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清玄的经典散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林清玄 禅 佛家 小人物

现代生活的急速，难以满足的欲望，造成了很多人心灵的缺失，陷入一种迷惘的境地。在看似繁华的背后，却让人感到莫名的空虚。而佛家思想如同一盏明灯，让人的心灵可以得到指引，看到人性中的善良，人性中的光明，修补我们破碎的心灵，释放内心，让我们能得到一个宁静的归宿。而林清玄就是一位有着浓重佛教文化情愫的作家，他的文章渗透着“禅”，他冷静地关注现世人生，并将佛学智慧溶入文学创作，让世人能够在文学当中领悟到佛家的般若智慧。

林清玄自小就生活在一个极为浓厚的家庭里，父亲对佛家非常崇拜，常四处参拜，幼年的林清玄跟随父亲的脚步，历览众多的庙宇殿堂，在这神圣的建筑中，“都能感受到一种温暖的情怀”，到了学生时代，他也常信步进入后山的庙里，独自做一个下午，不思考，静静地，却得到一种心灵的沉淀。

生活环境给了林清玄“禅”的积淀，而其他文人的为人作品也影响了他对佛学的兴趣。林清玄喜欢阅读中国现代二、三十年代的作品，而这些作家里面，不少人是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接触佛教文化，尤其是许地山与丰子恺的散文，都富含深层次的佛教哲学。林清玄曾说过自己的写作深受丰子恺的影响，但又与众不同，因为他对佛教中的悲观、厌世、追求彼岸解脱等，持着摒弃的态度，他“更重视美好的情境”。

林清玄过了而立之年后，正式成为佛教徒，皈依阳明山，隐居了两年，在佛家经典中畅读，如饥似渴地汲取着佛家的思想，从中更深入理解“禅”的奥义。虽为佛家中人，但他始终与社会是藕断丝连的，无法六根清净，开始把佛教思想融入文学创作，用文学的语言去宣扬“禅”。

凭着对佛学典籍的熟悉，林清玄在撰写几十万字的禅理系列散文是游刃有余，不管是佛学义理，佛家公案，还是佛家的人物、传说，一一都汇聚到他的笔下，成为他抒写性情，阐发佛理的材料和依据。佛家的语言在世人眼中是枯燥无味的，但林清玄并没有老生常谈，而是把自己所见所闻所感，结合东方的审美智慧，综合自己对佛理的感悟，让芸芸众生能体会到“禅”的精要。林清玄对“禅”的理解，不是单纯、浅显的解释，他是有悟有得。他在介绍自己的写作经验时，曾说：“十多年来，我整个写作过程就是把自己的视觉、听觉、触觉、味觉、气觉培养得更敏锐而已，使我面对一件事物时，能凭着敏锐的感觉做联想来顿悟。所以林清玄的散文创作，注重现实人生，用佛教的思想去观察、感受、表现人生。

林清玄的禅理散文，最大的特点是将深远的禅意与日常生活的体悟融为一体，以积极的“入世”态度，关注现代社会的现实，对现代人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给予人文的关怀与思考。在林清玄的作品，既有禅的意蕴，又不失散文的优美，对人生面临的种种问题，有着自己独到的思考。佛家崇尚超脱避世，往生极乐等思想，这难免会沾染消极的情绪，但林清玄却把这些思想转化成充满希望，热情的积极思想，他认为佛家并不是要求人远离世间，反而是“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人只有在喧嚣尘世中反而更能得道修行。“红尘里就有菩提”，因此他对人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都会大加赞美。孩子的形象在他文中大量出现，因为孩子代表着纯真无邪，无忧无虑，不受凡间俗气的沾染，所以他说：“孩子就是我的禅师，他是为了教育和启发我而投生做我的孩子。”如在《雪的面目》中，当小学老师努力讲解什么是雪的形态时，孩子不明白。但当老师出题目问孩子时，孩子的答案很不一般，他这样回答：“雪是淡黄色，味道又冷又咸的砂。”他以孩子的言行来阐释禅意，就是想告诉人们，有一些事物的真相，用言语是无法表达的。因此林清玄在《姑婆叶随想》中就很深情地说“小孩子纯真，没有偏见，没有知识，也不判断，他只有本然的样子，或者在小孩子清晰的眼中，我们会感觉那就像宇宙的某一株花、某一片叶子，他们的眼泪就是清晨叶片上的一滴露珠。”

除此之外，他赞美伟大母爱，《浴着光辉的母亲》讲述的是一个母亲带着弱智的孩子坐公交车。在车上，母亲不断的安慰儿子不要怕，因为他第一次坐公交车。仅仅是如此，或者说不仅仅是如此，一车的人都用崇敬的眼神看着母亲，仿佛看见了母爱的光辉。对孩子的关爱，远远超过了对自己的爱，因此林清玄不由地感慨“我们为什么对一个人完全无私的溶人爱里会有那样庄严的静默呢？原因是我们往往难以达到那种完全溶人的庄严境界。”，这里就明显看得出佛教里的无私奉献之观念。还怀有对父亲一种深挚的情感，如《期待父亲的笑》中，讲述了父亲对自己的影响，对家庭的承担，父亲用坚强的臂膀，乐观的笑容来面对人生的风雨，在文中，林清玄提到《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佛家称“假使有人，为于爹娘，手持利刀，割其眼睛，献于如来，经百千劫，犹不能报父母深恩。”，读到此处，他“不禁心如刀割，涕泣如雨。”林清玄引用佛家的道理来说明父亲对自己特殊的照顾，来启发人们要尊重孝敬自己的父母，承担自己身上应有的责任。

