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收技术论文范文第1篇

(一)技术采纳模型

AtanuSaha等人(1994)在分析奶牛的bST技术采纳时把采纳的决策模型设为以下模式:maxm,zH=Ei*[U(~W)]=Ei*{[U[p(f(m)+g(z)~e)-w(m+z)-rz]}且m+z=x,~Qf(m)+g(z)~e其中,Ei*表示生产者在信息量为i*时的期望,~Q表示生产者在奶牛数量为m时采用传统技术而奶牛数量为z时采用新技术所得到的牛奶产量(奶牛总数为x)。因为传统技术的风险小于新技术,所以假定传统技术相应的生产函数为非随机的f(•);而对于有风险的新技术,定义其生产函数为g(z)~e,其中~e为随机变量。另外,w代表饲养奶牛的普通成本,r为采用了bST技术后增加的额外成本,p表示确定的牛奶价格。当gz(z=0)-e(i*)>(w+r),其中gz(z=0)-e(i*)Ei*[gz(0)~e]时,①以追求财富预期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的生产者就会选择新技术。由此,Saha认为“如果采用新技术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则采纳技术就是一种最优选择”。但我们认为,是否采纳一项新技术是一个新旧技术生产效果的比较过程。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生产者对采用新技术的预期净收益大于现有技术的净收益,他就会选择采纳新技术。反之,即使新技术的预期边际净收益大于0(即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采纳新技术也不是生产者的最优决策。假定采纳某项新技术的新增单位成本为生产决策者可知的定值w,设使用传统技术的成本为r。

沿用Saha等人的研究思路,我们把技术采纳的条件设定为pg(m)~e(Z)-(w+r)m≥p0f(m)-rm(1)其中,g(•)表示采用新技术后的生产函数,p为使用了新技术的产品价格,p0为采用传统技术的产品价格,m为决策规模,f(•)为使用传统技术的生产函数。~e(Z)表示由农户禀赋等影响采纳决策的因素Z决定的主观风险函数,且有~e(Z)∈[0,1]。由于价格、生产函数、成本等因素由农户本身无法决定的外界客观因素决定,所以从农户角度对技术采纳问题进行研究,本质上是研究由农户禀赋等因素决定的主观风险函数~e(Z)。因p,g(m)>0,由(1)得:~e(Z)≥p0f(m)+wmpg(m)(2)由于不等式右边各因素的客观性,我们设其为某未知常数K0,即农户进行采纳决策的主观风险函数的临界值为K0,(2)式转化为~e(Z)≥K0。设y为技术采纳的因变量,即~e(Z)≥K0时y=1,否则y=0。遵循着经典的假设,我们把Z视作农户禀赋的线性函数,有:Z=β+∑ni=1αixi+u(3)其中,u为服从极值分布的随机变量,xi表示农户的第i项禀赋,β和α分别表示待估参数。根据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prob(y=1)=eZ1+eZ=E(y)(4)dE(y)(dZ)=1(1+eZ)2>0,所以E(y)即prob(y=1)的值,随Z值的增大而单调递增。而根据我们的假设,~e(•)与prob(y=1)正向相关,所以,~e(•)与Z正向相关。从实证的角度,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农户禀赋xi,找出各项禀赋与Z的关系,从而分析左右着生产者最终的技术采纳的~e(•)。

(二)研究假设

农户禀赋包括家庭禀赋和以户主为代表的成员禀赋。①设计的解析变量如下。经历:本文设计了曾经担任村干部、外出打工、在外工作、退伍军人等对农户的生产决策行为能产生明显影响的指标,并作为虚拟变量纳入决策函数;心理特征:用“对周围人的信任度”来衡量;社会网络:可借钱(小数额)人数;信息资源:由与外界的联系程度来反映,具体指标为听收音机、看报纸、看电视、打电话、赶集以及到县城的频率;经济状况:以“年人均可控性日常支出”(以下简称“可控均支”)为指标;②地理位置:包括到最近邮局的距离、到集市的距离和到县城的距离;经济、技术环境:这里选择的是村级的人均收入水平以及“是否与技术人员接触”作为衡量指标;社会环境:由“认为周围人的相互帮助程度”、“对村代表大会和地方政府的评价程度”三项指标来测度。AtanuSaha等人(1994)发现,一个采纳者的信息决定于其个人的禀赋,其中最重要的是教育程度。林毅夫(1994)、刘华周和马康贫(1998)也认为教育程度对技术采纳具有正效应。而宋军、胡瑞法和黄季(1998)则认为教育水平并不一定与技术采纳程度成正相关———随着农民教育水平的提高,选择高产技术的比例随之下降,而选择节约劳动力技术的比例则与之相反。本文假设:教育程度与技术采纳可能性正相关。AtanuSaha等人(1994)和林毅夫(1994)在不同类型技术的采纳研究中都发现,经营规模越大,采纳新技术的可能性越大。MadhuKhanna(2001)对美国中西部土壤测试技术(soiltesting)和VRT(variableratetechnology)技术采用的影响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农户耕作面积对较简单的土壤测试技术采用影响不显著;而更复杂的VRT的早期采纳者具有规模更大的特点。

就品种技术而言,速水和拉坦(2000)则认为:“总的来说,小农场和大农场都以或快或慢的同等速度采用了现代品种,而且在效率方面取得了同样的收获。”本文假设:经营规模对技术采纳具有正效应。朱希刚和赵绪福(1995)的研究发现,乡集镇到农户的距离与农户的新技术采用呈现出极大的负相关性。赵绪福(1996)通过对贫困山区农户采纳杂交玉米技术的情况的分析,认为一个地区越是远离技术成果的发源地,人们了解和学习的机会就越少,技术的空间传递时间越长,从而纵向扩散的速度越慢。我们假设:空间距离(邮局距离、集市距离和县城距离)与技术采纳倾向成反比,距离越近采纳可能性越大。在贫困山区,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户相对容易采用新技术,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支付采用新技术成本的能力越高,承担采用新技术风险的能力也越强,从而越有利于新技术的采用。对杂交水稻技术的采用,黄季(1993)认为在经济发达地区,生产者有能力承担由于放弃种杂交稻而减少产量所造成的损失,收入增长会降低杂交稻在水稻播种面积中的比例。我们假设:反映经济环境的村人均收入和反映家庭经济条件的“可控均支”与技术采纳的可能性正相关。Rain和Gross(1943)认为人际网(interpersonalnetworks)在技术扩散过程中有着重要的意义。非正规的传播渠道在众多发展中国家都存在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Elizabeth,1990)。①农业技术推广组织是贫困山区农业技术传输的主渠道。与农业技术推广员和村农技员接触较多的农民容易采用新技术(朱希刚等,1995)。我们假设:“与技术员的接触”和“对周围人的信任程度”对采纳新技术有正向的影响。此外,根据习惯性判断,我们对其他一些指标的影响趋势进行了相应的假设(见表1)。表中,“+”表示该自变量与技术采纳的可能性正相关(具有正效应),“-”表示负相关。

二、单项技术采纳分析

本研究选择了小麦的品种技术和蔬菜、水果的保护地种植技术两种技术类型。品种技术针对的是粮食作物,保护地技术针对的是经济作物。从技术采纳成本上看,品种技术的成本低于保护地技术的成本;而在平均经营收益上,蔬菜、水果的保护地技术的收益要远大于粮食品种技术的收益。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03年8月和10月课题组对陕西、宁夏和四川进行的调查。调查点按典型抽样的原则选择了陕西的礼泉和富平、宁夏的永宁及四川的名山和新津五个县,每个县2—3个乡(镇)。农户样本按随机抽样和典型抽样相结合的原则进行选择,每个乡(镇)挑选2个村、每个村抽取15户,共计420个样本,其中有效样本419个。

(一)小麦新品种采纳分析

在调查的28个村级样本中,7个村不种小麦。由于考察的是小麦种植者的品种选择,我们把不种小麦的7个村样本剔除,分析对象为剩余的21个村共314个样本户。在这314个样本户中,种小麦的有239户,①占76%。通过数据处理,我们发现各变量观察值与采纳行为大体上呈线性关系,所以在模型中我们直接用线性关系表示Z。同时,由于选择的某些变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所以在模型中我们引入了交互作用变量。prob(y=1)=eZ1+eZ,Z=β+∑ni=1αixi+γxixj交互作用变量包括以下几组(括号内为相关系数):邮局距离与集市距离(0•33)、集市距离与赶集频率(-0•42)、县城距离与赴县频率(-0•47)、人均可控日常支出与打电话频率(0•43)。以“1998年以来5年内是否更换小麦品种”为因变量y,其中y=1表示更换,没更换则y=0。在所有20个自变量、7个虚拟变量和6组交互作用变量中,经过二项logistic回归“条件后退法”筛选,变量系数通过显著性检验的有8个变量和3组交互作用变量。相应地,我们得到以下模型:②Z=6.54+0.042X1-1.954X6-0.256X9-0.509X10-0.001X15+0.097X2X7+0.128X13X9+0.224X10X14(M1)对于小麦模型,③经历、地区等虚拟变量并没有发挥明显的作用。(1)线性关系变量:与Z呈线性正相关的只有年龄X1,表明年龄越大,这5年内更换品种的概率越大;表示当地经济环境的2003年村人均收入X15以及看电视的频率X6对Z的影响为负,表明经济水平越高的地区,更换小麦品种的可能性越小,而电视看得越频繁,更换的可能性也越小。④(2)非线性关系变量:赶集频率X9与集市距离X13:Z/X9=-0•256+0•128X13,当X13=2时,赶集频率X9的变化对技术采纳的影响幅度最小。

