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预测论文范文第1篇

发展农民的合作经济组织,已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然而,至今,对合作经济这样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在认识上仍然存在着很多“误区”。(一)第一个误区:把合作经济与集体经济简单地等同起来。长期以来,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合作经济与集体经济的所指是一致的,合作经济就是集体经济,两者并无二致。在我们党和国家的政策语汇中,合作经济和集体经济始终同属一个概念,二者一直是互相替换使用的。1954年的《宪法》明确指出:“合作社经济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或者是劳动群众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半社会主义经济”。在这以后修改的《宪法》,即1975年、1978年、1982年的《宪法》中,也都把合作经济称为集体所有制经济。许多人把合作经济与集体经济等同起来,他们的主要论据也大多来自我国农业合作化以来党和政府有关文件和法规中的表述。其实,合作经济与集体经济是内部构造具有实质区别的两个范畴。合作经济的本质是交易的联合,它承认私人产权;而传统集体经济的本质特征是财产的合并,它否认私人产权。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曾使用过“集体所有制”这个概念。例如,马克思在1874～1875年初所写的《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中,在驳斥巴枯宁编造的无产阶级在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后要对农民实行奴役的谬论时说,那时无产阶级将以政府的身份采取措施,直接改善农民的状况,从而把他们吸引到革命方面来,“这些措施,一开始就应当促进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这种过渡;但是不能采取得罪农民的措施,例如宣布废除继承权或废除农民所有权。”①

马克思在这里提出的集体所有制,实质上是保留了“农民所有权”的,其涵义与后来在前苏联和我国所出现的集体所制是有重大区别的。列宁试图利用俄国特殊的社会条件全面推行一切生产资料公有、统一劳动、统一经营、统一分配的集体经济制度,但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加上战争造成的破坏,被迫实行“退却”,其中实行新的合作社制度是一个重要内容。按照列宁的思想,在新的条件下,合作社不仅不去触动农民的私人财产权,甚至不去触及农民的私人生产和占有形式,而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专门做买卖的合作社,并借助于它,使分散的小农同集中的社会主义大工业联系起来。②集体所有制经济形成系统的理论,并变成全面的实践,是与斯大林联系在一起的。斯大林肯定社会主义阶段不可能立即建立起单一全社会公有制,在许多场合只能建立局部小范围内劳动群众的公有制。他把这种局部范围内劳动者公有制称之为集体所有制,给集体所有制概念赋于了特定的含义。依据这一理论,前苏联发动了集体化运动。所谓集体化,一是生产资料集体所有;二是生产资料共同占有、使用基础上的生产集中。它既包括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所要达到的目标,又包括了将小农纳入社会化大生产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追求的唯一模式。

集体化在苏联的表现是在农业中全面建立了集体农庄。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农村财产制度的基本特点是私人所有制。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初期,通过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种形式,建立了私人所有、合作社占有的农村财产制度。在这种财产制度下,农民对土地、农具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是非常明确的,并且,农民据此可以从合社得到相应的股金收入。由于初级社规模较小,并且入社后继续保留农民的私人财产,因而,这种组织形式在当时受到了多数农民的拥护。如果当时将这种组织形式长期稳定下来,逐渐加以完善,是有利于保护和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然而,由于受前苏联集体农庄的影响,在初级社建立后不久,就急于全面向高级社过渡。高级社是我国传统集体经济的最初形态,其基本特征是:社员私有的土地、耕畜、大型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转化为无差别的集体所有,取消土地报酬,完全实行按劳分配(实际上是按工分配)。

它是1956年底在初级社的基础上普遍建立起来的。1958年,高级社又发展为,其生产资料实行单一的公社所有制。1962年又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实行了以生产队集体所有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度。这种集体经济制度一直延续到农村改革以前。在这种传统的集体经济制度下,农村集体财产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是统一在一起的,农户不仅不是一个独立的财产主体,也不是一个独立的经营主体。农民既丧失了私人财产权,也丧失了独立经营权。实践证明,传统的集体经济制度在经济上没有合理性。因为,①经济组织的效率来自规模经济和专业化分工,在当时中国人多地少、土地资源紧张、农业生产技术落后的背景下,集体生产方式没有任何优势可言;②农业生产是一个生物学过程,离不开自然环境,生产的季节性和分散性造成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对生产成员监督困难,社员出工不出力的现象更容易发生;③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和国家下达过重的计划任务破坏了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激励机制;④社员退社和入社的自由被取消,既不利于农民利益的保护,也不利于组织内部的民主管理和监督。所以,传统的集体经济虽然为工业化提供了资本积累,但付出的代价也极为高昂。

它压制了农民生产积极性,造成农业生产效率长期低下,最终使工业化成了无源之水,整个国民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到1978年,农村大约有2.5人吃不饱肚子。事实证明,传统的集体经济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70年代末发源于极端贫困地区、80年代初迅速覆盖全国的以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农村第一步改革,就其内容来讲,主要是传统集体经济内部经营形式的变革,即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由原来高度集中的统一经营方式,逐步改革为以农户家庭分散经营为主的经营方式,逐渐赋予农户相对独立的自主经营的权利。大包干以后,由于农户具有了积累的功能,虽然集体所有的产权制度没有发生变化,但农民逐渐在集体的公地上不断地积累起私有的财产。农村第一步改革的意义绝不仅限于赋予了农民相对独立的经营权利,它的更深层的意义在于使得农户逐渐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财产主体,从而初步塑造了农村财产主体多元化的格局。自1982年第一个中央1号文件以来,历次1号文件均用不同的政策语言对大包干形成的新的体制特征做过描述,直到1986年中央1号文件,则第一次正式提出了“统一经营与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一说法。

中央的有关政策性文件把它界定为“家庭分散经营与集体统一经营的有机结合。”生产服务、管理协调、资产积累和资源开发四项基本职能,被界定为统一经营的内容。“双层经营”这种提法有它的不严谨之处,甚至在当时很有可能是一个妥协性的提法。自从使用这种提法后,对这个概念是否科学和准确的争议就没有停止过。少数人认为双层经营即是集体一层,个体农户一层。许多人认为农村双层经营体制是指在家庭承包制下农民的家庭承包经营和统一的社会化服务两个层次的结合。在农村经济向商品化、现代化转变的大背景下,农民的各种经营活动早已经突破了原来的界限,向更广阔的领域扩展。适应这种变化,拓展双层经营体制的内涵,把它界定为“家庭的分散经营与社会化服务组织的统一经营的有机结合”,可能更符合实际。不管对“双层经营”这种提法有什么分歧,“土地集体所有,农户承包经营”作为改革后新的经营体制的基本特征是没有争议的。

“土地集体所有,农户承包经营”事实上是农村集体经济的一种新的形式。在这种新体制下,农民获得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农民积累起了私人的财产,虽然集体经济不像过去那么“纯”了,但它符合中国的实际,更符合广大农民的意愿。正是因为找到了这样一种实现形式,才使集体经济获得了新生,才给集体经济注入了活力,才提高了集体经济的效率。这种新的体制既不是过去的集体所有制,也不同于单纯的农民所有制,而是在保持土地公有权不变的条件下,承认并保留农民生产资料所有权。它是一种不完全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不完全的公有制相结合而形成的混合所有制。合作经济是一个全球性的概念和实践。1844年,世界上第一个合作社——英国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成立,提出了著名的“罗虚代尔合作原则”,成为后来公认的合作原则蓝本。在过去一个半世纪,虽然各国合作运动的背景不同,并形成了一些不同的合作学派,但世界各国在合作运动中所遵循一些基本原则则是相同的。国际合作社联盟1966年曾提出六条原则作为国际合作社运动的指南。这些原则得到各国的普遍认可①。它们是:①入社自由。任何人只要能从合作社的服务中获益并履行社员的义务、承担社员的责任,都可入社,不得有任何人为的限制及社会、政治和宗教上的歧视。②民主管理。合作社在决策上实行一人一票制,合作社成员有平等的投票权。③资本报酬适度。股金只能获得利息,不能分红,股金的利率必须受到严格的限制,不能超过市面上通行的普通利率。④盈余返还。合作社的盈余除了一部分用于合作社的发展和公共服务事业外,一部分要按社员与合作社的交易额的比例返还给社员。⑤

