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清玄语录范文第1篇

2、曾以寻死的心活着，被迫超越，也曾主动超越，不管梦是否实现，有梦总是最美的。

3、快乐活在当下，尽心就是完美。

4、今天扫完今天的落叶，明天的树叶不会在今天掉下来，不要为明天烦恼，要努力地活在今天这一刻。

5、这么多年来，我同情那些最顽劣、最可怜、最卑下、最被社会不容的人，我时常记得老师说的：在这个世界上，关怀是最有力量的。

6、每次转变，总会迎来很多不解的目光，有时甚至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但对顺境逆境都心存感恩，使自己用一颗柔软的心包容世界。柔软的心最有力量。

林清玄语录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世说新语》；志人小说；佛教人物；僧传

魏晋南朝时期，除了志怪小说以外，还有一种小说被鲁迅称为“志人小说”。这类小说以《世说新语》为代表，“是成就和影响最大的一部”。《世说新语》在历代文献总集中，多被归入子部小说类，如《唐书·艺文志》、《通志》、《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这表明了后代编纂者对《世说新语》小说特征的统一看法。《世说新语》产生于南朝刘宋时期。这一时期，作为一种外来宗教文化的佛教，首次跃入了中国精神思想文化的主流行列，直接参与着国家的政治教化和指导着人们的精神信仰。民众和知识精英对佛教的依赖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世说新语》的主编临川王刘义庆(403－444)，就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他所主持编纂的志怪小说《幽明录》和《宣验记》，就用大量的文学故事宣扬佛教教义，尤其是后者，被鲁迅称之为“释氏辅教之书”。《世说新语》由于受到文体方面的限制，不可能像志怪小说那样接受印度佛教文化的诸多原型，但并不是说它与佛教无缘。《世说新语》与《幽明录》、《宣验记》不同的是，它的旨趣并不在于宣扬和展示佛教的种种教义和佛法的广大无边，而是重在记录和重现时人的品貌、风采，特别是时人的一些充满睿智的精彩话语，颇类今日盛行的“段子”。其中所涉及到的重要人物不下五六百人：上自帝王卿相，下至士庶僧徒，都有不同程度的记录。这样，《世说新语》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佛教输入中国后中国人接受佛教以及中国僧人言行的一些情况，对研究当时佛教传播的状况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同时，它还为文学园地塑造了一批生动、具体、可感的人物艺术形象，颇具文学审美价值，为后来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一

从文学上讲，佛教为《世说新语》提供的最具文学审美价值的是一批富有人物个性的僧人形象。据初步统计，《世说》所记的僧人(包括刘孝标注)大约有40余人，其中记录最多的僧人形象主要有释道安(312—385)、竺法深、竺法汰(320—387)、康僧渊、支愍度和支遁(约314—366)，尤以支遁为多，竟达53条，这是一般名士和帝王所不能比拟的。由此看出，作者们对佛教的崇信和对僧人的偏爱。这些具有鲜明个性特色的僧人形象，不仅丰富了整部著作的群像，而且还为塑造其他人物形象提供了描写经验。如：

支道林常养数匹马。或言：“道人畜马不韵。”支曰：“贫道重其神骏。”支公好鹤，住剡东山印山。有人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欲飞。支意惜之，乃铩其翮。鹤轩翥不复能飞，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翮成，置使飞去。

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曰。”

支道林初从东出，住东安寺中。王长史宿构精理，并撰其才藻，往与支语，不大当对。王叙致作数百语，自谓是名理奇藻。支徐徐谓曰：“身与君别多年，君义言了不长进。”王大惭而退。

谢公云：“见林公双眼黯黯明黑。”孙兴公“见林公棱棱露其爽。”

王长史尝病，亲疏不通。林公来，守门人遽启之曰：“一异人在门，不敢不启。”王笑曰：“此必林公。”

从上引诸条文看出，支遁作为僧人形象，从相貌、语言、品性、思想等都十分鲜明和富有个性化。除此，还有其他人物：

郗嘉宾钦崇释道安德问，饷米千斛，修书累纸，意寄殷勤。道安答直云：“损米。”愈觉有待之为烦。

远公在庐山中，虽老，讲论不辍。弟子中或有堕者，远公曰：“桑榆之光，理无远照，但愿朝阳之晖，与时并明耳。”执经登坐，讽诵朗畅，词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肃然增敬。

殷荆州曾问远公：“《易》以何为体?”答曰：“《易》以感为体。”殷日：“铜山西崩，灵钟东应，便是《易》耶?”远公笑而不答。

道壹道人好整饰音辞，从都下还东山，经吴中。已而会雪下，未甚寒，诸道人问在道所经。壹公曰：“风霜固所不论，乃先集其惨澹。郊邑正自飘瞥，林岫便已皓然。”道安的睿智幽默，慧远的勤奋精进，道壹的审美情怀，等等，这些对僧人形象的文学白描，在整部《世说》中已是相当成熟了。尤其是写道壹和尚，寥寥数笔，即将其不顾行脚疲劳、雪中欣赏自然美景的神态刻画得栩栩如生。当然，上引条文有作者们对这些僧人形象的遴取、提炼、加工，但是，首先是这些僧人为《世说》的作者们提供了极为丰富、可写可塑的生活原型。如果没有这样生动的生活原型人物，《世说》的作者们即使写作水平再高，恐怕也只能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这也可以说是佛教对《世说新语》的一个礼赠。

《世说新语》还描绘了一批深受佛教影响、与僧人交往密切的名士形象。如：

王逸少作会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孙兴公谓王曰：“支道林拔新领异，胸怀所及乃自佳，

卿欲见不?”王本自有一往隽气，殊自轻之。后孙与支共载往王许，王都领域，不与交言。须臾支退，后正值王当行，车已在门。支语王曰：“君未可去，贫道与君小语。”因论《庄子·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

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王逸少者，王羲之(303—361)是也，东晋名士，尝作《兰亭序》而著称于世。他初见支遁，并不把支遁放在眼里，甚至不与之语，表现出名士的孤傲之气。然而，当支遁引论一番《庄子·逍遥游》后，王羲之便放下了名士的架子，遂即折服。支遁论《逍遥游》，自然不会是再用玄学那一套论调，而是以佛解庄，故能“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而成为“支理”。这一段话，是否有夸张的成分，已无从考证。但它表现出了名士与名僧、玄与佛合流的一种倾向：主要是佛教向玄学名士的渗透和靠拢，而不是玄学名士主动缴械。从文学角度讲，这种展示佛教活动的文学描绘，颇富审美意味。其动作、语言的描写，虽简单明了，却能刻画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如王羲之听了支遁的高论之后，“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这一简单的动作描写，便使得王羲之的那种茅塞顿开、豁然醒悟后、不顾名士风度的神态跃然纸上。

二

《世说新语》作为志人小说，虽然是以人物的言行为主，但也不乏对某些事件的简略叙述。就佛教而言，它以文学的语言简略叙述了北方僧人过江、南下的佛教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可谓是了解东晋末刘宋初佛教状况的重要材料。虽然它们不能被我们视为直接的史料，但至少可以说它反映出了编纂者们对佛教的态度。如《假谲篇》说支愍度创立“心无义”不是为了弘扬般若学，而是为了适应江南清议之风，“权救饥尔”；《文学篇》说康僧渊初过江，“未有知者，恒周旋市肆，乞索以自营。”这二则，显然带有几分嘲讽之意，但寥寥数语，倒也勾画出了佛教僧人在永嘉之乱后，初过江南的艰辛与坎坷。即使到了东晋中后期，佛教在官方的眼里似乎依然并不神圣。《世说》艺术地描述了这一情况。如：竺法深在简文坐，刘尹问：“道人何以游朱门?”答曰：“君自见其朱门，贫道如游蓬户。”

庾公尝入佛图，见卧佛：曰“此子疲于津梁。于时以为名言。

简文，即简文帝刘昱(320—372)；刘尹，即刘??314—349)，时为丹阳尹；庾公，即庾亮(289—340)，时为太尉。这三人的几句对话颇有几分机锋：法深为简文皇帝的坐上客，反映了佛教僧人的地位于此时在帝王心目中似乎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文人、名士依然可以嘲弄僧人。在刘?纯蠢矗?ㄉ詈蜕屑次?黾胰耍??我?矢接诘弁跄?而法深的回答却极为巧妙：世俗把帝王处看得高不可攀，而和尚却把它们看成是茅草房。这里，法深明明有攀附帝王的动机，却要表白自己并不把帝王当回事。而庾亮则拿卧佛开玩笑，说佛陀卧着，是因为渡人太多而劳累得躺下了。这则故事生动、诙谐地反映了当时帝王达官们对佛教还缺乏一种敬畏、神威、神秘的心理。