林清玄赞美了人世间诸多美好的感情，不吝笔墨地进行渲染，其实就是因“我佛有慈悲之心”生出的无限爱意。

林清玄的散文还把目光放到尘世间的芸芸众生当中。他身为佛教徒，对当代生活的种种充满着忧虑和悲切，却又带着宽容和期盼，带着“普渡众生”的宏愿，以佛家的“慈悲为怀”，“超度众生”为意念，将自己的笔触指向那些生活在社会最下层的“小人物”身上。如《木鱼馄饨》这片散文。散文写的是一个卖馄饨的老人，老人因找不到可以让远近听闻而不至于吵醒熟睡人们的工具，而他又不想失尊严得大声叫嚷，最后选择了木鱼――让清醒者可以听到他的叫唤，却不至于中断了熟睡者。而后来，木鱼就成为了老人用来宣传馄饨的金字招牌。而林清玄发现了这木鱼声，这馄饨味，这可爱的老人。当多年后林清玄再去见老人和他的馄饨、木鱼时，老人仍旧开朗依旧，风趣依旧。林清玄在文中感慨道“木鱼在馄饨摊子里真是美，充满了生活的美，我离开的时候这样想着，有时读不读经都是无关紧要的事。”馄饨和木鱼，本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事物，却因为老人的想法而成为了别有趣味的生活韵事，小人物笼罩在了一种超脱于苦闷现实的温情之下。林清玄从他们艰苦朴素的生活中生发出明净的禅悦，读者读到此，应该也不自觉地笼罩在这温情的香气里了。

再如《月光下的喇叭手》写的是送葬时吹喇叭的一位老人，林清玄写道“借着几分酒意，我和老人谈起他飘零的过去。”于是他了解了老人在故乡的故事，老人是怎样辗转到了这里。老人说“故乡真不是好东西，看过也发愁，没看过也发愁。”林清玄说“故乡是好东西，发愁不是好东西。”乡愁是千百年以来华夏儿女缠绕心头的别样情思，文中老人和林清玄看似矛盾的话，其实却融合了浓郁的怀旧情绪。林清玄从来都认为台湾是大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民族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在宝岛上源远流长，血浓于水。他未刻意去渲染吹喇叭老人的尴尬遭遇，也不去一味地强调老人如何抗争命运的坚忍不拔，而是突出“柔弱胜刚强，宁静而致远的温情”，这正正道出了佛家中的“超度众生”的内涵，显现了佛家中亲切和谐的慈悲世界。

林清玄的经典散文范文第2篇

林清玄在散文《身心的安顿》中说：“活在这个世界的人应该心热如火，眼冷似灰”，一热一凉之际，恰似品酒与品茶一般。

当今社会进入到许多精神层面的东西都可以用物质来衡量的时代。林清玄说，现代人的特质是定力薄弱，心性浮躁；欲望强烈，烦恼繁多；资讯繁忙，知识丰富；一面执着，一面不免随波逐流。

这种时候，喝茶、品茶，抑或是品酒或评酒，让自己的心清静下来，在逐末追本中涤除玄鉴、澄怀味像、物我玄会、问道修心，对人对社会都是大有裨益的。

在一般人的眼中，评酒、品茶是我职业生涯中的一个专项。在我自己，则是物我相依，职业与生活互相依存，共同构筑着人生这一段历练的时光。

美酒入口，可以壮豪情、抒情怀，白日放歌多纵酒。林清玄先生把喝酒分为三等，最末一等是大鱼大肉，满嘴油腻，先生谓之俗不可耐。最高一等则是温一壶月光下酒，真真的举杯邀明月，切切的对影成三人。无菜可，无诗可，无月则不成欢。我辈大俗小雅之人，不说酒量尚不足以空腹入酒，单就这一身的俗气，只怕就玷污了那皎洁无瑕的明月。是故，以清酒一盏，邀好友二三，取花生四五，除俗气六七，乘醉意八九，成诗文十分，人生若此，夫复何求。饮酒之人，总的来说就是狂、烈、豪、赋、傲。特别是酒到六七成时，面颊潮红，神思泉涌，谈天论地，道玄相衔，自有一种典雅而高贵的精神本元之气质可鼓冶情神。酒的豪狂傲烈，茶的清静淡雅，人生况味何求？

品茶之人，则主要的是清、淡、雅、韵、静。中国茶是人世间的神品。好茶在浓，茶不浓则不足体现其神韵。泡茶，先是嗅闻就够舒心畅了。品茶，只有在入口入喉后才最有滋味。初入口时，浓酽苦涩如药汤，直到入了胃，才在舌尖上觉出一丝甘甜。在茶后，喝了不一会儿想着舌底的味道，再咂一下，喉咙里也痒痒的。是嗅、是品，苦香两相依，挑起心底里那欲罢不得的本性。品茗悟道，功名、利禄、、俗念，在茶清如露，观法茶的生生灭灭中，由不得地想到：我是谁，我到底是谁？

林清玄的经典散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魏晋风骨 名士 玄学 个性张扬

每每提到魏晋时期，那些诸如“魏晋风骨”“魏晋情怀”这样的词就会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相对于两汉的敦实厚重、三国的群雄涿鹿、大唐繁华、两宋俊秀，魏晋作为一个特殊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它率性洒脱，玄远放旷。它是中国历史上放荡的时代，但又是精神蕴含最自由丰富的时代。迄今，竹林七贤们那白衣飘飘、迎风伫立的背景还在世人的情思中挥之不去。