合作社的教育。合作社应对其成员、雇员及一般公众提供教育,使他们了解合作社在经济及民主方面的原则和活动方式。⑥合作社之间应加强合作。国际上的合作社可分为股份制合作社和非股份制合作社两种类型。股份制合作社是兼融传统合作社的基本原则及股份公司的某些机制而建立起来的一种经济组织,是对经典意义上的合作社的继承和发展。股份制合作社就其本质来讲,仍属合作经济的一个亚种,它同股份公司还存在一些明显的区别①:①股份公司对股份购买和购买额没有限制,而股份合作社对股份购买者和购买额都有所限制;②股份公司对股份分红没有限制,而股份合作社的股份分红比例要受到限制;③股份公司的股份可以自由转让,而股份合作社中这种转让受到限制;④股份公司以股定权,实行一股一票,股份合作社基本上仍是一人一票制;⑤股份公司中的所有者、经营者往往是分离的,而在股份合作社中则是统一的。为适应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合作社内部制度安排的灵活性越来越大。以美国为例,美国农业部在定义农民合作社时,使用的四个主要标准是:①合作社必须是由使用者拥有的组织;②合作社在决策上实行一人一票制,年股份分红一般不应超过8%;③与非成员的业务不能超过与合作社成员的业务量;④合作社应按惠顾额向成员返还利润。为了适应与私人公司进行竞争的需要,一些合作社开始逐渐突破这些规定。例如,美国最大的合作社农地产业(FarmlandIndustry)1990年前实行一人一票制,其1400个基层合作社每个只有一票权。为了吸引基层合作社更多地参与到农地产业的经营中来,从1990年开始取消了“一人一票”制,开始根据每个合作社的惠顾额来确定每个合作社的投票份额。由于近10年来美国农场和合作社的数目在逐渐减少,规模却不断扩大,为了拓展业务范围,合作社与非成员的业务在稳步扩大。

农地产业目前与其成员的业务占2/3,而与非成员的业务占到了1/3。根据联邦政府规定,合作社与其成员之间贸易的业务免交所得税,而与非成员的业务要交纳所得税。像美国“收获联盟”这样的合作社,其组织方式更为灵活。任何农民只要与“收获联盟”做生意,即可成为“收获联盟”的成员,不需要交纳任何费用,也不需要向合作社投资入股。总的来看,传统的以自我服务为主的合作社,适应市场竞争不断加剧的压力,正在转向以开放型的经营服务为主,甚至逐步走向企业化、股份化。其主要表现是:合作社独立经营的倾向增强,一些合作社把本应返还给社员的收益截留下来,用以扩大资本;合作社逐渐与私人资本、垄断资本融合,购买私人企业、垄断企业的股票,或者对公司直接投资;合作社在某些适当的领域里采用股份公司的组织形式②。尽管世界各国合作社发展的实践正在突破传统合作社的一些公认原则,但合作社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其内在的制度结构与现代公司企业相比仍有着本质的区别。按照科斯等人的观点,所谓企业,是指这样一种制度,即人们以自愿谈判和自由交易的方式与别人达到合约安排,把若干资源的支配权委托给一个权威去行使。公司的股份制其本质特征是建立在利润意识基础上的资本联合。资本量是股份制的核心,不同的资本所有者联合的目的是追求资本盈利的最大化,而盈余的分配也取决于资本量的多寡。

合作社制度的本质特征是建立在合作意识基础上的交易的联合③。在合作社内部,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成员在合作社中的股金多少。合作社内部的制度安排排斥资本成为营运的主导力量,例如,合作社除了限制认股额外,对股金报酬——股息亦采取限制措施,多数情况下以定期存款利润作为上限。这就使得合作社的股金不具盈利性。在合作社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交易。合作社因社员交易而设立,其主要功能是为社员提供交易上的必要服务。交易额愈多,社员利用合作社的需要愈强,合作社就益发有其存在的价值。合作社的盈余,除了一小部分留作公共积累外,大部分要根据社员与合作社发生的交易额的多少进行分配。由于合作社的内部制度建立在交易的基础上,可以说,合作社作为一种经济组织方式,其本质特征就是交易的联合。而在我国,长期以来,理论界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合作经济是劳动者的联合,是劳动者自愿联合起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劳动,按劳分配的经济形式。

这实际上是把合作经济与集体经济等同了起来。事实上它们是两个反映不同本质内容的概念。集体经济是一种集体无差别占有生产资料的经济形式;而合作经济是承认其成员对生产资料占有的差别的。而且,在大多数类型的合作社中,盈余的分配并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社员的交易额返还给社员。中国合作化运动的最大失误就在于混淆了合作经济与集体经济的本质区别,把合作化运动的目标放在了加速集体化上。农民至今仍“谈合变色”,就源于此。用集体化代替合作化,也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合作制学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合作制理论,主要不是解决私有制问题,而是解决改造小农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主张在引导农民发展合作制过程中,要充分尊重农民的财产权,并严格遵守自愿原则。恩格斯在其著名的《法德农民问题》中,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合作制的理论。他说:“那么我们对待小农的态度是怎样的呢?在我们夺得国家权力的那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对待他们呢?”“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绝不会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像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①。恩格斯所推崇的丹麦社会党人所计划的合作社形式就是这样的。

在这里,农民“把自己的土地结合为一个大田庄,共同出力耕种,并按入股土地、预付资金和所出劳力的比例分配收入”②。1923年1月,列宁在病中口授了他著名的《论合作制》一文③,这篇文章总结了十月革命后合作制实践的经验和教训,郑重地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原则和新的见解。在这篇文章中,列宁说:“实际上,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使俄国居民充分广泛而深入地合作化,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私人利益、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尺度,找到了使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尺度,而这是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解决不了的难题。”列宁在这篇文章里高度评价了合作社的重要意义,认为它是农民可以和容易接受的过渡到新制度去的中间环节。他还指出:尽量少卖弄聪明,尽量少耍花样,为过渡到社会主义,目前并不需要任何其他特别聪明的办法,合作制是足够的一切。列宁所设想的合作社形式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合作社形式几乎是一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合作化运动中都没有遵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尊重农民私人财产权和坚持自愿这两个原则,都犯了剥夺农民的错误。

正是因为这一失误,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化运动都走了弯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二)第二个误区:将发展合作经济主要归结为发展社区合作经济④。这种观点形成于80年代中后期,在过去十余年中一直很流行,并且对政策制定有着很重要的影响。所谓社区合作经济,实际上是理论上对制度瓦解以后所形成的“集体统一经营与农户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另一个称谓。有的还把它称为“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我们前面已经指出,这种组织实质上是传统集体经济体制在农村改革后一种新的实现形式。用国际上通行的合作经济的基本原则来衡量,这种经济组织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合作经济组织。在这种体制下,除了土地集体所有以及集体统一提供部分服务外,一般来讲,集体并不承担农户家庭经营的风险。农户之间也没有在经营活动(特别交易领域)中实现新的联合。在多数情况下,集体与农户之间的联系纽带是很脆弱的。这种体制从本质上讲仍没有摆脱集体经济的范畴。80年代末,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一些地区把建立健全这种社区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农村改革的重点来抓,有一些省份甚至已在村庄一级普遍建立了“村合作经济社”(俗称“挂牌子”)。

