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四德育论文范文第1篇

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德育观的完整性

“大德育”观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德育的核心概念，反映其内在属性和重要特征。无论是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德育思想内涵属性研究，还是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德育的整体属性来认识，其核心概念都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和党中央领导集体，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德育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时代特征相结合，与当代中国德育实践相结合，指导解决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中党的德育面临的新问题、新情况、新矛盾，科学回答和解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育实践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围绕提高中华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发展性地回答了新时期党的德育领导、地位、目标、方针、任务、原则和育人实践等德育的重大问题，内在形成了发展性、指导性、整体性的科学思想体系，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德育思想首先表现为“大德育观”思想。邓小平同志依据“两个大局”，从整体上设计了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对党的德育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总体布局。他说：“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1]306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当代中国所处的时代特征，确立了他的政治观：“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他运用唯物史观和政治观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观。他再运用唯物史观、政治观和经济观，分析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实际，确立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2]168的民主观。邓小平同志再从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运用其政治观、经济观和民主观，分析新时期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重点和社会发展的根本归宿点，确立了“把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1]64，“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63的社会观等。这就构成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完整的世界观和科学方法论。在这一完整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内，当然也内含着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观。他说：“精神文明建设，说到底，是要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3]626这就科学表达了在新时期大变革、大开放、大发展时代特征下，党的德育思想是一种完整的“大德育观”。

江泽民、胡锦涛同志坚持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坚持从深化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出发，开创党的德育工作新局面。江泽民同志说：“越是改革开放，越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4]他要求全党同志站在“四个认识”高度来认识党的德育工作，即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进程，如何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过程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如何认识当今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政治斗争带来的影响。他强调这是新时期党的德育工作创新发展的根本基础，“这方面的问题认识清楚了，处理好了，我们进行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就有了一个根本的切合实际的基础。”[5]76他还提出了“四人”的德育任务，“四信”教育的重点内容。在这样一个认识基础上，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以德治国”思想，这就从治国的战略大局，提升了党的德育工作治国安邦的战略地位。胡锦涛同志在新世纪新阶段把党的德育工作放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来谋划。他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推进的事业。”[6]“我们党始终把文化建设放在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重要战略地位，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7]3正是在这样的大势大局条件下，胡锦涛同志提出坚持“以人为本”的大德育观，着眼于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大局，阐述党的德育工作服务大局的极端重要性。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兴国之魂，强调它“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必须强化教育引导”[7]11。“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7]11-12这就强化了党的德育工作治国理政的全局理念，提升了党的德育工作对于打牢全党全社会共同思想基础的战略地位;彰显了进行理论武装的极端重要性，突显了开展共同理想教育、强大精神力量凝聚、基本道德规范教育和引领的重要作用。

同志坚持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观，从发展的历史观出发，把握时展的大势，深刻阐述党的德育工作大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思想保证，增强人民和国家的精神力量。他在2013年8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要“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特别强调作为党的德育工作重中之重的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他说：“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8]重点提出了“两个巩固”的思想。充分表达了“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党的德育工作的大局、大势和大事。同志在新常态下还强调，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种大德，他指出：“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9]这实际上就回答了以怎样的大德来治理国家，构建和谐社会，教育全党同志和广大人民。综上所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德育观是一种完整的大德育观。

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德育育人思想的整体性

党的十八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道路、理论、制度作出了整体性的全面深刻阐述。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党的德育思想，内在地也必然反映其思想体系的整体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伟大实践的客观存在，必然反映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德育理论与德育实践的全面性。

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内在表达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德育育人思想的整体性。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反映了党的德育目的属性和本质，体现了为党和国家事业培养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规格和要求。邓小平同志说：“为了培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合格的人才，这也就是把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方针贯穿到底。”[2]106-107在改革开放初，邓小平同志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数以亿计的合格人才，一定要把我们的教育和科学技术搞上去。特别注重党的事业人才培养和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他说：“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1]380这就明确回答了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培养人，培养全面发展的“四有”新人。邓小平同志还强调：“最根本的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1]28“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2]256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江泽民同志也反复强调：“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5]294“不断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3]647-648党的十六大以后，胡锦涛同志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际出发，提出了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10]。党的十八大以来，同志着眼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顶层设计，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战略高度，科学地进一步回答了党的德育工作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的问题。这就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培养人，培养“有梦想”、有担当、有本领、有大德、能实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领导集体一再强调要用科学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打牢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就要求全党同志注意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用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引领社会风尚。他说：“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党，来引导我们前进。”[2]44“一定要让我们的人民，包括我们的孩子们知道，我们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1]112江泽民同志说：“中央一直强调，全党同志首先是高级领导干部，必须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11]他还强调：各级党委要进一步认识用这一理论武装全党的极端重要性、紧迫性和长期性，这是党的德育工作一项根本任务，一件大事。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重点论述了理论武装的重要性：“坚持不懈地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党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指出：用“四有”教育全党全国人民，以科学理论武装人，以高尚精神塑造人，以正确舆论引导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人、培养人。党的德育工作要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承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制相协调。要切合实际，注重实效，要“接地气”，要“抓铁有痕”。这就针对性解决了怎样培养人、用什么培养人的问题。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德育育人思想的整体性，还体现在党的德育领导、方针、政策、目标、原则与思想方法的整体性，并通过一系列党的德育文献、文件和实施意见，直接指导着党的德育实践发展。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和文件：《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决定》、《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等。这些政策和文件规定着党的德育实践方向，指导着党的德育实践发展，体现了党的德育理论、德育政策与德育实践有机统一的整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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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德育思想方法的整体性

