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理论范文第1篇

布伦纳对战后资本主义利润率长期趋于下降的解释引发了一场争论。在围绕布伦纳的争论中，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调节学派的代表人物米歇尔•阿格利埃塔在其文章《新的增长机制》中，反驳了布伦纳关于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资本主义将日益走向萧条和危机的观点。阿格利埃塔认为：“布伦纳对半个世纪以来的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史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但这并不能代表世界经济的历史。他的书虽然也涉及了德国和日本，但主要还是以对美国的分析来阐述他的全球观点。”[2]米歇尔•阿格利埃塔对布伦纳经济危机理论的批判是基于其研究出现了以小见大的问题。本•法因等人则从布伦纳经济危机理论的内容方面进行批判和研究，认为“布伦纳的理论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缺陷：1）布伦纳对资本主义竞争和积累的理论分析体现的是亚当•斯密和主流经济学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2）布伦纳忽视了货币在资本主义危机中的作用；3）他完全忽视了生产和金融的国际化。”[3]

二、西方学者对布伦纳经济危机理论的肯定与发展

克里斯•哈曼、安德鲁•克里曼、路易斯•吉尔和罗伯特•布伦纳都跟随约瑟夫•吉尔曼和萨恩•马格在20世纪60年代工作的足迹,对利润率的趋势进行了经验研究。根据研究结果,可以形成如下共识:第一,利润率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下降的;第二,从80年代初期起利润率开始部分恢复,但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又出现停滞。虽然以上学者都承认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但是其研究视角还是有所不同的，本文主要考察上述西方学者对布伦纳经济危机理论的肯定和发展。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BellamyFoster)和弗雷德•马格多夫(FredMagdoff)题为《金融内爆与停滞趋势》的文章，这场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战后繁荣结束以来，实体经济中的生产和投资一直处于停滞趋势，资本主义就通过使经济金融化的方式来弥补停滞趋势的后果，这使金融泡沫恶性膨胀并和实体经济的表现越来越脱离，这最终导致了当前美国和世界的金融危机。福斯特和马格多夫虽然也从实体经济层面考察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但是他们不仅仅停留在实体经济层面，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脱节是造成当前经济危机的根源。从这个视角出发，他们似乎超越了布伦纳仅将当前经济危机原因归因于全球制造业过剩这一实体经济层面。布伦纳的经济危机理论将当今世界爆发的经济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利润率的不断下降，而利润率的不断下降又是由全球制造业生产过剩这一因素引起的。上文梳理的西方学者都是从利润率下降这一角度进行论述经济危机的。以下梳理的西方学者则从布伦纳论述经济危机理论的另一个维度———生产过剩进行阐述其经济危机的理论。

弗朗索瓦•沙奈和路易斯•吉尔(Gil,l2009)都认为，当前的经济危机不是工资不足造成的消费不足危机;是积累过剩与商品生产过剩的危机,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的生产过剩危机[4]。他们从生产过剩这一角度论证危机产生的根源，和布伦纳论证危机理论的路径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是他们没有从利润率下降这一视角出发去论证，没有用更多的经验数据进行阐述，相对于布伦纳用大量数据进行论证显得缺乏更强的说服力。以上西方学者都是从生产过剩或利润率下降这两个视角中的某一个进行论述的，和布伦纳的危机理论相比有一定的片面性。英国著名学者克里斯?哈曼则从这两个角度比较全面地发展了布伦纳的经济危机理论。他对发达工业经济体(即实体经济)所做的研究显示，“自上世纪60年代末直至上世纪80年代的早期，平均利润率出现了很大的下降。上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和上世纪90年代反复出现了突发的复苏。但直至2000年，利润率仍未回升到在‘二战’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的那个水平。”[5]克里斯•哈曼承认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趋势，并认为“当前危机源于60年代末以来的利润率下降压力。资本主义体系对这一压力的反应就是通过工资和工作条件的恶化来提高剥削率,但由于缺乏大规模破产这样的资本破坏,这些反应不足以维持利润率的原有水平,因此,也造成了生产积累率的长期低下。积累率低下的副作用之一虽然是暂时减缓资本有机构成上升的压力,但更重要的是,在剥削率上升期的积累率低下,扩大了资本主义体系生产商品的能力与市场吸收这些商品的能力之间的差距。这种‘生产过剩’并不是源于‘消费不足’本身，而是由于不能以增长的投资品需求替代已失去的消费品需求,即积累不足”[6]。哈曼通过用实证分析，考察了资本主义工业经济体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趋势，并论证了产品供给和需求之间差距的拉大最终导致了生产过剩。从这个维度讲，哈曼的经济危机理论与布伦纳的经济危机理论有极大的相似之处，但对于生产过剩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两者的论述则不尽相同，哈曼认为生产过剩产生的原因是不能以增长的投资品需求替代已失去的消费品需求,即积累不足。虽然布伦纳提出利润率的不断下降造成生产过剩，但其未像哈曼那样进行有逻辑的论证。

三、结语

经济危机理论范文第2篇

中图分类号F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227（2000）01—0004—06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下简称马恩列斯）都认为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具体说根源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成果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它的表现是：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生产力发展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就必然爆发经济危机。因此在马恩列斯那里，经济危机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现象，要消灭经济危机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可以说这是马恩列斯对经济危机根源的总概括。但是，他们又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经济危机爆发的具体原因，尽管这些具体原因在他们看来可能直接或间接的可归结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两个表现上，但我们今天来研究这些具体原因的目的并不在此，而在于揭示经济危机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经济现象，而是市场经济的“生理现象”，并试图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马恩列斯关于经济危机具体原因的论述

第一，盲目的竞争导致经济危机。恩格斯说：“大工业的必然后果——自由竞争很快就达到十分剧烈的地步”，“竞争的规律是：供和求总是力图互相适应，但是正因为如此，就从来不会互相适应。双方又重新脱节，并转而成为尖锐的对立。供应总是紧跟着需求，然而从来没有刚好满足过需求；供应不是太多，就是太少，它和需求是永远不相适应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经济危机》（文章摘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页。）又说：“经济学家用他那绝妙的供求理论来证明‘生产绝不会过多’，但是实践却用商业危机来驳斥他，这种危机就象彗星一样有规律地反复出现，在我们这里现在是平均每五年到七年发生一次”，“这个规律是纯自然的规律，而不是精神的规律”，“这是一个以当事人的盲目活动为基础的自然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经济危机》（文章摘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页。）恩格斯批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敢承认经济危机是盲目竞争的自然结果。

第二，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引发经济危机。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生产使生产与消费之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一方面工人是消费品的主要消费者，另一方面“每一个资本家都知道，他同他的工人的关系不是生产者同消费者的关系，并且希望尽可能地限制工人的消费，即限制工人的交换能力，限制工人的工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04页。）以便最大限度地增加剩余价值。这种关系决定了工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和消费极其有限。马克思指出：“构成现代生产过剩的基础的，正是生产力的不可遏止的发展和由此产生的大规模的生产，这种大规模的生产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的：一方面，广大的生产者的消费只限于必需品的范围，另一方面，资本家的利润成为生产的界限。”（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603～604页。）生产扩大与工人消费水平低并存，这样，一旦生产普遍超过了主要来自工人的有限需求和消费，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

第三，生产力发展与市场相对狭小导致经济危机。马克思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其条件是创造出一个不断扩大的流通范围，不管是直接扩大这个范围，还是在这个范围内把更多的地点创造为生产地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90页。）扩大流通范围不仅在国内，而且“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91页。）马克思还说：“以提高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础来生产剩余价值，要求生产出新的消费；要求在流通内部扩大消费范围。”（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91页。）在这里，“新的消费”和“扩大消费范围”指的是增加消费，实际上也是指扩大市场的问题。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但在事实上，市场的扩大会受到很多限制，因而市场扩大不能与生产的扩大相适应，以致造成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在这方面马恩列斯也有很多论述。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曾说：“市场的扩大……赶不上不列颠工业的增长”，“必不可免地要引起新的危机”，“如果有一个大市场突然缩小，那么危机的来临必然加速，而目前中国的起义对英国正是会起这种影响。”（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经济危机》（文章摘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2页。）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市场向广度和深度方面扩张的能力首先是受完全不同的、力量弱得多的规律支配的。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经济危机》（文章摘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7页。）马克思还指出：生产的发展，“需要一个不断扩大的市场，而生产比市场扩大得快”，“市场比生产扩大得慢；换句话说，在资本进行再生产时所经历的周期中，——会出现市场对于生产显得过于狭窄的时刻。”或者说，“新的市场——市场的不断扩大——可能很快被生产超过”，必然造成商品充斥市场，生产过剩发生。列宁、斯大林也有类似的论述。