这种做法实质上是建立“全民社”,即社区内的成员都是天然的合作社的成员,农民只有入社的义务,但没有退社的权利。事实上,在一些已普遍建立了类似“村合作经济社”的地区,相当一部分只是挂了牌子而已,并没有多少真正的合作内容。毫无疑问,这种类型的“社区合作经济”的发展,主要还是行政干预的产物,而不是农民自愿选择的结果。若将此种合作作为我国合作经济发展的主体或重点,必然会严重束缚、甚至窒息我国合作经济事业的发展。因为这种做法并不是真正从农民对合作的需求出发来发展合作经济,并且也违背了合作经济所通行的自愿原则。社区合作组织,实际上称为“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更为贴切。在我国广大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与作为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和作为政治组织的村党支部往往三位一体、干部交叉任职,它们在功能上有很大的重合,在实际运作上很难截然分开。①否认把社区合作作为今后我国合作经济发展的重点,并不是否定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存在的必要性。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性质,决定了社区集体经济组织作为集体土地的所有者主体和集体土地的管理者,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社区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其他集体财产的所有者代表是不可替代的;社区集体组织作为社区内公共物品的主要提供者,其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社区集体组织作为国家基层政权机构的延伸和补充,对于沟通政府与农民的联系,完成政府赋予的社会经济目标,巩固农村基层政权等,其作用也是不可替代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区集体经济组织仍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它与发展合作经济是并行不悖的。在实践中,应明确的一个重大原则是,发展壮大社区集体经济,绝不是离开家庭承包制另搞一套,不能动摇家庭承包经营这个基础,不能剥夺农民的利益,侵犯农民的财产权利,而是要更好地发挥为家庭承包经营提供服务等职能。更为重要的是,社区集体经济组织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特别是要解决产权关系不清的问题,建立健全内部民主决策与管理制度,理顺与农民的权益关系。

二、走向新的合作

在我国,要解决农民一家一户分散经营进入市场难,保护自身利益难的问题,就必须大力发展农村新型的合作经济组织。这种新型合作组织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是:维护原有财产主体的利益,不“归大堆”;尊重农民的意愿和选择,农民入社退社自由,不搞强迫命令;坚持“民办、民管、民受益”,不搞行政干预;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不以盈利为目的。这种新型的合作经济组织在实践中一般也称为“专业合作组织”,它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专业农协(包括专业技术协会、研究会),它是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实行资金、技术、生产、供销等互助合作的组织。据农业部统计,1996年底,农民专业协会已发展到150万个,其中围绕“菜篮子”所兴办的协会占总数的25%;跨区域型专业协会达2000个;有10%以上的协会办有经济实体。另一类是合作基金会。农村合作基金会是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建立起来的,主要从事集体资金管理和融通活动的社区性资金互助合作组织。据农业部统计,到1996年底,全国共建立乡(镇)一级农村合作基金会2.1万个,占总乡(镇)数的47.6%;村一级农村合作基金会2.5万个,占总村数的3.4%。农村合作基金会共筹集资金1082.8亿元,其中村(社)集体资金211.5亿元,占总额的19.5%;农户股金644亿元,占总额的59.5%;代管资金157.1亿元,占总额的14.6%;农村合作基金会自有资金69.4亿元,占总额的6.4%。

虽然各种类型的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在为农民提供科技、信息、资金、物资和产品销售等服务,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增加农民收入和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不可否认,迄今为止,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新型合作经济并没有形成大的气候,其影响力还有限。目前,各种类型的专业合作组织普遍存在规模不大,发展速度不快,管理制度不健全,改组、解体过于频繁,稳定性较差等问题。据农业部称,目前全国各类专业合作组织中,管理制度健全的仅有10万个。80年代后期,学术界对于发展合作经济问题就有过一场激烈的争论。在争论中,一些学者就对全面发展合作经济提出疑问。例如,有的学者指出,对合作经济有兴趣的只是极小部分沿海发达地区和商品经济的触角已深入到农村经济的各个领域,同时存在着市场激烈竞争的地区。对于广大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基本上还处于依靠家庭,利用血缘、地域、邻里等初级社会关系来完成相互之间的合作的阶段,目前还缺乏经济合作的动机,因而也缺乏合作的意识①。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在农民的传统观念中,国家、政府是自己利益的天然代表,很少考虑在平行的谈判桌上要求自己独立的地位,中国普遍缺乏有效的合作组织资源,农民的合作意识不足②。

80年代后期,由于农业商品化程度不够高,农民对合作的需求还不是很强烈,农民可能还没有完全从“恐合症”中摆脱出来,因而用农民缺乏合作动机和意识来解释合作经济不能全面发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农业商品化程度的提高,随着“卖难”和“买难”的加剧,以及因谈判地位不平等而造成的利益的大量流失,农民对合作的要求大大增强了,这时,再用农民合作动机和意识不足已难以解释新型合作经济发展的迟缓了。其实,新型合作经济难以获得全面发展,根本原因在于,由于没有完全冲破对合作经济的认识“误区”,政府一直没有形成明确的发展新型合作经济的政策思路,没有为新型合作经济的发展创造适宜的政策环境,特别是有关合作经济的法规建设严重滞后。从政府发展合作经济的思路来看,虽然有关政策性文件也提到要重视农村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但政府政策的着力点仍是放在加强社区集体经济的建设上。

应该说,90年代以来,在建立健全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截止到1997年底,全国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达233万多个(不含西藏,下同),其中,乡镇级3.6万多个,村级63万多个,组级167万多个,分别占乡镇、行政村和村民小组总数的80.5%、86%和31%。这些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在生产服务、管理协调、资源开发、兴办企业、资产积累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不可否认,许多地区集体经济组织有名无实。作为全国农村合作经济的行政主管部门,农业部在一份报告中称,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总体上存在着服务功能不强、积累功能弱化、封闭性强、合作属性较弱以及很难以独立市场主体的身份参与经济活动等一系列问题。虽然各地在建立健全社区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制度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对农民没有产生足够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既没有很好地发挥统一服务的职能,也没有给农民带来应有的经济实惠。1995年,集体经济总收入占农村经济收入的52.9%,比1990年上升14.4个百分点,但是,农民纯收入中来自集体经济收入的比重只占12.4%,比1990年只上升1.7个百分点。因而,农民对社区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热情不高。

这说明社区集体经济还没有找到有效的实现方式。从发展合作经济的政策思路来看,政府政策的另一个着力点是试图努力恢复供销社和信用社的合作经济属性。50年代农村信用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是采用吸收农民现金入股方式建立起来的。然而,农村信用社后来逐渐成为国家银行在农村的基层机构,农民入股资金所占比重已微不足道。农村供销合作社也被并为国营商业,长期不给予股金分红。早在80年代初,中央就从政策上明确提出要把供销社当作一种集体经济组织来对待,切实遵循合作社的原则,还社于民,提出恢复供销社“三性”(群众性、民主性、灵活性),核心思想就是试图把供销社办成农民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然而,经过十余年的努力,直到90年代中期,虽然供销社在扩充股金方面有了一定进展,但把供销社改成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目标并没有达到,供销社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官民不分,政企不分”。这时,政府依然没有放弃将供销社改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目标。1995年中央、国务院专门作出了《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提出农村供销社要努力恢复和加强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真正办成农民群众的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社会化服务,努力成为农村的综合性服务组织;承担国家委托的经营任务,宣传、贯彻党和政府有关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针政策,成为党和国家联系农民的桥梁和纽带。

这个《决定》颁布以后,供销社改革的步伐加快,特别是走出了国营商业状态,在政策上和法律上明确了与国家的关系。但在向农民合作组织回归上依然未能取得较大进展。虽然名义上供销社有入股社员1.6亿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0%,但农民入股资金只有100亿元,平均每户仅有60多元,而供销社自有资金高达708亿元。供销社并不按国际上通行的原则按交易额向社员返还盈余,资产收益也从不分配给农民社员,农民社员仅凭少量的股金取得相当于银行存款利息或略高的股息。农民作为供销社的合法所有者,所得到的产权收益微乎其微,实质上农民社员与供销社的关系已演变成买卖关系。全国现有3.2万个基层供销合作社,2300个县(市)联合社,28个省(自治区、直辖)联合社,干部职工580万人,固定资产583亿元,经营服务网点90多万个,其中大中型商场3000多家。可以说,供销社是我国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的一种重要组织资源。山东省莱阳等地的经验表明,紧紧依托供销社,兴办新型农村合作社,将供销社与农民真正捆在一起,形成利益共同体,完全是有可能的。但是,把供销社作为农村新型合作经济发育的母体是很难行得通的。因为供销社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与农民已变成了“两张皮”。