一、何为魏晋玄学

玄学是一种哲学思潮， 兴起于三国两晋，以杂糅道家和儒家思想为主，其中心问题是关于本末有无的理论，以“清谈避俗”“议而不治”为基本特点。魏晋玄学的背后融合了极深的社会和思想价值，是非常值得我们后人去探究的。

二、魏晋玄学兴起的背景

玄学在那个时代兴起有其独特的原因：

从政治上看，整个社会动荡不安，统治者热衷于军事斗争，文人生活流离困苦，被迫沦为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在这一场场的争斗中，百姓流离，遍地荒冢。《三国志·魏书·杜畿》言杜恕上疏云：“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丧乱之弊，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可见当时社会混乱，生命无保障的悲惨情形。在这样的情况下，士大夫想要出仕是很难的事情。并且，除兵祸战乱之外，政治方面的迫害，也是导致文人们隐遁的一大原因，《晋书·阮籍传》曰：“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当时政治斗争极为残酷，政治氛围恐怖，士人稍有不慎就会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惨遭杀害。严酷的社会现实使得士人的入仕希望完全破灭，为避免罹谤遇祸，不得不消极避世。所以他们只得将自己放到那虚无的玄学世界中去自我放逐。

从社会上看，世家大族把持权柄，门第观念在中国历史上达到极盛，是中国真正的贵族时期。雅量、放达、通脱、清简……数百年的门阀风范，积累发酵成了那别样的优雅风度，并最终孕育出了举世不二的魏晋风骨。

从思想上看，魏晋玄学的产生是儒道文化合流交融的必然结果。自西汉武帝独尊儒术后，中国思想界独以儒术为尊，它既是统治阶级的重要工具，又是数百年来封建文化的代表。可以说，儒学思想文化是和封建统治紧密结合的。老庄玄学的出现导致儒学的衰退，在这种情况下，儒学一贯的地位崩溃了；文学思想史上的建安时代也随之结束。另一批重要文人——何晏、阮籍、向秀等相继出现，文学思想的发展随即进入一个崭新阶段。当文人们挣脱了束缚得以解脱时，便自觉不自觉地开始了对以往的反思和探索新的出路。在儒学并未完全丧失其统治地位时，孕育玄学的许多因素已经蠢蠢欲动，并最终成为了玄学理论的催生剂。在政权中，儒学无疑是占主导地位的，但在士人中，玄学已经悄然成为时代的主流，并入时代的洪流一样不可阻挡。其时谈玄命题之广，士人之多，兴趣之浓已蔚然成风。

从生活上看，文人们急于想要寻找心灵自由和精神苦难的内心渴望，也为魏晋风骨的产生提供了极好的处女地。在政治的血雨腥风中，帝王将相尚且置骨肉亲情于不顾，文人的命运又能好去哪里。在这样纲常不在的时代里，士人们活得胆战心惊。他们内心苦闷却不敢抒发。空有报国之志，又时时生活得战战兢兢。此时，也只有将自己放到玄学的世界中去自我麻醉，自我放纵，才能解脱其精神上的苦闷。

另外，还有我们必须不能忽略的佛教思想的影响。佛教于东汉时传入我国，在义理上超然物外，且沙门皆居于山林，摒绝俗物。不仅在行为上，而且在思想上，都与隐逸有着千丝万缕的相融之处。因此，名士与名僧的往来是当时的潮流。《世说新语·雅量篇》云：“支道林还东，时贤并送于征虏亭。蔡子叔前至，坐近林公。谢万石后来，坐小远。蔡暂起，谢移就其处。蔡还，见谢在焉，因合褥举谢掷地，自复坐。谢冠帻倾脱，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觉瞋沮。坐定，谓蔡曰：‘卿奇人，殆坏我面。’蔡答曰：‘我本不为卿面作计。’其后，二人俱不介意。”当时名士对僧人的推崇可见一斑。虽然当时的士人们未必将佛法当作宗教，也许只是视为玄学，将僧人视为隐士。但佛教思想的流传，却在一定程度上为此时大盛的隐逸之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魏晋玄学兴盛的表现

晋人行为乖张放浪，恃才傲物。他们以虚灵的胸襟、玄学的意味体会自然，自我净化，建立了最高境界的晶莹之美。并最终蔚然而成魏晋精神———向内，人们重视内心，崇尚自由；向外，则着眼于山川灵秀的探寻。的确，山水自有本性，但它之所以有无穷趣灵，与其说山水本身的赋予，不如说是魏晋人独特的眼界和审美所发现。玄学呼唤解放人格、解放自我，在这种貌似自由的风气之下，魏晋士人将内心的郁闷痛苦纷纷付诸笔尖，一朵朵文坛奇葩应用而生。自曹魏正始年间的何晏、王弼和夏侯玄首开玄学之风始，经过嵇康、阮籍等竹林七贤的于世傲然，再到西晋洛水时代的悠游，最后是东晋兰亭时代的寄情山水、肆意而为，各类优秀的作品不断涌现，留给后人难以估量的宝贵财富。如阮籍的《酒狂》正是他借琴音传酒意、借酒意发泄心中郁结的愁世情怀，真可谓琴诗酒魂的千古绝唱。