第四，批发商业和货币信用的危机导致经济危机。马克思指出：“危机最初不是在和直接消费有关的零售商业中暴露和爆发的，而是在批发商业和向它提供社会货币资本的银行中暴露和爆发的。”（注：《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40页。）就是说，批发商业危机和货币信用危机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在大量生产中，直接购买者除个别的产业资本家外，只能是大商人。在一定的界限内，尽管再生产过程排出的商品还没有实际进入个人消费或生产消费，再生产过程还可以按相同的或扩大的规模进行。”（注：《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9页。）这样，商业和产业就会出现虚假的繁荣。而生产的极度扩张，又是借助信用来实现的。信用和产业资本本身的规模一同增大。例如，信用使工厂主、商人等都可以大大超过他们的资本从事经营；信用使货币形式上的回流不以实际回流的时间为转移，从而加速了资本在形式上的回流速度；等等。因此，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必然引起信用的扩大，而信用的膨胀反过来又促进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张。这一切都会使产业和商业资本家通过各种信用形式，获取追加资本，用以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同时，在繁荣阶段，股票、债券等虚拟资本的巨大增长和各种投机活动的大量兴起，又为进一步扩大信贷规模，提出了强烈的需求。信用的繁荣导致产业和商业的繁荣，产业的繁荣进一步加强商业的繁荣。但是，手中堆积着大量商品的批发商的资本回流却非常缓慢，数量非常少，“以致银行催收贷款，或者为购买商品而开出的汇票在商品再卖出去以前已经到期，危机就会发生。……于是崩溃就爆发了，它一下子就结束了虚假的繁荣。”（注：《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41页。）实际上，信用是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加速了经济危机爆发。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第五，主要消费品过剩导致经济危机。以棉布为例，如果棉布充斥市场造成市场停滞，会使织布厂主的再生产遭到破坏。首先表现在织布厂的工人对棉布和原来他们消费的其它商品来说，“现在只在较小的程度上是消费者，或者根本不是消费者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经济危机》（文章摘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32页。）除此以外，还影响别的生产者：纺纱者、棉花种植业者、纱锭和织机的生产者、铁和煤的生产者等。所有这些人的再生产同样要遭到破坏，因为棉布的再生产是它们再生产的条件。“即使在他们自己的生产领域里没有生产过剩，就是说，即使那里生产的数量没有超过棉布工业销路畅通时所确定的合理的数量，这种情况也会发生。”（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经济危机》（文章摘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33页。）什么原因呢？马克思继续分析说：“如果不仅棉布，而且麻布，丝绸和呢绒都发生生产过剩，那么不难理解，这些为数不多但居主导地位的物品的生产过剩就会在整个市场上引起多少带普遍性的（相对的）生产过剩。”（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经济危机》（文章摘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34页。）

第六，固定资本生产过剩导致经济危机。马克思曾举例说，如果固定资本数量是既定的、不变的，由于原料受自然因素的影响而歉收，原料的量就会减少，价格增加，再生产就不能按原有规模继续进行，一部分固定资本就要闲置下来，部分工人失业，利润率下降。而事先确定的利息、地租仍旧不变，这样就有一部分不能支付。“于是发生危机。劳动危机和资本危机。”（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经济危机》（文章摘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5页。）总之，这是原料不足引发的危机。马克思说，撇开自然因素的影响不说，“原料不足的情况也可能发生”，“如果某个生产部门花费在机器等等上的那部分剩余价值，那部分追加资本过多，那么，虽然按原来的生产规模原料是够的，但按新的生产规模就不够了。因此，这种情况是由于追加资本不按比例地转化为资本的不同要素而产生的。这是固定资本生产过剩的情况，它所产生的现象正好同第一种情况（即原料歉收时）所产生的现象完全一样”，“或者，它们（危机）是以固定资本的生产过剩，因而，是以流动资本的相对生产不足为基础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经济危机》（文章摘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5～126页。）

第七，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再生产所需正常比例关系遭到破坏，导致经济危机。马克思认为，资本的本性决定了市场经济不可能有合乎比例的生产。他说：“如果只是指资本有按照正确比例来分析自己的趋势，那么，由于资本无限度地追求超额劳动、超额生产率、超额消费等等，这同样有超越这种比例的必然趋势。”“在竞争中，资本的这种内在趋势表现为一种由他人的资本对它施加的强制，这种强制驱使它越过正确的比例而不断前进，前进！”（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97页。）因此，“资本既是合乎比例的生产的不断确立，又是这种生产的不断扬弃。但是，要求生产同时一齐按同一比例扩大，这就是向资本提出了决不是由资本本身产生的外部的要求；同时，一个生产部门超出现有的比例，就会使所有生产部门超出这种比例，而且超出的比例又各不相同。”（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98页。）当生产所要求的正确比例或平衡遭到严重破坏时，经济危机的爆发就不可避免。

第八，生产的跳跃式发展导致经济危机。列宁说：“资本主义的生产，只能跳跃式地发展，即进两步退一点，有时甚至两步都退回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经济危机》（文章摘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65页。）在列宁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是为销售而生产，为市场而生产，“当着广大市场突然扩展到新的、前所未有的、广阔的范围时”，生产商品的数量不符合社会需要的可能性就特别大。这种对市场的疯狂追逐，必然引起巨大的破产。他说：“如果有几个这样的企业为了难以推测的市场上夺取地盘而展开疯狂的竞争，那么危机的到来还有什么奇怪呢？”（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经济危机》（文章摘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66页。）

第九，进出口也可以导致经济危机。马克思指出：“关于进口和出口，应当指出，一切国家都会先后卷入危机”，因为“出口和进口过多，以致支付差额对一切国家来说都是逆差”，（注：《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56页。）从而引起黄金外流。当危机爆发时，支付差额对每个国家来说，至少对每个商业发达的国家来说，都是逆差。因此，黄金外流的现象，总是像排炮一样，按照支付的序列，先后在这些国家发生。例如，“1857年，美国爆发了危机。于是黄金从英国流到美国。但是美国物价的涨风一停止，危机接着就在英国发生了。黄金又由美国流到英国。”（注：《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57页。）这种现象表明，一切国家会同时出口过剩（生产过剩）和进口过剩（贸易过剩），物价会在一切国家上涨，信用会在一切国家过度膨胀。因此，“黄金流出的现象会在一切国家依次发生”，也就是经济危机会由于贸易的传递而在这些国家依次发生。

马恩列斯关于导致经济危机的具体原因，还有其它一些。以上仅就九个方面作了简要的概括。这九个具体原因每个都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按马恩列斯的观点来解释就是：竞争是资本家为获取最大的剩余价值而展开的，为在竞争中取胜，便不断扩大生产规模。这一方面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导致建立在社会化生产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生产比例失调，供给和需求不平衡。具体表现为固定资本生产过剩、主要消费品生产过剩。商品过剩从另一方面来说是人民群众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不足，发展结果是经济危机。而危机的爆发点则是商业和货币信用。但是“在货币市场上作为危机表现出来的，实际上不过是表现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本身的失常。”（注：《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54页。 ）而进出口问题则表明经济危机具有“传染性”，进入世界市场的各国至少是商业发达的国家，一国经济发生危机，则必然引起普遍性的危机。而跳跃式发展不过是反映了世间一切事物发展的共性。

二、结论及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启示

马恩列斯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因而便有了要消灭危机就必须先消灭资本主义的结论。按照这样的逻辑，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中国，就从根本上消除了产生经济危机的根源，即使存在上述列举的引起经济危机的具体原因也不可能导致经济危机。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中国不会产生，也无需防范经济危机？！当然这只是从马恩列斯的经济危机理论推出的逻辑结论。现实实践则是否定的。中国也存在着发生经济危机的现实可能性。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我国已经是逐步走上市场经济轨道的国家，几乎全部生产都是商品生产，全部产品都是商品，生产的直接目的是使资本保值增值，从而流通过程成为再生产过程的必不可少的前提，任何商品生产者都必须接受流通过程的检验，经过一次从商品——货币的“惊险的跳跃”，这是我国存在经济危机现实性的重要条件。在这个前提下，存在上述列举的诱发经济危机的九个具体原因之一，如果不及时化解，经济危机就可能会变成现实。爆发于亚洲的金融危机已导致经济危机，并且波及到日本、俄罗斯、巴西等国，对我国也产生了负面影响，既有金融影响，又有经济影响，为此我国采取了许多防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措施。我们已清醒地认识到，并不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就可以对亚洲等金融危机置之不理，高枕无忧。这进一步说明了经济危机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亦不能得出它是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只要有市场经济就可能有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的“生理现象”。尽管这种生理现象会给人们带来恐惧、不安和痛苦，会给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但这却是必然的现象，与社会制度没有绝对关联。我们不希望发生经济危机，但不能绝对地说经济危机与我们无缘。所以，无论从宏观还是从微观来说，市场经济都是一种风险经济。既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着发生经济危机的现实性，那么上面列举的导致经济危机的具体原因就必须认真对待，仔细研究市场经济的运动规律，及时处理、化解可能导致危机的各种原因。

首先，要充分发挥竞争的作用，这是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中国改革开放20年，市场的作用不断加大，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其在促进我们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某些消极的东西，如重复建设问题，就是在利益的驱使下，市场竞争的结果。重复建设就体现了竞争的盲目性。因此，从中央到地方到企业都要建立有效的市场调查机制、预测机制，及时掌握市场信息，国家可采取有效措施灵活运用指导性计划，从外部引导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和方向。对企业来说，掌握了市场信息，就可以预测市场走向，可以主动地、有意识地尽量从长远角度安排生产，避免经营行为短期化。

