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正大会发言稿范文第1篇

自从批准为预备党员之日起，在党组织的严格要求下，在支部党员的帮助教育下，我的思想政治觉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更加深了对党的认识，增强了自己的党性观念，进一步认识到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不仅要在组织上入党，更重要的是思想上入党。

预备期内，我认真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和理论知识，参加了邓小平理论研讨会，通过听报告、看资料、讨论等形式，加深了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更深刻地体会到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性，对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论述有了深刻的理解，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通过学习，我认识到共产党员要有远大理想，要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精神，而树立“远大理想”、“奋斗终身的精神”一定要与自己的现实生活紧密结合起来，要端正学习目的，树立刻苦学习的态度，更多地掌握本领，把祖国建设的更加富强。通过学习，进一步明确了共产党员必须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明确了做一名合格党员必须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不断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作为一名大学生，我在日常学习、工作中，从身边小事做起，增强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为将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打下良好的基础。入党时，党组织给我提出了工作方法需进一步改进，学习成绩有待进一步提高。预备期内，我以此为动力，努力按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不断提高履行党员义务的自觉性，发挥了一个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工作上任劳任怨，注意协调各方关系，听取多种意见，工作分工力求合理，计划力求详尽，组织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活动，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好评。学习上，我端正了学习目的，努力钻研专业知识，各门功课成绩优良，获得了xx等奖学金及优秀学生干部称号。

今后，我一定要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和帮助下，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实践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誓言。

转正大会发言稿范文第2篇

关键词:《共产党宣言》创作史;同盟纲领;科学共产主义;草稿

中图分类号:A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0)08/09-0057-07

《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无疑是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发行量最大、传播范围最广、影响时间最长的一部传世经典。但是,直至现今我们对《宣言》的创作史、传播史、文本结构研究还不够全面和深入。[1]尤其是其创作史,涉及到了青年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发展、成长及进化,马克思主义最初创立的整个过程和环节,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实践活动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渊源、理论基础、实践依据等等问题,因此,对它的研究就显得更为重要。

一、问题的由来

《宣言》写于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间,由马克思一人在布鲁塞尔写作和完成。这个史实曾经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宣言》的创作只不过是一个很短暂的过程,从开始动笔到定稿,中间仅仅经历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那么,这一段历史是不是就可以当作《宣言》的“创作史”呢?

如果“就事论事”,这么说乍看上去没有什么致命的缺陷,因为在1847年11月同盟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到了工人们的“委托”[2]去写作这份工人运动的纲领性文件,之后,马克思在第二年(1848年)的1月就向同盟交出了《宣言》的手稿。很明显,在这一个月内,马克思主要的工作就是写《宣言》,也的确,在此期间,马克思没有更多其它的著作和手稿为后人所发现。

然而,《宣言》的诞生远非它的实际写作过程这么“清晰明朗”。《宣言》中的思想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经过长期的哲学创新、理论斗争和实践探索、经验总结所逐渐形成的,这也就说明了《宣言》为什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为什么具有非同凡响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在同盟的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宣言》中的基本观点和根本立场、精神实质就已经“完成”了,只是历史将这次会议定格在了1847年11月,于是,《宣言》本身的写作也就放在了1847年12月到1848年1月。假如同盟开会的日期推迟几个月,那么,《宣言》的“创作史”就会延至1848年的其它几个月。显然,把《宣言》的创作史认定为“一个月”的推论是不严谨和草率的,《宣言》的重要历史地位使得人们对它的创作史的理解不能局限于文本本身,而是要放到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场景中去考察《宣言》的思想是如何“逐步形成”[1]206的。

熟知马克思主义学科史的人都知道,关于《宣言》创作史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俯拾即是。特别是苏联和东德的学者,他们对《宣言》的兴趣绝不只是在于《宣言》这部著作本身,而是更愿意去探讨创作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和正义者同盟、青年黑格尔派、各种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之间的关系问题,以此解释清楚《宣言》创作史中的细枝末节,并确证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科学理论所作出的突出变革贡献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人类历史中的光辉形象和至高地位。总的来说,苏联、东德的学者把《宣言》的创作史看作由三个大的研究对象所组成:

一是《宣言》自身。即:《宣言》是怎样一步步演变成的?换句话说,作为科学共产主义的“出生证书”,《宣言》的内容组成、篇章结构、核心思想、基本原则从雏形、完善到完成之间究竟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动过程和发展阶段?讲得更明白一些,《宣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它的“第一份草稿”,并在此基础上最终实现“横空出世”的?二是《宣言》的作者。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宣言》的作者,他们究竟凭借什么样的天赋、资质和能力优势来承担这个伟大的工人运动纲领的写作工程?同盟为何要选定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和主张的确是最适合革命形势、历史要求和同盟情况的,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的思想和主张是怎样产生、发展和成熟的?他们是如何将自己的理论和同盟的实践作出渐进的靠近和结合呢?三是正义者同盟。《宣言》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正义者同盟。按此逻辑,《宣言》绝不是同盟纲领的“独苗”,在它之前同盟曾经有过多个纲领,只是这些纲领都无一例外地遭到了同盟的遗弃。那么,同盟的纲领为何迟迟不能敲定?正义者同盟在选定自己的纲领过程中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动和演化?这些因素对《宣言》的创作又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和作用?

这三个大的研究对象给人们展示了《宣言》创作史的复杂性。不用说,从中可以引出很多问题,就拿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思想进程来说,即便是想要说清楚他们和莫泽斯•赫斯这类人物在整个《宣言》创作史中的关系,也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这就难怪为什么苏联、东德的学者已经写出了如此之多的《宣言》创作史研究成果,却仍然为《宣言》创作史中诸多问题的悬而未决而感到遗憾。其中,有一个前提性的问题到现在还是没有统一的意见和看法,那就是《宣言》的创作史究竟要从何时开始算起?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解答《宣言》创作史内涵的关键,一旦在时间界定方面没有定论,那么,研究《宣言》创作史就失去了“出发点”和“起跑线”。如前所述,《宣言》的创作史绝不单指1847年12月到1848年1月这一个月的“成稿”时间,主要涉及三个大的问题(分别对应于上述“三大研究对象”):首先,第一份能称得上是《宣言》的“草稿”的文件,或是说著作究竟是何时所写?其次,作为马克思恩格斯代表作的《宣言》的思想是如何为它的撰写人所拥有和掌握的?最后,作为同盟纲领的《宣言》究竟有几份“纲领前身”?

