心的情况下，“后炒股时代”的出现也是市场规律这只无形之手的一种自发调节。炒房热只不过是“后炒股时代”的一种典型表现形式，假如不出现炒房热，闲置在中小投资者手中的大量“闲钱”也会找到另外一种宣泄出路。正如我国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所指出的那样，炒房热的真正根源并不在于炒房本身，而在于中国股市持续了十年之久的圈钱游戏终于走到了尽头，股市的表现令中小投资者感到心寒，使中国进入了“后炒股时代”。不从根源上（即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上）找原因、想对策，不扭转中国的“后炒股时代”，仅仅对炒房进行狙击，是治标不治本的一种做法。

总之，不论如何，这一场轰轰烈烈的炒房热都将会给温州民间资本、以至整个中国民间资本带来一次大变局，或正面或负面。作为一种市场化取向的行为，温州炒房热也会象其它一切市场一样出现“市场失灵”，我们的任务在于采取经济手段和柔性方法，引导它朝着正常的方向发展，用有形之手去弥补无形之手的失灵，力争使这场变局成为一个新的开端，而不是成为一个旧的结局。若强行采取过于刚性的行政手段对炒房进行狙击，这种做法的本身就已经违悖了经济法的精神，是对市场经济规律的强行否定和取代。这就是现代经济法所要求的“适度干预”。［7］

参考文献：

［1］土地新政引发地价上涨房价地价谁唱主角［N］.中华工商时报,2004-03-18.

［2］炒楼成为温州第一产业，温州购房团揭秘［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4-01-29.

［3］温州购房团，会否遭遇滑铁卢［N］.今日早报,2004-02-24.

［4］不能再对“炒房行为”听之任之［N］.南方周末,2004-03-18.

［5］央行调查显示：我国房地产金融存在四大问题［N］.北京青年报,2004-03-15.

经济资本管理范文第4篇

1.经济资本的预算分配

经济资本的配置区分为对存量风险资产的经济资本配置和对增量风险资产的经济资本配置，前者考虑的是对资产组合所面临的未预期风险的抵御，后者则是通过对不同的产品、部门和区域设定不同的经济资本系数来传导总行的经营发展战略。商业银行在制定经济资本预算计划时，重点是对增量经济资本的配置。

从我国目前实施经济资本管理的经验看，商业银行对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经济资本，年初根据资金交易风险控制计划和财务收支计划计算并分配。对信用风险的经济资本，建行采用增量配置法，通过三个环节完成：首先，由总行年初根据全行发展规划和资本补充计划，明确资本充足率目标，提出全行的经济资本总量和增量控制目标，对分行进行初次分配；其次，总行根据各分行反馈的情况，在总行各业务部门之间进行协调平衡分配；最后，总行根据战略性经营目标，对信用风险经济资本增量的一定百分比进行战略性分配。

2.经济资本的计量

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衡量，非预期损失是指银行实际损失超过平均损失以上的损失，是对预期损失的偏离-标准偏离。经济资本从数量上等同于非预期损失，应覆盖商业银行的全部风险。

普华永道对全球银行业的调查表明，信用风险占到商业银行风险总量的65%，除此之外，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也是商业银行面临和关注的主要风险，《新资本协议》关于银行资本必须覆盖上述三类风险的规定即印证了这一观点，因此，虽然经济资本应覆盖商业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但在实践中主要是对此三类风险的计量。

(1)信用风险的计量。计量信用风险时，主要考虑违约概率（pd）、违约损失率（lgd）、风险敞口（ead）和期限（m）等风险因子。此外，还应考虑信用资产的相关性以及风险集中度。目前流行的信用风险计量模型主要有creditmetrics信贷组合模型、穆迪kmvedfs信贷组合模型、csfpcreditrisk+模型、麦肯锡cpv信贷组合模型，以及《新资本协议》规定的irb（内部评级法）模型等。