赶集频率对技术采纳的影响程度随集市距离的变化呈U型曲线变化(X13=2为极小值点),即当与集市距离适中(集市不在本村但小于3公里的①),赶集频率的变化对技术采纳没有影响;当离集市很近(就在本村)时,赶集频率越高,采纳技术的可能性越低;当远离集市(3公里以上)时,赶集频率越高,采纳技术的可能性越高。而对X13的求导结果Z/X13=0•128X9则表明,当X9为定值时,集市距离与采纳频率呈正向变化;而赶集频率X9越高,集市距离对采纳的正向影响程度越大。赴县频率X10与县城距离X14:在这些指标上我们得到的结论跟前面在趋势上完全一致,而影响程度上更深一些。②由Z/X10=-0•509+0•224X14可得:当X14=2时,③赴县频率X10的变化对技术采纳的影响幅度最小。当到县城距离小于5公里(值为1)时,赴县频率越高,采纳技术的可能性越小;当距离大于10公里(值为3)时,赴县频率越高,采纳可能性也越高。而Z/X14=0•224X10则表明:当赴县频率X10一定时,县城距离与采纳可能性呈正向变化,而赴县频率越高,集市距离对采纳的正向影响程度越大。教育程度X2与看报频率X7:对两个自变量求偏导Z/X2=0•097X7,Z/X7=0•097X2,结果表明:在看报频率一定的情况下,教育程度对技术的采纳程度有正向影响,而看报频率越高,教育程度的这种影响幅度越大;在相同的教育程度下,看报频率越高,采纳技术的可能性越大,而教育程度越高,看报频率对技术采纳的影响程度也越大。

(二)保护地生产技术采纳分析

本文的保护地生产技术包括了地膜、中小拱棚、大棚以及温室等类型,涉及的种植内容包括了蔬菜和大棚水果两个大类。其中有效样本329个,④使用了保护地生产技术的有87个。1•变量函数形式的处理(1)中位数、均值变换:对呈“倒U型”曲线变化的几组变量进行二次函数处理:xi中位方=(xi-x^)2;xi均值方=(xi--x)2,其中,x^为样本观测值的中位数,-x为样本观测值的平均数。(2)相关性处理:X11与X8、X12与X13、X13与X9、X14与X10以及X1与X2呈较强的相关性。对此,我们同样用交互作用变量进行处理。2•模型分析结果及检验经过二项logistic回归“条件后退法”27步筛选,模型最终结果如下:Z=-2.375+1.267D4-2.301D5+0.771X3+0.012X4-0.384X5+0.862X7-0.368X10-0.678X16-0.279(X7-1)2+0.155X13X9(M2)(1)虚拟变量退伍军人D4的系数为1•276,即退伍军人经历对Z值有正向影响,从而对保护地技术采纳的概率产生正向影响。而其他特殊经历(经商、运输、机关退休等)D5对Z从而对采纳概率产生负的影响,影响系数为-2•301。(2)线性关系变量对几个与Z呈简单线性关系的自变量求偏导,得:ZX3=0.771,ZX4=0.012,ZX5=-0.384,ZX10=-0.368,ZX16=-0.678这些式表明:对保护地技术而言,对周围人的信任度X3、可借钱人数X4对技术的采纳有正向的影响;①而听收音机的频率X5、到县城的频率X10和技术指导X16与技术采纳负相关。(3)非线性关系变量看报频率X7:Z/X7=1•42-0•558X7,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Z值以X7=2•54为最高点呈“倒U”形变化(若X7为连续变量)。因为X7在样本数据中非连续,所以X7=2或3时,Z值最大,即当农户看报频率中等偏上时,采纳保护地技术的可能性最大;而“订报的”(值为4)或者“很少看报的”采纳可能性降低。赶集频率X9和集市距离X13:Z/X9=0•155X13,Z/X13=0•155X9表明,离集市越远,农户的赶集频率对技术采纳的正向影响程度越大;农户的赶集频率越高,集市的距离对技术采纳的正向影响程度也越大,即对于赶集频率相同的两个农户,离集市远的农户比近的采纳该技术的可能性更大;对于与集市距离一样的两个农户,赶集频率高的农户比低的农户采纳的可能性更大。

三、两种技术采纳的综合分析

(一)模型对初始假设的检验

回归模型对初始假设的检验结果如下。(1)基本吻合:包括教育程度X2、退伍军人D4、可借钱人数X4;(2)完全相反:年龄X1、其他特殊经历D5、信任度X3、听收音机频率X5、看电视频率X6、集市距离X13、县城距离X14、村人均收入X15、接触技术员X16;(3)不确定:看报纸频率X7、赶集频率X9及赴县频率X10;(4)不影响:②曾任村干部D1、外出打工D2、在外工作D3、打电话频率X8、可控均支X11、邮局距离X12、互助程度X17、对地方政府评价X18、对村代表大会评价X19和经营规模X20。

(二)技术采纳条件的拓展

在本文开头我们设定的采纳条件公式(2)表明,成本w(严格讲,是单位成本)与农户技术采纳的门槛高度成正比。所以对成本要求比较高的技术的采纳,除了新技术本身的一般采纳风险之外,农户个人的经济能力及社会资本状况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所以在上一节的分析中我们得到了,在保护地技术的采用中,体现社会资本的“可借钱人数”与采纳可能性正相关的结论。在研究中我们发现,初始设置的这个理论模型以农户仅从事农业生产为假设前提,并没有考虑到从事农业外生产经营活动的选择。所以研究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与现有结论相悖的结果。农外经营、采用农业新技术、采用农业传统技术是三个层次的问题,而且应该同属于农户生产决策模型里的变量。所以,在农业技术采纳模型中,我们还需要加上采用农业新技术主营农业而放弃非农经营的机会成本。而机会成本的大小也取决于农户的禀赋(包括年龄、教育、社会网络、经济环境、地理位置等)。所以我们的采纳条件模型修正为~e(Z)≥p0f(m)+wm+C(Z)pg(m)(2′)其中,C(Z)表示机会成本。①因为这个机会成本,靠近集市或县城、教育程度较高、交游较广的中青年农户才更可能不顾农业新技术的采用。所以在计量分析中,集市距离、村人均收入的系数符号才与初始假设相反,而在县城距离、集市距离、赴县频率、赶集频率这些问题上出现了那么多“U型”或“倒U型”变化。所以,技术采纳决策必须同时考虑三个方面的问题:主观风险函数~e、新技术成本w和机会成本C。各项禀赋对主观风险函数和机会成本的影响是同向的(见表4)。主观风险函数值变大,机会成本也随之变大,采纳成本可能降低。所以采纳新技术的可能性并不随着主观风险函数值的增大而增加,而取决于三者互动的结果。

(三)若干禀赋因子对采纳决策的影响有别于现有结论的原因③

与现有研究结论相悖或者不确定的变量包括:X1、X2、D5、X3、X5、X6、X13、X14、X15、X16(以上与假设完全相悖);X7、X9及X10(以上结论不确定)。以上变量中,仅对小麦采纳起作用的有:X1、X2、X6、X14、X15;仅对保护地起作用的有:D5、X3、X5、X16;对两者同时起作用的:X7、X9、X10、X13。年龄X1:年龄隐含着经验因素。经验与主观风险函数正相关,即经验值越高,~e越大,所以年龄越大的农户更换小麦品种的可能性越大。但是这种传统上的经验因素对较新的保护地生产技术的采纳并不起作用。看电视频率X6:这个指标测度的结果与我们的预期刚好相反,看电视的频率低的人反而更可能采纳新品种。电视看得少,可能因为家里没有电视,可能因为习惯于节省,也可能因为忙于其他事务而无暇看,或者纯粹是出于偏好。我们无法确切地判断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结果,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看电视频率不是以“与外界联系程度”所获取的信息量和主观风险函数~e挂钩,而是通过“看电视的多少”这个行为所反映出来的个人其他特征与~e相联系。村人均收入X15:该指标反映了村级经济环境。村整体经济水平高,使用新品种的可能性低。这里可以解释的理由只有机会成本C。因为对于经济状况较好的村落,对小麦品种技术而言,采纳的成本w并不构成采纳障碍。但是机会成本C的大小可以左右农户的最终决策。对于比较收益较高的保护地生产,虽然这项指标并没有进入保护地采纳的最终模型,但是在对保护地的前期分析中我们发现,村级收入水平处于中等偏上(人均2000~3000元)的村落,采用保护地技术的可能性最大。而在经济水平最高的村,采用保护地技术的可能性最低,其原因也只能归结为非农产业所带来的机会成本。其他特殊经历D5:其他特殊经历包括了经商、运输、服务业等各种领域。显然,这些非农活动的比较收益是大于农业生产收益的。