任何一种科学思想体系都有严密的逻辑思维和思想方法。它反映着思想体系内在联系的基本原理的逻辑关联和思想方法。新时期党的德育思想就是贯穿着科学的德育观和严谨思想方法的体系。首先是党的德育思想在世界观层面上的方法论，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德育思想的核心理念和理论基础。这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党的德育工作思想路线。邓小平同志说：“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2]143他还说：“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2]114其次是党的德育理论结构体系层面上的理论思维和思想方法。一是从新时期实际出发，党的德育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观念、原理、观点、原则和方法;二是对新时期党的德育工作属性与本质的揭示;三是对新时期党的德育价值目标与方针的新规定;四是确定新时期党的德育根本任务和核心内容;五是确立新时期党的德育功能与服务大局的思想方法;六是不断加强和改进党对德育工作的领导。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德育科学思想体系这六个方面的理论思维和方法论，整体展示了对党的德育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与发展，凸显党的德育理论思维与思想方法的大视野与大局观。由此理论思维与思想方法所形成的党的德育人民性与党性统一论、德育本质论、德育保证论、德育功能论、德育发展论等，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德育思想体系中逻辑关联的系统性、思维性和发展性。其三，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德育思想战略思维与实践层面上微观的方法论。在战略思维方法论上突显党的德育工作为提高中华民族思想道德素质的战略构想及其战略方法的整体性：即党的德育战略目标、战略方针、战略任务、战略重点、战略原则、战略要求。在这一战略体系中还体现出党的德育战略实施的微观工作方法。党的德育工作要与业务工作相结合，要与解决群众实际问题相结合，要与精神文明建设群众性的创建活动相结合，要与国家重大纪念日和重大节日相结合，要与先进典型示范引导相结合，要与现代传媒技术运用相结合等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德育思想世界观层面上的方法论，理论体系结构层面上的方法论，德育实践层面上的微观方法论，构成了其科学思想体系理论思维与思想方法的有机整体。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4]新时期党的建设文献选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12.

[5]江泽民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大四德育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依据教学大纲的要求，把思想政治（品德）课教学与时事教育、学校日常思想教育工作、校外教育活动有机结合起来，把思想政治（品德）教师的课堂教学与班主任、政教处、共青团（少先队）干部对学生的政治思想品德教育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合力，共同完成学校的德育任务。

关键词：政治课 德育 教育

德育是素质教育的灵魂。当前，中学德育工作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德育实效性较差，德育工作陷入了困境。本文仅从学校德育工作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学校德育的手段与方式，学校德育工作与学生主体的关系，学校德育的内容等具体层面进行探讨，并寻求对策，以有利于以后的中学德育实践。

1 建立思想政治课“四位一体”的教育教学管理体制

“四位一体”教育教学的具体做法是：

1.1 制定思想政治课“四位一体”教育教学计划。在开学初，学校德育领导小组召开政教主任、班主任、团总支书记、政治教师联席会议，根据思想政治课教学大纲的要求和思想政治课的内容，针对学生的思想实际和学校本学期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中心，制定“四位一体”的教育教学计划。计划包括：本学期德育工作的重点和中心；思想政治课哪些内容作为本学期德育工作的主要内容；思想政治课怎样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地进行教学，向学生提出哪些行为要求；政治思品课教师、班主任、共青团组织，共同开展哪些教育活动，内容、形式、目的是什么，谁牵头组织等。

1.2 根据计划安排，各教育渠道做到目的统一、内容统一、行动统一。

1.3 学校德育领导小组负责监督“四位一体”教育教学计划的实施，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共同搞好学校德育工作。