佛教在东晋帝王、名士精神世界中的升温是与其过江后的无奈、苦闷的心态有着直接关系。其时，南下的士族普遍有一种故国之思：

过江诸人每至美曰，辄相邀新亭，藉卉饮

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相视流泪”，正形象、具体地刻画了名士们流落异乡的失落感。不只是名士，就连刚过江的东晋元帝司马睿(276—322)也常有寄人篱下之感：“寄人国土，心常怀惭。”故土沦陷，时乱离弃，人生无常，命如草芥，加上士族内部的纷争倾轧，更让士人们感到前途未卜，希望渺茫。现实的种种苦难，社会的处处矛盾，给过江士人的心里投下了太多太多的阴影和创伤。而正始以来的玄学清谈，在这新的严酷的现实面前，显得过于苍白无力，难以带来往日的那种精神上的满足和潇洒。士人们过江后的清谈内容和水平无论如何也超不过西晋，“逮江左群谈，惟玄是务，虽有日新，而多抽前绪矣。”而这时的道教，曾在汉末黄巾起义遭到镇压后，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和限制，一时还缓不过劲来。于是，外来的佛教以它那博大深邃的哲理、丰富奇特的想象、庄严隆重的仪轨、各具神态的群像、绚丽斑斓的色彩、神秘莫测的祈祷向士人们提出了三世(前世、今世、来世)的人生观、查根究柢的六道轮回和西方极乐净土世界的美好希望，填补和慰藉了过江士人们正感苦闷的心灵。东晋初期兴起的般若学讲的“空无”与玄学说的“虚无”旨趣相投，极容易适应和满足士人们惯于清谈的习气。这样，佛教这种外来的宗教文化未经本士文化的多少抵制，便轻而易举地赢得了王室和门阀士族的青睐。尤其是一些在政治上失意、遭贬甚或被废的士人，更容易接受佛教。这一历史事实，在《世说新语》中得到了艺术的反映：

殷中军被废东阳，始看佛经。初视《维摩诘》，疑《般若波罗密》太多；后见《小品》，恨此语少。

殷中军被废徙东阳，大读佛经，皆精解。惟至事数处不解，遇见一道人问所签，便释然。

殷中军读《小品》，下二百签，皆是精微，世之幽滞。尝欲与支道林辩之，竞不得。今《小品》犹存。

殷中军即殷浩(?—356)，乃东晋中前期人，“善《老》、《易》，能清言”，乃清谈名士。被废之前，殷浩从不看佛经，被废之后，思想发生巨变，“大读佛经”，而且“皆是精解”。这说明，佛教是慰藉士人苦闷心灵最好的灵丹妙药。不仅士族大兴佛教，就连东晋帝王，如明帝司马绍(299—325)、成帝司马衍(321—342)、哀帝司马丕(341—365)、废帝司(海西公)马奕(342—386)、简文帝司马昱(320—372)等均好佛学，尤其是成帝时又开了沙门不跪拜王者之先例，为佛教势力的迅速膨胀添加了催化剂。正是在这样一种崇尚佛教的氛围下，北方的“义解”高僧纷纷南下，为南方寡而无味、了无新意的清谈注入了一股新鲜空气，改变和重塑了南方的学风，使其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三

据梁慧皎(497～554)《高僧传》载，两晋及晋宋之际，北方南下的高僧几乎遍及“译经”、“义解”、“神异”、“习禅”、“明律”、“诵经”、“兴福”、“经师(转读)”“唱导”等各个方面，其中以“义解”高僧的人数最多。两晋时期南下的著名僧人有：康僧渊、康法畅、支敏度，“晋成之世，(康僧渊)与康法畅、支敏度等过江。”竺法潜，“晋永嘉初，避乱过江。”于法兰，“后闻江东山水，剡县(今浙江嵊县)称奇，乃徐步东瓯(温州)，远瞻周?]嵊，居于石城山足，今之元华寺是也。”于道邃，“后与兰公俱过江，谢庆绪大相推重。”释道宝，“晋丞相导之弟。弱年信悟，避世辞荣，亲旧谏之，莫之能制。”释道安，后赵之乱，“与弟子慧远等四百余人渡河”，“达襄阳，复宣佛法。支僧敦，“少游?F陇，长历荆雍。妙通大乘，兼善数论，著《人物始义论》。”竺法汰，少与道安同学，“与道安避难行至新野”，“泣涕而别。乃与弟子昙壹、昙二等四十馀人，沿江东下”，“下都止瓦官寺，晋太宗简文皇帝深相敬重。”释僧先，“与道安相遇于逆旅”，“乃与汰等南游晋平(土)，讲道弘化。”竺僧辅，“道振伊洛，一都宗事。值西晋饥乱，辅与释道安等隐于洪?C泽”，“后憩荆州上明寺。”竺僧敷，“西晋末乱，移居江左，止京师瓦官寺，盛开讲席。”释法遇，“事(道)安为师”，“后襄阳被寇，遇乃避地东下，止江陵长沙寺。”，随道安南下至襄阳。又遇苻秦攻襄阳，乃别道安，“与弟子数十人，南适荆州”；又经“浔阳，见庐山清净”，遂入山。这些著名高僧的南下或过江，虽时间、地点不同，个人的具体处境和情况也不尽相同，但总起来讲，对南方佛教乃至整个南方思想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四

《世说新语》以诙谐、轻松的笔调叙述了上述南下、过江僧人及受其影响的南方僧人的佛教活动，可以归类、总结出以下一些特点：其一，南下过江的僧人并非都是一帆风顺，但他们凭着自己对佛教义理的深刻理解和掌握，使名士们不得不刮目相看。

愍度道人始欲过江，与一伦道人为侣，谋曰：“用旧义在江东，恐不办得食。”便共立“心无义”。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讲义积年。后有伦人来，先道人寄语云：“为我致意愍度，无义那可立?治此计，权救饥尔，无为遂负如来也。

康僧渊初过江，未有知者，恒周旋市肆，乞索以自营。忽往殷渊源许，值盛有宾客，殷使坐，粗与寒温，遂及义理。语言辞旨，曾无愧色。

领略粗举，一往参诣。由是知之。支愍(敏)度创立“心无义”并非其本意，而是“权救饥尔”。可见支愍度初过江时，连肚子都填不饱。康僧渊初过江时，也是乞食为生。按说，忍饥挨饿、乞食糊口，对于僧人来说那是极其平常的事，尤其是以禅定(dhyana—samadhi)、头陀(dhnta)为高的僧人，更是要专门经受乞食为生的磨练。而支敏度、康僧渊都是以“义学”为高之僧，是吃不下“头陀”之苦的。所以，他们就得发挥其特长，以“义理”来赢得江左王室和士人们的关注和赞赏。这种以“义理”来迎合士族们的清谈口味，实际上改变了士族们清谈的内容，突出和扩大了般若学的地位和影响。其二，这些南下名僧不仅在玄、佛的义理上与名士相契，而且在清谈的言语和机锋上同样具有名士们的那种简约、隽永、机敏、诙谐的特色。

康僧渊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调之。僧渊曰：“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

竺法深在简文坐，刘尹问：“道人何以游朱门?”答曰：“君自见其朱门，贫道如游蓬户。”

支道林常养数匹马。或言“道人畜马不韵。”支曰：“贫道重其神骏。”

由上看出，名僧与名士之风格何其相似!故孙绰才有“丛林七僧”与“竹林七贤”之相比附。孙绰的比附，表面上看起来是以名僧来附会名士，实际上，他已经看到了佛教急遽增长的势头。这就表明，东晋的世家大族从单纯的玄学清谈中跳离出来而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了佛教上面。其三，南下或过江僧人多精熟“三玄”(《易》、《老子》、《庄子》)，他们在对“三玄”理解的深刻程度上，丝毫不逊色于清谈名士。特别是他们在谈玄时的杂入佛理，使名士们常有耳目一新之感。

《庄子·逍遥游》，旧是难处，诸名贤所可钻味，而不能拔理于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马寺中，将冯太常共语，因及《逍遥》。支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后遂用支理。

王逸少(王羲之)作会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孙兴公谓王曰：“支道林拔新领异胸怀所

及乃自佳，卿欲见不?”王本自有一往隽气，殊自轻之。后孙与支共载往王许，王都领域，不与交言。须臾支退，后正值王当行，车已在门。支语王曰：“君未可去，贫道与君小语。”因论《庄子·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支遁解《逍遥游》居然能作数千言，足见其对《庄子》的理解何等深刻。这种理解恐怕更多地是站在佛教的角度，故而能有新见，令名士“留连不能已”。其四，南下、过江僧人并不是一味地去迎合名士们的玄学清谈的口味，他们初期的迎合只是为了站稳脚跟，一旦其地位得到了确立，他们就会创立自己的佛学思想体系。据汤用彤考证，这一时期创立的般若学派有支敏度立的“心无义”，道安、慧远立的“本无义”和支遁立的“即色义”等六家七宗。这些不同学派的形成，乃是由于运用了一种叫“格义”的方法。有学者认为此时般若学者用“格义”方法乃是迎合、附会玄学。从过江的初期来看，不乏“迎合”因素，但从佛教的传播来看，是不得已而为之。道安早就认识到了“格义”方法的不足，他说：“先旧格义，于理多违。”但不用格义的方法，中国人就难以理解和接受佛教般若学。特别是在般若类经和大乘中观学派理论尚未全面译介出来之前，这些般若学者本身也有一个学习、理解和发挥的过程。般若学思想体系的建立，自然不满足于对玄学的依傍，除了般若学各派的争论外，还开始对玄学的命题发起攻击。

僧意在瓦官寺中，王荀子来，与共语，便使其唱理。意谓王曰：“圣人有情不?”王曰：“无。”重问曰：“圣人如柱邪?”王曰：“如筹算，虽无情，运之者有情。”僧意曰：“谁运圣人邪?”荀子不得答而去。