所以,对于在农业领域内比较收益较高的保护地生产技术,有了更高的农外活动收入,当然更可能对保护地技术不屑一顾。当然,这也是机会成本的原因所致。听收音机频率X5:根据农村生活经验和调查发现,①听收音机频率较高的人所处地区的经济环境相对较差,之所以在保护地技术的采纳决策模型中系数为负,我们认为是保护地技术的采纳成本w的门槛限制了这些类型农户的进入。而这种门槛在小麦品种技术问题上并不存在,所以在小麦模型中这项因素并没有反映出来。看报频率X7和教育程度X2:X7的结果给我们的理论尤其是公式(2′)提供了一个近乎完美的佐证。看报频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户的文化程度、经济水平和与外界联系的程度。对保护地模型,假定其他因素不变,Z值以X7=2•54为最高点呈“倒U”形变化。当农户看报纸频率中等偏上时,采纳保护地生产技术的可能性最大;而“订报的”(值为4)或者“很少看报的”采纳可能性降低。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户不一定看报,但看报的农户文化程度一定比较高。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户不一定订报,但订报的农户收入水平一定比较高。同时,与外界联系较密切的不一定常看报,但常看报(指没订报的)的与外界联系一定比较密切。所以,经常看报的人群的特征是:文化程度较高、与外界联系比较密切;订报的人群的特征是:文化程度较高、家庭收入较高。收入高、与外界联系多、文化程度高,这些对应的主观风险函数~e值也比较大。但同时,具有这些特征的人从事农内高附加值生产(如保护地)或农外经营的机会也越多,相应的机会成本C(Z)随之提高。所以,随着看报频率的提高,间接地,粮食生产的机会成本也在提高,从而农户对小麦品种的更新敏感度在逐渐降低。对于保护地这样一种资金、技术水平要求比较高的技术,由于进入门槛w较高,经济状况差、文化水平低、社会资本差的农户被排除在外。文化程度较高、与外界联系较多(由看报频率反映)的农户自然成为采纳这项技术的主体。但是一旦这些人收入水平提高或是其他因素使得他们有了获取更高收益的就业机会,放弃这项生产成了他们的理性选择。而教育程度X2对技术采纳的影响是与看报频率这项指标直接挂钩的。教育程度正向影响着~e值的大小,而通过看报获取的信息不断地增加着教育的附加值,也在不断地增大~e值。所以表现在小麦品种问题上,“看报频率”对“文化程度对技术采纳的影响”起着正向的加速作用。信任度X3:不管是小麦品种技术还是保护地技术,信任度指标与我们的习惯认识完全相反。对周围人不信任程度越高,越可能成为新技术的采纳者。

这点确实有点匪夷所思,可能与风险偏好有关,但我们的判断暂时只能停留于猜测。市场距离及与市场的联系程度:这组指标包括了赶集频率X9、集市距离X13、赴县频率X10及县城距离X14。集市是农村的中心;而县城更具城市化的特点。普通农民可能常去集市,但一般不会经常去县城。所以,去县城频率越高,从事非农活动的可能性越大,从事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C也越大。同时,市场距离意味着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C(即从事其他经营的可能),距离越小,这种机会成本越大;去市场(赶集或去县城①),意味着与外界联系,去的频率越高,意味着可得信息量越大,而这信息量包含了获取技术信息的可能,所以频率越高,对技术采纳的主观风险函数~e值越大。~e和C的变化影响了技术采纳决策的变化。而这种双因素共同作用表现出来的趋势在保护地技术采纳的模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e和C的共同作用使得赴县频率越高(因为C越大),重视农业生产的可能性越低,从而采纳保护地技术的可能性越低。而对于赶集频率相同的两个农户,离集市远的农户比近的采纳该技术的可能性更大,因为他的机会成本C更小一些;对于与集市距离一样的两个农户,赶集频率高的农户比低的农户采纳的可能性更大,因为他的信息更充分,从而主观风险函数~e值更大一些。小麦模型中所显示的“倒U型”和“U型”变化也基本符合我们的判断。

四、相关结论及政策含义

(一)结论

1•关于技术采纳理论改进的初步探讨

理论界习惯用效用或者利润最大化作为技术采纳决策的分析依据。但是否采纳一项新技术是一个新旧技术生产效果的比较过程,只要生产者认为对采用新技术的预期净收益大于现有技术的净收益,他就可以选择新技术。在分析中,我们发现仅仅依靠农业生产内部的决策模型无法很好地解释我国西部地区农户在技术采纳过程中禀赋对其决策的影响。如果能够把农业外经营的机会也包含进决策模型,则我们研究中发现的所有有悖于习惯认识和现有研究结论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所以,我们选择了农业外经营机会作为农户进行农业技术采纳的机会成本函数纳入模型,而机会成本函数C(Z)也和主观风险函数~e(Z)一样由农户的禀赋决定,而且两函数大体呈正向关系。是否采纳某项技术,取决于C(Z)、~e(Z)和采纳成本w的大小和相互关系。

2•关于农户禀赋影响的结论

(1)户主个人禀赋

本文再一次证明了教育程度对技术采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不论对于小麦品种采纳还是蔬菜、水果保护地技术的使用。②而且在更换品种的决策上,教育程度还与看报频率结合在一起,看报频率越高,教育程度对更换品种决策影响程度越大。在保护地技术采纳上年龄并不构成一项影响指标;在小麦品种问题上,年龄与更换品种的可能性成正比。①就经历而言,当兵的历史对农户的生产技术采纳的影响最为明显。不管是小麦品种技术还是保护地技术,退伍军人的采纳可能性远大于没有参过军的。当过村干部的农户则有较大可能成为小麦新品种的早期采纳者。经商等“其他经历”者,对新技术不敏感,采纳可能性最低。以“周围人的信任度”为指标的心理特征评价结果同我们的假设背道而驰:对周围的人信任度越高的农户成为新技术采纳者的可能性越小。而幸运的是我们的另一个习惯判断———由“可借钱人数”反映的社会网络水平与技术采纳正向相关,由我们的论据充分地证实。这是一个矛盾的结论,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解决。由“听收音机频率、看电视频率、看报频率、电话频率、赶集频率和赴县频率”等六项指标反映的农户信息资源的实证结果与我们的假设大相径庭。信息量增加的同时,从事农外经营活动的概率随之上升,技术采纳的机会成本相应提高,一定程度上阻碍着对农业技术的采纳。这样的情况在看报频率、赶集频率和赴县频率上体现得尤其明显。听收音机频率和看电视频率与我们的假设完全相反:听收音机频率高的人采用保护地生产技术的可能性小,看电视次数少的人更换小麦品种的可能性大。在电视几乎完全普及而收音机所剩无几的当代农村,看电视和听收音机频率所反映的信息指标无法和采纳决策直接挂钩,而是通过“看电视”、“听收音机”这些行为所反映出来的个人社会、经济特征与之联系。