信用风险经济资本=ead×√pd×σ2lgd+lgd2×σ2pd

其中，σ2lgd为lgd的方差，σ2pd为pd的方差

银监会对国有商业银行经济资本体系建设情况的调查表明，我国商业银行大多是在参照《办法》规定的基础上，以资本充足率8%为基准，根据各类业务的历史风险状况和本行的经营发展战略，采取内部系数法计量信用风险。比如，《办法》规定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风险权重是50%，有的行对此类贷款的经济资本系数则设定为4%（即为资本充足率8%的50%，等同于50%的风险权重）；对某些属于鼓励发展类业务，商业银行则设定较低的经济资本系数，使之相对应的风险权重低于《办法》规定的风险权重，比如《办法》规定银行承兑汇票的风险权重为100%，而有的行对银行承兑汇票的经济资本系数为3%，相当于风险权重为37.5%，充分地体现出了商业银行对此类业务的鼓励导向。

(2)市场风险的计量。var（风险价值）是计量市场风险最常用的技术，它是指在一定的持有期和给定的置信水平下，因利率、汇率等市场要素发生变化而可能对某项资金头寸、资产组合或机构造成的潜在最大损失。目前常用的var模型技术主要有方差—协方差法、历史模拟法和蒙特卡罗法。

市场风险经济资本=var*乘数因子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计量市场风险的常用技术有缺口分析、久期分析、外汇敞口分析、敏感性分析、情景分析等，少数商业银行（如建行）运用var计量市场风险。

(3)操作风险的计量。相对于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的量化更为困难，这是因为一是现有的数据不足，二是模型构造存在技术困难，三是在计量操作风险时极易因难以与其他风险区分而重复计算。目前，对操作风险一般采取简单的系数法，即根据历史年度发生的损失数据，将商业银行的业务按照操作风险的程度分配不同的风险权重，乘以该类业务的余额。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计量操作风险的常用模式是：

操作风险经济资本=前三年度主营业务收入的平均值*设定系数

3.以eva和raroc为核心的绩效考核

以eva和raroc为核心的绩效考核引入了资本的成本概念，更真实地反映了商业银行的利润，克服了商业银行传统的绩效考核以利润的绝对额为指标的缺陷，有利于商业银行的经营者更清醒地权衡经营风险及其回报，从而做出更符合商业银行实际利益的决策。

绝对量指标：

eva=经风险调整后税后净利润-经济资本*资本期望回报率

=(经济资本回报率-资本期望回报率)*经济资本

相对比率指标：

raroc=经风险调整后税后净利润/经济资本

=（净利息收入+非利息收入+投资收益-运营成本-预期损失准备支出-税项）

经济资本

我国实施经济资本管理的商业银行对分支机构的绩效考核已逐步采用eva和raroc概念，只是对具体参数的设置（比如对经济资本的期望回报率）各行略有不同。建行等在经济资本管理实施方面走得更快的商业银行，已尝试将raroc技术应用到具体产品的定价决策。随着我国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能力的提升，经济资本管理将在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活动中发挥更大作用。

二、实施经济资本管理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影响

1.强化资本约束意识

经济资本管理强调了资本的有限性和高成本性，随着外部监管部门资本充足率监管力度的加强和股东对资本回报要求的提高，商业银行在经营决策时，不仅要考虑到资产扩张的速度、业务发展的规模以及所带来的收益，还要充分考虑到由此而带来的风险及其资本占用，将收益与风险和成本相统一。资本约束意识的增强将有力地扭转我国商业银行传统的重规模轻管理的经营思想，促使商业银行将经营管理的重心放在转变经营管理方式，优化资产结构和业务结构，提高经营效益之上。如下图所示，在国家加强宏观调控的2004年，实施经济资本管理的某银行贷款增幅保持在一个稳定的区间，避免了出现贷款增量的大幅波动，充分体现了经济资本管理在资产增长中的制约作用。

2.培养全面风险管理意识，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作为经营风险的企业，商业银行需要对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等进行合理的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经济资本强调的是对银行所承担的所有风险（而不仅仅是商业银行面临的最大风险—信用风险）所可能带来的非预期损失的抵御和弥补，实施经济资本管理可以强化商业银行的全面风险管理意识。同时，经济资本管理要求对各类风险进行精确的计量，并鼓励商业银行开发适合自己的风险计量技术和模型，将促进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水平的提高。