四、当时社会玄学兴盛对于社会风气的影响

（一）重视个体意志的自由表达

牟宗三先生说：“风流者，如风之飘，如水之流，不主故常，而以自在适性为主，故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汤用彤先生说：“汉代之齐家治国，期致太平，而复为魏晋之逍遥游放，期风流得意也。故其时之思想中心不在社会而在个人，不在环境而在内心，不在形质而在精神。”魏晋人摒弃外物羁绊，追求率真人生。他们随心而行，敢歌敢哭，表现出了视天地为无物的大逍遥。如阮籍“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赉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喜恶之间，何尝半点虚掩？“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情之所系，唯以哭以泄心中所感，何惜男儿之泪？无论是名家的见解，还是对魏晋人生活、轶事的随笔，都显现出他们个性和主体意志的表达方面，近乎极致。他们的率性真情也可见一斑。

（二）看中才学技艺而忽略品行

结合到当时的大背景来看，魏晋的政治相对无序，不仅整个华夏民族处在分裂状态，而且一个个国家内部也时常发生动乱。名士们作为一个个单独的个体，在精神和行为上往往寡廉鲜耻，背信弃义，甚至暴戾恣睢。由于自然主义成为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此时看待时事、世事，世人都与先前有了很大不同。牟宗三先生在谈到魏晋品评人物的理论著作《人物志》时说：“吾人可知《人物志》系统顺才性之品鉴，既可开出人格上的‘美学原理’与‘艺术境界’，复可开出‘心智领域’与‘智悟之境界’，唯开不出超越的‘德性领域’与‘道德宗教之境界’。从此可知《人物志》系统之限度，乃至整个魏晋时代之风气与特征，其特征即为‘艺术的’与‘智悟的’。”的确，魏晋人在看待评价人才时，主要重视才学，而并不看重品行。即使他们有种种为世人非议的怪癖，也被看做是才子的真情真性。更有些人，将其看做是名人轶事津津乐道，到处宣扬，甚至是刻意的模仿。

（三）见微知著，见识出众

要想有魏晋独特的风骨精神，不仅需要出众的聪明智慧，更需要学问修养、“窥一斑可见全豹”的敏锐洞察及准确的判断能力。在当时的社会中，这样的人物不在少数。如严宪断定何晏、邓飏必败，不顾众人劝阻结亲傅氏；陶侃母湛氏卖发备馔，招待客人，为儿子出人头地铺设道路。妇女尚且如此，男人就更不必说了。

（四）博览记籍，传承经典，锦心绣口，文采飞扬

没有哪个朝代比这个时期的中国更加注重出身门第了。所以人们认为对于经史子集的了解、阅读是最好的装饰品。不管了解、认可与否，往往出口必“引经据典”，借以强调自己名门正派的地位。

与此同时，建立在玄学基础上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使人们不愿受到任何外在力量的约束。他们享受自由，将自己的个性充分展露，所以，尽管魏晋时代在政治上分裂，社会大环境上动荡不安，但在哲学上和文艺上却取得了可以称之为中国社会一个文化高峰的辉煌成就。

（五）强调风度和谈吐的风神悠闲，处变不惊

魏晋风流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魏晋风度，它主要指神韵的自然幽静和谈吐的睿智闲雅。在魏晋，这是衡量名士的重要方面。刘伶尝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褌中！”这句“入我褌中”看似滑稽可笑，实则彰显了一个“心游万仞”的大我和超我。这时的刘伶，不仅是一位特立独行的“行为艺术家”，更是一独与天地精神的大哲人！嵇康傲岸不群，遭谗而死。“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死生大已矣，如此优容逍遥，潇洒清畅，如此“神气”，千载之下，舍嵇康更有谁？这不都是对魏晋那种名士风流的绝好写照吗？

五、尾声

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尽管此后有隋唐盛大、宋明繁盛，背后却始终有一根儒家之绳如影相随，魏晋时期那种心灵解放的局面再也没有了。

现在，千年虽逝，但那些白衣飘飘的清奇背影却始终在人们的脑海中魂牵梦绕，如初恋情人般的让世人为之向往和难忘。那个洒脱不羁、另类传奇的时代也久久地为后人们所怀念。那究竟是怎样的一种魏晋风骨呀……

【参考文献】

[1]陈寿. 三国志[M]. 中华书局，1971.

[2]房玄龄. 晋书[M]. 中华书局，1974.

[3]刘义庆. 世说新语[M]. 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林清玄的经典散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晋宋 玄言诗 山水诗 界定

晋宋是我国文学史上山水诗渐滋、玄言诗渐趋告退的时期，以山水悟道的玄言诗及蕴含玄理之韵的山水诗层出不穷，云蒸霞蔚。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对玄言诗和山水诗的界定做过较为深入的探析，但大部分围绕单一的玄言诗或山水诗的界定，极少探析以山水悟道的玄言诗与蕴含玄理之韵的山水诗的界定问题，仅有的研究散见于著作，未成体系。①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探讨玄言山水的界定问题，分别从诗歌中自然山水风景的特征、审美风格、创作主旨等方面予以分析。

