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一）开发乡土教材所谓乡土教材，是指由民族地方具有一定民间文化专长和社会影响力的人组成编写教材领导小组，在具体分析本地区教育环境和教育资源之基础上，针对当地特定的学生群体，在国家教育目标指导下编制和实施的教材体系。乡土教材是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本土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将乡土教材引入学校课程，对学生理解和掌握本土文化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在中央苗族调查组的关心和帮助下，通过培训学习掌握了苗族语言文字的干部，用苗族文字收集整理了大量的苗族民间文字资料。改革开放后，贵州苗族地区的苗族干部和苗族文化工作者为了普及苗族文化，用苗族文字进行书面创作，编写整理了许多苗族书籍和教材。其中苗族书籍有《张秀梅之歌》、《苗族酒歌》、《苗族古歌古词》、《开亲歌》、《噶百福歌》、《情歌》、《生命知识》、《植物栽培》、《理词》、《豆纽》、《十路酒歌》、《十二路苗族大歌》、《神词》、《施秉民族文学集》、《苗族理歌理词》等。改革开放至二十世纪末公开出版的黔东苗文教材和工具书累计12种481,000册，其中《六年制苗汉双语文教学课本》l～7册，苗语《语文》l～3册，《数学》l～2册，《自然》l册，计30万册，黔东苗文扫盲课本2种，《苗文学习》l～4册，累计印发154,000册，《苗汉词典》、《汉苗词典》、《苗语俗语小词典》、《苗语语法》、《黔东苗语基础知识》等工具书共计27,000册。此外，黔东南各县(市)也自编自印了许多乡土教材，如凯里市自印自编的《小学苗文课本》、《苗语语音》、《苗汉词汇》，台江县自印自编的《生词生字苗汉对译教学参考书》，施秉县自印自编的《苗语课本》、《六年制小学苗汉语文课本》(第一、二册)、《读苗文》、《苗文助读》、《苗文课本》等等。利用乡土教材进行苗族传统文化教育，可以增进苗族青少年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有利于苗族文化主体的自觉生成。

（二）引进民间艺人进课堂民间艺人进课堂，就是将苗族民间熟知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民间艺人邀请到学校，对学校中的苗族教师和学生进行定期或不定期地传授和讲解苗族的历史与文化，让苗族传统文化进学校、进课堂、进学生大脑，真正发挥学校教育在传承和发展苗族传统文化中的作用。例如2002年8月，台江县人民政府决定从当年新学期开始，在全县中小学开展“苗族文化走进音体美课堂”活动，内容包括唱苗歌、跳苗舞、学苗绣等，使苗族传统文化教育深入学校。[4]利用学校教育传承和发展苗族传统文化，可以为广大青少年学生提供学习和领会苗族传统文化的平台和机会，增强苗族青少年学生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认知程度和自豪感。与此同时，苗族地区的学校还可以组织学生走出校门，深入苗族村寨向民间艺人请教学习，形成民间艺人与学校教育互动的局面，共同促进苗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二、苗族地区学校教育传承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的对策

我国苗族地区的学校教育不能忽视当地的民族传统文化，不能脱离对本土文化的宣传和普及，苗族地区的学校教育应当担当起保护、传承和发展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重任。但从目前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教育现状来看，除了一部分民族类院校有民俗学理论教学外，几乎所有中小学课程均未涉及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教学内容，这是导致我国苗族传统文化逐渐淡出人们生活视界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见在我国苗族地区，要传承和发展苗族传统文化，必须发挥学校教育在培养苗族文化主体中的主导性作用。