第二，市场狭小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市场的大小是一定的因而是绝对的，但它又可以通过创造条件加以扩大，因而又是相对的。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市场不断扩大，不仅要扩大国外市场，更重要的要扩大国内市场。对企业来说扩大市场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对现有产品市场的开发，二是对新产品市场的开发。对现有产品市场的开发，必须重视产品市场寿命的周期及寿命周期各阶段的特点的研究。一般说来，产品市场寿命周期是指一种产品从投入市场开始到被市场淘汰为止的全部过程所持续的时间，它包括投入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与此相适应的四个阶段的市场主要特点之一是，由投入期的销量小，到成长期的销量迅速上升，到成熟期市场容量已基本达到饱和，衰退期销量和利润迅速下降，产品退出市场。企业掌握了产品的市场寿命周期及其特点，就很容易在不同阶段采取扩大或是缩小生产的措施，避免生产上的盲目性。还要注意产品市场寿命周期的这四个阶段是对一定市场而言的，如城市市场和农村市场，对城市市场可能是成熟期，而对农村市场可能是成长期，这也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所以注意开发不同地域的市场对于克服市场相对狭小的矛盾很重要。开发新产品要求企业有创新功能，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创新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必由之路。抱住已被市场淘汰或已饱和的产品不放，只能失去市场。只有创造出不断满足消费者需要的新产品，才能保住并扩大市场。针对上述两种情况，国家应对主要消费品的产品市场寿命周期进行调研并公布信息，从宏观上对企业进行引导，缓解生产发展与市场相对狭小之间的矛盾，防止危机的发生。

第三，加强对大型商业企业和国有银行的适度监管。大型商业企业和生产企业与公众购买力有紧密的联系。一定时期公众的购买力是一定的或者说是有限的。近几年全国各大城市大商厦可说是星罗棋布，呈现出商业一片繁荣，但由于受公众购买力的影响，商业经济效益都连年下滑，大商厦因效益低下而破产的已并非个别。生产企业在市场规模的作用下按照自身的规律不断发展和膨胀，大商厦的大批兴建“繁荣”，又为企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便出现了产品过剩的买方市场，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而在企业、商业膨胀发展中银行信用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此国家必须加强货币金融手段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力度，控制信贷总规模。把“信用”这个被看作生产过剩和商业投机的主要杠杆，变成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发展的主要杠杆。使生产繁荣、商业繁荣、银行信用繁荣相协调。对金融机构来说要提高自我控制风险的能力，坚决执行《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提高从业人员的业务和道德素质。同时，要加强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加强证券市场的监管等。这方面是有前车之鉴的，我们必须高度警惕。如本世纪20年代垄断资本的发展，使工业一片繁荣，也导致了经济发展之主要依靠的信用关系的持续膨胀。对巨额借贷资本的虚假需求，又促进了生产的恶性循环，掩盖了生产的“过剩”，当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时，终于爆发了经济危机。金融市场更以放大形式剧烈动荡，使经济危机进一步加剧。两者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导致金本位制的崩溃。

第四，加强对主要消费品生产的监控管理。主要消费品生产所需的原料、设备等涉及许多的生产领域，其生产正常进行构成了其它生产部门生产正常运转的条件，一旦主要消费品生产过剩，销售不畅，就会压缩生产，甚至破产，那么相关原料、设备的生产、销售就会减少，甚至资金收不回来，从而导致生产的混乱和危机。既然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那么我们的政府就应能有效地通过市场、计划、行政、法律等手段，对主要消费品的生产等施以必要的、有效的监控，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之事，必须引起重视。

第五，固定资本生产过剩导致经济危机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如何正确处理积累基金内部生产性建设中新增固定资本和新增流动资本的关系问题。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史和我国的历史经验看，在安排生产性建设时，特别要注意新增固定资本和新增流动资本之间的合理比例，不能只注意固定资本的投资而忽视相应的新增流动资本的需要。否则，新增固定资本投产后，将由于缺乏应有的新增流动资本而无法正常扩大生产，造成固定资本生产过剩，生产力浪费，从而诱发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理论范文第3篇

什么是企业？企业因何而存在？这是研究企业一切经济行为的逻辑前提。根据现代企业理论，对什么是企业主要有两种不同的概念界定。一是科斯的定义，他认为“企业的显著标志是对价格机制的替代”，“在企业之外，价格运动调节着生产，对生产的协调是通过一系列市场交易来实现的。在企业内部，这些市场交易不存在了，与这些交易相联系的复杂的市场结构让位于调节生产的企业家协调者”①，也就是说，企业是一种可以与市场机制互相替代的协调生产的手段和机制。二是詹森和麦克林的定义，他们认为企业是一种为个人之间的“一组契约关系”充当连接点的组织，是一种法律虚构。就企业而言，这“一组契约关系”就是劳动所有者、物质投入和资本投入的提供者、产出品的消费者相互之间的契约关系②。综观两种界定，我们不妨对企业作如下初步诠释：所谓企业，是指一种用以协调内部成员及利益相关者的契约关系，可以替代市场机制的个体协作组织。

既然企业是个体协作组织，那么能够依托市场机制自发调节相互利益关系的个体小生产者为什么要进行合作和组织企业？对此，马克思在（资本助中曾作过深入分析，并指出协作“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③。在马克思看来，个体小生产者之所以向协作转化并组建企业，主要基于以下两种原因：一是个体小生产者自身的历史局限。马克思认为个体小生产者由于“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因而“自然要被消灭”④。二是作为协作组织的企业有诸多优越性。马克思认为：“单个的劳动者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举重、转绞车、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等）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差别”⑤，“和同样数量的单干的个人工作目的总和比较起来，结合工作日可以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因而可以减少生产一定效用所必要的劳动时间”⑤。也就是说，个体小生产者进行协作的根本目的，是因为协作生产比单个生产能节约生产成本，提高劳动效率，获取更多的规模收益。

与马克思不同，现代西方经济学家一方面从生产成本与度量成本相结合的角度分析企业的成因，比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尔钦和德姆塞茨在（生产、信息成本和经济组织）一文中曾指出：“如果协作群生产的产出足够大，以至于和不可分离的生产的产出总和相比，超出的部分足以抵销用于组织和约束协作群成员的成本，则协作群生产就会被采用”③也就是说，协作群生产代替个体生产的原因不仅是生产成本的节约，而且是生产成本与度量成本总和的节约。另一方面西方经济学家从交易成本的视角论述企业的形成，比如威廉姆森认为，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及少数交易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是导致市场失灵的环境因素，再加上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人为因素，使人们在拟定、履行和强制执行市场契约时会付出巨大的代价，最终导致交易在企业内部而不是在市场上进行”③，因而由企业组织代替市场交易有利于节约交易成本。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便可以得出以下逻辑推论：无论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古典企业成因的分析，还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对现代企业形成的论述，其中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作为个体协作组织的企业的产生缘由是为了通过“队生产（teamproduction）”的方式节约生产成本和度量成本，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生产效率，创造规模效益，从而既可以实现个体无法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又可以使参与协作的个体生产者能够获得其在单独生产中无法得到的“合作剩余”利益。一句话，人们发明和创造企业组是为了自身更好地“求利”，更好地实现以最小投入获得最大产出的愿望。因此，追求自身利益和效用最大化，必然构成企业一切经济行为的出发点和内在驱动力。

二、求德——企业经济行为的外在规制

企业既然因“求利”而存在，那么如何才能求得利？如何才能求得多利、长利以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也就是说，企业应采取何种方式、通过何种途径才能实现自身利益和效用的最大化以及福利的长远增进？

首先，企业求利的实现条件取决于是否有物可利他人。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经济条件下，企业从事商品生产和提供劳务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满足自身需求，自己进行消费，而是为了用于交换，通过满足与其交换者的某种需要来实现自己的获利追求，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企业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企业必然能够生产出一定数量的产品或提供一定数量的劳力，二是企业所生产的产品或提供的劳务必须对他人有用，能够足他人的某种需要。倘若企业既不能生产出一定数量的产品，又不能提供一定数量的劳务，却只想从别的经济主体那里获取什么的话，那么，在自由交换的市场中别的经济主体便有正当的理由不与其发生联系——一因为每个企业都会追求和保护自己应有的利益。企业要想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必然要拥有可以交换之物，必须要考虑愿意与其交换产品的另一方的愿望与需求及其强烈程度，把自我的利益追求与另一方面的需要满足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实现其生产产品的“惊险的跳跃”。