(2)家庭禀赋

林毅夫(1994)认为农场规模对采用杂优种的决策具有正效应,并由此推测由家庭责任制的变迁所带来的规模过小可能会成为妨碍技术变迁的因素。但本文通过对小麦的考察发现,规模因素并没有作为一个有效变量进入模型,对技术采纳的影响并不明显,这与速水与拉坦(2000)的判断基本一致。②由“家庭年人均可控日常支出”反映的家庭经济状况指标最终没有进入回归模型。但是,在回归分析之前的数据处理过程中我们发现,经济状况差的农户采纳小麦新品种的可能性最大;经济状况中等的农户对小麦品种技术不敏感,但成为保护地生产技术采纳的主体;经济状况较好的农户既不使用新品种,对保护地生产技术也不感兴趣。产生这种技术选择差异的原因在于,技术采纳成本不同造成的采纳门槛差异以及不同经济水平下农户技术采纳的机会成本差异,而不是朱希刚、黄季等人所认为的承担使用新技术的风险或不使用新技术带来的潜在损失的能力的差异。③邮局距离无法进入最终模型,而进入模型的县城距离、集市距离同农户的赴县频率、赶集频率结合在一起,对技术采纳决策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一般认为,离市场中心越近,农户采用新技术的可能性越大。④但本文的结论并不认同这种看法。我们的分析表明,在去市场的频率相同的情况下,与市场中心的距离越远,采纳新技术的可能性越大。⑤而且距离对技术采纳的这种影响程度随着赶集频率的提高而增大。由2003年村人均纯收入反映的经济环境指标与我们的假设同样出入甚大。对于小麦品种技术,采纳的可能性与村人均收入水平呈负向关系。而对于采纳门槛更高一些的保护地技术,呈现出的是倒U型曲线变化:①中等水平的村庄采纳的可能性最大。我们的理由也是采用某项农业技术所带来的机会成本的差异。接触技术员与保护地技术的采纳显著负相关。我们所能做的比较牵强的解释是:这些技术员可能主要针对的不是该项技术,或者技术员在这些技术传播上并没有发挥积极的作用。当然这有待于进一步考察。但不管怎么样,过去三年内接受过技术员指导的农户在总样本中所占的比重相当小②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地方政府官员和村代表大会的评价、互助程度等反映社会环境的三项指标,在总体上对技术采纳的影响并不明显。

(二)政策含义

(1)教育对于农村的发展具有显著的积极意义。在以发展农村、农业,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为目标的前提下,加大农村公共教育的投资力度,政府责无旁贷。

采收技术论文范文第2篇

一、研究问题与文献述评

苹果产业为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依然存在一些与可持续发展不相符的问题[1]，特别是传统的依靠农药、化肥等高投入的生产方式在给农民带来较高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导致土壤、水体和大气环境质量衰退，成为中国农业非点源污染的主要诱因之一[2]。为了保证苹果产业可持续发展，需要对农业非点源污染进行治理，而治理的关键在于鼓励农户采用环境友好型生产技术。作为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简称配方施肥技术）是联合国推行的一项环境友好型技术，可以有效缓解农业非点源污染[3]，①

。然而，现实中农户测土配方技术采用率低，全国技术采用率不足1/3。因此，如何使农户积极采用环境友好型技术，就成为理论界的重要研究课题。

根据农业技术扩散理论[5-6]，由于新技术采用存在一定风险，在新技术使用早期，少部分愿意承担风险农民先采用，之后通过这些农民口头传播、示范，带动更多的农民学习和接受新技术，这些信息的传播主要依赖于农民的社会网络[7]。社会网络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组织之间或其他实体之间交往（包括情感交流、信息交流等）的渠道[8]。因此，关注农户采用环境友好型技术时社会网络的影响机理能够提高农户技术采用率，加快苹果产业生产方式转变，促进苹果产业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社会网络理论在农业技术扩散领域的应用研究较多[9-10]。如鞠洪云等[11]认为技术扩散是社会性过程，将社会网络引入技术扩散过程，能够深化对技术扩散的理解和认识，促进技术创新的扩散；旷浩源[12]通过个案分析社会网络与农业技术扩散关系，结果表明，技术和信息等隐形知识在社会网络中流动，能够提高资源配置能力、技术创新扩散速度，增加潜在采用者的范围和总量[13]，但是异质性的社会网络会导致信息损失[14]。在这些研究基础上，少量国内外学者就社会网络对农户技术采用的影响进行探索性研究。旷浩源[15]认为由于新技术采用效果具有不确定性，农户在技术选择时更倾向于选择可靠熟人已采纳或介绍的技术。进一步讲，社会网络在农户技术信息交流方面扮演着重要作用。刘亚[7]通过问卷调查法与描述性统计方法分析农民社会网络及其对信息交流影响，结果表明，社会网络是农户交流和获取生产经营信息的主要渠道。与此研究结论相类似，Ramirez[16]在分析社会网络对农户采用灌溉技术行为的影响时，发现农户通过各种社会网络获取技术信息，以提高技术采用率，并且已采用农户主要通过亲戚朋友的关系网络传播技术信息。还有学者认为，农户社会网络强度越高，越愿意和网络中其他农户共享技术信息，有效促进新技术扩散，同时农户的个体网络中若存在已采用技术的人能够提高其技术的采用率[17]；与此类似，Foster[18]在研究农户采用新型高产量种子时发现，邻居有过购买经历的农户购买这种新种子的概率增加。

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表明，社会网络对农户技术采用的影响，逐步成为研究农户技术采用的前沿领域。但是，已有研究尚存在有待深入讨论的科学问题，具体表现为：（1）从研究对象看，学界主要以种植粮食作物或养殖为主的农户技术采用为例，就社会网络对农户技术采用的影响开展研究，尚未考虑以种植高价值农产品的农户为例，深入研究社会网络对其技术采用的影响。（2）从研究方法看，多数研究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分析社会网络对农户技术采用的影响，尚未从实证分析角度研究社会网络对农户技术采用的影响程度及机理。本文以农户技术采用模型为支撑，利用苹果主产省的苹果种植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种植户在苹果生产中采用配方施肥技术的行为及其影响因素，重点探讨社会网络对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程度及机理，以期有助于提高配方施肥技术的推广效果及应用水平。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设置

（一）数据来源

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研究室成员于2014年5-8月在全国4个苹果主产省（陕西省、山东省、甘肃省与河南省）开展的大规模实地调查。调查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最终确定了12个样本县，36个乡镇，1 080个样本农户。通过实地调查，共完成1 086户农户问卷，其中有效问卷1 079份。有效问卷分布如表1。剔除重要指标缺失，最终得到有效样本888个由于本次调研问卷设计时，只包括了种植户2013年的情况，因此下文所涉及的数据均为截面数据。。

此次调查采用调查员与苹果种植户一对一、面对面的问卷调查和重点访谈方式。调查主要包括村庄与农户两个层次，其中村庄层次的问卷主要包括村庄的基本特征；农户层次的问卷主要包括农户与家庭基本情况、苹果种植投入与产出情况、合作组织参与情况、苹果销售情况以及农业保险等方面。

（二）变量设置

借鉴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成果，结合苹果产业实际情况，将影响苹果种植户采用配方施肥技术的因素归纳为社会网络、农户个体禀赋两大类。

1.社会网络

社会网络可以区分为家庭层面和社区层面两个维度，且它们的作用机制也有所区别，大多数研究忽略了对社区层面社会网络的分析与探讨[16]。基于此，本文将社会网络分为家庭社会网络与村庄社会网络。

（1）家庭层次。

在已有的关于社会网络的研究中，大多学者将社会网络分为网络规模、网络资源、互动频率等三部分，以亲友数量、礼金支出、亲戚关系、党员干部政治关系等若干指标作为变量。在章元等[21]、张顺和郭小弦[22]、杨汝岱等[23]、胡枫和陈玉宇[24]研究基础上，结合本研究目的与研究对象特征，本文选取以下具体指标作为家庭社会网络的变量：①网络规模。选取送礼金额作为变量，这是因为中国作为典型的“关系型”社会，家庭送礼是维护个人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途径，因此，送礼金额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家庭的社会网络。②网络资源。以亲戚朋友从事其他职业人数（包括村干部、农资商、农业技术推广员等）作为变量。这是因为农户通过血缘或地缘所形成的关系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种植户获得资源可能性。③互动程度。以种植户和村里人经常交流种植技术的互动程度作为变量，赋值采用李克特5分量表法。互动频率越高，种植户对技术的认知水平越高，采用新技术的可能性也越高。详见表2。

（2）村庄层次。

以村庄拥有技术员人数作为村庄层面社会网络的变量，这是因为技术员是新技术的传播者与供给者，有技术员的村庄，种植户获取新技术信息渠道更丰富，能够充分了解新技术的特点，进而提高农户采用新技术。见表2。

2.农户个体禀赋

结合已有研究结论[25-27]及苹果种植特点，选取农户基本特征、农户认知、家庭特征为反映农户个体禀赋特征的变量。具体变量选择如下。

（1）农户基本特征。①户主年龄。随着户主年龄增大，其思想意识更趋于保守，风险厌恶程度更高，采用苹果种植新技术的可能性越低。②户主文化程度。户主文化程度越高，获取和理解苹果新技术知识的能力越强，越能认识到采用配方施肥技术的重要性，从而提高采用可能性。③苹果种植年限。户主苹果种植年限越长，种植经验越丰富，对苹果生产过程把握更准确，采用苹果新技术的积极性越高。④户主风险偏好。一般而言，风险喜好的农户采用新技术的积极性高于风险规避的农户。⑤村干部经历。担任过村干部的农户信息获取能力较高，能够较快了解和采用苹果新技术。