圣人之有无喜怒哀乐，乃是曹魏正始清谈主要议题之一。王荀子主圣人无情说，却被僧意抓住破绽，直问的“不得答而去”。这种咄咄逼人的质问显然在过江的初期是不可能的，它只有在佛教取得较为稳固的地位后，才有可能对玄学进行发难。这也同时表明，般若学与玄学有着根本的区别：“般若学是一种以论证现实世界虚幻不实为目的出世间的宗教哲学，而魏晋玄学则是一种充分肯定现实世界合理性的世俗哲学。”其五，南下、过江僧人在南方社会中的地位确立后，便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了。由此对士族乃至王室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道安至襄阳，就得到习凿齿、谢安、郗超等名士的礼敬和供养；支遁则与“王洽、刘恢、殷浩、许询、郄(郗)超、孙绰、桓彦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谢长遐、袁彦伯等，并一代名流，皆着尘外之狎。王羲之、王修亦对支遁钦佩之至。在庐山“三十馀年，影不出山”的慧远，除了刘遗民、雷次宗、周续之、宗炳、张莱民、张季硕、谢灵运等名士为人室弟子外，还受到了陶侃、桓伊、王谧、王默、殷仲堪、桓玄、何无忌等名士和重臣的钦慕和致敬。竺法潜，“中宗元皇，及肃祖明帝、丞相王茂弘、太尉庾元规，并钦其风德，友而敬焉。”竺法汰，“下都止瓦官寺，晋太宗简文皇帝深相敬重。”这么多的名士和帝王敬重名僧，自然不能不受其影响。名士谈佛、讲佛已渐成风气，且其义理水平日益提高。

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

名士不只是一般地以清谈点佛理而点缀门面，而是充当起“义解”僧人的职责，真正宣讲起佛教般若学来了。像孙绰的《喻道论》、郗超的《奉法要》调和儒、佛，其对佛理理解之深刻，盖非西晋清谈士人所企及。于此可见此时名士通达佛理。

《世说新语》在以上五个方面，艺术地再现了当时佛教的活动状况，为我们了解和认识东晋佛教与政治、思想文化的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世说新语》虽然记录了这么多的佛教活动和僧人的言行举止，但因其书的性质为笔记小说，非实录史料，故其所记佛教活动能否反映当时佛教的实际状况，还需要进一步寻找旁证材料来佐证，否则，就会把小说当作历史来看，陷入虚构艺术(ficfionfl an)的历史陷阱之中。需要指出的是，多部闻名遐迩的中国哲学史、思想史和佛教史等著作，都不约而同地直接引用了《世说新语》中的材料，不作任何考辨，就将其作为反映当时历史状况的史料，忽略了其笔记小说的性质。这不能不令人遗憾。五

《世说新语》作为文学作品不只在文学领域产生巨大的影响，同时它对佛教的《僧传》写作也有着重要的贡献。以往我们研究佛教与文学的关系，多从佛教对文学的渗透和影响着眼，忽略了文学对佛教的渗透，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尽管佛教与文学的相互影响的程度并不是相等的，佛教对文学的影响远远大于文学对佛教的影响，但文学毕竟还是以它的人物塑造、情节描述、审美趣好等，对佛教尤其是《僧传》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譬如，《世说新语》就以其成功的人物塑造为梁代慧皎撰写《高僧传》提供了成熟的人物素材和写作经验。如《世说》写支遁的好马、放鹤以及王羲之的“披襟解带”，便成为《高僧传·支遁传》的绝妙素材：

人尝有遗遁马者，遁爱而养之，时或有讥之者，遁曰：“爱其神骏，聊复畜耳。”后有饷鹤者遁谓鹤日：“尔冲天之物，宁为耳目之甑乎?”逐放之。

王羲之时在会稽，素闻遁名，未之信，谓人曰：“一往之气，何足言。”后遁既还剡，经由于郡，王故诣遁，观其风力。既至，王谓遁曰：“《逍遥篇》可得闻乎?”遁乃作数千言，标揭新理，才藻惊绝。王遂披衿解带，流连不能已。仍请住灵嘉寺，意存相近。又如竺法深，《高僧传》的材料也汲取了《世说新语》：

潜(法深)尝于简文处，遇沛国刘忮，忮嘲之日：“道士何以游朱门?”潜曰：“君自规其朱门。贫道见为蓬户。再如康僧渊，

林清玄语录范文第3篇

【关键词】林清玄　乡土散文　散文特质　佛学意识　情景交融　意境

在当代华文世界，林清玄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其散文创作在华人圈内有着广泛的影响，声誉极高，有“世纪末最清明的文章，人世间最美妙的声音”的美誉。林清玄的乡土散文将佛学哲理融于平常生活之中，散文风格清新，语言朴素自然，又有情景合一的创作手法。此外，林清玄的乡土散文呈现出清新空灵的散文意境，灵动唯美。

一、平常生活中的佛学意识

林清玄的乡土散文多写平常生活，生活中的点滴成为他创作的重要源泉。同时，乡土散文中有着大量的文化意象，意象亦多为平常之物且范围广泛，可以是物质性的，也可以是精神性的。平常的生活和意象展现了林清玄平静安详的心态，平静安详的心态让林清玄能够冷静地观察当下的都市生活。而更深层次的则是浓郁的佛学意识。

平静安详的心态即是佛常说的“平常心”，不妄想，不分别，不执著之心。林清玄以“平常心”对待当下的都市生活，从中感悟到强烈的“平民情怀”和“平等意识”。这正是佛家所倡导的“慈悲仁爱”。出于宗教人文情怀的道德关爱，林清玄的乡土散文更多地去关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发掘他们身上的平凡之美。

在《木鱼馄饨》中，作者在深夜的巷口偶遇了一位卖馄饨的旧人。“虽然抵不过岁月的风霜而有一点佝偻”，但“他开朗依旧，风趣依旧”。当被问及为何要选择木鱼做为馄饨的讯号时，老人的回答“他选择了木鱼——让清醒者可以听到他的叫唤，却不至于中断了熟睡者的美梦”。这令读者产生一股敬意。虽然平凡弱小的他面临着生活的压力，但仍考虑他者的感受。他以淡定的节奏边敲木鱼边卖馄饨，走过了一个个寻常巷陌，温暖着一个个迟睡者的心灵，有一股默默的温馨之感。在《卖茶老妇》中，林清玄用静默的安详展现了老者的温暖。

那位老妇人只有一只眼睛，她沉默的冲好了茶，就迈着缓慢的步子走到里面，沉默地坐着。……最好的是雨大的黄昏，一个人独自在龙山寺，要一壶乌龙茶，一碟瓜子，一小盘绿豆糕，一只脚跨在长条凳上……更好的是到黄昏的最后一刻，雨忽然停了，斜斜映进来一抹夕阳，金澄色的，透明而发光。

老妇人衬着那一袭金澄色的夕阳，仿佛笼罩着一层光辉，她默默无语，只是用心冲好一杯茶，再缓缓的踱回去，用一只眼睛看着你，看着这个世界，淡定的步履和温暖的眼神展现了其心灵的安详，营造出一种静默的肃穆之美。而作者在寺庙中，一人、一茶、一碟瓜子足矣，“一”字有“纯”之意，简简单单就是人间至美，平平淡淡就是最好。

林清玄的乡土散文展现了平常生活中的美，挖掘了人性的美好，揭示了佛教所具有的正面价值和积极意义。

二、景、事相融的表现手法

林清玄的乡土散文大多有一个相似的模式：他将眼前的景物与记忆中的事物相联系，将现实的场景与历史上的某些文物事件相联系，引出下文后再用散文的笔法和诗的境界，将其一一收入艺术的品味和美好的冥想之中，熔铸在抒情的淡雅风格之中。这类模式因为有了虚实相生、时空交错与多元文化互动，而让林清玄的乡土散文显得内容翔实、生意盎然，大大丰富了其散文创作的文化意蕴，使散文艺术面目一新。林清玄所创造的散文模式，更被许多评论者称为“林清玄体”或“林清玄风格”，这种文体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境生于象外。而虚实生辉。

这种特色文体的创新。与林清玄的人生经历、创作观念密不可分。首先，受林清玄深刻的童年经验影响。《现代心理美学》指出：童年经验对一个人的个性、气质、思维方式等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决定的作用。童年的林清玄，虽然物质生活过的比较艰难，但有手足之情与亲情的滋润，精神上并不空虚。林清玄在《长途跋涉的肉羹》中写道：我的父母都是善于表达爱的人，因此，在我很幼年的时候，就知道再微小的事物，也可以作为感情的表达；而再贫苦的生活，也因为这种表达而显现出幸福的面貌。成年后的林清玄，更是熟谙此理，常用也爱用微小的事物来表达深邃的情感、哲理。

其次，林清玄的审美视角非常广阔，审美立场比较完整，折射出其对时代宏观审美的良好把握。在《随风吹笛》中，写道“有一回我放着一卷写明《溪水》的录音带，在溪水净琮之间，突然有两声山鸟长鸣的锐音，盈耳绕梁，久久不灭。”在《雪中芭蕉》，写道“以《雪中芭蕉》来说，那裸芭蕉使我们想起王维，他纵是在无边的大雪里，也有动人的翠绿之姿，能经霜雪而不萎谢。”林清玄热爱阅读，涉猎广泛，茶道、音乐、书画等艺术内容都能信手拈来，各类典故在其乡土散文中的交错让散文显得内容充实、内涵丰富；丰富的知识储备让林清玄对情景交融的拿捏也更加到位。