在界定《宣言》创作史的开端这个环节上,第一个问题是可以纳入第二和第三的,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还是“同盟的纲领”,《宣言》和它的草稿毫无疑问都能跻身其中。这就是说,《宣言》的创作史要么始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萌芽”形成之日,要么开始于同盟为制定它的纲领而作出第一个尝试的日期。当然,这两个日期理论上讲完全有“重合”的可能,不过根据传统的解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萌芽应该是在1844年10月左右,他们分别凭借《德法年鉴》上的文章而实现了“两个转变”。相比正义者同盟在1838年就指定魏特林制定纲领(即魏特林的《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一书),这两个时间点是不可能重合了。《宣言》创作史开始时期的答案必然要从第二和第三问题出发去探求。

进一步归纳,可以把《宣言》分别作为“科学社会主义著作”和“同盟纲领”,以此找出它的创作史的开始日期。其实,人们也是普遍以此来做界定的努力的。比如,巴加图利亚明确地将《宣言》的创作划分为“创作前史”和“创作史”,并把“创作前史”第一个阶段的起始时期限定在1842年,因为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于那年向共产主义转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2年是否向“科学共产主义”转变目前还有争议。一般来说,1842年历史唯物主义还没有诞生,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共产主义思想”也就没有产生,巴加图利亚这么论述也只能是他的一家之言),因此,《宣言》的创作也就“启动”了。[1]206洪特辨析说,1845年,正义者同盟伦敦讨论会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同盟的立场明显偏向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共产主义”,这很可能得益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同盟所施加的思想影响。“1845年夏秋,伦敦讨论会的显著进步,没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是很难解释的。”[3]34所以,《宣言》的创作应该是在1845年开始的,那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开始试图将其学说和同盟运动进行结合,这就为《宣言》的创作拉开了帷幕。显而易见,这是根据《宣言》“作为科学社会主义著作”所得出的判断。而我国学者聂锦芳认为,《宣言》的创作要从同盟不满意魏特林的《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一书开始。也就是说,这部工人运动的“圣经”的“创作工程”需从1844年魏特林写完那“20条”后算起,[1]209-212毕竟“20条”也是为同盟的纲领所作,理应成为《宣言》的“前身”之一。这种观点则又是把《宣言》“作为同盟纲领”所作出的合理推论。那么,这两种不同的“方法论”究竟哪一个更为科学和客观呢?

二、《共产党宣言》的创作史从1844年开始

上面两种界定方法似乎各执一词,其实,它们还是有内在联系的。正如将《宣言》创作史的研究范围确定为《宣言》自身、《宣言》的作者、同盟的纲领三大研究对象一样,人们无论从其中的哪一个方面出发,都不得不考虑其它两个方面。实际上,在《宣言》的整个创作史中,这三个方面的因素始终是交合和重叠在一起的。洪特曾经直言,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首次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新世界观和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是针对当时正义者同盟内部思想斗争,为争取制定出一个统一的纲领的一种直接的理论回应。因为当时同盟中有不少人热衷于研读费尔巴哈的著作,这会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传播和蔓延播下种子,而泛爱的、空洞的道德说教在根本上是有悖于科学共产主义的。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形态》,既是他们思想发展的必经阶段,又是他们争取同盟的现实需要。同样,同盟在1845年伦敦讨论会后发生了“不知不觉”[4]的转变,越来越倾向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共产主义,显然和马克思恩格斯对其作出的“思想建设”工作密不可分。虽然按照恩格斯本人的说法,1845年同盟思想的进展似乎是无意识产生的,但早有人估计他和马克思对同盟的“干预”和“影响”是这类事件的真实原因。洪特甚至还猜测,同《形态》的“历史使命”一样,诸如《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样的著作也不是只作为恩格斯的“作品”问世的,它们最重要的作用便是向同盟的领导人传达马克思恩格斯的言论和观点,并在此环节中实现对同盟“思想上的改组”。“恩格斯……自1843年以来就熟识了沙佩尔、鲍威尔和莫尔,他大概会将他几星期前在莱比锡出版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给他们送上几本。”[3]25

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之所以能在短短的6年间(1842-1848)发生如此之大的进步和转变,即使不把当时欧洲工人运动的现实因素对他们的启发和感染考虑在内,这种理论上的创新和思想上的成长也是不可思议的。恩格斯在1842年、马克思在1843年就已经同工人阶级亲身接触,并于1843年注意到了同盟,在这个时候,科学共产主义和同盟运动的融合就出现了实际的可能。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也的确沿着这条正确的道路走了下去,这与同盟千辛万苦寻找纲领的撰写者的过程不谋而合,《宣言》的诞生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同盟一同努力的结果。任何企图单从同盟角度或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的角度去说清楚《宣言》创作史的做法都将是自寻烦恼的,因为离开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理论,《宣言》的创作史是说不通的;同样,离开为同盟制定纲领的真实目的,说明《宣言》的创作史也必将是一条死胡同。《宣言》创作史的开端就在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和同盟活动第一次“碰面”的那一时刻。