（一）利用校本课程培养苗族文化主体

教育人类学认为，学校课程是文化中筛选出来的精品，被列入课程的文化就有可能被传承和发展，是教育文化功能的具体化。校本课程即学校课程，是由某类学校或某级学校的全体教师、部分教师或个别教师根据国家指定的教育目的，在分析校内外环境的基础上，针对本校、本年级或本班级特定的学生群体，编制、实施和评价的课程。开发校本课程是新课程改革的要求。新中国成立后，在我国现行的教育体系中，不同时期的中小学教材都是由国家或省市区统一编写的，教材内容主要反映社会主流文化意识。课程内容疏离学生实际、实用性不强。为了改变这一现状，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为了迎合经济发展，特别是文化旅游业发展的需要，编写了一些关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介绍性文章。在校本教材的编写过程中，由于采编人员缺乏相关的民族文化基础知识，他们往往把各种民族文化张冠李戴，混为一谈，抹消了各少数民族文化应有的特色。更有甚者，为了营造浓厚的民族文化氛围，故意加入一些非本民族的神秘文化事项，从而贬低了民族文化的特征。我国苗族地区校本课程的编写要以本地区本民族传统文化为基点，在此基础上将内容的选取范围适当扩展到其他民族的语言、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社会历史和等，凸显课程内容的民族特色。我国苗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具有自己本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如丧葬文化、婚姻文化、节日文化、信仰文化等，这些文化集中反映了苗族人民的历史传统、思想观念、价值体系、风土人情、风俗习惯、心理特质和等，是苗族地区开发校本课程可资利用的重要素材。例如台江县的《苗族古歌》、《苗族姊妹节》、《反排木鼓舞》等六个项目已被列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正是我们研发课本教材的蓝本。从2003年起，黔东南地区教育部门还逐步完善了民族文化保护教育体系，将民族文化教育纳入大、中（职校）、小学教育网络，列为学生素质教育考察内容，让民族文化不“断层”。《苗人的灵魂：台江苗族文化空间》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丛书之一，已于2005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教师作为实施教育任务的主体，是开发校本课程的参与者、研究者和执行者。在开发校本过程中，教师精心选择和组织课程内容是其重要环节。我国苗族地区的校本研发应坚持以下原则：第一，各类教材应明确显示文化的多元性；第二，消除对少数民族的刻板印象、偏见与歧视；第三，承认并允许其他民族文化的价值，改变用社会主流文化的标准判断非主流文化的传统。第四，重视隐性课程的开发。隐性课程是那种教师不一定教而所有学生却都在学的课程，包括对不同种族、民族、性别、、文化的容忍与并存的理解。这种课程被称为“不教之课”。因此，我国苗族地区的学校教师应当根据当地苗族传统文化的具体实际，针对当地苗族学生的经历、兴趣、爱好、学习风格和发展需要等，鼓励教师开发校本课程，把具有苗族鲜明特色的各种传统文化有体系地、恰当地渗透到教材中去，突出校本课程的民族性特点，剔除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中的民族偏见和歧视，在课程设置与教材编写中反映苗族的文化内容。具体来说，我们可以将苗族民歌、苗鼓、芦笙舞等融入到音乐课程中；将苗族服饰、芦笙制品、苗族图案、刺绣图案、民间工艺品等的制作编入美术课程中。教师可以在历史、地理、社会等学科教学过程中向学生讲解苗族历史、社会风俗、等相关内容；可以在语文课、思想品德课教学过程中向学生宣传苗族的丧葬习俗和婚礼文化，有意识地渗透苗族的孝道观念、民族团结精神以及重情感厚礼仪的传统美德；可以在教科书中设计专门的“民族传统文化”章节，便于将苗族传统文化中的相关内容如舞蹈、音乐、节日、诗歌等集中起来呈现给学生。同时，教师也可以对教材中的教学内容进行重新整合，设置有关苗族传统文化的专门课外辅助课程。例如贵州省台江县从2003年起，每所小学都在五、六年级增设民族歌舞等课程，着重抓好反排木鼓舞的学习和推广工作，让苗族传统文化代代相传。将校本课程融入学校教学过程，不仅丰富课程内容，满足民族地区学校教育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的需要，而且还能够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当前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正处于急剧转型期，加强苗族地区校本课程的研发，利用校本课程培养苗族文化主体，对传承和发展苗族传统文化具有划时代意义。

（二）利用双语教学培养苗族文化主体

语言是人类进行信息储存、文化传播和思想交流的工具，是人类存在的精神家园和文化之根，是民族的传承密码，它承载着文化的命脉，保证民族文化代代相传。母语是一个人最先听到和最先学到的语言，一个人从小到大都离不开母语，人们对自己民族的语言有着特殊的感情。斯大林曾经指出：“为什么要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呢？这是因为千百万人民群众只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才能在文化、政治和经济发展方面获得极大的进步。”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具有文化功能，人们学习和使用自己本民族语言的过程，同时也是学习和继承本民族文化的过程。“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党和政府历来重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和发展。在《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已有明确规定，在少数民族教育中，因地制宜地搞好民族语文教学是正确贯彻党的民族语文政策的具体体现。”虽然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苗族语文的试行推广和双语教学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例如贵州省1981开始恢复推行苗族、布依族、侗族的文字，于1984至1985年达到高潮时期，1986年伊始上述少数民族文字的推广和使用便出现衰微之势。因此，要搞好苗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工作，首先应当在汉语文教学中高度重视对苗族语言文字的宣传和教育，切实地贯彻苗汉双语教学，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受到本民族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促进苗族文化主体的形成。

（三）利用学校教育宣传手段拓展苗族文化主体

利用学校教育平台宣扬苗族传统文化，引起公众和媒体对苗族文化的关注与重视，可以激发苗族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唤醒苗族文化主体传承和发展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思想意识。苗族人民文化自觉的形成，是传承和发展苗族传统文化的内在动力。因此，利用学校教育平台宣传苗族文化，是我国苗族地区学校教育传承和发展苗族文化的重要举措。利用学校教育传承和发展苗族传统文化，我们需要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其一，让校园文化体现苗族文化特色。我们既可以在图书馆、教室、会议室、餐厅等的装饰上体现苗族传统文化的特征，也可以在学校形象标识体系如校标、校徽、校旗、校训、校内指示牌、教职工名片、学生校服、办公用品、文化宣传材料等方面凸显苗族传统文化的个性。营造多元的校园文化氛围，让学生在生活和学习中受到民族文化的熏陶。其二，让教学活动体现苗族文化内容。在教学活动过程中，教师可以利用课堂教学间歇时间，让学生讲述有关家乡的风俗习惯，表演地方性民族歌舞，组织学生开展有关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活动等。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渗透苗族传统文化，既有助于学生学习和了解本民族传统文化知识，增强学生对苗族传统文化的认同与尊重，同时又能够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热爱地方文化的情感，不断提升学生的民族文化视野，增强学生对民族文化的审美能力，拓展传承和发展苗族传统文化的主体范围。其三，利用学校教育创造推广和使用苗族语言文字的人文环境。要传承和发展苗族传统文化，必须大力推广和使用苗族语言文字。因此，在我国苗族地区，学校要积极鼓励苗族文字创作，用苗族文字书写各种资料书籍，做好苗族地区人民群众迫切要求的各种读物和工具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开展苗族语文广播，使苗族语言文字的使用真正落到实处。