一、自然山水的特征

在山水悟道类的玄言诗中，自然景物的描绘呈现粗浅疏朗之态。此类诗中景物有如粗线条的大笔勾勒，缺乏精笔的摹形绘影，读者在鉴赏这些诗歌时，如同置身于空中楼阁，只言片语的山水成分只能构成零碎散落的模糊影像。如卢谌《时兴诗》就是一首山水悟道的玄言诗，其中涉及山水的词“芒与河”、“伊与洛”、“蔓草”、“芳叶”、“芬华”、“下泉”、“旷野”都是大概陈述，诗人没有展开深入描摹，因而山水显得疏朗分散，整首诗留给人大致模糊的山水印象，读者对诗中山水姿态没有真切实在的审美体验，反而会对诗中“形变随时化，神感因物作。澹乎至人心，恬然存玄漠”的玄理有深刻印象。

在蕴含玄理成分的山水诗中，山水景物的描绘是精致细密的。这些山水姿态的呈现犹如镜头下的写生，诗人对景物的描绘抱有细加雕琢而不厌其烦的心态，可以说是尽其心去摹绘。读者在品读时，能够与诗人一道神游，赏玩美景而不觉疲乏。谢灵运的山水诗最符此类诗歌特征，其诗歌“模山范水”，往往“大必笼天海，细不遗草树”，囊括自然界大小景物，且“把定一题一人一事一物，于其上求形模，求比似”，这种创作心态，使其诗呈现“繁富”之态，也就是精致细密。如其“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崖倾光难留，林深响易奔”，诗人把霞光照射下山林沟壑光影的变幻，云彩的更迭，芰荷、蒲稗等花草植物的柔美姿态，自然山水的音响光影都精心捕捉并巧妙勾勒。

此外，山水悟道类玄言诗中的山水具有理性、抽象、一般性和概括性特征，极少深入到具体、个别、特殊的山水静物的描绘。玄言诗不仅可以直接叙说玄理，体悟玄理，亦可用“略于具体事物而究心抽象原理”②的方法来体悟阐发玄理，以山水悟道的玄言诗即是“从感性形象来体悟玄理者”③286的一种形式。诗人或直接选取理性韵味的景物或把山水理性过滤，抽去原来繁复的形态，提炼成具有概括性的成分。这些成分包含着作者想要阐述的哲理，具有象征性、概括性、一般性及抽象性特征。如孙绰的《秋日诗》：“疏林积凉风，虚岫结凝霄。”“抚菌悲先落，攀松羡后凋。垂纶在林野，交情远市朝。” “虚岫”有道家追求冲虚玄远的色调，而“抚菌”则出自《庄子》中“朝菌不知晦朔”，“攀松”则源于《论语》中“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诗人悲叹生命的易逝脆弱，企慕松柏经寒不凋、长生不谢的品性寿命。“垂纶”一句更有道家隐居山林，远离喧嚣，不问名利的淡泊逍遥。整首诗中的山水景物都经过作者择取提炼，达到理性化色彩的高度。

与山水悟道类的玄言诗相比，蕴含玄理的山水诗中的景物则显得圆润可爱，它们真实动人而有感性色彩。诗人将山水真实地再现，精雕细琢地呈现给我们，细密具体到游览观赏的时间地点、花草树木之态、云霞光影的变幻等。此类诗中的山水成分没有经过玄理提炼，保证了其真实鲜活的一面，因而没有走向概念化、一般化、抽象化的形式，诗中虽含有少量玄理成分，但玄理诗句出现在诗句末尾或开头，作为“尾巴”或概要性文字，而不渗透在山水语句中，因而山水成分显得独立连贯。如谢灵运山水诗《从斤竹涧越岭溪行》中“猿鸣诚知曙，谷幽光未显。岩下云方合，花上露由泫”、“苹萍泛沉浮，菰蒲冒清浅”，景物是其原来的本真面貌，岩下云的聚合，花上露水的泫零，浮萍植物的生长都真切地展现在读者眼前。

二、审美风格

山水悟道类的玄言诗具有冲虚平淡的审美特征。“平淡”风格在美学中即是冲淡美，先秦老子有言“平淡为上”；《庄子・天道》有“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之说。可见，“平淡”在老庄思想中是美的最高标准和立身处世的最佳形态，奉老庄为主要哲理的玄言诗，在述说、体悟哲理时会自然而然地将“平淡”美视为最佳审美风格。峥嵘评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论”。在山水悟道类玄言诗中，一方面山水成分被滤去其自然本真之态而寓以理性色彩，山水景物抽象概括，冲淡寡味；另一方面，作为悟道述理的诗，说理味过浓，纵有山水之句夹杂其间，也无法扭转其冲虚平淡。此外，这些诗往往直接点出诗人追求平淡之境的心态，如卢谌《时兴诗》“淡乎至人心，恬然存玄漠”、孙绰《秋兴诗》“淡然古怀心，濠上岂伊遥”等，这类诗带给读者更多冲虚平淡的审美体验。

蕴含玄理的山水诗中的自然景物带给人以清新流丽之感。晋宋时期，江南秀丽柔美的景物极大地刺激了南渡的文人名士的审美意识，许多诗人有意识地游览山水，悠游行乐，“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其上，若云兴霞蔚”的自然美景让人流连忘返，大量山水题材的诗歌涌现。谢混在改革玄言诗风、创作山水诗的发展中具有开拓作用，其《游西池》“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写日影西下，禽鸟鸣集，水光灵动，一派清新、幽丽。在玄言泛滥、平淡大行其道的时代，它无异于一股清新柔丽之风，给诗坛带来阵阵爽意。此后，谢灵运的山水诗更给人“芙蓉出水”（《诗品》）、自然可爱的审美体验，如“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等诗句中声色交织，山水迭映，带给人清新流丽之感。