建立“四位一体”教育教学管理体制，有利于发挥思想政治课在学校德育中的主渠道作用，有利于学校整个德育工作的开展。

2 建立思想政治课的课堂教学与课外教育活动相结合的教学结构

形式思想政治课的课堂教学与课外教育活动相结合的教学结构形式，是把思想政治课的课堂教学与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社会调查、参观访问、学生撰写小论文、专题讲演会、英模报告会等教育活动有机结合起来，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地对学生进行“知行统一”教育的教学结构形式。

2.1 思想政治课的课堂教学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做到既教书又育人。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是思想政治课教学的基本原则，也是中小学思想政治课的内在要求。一方面，教师必须从学生的实际水平出发，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下功夫，恰当运用实际材料讲清理论基础知识，使学生懂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另一方面，教师必须逐步培养学生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尝观点、方法去分析实际问题，使学生运用所学理论指导自己的言行，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2.2 组织学生搞好社会调查，参加社会实践。教师组织学生到社会做调查，是培养学生观察和分析能力，培养学生参加社会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在思想政治课授课之前或授课之后，师生坚持向社会做调查，了解社会生活实际。把调查上来的材料运用于课堂，进行理论联系实际教学，这样做有利于教师讲清知识理论，学生弄懂理论知识，同时培养学生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及参加社会实践的能力。

2.3 组织学生撰写政治小论文，定期召开小论文宣读会。学生撰写政治小论文，是贯彻理论联系实际教学原则，促进学生知识、能力、觉悟三统一的重要一环。学生撰写政治小论文和宣读小论文的过程，就是学生运用思想政治课学到的理论、观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可见，教师组织学生撰写小论文，定期宣读小论文，是提高学生观察和分析问题能力的重要途径之一。

2.4 上好思想政治活动课。思想政治活动课是和政治课有联系的，但又是不同于思想政治课的一种教育活动形式，它是围绕思想政治课的有关内容或在思想政治课的理论、观点指导下开展的教育活动。充分发挥思想政治课在学校德育中的主渠道作用，必须在搞好课堂教学的同时，适当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富有教育性的活动，如主题班会、讲演会、知行统一汇报会、小论文宣读会、知识竞赛等活动。

3 建立思想政治课“四位一体”的知行统一体综合评定制度

对思想政治课进行整体改革，充分发挥其在学校德育中的主渠道作用，不仅要在教材内容、教学管理体制、课堂教学结构、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改革，而且，必须在考试方法上进行改革，打破单一笔试、一张考卷定成绩的考试制度。思想政治品德课“四位一体”的知行统一综合评定制度，是思想政治课教师、班主任、政教处和共青团干部组成“四位一体”的评委会，把学生知识理论学习情况和行为表现情况综合起来，评定学生政治课思品课的学习成绩的制度，它包括理论知识考试评定和行为表现考核评定。

3.1 理论知识考试评定。把每个学生期中、期末两次考试分数平均作为一学期政治科、思品科的理论知识成绩，然后根据这个成绩做定性评价，90分以上为优，70分~89分为良，60分~69分为及格，59分以下为不及格。

3.2 行为表现考核评定。由思想政治课教师、班主任、班长、团书记组成评委会，根据思想政治课向学生提出的行为要求及《守则》、《规范》内容，制定行为表现考核标准。采取自评、小组评、最后评委会总评的办法，给学生评出优秀、良好、及格、不及格四个等级。

大四德育论文范文第3篇

君子是中国传统教育所要培养的人之形象，公民是中国现代教育的目标定位。中国现代教育一方面要吸纳和坚持人类教育的基本共识，另一方面则要挖掘和继承中华民族的君子教育思想。没有前者，就没有现代化；没有后者，就没有中国魂。现代不能轻易否弃传统，传统也要走向现代。可以说，以君子人格为核心的君子教育思想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本土资源。鉴于《四书》对于中华民族乃至人类文明的极端重要性，本文主要以《四书》为对象，对深蕴其中的君子教育思想作一梳理。

一、古本《四书》：君子人格之根

从历史的角度看，“君子”一词并非孔子首用，早在《尚书》《诗经》中就有关于君子的记载，如《尚书・虞书・大禹谟》中的“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诗经・谷风之什・大东》中的“君子所履，小人所视。”孔颖达《诗经正义》曰：“此言君子、小人，在位与民庶相对。君子则引其道，小人则供其役。”《说文解字》关于君的解释是：“君，尊也。”“尹”表示治事，“口”表示命令，合起来是发号施令、治理国家的意思。这说明当时“君子”一词主要是从政治角度定义，并无明显的道德人格含义。孔子则赋予了君子这一称号新的内涵，使“君子”一词具有道德品质的属性，成为儒家培养人才的规范和标准。君子也由此成为历代文人志士所追求的文化品格和行为境界。正如吴龙辉在《原始儒家考述》中所说：“孔子所解释和规定的君子人格与贵族社会所推崇的君子人格的本质区别在于：贵族社会推崇的是一种社会地位和政治身份，而孔子所提倡的新君子人格体现的主要是一种才能结构和道德水平。”这是孔子为中国文化做出的伟大贡献。