（2）农户认知。本文以农户是否认为化肥施用过量影响苹果品质、农户认为自家化肥施用配比是否合理作为农户认知水平的变量。农户认知水平影响农户的决策行为，农户对化肥的危害与化肥配比合理性的认知水平越高，其采用新技术的可能性也越高，因此，农户认知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农户采用配方施肥技术。

（3）家庭特征。①家庭人口数。苹果生产管理、技术采用需要较多劳动投入，农户家庭人口数越多，对果园进行精细化管理程度越高，采用先进技术的可能性越大。②苹果种植面积。相对于小规模种植户，大规模苹果种植户进行专业化和现代化生产管理的能力和水平较高，采用先进技术的概率更大。③苹果种植收入、非苹果收入所占家庭总收入比重。采用新技术需要额外资金投入，收入水平越高的农户，采取新技术的积极性越高，因此，苹果种植收入越高或家庭非苹果收入占比越高，农户采用配方施肥技术的可能性越大。④家庭是否收到测土配方反馈结果。收到测土配方技术反馈卡的家庭有利于农户采取这项新技术改善苹果生产。⑤家庭合作社参与情况。合作社作为苹果生产技术的传播者，可以帮助农户理解和接受新技术。

（4）地区虚拟变量。由于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各异，导致农户对新技术采用积极性存在明显差异。因此，为了分析不同地区之间苹果种植户采用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的行为是否存在差异，本文引入了地区虚拟变量由于本次调研省份包括两大苹果优势区（黄土高原、环渤海湾），陕西、甘肃、河南属于黄土高原优势区，山东属于环渤海湾优势区，为了分析两大优势区种植户技术采用的差异，同时控制省域层面影响农户技术采用的因素，故在实证分析时引入陕西、甘肃及河南三个虚拟变量，将山东省作为对照组。。

模型控制变量的定义具体见表3。

四、农户技术采用情况分析

从调查情况看（表4），在888个有效样本户中，采用配方施肥技术的农户比例达到30.8%，区域间差异明显，其中，山东省样本苹果种植户采用比例达到最高为34.7%；陕西省次之，达到32.8%；甘肃省比例为23.7%；河南省样本种植户采用比例仅为8.8%。由此可见，虽然配方施肥技术作为一项环境友好型技术，但实际中种植户采用比例不高，主要是因为这项技术属于新技术，种植户认知水平偏低，造成技术采用积极性较低。样本种植户技术采用的描述性统计见表5。

表5显示，种植户中亲友从事其他职业的人数越多，采用这项技术的比例越高于未采用的农户比例，说明种植户由血缘或地缘形成的社会网络能够提高其信息交流能力，进而提高新技术采用水平；主动和别人交流种植技术的种植户采用比例达到最高（92.70%），说明种植户和别人技术交流越频繁，采用技术的可能越高；种植户所在村庄的技术人员越多，采用技术的比例高于未采用比例（22.63%>14.34%），说明技术员越多的村庄能够有效传播新技术的知识，增强种植户对新技术认知，提高农户采用这项技术的可能性。

苹果生产的中坚力量是户主年龄46～55岁的种植户，相对于其他年龄组，该组种植户采用配方施肥技术的比例最高。户主的文化程度以初中为主，这类种植户采用技术的比例最高，种植苹果年限在20年以上的种植户采用该技术的比例最高，风险喜好的种植户采用技术的比例高于风险规避种植户的采用比例。对化肥危害和化肥施用合理性有认知的种植户采用这项新技术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种植户。苹果生产的家庭规模主要以低于5人为主，与其他规模的家庭相比，这类家庭采用技术的比例最高。苹果种植面积小于等于10亩的种植户采用比例最高，且非苹果收入占比低于50%的种植户采用比例达到最高。收到反馈卡的农户采用这项技术的比例明显高于未收到的比例。合作社组织能够提高种植户新技术的采用比例。

五、实证分析结果及解释

（一）农户采用测土配方技术的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Stata12.0统计软件，估计二元logit模型，结果见表6。

1.社会网络

（1）家庭层面。

网络规模。家庭年送礼金额对苹果种植户采用配方施肥技术的影响在10%水平上显著，且影响为正。送礼金额越多，表明家庭社会网络规模越大，当农户与社会网络中亲戚朋友进行交流时，接触新技术、新信息的机会越大，能够有效提高农户对新技术（测土配方技术）的认知水平，进而促进其采用新技术，因此，广泛的社会网络可以有效促进苹果种植户采用配方施肥技术，这一结论与Bandiera[17]相类似。

网络资源。亲戚朋友从事其他职业人数对苹果种植户采用配方施肥技术的影响在5%水平上显著，系数为正，且根据边际效应，种植户采用技术的概率增加2.2%，这与Ramirez[16]结论相类似。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具有不同经历，能够带给种植户不同方面的信息（如新技术），因此，亲戚朋友从事其他与苹果种植相关职业（村干部、农资商、农业技术推广员等）的人数越多，种植户获取与苹果新技术的渠道越丰富，能够使其充分暴露在新技术信息环境中，帮助种植户理解和接受新技术。

互动程度。种植户和村里人经常交流种植技术对其采用配方施肥技术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种植户交流越频繁其采用技术概率会增加1.1%。这说明种植户和地缘上距离较近的农户交流种植技术的频率越高，越有可能获取新技术信息，加深农户对技术的了解和认知，提高其采用这项技术的可能性。

（2）村庄层面。

村庄拥有的技术员人数对苹果种植户采用配方施肥技术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影响为负。这说明，虽然村庄中的技术员作为苹果生产技术的供给者和传播者，但在种植户进行生产过程时没有能够有效地指导和管理农户使用新技术，降低了农户采用这项技术的积极性，这也说明当前村庄的技术员队伍在农户生产过程中没有发挥有效的作用。

2.农户个体禀赋

（1）农户基本特征。

农户风险偏好对技术采用的影响通过5%显著性水平检验，系数为负，这与王静和霍学喜结论一致[28]。可能的原因是，爱好风险的农户能够使用其他先进生产技术改善苹果生产，而风险厌恶的农户在技术认知达到一定水平上更愿意采用这项技术。

农户基本特征中其他变量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如户主文化程度。这与林毅夫[29]认为教育程度是决定农户采用新杂交水稻及采用水平的主要因素的结论存在不一致，可能的原因是，当前49%苹果种植户的文化程度是初中水平，差异不明显，同时对种植户采用新技术的影响没有其他因素的影响程度大，故而户主的文化程度虽然影响为正，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2）农户认知。

农户对化肥危害认知与化肥施用量合理性认知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化肥施用量合理性认知影响为负，与预期不符。可能的原因是，由于种植户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对化肥施用危害认知不足，导致其对科学施肥技术的需要不高，影响其采用测土配方技术；种植户对化肥施用量合理性的认知水平越高，自我控制与管理化肥施用数量或结构的水平也越高，导致采用配方施肥技术的积极性相对较低。

（3）家庭特征。

苹果种植面积对种植户采用配方施肥技术有显著负向影响，这与理论预期不符；家庭是否收到配方施肥反馈卡对种植户采用这项施肥技术的影响极为显著，且系数为正，这与葛继红等[3]结论一致；农户合作社参与情况显著正向影响农户采用这项技术。可能的原因是，规模大的农户相对于小规模农户的自身化肥施用与管理的水平较高，同时由于大规模农户采用新技术的成本高于小规模农户，从而导致大规模农户更多地选择自己管理化肥施用，节省果园投入；收到反馈信息的农户能够清楚了解到自己苹果园土地中N、P、K情况，农户能够依据这些测土结果科学地、有针对性地施肥（包括施肥种类、时间、数量），以改善苹果种植的施肥方式。合作社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尤其是苹果专业化合作社在苹果生产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先进的种植技术、信息能够通过合作社进行传播，能够有效地帮助加入合作社的农户理解和接受新技术，同时发挥合作社的辐射带动作用，使更多农户能够充分认识和了解新技术，提高科学施肥的采用比例。

（4）地区虚拟变量。

地区虚拟变量对苹果种植户采用配方施肥技术的影响不显著，且系数为负，这说明地区间种植户采用配方施肥技术差异不明显，但总体上环渤海湾优势区（主要是山东省）农户采用测土配方技术的积极性高于黄土高原优势区（包括陕西、甘肃省），这与前文描述性分析结果一致。

（二）社会网络影响效应分析

运用Stata12.0统计软件，分析社会网络对农户采用测土配方技术的影响效应并进行效应分解采用Stata12中函数khb进行影响效应分解分析。，结果见表7。从表7中可以看出，社会网络的4个变量对农户技术采用影响的总效应均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说明社会网络是影响农户技术采用的关键因素，这与Ramirez[16]的结论一致。

