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域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1.1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分类

1.1.1按照地理区位因素分类

（一）资源型县域经济。

资源型县域经济是指县域经济的发展依托区域内的自然资源，例如丰富的矿产、森林等进行规模型的发展相关产业从而带动县域经济的有效持续发展。该种发展模式典型分布于我国山西省以煤炭资源为基础而发展的县域经济。

（二）区位优势性县域经济。

区位优势型县域经济是指县域经济的发展依靠地理区位，临近大型甚至特大型城市。在这类城市进行产业转移的过程中，积极的承托相关产业，从而形成产业集聚化现象，最终带动县域经济发展的典型模式。此类发展模式广泛分布于我国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

（三）区域人文优势型县域经济。

区域人文优势性县域经济是指县域经济的发展建立在历史沉淀的基础上，丰富的人文资源带动旅游业发展的同时，经商的历代传统形成民营经济的发展。此类发展模式最为著名的是温州、宁波一带的民营经济。

1.1.2按发展程度因素分类

（一）发达国家县域经济发展模式。

发达国家县域经济是指存在于发达国家的县域经济的发展模式。发达国家县域经济发展的最大特点是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发达国家的县域经济也曾面临拖累整体国家经济的不利局面，通过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改变农林牧副渔的生产率，同时及坚持市场选择、政府主导以及政策法规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城乡一体化进程，缩小了城乡差距，使发达国家的县域经济趋于稳定。

（二）发展中国家县域经济发展模式。

发展中国家县域经济是指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在发展的一种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发展中国家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最大特点是经济发展分布不均（例如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县域经济明显好于中西部县域经济的发展），偏向于资源型经济，同时对资源的重复利用率不高和再开发力度不足，导致严重的资源破坏以及环境问题的出现。

1.2县域经济发展的相关因素

（一）劳动力与经济发展的矛盾。

据最新的人口普查表明，现如今中国城乡人口占总人口的49.68%，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50.32%，相比较之前的人口普查数据，出现了城镇人口比例上升，农村人口比例下降。而在农村人口中更多的是留守儿童和孤寡老人，在县域经济的发展中，劳动力因素是至关重要的一环，但是现如今劳动力广泛积聚于大型城市，县域经济出现劳动力相对短缺的现象，不利于县域经济的发展。

（二）三大产业比例协调的矛盾。

县域经济的发展道路上，如何正确的协调三大产业的比例在很大程度会决定此类县域经济的发展结果。同时，县域经济的不同分类有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不同县域经济发展模式三大产业的比例不同。所以如何正确的协调三大产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不同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发展。

二、农村城镇化与县域经济的关系

2.1农村城镇化的概念

农村城镇化是指各种要素不断在农村城镇中集聚，农村城镇人口增多，城镇数量、规模不断增大，质量不断提高的过程。农村城镇化是各种生产要素重新分配的结果，导致的是非农产业由农村向城镇集聚，是一种渐向的人口流动过程。在农村城镇化的过程中，较明显的表现为：①人口由农村转移至城镇；②非农产业的集聚化现象日渐突出；③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地区内传统农业在生产要素重新配置下，生产效率提高，农业大生产化时代到来。

2.2农村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农村城镇化的建设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如何完成资源的再整合以及农村城镇的建设问题都是艰巨的难题。与此同时，农村城镇化建设的成功对于整体经济以及局部经济又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农村城镇化建设对经济全局的意义。

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整体经济状况低于全国总体的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又面临发展不均衡的状况。面对种种农村经济的问题，农村城镇化的建设对于经济全局的作用尤为突出。农村城镇化建设是城乡一体化的重要一步，在发达国家历史经验上，通过“市场机制、政府主导、政策支持”等多种方式实现的城乡一体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缩小现有的城乡差距，同时对于经济的整体长效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在农村城镇化的过程当中，因地制宜的选择重点产业的发展，政府要发挥自身的主导作用，利用市场的决定作用，去发挥潜在资源的内在价值，从而实现农村城镇化。

（二）农村城镇化建设对微型经济体的意义。

农村城镇化建设的直接受益者是广大的农村居民，在农村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城市化的生活方式逐渐进入了农村，同时经济水平的提高，生产要素的再组合改变了以往的农村居民的经济生活状态。农村居民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将传统农业特色产品进行整合，实现了大生产化，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同时，有些农村居民在城镇化过程中利用农村劳动力、地租廉价的优势，进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农村城镇化建设的进程。

2.3农村城镇化对于县域经济发展的作用

2.3.1农村城镇化促进剩余劳动力的转型

自改革开放以来，广大中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的涌入北上广深等一二线城市，在带来这些城市繁荣的同时，也给这些城市带来了严重的环境、城市管理以及交通等诸多问题。久而久之，随着这些特大型城市的成长，面临着产业转型的问题，这些剩余劳动力不得不再次面临就业困难的窘境。然而农村城镇化的建设，在市场机制的决定作用的发挥下，县域经济亟需大量的劳动力承接由这些特大型城市转移来的相关产业，此时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得到了解决，农村城镇化的建设加速的同时，给县域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3.2农村城镇化建设有利于县域经济产业协调发展

县域经济涵盖面包括城镇和农村两个主要的方面。在城镇这一块，县域经济的发展主要是城镇面积的扩张，大量的占用农业用地，建设工业园，发展工业，这样的建设确实可以保证经济的发展，但也面临着比较严重的环境问题。所以农村城镇化建设对于县域经济产业的协调有着巨大的作用。广大的农村地区一直都是依托传统的农业维持基本生计，农业城镇化的建设，市场机制的进驻，可以为传统农业的大生产提供可能，通过各种资源的重新整合，因地制宜的发展相关传统农业，带动经济要素的发展，实现县域经济产业协调发展的目标。

三、江西省余干县农村城镇化建设现状

3.1重点产业建设现状

江西省余干县位于长江中下游平原，物产丰富，毗邻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是传统的“鱼米之乡”，在传统农业当中，渔业和水稻种植业的比重占据明显优势。所以在农村城镇化建设当中，渔业与水稻种植业的发展对于余干县县域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经过近几年余干县渔业和水稻种植业也取得了相应的成绩，同时在发展中又面临着相应的问题。传统农业的突破：在农村城镇化的进程当中，渔业的发展在政府引导下的改变技术的基础上，顺应市场机制，积极向大型城市供应淡水鱼，取得了较大的收获。渔业在“科技入户”的指引下进行“数字养殖”，从鱼的品种、水质的监控、投放鱼苗的时间的选择都进行精确化。乌鱼的池塘养殖面积达到8470亩，黄鳝网箱养殖达到6310箱。同时，乌鱼的死亡率为2.9%，较先前年份有了长足的进步。在水稻种植业方面，余干县也在推进科技种植，运用地理GIS技术对土壤环境情况进行分析，同时政府加以引导，推动水稻种植业的可持续发展。传统农业的问题：作为农村城镇化的重要一环，渔业和水稻种植业的发展同样存在发展难题。首先，在科技入户上面临技术交流困难的难题，由于网络在农村的覆盖面不足，相关技术的传递上面临着比较大的困难；次之，农村现有人口中，比较易于接收新技术的青壮年由于外出务工，在技术传达度上不甚理想；最后，对于传统农业的相关经费存在短缺现象，致使渔业和水稻种植业者生产积极性不高。

3.2余干县县域经济新兴产业布局现状

余干县在推进传统农业转型发展的同时，对城镇布局进行了规划，在黄金埠镇建立了工业园区，工业园的建设是基于黄金埠发电厂建设发展的工业园区，现如今，已成为涵盖医药、电力、建材、机械、食品、纺织、服装开发等行业的综合园区。综合相关因素不难发现，黄金埠工业园区的建设有以下几点优势：交通便利，运输便利：紧邻济广高速，并有江西省第一条工业园区铁路专用线与之相连，距离南昌昌北机场和景德镇机场仅一小时车程，距离江西省道路交通枢纽城市鹰潭仅30分钟车程。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为工业园区的发展提供了极大地便利。抓住大型城市的转型契机，积极承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大型城市纷纷发展高科技密集型产业，纷纷向内地转移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时机。利用自身劳动力廉价的优势，集中对下岗职工进行再就业培训，积极承接服装、电子装配等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这些举措有利于解决劳动力就业难题的同时，对于发展县域经济的新兴产业起到了推动性的作用。余干县政府在努力推进教育可持续发展，通过“寄宿制学校工程”建设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实施“均衡教育工程”保证农村优质教育、实施“教育阳光工程”解决教育乱收费问题。上述工程在很大意义上有利于解决人口素质问题，同时，为了保证相关产业的技术专业难题，余干县加大推进“职业教育”，县政府投资500万元，兴建了6000㎡的县职教中心，有力的解决了相关产业的一线工人缺乏的难题。

3.3余干县农村城镇化建设的问题所在

城镇化布局呈现混乱局面，造成较严重的房屋浪费问题。余干县在农村城镇化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建设当中，采取的是以工业园的发展为中心，临近县城布局新兴产业，带动城镇化进程，而远离县城的农村地区依托自身资源，促使传统农业市场化转型，推向市场。但在实施过程中，我们发现临近县城布局新兴产业出现了城北、城西、城东各种工业园兴起，但又未能长效发展的尴尬局面，废旧厂房出现搁置现象，同时工业园附近的环境问题日渐严重。长此以往，在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的同时，也会给居民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困难。经济资源的再开发不足，三大产业平衡度依旧不足。在余干县的农村城镇化推进县域经济发展的建设当中主要着力于解决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发展问题，对于第三产业这种高附加值、高回报率的产业的布局出现了明显的漏洞。余干县在城镇化建设初期强调要建设成为“省会城市南昌的后花园”，在完善了相关的基础设施之后，没有充分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发展第三产业，致使现如今三大产业的发展不平衡日趋明显。