经济预测论文范文第2篇

"郡县治，天下安”。自秦统一中国实行郡县制，斗转星移，改朝换代，县级建制一直延续至今。县域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的现实与传统的优势要求我们走县域经济之路，但路该如何走？发展的方向在哪里？

一、走近县域经济

1、农民老李的烦恼

5月，中原大地，阳光明媚。田间油菜花香，阵阵扑鼻而来。

位于中原L县的农民老李没有“五一黄金周”的闲情逸致，而是满脸愁容。5月5日，记者在他们村西田间见到老李时，他与老伴正在原是苹果园的自留地上栽种棉花。

“去年冬天，我把所有的苹果树全砍掉了。”老李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没办法，因为苹果根本不赚钱。5年前，县里说，种苹果发财，我就腾出几块地栽上苹果树。我们村很多户都种了。可是，等到我们的苹果结果的时候，市场已经不太好，卖不出钱了。苹果上市的时候，没有销路，我就骑车去几十里以外的邻县村庄卖，一块钱十多斤，一天下来卖完还不足8块钱。卖不完的，有的坏掉了，有的干脆喂猪了。其他村民也像我一样，并没有发财。”

老李指着周围的田地对《中国经济周刊》说：“原来这一大片地都是苹果园，现在都砍了。我们得到的只是丰产，不能丰收。”

老李还向《中国经济周刊》讲了另外一个“烦恼”：“10年前，县里组织村支书到山东寿光参观学习，回来后，就号召大家盖蔬菜大棚，种菜发家致富，当时，因为看到人家寿光种菜赚大钱了，所以我们劲头很足，一下子乡里盖了很多大棚，我也盖了四个。可是，一年后，种菜又赔钱了。因为不懂技术，而且我们这里的土质也不太肥沃。随后，又把所有的菜棚给拆了。”

说到这儿，老李苦笑着问：“谁能给我们农民指出市场在哪里？怎样投资？”

2、田老板的伤心事

同是L县的田老板原来在L县的一家“很赚钱”的工厂当工程师。后来，那家工厂由于经营不善，1993年破产。田老板这位工厂的“能人”成了“无业游民”。

1994年，田老板开了一家生产编织袋的工厂，随后几年，销路甚广，利润一路攀升。可是，2003年已经关张。

“现在，全县有20多家编织袋厂，大家产品都是一种，就只好拼价格，价格大战往往打得不亦乐乎，最终落个几败俱伤的结局。”田老板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据《中国经济周刊》调查，L县的其它一些编织袋厂大部分已经关闭，有的已债台高筑。

据调查还发现，县域工业结构雷同、发展路子互相照搬、城市建设相互攀比等造成了县域经济特色不足，相互竞争，内部出现混乱，导致发展受阻。很多小企业处于同一加工层次、加工环节，很容易出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情况。县域经济中的民营经济、中小企业应当考虑如何形成核心企业带动其他企业，从平行关系向立体和互补过渡，加强内部的协调机制与管理机制。

令田老板提不起精神的还有一桩“倒霉事”：2003年2月，县里提出“养牛”项目。田老板一时兴起，按每斤4元买了150头牛。当时预计今年价格会涨到每斤5元。

“又泡汤了。现在价格才3块多，另外，由于2003年遭灾，饲料很贵，比如，麦秸以前每公斤8分钱，现在却涨到每公斤两毛五分钱。牛是长大了，可是价格一点也‘牛’不起来。现在，所有的牛都还在圈里。”田老板懊恼地说：“估计今年底就会倒闭。”

据了解，当时，L县一共建了15个养牛场，准备投资1000多万。可是，至今，分文未到。而2003年L县建的养牛场几乎都倒闭了。

“光号召，没有引导，资金不到位，形不成规模，怎么发展？”田老板满腹怨言，“我当时建的养牛场是养400头牛的规模。把养牛场建好了，却没钱买那么多头牛。”田老板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现在，我在寻找机会干别的。但是，资金一直是个问题，几家银行对民营企业几乎不贷款，不过，听说一家银行给正在修的高速路贷了2个亿。”

说起资金，老李也一筹莫展：“贷款真难。我的两个孩子在广东打工挣的钱，还有借的一部分，都赔了。怎么办呢？”

“没有金融支持，光‘小打小闹’，能做大吗？从县域城市经济看，资金匮乏，缺乏后劲。”L县一位退休的某银行行长坦言。

3、L县的困惑

其实，无论老李还是田老板，他们一直困惑的问题也是L县政府几十年来一直被困扰的问题。如何发展和如何定位？L县政府的几届领导没有停止过苦苦的思索。

据了解，L县下辖10多个乡（镇），400多个行政村，70多万人口，总面积约1000平方公里。是典型的农业大县，农业就是其最根本的资源，最大的特色。因此没有农业的大发展，就没有整个县域经济的大发展。

目前，L县在工业化进程中还远未实现快速发展，工业化率与全国水平相比有较大差距。因此农业效益不高、农民增收困难、农村经济发展缓慢等问题严重困扰着工业化的大发展。

事实上，L县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十分便利。有陇海铁路经过，公路四通八达，220国道、106国道和310国道在县城交汇，连（连云港）霍（新疆霍尔果斯）高速与日（日照）南（南阳）高速公路在该县交汇，形成了以铁路、高速公路、国道、省道为骨架，以县、乡、村道路为脉络的交通网络体系。

这样优越的地理位置为什么却没能使L县发展起来呢？刚从外地谈判投资项目回来的L县一位政府官员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电话采访时颇有感触：“又没有谈成，关键是投资环境没有竞争力，没有吸引力。目前，‘软硬件’都不够成熟。我们这里的思想观念还不够开放，连观念都很难沟通，投资方会来投资吗？工业没有基础，又没有资金，怎么发展？”

“行政负担也太重。由于没有像样的企业，有点关系门路的，都想到政府部门工作，不少单位严重超编，有的甚至几倍超编。”该县一位政府部门官员说。据调查，L县现任副县长11个，最多时仅副县长就多达17个。

另外，L县是个农业大县，矿藏等资源缺乏似乎也是发展不起来的一个显见的原因。可是，该县一位刚刚退休的官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其实，农产品本身就是资源。最关键的是人的问题。”

在采访中，人们普遍把“人”的问题放在首位。据了解，L县在三年内，换了三任县委书记、两任县长。

田老板也认为：“他们哪有心思抓发展经济。由于班子不稳定，特别是主要领导频繁调换，致使一套成熟的发展思路难以全面彻底实施，容易出现‘短期行为’和政绩工程，项目选择上不讲实效。”

中郡县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刘福刚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不少县的领导班子经常换，思路也总是变，对发展战略的实施很不利。”他说，我们不要因班子调动，就动摇了对县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视。

刘福刚认为，一个县整个政策的制定，包括一些制度安排、县域的建设，它的灵魂是县域经济发展战略。战略问题是核心，是县委、县政府领导应该集中考虑的问题，有一个好的战略，就有了灵魂，全盘棋就会活起来。

在发展县域经济的过程中，县级政府如何定位？专家认为，县级政府的合理定位，对县域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所谓政府的合理定位，是相对于目前政府经济管理职能存在的“越位”、“错位”和“缺位”而言的，就是政府要不断转变职能，从直接参与生产经营活动，代行企业和市场职能，转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建立和维护市场秩序，为微观经济主体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上来。