具体讲，亲戚朋友从事其他职业人数对农户技术采用的影响最大（1.085），且其间接效应（0.637）大于直接效应（0.447），这说明农户的社会网络中网络资源对其技术采用的影响最大，同时这种影响主要通过中介作用产生。其次，送礼金额对农户技术采用的影响也较大（0.615），其中直接效应为0.295，间接效应为0.320，这说明网络规模主要是间接影响农户技术采用。再次，交流种植技术的程度对农户技术采用的影响为0.381，主要是间接影响（0.365>0.017）。最后，村庄拥有技术员人数对农户采用技术的影响最小（0.099），且影响主要是间接的（0.118>-0.018）。

上述分析表明，社会网络中网络资源相对于网络规模、互动程度及村庄社会网络对种植户技术采用的影响程度最大，这说明现阶段，苹果种植户获取生产新技术的途径主要依靠关系网络中的亲戚朋友，这是因为种植户比较相信来自这些群体提供的技术信息。社会网络对种植户行为的影响过程主要通过中介作用产生，这是因为新技术的采用存在风险，而种植户在进行生产决策时，主要受到自身社会网络中的亲戚朋友、村庄内其他农户、政府等影响。种植户从这些群体中获取的新技术信息越丰富，对新技术的理解和辨识能力越高，降低使用新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进而在生产决策时倾向于选择这种新技术以改变苹果生产。这与旷浩源[15]的研究结论类似。

六、结论与启示

采收技术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科技期刊；数字化；增值；影响力

中图分类号：G23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10-0065-03

2015年3月5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互联网+学术出版成为期刊界广泛关注的话题，而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如何开展科技期刊在网络化环境下的增值服务也受到期刊界的重视[1-5]，但是目前这些研究还主要立足于开展服务层面。数字化、网络化使得科技期刊的内涵和外延均在无限扩大，其价值已远远超出了传统纸媒期刊本身。本文希望从科技期刊作为特殊商品这一自身的特殊性出发，首先分析科技期刊的价值与增值的内涵，然后从学术价值、使用价值、销售收入三个方面，介绍在增值方面国外科技期刊的做法、国内科技期刊的经验，探讨我国科技期刊如何利用数字化、网络化手段，开展多样化运作，增加自身价值，各种价值相互促进，从而提升“互联网+”环境下科技期刊的影响力。

一、科技期刊的价值与增值

科技期刊的价值，是科技论文在评审、编辑、出版、传播、评价等一系列活动中所形成的创造性劳动，主要包括学术价值、使用价值、销售收入等。“互联网+”环境下科技期刊的增值是指科技期刊顺应数字化、网络化发展，从自身特点出发，以内容为基础，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提供比传统纸媒期刊内容更丰富、形式更多样、获取更便捷的信息资源，从而满足作者和读者更多方面、更具差异的个性化需求，使科技期刊的价值得以提升、影响力得以扩大。

国外科技期刊数字出版普遍开展早，理念先进，技术手段领先，我国科技期刊虽然近几年也开始重视数字出版，但是普遍尚未掌握先进的数字出版技术，缺少政策、人才、资金的支撑，因此大多数科技期刊还仅局限于将纸媒期刊的内容数字化后搬到网络上，网站上的信息普遍内容较简单、形式较单调，未能充分利用数字化、网络化技术挖掘和发挥出科技期刊更大的价值，实现增值运作。

二、学术价值的增值运作

科技期刊的学术价值是由它所刊载的内容来体现的， “互联网+”环境下科技期刊的学术价值不再是其登载的学术论文的学术价值的简单加和，而是远远超出论文本身，延伸到可由其论文所能挖掘的内容、承载其论文的期刊网站所刊载的内容等无限广大的范围，其学术价值也因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而有无限运作的空间。

（一）内容的挖掘与关联

对内容进行挖掘与关联，指对论文的内容进行深度加工，挖掘和丰富论文的内涵，实现相关的知识和文章的轻松链接，提升论文的附加值，即实现所谓的语义出版。国外一些知名的期刊出版集团如爱思唯尔（Elsevier）、斯普林格（Springer）等，利用XML等技术对论文进行结构化的描述与深度加工，达到了论文内容与形式的分离，完成了对数据的处理与整合，实现了知识点间的关联与链接，使期刊不再局限于纸媒期刊的内容，信息量得以成倍扩大，学术价值得到大幅提升。我国科技期刊目前普遍采用方正、Word等软件进行排版，受语言、出版软件和技术等方面的制约，在知识挖掘方面起步较晚。目前已经有一些科技期刊如中国科学院的部分期刊、高等教育出版社的Frontiers系列期刊等开始采用XML排版，尝试对内容进行挖掘和整合；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已经开始进行语义出版方面的研究。传统科技期刊应关注相关进展，在现有基础上开展相关尝试，实现自身学术价值的提升。

（二）网站的改进

网站作为科技期刊信息和展示的平台，能够提供纸媒期刊所无法承载的丰富的信息内容和展现形式，科技期刊利用自身的网站，提供文字、音频、视频、多媒体资源，增强互动内容和环节，能够增强科技期刊的凝聚力，提升科技期刊自身的学术价值。网站建设越来越受到科技期刊的普遍重视。《科学》（Science）的网站提供科学播客（Science Podcast），展示编辑对作者的采访，使读者更好地了解作者的研究内容和科研成果[6]；《英国医学会杂志》（BMJ）在网站上提供实验方法、实验数据和审稿意见等论文之外的许多内容；《自然》（Nature）、《细胞》（Cell）、《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等都在自己的网站上开辟了前沿问题、热点问题探讨平台，引导读者开展学术研究[7]。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已连续评选了三届中国高校科技期刊优秀网站，宣传优秀网站的成功经验，促进高校科技期刊网站建设；《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临床转化神经医学》（Translational Neuroscience and Clinics）在网站上提供论文有关的视频文件等。但是我国大多数科技期刊的网站还普遍比较简单，不像国外知名期刊的网站内容那么丰富，视频和音频文件较少，使科技期刊增值的内容不多，进一步改进的空间较大。

三、使用价值的增值运作

科技期刊的使用价值是指科技期刊供作者、读者使用所带来的价值，“互联网+”时代，数字化、网络化使科技期刊更好用，用起来更便捷，用处更广泛，读者可以在纸媒期刊出版前便阅读到优先出版的期刊，不花钱便免费获取期刊，通过期刊网站获得更多专业信息、专业资源，科技期刊的使用价值具有巨大的增值空间，能够吸引更多作者和读者的关注，进而促进其学术价值的提高。

（一）优先数字出版

优先数字出版（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是指在印刷版出版之前，将期刊的内容以数字出版的形式提前在网络、移动媒体上，读者可以对优先出版的论文进行阅读和引用，从而缩短论文面世的时间，有利于提高论文的显示度和被引用率、提高期刊的影响力[8]。优先数字出版增加了期刊的使用价值，扩大了期刊的影响，已成为国际科技期刊出版的大趋势，为越来越多的科技期刊所采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都采取了优先数字出版，如Nature的优先在线出版（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AOP）、Science的快递（Express）、Springer的在线抢先阅读（Online First）、Elsevier的即将出版（In Press）。英国皇家化学会（RSC）的期刊论文经过同行评审被录用后，通过制作在正式编辑发表之前便在线发表，通常从接收到初次在线发表学术论文仅需 60 天，短篇评论文章只需45 天[9]。中国知网于2010年10月正式启动了中国学术期刊优先数字出版，目前为学术期刊提供单篇和整期的优先数字出版，实现了互联网出版、电子出版、手机出版等形式的优先出版，得到国内科技期刊的积极响应。

（二）开放获取（OA）

开放获取（open access， OA）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出版模式的传播形式，它的理念和做法已被科技界、期刊界、图书馆界普遍接受。传统纸媒期刊普遍采取在期刊出版的同时或一段时间后上网供读者免费检索、阅读、下载、复制、传播，使读者可以更便捷地获取论文，有利于提高期刊的传播效果。不同的期刊在阅读权、再使用权、版权等方面开放的程度存在一定差异。国外一些知名的期刊均采取了开放获取的形式，如《细胞》（Cell）的系列期刊在出版12个月后可以免费获取，《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在出版6个月后可免费获取[10]。欧盟要求欧盟研发框架计划（PP7和“地平线2020”）资助的项目，其研发成果实施开放获取，鼓励各成员国一致采取开放获取政策，加强对科研成果开放获取的资助。2014年5月15日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中国科学院宣布开放获取政策，规定所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中国科学院的论文，在发表后1年全部向读者免费公开。《纳米研究》（Nano Research）在2008年创刊时采取全部开放获取，以便读者阅读下载，提高期刊影响力和显示度，并收到良好效果，2013年其影响因子已达7.392。近年来，世界知名的出版公司纷纷推出了OA期刊，如《自然交流》（Nature Communication）、《科学进展》（Science Advance）、《细胞报告》（Cell Report）等，我国也有《光：科学与应用》（Light：Science & Application）等OA期刊问世[11]。开放获取有利于科技期刊扩大读者群，增强了科技期刊的使用价值，促进了科技期刊学术价值的提升，因此成为科技期刊增值运作的手段之一。