四、县域经济农村城镇化建设经验

4.1农村城镇化建设经验分析

4.1.1江西省婺源县农村城镇化推动县域经济发展。

江西省婺源县是以第三产业为主导，兼带发展第一、第二产业的县域经济类型。从历史资料来看，婺源县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山区县，在农村城镇化的发展过程当中，正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开发潜在经济发展因素——旅游经济，使县域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2012年全年，生产总值增长15%（现价），财政总收入增长20%，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5%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6%，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20%，外贸出口增长20%，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4%，城镇化率提高2.5个百分点，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7.5‰以内，城镇调查记失业率控制在3.5%以内，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及节能减排严格控制在市政府下达的指标之内。而作为婺源县支柱产业的的旅游业更是达到全年接待旅客410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8000万元，综合收入10亿元的成绩。

4.1.2安徽省怀宁县农村城镇布局发展县域经济。

安徽省怀宁县自1998年县城搬迁以来，进行了怀宁县开发区的建设。到2014年上半年，怀宁县实现财政一般预算9.8亿，其中税收收入6.94亿，增长15.8%，规模工业增长值46亿元，增长13.5%，全社会规定投资61.9亿元，增长20%。现如今，怀宁县开发区总面积15平方公里，开发区的建设上进行分期建设，一期规划建设综合园区，二期规划建设装备制造及汽车零部件、精密电子等专业园区，三期规划建设新型建材、新兴能源等专业园区。在开发区的建设上严格按照“全面建成、企业驻满、拉开框架”的步骤进行，同时交通网络、学校、广场等基础设施完善，逐渐形成农村城镇化建设推动县域经济的典范。

4.2余干县农村城镇化建设带动县域经济发展对策研究

镇域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小城镇规划设计

1 小城镇规划存在的问题

1．1 没有形成成熟的小城镇规划理论体系

目前，我国小城镇建设尚末摆脱自然演进的模式，没有形成成熟的规划理论体系。在小城镇规划和建设管理近30年的规划建设实践中，小城镇规划技术理论发展远远落后于小城镇建设发展的速度，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小城镇规划理论与技术管理体系。在小城镇规划实践中，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规划，小城镇规划及村庄规划所含的各种内容、技术标准都在小城镇建设所必须的规划设计中运用，但往往内容及技术标准相互不衔接，不协调，造成工作的被动。小城镇规划理论急需创新。

1．2 缺乏资金，规划技术力量不足，管理不规范，

由于小城镇大多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尤其是地处西部地区的小城镇，经济条件和社会环境相对东部及沿海地区落后，突出表现在财政困难，是吃饭财政，基本上就是保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和政府基本运行，加上按照现行“乡（镇）财县管”的财政体制，很多小城镇没有财力将规划编制、实施及监督的经费纳入本级财政。据统计，全国60%的小城镇没有规划管理机构，缺乏专业技术人才，造成规划管理混乱，管理缺位，不按规划，无证违法及无序建设的状况非常严重。规划管理要实施“一书三证”的管理办法和管理程序，小城镇的行政领导往往没有按照上述规划和程序进行规划的实施及管理，误认为只要按照总体规划平面图和文字说明或凭经验及长官意志，去确定建设项目的选址定点即可，且往往无原则的迁就法律意识淡薄的建设业主。造成这种局面，一方面是行政长官对《城乡规划法》及城镇规划建设工作不熟悉，对专业了解甚少，对建设业主放任的结果；另一方面是规划编制单位缺乏职业精神，为了利益，迁就现状、迁就长官意志和业主不合理要求。

1．3 规划体系不完善，规划可操作性差。

很多小城镇只编制了总体规划，没有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及各项专项规划等，还有，小城镇规划的一个规划期限大多为15～20年，，很多小城镇总体规划已经到期却没有修改等，这些造成规划体系不完善。以及很多编制规划的单位没有认真研究当地实际情况，规划内容达不到规定深度，从而导致可操作性差，且单凭批准的总体规划用于指导小城镇建设，其现实引导控制作用大打折扣，规划难以落地。

1.4，没有文化内涵和地方特色

很多小城镇，表面上是科学编制规划，而实际上对小城镇的土地经济因素、城镇空间、城镇景观、综合效益分析等大多缺项且缺乏论证说明，更没有仔细研究地方特色及历史文化，没有保护历史文化资源，造成小城镇建设千城一面，没有凸显文化内涵和地方特色。

1. 5 没有统筹协调发展

由于城镇体系规划缺位，加之规划意识不足，没有进行小城镇的职能性质定位，没有对其产业发展进行引导和区域协调，一些小城镇产业同质化竞争比较严重。分散无序的投资方式既形不成规模，又造成同类产业重复建设，无序竞争，经济效益低下，造成比较大的浪费，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2 小城镇规划设计应遵循的原则

2．1 宏观指导的原则

区域协同、城乡协调发展原则: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整体战略指导下，谋求产业发展、人口分布、居民点建设、基础设施布点、生态环境改善的城乡有机结合，促进城乡经济、社会、文化相互渗透、相互融合，达到城市与乡村共生共荣、区域整体协调发展。

因地制宜原则：小城镇地区差异大，发展条件不同，要充分发挥特色优势，强化地域特色，采用适宜技术，走特色发展之路。

人本主义原则：充分利用现代文明成果，强调人文关怀，因地制宜建立适合人类生存与发展和谐的人居环境，构筑具有一定乡土特色和地狱特色的小城镇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模式。

可持续发展原则：坚持综合、长期、渐进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经济、社会、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市场与政府调控相结合原则：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进行资源合理配置，充分提高提到利用效率。对城镇公共设施实行政府的有效调控，保证小城镇社会、经济、环境的综合协调发展。

2. 2 规划技术原则

科学合理原则：坚持科学理性。兼顾小城镇的价值合理和技术合理。

完整性原则：全面考虑各项规划影响因素，完善各项规划内容。

灵活性原则：注重适应性，加大规划弹性，留有发展余地。

创新性原则：探索新方法，应用新技术，促进体制创新。

独特性原则：挖掘特色要素，强化地域特色。

集约性原则：节约资源，通高效益，促进集约化发展。

连续性原则;尊重历史，尊重现状，远近结合，滚动发展。

可操作性原则:着眼长远，立足现实；政策到位，措施得力；强化规划的可操作性。

3 当前开展小城镇规划的指导思想

3．1 进行规划理论创新，建立统筹规划的观念。

(1)制定和实施小城镇规划，必须以建立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城镇，构建和谐社会、服务“三农”、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基本目标，坚持城乡统筹的指导思想。

(2)必须具备区域全局观念，制订综合性的规划；编制实施综合性的规划，必须实施由政府组织、部门协调、专家领衔及公众参入的规划编制体制。要实行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及城乡规划统筹协调，避免三个规划内容打架，实现三规合一。

(3)在改革实践中，把一些做的好的，先进的小城镇规划经验理论进行总结，上升到技术规范和技术标准的高度，形成一套完整的小城镇规划理论与技术管理体系，用于指导小城镇规划实践。

3．2 保障经费、建立健全规划机构，引进技术人才，规范管理

小城镇要保障规划经费，要建立健全相应规划管理机构。每个小城镇都要设立规划管理站所，至少要引进2―3名规划专业技术人才，将规划的编制、实施、管理等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保证充足的规划经费，做的有机构、有技术人员、有经费，改变规划缺机构，缺技术人才，缺资金的穷迫状况，真正使规划落到实处。要严格实施“一书三证”的管理办法和管理程序，，发挥其在小城镇规划建设过程中极其重要的作用。加强执法，不管是建设业主，是单位或行政领导，只要违反规划规定，就要追究其法律责任。

3．3 完善规划体系，提高规划的可操作性，

要按照《城乡规划法》要求，依据规划编制的技术规范、规定和标准，及时编制和修改小城镇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修建想详细规划及必须的专项规划。认真研究小城镇的土地经济因素、城镇空间、城镇景观、综合效益分析等，科学编制各项规划，要达到规划编制的深度和要求，提高规划的前瞻性和可操作性。

3．4 突出文化内涵，塑造地方特色。

历史文化是小城镇所特有的，它是城镇特色中“最内在、最具有恒久力的东西”，是小城镇的灵魂。因此，小城镇规划设汁应结合本土文化，塑造“地方特色”。小城镇文化的涵盖面很广 ，除了历史文化之外，还包括民族文化、经济文化、建筑文化、自然文化、地域文化、精神文化等诸多方面。小城镇规划应突出文化原则，塑造小城镇自己的特色。小城镇规划要更深一层地去“做文化”，力求做出地方特色、做出品牌。规划设计人员在对小城镇进行规划设计之前，要全面地调查、掌握小城镇历史、地域、建筑、民族、产业等方面的特色，挖掘其深层次的文化内涵。

3. 5 注重强化协调的手段和措施，完善城镇体系规划

要把小城镇放到小区域乃至全国甚至全世界等大区域的视野中来审视，来规划。要在城镇体系规划中明确小城镇的职能定位，要编制完善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市域城镇体系规划及县域村镇体系规划。