在《论语》中，“君子”是仅次于“圣人”的理想人格，是每个人都应达到且经过努力能达到的具有现实性的理想人格。虽人人可以成为君子，但也并非人人都能达到，所以才需要君子教育。孔子就经常以君子人格要求其弟子，“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其弟子也以成为君子自励。

仁是道德的根本。在孔子理想的君子人格构成中，仁是基本因素。他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君子必须具备仁德，不得须臾而离仁。既然仁是构成君子人格的基本要素，那么君子就具有仁所派生出来的各种美德，如泰而不骄、和而不同、成人之美等。君子的这些品德，都是仁在不同人际关系和不同场合下的表现形式。

君子人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知。孔子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孔子把知（智）、仁、勇并列，由于“仁者必有勇”（《论语・宪问》），所以勇不是君子人格的基本因素。孔子常用仁、知双修要求弟子，认为“知者利仁”（《论语・里仁》），“未知，焉得仁”（《论语・公冶长》），即认为人的知识（德性之知）和智慧有助于发展仁德。因此“智者不惑”，知识一旦转化为智慧，就能增强辨别是非的能力，从而保持道德节操，成为真君子。

孟子以“大丈夫”学说发展了孔子的君子思想。在孟子看来，孔子的君子固然可敬可佩，但这种文质彬彬的人格有些文弱，便推出一位天将降大任于其身的顶天立地、威武不屈的“大丈夫”。孟子一方面阐明人性至善，并由此导出人格均等的观念，认为“圣人与我同类”（《孟子・告子上》）、“尧舜与人同耳”（《孟子・离娄上》）、“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上》）；一方面将成己成物的重任寄托在他所设立的“大丈夫”身上。《孟子・滕文公下》如此定位“大丈夫”：“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可见，孟子所推崇的“大丈夫”具有“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的英雄气概。如此，才能变乱世为治世，变无序为有序，变无道为有道。这是孟子对君子人格学说做出的重大贡献。

《大学》和《中庸》对于君子人格和君子教育的定位，前者侧重于心，所谓诚意正心；后者侧重于性，所谓率性之谓道。具体来说，《大学》在三纲领、八条目的基础上明确把修身作为君子之本：“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君子以修身为本，修己以敬；君子齐家，修己以安人；君子治国，修己以安百姓；君子平天下，尧舜其犹病诸。而《中庸》则指出了君子对于天下和文明的自觉担当和示范意义：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可以说，君子的一言一行都为世间的标杆。

二、汉唐宋明时期《四书》研究：君子人格之丰富

东汉郑玄、唐朝孔颖达、南宋朱熹和陆九渊，以及明朝王阳明等，都对《四书》中的君子和君子教育思想有所丰富和发展。郑玄以毕生精力注释儒家经典，对“三礼”（《周礼注》《仪礼注》《礼记注》）用力最深，取得的成就也最高。其《三礼注》为后世治礼学者所宗，孔颖达甚至说“礼是郑学”。可以说，郑玄对包括《大学》和《中庸》在内的《礼记》的注解，以及他的《论语注》，代表了汉代学术的最高成就，蕴含着丰富的君子人格和君子教育思想。

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在南宋以后成为主流，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朱熹把君子的“忠恕之道”理解为“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从而为君子学说作出了重大贡献；另一方面，朱熹在“尊德性而道问学”方面更为重视格物致知的“道问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把君子之学引向了认识论和知识论。陆九渊的心学则更为侧重“尊德性”，他说：“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这是他对朱熹的批评。后来的牟宗三也对朱熹提出了“别子为宗”的批评。王阳明则在陆九渊的基础上以“致良知”定位君子之道。

三、近现代《四书》研究：君子人格之发展

近代梁启超、蔡元培等人，面对当时中国险恶的生存处境，一方面引进西学先进思想、观念等以期增强国力，一方面又对《四书》中的君子人格有所继承。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所立足的正是君子的道德，而不是乡愿的道德。他在《释新民之义》一文中指出：“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1]8《四书》中的君子之道恰恰是梁启超所关注的“国民独具之特质”。他还于1914年以《君子》为题在清华大学作演讲，阐发君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道，这是他继承的一面。同时，他又撰写《论私德》，编写《德育鉴》与《明儒学案节本》，以探讨“公私德所同出之本”，而公德的一个条目是培养“利人乃所以利己”之精神，以克制自私自利的冲动。梁启超所做的所有努力就是为了“使其民备有人格，享有人权，能自动而非木偶，能自主而非傀儡，能自治而非土蛮，能自立而非附庸，为本国之民而非他国之民，为现今之民而非远古之民，为世界之民而非陬谷之民。”“苟缺此资格，则决无以自立于天壤。”[1]9这是他用现代公民教育来发展君子和君子教育思想的一面。