再者，林清玄的整体性立场十分全面，不仅有宏观与微观之间的辩证分析，更有主观与客观等诸多范畴中明慧而清晰的辩证联结。林清玄的乡土散文是一种整合，他先用客观的语句来描述自然风景、人文事物，再在此基础上通过辨证分析引出自己富含哲理的主观见解。最后，受东方美学和佛家宗教情怀的影响，林清玄注重所描绘对象的内在意蕴，情景交融的散文形式更能够展现出乡土散文的深厚文化内涵。

三、清新空灵的意境

林清玄的乡土散文熔铸了丰厚的东方美学和佛家宗教情怀。风格清新。笔触清新淡雅。清新自然的散文语言流露出婉约含蓄的美感，散文显得典雅又不失灵动，更具有冲淡之美。同时，林清玄非常注重乡土散文的节奏感，清新淡雅的文风配上一句一段的分段风格，使散文有了合适的停顿，有了诗的韵味。林清玄坦露无遗、昭然若揭的叙述加上诗歌的韵味，再配上男人最清简最空灵的胸襟底蕴，从而创出了清新空灵的散文意境。

在《秘密的地方》中，林清玄写道“在我的故乡，有一弯小河。小河穿过山道、穿过农田、穿过开满小野花的田原……响着琮琮的乐声，一直走出我们的视野”。林清玄用清新的词汇、简短典雅的句式，栩栩如生地展现了小河流水、岸芷汀兰的美景。而“穿过山道、穿过农田、穿过田原……琮琮的乐声，一直走出我们的视野”的句式有着朗朗上口之感，河水仿佛有了生命，有了空静而不失灵活的气息，能穿过一切直至永恒。在《月光下的喇叭手》中，喇叭手站在寒凉的街头，从冬天一直吹到了春天。“孤零零地站着，没有形状，却充塞了整条街”，老人吹着乡愁小曲，抑制不住的落泪。喇叭手的生命是“伸缩喇叭凹凹扭扭的最后一个长音”，长音不高，笔触平淡，但节奏分明，喇叭声充塞了每一个读者的心灵，而“凹凹扭扭”四字更将曲有尽而意无穷的意境体现得淋漓尽致。在《笑春风》中，林清玄在开头和结尾分别引用了崔护的《题都城南庄》和苏轼的《赠刘景文》，先塑造了清新空灵的散文意境。此外，更在文中用诗的形式写道“幸好的是，不论年华去也、不论分合聚散、不论多少的背弃与分离，每一年的春风总是在的。人面可能分离，桃花必会凋谢，只要我们在分离与凋谢中不失去微笑的心，就能永远与春风相约”。林清玄巧妙化用诗句，唯美的笔触配上诗意的情境，将“分离”和“相约”这如此伤感的事物写的清新空灵，写的唯美释然，给读者以心灵上的慰藉。

林清玄认为散文是最适合他的，是最自由的。他以自由的方式进行散文的叙述，语言朴素自然，意境清新空灵，大大提升了乡土散文的审美价值。

林清玄语录范文第4篇

关键词：《文苑英华》；唐人选唐诗；唐诗学；演进

中图分类号：I2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4）01?0181?05

选本批评是中国古代诗歌批评中常见的方式，对诗学研究影响较大。陈伯海认为：选诗、品藻和叙事，“是唐诗学的最原始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1]（178）。朱易安则认为：“事实上这个研究范围和方法以后仍然是整个古典唐诗学的主要部分，即使到了明代后期，出现了胡应麟《诗薮》、许学夷《诗源辨体》这样具有比较完整理论体系的唐诗学研究著作，也仍然如此。又如许学夷的《诗源辨体》，原本是一部大型诗选，后因财力人力有限，只刻印了诗论部分，才成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样子。”[2]（30?38）唐代有大量唐人自行编选的唐代诗集，据陈尚君先生《唐人编选诗歌总集叙录》统计约在100种左右[3]（185），惜大部分逸散。较早将“唐人所选唐诗”选本结集刊行的是明代嘉靖时佚名所辑《唐人选唐诗六种》，收《箧中集》《国秀集》《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搜玉小集》《极玄集》。明末毛晋补《御览诗》《才调集》两种，成《唐人选唐诗八种》。1958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又增《唐写本唐人选唐诗》《又玄集》两种，共10种结集成书。傅璇琮先生又增补了《翰林学士集》《丹阳集》《玉台后集》《珠英集》4 种，删去了似为抄录而非编选的敦煌写本唐诗，共计收录13 种，辑成《唐人选唐诗新编》。学界对“唐人选唐诗”现象较为关注，也有不少研究成果，但较少将之与宋代的唐诗选本比较，从选本批评角度考察唐宋人选唐诗的变化。宋初编纂的《文苑英华》虽是诗文总集，但编纂人员分工各不相同，实际上又各成体系。若单独抽出《文苑英华》诗部分，也可视为诗歌总集，故施蛰存在《唐诗百话・历代唐诗选本叙录》中将它归为第一部宋人唐诗选集。以《文苑英华》选唐诗与唐人选唐诗比较，能具体微观地把握唐至宋初唐诗学的演进特点。

一、题材意识的增强

《文苑英华》属于“分体编录型”诗文总集，分赋、诗、歌行、杂文等38体，诗分天部、地部、帝德、应制、应令附应教、省试、朝省等25类，“以诗歌外在目的分类的有应制、应令（应教附）、省试、酬和、寄赠；以诗歌内容分类的有天部、地部、帝德、朝省、音乐、人事、释门、道门、隐逸、寺院（塔附）、行迈、军旅、悲悼、居处、花木、禽兽（虫鱼附）；两者兼有的有送行、留别；以诗的体式为类的有乐府”[4]（140?144）。整体而言《文苑英华》诗主要依据题材分类，除了帝德、应制、应令附应教、释门、寺院、酬和、寄赠、留别类外，其它各类都有二级子类，如表1所示。

表1中所示《文苑英华》诗二级子类达281类之多，大致可分为自然景物类，如日、月、中秋月、玩月、山、终南山等；社会时政类，如巡幸、扈从、奉使、讲阅、征伐等；神仙道化类，如游仙、神仙、怀仙征君、居士、处士等；宫殿亭台楼榭类，如阁、亭、园、幸宅、上阳宫、九成宫、华清宫等；乐器歌舞类，如琴、筝、笙、琵琶 、箜篌等；人际交往感怀类，如送人省亲、哭人、哭僧道、哭妓等；动植物类，如牡丹、桃花、杏花、凤、鹤、鹰、乌、鹊等，足见唐诗题材的丰富。可以说唐人是在创作中扩大了题材范围，宋人则是从文体类型上增强了题材意识。从诗歌类目来看，不少题材与日常生活有关，这种意识反过来指导宋人进行创作诗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宋诗日常生活化特点的形成。

相比较而言，唐人编选诗集题材分类意识并不强。“唐人选唐诗”十三种在编纂体例上大致有四种模式：一是以句式类分，如《翰林学士集》选录的诗歌分四言和五言两类；二是以地域类分，如《丹阳集》就按延陵、曲阿、句容、江宁、丹徒五地区别，选录诗人诗歌；三是倾向内容类分，如《搜玉小集》从内容上看似按应制诗、边塞歌行古诗、闺情怀人、岁时应景、行旅述怀等类型编纂，但并未明确标明；四是“以人为纲”选录诗歌，结构为“作家―诗作”。如《河岳英灵集》分上、中、下三卷选录诗人24人，卷上首起常建，收其诗十五首；次为李白，收其诗十三首；再下为王维、刘虚等，分人录诗，卷中、卷下皆相类。《中兴间气集》卷上首标钱起，收其诗十二首，次为张众甫，收其诗三首，再次为于良史，收其诗二首……其他“唐人选唐诗”选本如《玉台后集》《珠英集》《箧中集》《国秀集》《御览诗》《极玄集》《又玄集》《才调集》等都采用此编纂录方式。“唐诗人选唐诗”十三种选本中，仅《搜玉小集》有以题材类分的倾向，可见《文苑英华》诗编纂体例与“唐人选唐诗”选本编选体例之异。

《文苑英华》按题材不同分门别类进行诗歌编纂，除了受《文选》以及类书影响外，还与《文苑英华》欲为世人提供学习范本的编纂目的有关。诗歌以题材分类，可以满足不同创作兴趣的民众学习需要。《文苑英华》以后的宋人编唐诗亦喜欢以题材分门别类，如谢枋撰《分门别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分时令、节侯、气候、昼夜、百花、竹木等十四类，收诗二百余首。赵孟所编《分门纂类唐歌诗》分天地山川、朝会宫阙、经史诗集、城郭园庐等八类。宋敏求所编《李太白文集》诗歌部分亦主要以题材分歌吟、赠、寄、别、送、酬答、游宴、登览等类。《文苑英华》对诗歌的分类方式无疑启开了宋人“分门别类”编选总集的风气。