3.准确计量各项业务的成本，完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

长期以来，我国商业银行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存在突出的制度性缺陷：一是以利润、资产规模的绝对量考核为主，忽视资本占用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片面追求账面利润和资产规模而漠视潜在风险的短期行为；二是现行的绩效考核评级体系未充分考虑到风险因素，经营收益未经风险调整；三是绩效考核评价体系以横向为主，无法具体量化具体产品和业务条线的经营绩效，难以为经营决策提供支持。经济资本管理克服了上述缺陷：eva强调了资本占用的成本，有助于商业银行尤其是其分支机构树立成本意识；raroc强调的是经过风险调整后的资本回报，并扣除了为预期风险所计提的专项准备金，更真实地反映了利润和资本回报率；同时，raroc技术还可以衡量具体的交易和账户，有助于真实反映各项业务给银行所创造的价值。

4.提高商业银行科学决策和产品定价能力

raroc技术通过对具体产品、业务和区域的经济资本回报率的量化，为商业银行在制定经营发展战略时提供支持。比如，根据历史数据判断某项业务的经济资本回报率较高，商业银行在编制经营计划和经济资本预算时，可以通过资源配置、系数设定等方式，向全行传达总行对于此类业务的倾斜支持导向。同时，raroc技术强调了风险因素，商业银行在为产品定价时，可以通过raroc技术推算出该项产品在什么价格水平才能达到预期的回报率，从而促进商业银行自主风险定价水平的提升。

5.推进金融改革深入开展，进一步推动国有商业银行增强独立的市场主体意识

经济资本管理强化了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约束意识和成本意识，使过去因具有国家信用而忽视资本充足的国有商业银行深刻地认识到，资本是稀缺的和有成本的。随着股份制改革的深入，国有商业银行将面临着监管当局越来越严格的资本约束和市场越来越高的资本回报要求，这将督促国有商业银行切实转变经营理念，增强独立市场主体意识，推动股份制改革深入开展，真正将国有商业银行建设成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的现代金融企业。

6.经济资本具有风险约束和效益约束的双效应，有助于激励商业银行改进经营管理

经济资本不仅要抵御非预期损失，而且还在经营管理和资源配置中居于核心地位：不仅可以衡量一家银行的整体抗风险能力，而且还可以成为评价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或业务条线经营绩效的标尺；将收益与风险、成本结合起来，有助于商业银行根据实际承担的风险为产品合理定价；支持和鼓励商业银行改进风险管理技术，积极开发内部计量模型，完善资本管理，从而更科学地保持合适的资本持有量，激励商业银行改进资本管理。

三、实施经济资本管理对我国银行监管当局的影响

1.促进监管当局对经济资本与监管资本区别的认识

在实施经济资本管理的过程中，银行监管当局有必要，并且会逐步认识到监管资本和经济资本之间的不同：

(1)经济资本是商业银行根据自身承担的实际风险计算出来的资本，是一种应有“虚拟资本”，在数量上等于商业银行所面临的非预期损失额；监管资本是监管当局要求商业银行持有的最低资本，属于“法定资本”，是一种实有的资本。从风险的角度说，经济资本代表的是风险，越小越好；监管资本则是抵御风险的屏障，越多越好。经济资本是从商业银行的视角看资本，而监管资本则是从监管当局的视角看资本。

(2)经济资本具有更好的风险敏感性。监管资本是监管当局基于整个银行业的风险状况而划定的粗线条的最低资本充足要求，在统一的资本充足要求下，既可能出现资本充足率达到法定要求而仍不足以覆盖风险的情况，也可能出现对资产状况良好的银行的过高的资本充足约束。与监管资本相比较，经济资本更好地反映了特定商业银行的实际风险状况及资本真实需求，因而对商业银行的风险具有更好的敏感性。