苗族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首先，苗族人民由于山地的原因，居住环境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导致居住较为分散，居民之间的交流一般只是局限于家族间的交流，导致武术文化不能得到很好地相互交融。其次，苗族人民当时的发展情况并不算文明进步，因此受到传统封建思想的影响比较大，再加上山地地貌无法改变，就导致传承武术的范围只局限于家族之间，并且在封建宗法的影响下，传男不传女的思想根深蒂固，这就大大限制了苗族传统武术的传承与发展。最后，山地是天然的屏障，再加上明清两朝所修建的苗疆边墙，使得苗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封闭式的影响。这些对武术文化也不例外。由于无法吸收外来的先进的武术文化，导致苗族传统武术只能呈现重复性的循环发展，这些都是由于山地的闭塞性而导致的。

2苗族传统武术文化的发展路径

2.1苗族传统武术简介

苗族武术源远流长，距今已经有几百年之久。苗拳中的“蚩尤拳”据传诞生于公元前25世纪以前的蚩尤时代。苗族武术是中华武术大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苗族武术几经演变，不断地吸收民族文化涵养，逐渐形成了内涵丰富的苗族传统武术文化，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淳朴的乡土气息。而其实，苗族传统武术的出现与发展，与苗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历史有密切的关系。

2.2苗族传统武术的发展

且不说苗族武术萌芽于原始社会，主要始于原始民族与恶劣的自然环境的斗争。当时的苗族人民为了生存，采用击打等方式与野兽进行搏斗。而现在历经千百年的积累和演变之后的苗族武术，就不得不追溯到明清两代时期。当时的明朝是战火纷飞的年代，明军政府与苗族人民的军事冲突日益加剧，其损失简直不可估量。在这种与苗疆地区大规模军事的冲突过程中的损失让政府无法负担，因此政府终于下定决心大规模修建苗疆边墙，对苗疆地区采取了隔离与区分的方式。清政府更为残酷，使用了以苗制苗的策略，挑拨不同地区苗族人民之间的关系，利用民族矛盾的激化来达到自身侵略和占有的目的。但是在这种强硬的压迫之下，更加激起了苗族人民与日俱增的反抗情绪。在这种被垄断的情况下，苗族人民不可抑制地激发出了更加强烈的反抗斗志。随着这样一股热血的斗志，与此相对应的出现在苗族人民之间的，必定是武力的大幅度提升。可以看出，苗族历来是封建统治者征讨的对象，因为苗族人民生性不畏、崇尚武力，具有十分良好的反抗精神。因此，在苗族边疆地区，不管男女老少，几乎每人都懂得技击的常识和几手过硬的武功。这种武术的普及程度在中国是十分罕见的。明清时期的苗族人民对于封建统治者的压迫、侵略和歧视所持有的态度不是忍气吞声，而是一波又一波的反抗高潮。这种奋起反抗的现象让当时的封建统治者无可适从，因此，战争就成为当时不可避免的主题。从历史上看，苗族是中国众多偏远地区少数民族与封建统治者发生反侵略战争最频繁的民族。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得知，苗族武术起源的主要原因是战争。在这个过程中，苗族人民的反抗意识不但没有磨灭殆尽，反而日益增长，保护自己家园的强烈愿望促使人们开始提升自己的格斗、械斗的技能和技巧。苗族人民的习武过程深受苗族传统文化的影响，那种不抗威严、面不改色、拼死抗战的态度占领着苗族习武者的内心。这些内心的思想活动也出现在武术当中。苗族武术的主要形式就是搏杀，以军事战争为目的进行习武训练。其价值功能就是在军事战争中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击毙敌人。为了实现这种军事目的，苗族人民开始寻找一些方法与形式，锻炼自己的体格，这就是苗族武术出现的主要原因。而随着社会历史进程的推进和发展，社会需要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不同时期的人民有着不同的需求，这种需求也逐渐展现在对于武术文化的需求方面。虽说武力冲突和战争是民族传统武术文化出现的外部因素之一，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强身健体、保家卫国的高涨情绪是苗族传统武术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内部强大推动力。正如上文所说，明清两朝的压迫促使了苗族传统武术的发展，在封建统治者土崩瓦解之后，随着苗族人民与汉族人民日益和谐，文化交融进一步加深之后，苗族传统武术也开始吸收和接纳来自中国大地各大武术系别的精华，如少林寺武功、武当派武术等，使得苗族传统武术的拳种更加丰富多彩，武术系别更加精细。随着时代的发展，在现在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之下，战争已经成为不再提起的话题，民族关系也日益和谐，民族矛盾也相对缓和，民族冲突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在这种情况下，以前以搏斗技能为主要价值导向和追求目标的苗族传统武术文化也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现今的苗族传统武术文化内涵已经囊括了强身健体、文化娱乐、竞技体育等多方面因素和需求，这些都与社会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程度有关。由于人们现在生活富足，安居乐业，在日常生活中所用到的苗族传统武术更多的要朝着表演性、娱乐性的方向进行发展。现在的苗族武术中还增添了舞龙舞狮的内容，这些都是为了顺应时展的潮流而使得苗族传统武术文化发生的文化价值导向的变化。现在的各种苗族武术活动已经成为健身娱乐的必要选择之一，并且在节日的庆典、祭祀联欢活动中也经常看到苗族传统武术的身影。在时代的引领之下，现在的苗族传统武术文化已经有了崭新的内涵，具有了十分特殊的文化意义和文化价值。

3结语

苗族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苗学；百年；简溯

[作者]刘芳，女，云南财经大学社会与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昆明，650111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8)01-0075-004

本文所谓人类学苗族研究是一个狭义的概念，仅仅涵盖人文学科中的文化人类学学科范畴的苗族研究，它包括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内容，并以文化人类学内容为主。历史上有关苗族的汉文记载虽然对人类学学科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但严格的说不应在其列。就现在所拥有的人类学苗族研究成果，还没有一个人做出精确或基于精确的统计。因此，笔者只能在其研究的历史阶段和学科研究重要成果上做一个粗浅的梳理，以飧读者。