二、品诗气度的宽宏

正如胡震亨《唐音癸鉴》卷三一所云：“唐人自选一代诗，其鉴裁亦往往不同。”现存的“唐人选唐诗”选本选录标准与侧重点各异。《翰林学士集》限于宫廷唱和，所收诗歌均为应制或应令之作，君臣同题唱和，群体参与性强。《珠英集》集中收录武则天时期参与编纂《三教珠英集》的“珠英学士”宫廷诗作。《搜玉小集》编次杂乱，仅能从收录内容上大体判断似依题材分类收录诗歌。《筐中集》编录风雅寄兴之作。《河岳英灵集》选诗“文质半取，两挟”。《国秀集》则以“ 婉丽”“”为文学之旨趣。《中兴间气集》倡导“风雅之作”。《又玄集》《才调集》崇尚清丽闲逸。此外，“唐人选唐诗”选本中，《河岳英灵集》《国秀集》《筐中集》明确将人品作为选诗标准。殷在《河岳英灵集序》中称：“把笔者近千人，除势要及贿赂者，中间烁然可尚者，五分无二……如名不副实，才不合道，纵权压梁、窦，终无取焉。”[5]（107）殷选诗将“势要及贿赂者”“不合道者”都去除，这显然是以人品论诗。楼颖《国秀集序》言：“道苟可得，不弃於厮养；事非适理，何贵於膏粱？”[5]（217）也是将“合道”作为选诗的标准，与殷主张类似。元结《筐中集序》云：“自沈公及二三子，皆以正直而无禄位，皆以忠信而久贫贱，皆以仁让而至丧亡。异於是者，显荣当世。谁为辩士，吾欲问之。天下兵兴，於今六岁，人皆务武，斯焉谁嗣？”[5]（299）叹所录七人品高人微，故而集诗让世人知晓。《四库全书总目》曰：“诗至唐，无体不备，亦无派不有。撰录总集者，或得其性情之所近，或因乎风气之所趋，随所撰录，无不可自成一家。”“盖求诗于唐， 如求材与山海，随取皆给。而所取之当否，则如影随形，各肖其人之学识。”[6]（1727）所言虽是批评唐诗选本之不足，但也道出了唐诗选本风格不一的原因。“唐人选唐诗”选本体现出唐诗的丰赡，但由于时代风气、选家性情等诸多因素影响，整体宏观考察唐诗的意识不强，限于某一类人、某一地域选诗，未免显得促狭。

相对而言，《文苑英华》对唐诗态度更具包容性。《文苑英华》与风格不一的“唐人选唐诗”选本均有重诗。其重合《翰林学士集》所录诗人9人诗11首；重合《珠英集》现存残卷6人诗55首；重合《搜玉小集》30人诗35首；重合《丹阳集》12人诗16首；重合《河岳英灵集》23人诗126首，重诗占《河岳英灵集》所录诗歌的55%；重合《国秀集》56人诗48首，重诗占《国秀集》诗歌总数的22%；重合《箧中集》6人诗7首；重合《中兴间气集》23人诗90首，重诗占《中兴间气集》诗歌总数的63%；重合《极玄集》重20人诗77首，重诗占《极玄集》诗歌总数的77%；重合《御览诗》21人诗33首，重诗占《御览诗》之歌总数的12%；重合《玉台后集》39人诗13首，其中唐代诗人27，诗12首；重合《又玄集》122人诗120首，重诗占《又玄集》诗歌总数的40%；重合《才调集》99人诗181首，重诗占《才调集》诗歌总数的17%。《文苑英华》选诗基本上不考虑人品，所选的一千余位唐代诗人，身份不同，品德各异，既有纸醉金迷的君王，也有心系国运民瘼的仁人志士，有无心政治的方外之人，也有关注自我情绪的女子等等。这显示出宋初对唐诗兼容并蓄的接受态度。这种包容性使得唐代不同风格的诗歌精华集于一处，有利于满足喜好不一的学习者需求。

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战乱局面，推行文治，给宋人整理和继承前代文学成果提供了便利条件，可以说《文苑英华》选录唐诗就是在对唐诗的整体考察下进行的一次全面总结，这种收录视野和条件是“唐人选唐诗”选本所不具备的。《文苑英华》选诗比唐人选唐诗更具包容性，但并不是说《文苑英华》选诗散漫无章，其诗选的倾向性也较明显。从《文苑英华》与“唐人选唐诗”选本的重合情况来看，《文苑英华》与《国秀集》重诗比例最小，原因之一在于《国秀集》选诗突出小作家，《文苑英华》并不以此为重，故而对《国秀集》所录的诸多诗人都未认可。诗风倾向上，《文苑英华》的态度也很明显。《中兴间气集》重诗之“理致清新”，其所选诗歌六成以上都被《文苑英华》选录；姚合的《极玄集》以“清丽”为宗，其所录诗歌近八成都被《文苑英华》选录；绮艳诗风以《御览诗》、《才调集》为代表，这两集中所选录的大部分艳诗，《文苑英华》均予以剔除，从中可见《文苑英华》对清丽诗风的重视。

三、诗教功能的突出

宋太宗下令编纂《太平御览》《文苑英华》等几部大书时，曾说：“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需用文德致治。朕每退朝，不废观书，意欲酌前代成败而行之，以尽损益也。”[7]《文苑英华》编纂期间的雍熙元年，又言“夫教化之本，治乱之源，苟无书籍，何以取 法？” [8]（571）可见其编纂用于教化的意图很明确。而实现其教化目的的途径则是将《文苑英华》编纂成范本形式，指导时人习文，“使沿者得其余波，慕味者接其雅唱”[9]（1022）。《文苑英华》是宋初文教政策的产物，较之“唐人选唐诗”选本而言，其诗教功能更为突出。“唐人选唐诗”选本批评标准各异，但均未如《文苑英华》那样是在君王强烈的文教意识指导下编纂而成的。《文苑英华》突出唐诗的诗教功能，有如下特点。

（一） 对唐代帝王诗作的地位明显提高

选录帝王诗作是《文苑英华》选诗的一大特点，其收录唐代帝王诗有：唐太宗李世民诗67首，武则天诗1首，唐中宗李显诗1首，唐玄宗李隆基诗36首，唐德宗李适诗1首。《文苑英华》诗分25类下有281子类，每一子类若选入帝王之诗，会将其置于类首，如天部“日”子类，唐诗首位唐太宗。“唐人选唐诗”选本无此观念，仅有《翰林学士集》收唐太宗诗，选录数量极少，且附于许敬宗诗作后。《文苑英华》选录帝王诗人诗歌数量较前人大量增加，且排序上有以君王为首的特点，这些都体现出《文苑英华》突出君王地位的诗学意识。

（二） 偏向发挥诗歌教化之“美颂”功能

《文苑英华》选唐诗强调教化，但是偏向发挥诗歌教化之“美颂”功能。从内容上来说，应制奉和、酬唱赠答、送行游览等内容的诗歌选录较多，对现实批判性较强的作品则收录较少。如杜甫《三吏》《三别》未选；张籍、王建、元稹等人的新乐府很少收录；姚合《武功县中作》30首未收录。韦庄《悯耕者》《汴堤行》《睹军回戈》《喻东军》《重围中逢萧校书》等反映晚唐动乱社会情况的诗均未选录。这种倾向从《文苑英华》对柳宗元诗歌的态度也可得以验证。柳宗元的诗作现存一百六十余篇，大多为贬谪之后所作，借登山临水以抒写离乡去国、身居蛮荒的悲哀与愤懑，诗风或 “哀而酸楚”或“发纤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清人施补华说：“柳子厚幽怨有得《骚》旨，而不甚似陶公，盖怡旷气少，沉至语少也。”[10]（982）而《文苑英华》对于有此特点的诗歌均不录，仅收其诗《观庆云图》这一首。《观庆云图》以颂扬为主，祥和雍雅，与柳宗元其他“幽怨”之作截然相反，这与宋初文臣崇“颂美”的审美心理分不开。

再如白居易，《文苑英华》重视白居易的新乐府，选录了其新乐府50首中的21首，但也是有所抉剔的。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凡闻仆《贺雨》诗，而众口籍籍，已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遍举。”[11]（2793）白居易所列举的这些诗歌中，《哭孔戡》《秦中吟》《乐游园》《宿紫阁村》均比《贺雨》言语激切。《文苑英华》只选录了《贺雨》归入诗体。夏夷中、皮日休、杜荀鹤、陆龟蒙、曹邺等晚唐诗人创作了不少伤时讽世之作，《文苑英华》收录较少，如所收皮日休诗22 首，现实批判性较强的《正乐府十篇》和《三羞诗》就未选录。

四、诗人地位的升黜

选本可以反映出诗人在不同时期的接受变化情况。《文苑英华》录诗超过百首者有：白居易（254 首）、李白（ 228 首）、杜甫（194 首）、刘长卿（181 首）、王维（155 首）、卢纶（154 首）、贾岛（153 首）、郑谷（151 首）、宋之问（145 首）、刘禹锡（143 首）、皎然（142 首）、罗隐（142 首）、温庭筠（139 首）、许浑（136 首）、张籍（120 首）、张说（118 首）、赵嘏（121首）、刘得仁（112 首）、张九龄（113首）、张乔（112首）、方干（ 111 首）、李峤（105 首），不少诗人在“唐人选唐诗”选本中地位并不突出。

以白居易、李白、杜甫为例，三人在“唐人选唐诗”选本中地位并不高。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卷一十五“极玄条”云：“《姚氏残语》云：‘殷为《河岳英灵集》，不载杜甫诗；高仲武为《中兴间气集》，不取李白诗；顾陶为《唐诗类选》，如元、白、刘、柳、杜牧、李贺、张佑、赵嘏皆不收；姚合作《极玄集》，亦不收杜甫、李白，彼各有意也。’”[12]（441）“唐人选唐诗”十三种中，《又玄集》仅收白居易诗2首，《才调集》收白居易诗27首，在韦庄、温庭筠、元稹、李商隐、杜牧、张沁、李白等人之后，其他选本未见有选白诗者。《河岳英灵集》收李白诗13首，位居王昌龄、王维、常建、李颀之后；《又玄集》收李白诗4首，居杜甫、武元衡、贾岛、姚合等人之后；《才调集》收录李白诗28首，居韦庄、温庭筠、元稹、李商隐、杜牧、张沁之后；其他选本未收李白诗。而杜甫诗仅被《又玄集》收录7首，其他选本不收杜诗。而《文苑英华》对三人极为重视，选录白居易诗254首、李白诗228首、杜甫诗194首，列《文苑英华》所录唐人诗作的前三位。又如张说、李峤和方干，仅《国秀集》收录张说诗4首、李峤诗4首，《又玄集》收方干诗3首。这些被唐代选家选录较少作品的诗人，在《文苑英华》中得到了极大的肯定，可见宋、唐人对唐代诗人的接受之别。

参考文献：

[1] 陈伯海. 唐诗学引论[M]. 北京： 知识出版社， 1988.