蔡元培的《中学修身教科书》则提供了一个现代社会之公民道德建设的典范。该书上篇有五章，分别讲修己、家庭、社会、国家、职业，下篇除绪论与结论外，主要四章分别讲良心论、理想论、本务论、德论。上篇注重道德规范与实践，下篇注重道德理论。蔡元培明确指出：“本书悉本我国古圣贤道德之原理，旁及东西伦理学大家之说，斟酌取舍，以求适合于今日之社会。”[2]蔡元培立足的正是《四书》中的君子教育思想。基于强烈的根源意识与文化主体意识，蔡元培没有把传统与现代、家庭与社会、私德与公德绝对分割、对立开来。

当代学人之中，牟钟鉴在《重铸君子人格，推动移风易俗》中，重构当代新君子理论，提出“君子六有”论：有仁义，立人之基；有涵养，美人之性；有操守，挺人之脊；有容量，扩人之胸；有坦诚，存人之真；有担当，尽人之责。[3]郭齐勇则在《国学的核心价值与人格养成》中，立足《四书》，阐发了国学对于培养君子人格的奠基作用。[4]陈来则在《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一书中进一步明确了君子的基本信念：（一）道德比法律更重要；（二）社群比个人更重要；（三）精神比物质更重要；（四）责任比权利更重要；（五）民生比民主更重要；（六）秩序比自由更重要；（七）今生比来世更重要；（八）和谐比斗争有价值；（九）文明比原始有价值；（十）家庭比阶级有价值。[5]张祥龙也围绕着“格物致知”――“格其亲亲之物，而致其自明之知”，[6]阐发了人文情理世界中的君子定位。这些都是对传统君子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四、海外《四书》研究：君子人格之新视野

海外汉学名家也高度重视《四书》中的君子人格和君子教育思想。郝大维、安乐哲在《先贤的民主：孔子、杜威和中国民主之希望》《通过孔子而思》等著作中指出，现代西方的社会理论多是围绕着建立于理论与实践二分之上的“社会/个人”“私人/公众”“自然法/成文法”“权利/责任”等问题展开。狄百瑞则在《儒家的困境》一书中专章探讨了“《论语》中的君子”思想。[7]他和德国学者墨子刻一样，都认为新儒家的最大贡献是：以世人能了解的说法去证明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亦即“证明儒家对个人的尊严与自主的主张，以及儒家‘从道不从君’的超越现实政治权威的道德理想”和“把研究儒学的焦点从‘礼教’与‘理气’的题目转移到‘生生不已’与‘工夫’的思路”，从而肯定了儒家的君子学说和君子教育作为人文主义传统所具有的精神价值。这对于我们恰当理解孔子的君子与君子教育思想很有启发。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指出，所谓“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1]7本着上述精神，以君子人格为本土资源实现德育现代化的路径有二：一方面，我们要激活中国传统君子教育这一宝贵资源，使君子人格成为中国教育的底蕴所在，而不是仅仅把公民和公民教育作为异质文化加以吸纳，此所谓“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另一方面，又要努力厘清存在于传统君子教育思想中的等级立场，用现代自由民主法治人权思想来丰富和提升君子教育的内涵，此所谓“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新民说[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2]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M].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3：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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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郭齐勇.国学的核心价值与人格养成[J].中国德育，2012（21）：32-35.

[5]陈来.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6]张祥龙.先秦儒家哲学九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29.

大四德育论文范文第4篇

理工科高校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现状

我们通过考察北京市理工科大学生①对于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必要性、教育者、教育内容、教育途径、教育方式等5个方面的看法，以了解理工科高校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现状。调查数据表明，大学生普遍认为自身应当接受科技道德素养教育，有58．4％的大学生认为高校有必要开设有关科技道德、科技伦理、网络伦理、环境伦理、技术伦理等方面的课程，但还有24．7％的学生认为没有必要。同时，结果表明从大一到大四的学生对于教育必要性的认识呈负相关，即随着年级的增高对于教育必要性的认识却逐渐减低，其中的原因值得探讨，目前可以明确的是年级越高越需要强化科技道德素养教育。另外，从为数不多的研究生调查问卷来看，他们对于科技道德素养教育必要性的认识要高于本科生，这一方面与研究生要接触更多的科技道德问题等学业特点有关，另一方面也说明当前针对研究生所开展的科技道德素养教育比较有效。从整体上来说，大学生对于科技道德素养教育之教育者即教师比较认可，尤其认可教师在课堂教育中所发挥的作用。在被问到哪些老师曾经提到或讲授过科技道德的时候，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专业课老师、辅导员或班主任降序排列。思政课教师在其中占有绝对优势并不出我们所料，因为思想政治理论课一直是高校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主阵地。我们对文理科专业课教师开展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状况作比较，出乎意料的是，理工科专业课教师提到或讲授过科技道德问题的比例要比文科专业教师低19．7％。而事实上，理工科教师在教育的过程中面对科技道德问题的机率肯定要大于文科教师，因而他们开展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应该比文科教师更大，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值得探究。大学生们还认为老师在课堂之外所开展的科技道德素养教育并不够。仅有43．9％的学生认为自己的老师在日常生活和学习生活（课堂之外）中提醒过自己要坚守科技道德；分别有近26．6％和27％的学生认为老师没有提到过或者记不清是否讲过。