（1）贯彻城乡统筹的规划要求，协调区域范围内的城镇布局和发展。确定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城镇化发展途径和城镇体系，规划要以区域为整体，着重研究完善区域经济发展环境。

（2）明确区域内各级城镇的功能定位，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对开发建设活动提出鼓励或限制的政策。协调和控制对区域整体发展不利的开发活动。

(3)统筹安排和合理布局基础设施，实现区域基础设施的互利共享和有效利用。对区域开发活动的空间布局和时序进行引导，通过合理、妥善的组织，实现区域基础设施共建共享，降低区域开发成本。

(4)通过不同空间职能分类和管制要求，优化空间布局结构，实行错位发展，避免同质化竞争，协调城乡发展，促进各类用地的空间集聚。

3．6 强化生态理念，进行生态规划

历史教训告诉我们，那种粗放污染式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小城镇规划建设到了应该进行检讨，要充分考虑生态环境保护的时候了。决不能以污染和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来获取暂时的经济利益，必须切实保护好小城镇的生态环境，以利于小城镇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小城镇建设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也不仅仅是市政建设问题，而是涉及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全面发展过程。保护生态环境是小城镇建设的重要方面，也是小城镇经济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保证。。小城镇规划应按照建设生态小城镇的要求，高起点、高标准地进行生态规划设计，提高小城镇的形象和品位，吸引农村人口就近进入小城镇，加速我国城镇化的进程。

生态城镇是今后小城镇发展的必然趋势。生态规划是小城镇趋向生态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强化生态理念、注重生态规划设计是小城镇规划应该遵循的必不可少的原则。

4 结语

镇域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 环境经济学 环境价值链 环境资本经营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4）03-016-02

引言

城镇化，是人口向城镇集聚的过程，最直接地表述是把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我国的城镇化率到2012年已经超过50%，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城镇化过程已经结束，城镇化的战略目标已经实现。不能单纯地从字面上将“城镇化”理解为农业生产活动的弱化，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徙，更不能将“城镇化”变成盲目造城，付出牺牲农业和粮食，牺牲生态和环境的惨重代价。城镇化水平高低的度量指标――城镇化率（一个地区常住于城镇的人口占该地区总人口的比例）达到世界平均水平，预示着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到了一个重要的战略转折点，城镇化建设将进入由速度型向质量型转变的重要时期。

新型城镇化要实现工业与现代农业及现代服务业的协调发展；要实现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的和谐相融。新型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城市规模扩张，而是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等各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实现城乡统筹、一体化持续发展，归根到底是要实现“农村人”、“城市人”的无差别发展。

2013年12月12日至13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城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提高城镇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会议指明了新型城镇化的建设方向与实现路径，提出了通过推进城镇化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核心任务，强调高度重视生态及保留农村形态和风貌的新型城镇化特色建设。

基于环境经济学的视角，审视城镇化的本质特征与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城镇化发展的每一步都会对相关区域的生态环境、社会环境、生产方式及生活方式产生深刻影响，城镇化进程的每一步都要依托相应的经济载体。运用环境经济学的理论，探索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具体路径，将更好地体现城镇化的本质特征与终极目标。

一、环境经济学视角的区域城镇化建设

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社会环境的影响是环境经济学关注的根本性问题。城镇化既可增加有效投资、又能拉动消费，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是经济社会化、现代化和集约化发展的必然选择。然而在城镇化建设进程中，如果城市建设与生态环境建设不能同步进行，则空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噪声污染……诸多环境污染问题就会产生，“城市病”就将在城镇化过程中持续蔓延。

（一）城镇化的生态诉求与环境胁迫效应

充足的绿地、干净的水源、清新的空气、便利的生活服务设施应该是城镇化的生态环境特征。创造良好生态环境、人居环境和工作环境，让生产变得更加便捷、更有效率，是城镇化的初衷。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的城镇化构想是，把城市放在大自然中，把绿水青山保留给城市居民，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城镇化对良好的生态环境具有强烈诉求，其与生态环境之间同时又存在着强烈的交互胁迫效应。城镇化的演进必然引起城镇化区域生态环境的变化，而生态环境的变化又同时会影响城镇化演进的速率与质量。生态环境改善或恶化对该区域城镇化发展的影响至关重要。

（二）城镇化建设的经济功能与价值取向

城镇化是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城镇化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战略，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要途径。因此，城镇化建设要充分、全面地体现其经济发展的功能及全方位的价值取向。城镇化发展要有经济载体，要有产业支撑，因此城镇化建设要注重产业经济培育，充分发挥城镇的经济功能，有效地利用区域的经济资源特别是土地资源，这是由城镇化的根本宗旨与战略目标决定的。城镇化体现着生产活动的高度社会化、现代化和集约化。新型城镇化不是单纯的转移农村人口，而是着眼于农民的根本经济利益。城镇化发展要有农业产业支撑，通过城镇化推动农业的产业化、现代化，方便农民就业，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城市人”与“农村人”的共同富裕，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城乡二元化经济结构。

区域的城镇化建设要从实质上实现该区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最大化，就要求城镇化建设与产业发展紧密结合，城镇化建设要与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同时进行二、三产业的转型升级，逐步形成城镇区域特色鲜明、功能互补的产业发展格局，实现城镇化区域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互动的态势。

（三）城镇化建设中经济与环境的耦合与平衡

基于环境经济学的理论，可将一个区域城镇化看作是一个环境经济系统的演化过程。环境经济系统是由环境系统和经济系统耦合而成的复合大系统，二系统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联系，它们之间通过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与作用，互耦合成一个整体。在城镇化演进的过程中，环境是经济的基础，为经济活动提供资源、条件与空间，同时接纳经济活动产生的废弃物。由于环境资源、环境容量的有限性，经济系统的过量、超速发展必然对环境系统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制约城镇化的进程。

生态环境经济学将经济系统作为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如果经济系统无限制地、超速地向生态系统扩张，则其将非增长的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的损害，从而产生高额机会成本。经济系统扩张的机会成本的不断增大将逐步抵消系统经济增长的效益，体现出经济系统增长的极限规律。区域内城镇化的经济建设与生态文明关系的平衡点由此而产生。必须在统筹规划区域中城镇化建设涉及到的经济与环境的关键因素，确定经济与环境的最佳平衡点，确定生态承载力之下的区域城镇化的发展规模、速度及方式。不能再片面追求城镇化水平，而是要提升城镇化质量，实现经济与环境和谐共荣的城镇化，要遵循城镇化的客观规律，积极稳妥地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

二、城镇化区域环境价值链的内涵与功能

按照环境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环境资源是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并能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空间及各种自然因素、社会因素的总称。作为一种资源，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与其他经济资源一样具有稀缺性及价值性，将环境资源作为生产要素进行运营就形成环境资本，作为资本就要寻求投入的回报，就要控制消耗的成本和进行相应的价值度量，环境价值链由此而产生。城镇化既为区域环境经济系统的演化过程，其系统中的经济要素、环境要素就将基于城镇化建设的客观规律和主观要求进行集聚、整合，形成区域环境价值链环，并按照城镇化发展模式运行，依据环境价值增值的需要来规范经济运作、度量环境影响，以寻求环境价值最大化，实现城镇化的发展战略目标。

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任何一个企业都必然处于一个价值链之中。而基于环境经济学的观点，任何一个价值链都不可避免地要融入环境要素，要在一个环境系统之中运行，因此其实质是一个环境价值链。环境价值链的运营不仅要考虑企业生产经营中的经济成本，还要将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也作为一种成本纳入到价值分析体系之中。同一产业链上所有企业的环境价值链外延连接成产业环境价值链，而某区域内各种产业的环境价值链又以直接、间接的不同方式连接，就构成了区域环境价值链，成为该区域环境经济系统的运行载体。将环境价值链的理论进一步延展，运用于城镇化区域环境经济系统，即产生了城镇化区域环境价值链的概念，其为城镇化区域的企业、产业及社会的生态环境价值链环。链环上所有成员的行为都将动态地影响环境价值链的综合价值，从而影响城镇化建设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三、城镇化进程中区域环境价值链的构建与运营

（一）城镇化区域环境价值链的构建

新型城镇化的建设要符合城镇化发展规律与范式，首先要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要与城镇化建设同步构建区域环境价值链。科学运用经济环境事项信息及环境价值链分析方法，综合考虑产业、人口、土地等关键性因素，进行区域环境价值链的环境成本计量与环境资源循环利用的决策分析；评价研究区域环境经济系统中价值链的治理水平及系统运行质量；通过环境经济物质流、能流的循环与转化，环境经济信息流的传递与利用，环境经济价值流的增值，达到城镇化区域环境价值链优化、环境经济体核心竞争力提升的目的。基于环境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城镇化区域环境经济系统的结构、功能与目标，运用环境价值链原理，构建城镇化区域环境价值链。

（二）城镇化区域环境价值链的运用

以城镇化区域环境价值链为载体聚集资源，使得人力资本、资金资本、物质资本与生态资本，在对环境经济价值最大化目标的追逐中进入城镇化环境经济系统，投入到区域环境价值链投入产出的各个环节。通过价值链上的资本经营活动，让经济资源与环境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让城镇化环境经济系统中的各种资本产生最大的整合运营效益。