（三）期刊群的建设

为了加强学科与出版资源的整合，优化资源配置，实现资源共享，形成优势互补，提升科技期刊的办刊水平，期刊群、期刊联盟应运而生。加入期刊群对于规模较小、影响力较弱的个刊无疑是加入到更广阔的平台，有利于提高个刊的显示度，提升期刊的影响力，吸收高水平的稿件，吸引更多作者和读者的关注，实现自身发展，提升自身使用价值，因此期刊群的建设日益受到科技期刊界的重视。国外有Springer、Elsevier、英国皇家化学会（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 RSC）、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等刊群。如英国皇家化学会（RSC），出版化学、生物学、材料、医学和物理学等专业的40余种期刊，同专业的期刊间共享审稿专家，可以互转稿件，避免了重复审稿，缩短了论文刊发时间；自然出版集团（Nature Publishing Group，NPG）旗下有约110种期刊，其平台具有协同采编、跨库检索、文献评价、数字化学习、数字化研究等功能[12]。我国目前有20多个不同类型和规模的刊群、期刊联盟，如中华医学会刊群、中国光学期刊网、材料期刊网、中国高校医学期刊网等，以及中国航空学会期刊联盟等。其中中国光学期刊网（http：//opticsjournal. net/）[13]截至2016年3月6日汇集了52种光学期刊，投稿专区汇集了47个期刊的作者投稿系统或投稿邮箱，资讯栏目有会议资讯、行业动态、招聘信息等，社区栏目有博客、我的博客、学习小组等，为光学专业人士和企业提供了日常关心和关注的专业信息，为专业人士投稿提供了方便，也避免其受到虚假网站的欺骗；当然，由于期刊的主办单位不同、期刊的性质不同，期刊群内的期刊还只是松散的结合，若能够共享审稿专家、互转稿件等将能够节约资源、提高效率，使期刊群的作用得到更大的发挥。

四、销售收入的增值运作

科技期刊的销售收入是指通过销售期刊所获得的收入，“互联网+”环境下科技期刊的销售收入不再只是来源于销售纸媒期刊，还包括数字期刊的使用、版权的使用所带来的盈利收入。

（一）销售网络版

随着数字化、网络化的发展，纸媒期刊销售量越来越少，而加入知名的数据库和检索平台是越来越受到科技期刊重视的，获得电子版、网络版销售收入的方法。Springer和Elsevier是世界知名的两大期刊出版机构，加入其平台，是科技期刊提高影响力、获得销售收入的举措之一。如北京科技大学出版的《矿物、冶金与材料学报》（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nerals， Metallurgy and Materials）加入Elsevier的ScienceDirect平台，每年获得稳定的销售收入。中文的科技期刊选择加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及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等，通过互联网进行网络出版，获得销售收入。

（二）加入美国版权结算中心（CCC）

美国版权结算中心（copyright clearance center， CCC）是一家全球版权经纪公司。科技期刊编辑部只需提交期刊的名称、刊号、出版单位、出版时间、语种等基本信息，即可完成授权和许可。科技期刊加入版权结算中心后，有国内外读者要使用科技期刊上的论文、图表时，只要付费给版权结算中心后即可直接合理使用，编辑部从中可以获得版权收益[14]。国外知名的出版集团如Springer、Elsevier、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等均加入了版权结算中心。目前国内的《浙江大学学报（A辑：应用物理和工程）》（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SCIENCE A：Applied Physics & Engineering）、《矿物、冶金与材料学报》（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nerals， Metallurgy and Materials）等已与版权结算中心签约，并且已有期刊开始获得版权收益。数字化时代，检索、获取、使用论文变得越来越便捷，版权的保护和开发日益受到科技期刊的重视，与版权结算中心合作可以保护自己的版权，提高期刊的国际国内显示度，获得版权收益，因此越来越多的科技期刊编辑部加入版权结算中心，加入版权结算中心也成为科技期刊增加销售收入的方法和手段。

（三）按需印刷、出版抽印本

数字化、网络化为传统纸媒科技期刊实现按需印刷、满足作者和读者个性化需求提供了可能。随着互联网与信息技术的发展，科技期刊的纸质版印刷量在不断缩水，取而代之的是在线阅读的大量增长。作者出于留念、上缴、保存等目的可能需要自己论文的抽印本、豪华版，科技期刊按照作者需要完成按需印刷，不仅可以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实现和提升科技期刊销售收入，更能扩大宣传，产生显著的社会效益，而且操作简便、容易实现，因而越来越受到科技期刊的重视。如Nature在论文录用后，会随论文录用通知，给作者发去论文抽印本的订购单，作者可以另外付费购买其论文的抽印本；《中华内科杂志》将特色栏目“临床病理讨论”中的126篇论文汇编成《内科疑难病例讨论选编》，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不仅扩大了期刊的知名度，而且还为编辑部带来不菲的销售收入[15]。随着期刊出版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更多的科技期刊开始关注经营、效益的问题，按需印刷、出版抽印本是科技期刊开展经营、增加销售收入的重要手段。

五、结 语

“互联网+”时代，数字化、网络化为传统科技期刊带来了巨大的增值空间，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科技期刊顺应时代和技术发展，通过多样化运作，增加自身的学术价值、使用价值、销售收入，提升学术影响力，有很多工作可以做，需要做，必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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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收技术论文范文第4篇

1.热水驱

注热水是注热流体中最简便的方法，操作容易，与常现注水开采基本相同。注热水主要作用是增加油层驱动能量，降低原油粘度，减小流动阻力，改善流度比，提高波及系数，提高驱油效率。此外，原油热膨胀则有助于提高采收率，从而优于常规注水开发，与注蒸汽相比，其单位质量携载热焓低，井筒和油层的热损失大，开采效果较差。

2.蒸汽吞吐

蒸汽吞吐是指向一口生产井短期内连续注入一定数量的蒸汽，然后关共（焖井）数天，使热量得以扩散，之后再开井生产。当油井日产油量降低到一定水平后，进行下一轮的注汽吞吐。一般情况下蒸汽吞吐后转为蒸汽驱开采。

3.蒸汽驱

蒸汽驱是注热流体中广泛使用的一种方法。蒸汽驱是指按优选的开发系统——开发层系、井网（井口）、射孔层段等，由注入井连续向油层注入高温湿蒸汽，加热并驱替原油由生产井采出的开采方式。

4.火驱

火驱具有能量效率高，能用于深、浅层油藏；产出水不需水处理便可利用；由于无需考虑井筒热损失，因此具有适宜于缺乏驱油能量的较深的薄油层油藏的优点。但火驱工艺复杂，操作困难，因此经济上风险性也比较大，成功的火驱油田也只能说明技术上是成功的，但采收率超过45%的也只是少数几个试验区，经济上成功的实例目前则更为少见。总之，对于火驱项目，在国外仍停留在向导试验阶段。

从20世纪初开始，热力采油已逐渐成为开采这类原油的有效方法。稠油分布范围广，由于蕴藏有巨大的稠油资源量而被世界各产油国所重视，随着热力开采技术的发展，开采规模在逐步扩大，产量在不断增长，稠油热采在石油工业中已占有较重要的位置。最近十年来，我国稠油开发以蒸汽吞吐开采技术为主，常规冷采产量所占份额很低。目前我国稠油油田的许多区块或油藏已处于高轮次蒸汽吞吐后期，随着蒸汽吞吐周期的增加，地层亏空加大，产量递减快，且地层存水多严重降低了热能利用，开采效益变差，已不能适应生产的要求。

二、稠油油藏采收率状况分析与评价

依据中国稠油分类标准，结合中石化股份公司热采稠油油藏的实际情况，以边底水活跃程度为标准，将热采稠油可划分成活跃边底水和弱、无边底水两种油藏类型，同时依据原油粘度，每种油藏类型又进一步划分成普通稠油、特稠油和超、特超稠油三种亚类，原油粘度范围分别为80～10000mPa？s、10000～50000mPa？s和50000mPa？s以上。目前股份公司熱采稠油动用活跃边底水和弱、无边底水油藏储量相差不大，分别占46.6%和53.4%。活跃边底水油藏以特稠油为主，开发单元21个，动用地质储量1.33×108t，占总动用地质储量的31.9%，年产油50×104t，采出程度15.2%，综合含水88.7%，标定可采储量2429×104t，采收率18.3%；弱、无边底水油藏特稠油以普通稠油为主，开发单元34个，动用地质储量1.43×108t，占总储量的34.3%，年产油185×104t，采出程度10.7%，综合含水82.3%，标定可采储量2846×104t，采收率19.9%。总的来说，边底水越活跃，标定采收率越低，随着原油粘度增加，标定采收率下降。