其次，企业求利的数额多少取决于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的节约。企业求利要有产品和劳务与他人交换，而求利的份额多少则决定于自己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劳务所包含的劳动量耗费。在市场交换中，决定产品和劳务的劳动量并不是单个企业生产这种产品和提供这种劳务时所耗费的劳动量，而是生产这种产品和提供这种劳务时的平均必要的劳动量，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马克思曾指出：“每个商品的价值都是由物化在它的使用价值中的劳动量决定的，是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⑤。也就是说，在一定时期和任何一个生产部门内，虽然因生产条件游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的差异而导致的不同生产者生产同一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各不相同，但决定商品价值量却是社会上大多数商品生产者在大致相同的生产条件、技术水平和劳动强度下，生产这种商品所需的社会平均耗费的劳动时间。假如单个企业生产某种产品和提供某种劳务所耗费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或相当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那么企业的成本支出与劳动耗费不仅将得到补偿，而且能得到应得利润，甚至还能获得超额利润。因此，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必然不断改进生产技术，改善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支出和劳动耗费，以获取应有的甚至超额的利润回报。长期以来，由于受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影响，人们对企业的成本支出的认识往往只局限于生产成本，其实在企业的成本核算中不仅要考虑生产成本支出，而且还要考虑交易成本支付。按照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观点，企业的存在就是为了用“费用较低的企业内交易替代费用较高的市场交易”，也就是说，无论是企业内的人与人的交往，还是企业与企业、企业与他相关人的交往都是有费用的、有成本的。因此，根据现代企业理论，要想增加企业求利份额的总量，不仅要注重对企业生产成本的节约，而且要更加注重对企业交易成本的节约。

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其实不然。第一，由于企业存在于社会之中，因而其求利活动的正常规进行有赖于社会的认可和保障。根据现代产权经济学理论，“市场交换的实质是一组权利的交换”。要使价格机制运转起来，参与交易者必须对所要交换的物品拥有明晰和专一的可以自由转让的产权。如果没有独立的产权，获准进入交换市场的企业就不可能有独立的地位，也就不可能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经济实体和竞争主体。而企业要想获得对其用于交换产品的独立产权，不仅取决于企业是否对这些产品的生产付出过劳动，而且取决于社会对企业产品所有权的认可和保障。倘若社会不存在承认和保障企业拥有合法追求自身利益并对这种利益拥有所有权的制度，那么，即使企业为生产某种产品付出过再大的劳动耗费，也无法保证其对这种产品拥有绝对产权并持续获利。第二，由于企业求利活动会产生外部效应，因而其求利活动的顺利进行需依托社会力量的强力调控。所谓外部效应，按照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思的解释是“当某个人的行动所引起的个人成本不等于社会成本，个人收益不等于社会收益时，就存在外部性”，也就是说，某种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影响并不一定在其自身的成本或收益上表现出来，但却会给其他经济主体乃至整个社会带来好处或坏处。当其结果能给他人和社会带来好处时，被称为外部经济（正的外部效应），反之，则被为外部不经济（负的外部效应）。长期以来，人们对企业交换结果的研究往往仪困于交换双方的利益实现，而对其可能对非交换方所产生的外部效应却熟视无睹。其实，任何交挽行为都会对非交换方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呈现出或正或负的外部效应。比如：甲生产面包，乙生产皮衣，两者相互交换，从内部效应来说，满足各自对食物和衣服的要求；从外部效应来说，则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再如：丙进行贩毒，丁进行吸毒，两者相交换，从内部效应来说，满足了各自对和赚钱的需求，从外部效应来说，则败坏了社会风气。因此，要保障企业获利的长久性，实现社会资源优化配置，增加社会福利，维护其他利益相关人不受侵害，必须动用社会、尤其是政府力量制定制度规范，使企业外部效应内部化。

由此可见，作为因“求利”而存在的企业，要想获利、获多利、获长利，一方面必须以利他为手段，通过不断改进技术，改善管理，节约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努力生产或提供可以满足他人需要的产品或劳务，从而使自己的私人劳动能顺利地转化为社会劳动，实现自己的价值创造和谋利最大化。另一方面，企业必须立足于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自觉承担起对其他利益相关者以及整个社会的应有责任，努力使企业可能产生的负外部效应内部化，防止自身成本“外嫁”，潜心营造企业能够长期获利的社会氛围。反之，如果企业在经济活动中仅从满足一己私利出发，那么企业的求利行为就难以实现，或即使实现，也难以持久。因此，企业在求利过程中不仅不可以排斥“利他”，而且必须依赖“利他”，这是不以任何企业的个体意志为转移的。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认为，“求德利他”是企业一切经济行为的约束力和外在规制。

三、均衡——企业经济行为的理性抉择

即然作为个体协作组织的企业因求利而存在，而求利又必须以利他为手段，那么，当求利利己的目的与求德利他的手段发生矛盾和冲突时，企业是否会为了利己而不择手段，或为了利他而不惜损己？还是努力寻找求利与求德的均衡点呢？在这里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即以求利为目的的企业经济行为是否存在一个伦理限度？

德国著名的经济伦理学家科斯洛夫斯基曾对企业如何对待求利与求德的关系作过考察，并将其分为三类：一是“行为人能够无条件地按照道德进行交易。他把道德行为和个人行动都视为经济利益，把公共利益机为他个人利益，即他按照道德进行交易不受其他人的影响。”这类企业往往把求德与求利绝对等同起来，甚至可以为了求德不惜损害自身的利益。这类企业所作出的行为选择虽然在道义上值得称颂，但由于偏离了企业经济活动本身的直接价值指向，因而在经济活动中缺乏现实性和普遍性。二是“个人能够无条件地按照道德进行交易。如果其他人或大多数人也这样做，他准备遵守道德规则，如果他感觉只有他一个成了‘傻瓜’，他就自己破坏规则”。这类企业并不是康德式的义务践履者，它往往把求利置于求德之上，认为求德必须得利，也就是说，企业是否按照社会公认的道德要求从事经济活动，是有条件的，而这个条件从根本上讲就是不得损害企业求利的最低限度。三是“如果所有的人都得到了较好的待遇，个人还可以理解，如果所有的人都遵守规则，最佳情况是所有其他人都遵守规则，只有他自己不遵守规则。”这类企业在行为选择上极具投机性，是典型的“逃票者”，既希望享受因社会整体道德秩序良好而使自己的交易成本有所降低所带来的好处却不愿支付任何代价，又企图获取由于自己对社会道德规范的违背而使别人的交易成本有所提高所带来的额外收益却想逃避惩罚。

根据科斯洛夫斯基对企业作出经济行为的道德条件所作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绝大多数企业出于对自身利益的权衡，往往会选择第二种情况，总希望通过自己对社会道德规范的遵循以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而将第一种情况和第三种情况予以排斥。因为第一种情况即求德不计成本的非现实性，必然导致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被淘汰出局；而第三种情况即求利不择手段的反道德性，也会使企业因受到社会舆论谴责和法律制裁而加大成本支出，从而丧失竞争能力，同样会被淘汰出局。然而，就第二种情况而言，企业在经济行为的选择中自觉求德择善也并非没有条件、没有限度，这个条件和限度就构成企业一切经济行为的伦理限度。

经济危机理论范文第4篇

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性质和用途

谈到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缺陷，实际上就是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究竟能从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中学到什么。

要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要明白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不能教给我们什么，还要明白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在什么范围内可以是正确的。搞清了这些问题，就等于搞清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性质和用途。

中国的经济学人常常是急功近利的，许多人都想在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中找到有关最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的结论。由于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都是外国人阐发的，这样一种追求等于认定，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教给了我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是最优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可是在实际上，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不能告诉我们这样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我在《混乱的经济学》一书中已经详尽地说明，这样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是不存在的（左大培，2002，特别是第五章和第二章）。而精通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大师们自己也清楚，他们的理论绝不能论证诸如“在任何地方都应当实行自由交易的市场经济”之类的“政策指南”的正确性，因为微观经济学的标准教科书都承认，在存在着外部性和公共物品的地方，自由交易的市场经济很可能是低效率的。

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也不能告诉我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普遍适用的“经济规律”。恰恰是当代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本身的分析说明了它的每一条理论原理的局限性，说明了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理论，因为当代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每一条原理都是在一系列严格界定的前提下论证出来的。谁都知道，“价格上升供给就会增加”之类的规律，只有在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中才能成立。萨缪尔逊曾经说，经济学中真正到处都成立的是比较优势规律。可是英国在18世纪的棉布贸易问题上就没有遵循比较优势规律——按照这个规律，英国本来不应当生产棉布，而应当从印度进口棉布。违反了这个规律的英国不但发动了产业革命，而且上升成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左大培，2002，第七章）。

那么，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到底在什么范围内还可以是正确的？回答是：到处都正确，又到处都不正确。

这里的关键在于，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向我们提供的任何可靠的东西，都只不过是一些“模型”，是在这些模型内部存在的必然的条件联系。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用这些模型告诉我们，在哪一套假设的前提（“条件”）下，会出现什么样的经济后果，这些经济后果都是人的经济行为的产物。条件与经济后果之间的联系有着逻辑上的必然性，这种逻辑必然性产生于从假设条件出发所作的演绎推理。