城镇化建设战略的设计与规划、实施与评价，要紧密围绕区域环境价值链的建构与运行，发挥环境价值链中的市场机制，促进城镇化建设企业的环境经济意识的觉醒和生态文明程度的提升，在相应经济活动中将相应的环境因素纳入企业的目标决策函数之中，降低相应的环境成本，提高环境价值链各个环节的增值，使得企业经济绩效与城镇化区域环境经济绩效的协同。

[本文为《中国东南沿海城市群环境污染调控技术与示范》（国家国际科技合作专项项目，2012-2014，项目编号：2011DFB91710）部分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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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张军.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模型的经济与环境关系分析[J].中国环境监测，2013（4）

[4] 黄海鸿等.环境价值链分析方法及应用研究[J].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2006（9）

[5] 荣宏庆.论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J].现代经济探讨，2013（8）

镇域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小城镇城市化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1小城镇建设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依赖性

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是小城镇发展潜力和持续发展前景的重要支撑，由于马太效应的存在，使得我国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小城镇建设也出现较大差异。“强者愈强”的现象使得一些小城镇迅速崛起，如江苏昆山、太仓等县城。同时西部地区小城镇则“空心化”十分严重，资源匮乏、人口短缺成为常态。可以明确的是，小城镇建设明显地依赖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小城镇建设对农业发展的依赖性。小城镇建设过程中，农村人口的转移和集聚是一个重要的过程，由于农业经济是农村地区主要的经济形式，因而小城镇建设的顺利程度也与农业人口是否能脱离农业生产并转移到小城镇有关，这不仅需要小城镇需要有相应的产业吸引力，同时还要具有一定的社会保障能力和经济吸纳能力。农民进城之后失去了以往的经济来源，而同时由于农村人口的流入，城镇中对粮食及蔬菜的需求也将不断增长，这就要求城镇具有相应的食品加工业和流通产业作为支撑，否则农村城镇化将失去依托。小城镇建设对工业发展的依赖性。从世界各国的农村城镇化发展历程来看，工业化助推的城镇化发展大都较为迅速，城镇化发展略弱于工业化水平。根据发达国家城镇化水平的数据可以看出，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发展中后期的城镇化水平达到0.667，且与工业化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在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由于产业的集聚导致资本和劳动力资源的富集，吸引更多的农村人口流入。但是发展中国家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往往更加注重速度，导致城市化超过工业化，产生过度城镇化和虚假城镇化的情况。

2小城镇建设过程中对工业依赖主要表现在工业发展

为城镇人口提供就业机会方面，小城镇的建设发展过程就是不断产业升级的过程，随着第一产业在城镇建设过程中影响性的下降，工业产业成为连通农业及服务业的桥梁，农民进入城镇后有事可做才有可能在城镇中定居，否则便会出现农村劳动力的回流现象。通过数据分析可知，小城镇建设水平y大致与乡镇企业收入占经济总收入的比重x（一般用来指代小城镇工业化整体水平）之间存在函数关系。小城镇建设水平与工业化发展之间的拟合效果较为一般，回归效果不显著，说明小城镇建设水平虽然受到工业发展的影响，但由于工业发展水平较低而普遍未能更好促进城镇化，从曲线的波动变化趋势也可发现，在过去的18年间，样本小城镇的整体建设水平呈现波动趋势，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小城镇建设对服务业发展的依赖性。服务业的发展壮大与整体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就其行业特点而言，商贸流通业比制造业在吸纳剩余劳动力方面具有更大的灵活性。相比较大城市的带动作用，小城镇依托周围农村，将农民受众的农产品通过流通渠道转移到城镇中参与更高级别的商贸过程，能够稳定地为农村居民带来收入，因而其促进小城镇产业和资源集聚的效应也将愈发明显。在本研究选择的50个典型小城镇中已经大部分发展起了现代服务业，部分小城镇依托核心城市产业集聚的辐射，建立了较为成熟的服务贸易基地，并具有成熟和稳定的服务业发展经验。小城镇建设与区域服务业经济发展的线性关系。小城镇建设水平（y）与区域服务业经济发展（X1）具有对数函数关系。在样本数据中，服务业的发展与小城镇建设水平呈现明显的相关性，拟合度达到96.1%，说明该函数较好地表现了小城镇建设与服务业发展的关联，小城镇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区域内服务业的整体发展水平。小城镇建设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拉动性小城镇是区域经济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小城镇的建设符合产业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相关理论的分析，是区域经济水平发展、生产力提高和社会文明发展质量持续提升的外在体现。同时，小城镇建设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和提升作用，表现为能够拉动区域经济发展，提高区域经济发展质量。其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小城镇建设带动区域金融发展。众所周知，区域金融发展是关乎地区综合发展和经济金融建设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良好的区域金融格局具有很强大的外部经济效应，包括对金融资源的集聚效应、对金融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对相关产业的辐射带动效应等。同时，区域金融发展也与诸多相关要素有关联，比如企业的创新程度、金融的政策支持程度、劳动力良性发展程度等。而小城镇的建设在规模上虽然无法同大城市的城市化建设媲美，但是在要素集聚和产业发展层面却俨然是核心城市城市化过程的缩影。城镇建设依赖于各种资源的聚集，而以资本为核心的金融资源首当其冲。随着小城镇建设的推进，不同的金融机构在区域内聚集，使得小城镇呈现出金融发展速率较快、质量较高的现实特性。小城镇建设提高了区域内金融结构的合理性。金融结构是金融组织、工具、金融商品价格和金融业务等的组合，不同形态的金融结构体现着金融发展乃至经济发展的不同程度，反映了金融部门对地区经济构成的影响，一般而言，金融结构越复杂，即金融工具与金融服务的配合和组织越多样化就会使得区域金融市场的功能和格局更加高级，金融功能越强，同时金融发展的水平和层次就越高。通过对样本城镇的分析，目前以农商银行、农产品期货交易所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已经在小城镇发展，进一步提高了小城镇经济的活力。小城镇建设带动产业及品牌集聚。区域品牌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新现象，它的出现和发展提升了区域经济的竞争力，有力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区域品牌是指在某个行政（地理）区域范围内形成的、具有相当规模和较强生产能力、较高市场占有率和影响力的“产业产品”，是区域内企业品牌集体行为的综合体现，消费者能通过该区域的名称联想到这类产品（李世杰等，2009）。而这一现象很大程度上是伴随着产业在空间的集聚而形成的。小城镇在建设过程中不断为品牌的市场扩容提供空间，波特认为“产业群”是区域经济的显著特征，区域品牌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产物。而品牌的建设具有外溢效应，其与区域经济发展呈现一定的关联，能够提升区域经济建设水平。小城镇建设带来创新人才。随着信息化、网络化的推进以及市场竞争的白热化，企业的创新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创新的要素及其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却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创新仍然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性驱动因素，而深化创新的基础便是具有创新意识和能力的人才。一直以来，人才随着产业向经济发达区域流动的趋势都十分明显。通过城镇化建设的实践，小城镇容纳了更多产业，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而由于小城镇在区位和资源富集程度方面还不如核心城市，因而优秀人才在享有便利的产业资源的同时也不必为高房价压力和环境因素烦忧，因此近年来不断有人才向中小城市及城镇回流的情况。人才的集聚为区域经济提供了新的增长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小城镇进一步发展的促进性因素。

3提升小城镇建设水平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对策

（一）加强小城镇人口管理体系建设

从发达国家城市化建设的经验中不难看出，在城镇化过程中，人口是关键的资源，但其同时也具有流动性和较大的管理难度。为了进一步提高小城镇建设水平，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应该在明确小城镇建设关键层面的基础上提高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水平。应该明确的是，完善流动人口管理制度和机构建设需要正确的建设理念和相关工作人员正确的工作态度作为基本指引。需要相关机构落实完善基础政务服务模式，增加针对流动人口管理的“一站式”服务体系，建设区域内流动人口综合服务中心，将居住证办理、数据分析、服务咨询、教育培训、政务宣传等不同部门整合到一起，提高管理制度运行效率。同时要加强对人口管理制度运行情况的监督检察机制，提高管理效率。与此同时，相关工作人员要具有相当的综合能力和业务能力，具备娴熟的政务管理能力与为流动人口服务的技能，拥有较为丰富的实际经验。还应熟悉掌握现代劳动力市场理论和发展状况，具有较强的服务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和公关能力，同时还要具备基本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良好的个人信誉，以便更好地为流动人口提供综合服务。

（二）优化产业结构促进资源集约化发展

在优化小城镇的区域优势、深化经济发展之时，要明确其发展的劣势所在，以重工业和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要在今后的发展中与第三产业密切配合，优化产业结构，同时深化与金融业的相互交流，促进地区资源优势的合理分配与流转，实现地区资源优势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推进。同时，小城镇也要改变以往产业发展相对闭塞的状态，积极引导地区优势产业向外发展，如深入学习区域核心城市依据地区区位优势与外部城市或经济体进行合作，将产业集聚潜能发挥到最大限度。对弱势产业进行相应的经济扶持与金融支持，形成地区产业结构的集约化，进而提升地区产业竞争力，带动地区经济与金融发展，为小城镇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的建立做出积极贡献。