[2] 朱易安. 略论唐诗学发展史的体系建构[J]. 文学评论， 1998（5）： 30?38.

[3] 陈尚君. 唐代文学丛考[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4] 何水英. 文苑英华续文选特征及原因探析[J]. 文艺评论， 2012（2）： 140?144.

[5] 傅璇琮. 唐人选唐诗新编[M]. 西安：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6.

[6] 永， 等. 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7] 李攸. 宋朝事实[M]//卷三圣学， 《丛书集成》本，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5?1937.

[8]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9] 王应麟. 玉海[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7.

[10] 丁福保. 清诗话[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63.

林清玄语录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唐人选唐诗”； 文学史著作； 李杜诗； 《巫山高》； 《苏氏别业》； 王维山水田园诗； 《凉州词》

中图分类号： I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55X(2012)03-0086-06

唐诗史研究有一个基本目标， 即： 将具有文学史意义的唐诗作品甄别出来， 并从唐诗发展史的角度进行述评。文学史著作论析唐诗， 也具有类似的评选功能。由于对唐诗进行学理性评论和系统接受是从宋代开始的， 因此著者在撰写文学史时， 比较重视宋代以来学者对唐诗的看法， 而对唐诗在唐代的实际影响， 则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从而造成一些疏漏。“唐人选唐诗”反映了诸多唐诗在唐代的影响， 这对于我们认识文学史论著在选评唐诗方面的得失，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 史选与唐代选本离合情况举例

文学史著作对于唐诗大家的成就， 一般会分类述评。有些在文学史著作中被强调的诗歌类型， 也是“唐人选唐诗”所重视的。有些在文学史著作中被强调的诗歌类型， 却是“唐人选唐诗”所忽略的。有些在现存唐代唐诗选本中被重视的诗歌类型， 则不为文学史著作所关注。①

以李白诗而言， 文学史著作一般将其乐府与歌行类诗作当作最主要的成就， ②［1］在唐代诗选家中， 殷璠《河岳英灵集》最早认识到李白的乐府诗成就。《河岳英灵集》选录李白诗十三首， 以乐府或歌行面目出现的就有十一首。③《河岳英灵集》并品题云：

白性嗜酒， 志不拘检， 尝林栖十数载。故其为文章， 率皆纵逸。至如《蜀道难》诸篇， 可谓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 鲜有此体调也。④［2］120-121

殷璠用“志不拘检”评价李白的气质， 以“奇之又奇”评价李白善于创新诗体， 后来白居易《与元九书》说“李之作奇矣才矣， 人不逮矣”， ［3］961应该就是对殷璠评语的继承。《河岳英灵集》的选诗和评语说明， 李白乐府诗和歌行体所取得的成就， 在其生前已经被读者所认识。此外， 《又玄集》选李白诗4首， 2首乐府， 2首歌行。《才调集》选录李白诗28首， 乐府和歌行占21首。而且， 《河岳英灵集》、 《又玄集》、 《才调集》选录李白的乐府与歌行， 在题材上涉及言志、 抒怀、 应酬三类。不难发现， 李白善于用乐府体、 歌行体表情达意， 其所臻抵的驾轻就熟程度， 给唐代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可以说， 文学史著作重视李白的乐府与歌行， 与“唐人选唐诗”相一致， 反映了李白诗在唐代的实际影响。

李白绝句的成就， 到明代已被确认， 如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六云： “李白五、 七言绝， 字字神境， 篇篇神物”。［4］108基于此， 文学史著作对李白绝句， 一般都要专门加以阐述。这一点， 与“唐人选唐诗”所反映的情况有较大出入。考察现存唐代唐诗选本， 《河岳英灵集》选录李白诗13首， 只有《答俗人问》1首绝句。《又玄集》选录李白诗4首， 没有五、 七言绝。《才调集》选录李白诗28首， 只有《相逢行》一首貌似近体五言绝句， 但仍然以歌行为题， 且用“阿那边”这样的口语， 实际上不能算是标准的近体五言绝句。如果说， “唐人选唐诗”能够代表唐人对李白诗接受和认识的情况， 那么《河岳英灵集》、 《又玄集》、 《才调集》的选诗倾向表明， 李白绝句的成就， 在唐代还没有引起重视。文学史著作接纳唐后学者的诠释， 重视李白绝句， 体现了学术的进步。

而《才调集》选录李白诗的题材倾向， 反衬出文学史编撰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据《唐人选唐诗新编》统计， 《才调集》所选李白诗28首， 除《古风》（3首）、 《赠汉阳辅录事》外， 均与男女情事有关，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李白诗歌在题材上的特点， 而韦縠对此显然是持肯定态度的。实际上， 李白诗歌在唐代得以流行， 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题材通俗易懂， 如王安石所谓： “白诗近俗， 人易悦故也。” ［5］1538可能是基于人文教育的宗旨， 文学史著作几乎都试图将李白塑造成具有完美人格且能代表盛唐文化的诗人， 因而忌讳谈这一点。因为提及这一点， 不免损害李白的崇高形象， 如王安石所谓： “白识见污下， 十首九说妇人与酒。” ［5］1538-1539这样处理， 忽略了李白诗歌在题材上最为重要的特征， 因而对揭示诗歌发展真相形成不利因素。文学史编撰者这种“为尊者讳”、 “为贤者讳”的心理， 与唐诗史研究所需要的求实、 求真精神， 是有一定距离的。

以杜诗而言， 文学史著作一般都要专门介绍杜律， 这与“唐人选唐诗”所反映的情况比较一致。在唐代唐诗选本中， 现在所能知道的， 仅《又玄集》选录杜甫诗7首， 据陈尚君《唐人编选诗歌总集叙录》，顾陶《唐诗类选》也选录有杜甫诗，选录情况不详。 ［6］193-194所选均为五、 七言八句律诗。由于元稹早在中唐时期就撰写了《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序》， 指出杜律具有特殊的文学史意义， 因此韦庄推崇杜律并不具有新意。但韦庄选择这七首杜律为《又玄集》压卷， 则表明唐人已经认识到， 杜律不仅可以代表杜诗的成就， 而且也可以代表整个唐诗发展的成就。文学史著作推重杜律， 体现了今人对唐诗发展的主要成就有准确认识。

至于文学史著作所普遍关注的杜甫“诗史”类作品， 在现存唐代唐诗选本中则未见得到认可。那么， 在“唐人选唐诗”之外， 杜甫“诗史”类作品在唐代以一种什么样的面目为人所认可呢？我们认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则强调其时事性， 一则强调其叙事性。前者以中唐白居易为代表， 他在《与元九书》中说：

杜诗最多， 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今古， 覼缕格律， 尽工尽善， 又过于李焉。然撮其《新安》、 《石壕》、 《潼关吏》、 《芦子》、 《花门》之章， “朱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之句， 亦不过十三、 四。［3］961

这里， 白居易显然是把杜甫“诗史”类作品当成符合《诗经》传统、 对时政现实有讽喻功用的风雅之作。后者以晚唐孟棨为代表， 其《本事诗》强调 “诗史”类作品反映了杜甫在“禄山之难”中所遭遇的社会现实：

杜逢禄山之难， 流离陇蜀， 毕陈于诗， 推见至隐， 殆无遗事， 故当时号为“诗史”。 ［7］15

显然， 孟棨已经认识到杜甫“诗史”类作品具有叙事性强的特点。

从“唐人选唐诗”的整体倾向来看， 时事类和叙事类诗作在唐代地位不高。叙事类和时事类诗作在表现方法上是以写实为主， 而辅以议论， 一般地说， 这是史家擅长的笔法。杜甫将史笔化为诗法， 在今天看来， 这于唐诗发展无疑是创造性的贡献； 但在当时， 就不免会因为其偏离诗法之正统而令人感到有些陌生和怪异。而且， 叙事类诗作具有乐俗倾向， 以其将诗歌娱情悦性的崇高功用降格为好奇以悦众的市井小道， 所以不为唐人看重。白居易最为有名的两篇叙事诗《长恨歌》与《琵琶行》， 虽然达到了“童子解吟”、 “胡儿能唱”的流行程度， ［8］803却并不被对白诗甚为青睐的《才调集》所选录， 就可以说明这一点。杜甫诗史类作品兼具时事性与叙事性， 其不被“唐人选唐诗”所重视， 是必然的遭遇。