二、县域经济的尴尬

依据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锡文的理解，县域经济的本意是指一个县（市）地域范围内的经济：既有城镇和乡村的经济，又有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经济；既有公有制经济，也有非公有制经济；既有政府的经济（财税），也有老百姓的经济（就业和收入）。可以说，整个国民经济活动的各项指标，在一个县（市）的范围内，基本都可以得到反映。

刘福刚也指出，“县域经济”是指在县域范围内，以城镇为中心、农村为基础，由各种经济成分有机构成的一种区域经济。它介于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之间，一方面承载着农村发展的重担，另一方面又面临城市经济冲撞。

“众所周知，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了9亿，而且从全国来看，县域内国土面积有896万多平方公里，超过全国国土总面积的93%。可以说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出路在于县域经济，它是解决当前三农问题的出口。”刘福刚说。

1、找不着“北”？

县域经济本来具有很明确的发展方向，但是目前看来越来越迷失方向。和L县面临的情况一样，许多县城对自己的发展定位模糊，有撤县建市的，有搞“特色”的，有发展卫星城的，有盲目地扩大城区面积，一味朝着城市化方向发展的，甚至机械地借鉴其他县域发展模式，忘掉了自身的比较优势，这样反而导致了发展的落后、资源的浪费。这种夹在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中间的经济板块，它的发展方向到底在哪？

L县似乎还在“瞄准”。

田老板说：“现在，我们县没有一个工厂，原有的几个工厂都已经倒闭，无一‘幸存’。

乡镇企业更是糟糕。仅有的几个工厂，也都是民营的。”

老李也表示：“现在，不知种什么能赚钱。整个县的农业没有特色，没有规模，难以成气候。”

目前来讲，也许L县的困惑正是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困惑，而这一困惑又恰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羁绊。

传统上讲，中国经济是典型的二元制经济。在二元经济结构中，中国经济被分为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中国人被分成了“市民”和“农民”，城市与农村之间有条难以逾越的鸿沟。从时间上说，1980年代是农村经济时代，改革从农村开始，重点在乡村；进入1990年代，改革转向城市，城市经济拉开序幕。从空间上看，出现了东南沿海经济带、长三角、珠三角、京津环渤海城市群。难道中国经济就一直要如此泾渭分明地“二元”下去吗？

事实上，在城市群与农村二元经济之间是县域城市经济，它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我国有2200多个县市，面积占国土面积的90%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0%，2003年县域GDP占全国的63.4%，县域中的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几乎各占半壁江山，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撑。

2、城市化的诱惑

“郡县治，天下安。”从秦朝统一设县以来，历代兴替，惟县的建制至今不变，县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在一次城市发展峰会上，专家预言，到2020年，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京津环渤海三大城市群将成为国家新一轮财富聚集的“火车头”，三大城市群集聚财富份额将达到全国的65%。

对此，人们不禁提出质疑：我们的经济学家动辄拿纽约、东京、伦敦GDP占24%、26%、22%作参照和追赶目标，怎么忘了中国有13亿人口9亿农民呢？

一位长期从事县域经济报道的媒体资深人士对《中国经济周刊》说，从我国经济史来看，中国是从农耕经济发展而来，农业在经济中占据了很大分量，过去所谓的城市主要也是集市的放大，本身就带有典型的县域经济特征。从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来看，发达国家已经走出注重发展超大城市的时代，他们也越来越意识到城市化的弊端，相反他们更加重视小城镇的发展。而我国地少人多的现实，必然导致过度城市化的浪费，而县域经济则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一难题，应该说强调发展县域经济，不啻为实事求是地符合传统又有后发优势。

“一些学者在向我们的政府官员和老百姓介绍城市化的理论和西方的城市化。有些学者研究了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和中国城市管理体制的现状以后，得出了一些悲观的结论说，中国在现在和未来恐怕不是能不能城市化的问题，而是被过度城市化的洪水淹没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建华博士说。

三、拷问“市管县”

与此同时，随着提倡壮大县域经济的呼声日高，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市管县”体制遭到“讨伐”。

日前，L县所在省最新出台了《关于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若干意见》。这份最终以省委省政府名义下发的文件被认为是历年来该省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含金量”最大的一次。

其中规定，该省20个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和5县（市）搭上了扩权的班车。这些扩权县在经济管理权限上几乎是和上级地级市“平起平坐”了。

一份调查显示，虽然该省县域经济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水平仍然较低，结构性矛盾突出，发展活力不够。目前县域经济的发展遇到了不少体制上的问题，县级政府承担的责任和拥有的权力极不相称。县级政府管理权限过小，相当一部分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在省辖市和省里，县级政府没有最后决定权。上级垂直机构过多，县级政府缺乏有效协调手段，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手脚，影响了县域经济发展。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1982年后，党中央、国务院充分肯定辽宁省在经济发达地区实行市管县体制的经验，发出《关于改革地区体制，实行市管县的通知》，并批准了江苏全省实行市管县体制，全国各省、自治区都扩大了试点，从而出现了市管县的新高潮。

不可否认，作为现代大工业和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市管县体制是在中国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产生的，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但随着区域经济和城市化的发展，尤其是市与县经济差距的缩小，由于市管县体制缺乏系统配套的城市发展机制和人口政策的平台，该体制下的市县矛盾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城市群区行政区划管理中的最突出矛盾。尤其在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市管县体制的弊端日益突出。

四、路在何方

1、准确定位是关键

L县某届主要领导曾向全县人民承诺，要把该县建成“江南水乡”。而L县的现实是：盐碱和沙地“十分丰富”。历史也证明，那是一场“闹剧”。

县域经济是小城镇经济。它既不同于国家宏观经济，又不同于企业微观经济，既不完全是农村经济，又区别于城市经济，其准确的定位只能是作为城乡经济结合部和交汇点的小城镇经济。

刘福刚说：“在制定整个经济发展战略中，一定要对本县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给予一个准确的定位，确定自己和全局的关系。县域经济的定位一定要和整个经济发展全局结合起来，跳出县域，从别人的眼光、从市场的眼光看定位，而不能像过去那样只从本县情况自我定位。”

从百强县分布看，大都在“城市群”周边，实属卫星城。县域城市经济在“抓大放小”和市场竞争面前处在萎缩和萧条当中。从农村经济看，始终受“三农”困扰，收入、教育、医疗、生态、水利、农资等矛盾重重。尽管，今年国家拿出100亿元直接补贴种粮农民，向农村基础设施投资规模超过500亿，但面对广大的农村、农民得到的也还是杯水车薪，与国家对城市群经济的投入相去甚远。比如，从现在起到2008年，预计北京市筹办奥运总投资将达到1.5万亿。高速列车、高速公路虽然节省了中心城市之间的距离，但中国的乡村却在“边缘化”里愈走愈孤单。

其实，市场经济当前，县域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和宏观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谁能够率先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谁就能够在未来的发展和竞争中抢占制高点。因此，要进一步树立“平等、竞争、效率”的市场经济观念，注重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大力培育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资本市场、产品市场，进一步完善市场体系。大力推进以市场为导向的综合配套改革，实施阳光政务，致力于为企业提供服务和政策保障，营造宽松的经济发展环境。而政府也需要找好自己的定位，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学会用经营的理念、竞争的法则、调控的手段驾驭县域经济，切实从主要由政府当主角，主要靠行政手段来推动发展，转到由民营经济当主角，靠市场推动经济发展上来。

2、打好“特色经济”牌

定位准确其实也即清楚自己的特色在哪里，在竞争如此激烈的今天，县域经济的一个核心就是要打好“特色经济”这张牌。

老李不解地问：“我们县盛产小麦、玉米、大豆、花生、棉花、苹果、葡萄、大枣，可是怎样发展电视上讲的‘特色经济’，让我们百姓富起来？”