所以,巴加图利亚的“1842年开端说”就不能成立了。一方面,184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参与到同盟的活动中去,也没有通过各式各样的途径向同盟宣传和表达他们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那时还都是各自独立的工作者,并深受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还不能算作是“共产主义者”。另一方面,即便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开始向共产主义转变了,但是此时的他们所转向的也只是所谓的“哲学共产主义”,是一种依据德国思辨哲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将黑格尔、鲍威尔、施特劳斯、费尔巴哈等人的哲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相“糅合”所得出的一种“理论上的共产主义”。这与科学共产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哲学共产主义”不把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和运动潜力看作社会发展的动力,而是把人类社会的将来诉诸于思辨、逻辑的自我运动,或者说,诉诸于精神的自我发展的自然结果。相较于科学共产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共产主义”的哲学基础便是唯心史观,从根子上讲,“哲学共产主义”是不折不扣的德国“空想社会主义”。试想一下,这种共产主义怎能当作《宣言》创作的一个起点呢?《宣言》带给工人阶级的是科学共产主义,因此,它的创作起点一定是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历史中的首次发端。巴加图利亚将1842年至1846年称作“《宣言》创作以前的经过史”[1]206,这种类似于“创作前史”的说法很容易给人一种错觉:即在笼统的意义上,《宣言》的创作开始于1842年。

《宣言》的创作史从1844年魏特林写出“20条”开始的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魏特林的“20条”无论如何也称不上是“科学的共产主义”。魏特林一上来就讨论“善恶”的问题,这就为此后的十几条讨论定下了平均社会主义的基调。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础不是什么人的“善恶”,它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很可惜,魏特林是看不到这一点的。他以为工人阶级需要的是“共产主义”,其实工人阶级不是需要“共产主义”,而是需要“科学的共产主义”(这里的论述受到了洪特《〈共产党宣言〉是怎样产生的》一书的极大启发)。而科学的共产主义,在当时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能够给予。所以说,《宣言》的创作不能从“20条”写出时开始算起,因为“20条”和《宣言》在根本性质上是不同的。而且在那个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没有开始对同盟的思想建设作出贡献还是一个很值得商榷的问题。

但是,1843年10月-1844年8月这段时期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间段,因为在这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完成了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这就为科学社会主义,哪怕仅仅是萌芽式的思想的产生开辟了道路。事实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时通过独立的创作已经开始把目光聚集到“无产阶级”身上,并不约而同地得出了革命的进程必将是由无产阶级来主导的科学结论。不难理解,这种视角转换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他们和工人阶级的紧密来往,同时,对B.鲍威尔等人的“倒戈”和对其理论的“反思”也使得马克思恩格斯掌握了唯物主义的哲学武器,为他们论证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使命奠定了思想基础(有人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关注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是根源于施泰因《现代法国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一书,这种说法有些牵强。施泰因的书应该会对马克思和恩格斯造成一些影响,但施泰因却在这本著作中深陷于“空想社会主义的迷宫”中,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3年就将无产阶级看作是决定未来社会前进的根本力量了,这与施泰因的观点相差甚远。施泰因的书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歌颂赞扬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原因,它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作用被人们有意地夸大了)。

不过,论述了无产阶级的伟大使命和历史作用,就一定能证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3年的思想已经具有了科学共产主义的成分吗?答案是肯定的。科学共产主义和形形的空想共产主义之间最为根本的差异就在于,革命的主体究竟是谁?无论是英法的空想社会主义,还是魏特林的平均社会主义以及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他们都无视广大的无产阶级的存在,要么把他们认定为只是需要别人去怜悯和同情的劳苦大众,要么把他们视为“群氓”――一个不但不能推动历史反而阻碍历史进展的群体。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才第一次把人类的未来彻底交给无产阶级。这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他们是“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4]213的主体。只有在声势浩大、代表世界历史进程的无产阶级革命下,才能“全面改革社会关系,消灭私有制,才能消灭资本和劳动对立这种反常的分离、社会的利益对立、竞争的无政府状态、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工人阶级的贫困以及资本主义的一切罪恶”[4]10。也正因为如此,共产主义才是“从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般实际情况所具有的前提中不可避免地得出的必然结论”[4]474。无产阶级在理论中的“登上历史舞台”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3年首次完成的,而共产主义也在此时褪去了其长久以来的“空想外衣”,第一次享有了“科学”的意蕴和色彩。

既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3年就掌握了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武器”,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宣言》的创作史开始于1843年呢?不要忽略了《宣言》是作为同盟的纲领出现的这一因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诞生并不代表它和同盟的结合,必须找到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用此思想影响同盟的历史节点。洪特在《〈共产党宣言〉是怎样产生的》一书中不止一次地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年同盟“伦敦讨论会”的前后极大地用科学共产主义“干涉”了这个工人组织团体。照此说来,《宣言》的创作史是要从1845年开始算起的。可是,洪特犯了一个不小的错误:他考证出了马克思早在1844年就把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得出的一些结论同同盟巴黎的相关领导人讨论过了,却仍然坚持“1845年的划时代意义”。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钻研资本主义的剥削秘密,揭示资本主义的非人道本性,并延续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主张,将无产阶级指认为剔除“劳动异化”、“回归人的真正本质”的历史主体。虽然这些结论带有较深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痕迹,但这的确也包含了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假如这些结论真的为同盟的领导人所聆听,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用科学共产主义思想“武装”同盟,即《宣言》创作史的开端就是1844年了。洪特申述1845年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同盟的影响更大自有他的道理,毕竟“伦敦讨论会”是载入史册的同盟内部交流会,但要是根据本文上面的论述,科学共产主义一旦和同盟思想结合,《宣言》的创作史就开始了。因此,《宣言》的创作史“启动”于1844年,不是1845年,更不是1842年。为了更为充分和全面地论证这个观点,现把洪特一书中关于1844年马克思同同盟巴黎领导人接触的陈述专门引证如下:

“无疑,马克思在1844年与巴黎的同盟领导人详尽地议论了这些问题(指上述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的相关结论――本文作者注),同样也同法国社会主义者勒卢、路易•勃朗、蒲鲁东以及‘法国大多数工人秘密团体的领导人’谈了这些问题。从这时起,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影响着同盟理论和纲领的发展;在诸如纲领这样重要的问题上,马克思绝不会拘谨观望。”[3]48

三、《共产党宣言》创作史中的“草稿问题”