关于苗族研究，我们可以追溯到西方民族学的初期阶段。十八世纪的殖民风暴逐渐席卷全球，西方列强觊觎有着悠久历史的东方，尤其以西方传教士为先导，他们不远万里到东方社会播化他们的基督文化。鉴于东方主流社会对外来文化的强烈抵触，他们首先将视角转向东方社会中那些受剥削受压迫最深的少数民族群体，苗族即为其关注的少数民族之一。他们通过一系列宗教活动，使部分苗族群众觉得在基督的世界里可以找到安慰、理解和尊重。因此，苗族地区的一些传教士，实际上有着双重的身份，其一是传教士，其二是文化学者。他们以其特有的文化素养撰写出了早期的苗族民族学作品，尽管它们有着极大的局限性和主观色彩，但对于一个东方古老民族，毕竟被人提起并为世人瞩目，客观上揭开了人类学苗族研究的序幕。在随之以后的一百多年里，不论西方民族学者还是本土学者，对苗族这样一个少数民族群体的人类学研究和考察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归结起来，百年苗族人类学研究大概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一、早期西方冒险家、传教士对苗地和苗族各支系的一般描述阶段

法国耶稣会士迪・，阿尔德(Du Halde)曾到过中国，但他引用别人的记述，于1736年撰写了著名的《和中国鞑靼人的概况》(Decription de I'empire de la Chine et la Tartarie Chinois)，其中有不少关于苗族的记载。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西方最早的带有学科研究性质的涉及苗族的人类学作品是英国军人布勒契斯顿(Blakiston.Thomas.Wright)1860年代所著《长江上的五个月》。其书中部分内容记载了苗族体质容貌等并有附图，尽管书中错误颇多，但却是有关苗族体质人类学方面的早期纪录，如果以此为肇始计算的话，那么苗族的人类学研究至今已经有近150年的历史。在这一个半世纪里，苗族人类学研究可谓走过了一个由外(国外)到内(国内)、由浅及深、由分散到系统、由白描到深描的过程。今天的苗族人类学研究已经成为一个以本国和本民族学者组成的一个庞大的专业群体为基础，涉及人文、社会、自然等领域的综合性学科，一些学者甚至将这日渐完备的研究体系称为“苗学人类学”。

英国最早关于苗族研究的专著的作者是伦敦教会的洛克哈特(Lockhart.William)，他曾于1838年和1861年两次来华，前后长达二十多年，于1861年撰写了《关于中国的苗子或土著居民》一书(on the Miao-tsze or Aborigines of China)。美国传教士格雷姆(Graham.D.C，汉名葛)对四川苗族著有多篇研究论文，其中所搜集的传说与故事的数量很多，为苗族研究提供了资料。美国的另一位传教士布里奇曼(Bridgrnan.E.C，汉名裨治文)于1859年将《黔苗图说》译成英文，对国外研究苗族起了很大作用，在其创办的《澳门月报》中，也刊登过不少有关苗族研究的论文。英国传教士克拉克(Clarke.S.R)在中国传教三十多年，对苗族、仡佬族等进行过不少调查，在他的著述中对苗族的历史、语言、传说、宗教以及习俗都有详细叙述，其代表作是《中国西部的苗和其他部落》(The Miaotze and Other Tribes in Western China)(1894年)。在东南亚及我国云南苗族地区传教的法国传教士萨维那(Savina.F.M)，他研究苗族的历史，详细地描述苗族的语言、习俗、传说和，撰有《苗族史》(Histoire des Miao)，于1924年首次出版，1930年再版。1972年又再次印刷。英国传教士柏格理(Samuel Pollard)著有《苗族的故事》、《在中国难于进入的角落里》、《云南北部的碉堡》、《云南北部见闻录》、《未被踏查过的中国地方》、《柏格理在中国》等书，不同程度地对苗族进行了研究和描述。澳大利亚人类学家格迪斯(W.R.Geddes)1976年所著《山地的移民》(Migrants of the Mountains)，是他在泰国北部苗族山区调查的成果。书中对苗族的历史、经济、文化、习俗等都作了描述，其中的一句话，深刻地概括了苗族千百年来的悲惨命运和困苦的生活方式：“世界上有两个苦难深重而又顽强不屈的民族，他们就是中国的苗人和分布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

还有一些具有史料价值的著述：G.M.H.普莱费尔(Playfair)著《汉文史料中的贵州和云南的苗族》(The Miaotze 0f Kweichow and Yunan from Chinese Description) (1876年)、布罗姆汤(Brormton)著《对中国南部苗子部落的访问》(A Visit to the Miao-tsze Tribes of South China)(1881年)、C.贝伯(Baher)著《在中国西部旅行与调查》(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Westen Chi-m)(1882年)等等，还有一些语言学方面的专著和字典。

二、二十世纪初期――中期，西方学者和早期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中国学者关注中国少数民族，对一些苗族地区进行的人类学调查和学术研究

具有代表性的是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和他的苗族研究著作。他在1902年到我国西南各省调查，1903年著有《苗族调查报告》(1935年译成中文)。书中对苗族历史、语言、体质、风俗、文化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他的这本人类学专著，至今对我国苗族研究仍具有较大影响，它的研究深度和广度、以及对专业的运用程度在现在的苗族人类学研究中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书中每一章都是一个研究专题，而且是抓住了苗族物质和精神文化的最为重要的领域：如历史源流、服饰、政治制