此外，山水悟道的玄言诗给人简约玄远的审美体验。玄言诗讲究“得意忘象”、“得意忘言”，以“玄远脱略具体的方式来阐述体悟玄理”，③52因而玄言诗中的言语以简洁明了为要。这类诗已略去具体、特殊的事物特征，而呈现出一般、概括的特征，整体显得简净。此类诗中的山水描绘简约明了，如同枯木一般，枝干分明，没有修饰，不蔓不枝，脉络清晰简洁。同时，其玄理的体悟和阐发也不繁复，主题鲜明，较为单一，简明扼要，给人简约玄远之感。

相反，蕴含玄理的山水诗则是繁富隽逸。此类诗中景物的描摹刻绘是极力雕琢而不厌其烦，诗人毕其力展现江南山水的灵秀之态，而其展现的过程就是对景物细节的精心刻画。谢灵运的“模山范水”之作很能说明问题，其诗中山水的呈现使人应接不暇，山明水秀，姿态各别，给人“繁富”之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评论当时山水诗：“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体物为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状，如印之泥，不加雕削，而曲写毫芥。”诗人于自然景物中的细节处精雕细琢，曲写毫芥，求其“形似”、“体悟”之妙，而有“密附”之说。然而晋宋时期，玄风未退，诗人在游览山水中会无意识地追求精神世界的虚静超脱，山水的描绘多少有悟道之影，因而这些山水诗也带给读者飘逸脱俗的审美体验。

三、创作主旨

山水悟道类的玄言诗以悟道、叙理为其最终主旨。这类诗往往把山水形象哲理化来概括体悟玄理。山水在诗中仅是其体悟玄理的一种手段、一个跳板，诗人在蕴含“道”的山水诗中体悟玄理，并将其体悟的过程用诗歌形式展现出来。山水成分在整首诗中的所占比例较少，这是诗人有意识而为，目的是以防山水过多而有“喧宾夺主”之嫌，影响玄理的传达。纵观晋宋山水悟道类的诗，山水描绘仅是轻描淡写的几笔，作者很少花费大量笔墨勾勒，而是由玄理到概括性的山水，再由山水跳到玄理，直指作者所要阐明的哲思，所有的山水形象仅是其悟道工具和手段，没有独立性可言。

蕴含玄理的山水诗的创作主要是以展现山水姿态、传达诗人的审美经验为其主旨。此类山水诗虽留有玄言影子，但从整体来看，作者将其笔墨着重放在山水自然的描述上，在山水声色的变幻、光影的流动中，读者能在山水的描绘中神游，并感知到诗人的心境。诗句中的山水呈现的是其原本自然的形态，也有经过艺术手段的处理，但总的来说诗句已能将自然山水的美最大限度地展现，而不受少许玄理的束缚，山水景物获得其独立地位。此外，晋宋时期的山水诗有较为明显的“设计”，无论是景物所处的方位，还是空间立体结构，诗句山水的对称描绘等方面都有诗人匠心独运的痕迹。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诗人的创作主旨是表现山水之美，传达自身的审美经验。

注释

① 如胡大雷先生论谢灵运的山水诗与以山水悟道的玄言诗的区别，但未能做出系统的探析.详见：胡大雷.玄言诗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7：287-293.

② 汤用彤.言意之辨[A]//汤用彤学术论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3：214.

林清玄的经典散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勤政务本楼；开元盛世；兴庆宫

［中图分类号］K87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02-0056-03

兴庆宫是盛唐时期的皇宫大内，也是唐代长安城的三大宫殿区之一。其时唐王朝国势强盛，经济繁荣；交通四通八达，城市热闹繁华，对外贸易不断增长，大批的商贾、使者、留学生来往云集，长安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作为政治中心的皇家兴庆宫更以琼楼高耸、玉宇林立而著名，为大唐帝国的象征。兴庆宫位于长安城春明门偏北一坊的兴庆坊旧址，东与外郭城相接。 “开元初以为离宫”［1］，玄宗“至开元十六年正月三日，始移仗与兴庆宫听政”［2］。兴庆宫内建有许多华丽的宫殿楼阁，并一再地扩大宫城的范围，经多次扩建修葺而成。因在大明宫南，又称为“南内”。宫城之内，以隔墙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为宫殿区，有兴庆殿、大同殿、南薰殿等建筑。南部以兴庆池为中心为风景园林区，周围有勤政务本楼、花萼相辉楼、沉香亭等建筑。兴庆宫并以夹城复道，北通大明宫，南达曲江芙蓉园。遗址在今兴庆宫公园处，距西安城东南约1公里。兴庆宫在长安城宫廷遗址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宫廷中枢的勤政务本楼具有极其鲜明的代表性。

一、勤政务本楼基本情况

（一）勤政务本楼的功能性质

唐玄宗李隆基是唐代的中兴君主，在开元时期文治武功卓著，是我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帝王之一。兴庆宫一度成为唐王朝的政治中心，宫中的勤政务本楼相当于兴庆宫的正殿，是玄宗主要的听政视事之处。此楼创建于开元八年（720），玄宗以勤勉政事取名为勤政务本楼，凡颁发诏令、举行宴会、会见外国使节等大典都在此楼进行。后来又取代了西内承天门和东内丹凤门的作用，欢送将帅出征及改元、大赦等重大活动都在此楼前举行，如742年正月唐玄宗改元天宝，宣布大赦天下，天宝十三载（754）三月北庭都护程千里献俘阿布思等。据《唐会要》记载：高等文官的诗赋考试也在勤政务本楼进行，“天宝十三载（754）十月一日，御勤政楼，试四科举人”。勤政楼又是玄宗和文人学士谈诗论赋之地。《开元天宝遗事》载，当年玄宗曾在勤政务本楼上架起高七尺、装饰华丽的山座，召文人学士来楼上讲论诗赋经义，谁讲得好，就可以升坐山座，以彰显他的才华。当年著名文人张九龄讲得最好，荣升山座，为众文人所羡慕。［3］王维《三月三日勤政楼应制》诗云：“Z仗连霄合，琼楼拂曙通。仍临九衢宴，更达四门聪。”