“我们还在探索。希望尽早走出一条‘特色’路。”L县一位政府部门官员说。

刘福刚认为，县域经济是特色经济，城市经济的发展主要靠资金、技术、人才，而县域经济的基础是区域的自然资源。所以，发展县域经济不能好高骛远、急功近利，必须依据其区位和自然资源优势来因地制宜打造特色产业和名牌产品。另外，他强调，民营经济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县域经济以民营经济为主体。民营经济对调整县域经济结构，培育县域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加就业和保持社会稳定具有积极的作用。

特色就是潜力，特色就是竞争力。县域经济的发展，关键是要发挥比较优势，依托本地优势资源，参与市场交换和市场竞争，形成具有特色的产业和产品体系。要破除“大而全”、照搬模仿、盲目跟风、粗放加工的观念误区，树立“不求其多、但求其特”，“不求其全、但求其精”的特色经济新理念，提高特色经济的竞争力，使特色经济产业化、规模化、品牌化，上规模，上档次，出效益，从而带动整体县域经济实现大发展。

照此思路，城镇化建设浮出水面。

3、小城镇之路

现在，L县被所在省确定为25个城镇化建设试点县（市）之一。

该县一位主管经济的副县长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让农民进县城才是中国城市化的根本途径。小城镇在县域经济中所起的辐射作用要远远大于其在城市经济中所起的作用。县域小城镇水平的不断提高，既是县域经济不断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反过来说加快小城镇建设也是推动县域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

刘福刚认为，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的战略目标中，小城镇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的重要选择。他还指出，县域经济的发展重点在农村，难点在农民增收，而小城镇经济能够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县域经济发展要坚持把小城镇建设当作农村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和农民增收致富的龙头，当作工业化的载体和民营化的平台，从而大力发展城镇经济。重点发展县城和有区位优势、交通优势、资源特色优势和规模优势的重点中心镇，增强小城镇的集聚效应、辐射效应，促进农村人口、生产要素向强镇集聚，提高农村城镇化水平。

另外，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培育城乡统一的商品和要素市场，整合城乡各种资源，调整农业结构，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以小城镇作为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落脚点，使小城镇建设真正给农民带来实惠，使农民分享城镇化的成果和效益。

五、县域扩权

要壮大县域经济的发展，县域扩权已是箭在弦上。

据子解，省管市、市管县（市）的财政管理模式，将被湖北省打破，取而代之的，是省管县（市）的财政管理体制。此项重大改革有四个原因：一是财政部明确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的要求；二是目前县（市）一级的财权与事权不对称，财政供养人员过多，县乡政府债务沉重，资金调度困难，绝大部分县（市）依靠省财政转移支付，才能保证国家规定工资和津贴补贴的正常发放；三是部分市由于自身财政比较困难，不同程度地集中了一部分县（市）财力，省对县（市）财政的一些扶持政策和补助资金等难以及时落实到位；四是省对县（市）的财政信息和实际情况掌握不够准确、不够及时，难以加强对县（市）财政的有效监管。

而“浙江现象”似乎早已证明“市管县”是如此多余。浙江省的财政体制是省直管地、县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地区一级（市）财政只对省财政有结算关系，且预算内财政收入仅限于地级政府所在市，而与行政辖区内的县（市）没有对应的财政结算关系。

2003年11月23日，由中国县域经济研究所等负责评定的第三届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结果揭晓，浙江省获27个席位，占1/4强。县域经济占浙江省GDP的70%，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浙江省11个地级市的实力及其增长却反而没有县域经济实体那么快那么强。

国内其他省市一般是强（地）市弱县（市），浙江为何截然相反？浙江省农办、浙江省财政厅和（地）市、县（市）财政局负责官员认为，浙江这一经济增长格局的形成与浙江“省管县”财政体制有很大关系。与浙江省财政的“省直管县”相适应，“地级市的权力逐渐弱化”，并实现“市县分治”，即“市”只管理自身，县改由省直接管理。

对于为什么浙江要省管县，浙江省农办副主任顾益康表示“只有强县才能富民”。

可以说，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新思路。应该以民为本，抓住当地区域的比较优势，鼓励非公经济，发展第三产业，将农村的资源、城市的消费和当地的就业有机结合起来，发展一种良性循环的城乡协调经济。惟有此才能真正撑起21世纪的中国经济。提升农业，促使农业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一是以市场为导向，形成了无公害苹果、优质大枣、速生杨、食用菌、优质烟叶、绿色蔬菜、优质中药材、优质牧草等规模优势。二是着眼探索高效农业发展新路子，建成了集科技、经济、生态、观光等功能于一体的1200亩高科技业示范园一期工程，科技含量走在全省前列。

大力发展特色城市。灵宝市利用被列为全省加快城镇化进程26个重点县（市）的有利机遇，综合运作土地资本、基础设施、城市环境、品牌形象等城市资源，加快老区建设和新区绿化亮化美化，城市经营水平整体档次和审美品位有了明显提高，并涌现出一批“中州名镇”和“中州新村”。

经济预测论文范文第3篇

全面提高学生对中国法制史课程的认识

当前法学专业的学生往往因中国法制史是一门交叉性学科，而且实践作用不大，对其重视不够。提高学生对中国法制史课程的认识是打破其冷门地位的关键环节。笔者建议，在未来的司法考试中，应加大中国法制史的分值。此外，相关部门法教科书的编撰，也应该增加对该部门法的发展史的论述，通过部门法带动中国法制史的发展。当然，中国法制史的任课教师尤其不能妄自菲薄、自我贬低，在授课中应当将中国法制史的重要性开宗明义地跟学生说清楚，让学生明白，我们学习中国法制史，有助于更清楚地认识法律条文在实践当中的实施情况。正如瞿同祖先生说的:“仅仅研究条文是不够的，我们也应注意法律的实效问题。条文的规定是一回事，法律的实施又是一回事。某一法律不一定能执行，成为具文。社会现实与法律条文之间，往往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如果只注重条文，而不注意实施情况，只能说是条文的、形式的、表面的研究，而不是活动的、功能的研究。我们应该知道法律在社会上的实施情况，是否有效，推行的程度如何，对人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等等。”［4］

运用灵活、生动的授课方式

法制史本身是一门很有趣的学科。学生往往听得索然无味，原因在于教师。很多教师过于照本宣科，只讲制度、法条、罪名本身，却忘记将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和案例带入法制史的教学中。比如，讲到奴隶制五刑当中的“刖刑”时，大部分学生连“刖”字都不认识，又怎么能记住“刖刑”呢?这时，如果任课老师能够结合孙膑与庞涓的故事，讲述庞涓设计陷害孙膑，让其惨遭“刖刑”的故事，相信很多学生就可以记住了。再比如，讲到秦朝的“挟书罪”时，很多学生都不明白为什么“挟书”会成为犯罪。这时教师如果跟学生讲述秦朝“焚书坑儒”的故事，学生也就能明白为什么挟书罪会成为秦代特有的罪名了。资料表明，学生其实很喜欢历史，《易中天品三国》、《血酬定律》等书销量都非常好。主要原因在于，作者用轻松、幽默的语言，生动、有趣的故事讲述历史，将那些曲高和寡的阳春白雪变成老少皆宜的下里巴人。这很值得中国法制史的任课老师反思，也是我们应该努力和追求的方向。在中国法制史课程的教学中，案例和故事是必不可少的，这一点和其他部门法的教学是完全一致的。当然，中国法制史引用的案例不是现实案例，而是历史上的案例，“但是运用案例教学法进行教学时，要紧密联系案例，通过案例引导学生理解和掌握中国历史上的相关法制知识。”［5］