我们把网络空间、自然环境、科学研究、生命健康以及社会生活等诸领域中的科技道德问题作为教育内容考察大学生的看法，并作对比分析。在上述几个领域学生们对于网络道德的关注度最高，而对于生命伦理的关注度最低，其余几项差别不大。分析原因，其一，网络技术和医疗技术与大学生实际生活的贴近程度分别是最近的和最远的，因而大学生对于它们的关注度也分别是最高和最低的；其二，当前的大学生群体对于生命意识的感知程度确实比较低，这从当前开设大学生生命教育的呼声越来越高就可见，当然，正值生命巅峰期的大学生群体生命健康意识的单薄也符合常理。统计数据还表明，文科学生较理工科学生，高年级学生较低年级学生更关注社会生活中的科技道德，前一种情形很有可能是文理科学生不同专业的差异使然，后一种情形很可能与大三、大四年级的学生已经或将要面临社会生活，也就面临着更多的科技道德问题有关系。调查结果表明，网络、书报、电视和课堂等4个方面依次是大学生了解和关注科技道德事件的主要途径，彼此之间的区分度大致在10％左右。网络在大学生关注和了解科技道德事件的过程中占主导地位，而课堂则是各种途径之中影响最弱的，说明网络在科技道德素养教育途径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而传统的课堂教学之途径则受到较大冲击，这也为我们制定的应对策略提出挑战。问卷数据还显示，从大一到大四的学生，在课堂中听到科技道德或科技伦理等相关词汇的频度逐步降低。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其一，近四年北京市理工科高校的科技道德素养教育逐步被加强，据我们的文献考察以及访谈调研得到的结论也证明，近年来北京市一些高校已经和正在加强大学生科技道德素养方面的课程建设，成效正在显现；其二，在高年级大学生中以课程形式开设的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确实有待加强。

我们把科技道德素养教育方式分为课堂上的纯理论分析、举实例、设置情境；课堂外的活动式教育，以及渗透于课堂内外的榜样教育加以考察。在各种课堂教育方式中学生们最易接受的是举实例让大家分析以及设置情境让大家体验等两种，而对于纯理论分析的讲授形式仅有18．4％的学生可以接受。最易被学生认同的课外教育方式是在科研活动中开展相关教育的“潜移默化”的形式，而为此专门开设的主题性活动，如有关科技道德的讲座和观摩等方式次之。这里我们对文理不同专业以及不同年级学生对于“课堂上纯理论分析”这一途径的看法进行比较，发现文科学生能够接受的比例要高于理工科学生；相反，理工科学生愿意接受举实例和情境设置等两种教育方式的比例则要高于文科学生，这说明学生的专业差异直接影响着学生对于几种课堂上的教育方式的选择。在大一到大四的各学生群体中，愿意接受纯理论分析的比例与年级高低呈负相关，即年级越高的大学生越不愿意接受课堂上纯理论分析式的讲授方式；相反，愿意接受设置体验情境和举实例等教育方式的比例则与年级高低呈正相关，即年级越高的大学生越愿意接受设置情境和举实例等讲授方式，上述情形都说明年级差异也直接影响着大学生对于课堂科技道德素养教育方式的选择。我们对榜样示范的教育方式作单独考察。例如，在被问到是否愿意以身作则成为科技道德修养方面的表率时，学生们都显出较高的积极性，72．3％的学生作出肯定回答，但在问到是否愿意通过自己的表率行动或做法在一定程度或一定范围内改变整个社会的科技道德素养状况时，学生们则显得信心不足，只有62．5％的同学做出肯定回答，而认为不能或无足轻重的却占到了27．3％。与之相联系，学生们对以他人榜样示范的形式对于自己进行教育的方式认同度也不是很高。