(3)经济资本覆盖的风险范围更广。根据《新资本协议》规定，监管资本主要是覆盖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而我国《办法》规定监管资本主要是抵御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由此可见，监管资本覆盖的是商业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而非全部风险。普华永道的研究表明，经济资本管理覆盖的风险范围更为宽广，不仅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还包括流动性风险、法律风险、声誉风险等。

2.推动监管当局加强在风险计量、资本充足监管等方面能力建设

《办法》是我国监管当局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能力和监管水平的实际情况，全面借鉴1988年巴塞尔资本协议和即将出台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制定而成，但是在风险敏感度、资本标准及计量等方面与《新资本协议》仍有一定的差距，对商业银行的分类也是粗线条的。与《办法》规定相比，经济资本管理鼓励商业银行开发适合自己的风险和资本计量模型，从长远看，与《新资本协议》的内部评级法的发展方向趋同。随着我国商业银行及监管当局资本管理和监管水平的提高，经济资本将在我国商业银行中得到更广泛的应用，这就对监管当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进监管当局加强对资本计量和资本充足监管技术等方面的跟踪、学习，提升相应的监管能力。

经济资本管理范文第5篇

关键词：经济资本资本充足率风险计量资本分配绩效考核

一、经济资本管理体系及其在我国商业银行的应用

经济资本管理基于资本的两个特征而建立：资本是稀缺的，因此必须将有限的资本有效地配置到最能增加银行价值的环节；资本是有成本的，因此必须强调对资本的回报，也即对股东实现价值创造，并充分考虑资本所承担的风险，实现收益与风险和成本的统一。经济资本管理体系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经济资本的计量，二是经济资本的预算分配制度，三是以经济增加值（EVA）和经风险因素调整的经济资本回报率（RAROC）为核心的绩效考核制度。

1.经济资本的计量

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衡量，非预期损失是指银行实际损失超过平均损失以上的损失，是对预期损失的偏离-标准偏离。经济资本从数量上等同于非预期损失，应覆盖商业银行的全部风险。

普华永道对全球银行业的调查表明，信用风险占到商业银行风险总量的65%，除此之外，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也是商业银行面临和关注的主要风险，《新资本协议》关于银行资本必须覆盖上述三类风险的规定即印证了这一观点，因此，虽然经济资本应覆盖商业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但在实践中主要是对此三类风险的计量。

(1)信用风险的计量。计量信用风险时，主要考虑违约概率（PD）、违约损失率（LGD）、风险敞口（EAD）和期限（M）等风险因子。此外，还应考虑信用资产的相关性以及风险集中度。目前流行的信用风险计量模型主要有CreditMetrics信贷组合模型、穆迪KMVEDFs信贷组合模型、CSFPCreditRisk+模型、麦肯锡CPV信贷组合模型，以及《新资本协议》规定的IRB（内部评级法）模型等。

信用风险经济资本=EAD×√PD×σ2LGD+LGD2×σ2PD

其中，σ2LGD为LGD的方差，σ2PD为PD的方差

银监会对国有商业银行经济资本体系建设情况的调查表明，我国商业银行大多是在参照《办法》规定的基础上，以资本充足率8%为基准，根据各类业务的历史风险状况和本行的经营发展战略，采取内部系数法计量信用风险。比如，《办法》规定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风险权重是50%，有的行对此类贷款的经济资本系数则设定为4%（即为资本充足率8%的50%，等同于50%的风险权重）；对某些属于鼓励发展类业务，商业银行则设定较低的经济资本系数，使之相对应的风险权重低于《办法》规定的风险权重，比如《办法》规定银行承兑汇票的风险权重为100%，而有的行对银行承兑汇票的经济资本系数为3%，相当于风险权重为37.5%，充分地体现出了商业银行对此类业务的鼓励导向。

(2)市场风险的计量。VAR（风险价值）是计量市场风险最常用的技术，它是指在一定的持有期和给定的置信水平下，因利率、汇率等市场要素发生变化而可能对某项资金头寸、资产组合或机构造成的潜在最大损失。目前常用的VAR模型技术主要有方差—协方差法、历史模拟法和蒙特卡罗法。