经济预测论文范文第4篇

本文的标题叫“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要付诸实用”，可能有人看了这个题目觉得困惑，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说运用得非常深入、广泛，老少皆知。例如，私营企业搞公私合营、进而全部企业搞成国营、农村搞合作化公社化、批资本主义脑袋、割资本主义尾巴，一句话：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全部生产资料和产品都归无产阶级的代表支配，剥夺者被剥夺，还不都是运用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吗？是啊，马克思是主张全部生产资料和产品归无产阶级的国家所有，可是事实结果是只能归无产阶级的代表所有，这些无产阶级的代表能否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还是只代表代表们自己的利益，人们不能依据国家意识所标榜的东西来判断，这本来是马克思所应该想到的。象上世纪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那里的无产阶级根据自身几十年的生活体验，觉得自己的代表代表不了自己的利益，换个资产阶级人物来管理管理国家也可以试试。不行还可以轮换么！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波兰的瓦文萨当了几年大总统，多数人不满意，那就自动禅让，还回格旦斯克造船厂车间里当他的工人。Revolusion，革命就是轮换，轮换就是革命，换换总比不换好。

上面这种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运用，那是把马克思经济理论当作武器、当作维护集团党派自身利益的法宝来使用，这种付诸实用，历史证明许多国家的大众不欣赏，本文也不谈。

最近看到许兴亚、于金富的网文：“‘繁荣与发展理论经济学论坛’会议综述”（[1]），里面介绍了一部分先生是这样运用马克思经济理论的：

在国内学者编著的许多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教科书中，往往在开头引述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原理，而在后面的论述中，却并不见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具体运用。所谓“实用主义化”，主要是指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科学研究中，“穿靴戴帽”、“南辕北辙”或“两张皮”等等“架空”马克思主义的现象。也就是有不少教学单位和研究生，把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和应用看作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以至于“政治经济学”专业的许多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名义上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实际运用的却大都是西方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或者开篇就声明，“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为指导”，并在参考文献中列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若干卷，但在正文中对此并无具体体现。有更多的“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连这一点也做不到。

其实，何止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专业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就是他们的导师，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多面手？看看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的领导机构理事名单（[2]），其中不乏编著西方主流《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高手。他们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非常关心“经济”，只要有“经济”，就是叫他编著一部“关公战秦琼”的大作，他也会轻车熟路、一挥而就。——这种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运用方式，也不是本文要讲的付诸实用方面的问题。

本文打算大题目小做，讲些具体细节例子，说明德国民间经济学家马克思的经济理论、马克思所揭示的经济规律，不应该停留在高谈阔论，应该付诸实用，指导点具体的经济活动，以至造福劳动者。

例子1。马克思的垫付资本理论要付诸实用

马克思讲资本运动，是从垫付资本开始的。垫付资本分两部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不变资本是用来购买厂房、机器设备、原材料等生产资料的，而可变资本是用来支付劳动者工资的。我们实际是怎么运用的？有些政绩工程，什么资本也不用垫付，负债上马，以权力信誉作担保，先让业主垫支。业主接到工程不敢怠慢，但只肯垫付不变资本，农民工的工资，对不起，要等工程款到账后才能支付。一年一度年关到，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又见诸报端。从经济理论上讲，这是没有按照马克思的垫付资本理论进行操作。也许有人会说，马克思的垫付资本理论讲的是资本主义社会，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不能照抄照搬，应该与时俱进，发展马克思的经济理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经过如此这般一发展，就变成万物生长靠太阳，社会主义国家的部分农民工就只有依靠太阳的光芒进行光合作用来维持自己的生存权了。

例子2。马克思关于劳动力价值等于生活费用的原理要付诸实用

劳动力价值等于劳动者为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其中包括吃、穿、住、行、娱乐、受教育、繁衍后代等等方面。我们几十年是怎么操作的？低工资，吃穿都不够，住房要等分配，有的劳动者等到退休也没有分到房子，有的住房面积远不到位，只能到那里去讨要了；科学技术人员的工资里不包括买书的费用，要看书上图书馆借阅。现在搞改革，什么书报费、副食补贴、房贴，贴贴贴。这么改下去、贴下去，不就改到跟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情况一样了吗，不就证实马克思关于劳动力价值等于生活资料价值原理的真理性吗，这就叫客观经济规律。现在受教育费用一高再高，劳动者的最低工资够得着吗？

例子3。利润率的计算公式是怎样的？

媒体和统计报告常常提到利润率这一经济指标。按照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剩余价值是相对于可变资本而言的，利润是相对于垫付总资本而言的，利润率应该等于利润除以垫付总资本。通常提到的利润率应该指这样的利润率。马克思的利润、利润率、垫付资本等等概念，不是自己拍脑袋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在大英图书馆收集大量资料得到的，是符合生产实际的。在实际应用中，还有许多其他的利润率定义，如：销售收入利润率、成本利润率、产值利润率、资金利润率、工资利润率等等。欧美主流经济学那里不使用“垫付资本”这个概念，而是采用“资本”、“投资”这类模糊概念。“劳力和知识都是资产”（张五常：《卖桔者言》，[3]），按照这样的定义，劳动者的劳动力一下子变成了“人力资本”，人人都成了拥有“资本”的资本家。而“投资”通常又仅指固定资产的投资，不包括流动资本的投资。于是，有的管理类教科书中就把利润率定义为利润与固定资本的比值，而把纳税后的利润与总资产的比值称为总资产的投资所得率。我不知道我国的国家统计局是怎么计算利润率的。这么多互不一致、出入很大的利润率定义，仅仅简单地报告一个“利润率”多少多少，叫人家怎么作横向经济比较？这么多不同的利润率相互之间的换算公式又是怎样的呢？

例子4。马克思经济理论应该用来指导国家作宏观经济调控

现在国家用来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理论依据，说白了，就是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就是J.M.凯恩斯的政府干预国民经济那一套。国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专业的毕业生分配到经济管理部门，人家不欢迎，说他们只会搞公私合营、大批判云云；什么经济模型、动态分析、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利率调整，汇率管理，……一概茫然。现在好了，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专业的硕士生和博士生也去学西方主流《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等，有人说得更刺耳：这是缴械投降。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本来让你去学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叫你能够批判它，结果倒好，赔了夫人又折兵，一个个变成理性经济人，齐飒飒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所以就出现前面许兴亚先生文章中的情况。究其原因，主要是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一百多年间没有多大发展，形式上老一套，不看就知道您想说什么。其实，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也是可以变变形式，以适应国民经济管理的需要的。光讲无产阶级管理整个国民经济，又没有具体可操作的管理方法，还不等于零，还不让凯恩斯的政府干预方法钻空子？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相当严密的，本身就有许多计算公式。例如，产品价值W＝C+V+M，垫付资本＝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固定资本＋流动资本，利润率＝利润÷垫付资本，成本＝……。如果把这些文字公式变换成数学公式，就可以进行运算，就可以构建数学模型，就可以作动态分析，作经济预测，一句话，可以用于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有人担心这样一来会使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走上与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相重合的道路，甚至有人认为是凯恩斯发展了马克思的国家管制国民经济理论。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因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建立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上的，是反映客观经济规律的，因而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是建立在主观想象的基础上的，其许多经济预测都经不住实践的检验。非常著名的凯恩斯“乘数原理”就十分荒谬可笑，我已有另文阐述，这里不再重复。实践表明，按照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所作的经济预测，与依据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所作的经济预测不同，但符合国民经济现实。

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是对一国国民经济趋势的跟踪过程、随动过程、动态过程，不可能有一劳永逸、从此“着陆”了、高枕无忧了、不用费心调控了的时候。

肯定有人要说：如果把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改变形式，列出许多公式、数学模型，甚至经济数据的核算、统计也都参照马克思的公式表示，那就是把神圣的马克思经济理论“庸俗化、简单化”，甚至扣上违背“原则”之类大帽子。“有的专家还指出：为了更好地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的精神，一定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在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的前提下，更好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注意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努力营造生动活泼、求真务实的学术环境，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提倡说理充分的批评与反批评。以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代表的整个理论经济学的繁荣发展。”（[1]）怎么“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由谁来区分？几十年来就没有区分好，这是为什么，原因在哪里？当然，肯定也有人会说一直区分得很好，没有问题。我就搞不懂，西方主流经济学为什么就不怕你说“庸俗化”，你越说它是“庸俗经济学”，它越来劲，什么“市场经济学”、“垄断经济学”、“混合经济学”、“数量经济学”、“数理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中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比较经济学”、“消费经济学”、“供应经济学”、“经营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增长经济学”、“短缺经济学”、“过剩经济学”、“城市经济学”、“人口经济学”、“教育经济学”、“住宅经济学”、“地域经济学”、“技术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后凯恩斯经济学”、“新凯恩斯经济学”、“转让经济学”、“歧视经济学”，……好了，气都快喘不过来了。有个国家的某个政党，人家骂它是“蠢驴”，它干脆拿草驴作党徽党旗，因为驴子勤勤恳恳为人类干活，能够得到大众拥护。要是老虎屁股摸不得，选民肯定不投他的票；老拿“原则”当紧箍咒，不利于社会科学的进步，也不利于自然科学的进步。