度、工具(劳动和娱乐)、人体测量等等。

早在1889年日本东京大学成立史学会，并出版《史学杂志》，其中也有苗族研究的介绍；1941年成立东洋文化研究所，该所以中国为重点，对东方各国及考古学进行综合研究，1943年开始出版《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965年成立于东京的中国研究所，其出版物有《中国研究月报》、《中国研究所纪要》、《新中国年鉴》等。1978年成立了东方学会。在这些杂志中涉及不少我国少数民族的研究，苗族的研究也在其中。1948年在美国成立的“亚洲研究协会”，出版《亚洲研究杂志》，是对中国研究的重要刊物，苗族的研究介绍也在其中；英国1963年以利兹大学建立汉学中心、1968年开办了现代中国研究所，其东方和非洲学院出版的通报以及《大亚细亚》、《皇家学会会刊》等杂志也常有关于中国历史等方面的论著。近二十年来，西方关于苗族的研究主要以日本、美国、英国等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以个人侧重的研究形式进行。前苏联时期研究的东方语言学及民族学对苗族也有涉及。(前)列宁格勒大学的伊茨(P.φ.HTc)，对苗族的研究还有不少专著和论文，如1960年出版的《苗族》(Mro)。

上个世纪早期，随着我国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学科兴起，许多研究人员将社会文化研究深入到苗族社会，最具代表性的有：凌纯声、芮逸夫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梁聚五的《苗夷民族发展史》、盛襄子的《湖南之苗瑶》、《湘西苗疆之设治及其现状》等，吴泽霖、陈国钧、杨汉先等对贵州苗族的研究，如《贵州短裙苗的概况》、《苗族中祖先来历的传说》、《生苗的人祖神话》、《大花苗名称来源》、《贵阳苗族的跳花场》、《苗族吃牯脏的风俗》等，以及林名钩、笑岳、王兴瑞、阮镜清等对川、滇、黔、琼等地苗族的考察，如《川苗概况》、《海南岛苗人的来源》、《广西融县苗人的文化》、《滇边苗族杂谈》等。另外，上个世纪中期，我国史学家对于苗族历史研究也有独到的见解，如范文澜、王桐龄等等。

三、本民族的知识分子对本民族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的早期调查研究活动

在此当推湘西苗族学者石启贵为先驱。1933年他随同凌纯声、芮逸夫等人对湘西苗族进行调查，并在后来担任了中央研究院湘西苗族补充调查员，1940年写成《湘西土著民族报告》，1951年写成《湘西兄弟民族介绍》，1986年由后人将其诸成果合并以《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一书面世，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2002年8月再版。解放后，从事苗族本民族文化研究的知识分子更是不断增多，队伍不断壮大。

四、上个世纪中期――迄今，国内外苗族研究的广泛开展

国外进展状况。解放后，国外学者利用我国流传出去的若干史料和研究成果，以及到东南亚一些苗族居住的国家搜集一些材料等条件，继续他们的苗族研究。50年代到70年代以后，苗族开始分散到世界各个地方，尤其是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等，西方学者对东方这个古老民族的研究兴趣一直没有减弱。改革开放后，来中国大陆的从事苗族研究的西方学者大增，香港和台湾学者对大陆苗族社区也情有独钟。但是由于意识形态和客观条件等原因，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多有局限，因此，他们对中国苗族的研究实际上还处在“门外、门槛”的阶段。就苗族分布广泛、人口众多、内部千差万别的子文化特色而言，他们对苗族社区文化研究犹如蜻蜓点水。尽管如此，海外人士的有关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界仍有着一定的影响，如，路易莎(Louisa Schein)(美)80年代到中国研究苗族，其专著《少数民族的准则：中国文化政治里的苗族和女性》(2000年由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就为国内外苗族研究学者所关注。客观地说，由于我们对国外苗族研究人员及其研究领域的了解程度十分有限，以上评价难免偏颇。

在国内，随着建国初期全国范围内的少数民族识别和社会历史调查工作的展开，对苗族的研究力度亦随之加大，苗族主要聚居的省份和地区(湖南、贵州、云南、四川、广西、广东等省)都撰写了苗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从五十年代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的少数民族“五种丛书”，更是全面汇集了有关苗族历史、源流、分布、社会、经济、文化、语言、习俗、宗教等方面调查资料和研究成果，至今仍然是我们研究工作的重要蓝本。