（二）开元之治与勤政务本楼

开元之治是唐玄宗执政时期所呈现的盛事，历史上将玄宗时期分为开元之治和天宝享乐时期。治国初期，玄宗以开元为年号，励精图治，虚怀纳谏，因此，政治清明，政局稳定。玄宗还从自身做起，提倡节俭，并制定了制度：“乘舆服御，金银器玩，令有司销毁，珠玉、锦绣，焚毁于殿前。”［4］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唐玄宗把国家治理得经济繁荣、国富民强、享誉世界，大唐达到了极盛阶段。人们把唐玄宗统治的这一时期称为“开元盛世”，是我国历史上最为璀璨夺目的时期。勤政务本楼是玄宗在兴庆宫政令之地，成为大唐帝国的权力中枢。

（三）勤政务本楼遗址情况

1949年后，陕西省文管会、西安市文管会、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先后对兴庆宫遗址进行了全面的勘探测q量。由于要在遗址上兴建公园，1958年1月开始，又做了进一步的清理，发掘了兴庆宫遗址内宫城西南隅的一部分，细致清理了宫城西南角的部分城垣，还发掘了勤政楼及其他房址、回廊等建筑遗址，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又在兴庆宫附近胜业坊一带进行了勘探，搞清楚了兴庆宫与各坊的关系。12月底工作结束，统计出了翔实的数据资料，并发表了《唐长安兴庆宫发掘记》报告。按发掘的顺序勤政务本楼被编为一号，是保存最为完好的遗址，其位置在宫城的南墙处，楼址呈长方形，现存柱础东西共6排，南北为4排，柱础的直径南、北两排都是0.9米，柱础面与当时的地面平，其面积为500余平方米。勤政楼建在南面城墙之上。南城墙有两重，由此墙向南20米，还有一道外重墙。楼基中间为一长方形夯土台，台宽8.1米，与两侧的宫城相接。中间的两排柱础筑在夯土台之内，楼基的周围均铺有散水。发掘报告称：“从有关文献及各图的记载来看，这一遗址，当是勤政务本楼的基址是无疑问的。”勤政务本楼遗址现在保护在西安兴庆宫公园内。

（四）勤政务本楼的复原

勤政务本楼复原的形制为大型楼殿，一层为通道和走廊，方形大门，遗址是典型的唐代楼式建筑特点：中间为夯土墙，周围是柱子。勤政楼以二层楼阁为主要活动区域，楼址地面的情况非常清楚，用下面柱网和上面柱网作以对应，便推测出二层的楼阁形制和勤政楼整体面貌：勤政楼总高为25米（85唐尺），屋顶为单檐四阿庑殿，施鸱尾，楼上为面阔五间，进深三间。从发掘平面图可以看到，第一间为3.6米，第二间为5.5米，第三间为5.4米，第一间小于二、三间近2米，所以推断楼上第一间为廊，第二、三间为室内，金厢斗底槽结构，中心减柱。施直檩窗，南、北各一直檩门，东、西的直檩门与楼两侧斜形木制楼梯相对应。在一层门道的北端两侧，各有一个木制楼梯，成东、西对称的形式，二楼楼梯设在室外廊下，廊庑为楼梯出口，又可以做观礼台。鸱尾形象参照大明宫出土鸱尾和大雁塔门额石刻佛殿图形中的鸱尾。

唐代是高台建筑向楼式建筑的过渡时期，从周至汉以土结构为核心的土木结构体系，自东汉以来有了以木结构为骨干的土木结构体系，隋唐时期这一体得利发展。从大明宫麟德殿等遗址的发掘来看，承重夯土墙依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再从勤政楼的结构来看，实际也是土木结构承重夯土墙的体现。

二、勤政务本楼布局分析

对勤政务本楼的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开元八年初建时期，勤政楼建在西南隅南宫墙处，楼址位置的选定，显示了玄宗贴近百姓之意。将理政之勤政楼设在外宫墙上，楼下就是春明门大街，对面又是长安商贸“东市”。玄宗云：“新作南楼，本欲察m俗，采风谣，以防壅塞，是亦古辟四门达四聪之意。历观自古圣帝明王，有所兴作，欲以助教化也。”当年许多庆祝活动都是在楼下街上进行，玄宗在楼上欢宴举乐，“纵士庶观看百戏竞作”。玄宗在游兴庆宫诗序中说：“登勤政务本及花萼相辉之楼，所以观风俗而动人，崇友于而敦睦。”