又杜甫出身于奉儒守官的世家， 而某些杜诗就体现了其忠君爱民的儒家思想， 这些可以视为“言志”之作。因为杜甫“言志”类诗作有着深沉阔大的思想境界， 表现出了令人崇敬的士人人格， 对后世正直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所以文学史著作一般也都很关注这类诗歌。而这， 与“唐人选唐诗”的选录情况大相径庭。虽然由于文献不足， 我们难以完全了解唐代唐诗选本选杜的情况， 但结合其选诗的整体倾向， 可以判断这类杜诗不受选家青睐。如上所述， 现存唐代唐诗选本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了几种主要的选录倾向， 早期以“选秀”为主要倾向， 中期以“玄”这一审美性为品评宗旨， 后期以“才调”为选录标准。而“言志”类诗作与此三者无关， 其不被诗选家视为唐诗的主流， 是显然的。况且， 杜甫一生官宦未曾显达， 早岁旅食京华十年， 不仅堕落至“衣不盖体， 尝寄食与人， 奔走不暇， 只恐转死沟壑”的困境（《进〈雕赋〉表》， 《杜诗详注》卷二十四）， 而且于窘迫之际曾不分是非地“朝扣富儿门， 暮随肥马尘”（《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杜诗详注》卷一）。后世读者可以忽略这一点， 而赞赏他“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崇高精神。但唐朝的读者则可能介意这一点， 而视之为不合时宜。显然， 言志类杜诗在中晚唐、 五代时期难以产生巨大影响， 其不被“唐人选唐诗”所收录， 正在情理之中。

二、 被文学史著作普遍忽略的诗作举例

有些唐诗作品被多种现存唐代唐诗选本选录， 究其原因， 或者是因为该诗流行一时， 或者是因为该诗具有特殊的文学史意义。就后一种情况而言， 有些见录于多种现存唐代唐诗选本的诗作尚未得到文学史编撰者的注意。兹举皇甫冉《巫山高》、 祖咏《苏氏别业》两诗为例加以说明。

皇甫冉《巫山高》在中唐时期备受推崇， 《中兴间气集》、 《御览诗》、 《极玄集》都予以收录。范摅《云溪友议》卷上记载刘禹锡过巫山时“悉去千余首”以《巫山》为题的诗作， 仅保留了四首， 并为白居易所认同， 皇甫冉“巫峡见巴东”诗就是其中之一。［9］568这说明， 皇甫冉《巫山高》在中唐时期声名极盛传诵一时， 其被“唐人选唐诗”所重视， 在很大程度上就与此有关。

不过， 皇甫冉《巫山高》之所以被唐代诗选家所重视， 还因为这首诗具有特殊的文学史意义。范摅《云溪友议》提到， 至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时， 以《巫山》为题的诗作竟已达到千余首。南宋郭茂倩《乐府诗集》选载《巫山》诗计二十首。［10］（238-243）唐以前的， 有齐朝的虞羲、 王融、 刘绘和梁朝萧绎、 范云、 费昶以及陈朝后主、 萧诠等人的八首见录。唐代同题诗作早于皇甫冉的， 有郑世翼、 沈佺期、 卢照邻、 张偱之、 刘方平等人的五首见录。由此可见， 以《巫山》为题的诗歌， 在皇甫冉之前已经形成了未曾间断的创作传统。以刘禹锡、 白居易诗才之盛， 如果皇甫冉《巫山高》与其它同题诗作相比， 不能显明特出的文学史意义， 恐怕是不会受到赏识的。那么， 其文学史意义到底何在呢？

一则， 皇甫冉《巫山高》有意而且有效地继承了巫山诗的创作传统。这既包括对齐梁时期旧制的模仿， 如孟二冬《论高仲武〈中兴间气集〉》所指出的， 皇甫冉《巫山高》与梁朝的同题诗作在“遣词用句以及情调风格上都基本相似”； ［11］也包括对入唐以来新作的效法， 如方回《瀛奎律随》卷四所指出的： “此诗与杜审言、 陈子昂诗法相似”。［12］164由于该诗的整体格局系脱胎于旧制， 因此全诗在写法上自然就呈现出雅正的特点。

二则， 皇甫冉《巫山高》成功地超越了巫山诗的创作传统。关于这一点， 高仲武有明确认识， 他在《中兴间气集》中评论皇甫冉诗说： “《巫山诗》终篇奇丽， 自晋、 宋、 齐、 梁、 陈、 隋以来， 采掇者无数而补阙独获骊珠， 使前贤失步， 后辈却立。自非天假， 何以逮斯！”［2］480若结合具体作品分析高氏评语， 则首联为巫山拟出类人的活泼飘渺形态， 尾联以清猿长啸牵引黯然销魂之情， 这是该诗的奇处。至于中间两联， 妙在拆用《高唐神女赋》中的“朝云暮雨”之典浑然不使人觉而且对仗工整， 这是该诗的丽处。用语秀丽而使全诗呈现出清奇的特点， 为以前的同题诗作所不能及。

可以说， 皇甫冉《巫山高》的出现， 证明了齐梁诗风在唐代不仅继续发挥着影响， 并且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另一方面， 皇甫冉《巫山高》所表现出的清雅诗风， 又正是大历诗风典型的审美形态。因此， 皇甫冉《巫山高》为大历诗风对齐梁诗风的继承与超越提供了一个极为确切的例证。其文学史意义， 是非常显著的。

即就此而论， 皇甫冉《巫山高》在唐诗史著作中无疑应该写上一笔， 但目前的文学史著作几乎都忽略了这一点。如果我们根据高仲武《中兴间气集》所选和所论来为肃、 代两朝的诗人及诗作选秀的话， 最有代表性的诗人自然是分列上、 下卷之首的钱起与郎士元， 轮不到皇甫冉； 但若论代表性的诗作， 则无疑首推皇甫冉的《巫山高》。如此， 我们就不禁要反问： 既然张若虚能以《春江花月夜》“孤篇横绝， 竟为大家”， 最终在唐诗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 那么像皇甫冉《巫山高》这样明显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佳制竟然不被纳入文学史著作中作重点介绍， 这是否有失公允呢？

祖咏《苏氏别业》 此诗《河岳英灵集》作《游苏氏别业》， 《国秀集》作《蓟门别业》， 《极玄集》、 《又玄集》作《苏氏别业》。也应为文学史著作关注， 但实际上已被忽略。《苏氏别业》见录于《河岳英灵集》、 《国秀集》、 《极玄集》、 《又玄集》， 可以说是盛唐、 中唐、 晚唐诗选家一致推许的诗作。姚合编选《极玄集》， 以大历时期诗人的作品为主， 于盛唐仅选录二人作为“极玄”的典范， 祖咏当其一， 诗被选五首， 而《苏氏别业》就在其中。那么， 《苏氏别业》为什么会被诸多唐代诗选家所推崇呢？我们可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探讨这一问题。

《苏氏别业》是以园林为题材的唐诗典范。在唐代以前， 谢灵运游历山水， 陶渊明参与农耕， 为山水诗和田园诗创作树立了典范。虽然唐代王绩、 孟浩然、 王维、 韦应物、 柳宗元等继承和发展了这两种创作传统， 但就其典型性而言， 都没有超越陶、 谢。唐代能与谢之山水诗、 陶之田园诗相媲美的， 是园林诗。现存唐诗中有大量优秀的园林诗， 可以说明这一点。而别业， 就是唐代园林的重要形式之一。祖咏《苏氏别业》以“南山当户牖， 澧水在园林”和“竹覆经冬雪， 庭昏未夕阴”两联， 将山水纳入园林写， 展现了与山水诗相区别的园林诗特色。

而且， 《苏氏别业》写出了园林之于唐代士人的基本功用。在这首诗里， 诗人自己是别业的访问者， 对自然山水的游赏和隐居情景的体会， 都只是暂时所选择的休闲方式； 而不像陶、 谢那样， 以游赏山水和隐逸田园作为基本生存状态。不仅前来访问的诗人祖咏如此， 主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别业既以“别”为名， 显然是在公事之余用于休闲的。可以说， 将游赏山水的雅致、 远离尘嚣的隐逸情怀由持之以恒的生存状态， 分解为收放自如的片段生活享受， 这正是唐代园林的情趣之所在。《苏氏别业》一诗对唐代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园林情趣作了典型反映， 因而为诸多诗选家所赏识。

但《苏氏别业》作为有唐一代园林诗代表作这一点， 唐诗史的编撰者似未有明确认识。实际上， 自然风景题材是唐诗的大宗， 但唐诗史的编撰者仍只是将这些诗作区分为山水、 田园两类， 而忽略了唐代园林诗已足以自成一类。从山水诗、 田园诗的角度看， 《苏氏别业》仍然是一首好诗， 但并不具有特别的意义。只有从园林诗的角度看， 其相对于山水、 田园诗的特殊性以及在同类题材诗作中的重要性， 才能够显明。“唐人选唐诗”推重祖咏的《苏氏别业》， 说明这首诗的文学史价值在当时已得到理解。而文学史著作忽略了这首诗， 则反映了今人对于唐代园林诗所达到的成就， 认识尚不够深入。