市场风险经济资本=VAR*乘数因子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计量市场风险的常用技术有缺口分析、久期分析、外汇敞口分析、敏感性分析、情景分析等，少数商业银行（如建行）运用VAR计量市场风险。

(3)操作风险的计量。相对于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的量化更为困难，这是因为一是现有的数据不足，二是模型构造存在技术困难，三是在计量操作风险时极易因难以与其他风险区分而重复计算。目前，对操作风险一般采取简单的系数法，即根据历史年度发生的损失数据，将商业银行的业务按照操作风险的程度分配不同的风险权重，乘以该类业务的余额。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计量操作风险的常用模式是：

操作风险经济资本=前三年度主营业务收入的平均值*设定系数

2.经济资本的预算分配

经济资本的配置区分为对存量风险资产的经济资本配置和对增量风险资产的经济资本配置，前者考虑的是对资产组合所面临的未预期风险的抵御，后者则是通过对不同的产品、部门和区域设定不同的经济资本系数来传导总行的经营发展战略。商业银行在制定经济资本预算计划时，重点是对增量经济资本的配置。

从我国目前实施经济资本管理的经验看，商业银行对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经济资本，年初根据资金交易风险控制计划和财务收支计划计算并分配。对信用风险的经济资本，建行采用增量配置法，通过三个环节完成：首先，由总行年初根据全行发展规划和资本补充计划，明确资本充足率目标，提出全行的经济资本总量和增量控制目标，对分行进行初次分配；其次，总行根据各分行反馈的情况，在总行各业务部门之间进行协调平衡分配；最后，总行根据战略性经营目标，对信用风险经济资本增量的一定百分比进行战略性分配。

3.以EVA和RAROC为核心的绩效考核

以EVA和RAROC为核心的绩效考核引入了资本的成本概念，更真实地反映了商业银行的利润，克服了商业银行传统的绩效考核以利润的绝对额为指标的缺陷，有利于商业银行的经营者更清醒地权衡经营风险及其回报，从而做出更符合商业银行实际利益的决策。

绝对量指标：

EVA=经风险调整后税后净利润-经济资本*资本期望回报率

=(经济资本回报率-资本期望回报率)*经济资本

相对比率指标：

RAROC=经风险调整后税后净利润/经济资本

=（净利息收入+非利息收入+投资收益-运营成本-预期损失准备支出-税项）

经济资本

我国实施经济资本管理的商业银行对分支机构的绩效考核已逐步采用EVA和RAROC概念，只是对具体参数的设置（比如对经济资本的期望回报率）各行略有不同。建行等在经济资本管理实施方面走得更快的商业银行，已尝试将RAROC技术应用到具体产品的定价决策。随着我国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能力的提升，经济资本管理将在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活动中发挥更大作用。

二、实施经济资本管理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影响

1.强化资本约束意识

经济资本管理强调了资本的有限性和高成本性，随着外部监管部门资本充足率监管力度的加强和股东对资本回报要求的提高，商业银行在经营决策时，不仅要考虑到资产扩张的速度、业务发展的规模以及所带来的收益，还要充分考虑到由此而带来的风险及其资本占用，将收益与风险和成本相统一。资本约束意识的增强将有力地扭转我国商业银行传统的重规模轻管理的经营思想，促使商业银行将经营管理的重心放在转变经营管理方式，优化资产结构和业务结构，提高经营效益之上。如下图所示，在国家加强宏观调控的2004年，实施经济资本管理的某银行贷款增幅保持在一个稳定的区间，避免了出现贷款增量的大幅波动，充分体现了经济资本管理在资产增长中的制约作用。

2.培养全面风险管理意识，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作为经营风险的企业，商业银行需要对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等进行合理的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经济资本强调的是对银行所承担的所有风险（而不仅仅是商业银行面临的最大风险—信用风险）所可能带来的非预期损失的抵御和弥补，实施经济资本管理可以强化商业银行的全面风险管理意识。同时，经济资本管理要求对各类风险进行精确的计量，并鼓励商业银行开发适合自己的风险计量技术和模型，将促进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水平的提高。