总结

镇域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明清市镇的结构，主要包括市镇的地理空间、人口构成、市场类型、商人集团等层面。关 于市镇的规模，刘石吉在量化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江南地区1 000户以上的大镇多分布于苏 、松、太、常、杭、嘉、湖一带，其中太湖周边的苏州与浙西各地不乏10 000户以上的巨镇 （注：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之数量分析》，《思与言》1978年16卷2期。）。陈忠平认为，明清时期江南地区专业城镇都比普通市镇的规模大，它们拥有的非农业人 口一般都在1 000户以上，大镇则多至10 000户，松江、上海二城的人口更多至200 000人左 右，约40 000户上下（注：陈忠平：《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市场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2期。）。陈学文认为，乌青镇"市逵广袤十八里"、"烟火万家"，堪称江 南第一巨镇（注：陈学文：《明清时期江南巨镇乌青镇的经济结构》，《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2期。）。何荣昌的估算比刘石吉等人偏低，他认为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的规模不一，较 大者为1 000户左右，或500-600户，最大的有2 000-3 000户，较小的为200-300户，有 的只有100户左右（注：何荣昌：《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发展》，《苏州大学学报》1984年3期。）。樊树志通过梳理明清长江三角洲的市镇网络，指出镇与镇的间距以12 里至36里为较常见的模式。每个市镇都有一定范围的四乡村落作为相对固定的"乡脚"，这 是市镇赖以繁荣的土壤（注：樊树志：《明清长江三角洲的市镇网络》，《复旦学报》1987年2期。）。张海英认为，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商品市场进一步打破了"墟"、 "集"、"场"的时空限制，形成各市镇平均距离约10多里路的水乡市场网络体系（注：张海英：《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商品市场功能与社会效果分析》，《学术界》1990年3期。）。许檀 指出，清代中叶华北平原的集市密度约为1-2个/100平方公里，平均交易半径4-6公里。也 就是说，小农赶集一般半日可以往返。经济发达的江南、珠江三角洲地区明代中后期已达到 这一密度，清代更有过之。明清时期集市的开市频率，大体上从明代的每旬1-2次，发展到 清代的每旬2-4次，乃至隔日市（注：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及其意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2期。）。王家范从市镇街区结构论及江南市镇有大、中、小之别 ，小市镇居多，其基本格局是一线型，一河二街，街长1-2里。明中叶开始，许多新兴市镇 的气派与旧市镇迥然不同，形成丁字型与十字型的大中型市镇（注：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历史价值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1期。）。王笛对清代长江上游的市 场密度与农民活动半径予以估算，指出每个市场平均服务范围在40-100平方公里之间。这 表明，以市场为中心，人们平均活动半径在3-5公里之间（注：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245页。）。这一估算结果与陈忠平对清中 期江南地区市镇初级市场平均贸易范围的估算结果有较大差异。陈忠平认为，在平原区，江 南绝大多数州县市镇初级市场的平均贸易范围在14-152平方公里之间；在山区，平均贸易 范围则在77-274平方公里之间。由此可见，在这种以市镇为圆心的初级市场贸易范围内， 农家距市场的最大贸易半径在平原地区一般仅有2-7公里左右，即使在山区也只有5-9公里 左右（注：陈忠平：《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市场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2期。）。台湾学者范毅军认为，要界定一个市镇，其规模大小和空间范围是要考虑的基本因 素。一般学者都把史料中"所环"、"所聚"数千家或万家，视为聚居在一个完整的镇区。 其实，这极有可能指的是镇区邻近村落的居民总数。如果"所环"范围指现代一个行政单位 的镇所涵盖的四乡农村之地，"所聚"指狭义的工商所聚的市街闹区本身，那么清中叶以前 南浔镇的"烟火万家"，或乌青镇清初时的"居民万户"，所隐含的镇区范围就有完全不同 的 解释（注：范毅军：《明清江南市场聚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新史学》1998年9卷3期。）。赵冈采用1953年中国政府人口普查时制定的划分标准，即常住人口在2 000人以上 ，其中非农村人口占50%以上者作为城镇，不足此数者作为乡村（注：赵冈、陈钟毅：《中国经济制度史论》，367页。）。

市镇类型以及市镇在全国市场结构中的位置，是众多学者研究的重点。吴承明在考察清代 前期国内市场时认为，自从宋代打破坊市制后，形成各级市场：第一，地方小市场，即墟集 贸易。第二，城市市场，包含手工业品交易中心的镇市。第三，区域市场。第四，突破区域 范围的大市场（注：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历史研究》1983年1期。）。方行通过剖析清代前期农村市场，指出大体存在三种类型的市镇：第一， 主要具有"保障供给"经济功能的市镇；第二，主要具有贩运贸易集散商品的经济功能的市 镇；第三，多功能全面发展的市镇。它导致从东南沿海到整个内地的穷乡僻壤，以市镇为骨 干、与墟集相串联、多层次的农村市场网络（注：方行：《清代前期农村市场的发展》，《历史研究》1987年6期。）。陈忠平从经济结构立论，将江南市镇分为三 种类型，即生产性市镇、流通性市镇、消费性市镇。其中，流通性市镇是江南市镇的最基本 类型（注：陈忠平：《江南市镇经济结构研究》（硕士学位论文）1984年，转引自刘石吉《明清市 镇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综合讨论与相关著作之评介》，《社会科学家》1988年4期。）。郭松义在对清代地区经济发展进行综合分类考察后指出，星罗棋布的市镇和墟市 ，都和近傍的中心城市如苏州、杭州、上海、广州等紧密相连，再通过它们与全国各地以及 外国市场相沟通（注：郭松义：《清代地区经济发展的综合分类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 99 4年2期。）。王家范、范金民、段本洛、王淑芬等人对苏州作为明清江南商品集散 中心从不同角度展开论述，衬托出市镇在市场网络中的确切地位（注：参见王家范《明清苏州城市经济功能研讨--纪念苏州建城两千五百周年》，《华东 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5期；范金民《明清时期苏州市镇的发展特点》，《南京大学学报》1 990年4期；段本洛《论明清苏州丝织手工业》，《苏州大学学报》1985年4期；王淑芬《明 末清初苏州城经济与社会结构初探》，《思与言》1995年33卷1期，等等。）。刘秀生认为，清代中 期存在三级市场结构，即商品收购市场、商品集散市场、商品零售市场，带动了一批新的商 业市镇（注：刘秀生：《清代中期的三级市场结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1期。）。王卫平运用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分析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市场结构，认为市 场层级由低到高依次为：标准市镇、中间市镇、中心市镇、地方城市、地域中心城市、超地 域中心城市。但同时指出，市镇的层次与其规模（含空间、人口两方面）、商况是成正比的， 只 是由于江南地区市镇的专业化性质较强，其与外界的联系较为密切，因而在划分层级时不可 能与施坚雅的理论完全对应，而表现出地域性的特点。这是在观察江南地区市镇体系时必须 加以注意的问题（注：王卫平：《论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市场体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4期）。

就各地区的专业市镇而言，刘石吉详细考察了长江三角洲地区棉花和棉织、蚕桑和丝织、 米粮专业市镇（注：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食货》1978年6-8期。）。其他学者对江南市镇进行了大量的详实的研究，如樊树志研究了明清长江 三角洲市镇的专业化分布格局，指出本地区丝业、绸业、棉业、布业市镇数量最多，规模最 大，营业额最可观（注：樊树志：《明清长江三角洲的市镇网络》，《复旦学报》1987年2期。）。陈忠平认为，明清江南地区已经形成以400多个市镇初级市场为基础 、数十个城镇专业市场为支柱、苏杭两大城市中心市场为枢纽的立体商品流通网络（注：陈忠平：《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市场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2期。）。陈学 文按职能划分明清时期湖州府的市镇，大体包括手工业专业市镇、商业专业市镇、交通枢纽 型市镇。他重点解剖了湖州府乌青镇的经济结构，认为它是商品集散型兼交通枢纽的工商业 市 镇（注：陈学文：《明清时期湖州府市镇经济的发展》，《浙江学刊》1989年4期；《明清时期江 南巨镇乌青镇的经济结构》，《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2期。）。单强认为，近代江南市场体系从层次结构上可以分成农村集市、乡镇市场和城市市场 三种贸易体系。以乡镇市场所经营的商品种类划分，江南乡镇约可分为三类专业市场：第一 ，棉布与棉花专业市场；第二，丝绸与蚕丝专业市场；第三，其他专业市场，包括粮食、运

输、盐业、水产、编织、竹木山货业、建材、铁制品农具、绣品、烟叶、笔墨、花车、榨油 业等各类专业市场（注：单强：《近代江南乡镇市场研究》，《近代史研究》1998年6期。）。罗一星提出了岭南二元中心市场说，认为到了清代前期，由于佛山镇 的崛起，岭南区域内出现了两大功能不同的中心市场--广州是"洋货"和"土特产"的集 散中心，佛山是"广货"和"北货"的集散中心（注：罗一星：《清代前期岭南二元中心市场说》，《广东社会科学》1987年4期。）。曾学优通过分析清代赣江中游地区农村 市场结构，认为殆至清末，以吉泰盆地为中心包括边缘山区的市场网络初步形成，出现了制 茶业专业市镇、毛边纸集散市场等（注：曾学优：《清代赣江中游地区农村市场初探--一个典型农业地区的农村市场结构》，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1期。）。