加强理工科高校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建议

本课题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北京市理工科高校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调查研究，为加强理工科高校科技道德素养教育提供有针对性的对策，也就是在深入分析问卷数据和访谈调研结果的基础上，对相关的理论问题进行思考，对相关的实践环节给予关注，并得出结论性的意见。首先，要加强大学生对于自身群体接受科技道德素养教育必要性的认识，它是加强大学生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前提条件，也是改善大学生科技道德素养状况的重要内容。正如调查数据所显示的，绝大多数大学生都承认自身的科技道德素养有待提高，但是他们对于自身接受科技道德素养教育之紧迫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并不比其他群体要高。实际上，大学生群体与科技发展密切相关的特征以及他们科技道德素养有待提高的现状都说明了他们接受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同时，科技道德素养教育无论对于大学生自身综合素养的提升还是对于其日后从事未来的职业和事业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让大学生认识到如上形势是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重要任务。其次，要加强理工科教师对于自身开展科技道德素养教育必要性的认识。如调研结果所表明的，理工科教师在教育的过程中面对科技道德问题的机率肯定要大于文科教师，因而他们开展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应该比文科教师更大，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这其中理工科教师对于科技道德素养教育必要性认识程度的高低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所以，也非常有必要提高他们的认识。

确立兼具稳定性和开放性的教育内容体系首要强调的是教育内容的稳定性，它是教育内容丰富和发展的前提即教育内容开放性的前提。基于相对稳定的内容设计大致有两条思路：第一条思路即把科技与伦理之间的关系作为教育的基础内容；把科学与人文之间的融合作为教育的导向内容；把科技工作者的职业道德规范作为教育的核心内容；把科技政策法律法规为作为教育的补充内容②。第二条思路即在网络空间、环境保护、高新技术、日常生活等不同领域中的科技道德素养作为不同主题的教育内容。其次，教育内容体系的开放性是指教育内容不能僵化不变，要开拓创新。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教育内容是教育内容稳定性的动力源。如将“基因伦理”、“太空伦理”、“生命伦理”等最近几年兴起的科技道德问题纳入教育内容之中就是当前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更是科技道德素养教育内容体系创新的本质要求。

如果说大学生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内容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之内是相对不变的，但是大学生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方式却要根据具体的教育目标、过程、对象、情境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在具体的教育环节中要根据不同情形而采取不同方式。调查结果表明，大学生并不反对开设一门单独的课程进行直接的科技道德素养教育，也不反对纯理论分析式的授课方式，他们反对的是死板、教条的教育形式，也反对没有课外教育形式作为有机补充的教育形式。调查问卷最后一道开放式问答，以及学生、教师在座谈调研之中提出的建议也在教育方式上给我们一些启示。其一，观看有关科技道德题材的影片，如《后天》《2012》等，通过预测现代科学技术给人类未来带来灾难以警醒人们爱护地球、挽救人类的影片，能达到理论教育很难达到震撼心灵的教育效果。其二，播放小视频，如袁隆平或钱学森等科学家先进事迹的视频，在榜样的激励之中实施教育。其三，发放宣传资料或制作有关科技道德的海报、小册子，乃至公益广告等等，在这种方式的创新上，环境保护、生命健康等科技道德主题的资源非常丰富。其四，模拟真实情景制作小作品或情景剧，如拍摄能够体现学生们科研或学习过程中心得体会的DV等。其五，举办科技道德方面的讲座或者参观相关主题展览。总之，师生们认为一定要设置课堂教学之外的教育形式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同时在课堂教学之中也一定要采取既适应大学生群体特点又体现时展要求的教育方式。

在道德教育之中，榜样示范是一种重要的教育方式，而在科技道德素养教育之中，科学家、导师、科研团队负责人在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过程中所起到的特殊的榜样示范作用应得到更加充分的重视。但是，从我们的调研结果来看，学生们对于榜样示范的教育方式在科技道德素养教育中地位和作用的认同度并不是很高。大学生们虽然能够遵守科技道德方面的基本要求，但却不愿意让自己成为科技道德方面榜样；同时，他们基本上能够认识到自身提高科技道德修养的必要性，但是对于能否以自身力量改善整个社会科技道德素养状况显得信心不足。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来看，这种状况与当前大学生的整体道德状况是紧密相连的。从整体上说，大学生虽然能够遵守基本的道德要求，但却不愿意让自己成为道德榜样。他们都愿意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但是对于能否通过以此来改善整个社会的道德状况显得信心不足。上述论证同样证明了之前的一个论断，即大学生的科技道德素养不是脱离于其它道德观念或行为而独立存在的一种道德素养，它是与大学生群体整体道德状况的提升紧密相连。在加强榜样示范的教育方式的时候，既要注意所树立榜样的真实性和典型性，也要注意所树立榜样与大学生群体日常生活的契合度，也就是说，科技道德素养教育所树立的榜样要值得大学生去学习，也要贴近他们的生活实际和思想实际。只有符合上述要求，才能让大学生从认同、到仿效，最后转化为与榜样一样的科技道德意识和行为。在这个意义上，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教育者即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乃至专业课教师最有可能也最有必要成为大学生学习的科技道德榜样和模范。