改革开放以后，多学科、多视角相结合的苗族研究专著纷纷面世。目前我国学术界以及国外同行撰述的对我国国内有一定影响的苗族研究专著计有：《苗族史》(伍新福、龙伯亚)、《中国苗族通史》(伍新福)、《苗族文化史》、《苗族历史与文化》(李廷贵、张山、周光大)、《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再版)(石启贵)、《苗族女性文化》(王慧琴)、《百苗图校释》(刘锋)、《漂泊的家庭：苗族》(古文风)、《四川苗族社会与文化》(郎维伟)、《云南苗族传统文化的变迁》(颜恩泉)、《中国苗学》(石朝江)、《湖北苗族》(龙子建)、《苗族服饰文化》(杨正文)、《中国苗族服饰文化》(龙光茂)、《苗族服饰：符号与象征》(杨著)、《苗族》(石莉芸、李云兵)、《苗族图腾与神话》(吴晓东)、《中国苗族巫术透视》(罗义群)、《西部苗族古歌(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译丛第33辑)》(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鼓魂：西江苗族鼓藏文化田野笔记》(杨德培)、《四川苗歌文化》(古玉林)、《百苗图疏证》(刘锋)、《百苗图汇考》(杜薇)、《百苗图校释》(李汉林)、《锉刀下的风景――湘西苗族剪纸的文化探寻》(田茂军)、《民间思想的村落――苗族巫文化的宗教透视》(陆群)、《中老泰越苗族・蒙人服饰制作传统技艺传承国际研习班文集》(云南大学人类学系)、《在未知的中国》(东人达、东曼译)、《苗族：金平铜厂乡大塘子村》(殷永林主编)、《红枫湖畔的苗家》(贵州清镇市民族宗教事务局、清镇市苗学会)、《陶比・李峰传：老挝这片是非之地上一个苗族人经历实录》(Toby Lyfoung，An Authentic Account of the Life of a Hmong Man in the Trou-bled Land of Laos)(Dr.Touxa Lyfoung)、《凤凰之子・沈从文传》([美]金介甫，符家钦汉译)、《苗族古歌与苗族历史文化研究》(吴一文)、《苗族银饰》(贵州省文化厅、贵州省博物馆)、《四川苗族古歌》(古玉林)、《贵州苗族教育研究》(罗廷华、余岛)、《生死之间――月亮山牯脏节》(徐新建)、《苗疆考察记》(徐新建)、《近代贵州苗族社会的变化》(游建西)、《唱“勒”苗族的巫辞――一个苗族社区的研究》(张晓松)、《苗语语法(川黔滇方言)》(罗有亮)、《梭嘎苗人文化研究》(吴秋林)、《百年高坡――黔中苗族的真实生活》(潘年英)、《跨国苗族研究：民族与国家的边界》(石茂明)、《越南苗族的文字：越南少数民族语言政策的个案研究》(Hmong Writing Systems inVietnam：A Case Study 0f Vietnam’s Minority Language Policy)(阎幽罄Joakim Enwall)、《乡土中

国：摆贝――一个西南边的苗族村寨》(彭兆荣文)、《印在老照片上的文化――鸟居龙藏博士的贵州人类学研究》(黄才贵)、《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研究丛书・台江苗族卷》(卢勋等)、《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张晓)等等……。在全国主要的民族研究、社会学、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类学术刊物上有关苗族研究的学术论文更是不胜枚举。近几十年来，苗族研究可以说是硕果累累，许多研究成果颇有见地，甚至是填补各种研究领域的空白之作。

最近，朱群惠和东曼正领衔主编“21世纪中国百部苗学文库”，其中已有十余部研究专著和作品面世，堪称进入新世纪以来苗学研究的集大成和典型代表。随着国际互联网的兴起，国内专门从事苗族文化研究的网站在最近五年里发展很快，经粗略统计，迄至今日，国内有六个有相当水准的苗族研究专业网站，至于内容上涉及苗族文化研究的网站则为数众多，多数为中国民族文化类网站。

苗族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宗谱学；分流历史观；花苗族群；教育；族群认同

翻开张慧真学者《教育与族群认同》[1]这本书，让我产生一种别有洞天的新感觉。本书彻底抛弃以往的以单一的“线性历史观”分析“族群认同”的研究方式，而是采取在一定时间范围之内横向研究“族群认同”的“分流历史观”[2]。全文展现石门坎花苗族群在受外界不同势力因素影响下，在与其互动的过程中如何从一个“被构建族群”到一个“主动构建族群”的发展过程。

一、理论基础――“宗谱学”和“分流历史观”

所谓的“宗谱学”[3]指的是挑战西方文化的线性思维传统和优秀种族历史观，强调历史的空间性、文化的多元性和边缘性。在傅柯的思想中，首先指出“话语”的重要性，并归纳“话语”的四个特质为可逆性、断续性、特殊性和外延性。傅柯认为不同社团有不同的“话语形构”，而且这些“话语”都受制于该时代对外在世界的特定认知模式。同时，傅柯认为“话语”的存在和运作，绝非平静的过程，它内部的斗争显示了“权利”关系的介入，被话语含括或排斥的事物永远处在相对竞争中，故隐含了权利的过程。黑格尔认为[4]世界没有“永恒的真理”和“永久的理性”，唯一可以确切掌握的定点就是历史，而历史的动力是“理性”。这种思想一针见血的指出西方的优势民族线性发展历史观。言外之意，落后的民族则被排斥在历史之外。以傅柯“宗谱学”为基础的分流历史观，反对历史的纵向时间性，强调横向空间性；反对历史的单一性，强调多元性；反对历史的主流性，强调边缘性。因此，要理解花苗族的“族群意识”建构，必须回到历史中去，挖掘多元声音。这样才能对论述主体――花苗族作出历史化和反极权化解构。

二、花苗族群认同四阶段

（一）中央王朝与花苗族的权利互动阶段

针对西南地区的统治，明清王朝主要以通过委任地方“土官”进行间接治理。中央政府发现，通过间接管理中央政令很难下达到地方，中原文化很难在西南推行。同时，鉴于土司势力的膨胀严重威胁中央政权在西南地区的统治。因此明清两代中央王朝开始对西南地区进行“改土归流”，由中央委派“流官”对西南边陲进行统治，通过教育同化的手段加强对西南苗区的治理。可见，中央王朝对苗族地区的教育政策是用来辅补武力手段控制苗族人民的。无论是政治上的“改土归流”或是文化上的苗疆教化政策，均以中原本位，或以武力，或以汉化定义西南。这样我们可以归纳出苗族是一个被教化和统治的民族，而不属于主流中原文化的主体范畴，便出现了有关苗族异族意识的构建，便出现了“苗夷”、“苗蛮”称谓的花苗族群，此时其社会地位是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的边缘族群。