商人集团及其组织是系统把握明清市镇结构的重要方面，陈忠平对此颇为关注。他研究了 明 清时期徽商、闽粤商人在江南市镇的活动，认为徽商是市镇上最为活跃的商人集团。陈忠平 还对山陕商人、洞庭商人等商人集团设在明清江南市镇中的布号和布庄进行了专题研究（注：陈忠平：《明清徽商在江南市镇的活动》，《江淮论坛》1985年5期；《明清时期闽粤商 人在江南市镇的活动》，《学术研究》1987年2期；《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布号与布庄》， 《江淮论坛》1986年5期，等等。）。 王廷元、翟屯建等人也对明清徽商之于江南市镇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注：王廷元：《明清徽商与江南棉织业》，《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1期；翟屯建：《徽 商与明清时期江南经济的发展》，《东南文化》1993年3期，等等。）。桑兵把商民罢市与 清末城镇的社会结构的变化联系起来，认为它反映了近代中国城镇社会结构与功能的变化， 显示了资产阶级化商人在市民中地位的提高与作用的增长（注：桑兵：《论清末城镇社会结构的变化与商民罢市》，《近代史研究》1990年5期。）。牙行是明清市镇异常活跃的 商人组织，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许檀对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牙行与税收制度作了细密考察 （注：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2期。）。单强分析了近代江南乡镇市场中的经纪人角色（注：单强：《近代江南乡镇市场研究》，《近代史研究》1998年6期。）。樊树志认为，在市镇经济结构的 运行中，客商、牙行与脚夫是不可或缺的三大要素（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的实态分析--以苏州府嘉定县为中心》，《学术研究》198 8年1期。）。蒋兆成在论述明清杭嘉湖地区蚕桑 丝织业时指出，牙商大多是本地商人，垄断着当地丝或丝织品的贸易，但是从事远距离贸易 的丝绸贩运客商，才是促进市镇经济发展最有影响的人物（注：蒋兆成：《论明清杭嘉湖地区蚕桑丝织业的重要地位》，《杭州大学学报》1988年4期 。）。刘秀生剖析了牙行的职能及 其与客商之间的复杂关系，认为牙行持政府颁发的"牙帖"在市场上中介买卖，平衡物价， 校定度量衡，兼有管理市场的职能。客商在市场上收购商品，脱离不开牙行的管辖。因此 ，他们强烈要求摆脱牙行。脱胎于牙行的收购商，称为"坐贾"，而不称牙人。而独立于牙 行的收购机构更多地称为"庄"或"栈"（注：刘秀生：《清代中期的三级市场结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1期）。

对明清市镇结构的分析必然涉及明清市镇的功能，这是全面评估明清市镇意义的关结点。 尽管各专门市场和专业市镇已经从表象上透露了重要的历史信息，但学者们仍然由表及里、 相当深刻地剖析了明清市镇的不同功能。许檀论及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功能：第一，农村集 市网是大规模、长距离商品流通的基础；第二，农村集市网是保障小农经济生产与再生产正 常运转的重要环节；第三，农村集市网的形成使地区之间通过商品流通实现经济布局调整、 资源优化配置成为可能（注：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及其意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2期。）。赵冈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农村定期集市对商业发展有深远影响。 这种广布的市集为农村消费者及小生产者提供了便利，但却阻碍了专业商店的正常发展。明 清时期的农村集市已经形成畸形发展，社会正常分工下的专业商贩不免相对萎缩（注：赵冈：《中国历史上的城镇与市场》，《食货》1983年13卷5-6期。）。方行声 称，清代前期市镇和墟集的发展，不但表现在数量和规模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经济功能上 。市镇工商业比较集中，与周围地区经济联系密切，遂成为一定区域的经济中心，具有向周 围扩散、推动周围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市镇的这种经济作用，是与墟集相互结合而实现的 。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市场网络，以增强市镇经济中心的作用（注：方行：《清代前期农村市场的发展》，《历史研究》1987年6期。）。陈学文详加剖析了江 南巨镇乌青镇的功能，概括为以下几点，即促进商品经济综合发展；形成地域的自然分工； 逐渐促进经营方式的变革；将四乡的农副产品进一步加工成外销商品；供给农村一些生活资 料与肥料；农民和商人从市镇上获得信贷与讯息；市镇经济发展可以容纳、吸收农村中被分 化的农民，使失去或部分失去生产资料的劳动者找到就业机会；民众从市镇上吸收文化娱乐 养料（注：陈学文：《明清时期江南巨镇乌青镇的经济结构》，《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2期。）。陈忠平认为，明清江南地区城镇专业市场的结构决定了该级市场的特有经济功能。 城镇专业市场作为广阔专业区内大宗专项商品集散、贩运贸易的中介，在整个地区商品流通 网络中起着集结市镇初级市场基本网结的骨干网纲作用（注：陈忠平：《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市场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2期。）。樊树志强调，粮食业市镇是明清 长江三角洲地区仅次于丝绸业市镇、棉布业市镇的第三大类市镇。米市是粮食商品化程度提 高的产物，有助于农业经济的地区性互补格局的构成（注：樊树志：《明清长江三角洲的粮食业市镇与米市》，《学术月刊》1990年12月号。）。单强通过对近代江南乡镇市场的研 究，认为乡镇市场与农村集市的功能有较大的不同。农村集市的主要功能在于保障供给，与 之相比，乡镇市场的这一经济功能发挥得更加充分。更重要的是，乡镇市场拥有农村集市无 法比拟的商品集散功能（注：单强：《近代江南乡镇市场研究》，《近代史研究》1998年6期）。

基于对明清市镇结构与功能的剖析，学者们进一步总结了明清市镇的若干特点。胡如雷指 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市集和市镇虽然独具风格，但不免在很多方面受郡县城市的浸染， 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一些郡县城市的色彩。首先，市集和市镇也直接受封建政权的赋敛。其 次，市镇也受封建政权的严密控制，而且有不少市镇最终转化为郡县治所。最后，即令是以 手工业生产为主的市镇，在直接受地主政权控制的政治条件下，其中也会存在相当数量的官 府手工业（注：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278-279页。）。赵冈认为，明清两朝城市经济发展的重心不在传统城邑，而在工商业市镇。江 南新兴的商业市镇的最大特点，就是它们接近农村，与农村家庭手工副业打交道（注：赵冈：《中国历史上的城镇与市场》，《食货》1983年13卷5-6期。）。张研从 管理层面切入市镇，指出清代市镇的特殊性在于：它纯粹是在经济活动中或适应经济活动要 求自然形成的，并不是法定社区的行政区划组织，也不囿于法定社区的某一邑，这便带来了 管理上的诸多问题，并由此促成市镇独特的管理机制（注：张研：《清代市镇管理初探》，《清史研究》1999年1期。）。陈忠平认为，明清时期江南城镇 中棉布业商人资本的活动方式有其特色，即商人资本已由单纯的贩运贸易深入到市镇的购集 、批发贸易乃至生产领域之中（注：陈忠平：《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布号与布庄》，《江淮论坛》1986年5期）。何荣昌列举了江南市镇发展的四个特点，即"夹河为市 "是江南市镇的共同特征；江南市镇多分布在农业、手工业比较发达和经济作物广泛种植地 区；出现了一些带有行业性特点的市镇；产生了工商业巨镇（注：何荣昌：《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发展》，《苏州大学学报》1984年3期。）。姜守鹏将北方集市与南方 （尤其是江南市场）进行比较，指出北方集与集之间的距离一般在40-50里，南方则在20里左 右；北方集市一般以5日集，即每旬2市为多，南方则以每旬3-4集为多，由此可见北方农 村集市不如南方发达（注：参见张明富《明清经济史研究的杰作--读姜守鹏先生》，《中国 史研究动态》1997年10期。）。蒋兆成认为明清时期杭嘉湖地区的乡镇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 农村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集聚点，起着分解封建经济的作用，从而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发源 地；另一方面，乡镇是在封建农村的基地上发展起来的，它同封建的政治和经济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注：蒋兆成：《明清时期杭嘉湖地区乡镇经济试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1期）。

蒋兆成的议论，实际上触及明清市镇经济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明清市镇的兴起与资本 主义萌芽的关系。傅衣凌是开启门径者，他倡言：考察明清时代的江南市镇经济，必须充分 估计其中的商品性程度，并注重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初步萌芽（注：傅衣凌：《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历史教学》1964年5期。）。中国大陆学者如陈学文等 人基本上都认同这一见解，自觉将研究结论导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注：如陈学文指出，市镇是大中城市与广大乡村联系的纽带，是资本主义萌芽的桥头堡。参 见陈学文《论明代江浙地区市镇经济的发展》，《温州师专学报》1981年2期，等等。王家 范对此持有异议，认为过高地估计明清江南市镇的历史价值，处处与资本主义萌芽相联系， 看来有许多现象难以解释。例如，被认为是资本主义萌芽重要标志的手工作坊，在明清江南 市镇寥若晨星，城镇和四乡农村的家庭手工业和副业却如汪洋大海。江南市镇的历史价值在 于，它带来的是当时经济先进地区--江南农业经济的显著发展与经济结构变革的重要讯 息，显示着农业与手工业之间以及它们各自领域内专业分工的扩大，乡村人口向镇市的转移 ，区域经济与市场网络的形成等引人注目的变革迹象。参见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历 史价值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1期。）。台湾学者刘石 吉也不讳言，明清以来江南专业市镇的兴起，配合与代表了新兴商业资本主义的扩张（注：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下），《食货》1978年8卷8期。）。罗 ·威廉在研究清代汉口镇的茶业资本时，声称在1861年汉口开埠之后，茶庄的活动显示出商 业资本家直接介入生产过程，他们在晚清时期已从简单的商品流通经济向工业资本主义迈出 了重要的一步（注：William T.Rowe，HANKOW: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89，p.13 4.）。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论争，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成就 与分歧共存，当另文检讨。