愿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能够得到创新、发展、运用于经济学的各个领域。

参考资料

[1]许兴亚、于金富：“‘繁荣与发展理论经济学论坛’会议综述”，*年8月，

/com/mkszyjjx/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2]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第七届领导机构成员名单，

经济预测论文范文第5篇

开展实证项目分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选题，即确定“怎么开始，亦或如何开始”的问题。选题是一个不断探索、逐步深化认识的过程，一般而言，需要从两个层面进行考虑：首先应该确定自己感兴趣的研究领域；然后是在所感兴趣的研究领域中选题感兴趣的具体题目。显然，这是两个不同的层面，前者是对拟研究问题的一个总框架或总领域的确定，后者是要明晰一个具体的、真正的研究问题。当然，研究领域的确定要依据我们所学专业，亦或结合在诸多经管类课程学习过程中，自己所掌握到的知识来确定拟研究的科学领域。在对课程论文选题时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第一，重点选择我们在经济、社会等领域中给予广泛关注的现实问题。这就要求我们选择的问题一定是具体化的问题，而不是空洞泛泛、言之无物的问题。第二，明确研究范围。研究的范围可以是宏观领域，也可以从微观层面来探讨。第三，题目的选择不应太大。我们应综合考虑实证项目研究的条件和现实可能，如：个人理论水平层次、数据可获得性、完成项目或课题的人力资源、物质成本及时间条件等。作为本科生课程论文，题目不能选得过大而无重点，否则工作量太大，建议选择具体的切实可行的“小题目”。第四，数据的可获得性。数据来源是进行计量经济学建模及研究的基础，若不能获得具体的观测变量数据，将无法进行具体的计量研究。另外，选题过程中也应充分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如图书、报刊、电子图书馆和网络数据库等。有效利用资料和文献，可避免做已有学者已做过的学术研究。对收集到的文献资料进行梳理、综述和评价，指出现有研究成果中存在的不足，也可从中发现自己论文写作可能的创新。文献综述和回顾是研究论文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很多人会将文献综述部分作为文章的引言，以保持整个课程论文结构上的连贯性。

二、模型设定与数据处理

1.模型设定。课程论文研究题目选定之后，就要考虑模型的设定和建立问题。一般来说，模型优良的判别标准有：第一，构建模型的基本准则与所得数据表现的现实相统一和一致。第二，模型构建应与经济理论一致。第三，构建的模型需要外生变量构成回归变量，且构建模型中含有明确因果关系。第四，参数应具有相对稳定性。第五，模型必须具有对数据的代表性和优良的拟合性。第六，模型应具有尽可能大的包容性。最后，模型的简洁性。设定模型首先要确定模型中的变量，其选择的依据要根据研究目的，以经济理论为指导，抓住其主要影响因素和特征，同时根据研究需要，对所选变量进行取舍并加以检验，以确保避免对变量设定的误差。当变量选择好之后，就要对回归模型的函数形式进行设定，使所设定的变量间函数形式能够体现变量间的基本关系。

2.数据收集与处理。在计量经济研究中使用的数据，包括：统计年鉴数据、对外公报、实地调查数据和人为构造数据。可用于估计参数的数据主要有时间序列数据、截面数据、面板数据和虚拟变量数据。如何取得用于实际计量的适合的样本数据，是计量经济研究成败的关键。计量经济研究中所用数据，要力求真实、可靠、完整，数据的质量直接关系到所估计参数的可靠性，对明显失真的数据，应当予以剔除。收集数据工作结束后，需要对数据进行预先处理，可进行一些初步查验与分析，这样可得到调查数据的统计特征。

三、计量经济分析

当设定的计量经济模型确定之后，就可利用所获得的数据来估计模型中的参数。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有普通最小二乘法、WLS法、广义差分法、工具变量等方法估计模型中的参数。接着，还需要进行模型检验，主要从其经济意义、统计推断、模型预测等方面进行。此外还有模型诊断性检验，主要包括变量检验、残差检验和稳定性检验。模型检验不存在通行的模式，每个阶段的检验需要大量地判断和验证，不同学者使用的检验方法也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我们要避免在没有对模型进行更多深入分析之前就仓促地下结论，也需要对其进行一系列的诊断和检验。最后，利用我们选取的统计量数值对诸多模型的优劣程度做出判断。经过检验和调整后的估计模型是符合要求的，接着就要对模型所提供的数量信息做具体的分析。根据研究目的，可能是经济预测、结构分析、政策评价或验证理论。对实证分析结果做出说明：如回归系数正负符号、大小、经济意义、检验结果解释、不同估计方法的差异性等角度。

四、课程论文范例

1.题目：消费者对新疆特色农产品购买行为的实证研究。

2.前言：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一直是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对农产品消费的研究也已成为目前社会科学关注的焦点之一。我国对于食品质量安全研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展了消费者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地理标志农产品和转基因食品等认知、支付意愿和购买行为的研究，且成果颇丰。区域特色农产品极具浓厚的地域特性，它们在生产后被营销到当地，会发生如何的意义？与当地消费者的互动如何？这成为了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问题。本研究在对郑州市240位消费者问卷调查基础上，从微观层面探讨消费者对新疆特色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认知状况、需求动机和购买行为及影响因素。

3.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我们以面谈形式填写调查问卷，调查人员为高校研究生。在正式调查之前，先于2011年3～4月、6～8月进行预调查，并于2012年1～3月进行了正式、全面调查。调查内容包括消费者基本情况、对新疆特色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认知和购买等内容，获得240份有效问卷。根据所调查数据，对消费者基本情况统计。

4.描述性统计分析：本文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消费者对新疆特色农产品的认知和购买、了解渠道、购买及目的、消费者对新疆库尔勒香梨的鉴别、质量安全性和价格水平的评价。

5.计量经济分析：模型采用以下函数形式表示。Y=F（X1，X2，X3…X11）+μ式中，X1，X2，X3…X11分别表示年龄、文化程度、职业、个人月均收入、对健康的关注、对原产地的关注、销售推广介绍、亲朋好友的推荐、个人喜好、对质量安全水平的评价和对价格的评价，μ表示随机扰动项。本研究拟采用二元逻辑斯谛（Binary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消费者购买行为，回归模型可表述为：logP（Y1）P（Y0）--=b0+b1x1+…+b11x11+μ式中，Y1为购买过新疆库尔勒香梨，Y0没有购买过新疆库尔勒香梨；b0为常数项，

6.结果分析：利用SPSS13.0统计软件，对消费者购买行为进行回归分析，由于本研究构建模型主要目的不在于预测，而是定量分析与检验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故在回归处理过程中，采用向后逐步剔除法（回归结果略）。主要研究结论：影响消费者购买主要显著性变量有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状况、对原产地关注、销售推介、个人喜好和价格水平评价等7个因素，另外可知它们的显著性水平不尽相同。结合实际调研结果（描述统计部分），进一步可知：新疆特色农产品有着较高的认知度，相比较而言，新疆库尔勒香梨和阿克苏“冰糖心”苹果的市场认知度有待提高；消费者对新疆特色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有着较高的评价，同时也认为价格较高；消费者对新疆特色农产品需求动机存在多样性。

五、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