大四德育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汉语教学 德育渗透 议论性散文教学

［中图分类号］H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2－0204－01

一、教学中不可或缺的德育

德育贯穿于整个教育体系，可以说是教育的根本及目的。在教育教学中，与其说是教师将知识传授给学生，不如说是教师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使学生懂得更多的道理，从而学会“做人”。身为一名教师，应将“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观点贯彻始终，必须做到充分了解学情、通透理解课文、联系实际，从而有效发挥民族师范学校汉语学科的特点，将德育渗透贯彻始终。

二、议论性散文与德育

议论性散文熔抒情、形象、哲理于一炉，渗透着作者的观点，充满了睿智。

作者透过“散文”这一形式，阐明观点、抒发议论，从而引发思考，使读者收获智慧。对社会、人生的独特思考是议论性散文的内涵，启发、教育是其最终目的。

在民族师范学校，汉语教学的自身特点决定了其承载“德育渗透”的重要使命。在教学中以贴近生活，联系实际的方法，逐渐渗透德育是一种“双赢”（赢得了文学知识，赢得了知道人生的道理）。既传授了必要的文化知识，又可以“育人”。议论性散文教学中的审美与智慧，常常育人于无形，宛若潺潺的溪水净化人们的心灵。散文虽常常与“美”相伴，但“德”何尝不是“美”的极致。可见，议论性散文教学与德育的微妙关系。

三、议论性散文教学中渗透德育的方式

议论性散文是德育渗透的良好途径，可以在品读、体味的学习过程中，将德育灌输给学生。

根据我校“德育为先”的育人原则及汉语学科特点，结合三年级下学期汉语教材中的议论性散文单元，将德育渗透的魅力列为以下五点。

（一）言传身教的魅力

教师应将“为人师表”四个大字深植于心，时刻督促、警醒自己，与时俱进，不断提高自身素养，做学生的良师益友。教师对知识的传授绝不仅仅局限于言语，举手投足间流露出的人格魅力对学生的影响有时往往能使教学“事半功倍”。

（二）巧妙导入的魅力

课文导入究其实质无非是最大程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为课堂教学创设最优的情境。例如，导入《说不尽的狗》时，我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作为引子，使学生明确中西方文化差异存在的必然性，并适时提出问题：对于这种差异的存在，该用怎样的心态去面对？引导学生归纳出“接受、包容”，进而升华至对他人的理解。只要心中有“德”，在巧妙导入的同时也可以育人。

（三）作者人品的魅力

好的作品自然少不了优秀的作者，这样的作者不仅可以使学生品读睿智的“文品”，还能窥见到不凡的“人品”。《渐》的作者丰子恺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文艺大师，“做一个最像人的人”是其人生追求。在教学中，将作者的“多才”一一展示，使学生逐渐理解他的人生态度，并从中获得人生启示，用作者的人格魅力感染学生，育“德”于无形中。

（四）诵读品味的魅力

诵读可以品味文字之美，也可以提升理解能力。文中极具智慧的箴言足以点亮整篇文章。例如，“一粒沙里见世界，一朵花里见天国；手掌里盛住无限，一刹那便永劫”，理解“以小见大”（课文《渐》），注重细节，以小见大。当一句话牢记于心，不觉中已明白了诸多道理，名言警句的魅力莫过于此，德育的渗透在潜移默化中就这样形成了。

（五）拓展延伸的魅力

课文的学会结束，但智慧的宝藏无时无刻不在等待我们的挖掘，课后的拓展延伸便是挖宝的良机。在议论性散文《渐》的学习中，学生们知道了时间的隐秘性、欺骗性，懂得了珍惜时间。为了让学生更好地受用这一“宝藏”，在课后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究竟该如何珍惜时间？并给出良策――制定计划，使学生充分了解计划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可行的计划。其实，德育无处不在，任何一个环节只要用心发现都将成为育“德”的良机。

四、教学中德育渗透的几点注意

（一）德育需“渗透”

虽说“德育为先”，但并不能成为教学的主体。教学应注重知识的传授，德育只需渗透，点到即止。否则难免会丢失了课堂教学的真正意义，顾此失彼。

（二）引导为主，切记说教

德育的渗透不是说教，也不是喊喊口号，是“润物细无声”的一种感化、熏陶。犹如“画龙点睛”般的引导，教师应明确“点”在哪里，真正发挥其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