3.准确计量各项业务的成本，完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

长期以来，我国商业银行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存在突出的制度性缺陷：一是以利润、资产规模的绝对量考核为主，忽视资本占用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片面追求账面利润和资产规模而漠视潜在风险的短期行为；二是现行的绩效考核评级体系未充分考虑到风险因素，经营收益未经风险调整；三是绩效考核评价体系以横向为主，无法具体量化具体产品和业务条线的经营绩效，难以为经营决策提供支持。经济资本管理克服了上述缺陷：EVA强调了资本占用的成本，有助于商业银行尤其是其分支机构树立成本意识；RAROC强调的是经过风险调整后的资本回报，并扣除了为预期风险所计提的专项准备金，更真实地反映了利润和资本回报率；同时，RAROC技术还可以衡量具体的交易和账户，有助于真实反映各项业务给银行所创造的价值。

4.提高商业银行科学决策和产品定价能力

RAROC技术通过对具体产品、业务和区域的经济资本回报率的量化，为商业银行在制定经营发展战略时提供支持。比如，根据历史数据判断某项业务的经济资本回报率较高，商业银行在编制经营计划和经济资本预算时，可以通过资源配置、系数设定等方式，向全行传达总行对于此类业务的倾斜支持导向。同时，RAROC技术强调了风险因素，商业银行在为产品定价时，可以通过RAROC技术推算出该项产品在什么价格水平才能达到预期的回报率，从而促进商业银行自主风险定价水平的提升。

5.推进金融改革深入开展，进一步推动国有商业银行增强独立的市场主体意识

经济资本管理强化了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约束意识和成本意识，使过去因具有国家信用而忽视资本充足的国有商业银行深刻地认识到，资本是稀缺的和有成本的。随着股份制改革的深入，国有商业银行将面临着监管当局越来越严格的资本约束和市场越来越高的资本回报要求，这将督促国有商业银行切实转变经营理念，增强独立市场主体意识，推动股份制改革深入开展，真正将国有商业银行建设成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的现代金融企业。

6.经济资本具有风险约束和效益约束的双效应，有助于激励商业银行改进经营管理

经济资本不仅要抵御非预期损失，而且还在经营管理和资源配置中居于核心地位：不仅可以衡量一家银行的整体抗风险能力，而且还可以成为评价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或业务条线经营绩效的标尺；将收益与风险、成本结合起来，有助于商业银行根据实际承担的风险为产品合理定价；支持和鼓励商业银行改进风险管理技术，积极开发内部计量模型，完善资本管理，从而更科学地保持合适的资本持有量，激励商业银行改进资本管理。

三、实施经济资本管理对我国银行监管当局的影响

1.促进监管当局对经济资本与监管资本区别的认识

在实施经济资本管理的过程中，银行监管当局有必要，并且会逐步认识到监管资本和经济资本之间的不同：

(1)经济资本是商业银行根据自身承担的实际风险计算出来的资本，是一种应有“虚拟资本”，在数量上等于商业银行所面临的非预期损失额；监管资本是监管当局要求商业银行持有的最低资本，属于“法定资本”，是一种实有的资本。从风险的角度说，经济资本代表的是风险，越小越好；监管资本则是抵御风险的屏障，越多越好。经济资本是从商业银行的视角看资本，而监管资本则是从监管当局的视角看资本。

(2)经济资本具有更好的风险敏感性。监管资本是监管当局基于整个银行业的风险状况而划定的粗线条的最低资本充足要求，在统一的资本充足要求下，既可能出现资本充足率达到法定要求而仍不足以覆盖风险的情况，也可能出现对资产状况良好的银行的过高的资本充足约束。与监管资本相比较，经济资本更好地反映了特定商业银行的实际风险状况及资本真实需求，因而对商业银行的风险具有更好的敏感性。

(3)经济资本覆盖的风险范围更广。根据《新资本协议》规定，监管资本主要是覆盖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而我国《办法》规定监管资本主要是抵御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由此可见，监管资本覆盖的是商业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而非全部风险。普华永道的研究表明，经济资本管理覆盖的风险范围更为宽广，不仅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还包括流动性风险、法律风险、声誉风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