三、 被文学史著作普遍误解的诗作举例

从“唐人选唐诗”的角度看， 文学史著作在选评唐诗时， 尚有不妥之处。某些诗作是应该进入文学史著作， 但编撰者在评价时有偏爱之嫌。而有些诗作， 不仅其进入文学史著作的方式存在问题， 至于其是否应该进入文学史著作， 也是需要讨论的。兹以王维山水田园诗和王翰《凉州词》为例， 对这些问题略作说明。

一般文学史著作受苏轼“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这一经典评语的影响， 把王维山水田园诗当作介绍的重点。有的论析更为透辟， 认为王维精悟禅理的思想素质， 使他的山水田园诗境界自高。这样安排诚然有道理， 但与“唐人选唐诗”所反映的情况不相符合。

现存唐代唐诗选本选录王维诗， 纯粹的山水诗仅《又玄集》所选《终南山》一首， 算不得受关注。而乐府诗与应酬诗， 所占比重极大。据《唐人选唐诗新编》统计， 《河岳英灵集》选录王维诗15首， 《息夫人怨》、 《婕妤怨》、 《渔山神女琼智祠二首》、 《陇头吟》、 《少年行》等6首为乐府诗， 《赠刘蓝田》、 《入山寄城中故人》、 《淇上别赵仙舟》、 《寄崔郑二山人》、 《初出济州别城中故人》、 《送綦毋潜落第还乡》等6首为应酬诗。《国秀集》选录王维诗7首， 《河上送赵仙舟》、 《初至山中》、 《成文学》、 《送殷四葬》等四首为应酬诗， 《扶南曲》、 《息妫怨》等二首为乐府诗。《极玄集》选录王维诗三首， 均为应酬诗。《又玄集》选录王维诗四首， 《观猎》、 《敕借岐王九成宫避暑》、 《送秘书晁监归日本》等三首为应酬诗。《才调集》选录王维诗二首， 《送元二使安西》为应酬诗， 《陇头吟》为乐府诗。如果说， “唐人选唐诗”反映了唐人对王维诗接受的大致情况， 那么王维透露着禅学思想的山水隐逸诗并没有得到唐人重视， 就显而易见。

从现存唐代唐诗选本看， 王维诗“写景如画”的特点已经被殷璠、 韦庄所明确认识， 但在《国秀集》、 《极玄集》、 《才调集》中却没有被强调的迹象。即使在《河岳英灵集》、 《又玄集》中， 所选王维诗能体现“写景如画”特征的， 也主要不是指王维以写景为题材的诗作整体， 而是指应酬诗中“写景如画”的秀句。比如， 《河岳英灵集》“王维”条品藻集内诗句“天寒远山净， 日暮长河急”， 就出自《淇上别赵仙舟》。而《又玄集》中“写景如画”的秀句“隔窗云雾生衣上， 卷幔山泉入镜中”与“林下水声喧语笑， 岩间树色隐房栊”两联， 出自《敕借岐王九成宫避暑》。而像“分野中峰变， 阴晴万壑殊”这样的秀句出自写景诗《终南山》， 就“唐人选唐诗”而言， 属于例外情况。耐人寻味的是， 尽管王维高超的写景技巧已为唐代选家所重视， 但其写景诗本身却未被选家关注。最明显的表现为， 后世学者公认体现了“写景如画”特征的辋川系列诗作， 唐代诗选家一无所选。原因在于， 唐代之前已有“诗言志”、 “诗言情”、 “诗写意”、 “诗绘景”等方面的诗歌创作实践， 而且这些在理论上也已得到明确认识。唐诗之胜， 在于兼综上述诸多创作倾向而有之。王维的辋川之作， 大致被当朝人视为未能体现唐诗之胜的单纯写景之作， 而遭到选家的冷落。

可以说， 文学史著作将山水田园诗视为王维的主要成就， 有以偏概全之弊。文学史著作应根据“唐人选唐诗”， 增加介绍王维应酬诗和乐府诗的相关内容。

对有些唐诗作品， 文学史著作的选与评， 均有不妥之处。比如王翰， 现存诗作虽然不多， 但其七绝《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一般要被当成盛唐诗歌的杰作引入分析。从“唐人选唐诗”所反映的情况看， 文学史著作仅仅选录这首诗， 有不当之处。

《国秀集》选录王翰诗《凉州词》二首， 其一为“葡萄美酒”篇， 其二为“秦中花鸟”篇。从二诗所写的时间和内容看， 这两首诗前后相续连为一体。第一首诗写征夫离别家乡前与亲友饮宴。“葡萄美酒夜光杯”写送行的场面盛大， “琵琶马上催”写亲友热情劝酒， 征夫舍不得离开， 以至于将醉。于是亲友开玩笑： “喝成醉汉， 到边塞如何战斗呢？”而征夫以“古来征战几人回”的慨叹来对答。第二首诗写征夫抵达边塞后的生活， 不如想象的那样激烈， 并无残酷的战斗， 只是履行日常防卫戍守的枯燥职责。在寂寞寒苦的日子里， 不免想念起京城长安的亲友和鸟语花香的景象。这两首诗所描绘的场面， 存在反差明显的对比关系， 第一首诗之所以特别耐人寻味，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第二首诗映衬出来的。即， 在王翰那里， 这两首诗本来就是不可离析的整体， 所以《国秀集》一并选录。文学史著作选此而弃彼的处理方式， 并不可取。

将“葡萄美酒”篇从连为整体的两首诗中割裂出来， 导致了理解上的偏差。早在清代， 学者对这首诗就有不同看法。沈德潜《唐诗别裁》认为诗情以悲苦为主： “故作豪饮之词， 然悲感已极。”［13］639施补华《岘佣说诗》认为诗情以欢快为主： “作悲伤语读便浅， 作谐戏语读便妙。”［14］997这种差不多相互对立的理解方式自然延伸到不同的文学史著作中。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 诗极写将军正要纵情痛饮， 却被催走上战场的复杂心情， 流露出一种深刻的忧郁感伤。这种理解与沈德潜接近。袁行霈、 罗宗强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 这首诗以豪饮旷达写征战， 连珠丽词中蕴涵着清刚顿挫之气， 极为劲健。这种理解与施补华较为类似。

实际上， 选入《国秀集》的王翰《凉州词》二首， 为同一乐调之曲词， 情感内涵上应该一致。南宋郭茂倩《乐府诗集》曾征引《乐苑》、 《乐府杂录》的相关记述， 说明《凉州词》所配的乐调属宫调， 而宫调偏于感伤， 最宜哀怨。另外， 即使只从内容上判断， “秦中花鸟”篇诗情也是悲苦的。所以， “葡萄美酒夜光杯”的诗情以悲苦为主， 当无疑义。有些文学史著作认为， “葡萄美酒”篇反映了盛唐诗人精神气质， 这一看法是欠妥的。

若将《国秀集》选录的王翰《凉州词》（二首）视为整体， 那么其是否应该被选入文学史著作， 就成了一个问题。《凉州词》系配合乐曲《凉州曲》而创作的歌词。郭茂倩《乐府诗集?凉州曲》解题云： “《乐苑》曰： 《凉州》， 宫调曲。开元中， 西凉府都督郭知运进。” ［10］1117这表明， 《凉州》到玄宗开元年间， 才成为宫廷常用乐曲。而王翰系睿宗景云年间进士， 其最重要的文学活动， 恰在开元盛世。据此可以判断， 王翰是《凉州曲》的最早作者之一， 其《凉州词》二首可能是诸作中最有名的。不过， 王翰《凉州词》虽然脍炙人口， 但其文学史意义并不明显。这一点， 多数文学史编撰者似还未明确意识到， 如章、 骆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未选评这首诗， 是例外的情形。

本文提出以上若干问题， 并非说“唐人选唐诗”的选诗倾向， 应该成为文学史著作编撰的基本立场。本文主要想说， “唐人选唐诗”的价值取向， 应该引起学界关注， 以有益于中国文学史（唐诗史）的编撰工作。

参考文献：

［1］ 傅如一. 李白乐府论［J］ . 文学遗产， 1994（1）： 25-33.

［2］ 傅璇琮. 唐人选唐诗新编［M］ . 西安：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6.

［3］ （唐）白居易. 白居易集［M］ . 顾学颉，校点.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4］ （明）胡应麟. 诗薮（二十卷）［M］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5］ （唐）李白. 李太白全集（［清］王琦注本卷三十四）［M］ .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6］ 陈尚君. 唐代文学丛考［M］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7］ （唐） 孟棨. 本事诗［M］ .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8］ （五代）王定保. 唐摭言（卷十五）［M］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9］ （唐）范摅. 云溪友议（卷一）［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10］ （南宋）郭茂倩. 乐府诗集［M］ .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11］ 孟二冬. 论高仲武《中兴间气集》［J］ . 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9（4）： 86-95.

［12］ （宋）方回. 瀛奎律髓（李庆甲汇评本）［M］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13］ （清）沈德潜. 唐诗别裁集［M］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14］ （清）王夫之. 清诗话（下册）［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Gains and Losses in Literary History Books in the Perspective of

Tang Poetry Anthologies Selected in Tang Dynasty

SUN Guipi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Fujian,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