自经济学这门学科在西方产生以来，经济学家们就对这门学科的性质和研究方法进行了无尽无休的讨论。这种讨论伴随着经济理论本身的研究进程，导致了经济学的主流、特别是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越来越走上依据给定前提进行演绎推理的道路。20世纪30年代的一些经济学中的思想家，如米塞斯和罗宾斯等人，恰当地总结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性质，强调经济学的重要原理都是从假设中演绎出来的。只不过这一代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者还充满了自信，坚持说作为演绎前提的那些假设都是不可质疑的公理，它们来自于人们内心的自省。根据这种康德先验论式的观点，米塞斯甚至称经济学的理论原理为“先验的理论”或“先验的定理”（Mises，1976）。而他和罗宾斯那一代人所讨论的“经济理论原理”，其实就是当代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

对于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在方法论上的演变和发展，国内学者如胡乐明等人近年来也曾作过系统的论述（程恩富、胡乐明，2002，中篇）。

当代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家已经没有了米塞斯那一代人的自信。他们虽然将从前提中进行演绎推理的分析方法发挥到极致，使其更加严格和系统化，却不再坚持演绎的前提是内省而来的不证自明的公理。当代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性质更象米塞斯的同时代人、德国经济学家瓦尔特·欧肯所定义的“理论”：它包含着对可能的条件状况之间的必然联系的一般适用的陈述。在欧肯看来，理论就象力学上的自由落体定律那样，必须是必然的、假设性的；所谓假设性，是指理论只包括假言判断，具有“如果……，那么……”的陈述形式：“如果某物体自由下落，那么其降落速度必定为V=g·t”（Eucken，1954，S.29-30）。

明白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这种性质，我们就可以断定它在哪里正确，在哪里不正确：在实际情况正好合乎假定的条件的地方，相应的经济理论必定是正确的；在实际情况不合乎假定条件的地方，从这种前提条件推导出来的理论常常是不“正确”的——更严格地说，是不适用的、没有现实意义的。

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致命弱点，主要还不在于它的理论结论受预设的假设条件（演绎的前提）限制，而在于它的这些演绎前提往往是极其脱离现实实际的。用前边欧肯所说的自由落体定律为例：只有当一个物体真是在“自由降落”时，它的下降速度才是V=g·t。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物体完全自由下降的情况是很难见到的——空气的阻力就会降低物体的降落速度，而如果物体是在水中下降，则自由落体定律对说明它的降落速度几乎就没有什么用。而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所预设的假定条件，比自由落体定律的假设前提离现实要远得多。

当今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一直有一个非常统一的研究范式，这就是分析个体最优化决策下的供求均衡。为了在其分析中贯彻这一研究范式，它必须在对每一个理论原理的论证中、在每一个“模型”中都假设完全的理性、给定的企业可使用技术、给定的个人偏好，甚至假定每个人都知道并愿意实施那唯一的均衡行为。在至今为止最受偏爱的理论模型中，还附加了诸如完全信息、未来确定、不同企业有完全相同的技术和潜能等假设。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描述的其实是在这样一组给定的抽象条件下的理想状态，这是它的一切弱点的主要来源。

认真的观察和思考会告诉我们，上述那些假设条件几乎处处都不合乎实际情况，这就使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到处都丧失解释力。正是由于意识到了这些不合实际的假设妨碍了自己的解释能力，主流的微观经济学家们近年来自己在作出种种努力以放弃某些脱离实际的假设。这就出现了有关不完全信息和不确定条件下的理性经济行为的研究。甚至对完全理性这样的假设前提，也出现了修改它的努力。这就导致了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研究，这种研究最近还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尽管如此，微观经济学的主流仍然沉浸在我们前边所说的那一套不合乎实际的假设中，它的理论原理几乎全都是根据这一套假设前提推导出来的。

多年以来，笔者都是主流微观经济学的一个诚实的研究者。我承认主流的微观经济学也是一门科学，承认主流微观经济学对真理的要求权，只不过我总要附加一句：它只在它假设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也就是在一个脱离实际的幻想的范围内，是确凿无误的真理；而在现实世界中，滥用它的理论原理往往会导致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的大萧条和90年代东欧国家的贫困化那样的经济灾难。

脱离实际的假设前提

既然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分析前提往往是不符合实际的，从这样的前提推导出来的理论原理就不可能完全正确地解释实际的经济生活。我在研究许多实际经济问题时都碰到了这样的问题：为了恰当地说明实际经济生活中的许多现象，我不得不在分析中提出与主流微观经济学不同的假定前提条件，这些前提条件更合乎实际，而根据它们得出的结论却与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原理相冲突。根据这样的分析，我们会看到一个与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所描绘的不同的世界。我之所以这样作，不是为了出语惊人，而是这样的分析所得出的是一个更接近实际的世界。

但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拥护者却对他们的不合乎实际的理论分析前提泰然处之。在他们看来，分析前提的脱离实际并不是一种理论的重大缺点。早在20世纪50年代，弗里德曼就在一篇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论文中以一种工具主义的说法来为不合乎现实的假设前提辩护。在他看来，经济学的假设从来就不现实，理论的有效性与假设的现实性无关；理论的有效性应由其对所解释的现象的预测能力来判断。

 我们可以用使弗里德曼赢得了声誉的有关菲利普斯曲线的争论来解释弗里德曼的论点：在弗里德曼看来，一个理论是否有效，取决于它能否根据现在的信息正确地预测菲利普斯曲线未来的行为（诸如在多高的名义工资增长率下会出现多高的失业率），而不取决于它的假设是否合乎现实的实际。按照这种说法，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假设前提不合乎实际似乎就有了充足的理由。

由此就产生了为主流微观经济理论辩护的种种说法。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很大一部分主要原理是关于个体的最优化行为的。为了在给定的环境下实现这种最优化，需要进行复杂而困难的计算。现实当中的普通人当然不可能进行这样的计算，而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却宣称它说明的正是这些普通人的行为。这当然使它受到了不合乎实际的指责。但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拥护者们却辩解说，鸟儿并不懂得空气动力学，但是它的飞行却完全合乎空气动力学的原理；现实中的个人虽然不会进行最优化的数学计算，但是他们的经济行为却“似乎就象（asif）”他们懂得并按最优化计算行事一样。这样，只要人们的行为与理论原理的结论一样，我们就可以把现实的状况视为“似乎就象”理论上的假设前提所说的那样，从而不必再顾虑理论分析的前提不合乎实际。

初听起来这些辩解似乎很有道理。不过，这些辩解要想成立，就必须满足一个很严格的条件：个人的经济行为、他对外界环境的反应必须真象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所预言的那样；至少整个经济生活中各个方面现象之间的关联必须真的符合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预言，否则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不可能有足够的预测能力。而这个条件在不现实的假设之下是很难得到满足的。不合乎实际的假设所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它使整个经济生活中各方面现象之间的关联不可能完全合乎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预言，而且理论预言和现象关联之间的这种不相吻合很可能就发生在我们的研究所关注的问题上。

还以弗里德曼有关菲利普斯曲线的论述为例。弗里德曼为人称道的主要功绩之一，是推翻了原始的菲利普斯曲线中的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论证了长期中不存在这种关系。一般人注意的都是，弗里德曼强调工人计较的是实际工资，强调预期的作用，强调预期的通货膨胀率最终必须随实际通货膨胀率而调整。但是实际上，弗里德曼在论证长期中不存在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时，还假设了劳动市场的一种特殊运行状况，而这种运行状况绝不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所认定的均衡的劳动市场。

市场供求均衡不仅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分析的核心问题，也不仅是它的研究范式，而且实际上是它看待整个经济生活的基本假设。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几乎每个模型其实都暗中假定每个经济当事人都知道并愿意实施那唯一的均衡行为。而对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这一均衡理念的最大挑战就是劳动市场上的大量失业：大量失业的存在、特别是失业率的显著波动证明了劳动市场没有处于均衡状态。而原始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的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实际上是以劳动市场不均衡为前提条件的。

尽管弗里德曼认为长期中不存在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但是他并不否认短期中这种替换关系的存在。这样，他实际上就承认了劳动市场经常处于不均衡之下。不过，弗里德曼坚信长期中任何市场都会均衡。为了使劳动市场上始终存在的大量失业与均衡概念相容，他提出了“自然失业率”概念，把它定义为劳动市场均衡状态下的失业率，并利用这个概念来否认长期中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可是尽管如此，在论证长期持续的通货膨胀会使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向上移动时，他使用的论据却是：预期通货膨胀加速会使工人在工资谈判中要求名义工资加速上升，从而使名义工资上升速度加快。严格的数量化分析会证明，在这里，弗里德曼实际上假定了劳动市场上的名义工资是由供给方决定的，而不是由供求均衡的工资水平决定的，这样决定的工资才能容许失业率的波动。这也就是说，弗里德曼之所以能对短期和长期菲利普斯曲线之间的关系作出正确的预言，靠的是使用合乎实际的非均衡劳动市场模型，而不是使用不合乎实际的均衡劳动市场模型。