《宣言》创作史中的“草稿问题”指的就是“《宣言》到底有几份草稿”这个问题。最一般的看法是《宣言》总共有三个稿本:一是恩格斯于1847年6月写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以下简称《草案》),二是恩格斯写于同年10月至11月的《共产主义原理》(以下简称《原理》),三是马克思定稿的《宣言》。这三个稿本都是为同盟制定纲领而写作,《草案》的创作背景是同盟的一大,与会的代表们一致同意同盟需要制定一个纲领的草案,分发给各地的同盟区部和分部进行讨论,以最终确定同盟的纲领内容。于是,恩格斯就主笔(关于恩格斯是否就是《草案》的作者,学术界大部分人是认可的,但是也有人质疑,认为《草案》中过多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残余证明恩格斯并非是这份文件的作者,至少不是它的主要作者。虽然说这些观点有一定的文献依据和论证材料,但就《草案》的根本性质来讲,“革命的教义问答”还是对其最为准确的定位和判断。《草案》中的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当时的同盟成员中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掌握得最为纯熟,并且也只有他们能够将《草案》的科学性质展现出来。《草案》之所以仍然在一些具体的问题和环节上会带有旧思想的痕迹和性质,很有可能是恩格斯对当时同盟中的一些成员妥协的结果。因此,本文认为恩格斯是《草案》的作者,最起码是《草案》主要、核心的作者)写作了《草案》。在经过紧张和热烈的讨论之后,同盟还是无法取得统一的意见和认识,并且有人还写出其它的信条之类的作品,企图以此取代恩格斯所写的《草案》。恩格斯为了捍卫《草案》的正当性和科学性,在同盟的内部会议上严厉批驳了诸如莫泽斯•赫斯等人的“绝妙的教义问答修正稿”[5],并在会后为了克服《草案》中遗留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残余,重新起草了一份更能体现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原则的同盟纲领草案:《原理》。

国内外学者对这三份《宣言》的稿本进行了充分的对比研究,发现这三份文件在内容组成、逻辑结构、章节(问答)安排、论述方式等方面存在着“一一对应”的现象,尤其是《草案》和《原理》之间、《原理》和《宣言》之间,每一份文件的“前身”几乎都是为其之后的文件设计好了写作框架和规定好了论证范围。为此,巴加图利亚还专门制作了一个表格[1]213,以向人们展示这三个稿本间的内在关联:

如上表所现,《草案》的第7-12个问答构成了《原理》的第1―13个问答,同时,也就是《宣言》第一章的“第一草稿”;《草案》的第13-22个问答,构成了《原理》的第14―23个问答,同时,也是《宣言》第二章的“第一草稿”;《原理》加写的第24条和第25条,到后来被马克思转写和补充成了《宣言》的第三章和第四章。这就解释清楚为什么在1968年《草案》被发现之时人们会欣喜若狂,因为《草案》有效解开了《原理》中多处“保留原案”的“文献疑案”,使得人们能够找出《宣言》的最初草稿,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国际共运史的研究提供更为充足的文献资料。

但是,像巴加图利亚这样的学者同时还认为《宣言》的创作史要远远早于《草案》的写作日期。这里面还有新的问题:既然《宣言》的创作史开始于1844年,那么在此之后,会不会还有《草案》的草稿,抑或是《宣言》“草稿的草稿”呢?对此问题的深究曾让很多学者煞费苦心。比如,巴加图利亚等苏联学者几乎是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开始转向“共产主义”之后的全部著作在某种程度上都看作了《宣言》“草稿的草稿”,因为其中的思想都集中在《宣言》中得到了显现。“……《共产党宣言》中所阐述的思想在其实际起草前几年就完全酝酿成熟了。”[1]207

如果真是如此,《宣言》自身的文献价值就被有意无意地淡化了。先不说《宣言》本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完整地、系统的、至今仍然是最好的阐述”[6]的一部著作,就单说《宣言》作为同盟历史上乃至整个无产阶级运动史上唯一的一份最为经典、最为原始、最为精辟的活动纲领,其它的著作就是根本无法替代的。《宣言》独一无二的特性要求它的“草稿”选定标准必须是建立在和同盟纲领制定的工作、计划密切相关的基础上,并不是说《宣言》之前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只要其中包含了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或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就可以当作《宣言》的“草稿”,或是所谓“草稿的草稿”。只有那些既代表了一定的科学共产主义立场,又同时是为制定同盟纲领而写成的著作、文件、文章或是通告才能算作是《宣言》的“草稿”。也就是说,《宣言》“草稿问题”的解决一方面要紧扣“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思想因素,另一方面要抓住同盟的实际活动这个关键环节。巴加图利亚等人所说的《宣言》“创作前史”中的很多文献和魏特林的“20条”,因为都不全部具备上述的“两个方面”,所以就都不能算作是《宣言》的“草稿”,甚至可以说,连“草稿的草稿”都不是。不管怎样,《草案》(它的“草稿”被称作是《宣言》“草稿的草稿”)作为《宣言》第一份完整系统的写作草案是没有争议的。

现在,回到这个问题的起点,《宣言》到底有没有除了《草案》和《原理》之外的“草稿”呢?难道说在1844年-1848年这段时间内就再也找不出第二份既是“有着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又是“为同盟制定纲领而写作”的文件了吗?对此疑问的回答初看上去并不困难,长久以来,人们都相信同盟1846年11月和1847年2月分别发出的两份通告,也就是著名的“十一月公告”和“二月公告”是《草案》的“草稿”。理由十分充分:这两份公告都强调同盟的内部团结问题;都提醒了同盟成员必须警惕各种各样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并要求对其坚决不进行妥协;都在字里行间表露出了科学共产主义的一些主张和见解;都发出了三个问题,征求同盟各区部、支部的意见,为制定同盟纲领而做准备。如果要按照上述的“两个方面”来判断的话,这两份公告无疑算作是《宣言》“草稿的草稿”。