（二）传教士介入对族群认同影响阶段

自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开始进入中国。随着“中华内地会”教会组织的成立，西方传教士开始深入到内地进行传教活动。20世纪初期，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以石门坎地区为中心进行传教活动，设置教区宣传基督教思想同时并进行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授。由于西方传教士意识到学校在宣传基督教思想上的重要性，所以开始大量兴办学校。学校的兴起和学校层级的不断完善使得当地花苗族的知识文化水平有了不断地提高。因此，意识到构建族群意识的重要性，试图通过完善族群主体身份的构建，平等的参与到社会各种资源的分配中去。

（三）国民政府与花苗族群权利互动模式阶段

中华民国政府以“中华大民族观”为建构核心对西南苗族边疆地区实施边胞同化政策，企图将西南地区从西方的宗教意识统治中重新纳入中央政府的统治范畴。本阶段介绍了时任西南贵州省执行长官杨森的“边胞同化政策”。杨森以“中华国族”理论为出发点，以“大一统”为目的对西南各族实施同化政策。从生活习惯、服饰、文字、婚姻等方面实施改革，主要目的是将边疆各族同化到以汉文化为主的中原文化中来，最终达到防御外敌企图分裂国土之目的。这种对花苗族族群同化意识的建构完全出自外在的政治压力。由于西方传教士开办学校的影响，花苗族群众萌发了一定的自我认同的意识。因此国民政府这一压迫性的政策在推行过程中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当这种外在压力消失时，花苗族群立刻回到元我的族群意识建构状态中。

（四）民族自我意思多元建构阶段

本阶段主要阐述了生于同一时代的花苗族族群内具有代表性的三位知识分子基于不同的经历、志趣和理想，各自选择不同的途径来建构苗族的身份。朱焕章先生以文化和教育的发展远景，来建构想象中的苗人族群；杨汉先先生则从学术著作和文字媒介来建构花苗族的族群身份；张斐然先生则认为革命是建立族群自治和独立的手段，只有通过革命的手段花苗族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解放。

三、启示

《教育与族群认同――贵州石门坎苗族的个案研究（1900-1949）》这本书是“宗谱学”和“分流历史观”的典型代表之作。本篇文章给我的最大启示就是任何一个群体，小到家庭大到族群甚至是国家，都应该成为掌握自己命运的历史主体，都应该有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应该以自己的文化认知模式来建构自己的身份认同甚至是国家观念认同。我们不应该以主流的观念和意识取代非主流观念和意识的存在，更不应该拿一种偏见去消除另一种偏见。因为世界给了每种偏见存在的土壤，每一种偏见都有其合理性和不合理性。边缘的亦是核心的，核心的亦是边缘的，关键是取决于研究者所占的角度和立场。因此“分流历史观”的研究思路，让我明白每一种被边缘的、浸没的群体和文化，都应该成为在特定历史时间段，横向空间上的与外在因素互动的核心。这样才能形成如费孝通先生所讲的“多元一体”[6]的文化格局和林耀华先生所主张的“社会均衡论”[7]的合理发展模式。（作者单位：1.天津工程职业技术学院；2.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

参考文献

[1]张慧真著：《教育与族群认同――贵州石门坎苗族的个案研究（1900-1949）》，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

[2]P.Duara，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95）.

[3]德雷福斯、拉比诺（Hubert L. Dreyfus，Paul Rabinow）著，钱俊译：《傅柯超越结构主义与诠释学》，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

[4]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

[5]罗吉华：《族群认同是如何建构的――读张慧真的》，《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校学报》2010年11月，第9卷（第6期）.

苗族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本文通过分析了苗族服饰的造型、颜色以及图案，阐述了苗族服饰的制作过程、特征以及她的设计美，并挖掘出了她的创作源泉以及她的内涵，这为我国乃至全世界的现代艺术设计拓宽了视野。在我们现代多元的文化当中，传统文化是在慢慢的缩小，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价值观的改变，这些传统文化应当更加的引起社会的重视，也应当继续传承和研究下去。

关于苗族服饰文化的研究意义

我们国家拥有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她们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服饰，而最有魅力的就属苗族的服饰了。首先，苗族这个少数民族本身就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但是他们是靠着口口相传的文学和所有服饰上的图案艺术来记载这种历史文化的。由于苗族服饰款式非常之多，样式也非常之奇特，所以是所有文化当中最具民族特色代表性的物品。在我们着力研究苗族服饰文化的情况下，必然是能够挖掘出更多有关于该民族服饰文化，使其形式和内涵得到更好的解说，我们可以通过分解和重组这些设计元素把它们运用到我们当代的各类设计当中使得我们的设计更具我国的民族特色，并使我国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得到更大的发扬。

苗族服饰的特点

在我国众多的少数民族中，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苗族也不为例外，它有着丰厚的民族特色文化，他们主要聚居于贵州省，其他分布在长江以南的湘、滇、桂等地区。经考察证明，苗族是有自己独特的语言，称之为苗语，却没有自己独特的文字，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他们的服饰图案来了解他们的历史文化。苗族的历史文化很多都被蕴含在这些苗族的服饰当中，于是苗族的服饰又被誉为“无字史书”。这部“无字史书”记载了各个角度的民俗生活，而苗族的艺术观就是保留从古至今的服饰特征。苗族分布在全国各地，不同地区的苗族，其服饰也不一样，大致可分为花苗、白苗和汉苗。这种分类方法也是苗族服饰的特点之一。