弗里德曼关于就业和产量波动的思想以后又经过了两论的发展，一代是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另一代则是所谓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这两代经济理论对就业和产量波动的解释很不同：理性预期学派把它归结于预期通货膨胀率和实际通货膨胀率之间差别的变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把它归因于技术和实际财政开支等“实际”因素的冲击。但是这两代经济波动理论都在同一点上完全回归到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上：它们都坚持“市场出清”的理论模型，把劳动市场看作始终是供求均衡的，从而名义工资总是会使劳动供给等于其需求。

不管理性预期学派和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在解释产量和就业的波动上取得了多大的成就，它们的理论模型在对现实的解释力上都有一个根本的缺陷：它们不能解释失业特别是失业率的波动。它们解释的只是劳动供给和就业的波动，至多解释的是实际劳动投入的波动；但是这显然不能与失业和失业率的波动划等号，失业率的上升既可能与劳动供给增加同时发生，也可能与就业的增加同时发生。而且在这两种模型所假设的那种均衡的劳动市场下，失业、至少是失业率应当不会发生明显的波动。这样，这两种解释产量和就业波动的模型并不能解释失业的波动。而在解释和预测能力上的这种根本缺陷，显然是由于这两种模型预先作了劳动市场始终是供求均衡的这种不合乎实际的假设。

理性预期学派和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在解释失业率波动上的无用性是一个最明白无误的证明，说明严重违反实际的假设会破坏理论的预测能力，脱离实际的假设不可能产生一个有完美预测能力的理论。

其实弗里德曼以预测能力来衡量理论有效性的标准也完全可以拿来为中医的理论辩护：中医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的理论范式虽然对人体作了不合乎实际的假设，但是只要它有足够的预测能力，就应当把它视为一个有效的理论。但是实际上，中医的阴阳五行理论由于对人体的性质作了不合乎实际的假设，它就不可能对人类的健康和疾病状况作足够有效的预测。

主流理论的预言与实际状况的差距

我们可以从演绎前提如何脱离实际上来说明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预言为什么与现实的状况之间有那么大的差距。

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基本研究范式是分析个体最优化决策下的供求均衡。要使这种理论分析合乎经济生活中的实际，现实生活中的人就不仅必须具有完全的理性—完全的计算能力，而且必须知道并愿意实施那唯一的均衡策略，并且他必须预期到别人也是这样。

不仅如此，这种个体最优化决策下的供求均衡分析要想得出确定的结论，还必须假设个人的偏好和企业可以使用的技术对于人们的经济行为来说是外生给定的。本来许多有见识的经济学家早已指出了个人的偏好会如何受他人消费、受市场状况影响，这表现在以流行的消费为好的“随大流效应”、以与众不同为好的“snobeffect”、以消费高价物品为幸福的“凡勃伦效应”等等。但是如果这些效应很严重，个人的偏好和市场的需求函数就难以确定，以个人满足最大化为基础的静态均衡要么可能不存在，要么可能极难认定和达到。这就使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不能不几乎完全漠视个人偏好之间的相互影响、个人效用之间的互动以致情绪上的相互影响等等，从而也就不能不漠视当代经济中的许多重大特点——通过广告来影响销售、市场上和社会中的情绪因素对股市的作用等等。

同样的考虑还导致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在生产上假定了外生于经济行为的生产技术可能性—生产函数，从而忽视进入和退出一个行业的实质成本——学习效应一类的东西。学习效应指出生产的效率随历史上累积产量的增加而提高，但是累积产量的增加也会使生产效率提高的速度递减。这种学习效应其实时时处处都存在，它表明新的生产者往往有提高生产效率的最大潜力。但是学习效应给静态均衡分析带来了巨大的难题：由于学习效应的作用，生产率和生产函数受生产行为本身影响，而在主流的静态均衡分析中，生产行为本来是在生产函数制约下的企业最优决策的产物。这样，由于学习效应的作用，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所偏爱的那种唯一的静态均衡几乎是无法存在也无法找到的，未来的均衡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之前的动态演化路径。正因为如此，主流的微观经济分析在其理论模型中几乎从来就不给学习效应一类的东西留下任何空间。

正是这种生产函数上的非现实假设严重损害了主流经济学的解释力。按照主流的国际贸易理论，能够按照比较优势安排进出口结构的国家应当经济效率最高，而这里所说的比较优势，是按照当下给定的生产效率来确定的。根据这样的假设，主流的国际贸易理论证明了完全的自由贸易能使一国达到最高的经济效率。但是一旦考虑到学习效应，考虑到学习效应会使一国通过生产现在生产效率相对较低的产品而很快提高其生产效率，保护关税等促进幼稚产业发展的保护主义措施就可能有利于提高一国的经济效率。这已被历史的事实所证实：当今的那些大的发达国家在其制造业严重落后于其它国家时都靠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发展幼稚产业，这方面19世纪的美国更是一个典型（左大培，2002，第7章）。以主流微观经济分析为基础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无法说明美国的崛起，这是不现实的假设导致理论丧失解释力和预测力的又一个证明。

实际上，给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带来最大伤害的不现实的假设还不是这些。假定一切人都遵守自愿交易的市场规则、起码是遵守法律，假定经济当事人都具有完全的理性，才对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解释力造成了最大的损害。

现实当中的人往往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包括不那么合乎自愿交易的市场规则、甚至不那么合乎法律的作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本是人人都能看到的市场现象。据说洛克菲勒早年曾指使人使用炸药包来对付不听自己话的竞争者；就是在今日美国的“法制社会”中，公司之间的经济斗争也往往采取不那么依靠市场的办法：有的公司从别的公司挖人以夺走其采购和销售网络，别的公司则以诉诸法庭作为回敬；你以捆绑销售来垄断市场，我则以反垄断诉讼来打击你。但是在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中几乎看不到对这些现象的分析。其结果是当前苏联在还没有建立市场经济秩序的条件下搬用美国的经济政策时，繁盛的黑手党活动使整个经济陷入一团混乱。对此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几乎作不出什么象样的预测。

由于不能容许出现不合市场交换规则的行为，而且由于只注意交换下的市场均衡，并且实际上把平等的交换当成必定均衡的，市场经济中最普通的现象——资本雇佣劳动、资本在企业中统治劳动竟成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一直解释不了的尖端难题。其实资本雇佣劳动本身就是对可能违反市场交易规则的作法的一种事前防范，它只有在普遍存在故意违约的可能性的环境下才可以理解。

完全理性的假定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最重要的分析前提。但是在数量化的分析中，完全的理性相当于完全的计算能力，而现实生活中的人不可能具有这种能力。在现实生活中，计算的能力和精力是一种稀缺的资源，甚至可能是人类社会中最宝贵的资源。可是在完全理性的假设下，计算能力上的资源稀缺性根本就不存在。于是人人的行为都被描写成在预见力上超过了未卦先知的诸葛亮。

在这种假定之下发展起来的经典博弈论，典型地暴露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思维方式：它描述的博弈就象是这样一盘棋——下棋的双方都永远不会犯任何错误，每一步都实施的是最优策略。而在实际上，任何懂得棋艺的人都会说，这样的一盘最优对弈的棋可能至今也没有下出来。现实中的对弈者不可能每一步都走得最优，这决定了每一盘棋都与完全理性的棋局有相当的差距。

仔细的观察会告诉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人往往连自己的钱是如何花出去的都不能完全说清。用微观经济学的语言说，他们常常并不很清楚自己的“预算约束”到底在哪。在这种情况下，连在消费行为上使用完全理性假设都会将理论分析导入歧途。

与完全理性假定相联系的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通常假定了同质的企业，甚至假定经济当事人也都是同质的。由于假定了企业都是同质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在论证一种处于完全竞争市场上的产品的供给曲线时，只能以单个企业的边际成本曲线来说明这种供给曲线为何向上倾斜。其实熟悉市场情况的人都知道，价格高时供给量之所以大，往往是因为一种产品价格高时许多效率较低、成本较高的企业也进入该产品的生产，而价格低时这些企业退出该产品生产又导致其供给下降。而由于假定了当事人的同质性，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竟不能指出许多人在一起工作的企业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样的企业可以通过有在市场中经营的才能的人与没有这种才能的人之间的分工而优化资源配置。

同质企业的假设使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对实际的市场经济中最不令人愉快的一面完全闭口不谈：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往往是优势的企业、优势的人挤垮劣势的企业、劣势的人。这种同质企业的假设还使经济理论家们对有市场竞争优势的外资企业进入本国丧失了警觉，以致以漠不关心的态度客观上助长了外资企业垄断中国经济的行为。

显然，如果现实中的人都象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假设的那样具有完全理性并且遵守市场交易规则，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和个人破产将会少得多，企业和个人的亏损和财产损失将会消失。在竞争中被排挤出局的人，不过是其财富的回报少了一点，而一般不会血本无归。但是我们在现实的市场经济运行中看到的，往往是企业和个人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企业的破产和巨额亏损，是个人财产的巨大损失。在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中看不到这些现象，是因为这种理论假设了不合乎实际的前提，漠视了个人理性的不完全、人们在理性程度上的巨大差别和现实中处处存在的不遵守市场交易规则的行为。