除了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源地这一角度对明清市镇的历史地位予以把握，还可从城市化和 近代化的角度探讨明清市镇的意义。刘石吉指出，无论就人口或商业机能来看，明清江南专 业市镇的繁庶在许多方面都超过了传统行政中心的县城甚至府城。此种商业机能凌驾行政机 能的转变现象，正可说明中国近代都市化过程中"城"与"镇"的渐次分化，以及"非行政 机能"(Non-Administrative Function)的渐次强化。在近代以前，这些市镇中有的已经发 展至接近现代人文地理学者所定义的"充分成长的城市"(Full-Fledged City)。有些著名 市镇的"中央性"(Centrality)机能极为显著，不但是其周边乡村地区货品的主要供应者， 而且也逐渐成为新思潮的传播媒介。面对近代西方商业势力冲击的这些传统市镇，不但没有 衰落沉沦，而且在清末更是踵事增华，在传统高度的经济韧性中，平添了不少的"现代"气 息。从明清以来江南市镇的形成发展与机能演变的史实中，使我们可以再度肯定中国社会经 济发展的"长期趋"(Secular Trends)（注：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下），《食货》1978年8卷8期。）。樊树志分析了市镇与乡村的城市化趋势，指出 清代城市可分为八个层次：京都、省治（地域首府）、道治（地域城市）、府治（大城市）、县治 （地方城市）、中心市镇、中间市镇、原始市镇。从某种意义上讲，传统农业社会的历史也就 是乡村不断城市化的过程。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大批市镇的形成过程，就是一个乡村的城市化 过程（注：樊树志：《市镇与乡村的城市化》，《学术月刊》1987年1月号。）。王瑞成认为，宋代直至明清时期，在以手工业和农村商品经济为内容的商业化条件 下，中国城市化走了一条独特的市镇化道路，这表明中国独立的城市化还处在较低的层次， 必须在经济领域寻求更大突破才有可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但是，这一突破还没有实现，中 国独立城市化的进程就结束了（注：王瑞成：《近世转型时期的城市化--中国城市史学基本问题初探》，《史学理论研究 》1996年4期。）。许檀指出，明清时期城乡网络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近 代化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近代市场体系的形成并非始于开埠之后，至少从明代已经 起步，到清代中叶已具有相当规模，并卓有成效（注：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及其意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2期。）。乔志强、陈亚平试图从城市化与近代化 的双重角度确认明清市镇的历史地位，他们深刻论证了江南市镇原生型城市化及其近代际遇 ，认为明清时期江南市镇已经出现了城市化发展趋势。这种城市化是建立在商业贸易和 商品 化农业、手工业基础之上，在大中城市市场带动下萌生的。市镇与大中城市以及乡村家 庭化生产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江南发达的水运系统维持和加强着这种关系。这是一 种自然演进的原生型城市化。以近代工商业为龙头的近代城市化模式和这种原生型城市化的 结合，离散了旧有的城镇乡村之间的联系。新的城市化模式既使一些城镇迅速发展，又造成 城市结构失调，城乡差距加大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是一种二元结构的城市化模式（注：乔志强、陈亚平：《江南市镇原生型城市化及其近代际遇》，《山西大学学报》1994年4 期）。

3.明清市镇的兴衰及其原因

衡量明清市镇的兴衰，不外乎从市镇的数目、人口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市场的密度、开 市的频率、商品的流通、商税的征课、商人的活跃、专业化的分工、市镇的影响等方面入手 。大体上看，明代嘉靖万历年间、清代乾隆道光年间以及19世纪中叶之后是明清市镇经济发 展的三个高峰期。傅衣凌指出，明清时期江南市镇在17世纪前后约200多年间发展得最为迅 速（注：傅衣凌：《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历史教学》1964年5期。）。许檀对明清农村集市作了粗线条的勾勒：嘉靖-万历年间，各省区虽发展程度不一， 但基本上已形成一个初具规模的农村集市网；康熙-雍正年间集市数量较之明代已有所增长 ，不过除个别省区外增幅尚属有限；乾隆-道光年间大多数省区集市数量较清初有显著增长 ， 其中直隶、山东增长率在20%以上，广东、湖北超过50%，四川、江西更是翻了一番还多；清 中叶以后，绝大多数省区仍保持着继续增长的趋势，新开发地区如东北三省的集市也在迅速 发展（注：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2期。）。刘石吉对太平天国与江南市镇的兴衰消长作了专题研究，指出太平天国时江南各区 域的市镇经济结构特征更加深刻化与尖锐化，它对江南市镇发展的影响表现最突出的是长江 三角洲一带，即松江府属及上海近郊。同光年间以后，这里的"新生市镇"如雨后春笋般出 现 。因此，太平天国连续15年的战乱，为这一地区的城市化与近代化过程提供了推波助澜的效 果（注：刘石吉：《太平天国乱后江南市镇的发展(1865-1911)》，《食货》1978年7卷11期。）。据吴仁安的研究成果，上海地区城镇的发展状况，典型地映现了这三个高峰期（注：吴仁安：《明清上海地区城镇的勃兴及其盛衰存废变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3 期）。

自然地理因素（尤其是水路交通条件）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明清市镇经济的 兴衰。基于这种认识，学者们对明清市镇兴衰的原因展开了多侧面的系统分析。洪焕椿通过 分析明清江南农村的综合型产业结构，认为江南市镇兴起和商业旺盛的根本原因在于江南农 村经济走的是兼业化的道路（注：洪焕椿：《明清江南农村的综合型产业结构和市镇经济的兴盛》，载洪氏《明清史偶存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吴量恺阐述了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指出正是 转运贸易使汉口镇得以崛起，也使沙市、宜昌等地成为湖北贸易重镇（注：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1期。）。李华认为，清代湖 北农村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和地方商人（主要是山陕帮等外省商人）的活跃，为湖北地区农村 市场的兴盛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注：李华：《清代湖北农村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地方商人的活跃--清代地方商人研究之五》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2期。）。张家炎强调明清江汉平原的农业开发对市镇发展产生 了重大影响，认为该地区在农业全面开发之后，有大量米粮、棉布和少量棉花输出，吸引了 以徽商（贩米）、晋陕商（贩棉布）为主的外省商人和以武汉附近地区商人为主的省内商人参与 江汉平原与境外的商品交易活动，从而加速了江汉平原农产品的商品化进程，促进了农村市 镇的繁荣（注：张家炎：《明清江汉平原的农业开发对商人活动和市镇发展的影响》，《中国农史》199 5年14卷4期。）。胡水凤在考察明清时期江西市镇时，充分肯定大庾岭商道的作用，指出这条繁 华的南北水路交通要道促进了赣江水运与沿岸商埠的开发，从而形成了南昌、九江、赣州、 樟树、河口、吴城、景德镇等著名市镇（注：胡水凤：《繁华的大庾岭古商道》，《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4期。）。赵冈认为，宋代以后余粮率的逐渐下降，尤其是 明清时期出现的人口过剩现象，是促成明清江南新型市镇兴起的两大诱因（注：赵冈：《论中国历史上的市镇》，《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2期；《从宏观角度 看中国的城市史》，《历史研究》1993年1期。）。罗仑、夏维 中以明清时期杭州、苏州、嘉兴三府所属的江南运河沿岸市镇作为考察对象，指出江南运河 的交通引力对沿岸市镇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注：罗仑、夏维中：《明清时代江南运河沿岸市镇初探》，《南京大学学报》1990年4期。）。陈学文在对南浔镇的个案研究中， 探讨了促进南浔镇由一个村落（南宋）发展为一个巨镇（明清）的因素：首先，南浔附近蚕桑业 十分发达；其次，南浔处于江南水乡环境之中，交通便利；第三，富饶的腹地和丰富的资源 是南浔发展的后盾（注：陈学文：《明清时期南浔镇的社会经济结构--明清江南市镇史研究之七》，《浙江 学刊》1988年1期。）。吴仁安从八个方面考察了明清上海地区城镇的嬗变途径，分析了明 代至清代前期该地区某些城镇衰败的史实，指出自然条件的变化、交通路线的更动、贸易地 点的迁徙、战争的破坏、封建官府和地主阶级的侵扰是主要原因（注：吴仁安：《明清上海地区城镇的勃兴及其盛衰存废变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3 期。）。樊树志考察了苏松棉布 业市镇的盛衰，着重指出衰落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一些棉业交易中心由于北方棉业的发展 而渐趋衰落，一些著名的棉布业市镇遭到太平天国时期战乱的破坏而一蹶不振，更多的棉布 业市镇则在洋纱洋布的打击下日趋萧条（注：樊树志：《苏松棉布业市镇的盛衰》，《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4期。）。乔志强、龚关在研究近代华北集市变迁时发现， 这些集市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缓慢地有所发展，这之后除少数工矿铁路沿线地区有些兴起外 ， 大都走向衰败。其原因不外天灾与清朝统治的抑制、农业结构的变化、近代工矿与交通的兴 起，而小农经济的长期存在是其根本原因（注：乔志强、龚关：《近代华北集市变迁略论》，《山西大学学报》1993年4期。）。