可是,在此,本文还是要对这两份公告的“草稿身份”保留一点意见。这两份公告并不像传统的“三个稿本”那样有着相对一致的章节对照和内容安排,更别说逻辑线索了。从两份公告的大致内容上看,显然公告的主要目的是为同盟的所有成员提示形势、作出指导、把握方向、分派任务、提出要求,其中并无多少理论和行动原则的阐述,只是这两份公告中各自提出的“三个问题”或多或少在随后的“三个稿本”中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反映。下面我们就此做一个简略的分析:

“十一月公告”中的三个问题是:“第一个问题:无产阶级对待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我们接近小资产阶级或激进资产阶级是否适宜?如果适宜,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实现它最容易、最正确?第二个问题:无产阶级对各宗教派别应采取什么态度?无产阶级去接近这个或那个派是否有可能?是否适宜?如果可能,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去接近最容易、最正确?第三个问题:我们对社会党派和共产主义党派的态度是什么?同所有的社会党派实行普遍的联合是否适宜、是否有可能?如果可能,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才能最快、最正确地做到这一点?”[7]328-329“二月公告”中的三个问题是:“(1)什么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者追求的目标是什么?(2)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追求的目标是什么?(3)通过什么途径才能最迅速、最容易实行共有共享制?”[7]343

“十一月公告”中的三个问题确实已经涵盖了《草案》中所叙述的大部分领域,“二月公告”的三个问题也都是制定纲领这个工作中的要害关节,尤其是它的第三个问题更是“三个稿本”的论述主题,但是它们都是只提出了问题,而没有解决问题。因此,称它们为《草案》的“草稿”(或是《宣言》“草稿的草稿”),有些勉为其难,但如果把它们称作《宣言》(或是《草案》)写作的六条“提纲”,则是非常贴切的。

《宣言》创作史的“开始时间问题”和“草稿问题”是一个大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史学视角下考察《宣言》的创作史问题的。虽然说《宣言》创作史的开端不等于《宣言》第一份草稿的诞生,但结合着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和同盟的实际来研究问题,则是探讨这个领域的一项基本法则。

参考文献:

[1]聂锦芳.清理与超越――重读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础与方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8.

[3]洪特.《共产党宣言》是怎样产生的[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98.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90.

转正大会发言稿范文第3篇

随着数字科技的快速发展与普及，数字技术越来越广泛地运用到出版领域。不论在线投稿、征稿、远程审稿、校稿传送、在线编辑，乃至网络营销、发行，使作者、编辑、校对、印刷、发行、读者都与网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数字出版通过数字技术和网络传输，促使出版环节缩短、稿件传送快速、信息传递范围扩大，从而建构了新的出版风貌。

从纸本到数字，出版形式不再只是捆绑在一起的实体。书卷味的内容溶入一个未分化文字的缠绕，没有局限，读者的注意力往往向外流出，从中央的叙述或论点徘徊，焦点转移的速度在创造一个旋转读者远离书页的离心力。经由超文本联结、浏览、搜寻，在流动的过程里，产生对文本不同的理解和概念化。

从线性接口到流动性的接口，改变了文本的特性，以及读者阅读的习惯。基于编辑工作为出版工作的核心环节，编辑的能力将直接影响出版的素质。在数字出版时代，对编辑职能的要求远大于传统出版，为了适应新形势出版的要求，有必要对编辑流程的新特点、新规律加以分析研究，寻找应对这些新变化的对策。为了应对数字出版的趋势，加速数字出版人才的培育，并确立其专业范畴、职能等，是我国发展数字出版产业刻不容缓的议题。

语言以英语能力逐渐成熟，应用领域扩大，虽有错误，但无碍沟通，相当于大学非英语主修系所毕业为主，次要为中文，另外某些公司会对日语、韩语等有所要求。

在产业不断提升，迈向数字化的同时，数字化的工作形态一直在进行。因此，计算机化的办公室系统已经成为大多数必要的条件，其中以Word、Excel、PowerPoint、Outlook为主，排版软件为辅。除此之外，部分美编或编辑则会另外要求其他应用软件的专长，如Photoshop、CorelDraw、Illustrator、Dreamweaver等包括绘图和网页相关的制作；少数要求程序方面的专长，如VB、JAVA等计算机程系语言甚至是专业工程程序语言。普遍对于打字速度都有一定的要求，集中在中打或英打20～50字这个范围内。

文编主要以外向性和谨慎负责性为主要人格特质需求，情绪稳定性为次要需求；而美编则为开放经验性为主要人格特质需求，其他人格特质为辅。

（二）需求状况思考

一是编辑人才需求现况。从数据来看，从事虚拟世界的编辑相关的职缺还是有限的，关于这一点，可能与数字出版尚未蓬勃化发展有关。二是编辑能力的需求。数字化的工作形态一直在进行，办公室应用方面的计算机专长已经成为大多数必备的条件，然而企业必须了解数字化并不是单单只有计算机化，还必须从E化与M化的潮流中找出一条适合生存的道路。三是从当前现状中可以发现，细心、负责、善沟通、具有协调能力已经成为必备条件。因此，数字出版编辑职业有效发展特别需要外语的能力、有关电子信息方面的能力和自我本身的磨炼。

（一）转型内容

一是数字出版时代编辑职能的转型。由纸本出版过渡到数字出版，从设想、企划开始到完稿、发行。在骨干的部分，编辑仍处理改稿、审稿、校对等内容编辑工作，但由于数字化、多载体以及与产业价值网各端点角色与职务链接的关系，已使编辑工作产生质变。数字出版编辑工作将由出版的前端延伸到出版的整个过程，包括市场营销（营销）、读者分析、信息反馈、数据处理、项目控管等，出版编辑的职能不断往产业链的下游拓深。因此，编辑力再进化，赋予编辑职能新内涵，将使编辑转型与提效。

二是数字出版时代编辑应具备的职能。数字出版时代，编辑应具备4个主要功能：基本、内容、营销、管理；14项次要功能：基本知识、基本技术、企划设想、选辑素材、审查稿件、稿件加工、排版设计、校对样稿、载体运用、发行营销、读者市场、市场反馈、数据管理、项目管理。