一般来说，人们在理性程度上的巨大差别和大量不遵守市场交易规则的行为会大大加剧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由于在假设前提中就排除了这些因素，它就不能完整地解释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状况，不能完全说明现实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程度为何如此之大。这就使对分配不平等问题的理论解释成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最大弱点之一，其根源在于它的均衡分析根本无法解释社会中的两极分化。

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最终关注的是市场经济中的均衡状态。但是要达到均衡，不仅当事人要有完全的理性并遵守市场交易规则，而且他要知道并愿意实施那唯一的均衡策略，并且他必须预期到别人也是这样。这就等于要求人人都有充分理性的预期，并且在这个预期下实行那唯一的纳什均衡战略。但是对现实经济生活的观察会告诉我们，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不会如此行动。

正如市场有效性假说证明的那样，理性预期的假设等价于完全没有套利机会。但是对没有套利机会的论证本身就会导致一个悖论。主流微观经济学家们论证说，如果有套利机会存在，那么人人都会利用它去牟利，结果就会使套利的机会不再存在。这种论证，等于假设了人人都会努力去发现和利用套利的机会。但是如果人人都坚信市场有效性假说从而认为不会有套利机会存在，他们又怎能有动力去发现和利用套利的机会呢？显然那时将存在很大的套利机会。这个简单的悖论告诉我们，没有套利机会的前提是至少有许多人在搜寻并利用套利机会；没有追求套利机会的努力存在，经济生活中将不存在均衡。

与此相关的是，只关注完全理性选择下的均衡行为导致了经济理论家在预言股市走势上的无能。笔者本人就是一例。由于偏重理论，对股市上的炒作不感兴趣，笔者从来就不能在中国股市的短期动态上发表任何意见。基于我对均衡状态的分析，我不仅认为热衷于炒卖股票的人是在拿钱瞎胡闹，而且认为中国股市的总市值多半都过高。我经常为股市的过热而担忧，早早就预言这种过高的股票价格早晚要崩溃。股票市场的事实最终也都证明了我的这些预言。但是现在我却要根据我这些年观察股市的经验承认：作为对股民的忠告，我那样的均衡分析自有其益处，因为偏离基本面的股市行情不可能不下挫；但是最为一个实证的说明，作为说明大多数股民实际上是如何行动的实证模型，这种均衡分析却是完全失败的，因为我根本不能根据这种模型来预言明天的股价会多高。在近年的中国股市上，追涨杀跌是最普遍的行为，有人根据分形理论甚至测算出，股价上涨导致股价进一步上涨的作用可以延续将近一年。就是在美国，这种正反馈的动态也可以延续一天左右。而这样的正反馈行为完全违反了均衡分析的预言。

其实我在论证股价出现泡沫的股市早晚会崩溃时，依据的也不是对最优化的均衡行为的分析，而是其它的一些论据，如资金流量的限制等等。这种论证类似于以自然选择来说明人们的经济行为。著名的企业经济学家泰勒尔曾经引用谢勒尔的话说：当必须回答企业为什么要最大化其利润时，经济学家就诉诸他们武库中的最后武器——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的变种。从长期看，市场经济中的企业要生存，其利润就必须是非负的（Tirole，1988，绪论）。这其实也是对最优化行为的最有力的论证：市场经济中的生存竞争逼迫人们选择最优化行为，可以把最优化行为看作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但是这种论据并不能抹煞大量的、甚至是占绝大多数的非最优化的行为的存在。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忽略这些非最优化的行为是极其有害的。其所以有害，不仅是由于这样它就不能说明实际的经济运行，而它总是宣称它说明了实际；而且是由于针对他人的非最优化行为的最优战略，一般将不同于他人行为最优化时的最优战略。这就是为什么坚信“可错性”的索罗斯能靠投机而暴富的原因。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只关注最优化的均衡行为的分析结构导致它忽略了社会中每日都在进行的自然选择。

当代博弈论的分析表明，要使最优化的行为达到均衡，需要的信息和计算远非任何个人所能承担。为了避开这个难题而保留个体最优化下的均衡模式，主流微观经济理论不得不死死抓住完全竞争的市场价格机制。在它定义的完全竞争市场中，单个的企业和买者都不能影响物品的价格，而只能把它看作是外生给定的。这种给定的价格极大地节约了最优化决策所需要的信息量和计算任务。而以根据给定的价格所作的最优化行为作基础，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才能证明，完全竞争能够保证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完全竞争在资源配置效率上优于其它的制度形式。

但是这样一种分析框架使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陷入了另一个难题：它必须说明，完全竞争条件下的物品价格是如何形成、如何决定的。它从来就没有从个体最优化的理性行为这个层次上说明，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价格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它把问题简单地从个体推给那个神秘的概念——“市场”，说任何单个的企业和消费者都不能独自影响完全竞争的物品价格，完全竞争条件下的物品价格完全是由“市场”决定的，归根结底是由“市场”上的“均衡价格”决定的。至于个体最优化的理性经济行为如何参与决定物品价格，如何在“市场”决定价格的过程中起作用，它只好闭口不谈。

由于不能从个体最优化的理性行为出发来说明完全竞争市场上的价格如何决定，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当然也不能从个体最优化的理性行为出发来说明市场价格的调整过程。正如瓦里安（HalR.Varian）在其著名的微观经济学教科书《微观经济分析》中所说的：这里“最大也是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存在于竞争思想和价格调整之间的悖论：若所有当事人将市场价格视为给定并在其控制之外，那么价格怎么会变动呢？还剩下谁来调整价格呢？”（Varian,第21章第4节）

这就产生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中的一个最大笑话：它力图以个体最优化的理性行为来说明市场价格机制如何运行，但是对于这个市场价格机制中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完全竞争的市场价格如何决定，它却不能根据个体最优化的理性行为作出解释！

正如瓦里安所指出的，“这个谜团导致了一个精心编造的神话的出现”，在这个神话中，一般均衡分析的奠基人瓦尔拉斯设想有一个统揽经济全局的“拍卖者”，其唯一职能就是寻求市场出清的均衡价格：他先随机地喊出一套价格，各个经济当事人再根据这套价格来确定自己的供给和需求。拍卖者比较每一种物品的供给和需求，提高求大于供的物品的价格，降低供大于求的物品的价格，直到找到那一套一般均衡的价格为止（Varian,第21章第4节）。

在这个以“瓦尔拉斯拍卖者”为主导的价格调整过程中，完全竞争下的价格实际上是由那个“瓦尔拉斯拍卖者”决定的。当然，现实当中并不存在这样一个拍卖者；而且如果有这样一个拍卖者的话，他更应当是一个计划经济中的中央计划者。其实奥斯卡·兰格就是根据这个思路设计了他的“竞争社会主义”。

在历数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这些缺陷之后，我要向读者们声明：我并不想象一位著名的经济史专家那样，把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说成是“无用的多余之物”。但是我认为，按照个体最优化下的均衡行为这个范式推导出来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并不能告诉我们实际的经济生活是什么样子。它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参考点，它是一个类似坐标系中的原点那样的东西，根据这个参照点，我们可以大致地测出并且说明我们现在的经济运行在什么地方，运行在离这个原点多远的地方。

参考文献

Eucken,Walter（1954）:KapitaltheoretischeUntersuchungen.2.Auflage,1954,PolygraphischerVerlagA.G.Tuebingen/Zuerich.

Varian,HalR.:MicroeconomicAnalysis.ThirdEdition.

Mises,Ludwigvon（1976）:EpistemologicalProblemsofEconomics.中译本《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著，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

Tirole,Jean（1988）:TheTheoryofIndustrialOrganization.MassachusettsInstituteofTechnology,1988.

经济危机理论范文第5篇

只要经济不要生态的经济伦理原则，先发展后整顿或者先破坏后治理的伦理观念已不再适应中国目前全球化的发展，需要建立新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伦理价值观，经济与生态相协调的经济伦理原则，以指导我们的生产和建设。“人与自然相融和谐的意识及其相应的新的环境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才是可持续发展观的灵魂。”[2]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标准来衡量经济增长，实际上强调的是一种经济伦理，是人们的一种追求，即追求人与自然之间一种平衡、和谐。随着全球化的不断运行，和平与发展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人类对和谐意识与发展意识的需要也越来越由分立走向融合，单方面的和谐意识或单方面的发展意识都很难适应人类现实的生活需要，人类需要一种既能兼顾和谐意识又能注重发展意识的新型伦理。而生态经济伦理恰好因应了人类的这种需要和趋势，以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以往只注重经济利益，只注重人，不注重自然的伦理原则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被视为缺乏全球意识、缺乏长远眼光，将对人类整体利益产生不利影响，导致环境危机。“任何问题，都是从伦理学和美学判断是否。只要利于生物群落的完整、稳定和美观，事物就是对的。”[2]中国现代化建设决不可重走西方国家所走过的发展老路，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的一开始就需要确立经济与生态统一的伦理原则。所以，从“人为自然立法”转为“天与人一”的伦理价值观念是建设新型伦理观的当务之急，也是我们发展的根本道路。就像D·梅多斯在《增长的极限》一书中所说那样：“我们肯定地说，全球性的发展问题都是和其他的全球性问题密切相互关联，以至于人们必须制定一种总体战略，着手研究所有重要问题，特别是人类和环境的关系问题。”[3]人类社会步入20世纪后，由于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恶化，经济发展对资源的需求量与消耗量的不断扩大与全球生态危机的矛盾日益加深，发生了两次“环境革命”。它要求人们必须反思经济增长与环境的关系。