吴承明认为，商业城镇增多是由明到清国内市场显著扩大的重要表现。市场扩大，尤其是 长距离贩运贸易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应看到，直到鸦片战争前，我国国内市场，还是一种以 粮食为基础、以布（以及盐）为主要对象的小生产者之间交换的市场结构，从而造成了市场的 狭隘性和长距离贸易的局限性（注：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历史研究》1983年1期。）。台湾学者张彬村采纳吴承明对鸦片战争前夕的米、棉布、 盐三种主要商品的流通额所作的估计，认为明清市场经济不发达，即在明清时代，市场经济 相对于非市场经济部门，是一种附属的、补充性的经济。他通过列举需求(Need)、交易成本 (Transaction Cost)和竞租(Rent-Seeking)三个问题，来检讨明清时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困境 。这种困境表现在市场需求偏低，交易成本偏高，竞租相当发达。他进而推测，农业生产力 没有改善和农民对市场的制造品偏好不高可能影响了需求，社会没有适当的变化可能让交易 成本减低，政府大量的垄断事业可能鼓励了竞租活动（注：张彬村：《明清市场经济发展的困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1期。）。吴量恺指出，明清市镇经济的发展 ，正是商品经济繁荣的结果，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萌芽的起点，却没有引起城市经济发生根 本性变化。个中原因在于：第一，社会的惯性使商业资本继续封建化；第二，商业利润高于 产业利润，商人只能继续经营商业；第三，城市中牙行的存在，成为商业资本转为产业资本 的障碍（注：吴量恺：《明清时期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商业贸易的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2期）。

（二）明清市镇经济研究的方法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学者们对明清市镇经济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宏观研究，如 吴承明对国内市场的研究，方行对农村市场的研究，赵冈对城市人口的研究等，其特点是高 屋建瓴、逻辑严密、理论性强；二是中观研究，如傅衣凌、刘石吉、王家范对江南市镇的研 究，乔志强对华北集市的研究，张家炎对江汉平原市镇的研究，王笛对长江上游市镇的研究 等。中观研究实际上就是区域经济研究，它要求扎实的史料功底，分析框架主要包括该地区 市镇在明清时期的发展概况及原因、专业市镇的分布及特点、历史作用及影响。三是微观研 究，如陈学文对双林镇、濮院镇、南浔镇、乌青镇的研究，罗·威廉、范植清对汉口镇的研 究 ，梁淼泰对景德镇的研究，罗一星对佛山镇的研究等。微观研究实际上就是个案研究，其优 长之处在于，取景小、分析深、透视广，能够充分解析一个市镇的历史变迁，准确评估一个 市镇的历史地位。当然，许多学者并不局限于某一研究层次，他们以厚实的学养、灵活的视 野，将各种研究贯通一气。

客观而论，在明清市镇经济研究领域，真正具有理论创新意义的方法当推"施坚雅模式"( Skinnerian Model)。这是一种结构-功能分析模式，强调区域城市化的差异，注重功能类 型的划分，以明清时期的中国商业和城镇作为研究对象。施坚雅通过吸纳德国地理学家克里 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的中心地学说、美国社会学家罗兹曼(Glbert Rozman)的城市 空间网络学说，以及另一位美国地理学家济弗(George K.Zipf)的等级--规模学说，创立 了宏观区域理论和集市体系理论。这从"施坚雅模式"的核心概念是中心地区(Core)和边缘 地区(Periphery)即可知晓。一般来说，每一宏观区域都包含中心和边缘两部分，中心地区 在资源、交通、市场等方面都比边缘地区拥有优势。就城市之间的平均距离而言，中心地区 小于边缘地区，由中心向边缘呈现逐渐增大趋势。就市场规模以及商业服务水平而言，中心 地区则大于和高于边缘地区，由中心向边缘呈现依次减弱和降低趋势。这表明，中心地区是 商品化程度较高的区域，边缘地区的商品化程度相对较低。每一个规模最大、辐射力最强的 区域经济中心都为若干低一级的经济中心所环绕，依次类推，直至最低一级。城镇的分布因 之呈现为一种层级结构，城镇的数量与其市场容量和发展规模成反比。从地理空间上看，整 个区域的市场范围由中心向边缘可划分为众多彼此互相衔接的等距离展开的蜂窝状六边形。 施坚雅从区域城市化的角度出发，综合考察商业贸易、人口密度、劳动分工、城市腹地等因 素，并结合流域分布图，认为明清时期的中国存在九个具有城市化和经济史意义的区域，即 岭南、东南沿海、长江下游、长江中游（施氏曾从长江中游分出长江--赣江区域作为另一 区域）、长江上游、西北、西南、华北、东北。施坚雅认为，中国的市场体系包括八个等级 的区域经济中心模式，从上至下依次为：中央首府、地域首府、地域城市、大城市、地方城 市、中心市镇、中间市镇、标准市镇。标准市镇的初始形态是农村墟市一类的基层集市。基 层集市是构成中国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在基层集市中，施坚雅估计一个成年人一生中可能赶 集1 000次。在理想状态下，基层集市的空间分布意味着18个自然村以六角形围绕着一个集 市。比集市高一级的市镇则是基层集市呈六角形所围绕的经济中心。施坚雅曾对以重庆为中 心的长江上游区域进行典型分析，研究了农村墟市及集市交易范围，乃至全国若干区域的经 济结构。值得注意的是，施坚雅试图运用这一模式分析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变化。他注意 到如下特征：中心地区往往是国家政权强有力的地方；阶级分化一般在落后的边缘和高度商 品化的中心地区比较显著；在半商品化的近中心地区，自耕农比例较大；民众运动一般源于 边缘地区等。施坚雅声称，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单元不是省或府，更不是整个帝国。行政区划 和朝代分期的时空理念，对于经济史研究毫无意义。在考察中国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时， 把明清时期的中国视为单一整体的方法是不足取的，注重不同区域的内部特征才是合理的研 究途径。中国的各大区域是有序的整体，均有其独特的结构功能和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经济 发展周期，这种周期应取代王朝更迭周期成为学者们解构中国历史的基石（注：有关施坚雅的评介，参见［美］黄宗智《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兼及明清史）的概况》，《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9期；吴宏元、赫治清《简介》 ，《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10期；林永匡《"自宋至一九年中国社会和经济史"中美 学术讨论会在京召开》，《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12期；诸葛计《关于中国社会及经济史 （自宋至1900年）的中美学者讨论会概述》，（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经济史》1981年3期；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5期；王旭、赵毅《施坚雅宏观区域学说述论--中国城市史研究的理论探索》，《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2期；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第4章"区域贸易、城市系统与市场网络"；范毅军《明清江南市场聚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新史学》1998年9卷3期；王卫平《论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市场体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4期；行龙《人口流动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研究述评》，《清史研究》1998年4期，等等。）。尽管"施坚雅 模式"存在着明显的"硬伤"，需要对它进行多重的证实或证伪工作，但它对明清市镇经济 研究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它以开阔深邃的研究视野、学科综合的思维优势、新颖独到的分 析框架，吸引了大量的学者，为市镇经济研究向纵深拓展创造了不可多得的契机。

三 明清市镇经济研究的缺憾及趋势

虽然明清市镇经济研究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但也存在着若干不足。只有消弭这些缺憾，思 考未来的研究方向，明清市镇经济研究的水平才会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获得进一步的提高。

首先，恪守明清市镇经济研究的学术规范。傅衣凌等人早已从宏观角度确立了明清市镇经 济研究的学术规范。然而，展读80年代以来众多的研究论著，往往感到学者们对学术规范的 忽略。具体表现在：(1)行文下笔，不对别人的相关学术成果予以简略的介绍和评点，使人 弄不清楚哪些是直接搬用别人的论点，哪些是作者自己的创见。(2)对学术动态和前沿信息( 尤其是海外学术界的成果)关注不够，以致时有重复研究或研究滞后。(3)轻视专业术语的概 念界定，如许多论文对何为"市镇"不作交待。(4)在史料的全面网罗和详尽考订方面所花 的力气较少，大多局限于方志材料，对现存档案以及诗文、谱牒、碑记、方言、民歌、戏曲 、田野调查等不够重视。(5)分析框架较为单一，叙事语言的口语化特征较浓，标点、注释 不够规范。恪守严格的学术规范是将市镇研究引向深入的重要前提，是该领域的后继学者应 该具备的基本素质。

其次，减少明清市镇经济研究中的不平衡性。明清市镇发展的区域性差异是历史的必然， 这并不意味着学术研究必定出现区域性差异。数十年以来，江南市镇经济研究领域一直是大 多数学者关注的焦点，其他区域的市镇研究，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一直相对薄弱。这 种学术格局不利于系统把握市镇经济的区域特征，不利于对江南地区在全国市镇网络中的角 色予以准确的定位分析，不利于深刻解剖明清以降中国社会内部出现的城市化的复杂性。明 清市镇经济研究不平衡性的另一个表现就是把清代的历史进程一分为二，鸦片战争前的市镇 研 究如火如荼，近代市镇研究则相对苍白。许多论著所使用的"明清时期"的概念，下限均在 1840年，有的甚至截止康乾时期。这种研究态式，实际上割裂了中国历史的内在逻辑和经济 变迁的整体趋势，不利于了解明清市镇兴衰的全貌，不利于考察中国近代化为何步履艰难的 深层原因，不利于分析市镇经济的历史价值。职是之故，应该扭转明清市镇经济研究领域重 视江南轻视其他、重视前清忽略近代的学术走向，努力减少上述两大不平衡性，使明清市 镇经济研究的整体水平上一个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