三是建立数字出版产业编辑人才的职能地图。数字出版产业编辑人才之职能地图，包括4项主要功能、14次要功能，其职能内涵分述如下： （1）基本职能包括：1）基本知识，了解基本词语文法以及合法授权的重要性。2）基本技术，了解基础工具数据撷取搜寻引擎及档案格式。（2）内容职能包括：1）企划设想，选题企划设想邀稿及撰写出版计划书。2）选辑素材，取得合法素材并配合脚本整理图文音视讯。3）审查稿件，审查稿件的正确性、适当性、合法性和价值性。4）稿件加工，修改错误精练词语使稿件流畅及具有逻辑性。5）排版设计，设计上符合使用者接口原理及规格并运用图文音视讯。6）校对样稿，校对数字内容正确性配置清晰度及发现疑问。（3）营销职能包括：1）载体运用，运用不同规格及接口载体并依照其特性规划合适内容。2）发行营销，依据消费心理设想平面和数字文案以及营销活动。3）读者市场，运用平台了解读者并从使用者角度思考版面风格和呈现。4）市场反馈，主动了解和评估市场并能快速响应读者需求。（4）管理职能包括：1）数据管理，运用数字组件并规划数据再利用开发其知识。2）项目管理，建立机制掌握进度分工和管理数字出版项目流程。

（二）转型措施

就数字出版产业而言，可将这些概念用于审视编辑能力，有助于数字出版业界筛选进用员工。作为企业用人和培训的参考，确保符合业界需求的毕业生方能进入职场，避免造成产业和学界的落差，并据以编订培训课程，依据需求量身打造合适的课程。

就学校教育而言，可将这些概念用于审视数字出版编辑相关课程、规划课程，并可反馈到教学计划中，确保课程在业界的基准下进行，以及检测学生是否具备基本职能。学生也可通过职能地图审视学习状况，以规划未来进入职场所需的训练及学习，作为改进教学和订定课程的参考，使学生学习符合业界需求的教学内容，促成人才培育产学相互衔接。

就政府机关而言，应鼓励学界从事数字出版编辑职能研究，以发现更多显性化的隐性知识，可了解数字出版人力资源的能量，进行应试科目和方式等必要的规划、调整，以及建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为发展出版领域国家资格架构奠定基础，促进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

就产官学的整合而言，建议产官学定期对话与交流，期望在短中长期的扎实规划，将在职人才与在校学生予以适当的培训，以满足与应对数字出版未来发展。

（作者单位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参考文献：

[1] 石雄.刍议数字出版对编辑职业素养的新要求[J].中国编辑，2011（02）.

[2] 石雄.数字出版对编辑的技术要求[J].科技与出版，2011（05）.

[3] 周丽，姜华，陈慧.数字出版对传统编辑职业倦怠的矫正[J] .出版广角，2011（03）.

转正大会发言稿范文第4篇

【关键词】新闻播音 语句本质 语言链条 内在语内部技巧

一、如何理解播音过程中的“内在语”

在播音中的“内在语”，是指语句关系和语句本质播音中不便、不能或没有完全表露的意思。播音员、主持人可以在播音中利用“内在语”把稿件变成自己的话，调动运用自己的思想感情，以找到恰当的表达语气。内在语对播音表达具有重要意义。它能够揭示语句本质和语言链条。

语句本质是指句子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深层的内在含义和态度情感。在播音实践中，播音员、主持人在对全面理解稿件文字含义的同时，根据语言环境准确把握语句所表达的深刻含义，即内在语。

稿件文字表面的意思，即语句的表层含义，与其深层含义存在同向同质和非同向同质的区别。有的即使基本上同向同质，但语义上也有细微差别。就多数和整体而言，稿件语句文字的表层意思和内在深层含义是同向同质的。有些则不同，需要播音员和节目主持人参照语句文字表层非主要语义的线索，结合上下文具体语言环境，准确把握语句目的和确定内在语。

所谓语言链条，指语句间的逻辑关系。稿件文字句、段、层次构成了全篇整体。文章段落之间的逻辑关系，部分通过短语或关联词表示出来，部分则没有明显的文字标识。通过补设潜在的短语和关联词，播音员、主持人把文字语句间逻辑关系揭示出来，搞清句子，段落、层次怎样衔接成一个有机整体，获得转折、并列、让步、递进、因果、分合、因果、假设等逻辑感受，理解文章前后衔接、上下呼应的转承关系。尤其是那些语句不通顺的地方，段落和层次转接生硬的地方，可用内在语衔接、过渡、铺垫和转换。需要赋予语言以动作感、形象感使叙事、状物、议论、抒情更具色彩和感染力的地方，以及需要与受众交流并唤起他们注意、引发他们回味和思考的地方等等，都可以获得恰当、自然和贴切的语气，把稿件和节目播得文气顺畅，衔接、转换自然，增强有声语言表现力。

二、内在语的基本类型

（一）发语性内在语。发语性内在语，指播音员、主持人在语句、层次、段落、稿件、节目起始处之前，用适当的词语作开头，把它在心里播出来，并与稿件原开头的词语自然衔接，把其“带发”出来。它的作用是帮助播音员、主持人把播好开头。比如在呼台号之前加发语性内在语：（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濮阳人民广播电台！）。

（二）寓意性内在语。寓意性内在语，指稿件文字的“言外之意”，是蕴藏在语言深处的潜在意义，是结合上下文语言环境提炼出来的语句的和目的。特别是那些在意向、色彩或程度、分寸上与文字表面非截然对立而差别细微的语句本质。对它的把握，除了参照上下文语言环境之外，还要结合作者的创作特点、习惯用语，文章的主题思想、写作目的、创作背景，人物的思想、情感、性格、身份、心理、语言特点及所处环境和人物之间的关系去分析。有时甚至需要从全篇整体去把握。