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道路上，处理和解决“全球问题”必然要求世界各国走有机发展的道路，因而在伦理原则取向上要求不同的民族和国家认识到任何只限于考虑短期利益的行为必然导致生产的下降和社会的倒退，因此需要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以适应正在到来的匮乏时代，建立一种使用物质资源的新伦理。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不仅对人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对自然物也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并且后一种义务并不是前一种义务的间接表现”[3]。著名生态伦理学家利奥波德在《沙乡的沉思》中说：“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人与自然应作为伙伴和谐相处，合理地、充分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防止环境污染，保持生态平衡，“救救地球”成了时代的强音。

现今，有的人只注重经济效益的提高，而不注重资源的节约，不注重环境生态的保护，对人与自然的相互联系和本质区别缺乏认识，导致了对待自然的无情和征服的态度，必然会受到自然的惩罚。美国环境哲学家罗尔斯顿三世的《哲学走向原野》《环境伦理学：自然界的价值和人对自然的责任》等，承认自然界内在价值，主张将伦理关怀由人类扩大到自然界，强调人类利益与其他生命的一致性，要求人类兼顾两个原则：有利于人类生存，有利于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

2．从人与社会的关系层面上看，以往只提倡公平或只提倡效率的单维的经济伦理原则值得我们认真审视。人作为社交的主体，在参与全球化发展的同时，其经济伦理观已发生了改变。以往中国人在公平观上历来有过于偏重平均主义的倾向，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意识源远流长。中国历史上无数次农民起义，都一次次强化了这方面的意识。这种意识也是解放后一度实行的“大锅饭”体制的一个观念上的根源，过多地强调人是社会的动物，强调空泛的“公平”原则，把效率与公平对立起来，对“公平”的理解表现为粗陋的平均主义，并且将平均主义这种虚伪的公平观念全面地付诸社会实践。

单纯强调“公平”的虚幻概念，而忽视“效率”原则的强调，导致平均主义的迅速蔓延，最终必然使这个社会成员失去发挥潜力的机会和创造的冲动，使整个社会陷落万马齐喑、缺乏活力的状态。以中国现在的情况为例。由于刚加入WTO，不熟悉经济全球化的运行规则，整个社会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时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遗留影响还未清除干净，所以从操作的角度看，不能只强调“公平”原则，应当强调按贡献分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此时如果过于强调全面实施“公平”原则的各项具体内容，则有可能在不小程度上起了保护平均主义并使“共同贫穷”重新回潮的消极作用。这就会影响到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竞争实力，甚至关系到社会主义的“球籍”问题。曾经指出：如果我们不能极大地提高生产力，不能很快地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不能展现出来，社会主义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这就是说中国能不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增强国际竞争力，就看其能不能提高“效率”，所以在全球化条件下“效率”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经济原则。

当然，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公平”也是重要的经济原则，不能单纯强调“效率”而忽略“公平”。这里所讲的“公平”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个是国际公平；另一个是国内公平。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我们不仅要确保国内经济秩序的公平合理，而且更要在世界范围追求一种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著名经济学家、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曾指出：“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文化以及经济机会的均等可能是至关重要的。”[1](P241)而目前我国银行信贷、税收财政存在不公平的现象，不利于本国企业的公平竞争，而且文化和经济开发的机会严重不均。所以如果没有公平的竞争环境，即使“效率”再好，也不可能成为全球竞争的佼佼者。

今天，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社会要求确立正确的公平效率观，建立正确的多维的伦理原则。社会追求效率，但不是不要公平，效率原则也是一种公平。社会需要均等公平，也需要效率公平。把效率与公平对立起来，让人以为与效率相关的分配是不公平的，但对社会来说又是必不可少的无法消除与限制的事情，这在逻辑上就给人们一个观念：我们的社会需要不公平，社会无法消除、限制不公平。如果这样的观念潜入人心，成为一种普遍的共识，那么我们的社会心理恐怕就是变态的、病态的。社会需要一种正确的、全面的公平效率观，这样的公平效率观是一个社会道德伦理必不可少的基石。如果这个基石存在缺陷和出现动摇，这个社会就无法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社会伦理观念，无法引导企业遵循和建设健康的企业伦理，无法引导形成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

3．从人与人的关系层面上看，以往只注重责任但不注重权利的单维的责任主义伦理原则值得我们重新思考。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如果只强调责任，不承认权利，必然形成经济利益的不公，导致责任与权利、奉献与补偿、德行与幸福的二律背反。久而久之，在社会生活中就会形成恶性循环状态。奉献社会的人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补偿，“劳模”在某种缺乏正气的环境中反倒成了一种压力。有责者默默奉献，无责任者不履行义务反而享有他人的奉献。借用经济学中的一句话，即“劣币驱良币”。一个社会如果陷入这样一种不合理状态中，那么，社会风气败坏、人际关系恶化、个人品质堕落就会成为必然，社会就失去公正与合理。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国家，儒家经济伦理根深蒂固，而儒家经济伦理重视的是人的等级，主张人身依附，反映一个人治的、集权的、等级制社会的伦理观念。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意识，它促使人们去思考的主要不是权利，而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责任心、爱国心、义务感。责任意识的强调固然很重要，能形成巨大的民族凝聚力，人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勤劳、敬业、创新，不断追求和积累财富以推动经济的发展。那怎样才能让责任意识持续地发挥出来呢?这就需要很好地处理责任与权利的关系。

在中国传统经济伦理原则中，由于受儒家经济伦理的影响，明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比明白自己的权利重要得多。这就如梁漱溟所说的那样：“权利、自由这类概念，不但是中国人心目中从来所没有的，并且是至今看了不得其解。”[4](P15)儒家对一个人应该为别人做什么的规定可谓不厌其烦，而对一个人自己可以拥有什么却语焉不详。权利意识的淡薄所导致的结果是，自己的权利被别人侵犯了往往忍气吞声，而不是通过合理的途径加以捍卫；自己侵犯了别人的权利也往往不自知，而是心安理得，多数人的权利被少数人侵犯了，也常常是熟视无睹甚至逆来顺受。在此观念的影响下，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活动中也存在着权利的失衡和不平等竞争，一些与官府关系密切的“官商”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聚敛了大量钱财，而这样的人竟然还被认为是商人中的“楷模”。

相反，经济全球化强调经济活动参与者的机会均等，支持他们捍卫自己的权利，同时也要求他们尊重别人的权利。WTO的很多原则和规则所体现的就是这样的伦理精神。而在中国传统的经济伦理中，人们很难发现作为现代社会伦理基础的权利意识[7]。例如劳资关系上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劳动者如何履行义务，同时捍卫自己的权利?这方面的意识对中国的许多劳动者来说很缺乏。据上海市职工法律援助中心提供的资料，1999年该中心接待的4000多件来信来访中，有2／3与劳工权利和义务不明确有关，与劳动用工不规范有关。特别是非公有制小企业和少数外资企业，为逃避缴纳社会保险费，纷纷利用劳动力市场化带来的双向选择之机，以“试用”为借口，故意不与职工签定劳动合同。而职工们迫于就业的压力，即使“忍气吞声”也不敢轻易丢失“铁碗”。有的企业在招聘启事中，规定所有应聘者均须经“试用”合格方可正式聘用。然而不久，那些在试用期内勤勉工作的应聘者，在莫名其妙地被辞退后，终于如梦初醒：自己原来是这家企业低价“试用”的牺牲品。比如我国曾发生过合资企业老板上班时把雇员锁在车间，以至发生火灾无法逃离使雇员大批被烧死的惨剧；还有厦门一个台资企业老总在女职工厕所里安装摄像头事件，以及韩国一个老板迫使全厂工人下跪事情，都严重侵犯工人的权利，工人不应忍气吞声，而应该捍卫自己正当的权利。特别是在参与国际经贸活动时，一些企业经常遭到人家的索赔和起诉，而这时候运用规则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意识不强就会吃大亏。在这一点上中国中华全国总工会做得很好，该组织称，如果沃尔玛、戴尔及伊士曼柯达等外资企业拒绝在中国建立分支工会的话，该组织将对这些企业提起诉讼。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权利和责任的关系扩展到国际范围，处理得不好，将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利益。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不能单纯强调责任主义的伦理原则，而应该做到责任与权利的辩证统一，使人与人之间互利双赢。

[参考文献][1]吴新文．经济全球化与21世纪中国经济伦理的重建[J]．伦理学，2002，(2)．[2]叶文虎，陈国谦，涂又光．和谐：可持续发展观的灵魂

[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1999，(4)．[3]杨通进．人类中心论：辩护与诘难[J]．铁道师院学报，1999，(5)．[4]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北京：学林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