三、开展热化学驱基础理论研究

热化学驱提高采收率，其理论内涵是在蒸汽驱降粘驱替的基础上，利用化学复合体系降低油水界面张力、减少亲油油层的毛细管阻力，提高蒸汽或热水的驱油效率并降低粘度；高温防窜体系可抑制蒸汽的窜流，降低蒸汽流度、提高蒸汽的波及体积。在此理论指导下，可形成蒸汽/泡沫复合驱油技术、蒸汽/驱油剂复合驱油技术、蒸汽/薄膜扩散剂复合驱油技术、热/聚合物复合驱油等技术。加大关键技术攻关，形成开发技术系列，加大关键技术攻关，如氮气泡沫辅助蒸汽驱技术，水驱后普通稠油油藏转蒸汽驱提高采收率技术，水平井蒸汽驱技术，中深层热化学吞吐技术，浅层稠油蒸汽驱技术，超稠油蒸汽驱技术，形成开发技术系列。分阶段、分层次开展先导试验。

四、结论

考虑到油藏地质的复杂性、稠油流体的多变性以及各种开采技术本身的局限性，我们应该因地制宜地选取不同的开采技术，或加以综合利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某一项技术的局限性和不足，进一步提高原油采收率。同时应加强对稠油油藏剩余油分布的研究，做到有的放矢，对症下药。随着稠油开采的进行，含水率也在不断增加，为了提高开采效果，应该考虑稠油开采和调剖堵水工艺相结合，而不是只考虑降低原油粘度。大力发展冷采技术和微生物采油技术，克服传统热采技术带来的环境污染、高消耗以及低效率等不足。总之，稠油开采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有效降低原油的粘度，增加其流动性，从而实现高效开采，同时对环境污染小，能满足油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要求。

参考文献：

[1]刘文章，稠油注蒸汽热采工程？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

[2]岳青山，稠油油藏注蒸汽开发技术？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

[3]唐瑞江.稠油采油工艺的探索试验及应用研究.油气采收率技术

采收技术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技术创新；税收政策；文献综述

[DOI]1013939/jcnkizgsc201607107

1引言

强化技术创新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重大战略课题，如何利用税收政策促进技术创新已成为各国的重要任务。本文在系统梳理国内此方面的研究的基础上，寻找研究的空白以期寻找未来的研究方向，为此方面的研究提供铺垫，以期为我国在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方面的税收政策研究提供指导。

2国内文献综述

我国针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政策研究起步较晚，最早始于20世纪90年代。国内学者分别从理论层面和实证层面对此进行研究。

21理论层面

徐鸿钧（2000）指出应采取税收优惠政策扶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并强调重点加大对高科技企业的税收扶持力度，持同样观点的有：马美英（2000）、罗丽艳（2001）、欧江波（2002）。

张桂玲，左浩泓（2005）认为我国在研发环节税收激励政策少，并且没有充分体现节能环保等方面的发展需求，明确指出直接优惠为主、间接优惠为辅的激励手段不利于税收政策效应发挥，在理论层面持同样观点的有：魏明英，罗玉中（2007）；张涛，马亚红（2008）；马海涛，姜爱华（2010）。

刘小林（2008）认为完善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应取消按所有制性质制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允许个人独资、合伙小企业自行选择缴纳企业所得税或个人所得税；提出减轻中小企业税费负担、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等措施。

项英辉、方重（2010）通过论证“负企业所得税”税式支出对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激励效应，得出企业所得税费用扣除制度、优惠税率制度对亏损企业与微利的中小企业基本上没有意义的结论。

郭佩霞（2011）基于生命周期视角，提出强化激励人力资本积累的税收机制、健全税收政策对风险投资的引导与激励、增强企业创新“试错”的税收宽容政策、强调以相关创新要素为激励取向的税收设计。

22实证层面

鉴于国内学者实证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可以将其分为以下四个方面：税收政策对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研究；不同税种对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研究；不同税收优惠方式的激励效应研究；税收政策对不同行业的激励效应研究。

221税收政策对技术创新激励效应研究

在税收政策对技术创新激励效应的研究方面，学者的观点存在分歧：第一，支持税收政策激励效应有限的结论：吴秀波（2003）结合国外研发支出税收激励效果的评价方法，实证分析得出我国研发支出税收激励效应十分有限的结论。夏杰长，尚铁力（2006）、徐欢（2006）通过构建散点图的方法得出同样的实证结果。刘涛（2009）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发现，税收优惠政策对研发支出具有正向的激励，但是激励效果并非十分显著，采用同样研究方法并提出该结论的还有：方重，杨昌辉，梅玉华（2010）。第二，肯定税收政策对技术创新激励效应。刘军（2006）研究发现税收成本每降低25%，其研发投入增加1102%。其他学者如：宋岩（2009）通过问卷调查，采取统计分析的方法；邓谢彬（2009）以湖南省机械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相关性分析的方法；金玉（2010）以长株潭区域的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SARS逐步回归方法；马伟红（2011）以2007―2009年中小板67家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作为研究样本，采用随机效应面板数据模型；贡彩萍（2011）选取上市公司数据，通过构建回归模型得出税收政策对技术创新的具有显著激励效应的结论。

222不同税种对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研究

在不同税种对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研究方面，学者普遍将关注点落脚于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但是针对这两个税种的激励效应方面，学者未达成共识。一方支持增值税激励效应优于企业所得税，如娄贺山（2007），王欢欢（2009），徐庆伟（2008），乔天宝（2010），裴强龙（2010），刘艳君（2010），潘亚岚、蒋华（2012）等；另一方支持企业所得税的激励效应优于增值税，如匡小平、肖建华（2008），王爽（2010）等。以上的研究多采用多元线性回归与构建散点图的方法，数据来源于宏观数据、上市公司或高新技术企业等。

223不同税收优惠方式的激励效应研究

在不同税收优惠方式的激励效应研究方面，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均支持间接优惠方式优于直接优惠方式的结论。实证研究方面大多以乔根森、桑德莫和霍尔等经济学家构建的标准资本成本理论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如林琳（2010）等。

倪国锋（2013）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小型微利企业低税率20%、研发费用150%加计扣除、新办软件、集成电路企业两免三减半政策及技术转让有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收入免征营业税5项政策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力度较大，而“创投企业投资于未上市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按其投资额的70%抵扣应纳税所得额”“出口退税率提高”“采取双倍余额递减法或者年数总和法加速提取折旧”等政策的激励作用不太明显。

224税收政策对不同行业的激励效应实证研究

税收政策对不同行业的激励效应实证研究较少。李丽青（2007）通过构建回归模型，对103家企业（通过问卷调查获得）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高新技术企业、软件企业的几项税收措施对研发投入激励作用较大，而对技术收入免征营业税、对专家学者的奖金免征个人所得税等措施的激励作用较小。冯少玲（2011）以邢台市中小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理论分析与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其中多元线性回归以固定资产净值作为因变量，分析得出在税率优惠幅度相同的情况下，对于低技术含量的企业而言，所得税优惠激励强度不大，而对于高技术含量的企业则是增值税优惠的激励强度大。吴葵英（2010）以2005―2008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发现，所得税改革对医药、生物制造业激励效果显著，对金属、非金属制造业影响效果不显著，而对石油、化学、塑胶、塑料制造业和机械、设备、仪表制造业R&D的影响效果下降。

此外，部分学者通过对比国内外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政策，为我国税收政策的完善提供政策建议。如黎海波（2005）全面剖析美国政府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扶持的政策措施；于海峰、谭楚玲（2009）对比我国与欧盟的相关税收政策，樊增强，单涛（2014）通过借鉴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建议加强流转税的优惠，增加对研发人员的优惠、强化税基式优惠等。

3结论与未来研究展望

综合国内学者的研究发现：早期学者强调完善税收政策对高科技企业的扶持，随着中小企业的发展及其经济地位的不断上升，逐渐将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中小企业；与此同时，学者将研究的方向扩展到国外成功经验借鉴，以期为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政策改革提供方案。近期，有关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政策研究越来越丰富，主要集中于科技人才投入、税收优惠方式、税收激励效果等方面，但是在实证研究方面，学者未达成共识。国内在实证研究方面仍存在较大的空间，某些方面仍存在空白，如不同税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如何、不同税种对不同规模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如何、税收政策对技术创新的不同发展阶段影响如何等，学者可对以上几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为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政策研究做出相应贡献。

参考文献：

[1]潘亚岚，蒋华财税激励政策影响企业R&D投入的实证分析[J].财会月刊，2012（33）：14-17

[2]刘览，孙骅，孔原高新企业自主创新与政府科技投入的关系研究――来自深市高新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J].会计之友，2013（22）：73-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