（三）关联性内在语。关联性内在语，指语句之间存在的没有用文字表达出来的关系。也就是那些体现语句逻辑关系和语法意义的隐含性关联词和关联词短语。一般用在语句、段落、层次之前或之间。既可用隐含的“虽然” 、“但是” 、“因为”、“所以”、“如果”、“而且”、“结果”、“那么”之类的关联词，也可以用简洁的短语使上下文自然衔接起来，过渡好上下句、前后段。

运用关联性内在语可使前后句、上下文语言链条衔接更加自然、顺畅和符合逻辑，使语意和语言目的的表达更加准确。可以说，它是播音有声语言的链条向播出目的定向推进的路标，是播音员、主持人表达语气起承转合的重要依据，是播音有声语言所表达的稿件文字、语句富于内在逻辑力量的关键所在。

（四）提示性内在语。提示性内在语用于语句、段落、层次之间，也是为了解决上下句语气衔接的间题。它是播音员、主持人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所赋予稿件的，内容更加灵活多样、丰富多彩。

在语句间，特别是一些语气不顺畅、上下句过度生硬、语境不好贯通的地方，恰当的使用提示性内在语，可以较为柔和的过度到下一句，使语气连贯、自然。

如果说，关联性内在语重在使语句的逻辑关系更加严密，那么提示性内在语则更重在使表达语气富于灵动的活力。

有些播音员、主持人为更好的发挥自己的创作思维，施展创作个性，会使用提醒关注、表现情态、感叹强调、设问呼应、展示过程等具有提示性的内在语，从而使表达更加地丰富。

（五）回味性内在语。回味性内在语，是在稿件文字段落、层次和全文结尾处设置相应词语，可以起到提示主持人、播音员语气转变的作用，包含回味、思考、想象、憧憬等意味，给人以意犹未尽、无限遐想的感觉。

它的形式有：寓意式回味，用内在语把前句的深刻寓意体现出来，并造成一种耐人寻味的氛围；反问式回味，用在结尾处对前句语意或全篇结论有肯定和强调意义，并对前句句尾语势所表现的色彩有引申、指向和推送作用；意境式回味，营造某种意境和氛围，引人有所思、有所感、有所憧憬、有所遐想；线索式回味，有些稿件中，在一些段落、层次和全文结尾处重复出现相同的句子，对这种线索式出现的句子，应结合上下文和主题，设计相应的回味性内在语，找到恰当的语气，以达到调动受众的想象，深化主题，加深印象。

（六）反语性内在语。反语性内在语直接体现语句表面含义与深层意义的对比或对立关系。语句深层内在含义与文字表层意义相对立的叫对立型反语内在语。通过反问来表达确定意思的内在语叫反问型反语内在语。利用语音或语义的关系，使语句同时兼顾两种事物的内在语叫双关型反语内在语。

三、正确认识和掌握内在语的内部技巧

通过对下面所选语言材料、稿件进行内在语分析、挖掘乃至表达练习，可以对内在语内部技巧的认识和掌握有所帮助。练习的选编原则是由易到难，循序渐进。

（一）段子和短文。由于篇幅短小，内容亦不复杂，内在语的样式也较为单一，分析把握起来相对容易。目的是让练习者对内在语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转正大会发言稿范文第5篇

过硬的政治素养

我国的新闻出版事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组成部分，根本方向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因此，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必须坚持党性原则，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必须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要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严格宣传纪律，做到守土有责，在重大问题、敏感问题、热点问题上把好关、把好度。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的文化，努力改造落后的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这是我国新闻出版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

新闻工作是政治性、政策性极强的工作。新闻舆论处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前沿，对社会精神生活和人们思想意识有着重大影响。新闻宣传工作在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力量、营造健康向上丰富生动的主流舆论、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肩负的重大责任，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发扬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兢兢业业地做好新闻宣传工作。

在实际出版工作中，迷失方向，违背准则的情况时有发生，例如宣扬错误的政治观点，表现错误的思想倾向，违反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内容低俗化等。防范这些政治性错误，是校检工作的重要职责。而要防范政治性错误，防范者必须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水平。所以，政治素养是校对工作者自我修养的重要内容。

扎实的业务技能

新闻校检工作是新闻出版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是编辑工作的补充和延伸。校检工作专业性强，分三校一读检查、清样、核红等环节，实施集体交叉校对与责任校对等制度，倡导大胆质疑、小心求证的精神。校检人员是出版中最后的把门人，校检是出版质量保障体系的最后防线。它不仅是技术性工作，而是一门学问。

1.语言文字能力

同志说，要打好新闻业务根底。新闻工作，无论编辑、采访，都需要有业务能力，特别是要有很好的文字功底。

语言文字是校检人员的基本功，每个校检人员都必须练好这个基本功。具体地说，有以下几个方面：必须多认识字；必须掌握现代汉字使用规范，包括简化字规范、异形词规范；必须掌握标点符号、数字、量和单位用法的国家标准；学好语法、修辞和逻辑；掌握书面语言文字出错的规律。

新时期校检工作没有原稿可以核对，工作重心由校异同向校是非为主转变。校检工作有了更多的文字编辑属性。统计数据表明，出版物差错中百分之八十是语言文字错误。语言文字差错的主要表现，就是用字错误、用词错误、语法错误以及标点符号、数字、量和单位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造成这些差错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编辑工作紧张粗放、校检投入不足、质量管理混乱，等等。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编辑、校检由于语言文字功力不足，对一些语言文字错误失去辨识力，甚至指瑜为瑕，改正为误。

校检工作必须多总结，多思考出版物出错类型和规律，搞清常见语言文字错误的辨析。还要认真汲取经验教训，不犯同样的错。在校对地名人名时，必须前后统一，这时主要校异同，要多方求证，有把握后再改。在校对事实性知识性政治性内容时，以校是非为主，这时要发挥自己的知识能力储备，改错为正。