勤政务本楼南的春明门大街宽达120米，在楼前形成了一个面积为12.0556万平方米的大型广场。《明皇杂录》记载，八月五日为唐玄宗的诞日“千秋节”，每年这一天都要在勤政务本楼下举办大型的娱乐活动助兴。唐玄宗与民同乐一起观看演出，节日盛况空前，万众喝彩，道路不免有时壅塞。有一次千秋节，汇集到楼下的人数太多，争着往前挤，负责维持秩序的金吾卫士们已经无法控制局面。在楼上目睹这一情景的唐玄宗对高力士说：“吾以海内丰稔，四方无事，故盛为宴乐，与百姓共欢，不知喧乱如此，汝何方止之。”高力士推荐了在京兆府任职的严安之，到现场用手中的笏板在地上画出一道线，观看演出的人都把这条线叫作“严公界限”，没有人敢超越。

第二个阶段是开元二十四年的扩建时期，十二月毁东市东北角、道政坊西北角以广勤政楼前，在勤政楼城墙外面又加了一道复城，距勤政楼以南20米。这样，庆典活动就由宫外转入宫内，勤政楼和花萼楼围成了一个看楼格局，其下面的一个广场，供各种娱乐演出活动的举行。

三、勤政务本楼环境建筑

（一）宫墙长廊

举行大型盛会，能荣登勤政楼城垣上观光的有皇亲国戚、宰员大臣，所以修有遮日长廊设施，长廊西通向西南角楼，东通往南复墙角楼。《唐会要》载：开元二十八年（740）正月十五日，“以望日御勤政楼宴群臣”，“每赐宴设黼会，则上御勤政楼。每正月望夜，又御勤政楼，观作乐。贵臣戚里皆设看楼，夜阑，即遣宫女于楼前歌舞以娱之”。这里说的看楼，即包括勤政楼两侧的长廊。长廊的结构为平座式。

（二）广场

勤政楼和花萼楼围成看楼的下面是一个广阔场地，供各种演出活动的举行，尤每年八月五日玄宗诞日千秋节，则浦饮楼前，百官献寿。届时大陈仗仪，盛列百戏，除教坊表演的山车、旱船、寻H、走索、丸剑、角抵等百戏之外，又引大象、犀牛、舞马入场为戏。唐人王建《楼前》诗：“天宝年前勤政务楼，每年三日作千秋。”

《明皇杂录》记载，唐天宝十年（751）九月，在勤政务本楼前举行盛大宴会。教坊艺人王大娘表演顶竿，竿上放着木山，小孩还可以在木山间穿梭。这神奇的技巧，博得一片喝彩。坐在楼上观看的唐玄宗和杨贵妃也赞不绝口。有个10岁小孩名叫刘宴，时称“神童”，杨贵妃将他抱在膝上，并让他即兴赋诗。刘宴随即吟道：“楼前百戏竞争新，惟有长竿妙入神。谁得绮罗翻有力，犹自嫌轻更著人。”杰出的诗作，博得玄宗和贵妃的赞赏，当即赐以重礼。这些丰富的活动留下了许多轶闻趣话。

广场东面搭有节日用临时性看台，供百官幕僚观看享用。北面则设有大型帷帐，供表演艺人歇息。

（三）“日”字形长廊

“日”字形长廊（六号基址）遗址所占面积最广，将勤政楼、花萼楼、城垣及角楼等连在一起。值得说明的是，勤政楼、花萼楼一直就是连在一起的，在初期开元八年，勤政楼城垣通向西宫墙把它们连起来。开元十四年宫墙西移扩建时期，修有长廊把它们连在一起，开元二十四年后的“日”字形长廊是复式回廊。二层有桥通往勤政楼、花萼楼、宫墙等，并和南宫墙长廊相通，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敝日通道。所以，历代许多图文都是这样描述的，如明朝洪贯《唐宫词》：“花萼遥连务本楼，五王文采尽风流。不知凝碧池头宴，落尽宫槐一树秋。”

（四）花萼相辉楼

花萼相辉楼集多种功能于一楼，又与著名的勤政务本楼相近，所以成为各种庆典活动的中心。花萼楼首要的用途是国宴的重要场所，大型宴会多在花萼楼上举行。《唐六典》记载，唐王朝曾和世界上300多个国家和地区相交往，每年都有大批外国使者来到首都长安。朝廷在兴庆宫花萼楼设国宴为使者洗尘，诗人郑隅写道：“千秋御节在八月，会同万国朝华夷。”

花萼相辉楼是唐代建筑艺术的精华，也是皇家宫廷楼宇的风范，开元、天宝年间声闻于天，在当年号称“天下第一名楼”，代表了盛唐宫廷建筑的最高成就。

四、开元全盛日

勤政务本楼是玄宗“以修政事”的听政视事之处，但与高大豪华的花萼相辉楼相比，规模稍显逊色，花萼楼以第一名楼的巨丽而流光溢彩，成为一个国家繁荣富强的象征。而勤政务本楼则是唐玄宗励精图治、勤勉政事的证明，玄宗殚精竭虑，宵衣盱食， 常用“吾貌虽瘦，天下必肥”之语自勉。勤政楼为唐玄宗即位后所建，意在“勤于政事，关心民疾”，唐王朝也因此而进入了百姓安居乐业的盛世局面。

[参考文献]

［1］唐・李林甫等. 唐六典.［M］.北京：中华书局，1992.

［2］宋・王溥. 唐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3］五代・王仁裕. 开元天宝遗事［M］.北京：中华书局，2006.

［4］［7］后晋・沈晌. 旧唐书・玄宗纪［M］.北京：中华书局，2002.

［5］［6］马得志. 唐长安兴庆宫发掘记［J］.考古，1959，（10）.

［8］［9］［11］唐・郑处诲. 明皇杂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