2.清样检查能力

三校之后是清样核红的工作，必须把值班负责人的大样和三校样改动的地方核对一遍，看是否有漏改、误改的情况。清样必须认真细致，有的值班负责人改动多且字迹潦草，或改动不当不全面，这时要请教商榷。有的三校改动由于疏忽签错地方或改动不正确，这时必须与三校人员沟通，重新更改过来。清样环节还必须看题文是否相符，标题中的人名、地名、数据、提法是否与正文相符，每条稿件是否行文完整，图片说明和标识是否正确。检查是清样后的最后把关工作，每一个细节都要根据经验能力检查一遍。要核查稿件放置的位置是否恰当，报眉日期星期版次是否正确，最后一版是否有报脚，图文是否相符，栏题是否放错，连续报道期次是否连续，标题关键词在文中是否有交代，等等。

3.规范统一能力

一张报纸，除标题吸引人，稿件可读性强，版面大气美观外，还要注重细节规范化。版式、相关体例统一，报眉形式，文章字体字号疏密，标点符号规范，数字在标题中大小写规范，一些常用字词规范等。言论、图片说明及作者、文中小标题等是否变体，转文字体字号与正文一致，等等，这些细节的完美都体现出报纸的品位。

良好的沟通能力

校检在出版流程中处在承前启后的环节，工作中会遇到很多新问题。因为是出版的最后环节，不能绕道走，必须与相关人员沟通衔接，解决问题。校检工作中涉及细节多，头绪复杂，矛盾集中，很多疑问需要核对，处理，落实，这时候，不能怕麻烦，怕耽误时间，不能放过任何疑点，需要运用良好的沟通能力解决问题。

1.与值班领导沟通

涉及重大问题的差错，需要请示值班领导。如重稿，重要稿件放置不当，领导人职务、姓名、排序错误，重要会议的重要表述等。这时不能擅自改动，而要向值班领导汇报，认可落实后再修改。有的稿件是特殊时期的安排，与常规处置不同，有的领导人职务发生了变动，第一次见报，涉及类似的改动要慎重，要汇报，避免以讹易正。

校检人员与记者编辑一个在白班，一个在夜班，可能没有见过面，但在电话中却是熟人。涉及人名、地名、数据等事实性问题，无论多晚，尽可能与记者编辑联系，说清疑问处，寻求解决之道；自己不懂的专业术语也要请教他们，辨正误，长知识。

校检与版面编辑联系是最密切的。沟通能解决很多问题，做到又好又快。常有文配图没有文字说明，一定要与版面编辑沟通，查一下原稿中图片是否带有说明，如没有看看是否要加上。有的标题表述不完整，这时也要与版面编辑沟通，有的是版面编辑根据美观所需，而删节不当。还有的时事版提炼的标题不当，也要商量沟通。有的稿件放置不当，图文不符，要负责地提出来。版面编辑要认真负责，当看到校对人员笔误或明显签错或改错的地方，不能完全按三校照葫芦画瓢，必须与三校当事人或清样人员说明，哪些地方得再斟酌，做到相互保护。有的三校后，稿件有临时改动，版面编辑也要与清样人员指出来，需要重看三校。版面编辑清样后有改动，要与校检人员通气，需要再清样检查，做到万无一失。

4.与同事之间沟通

同事之间要团结互助。有的稿件中发现一些疑问，应主动虚心请教一下这方面专长的同事，尽快弄清疑问，这样可以节约时间，提高效率。还有转文、导读标题可以与相关责任校对沟通衔接。一些连续报道期数，也可以问问三校当事人是否已核对，做到每一个环节不疏漏。

平稳的工作心态

报纸对社会影响重大。作为报纸的最后把关人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校检是个苦差事，寂寞，单调，枯燥，艰苦。校检工作的特殊性，对校检人员心理素质提出了特殊的要求：要始终保持良好的心态。校检良好心态的特征，可以归纳为三心：耐心、静心和适心。

耐心，就是耐得寂寞，不烦不躁，工作有韧性。校检工作的对象是校样，工作方法是一字一句审核，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寂寞难耐，枯燥乏味。因此，校检工作者首先要耐得寂寞，心态平和。没有耐心，没有韧性，是不能做好校检工作的。

静心，就是排除杂念，心静如水。校检工作的职责是猎错改错，要在字里行间猎获差错，注意力必须高度集中。如静不下心来，是做不好校检工作的。

适心，是一种乐业的内心体验。如果热爱校检工作，全心全意去查错改错，以发现差错为乐事，就不会感到寂寞、枯燥，这样，校检工作不再是被动的负担，而是主动的创造；不再是痛苦，而是一种享受。这是校检人员心理修养的最高境界。

校检工作是个重复性的工作，有的稿件必须交叉看多次，这时不能有依赖思想，也不能有厌烦情绪，这就必须敬业乐业，有认真负责的态度，有为人作嫁的奉献精神，对作者、读者、社会负责。这是校检工作者的道德责任。校检人员要有敬业爱岗认真负责的态度，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作风。

守土有责。责任意识是一种精神状态，有了责任意识，才能集中精力，全身心地投入，形成意志和品格，凝聚出正能量，创造出一流的业绩。

自觉的学习意识

由于社会和科技进步，导致个人知识、技能、经验的相对老化，而不适应出版工作发展的要求。校检人员要有终身学习的思想，定期进行业务培训，自我学习，不断更新知识，不断提高业务能力，积极应对挑战。校检人员应因人制宜，扬长避短，主动营造自己的知识结构，才能优势，确定自我发展方向。校检的功能之一是校是非，即发现并帮助记者编辑改正原稿中的错误。原稿中的错误，有一类是知识性错误。要发现知识性错误，首先自己必须具备丰富的知识储备，所以，知识积累是校检工作者自我修养的内容。

要打好知识根底，就必须自觉学习。学习是新闻工作者永恒的主题。首先要努力掌握与自己的业务工作直接有关的知识，同时，还要博览群书，哲学、政治、经济、法律、历史、文学等方面的书籍都应读一些，科技知识也应尽可能多学一些。知识就是力量，这样工作起来就会得心应手，也会提高工作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