苗族服饰中造型的设计美

苗族服饰种类繁多，工艺精湛。苗族服饰的款式造型艺术之所以值得研究，是苗族服饰的款式造型和所用的服饰材料、面料以及制作工艺技术等，各支系均不同程度的保留了中国远古服饰文化的演化系列。早在《后汉书》 《晋记》等书中，就有关于五溪苗族“好五色衣裳”的记载。诗人杜甫也有“五溪衣裳共云天”的诗句。盛赞苗族服饰足与天上彩云媲美。

1.自然形象的模仿：苗族服饰中造型的形象主要是来自对于自然形象的一种模仿，苗族的一部分文化是伴随着它的迁徙而发展的。自从他们迁徙到贵州、湖南湘西等地，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是由田野山川等的环境，他们希望把对自己生活环境的怀念和对祖国大自然的热爱汇集到自己的服饰当中来，所以形成了服饰中固定的内容、形式和风格。例如苗族的妇女把迁徙中遇到的极大难关——长江、黄河、毒虫冲、风雨头、雾罩山制成了大小不同的五道平行线刺绣在了长裙上，不准随意的改变。

2.象征与自然形体的结合：苗服上的刺绣即苗绣。苗绣中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抽象的与具体的、真实的与幻想的相结合的，他们把现实世界的元素打散后再重新组成新的艺术自然形象的元素，其中局部的表现的自然形象又是实在的，而新组成的艺术自然形象又是各个元素的综合体，使其超越了各个形体原本的自然属性。其中象形纹用形态和象征来指代和表达意思。例如花苗中的星辰纹，五个方块或直线分别代表了中西南北中五方，象征着满天星斗。这样物体就是由一个抽象的物体形象来构成的，具有主观上表达的意思而产生的形式美。

3. 历史形象和臆造：一些宗教性的传说、历史性的人物和一些虚构出来的人物在种族中被人们所接受后就会不断的传承下去称为了苗族服饰造型的新的视觉形象。例如半人半兽；多动物合体；动物人物与植物合体等。

4. 配饰的应用——银饰：在苗族当中流传着“无花无银不成姑娘”的俗语。花是指花衣，银就是指的银饰。她们都细化把漂亮的服装与华丽的银饰统一起来。银饰佩戴的部位大致有三个：头部、胸颈部还有手部。头部的银饰是因地而异的；胸和颈部佩戴的银饰都是非常具有特色的但也是非常的复杂的；手部的银饰主要有银手镯和银戒指。她们还喜欢挂这种不同的银蝴蝶在衣角的下摆，银角和银牌上刻蝴蝶花纹，这寓意着苗族人民对其祖先蝴蝶妈妈的崇拜，具有深刻的民俗文化内涵。

苗族服饰中色彩的设计美

由于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民俗习惯不一样，所以他们在服饰上的用色也不一样。但从整体上看他们都互相影响和传播。每个民族的服饰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配色，而这些独特的色系能为我们国家整个民族服饰的发展给予了优越的条件。在色系的设计当中非常注重民族的特色，将具有民族特色和民俗审美的情趣形式、元素或者是文化的符号运用到服饰的创作形式当中，使其两者能够很好的融合起来达到传统与现代的审美结合。而苗族也赢得了“多彩的民族”的美誉。

1.苗族服饰的色彩：苗族服饰的色彩运用既体现了鲜明的民族特权，有体现除了民族天性的执着与纯朴，所以使得苗族服饰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众多民族当中。

2.色彩的运用特征：首先，她们使用的色种非常的少，但色彩的纯度高，颜色之间的对比也是相当的大。他们最喜欢用的就是红色，认为红色是最美丽、最圣洁、最具有生命力的颜色。其次，有着明显的色彩偏向。他们喜欢用红色却忌用黄色，而这跟历史因素有着一定的关联。在古代黄色是被定为皇帝御用的服色，而一般的百姓只能穿白色黑色和青色的衣服，以前的苗族百姓在服饰上就不能使用黄色。这就形成了苗族人民的色彩偏向，而这种色彩偏向却体现了他们强烈的民族凝聚力和鲜明的色彩个性。

苗族服饰中图案的设计美

在苗族服饰当中，无论是她的制作工艺还是她的风格都很受人们的喜欢。苗族服饰当中的图案蕴含着非常丰厚的内在意义，所以有学者对于苗族服饰存在的解释是：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文化的传承。

每个民族都有每个民族的语言，汉族有汉语，有汉字；而苗族也不例外，她们有自己的苗语，却没有自己特定的文字。所以她们把服饰上面的图案当作是自己独特的文字。这就是为什么说苗族服饰是“穿在身上的史书”，归根结底就是因为苗族服饰文化中的图案艺术，也堪称为“无字史书”。这同时也使得我们该怎么去了解苗族文化。

1.苗族服饰图案的形成：苗族人民非常的勤劳，他们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在平日的劳作中创作出了各式各样美丽的图案。他们经历过很多次的家园变迁，但是他们所居住过的地方的自然地理风物却都深深的印刻在他们的记忆当中了。他们把每次居住的地方都当做是上天给他们的恩赐，所以他们也非常的爱大自然。当然，他们也把这些美丽的图案运用到了日常用品和服饰当中来，这样一来就能显现出他们对大自然的热爱。

2.苗族服饰图案的种类：苗族服饰中的图案造型非常的独特而且千变万化，大体可以分为几何纹、动物纹以及植物纹。

① 几何纹：几何纹是人类最古老的纹饰之一。苗族服饰图案中几何纹是有十字纹、云雷纹、水波纹和一些几何自然纹象。这种几何纹的工艺完成主要靠的是挑花、织绵、贴花等。苗族人民认为几何纹是织布中的经线跟纬线交织形成的最基本的单位之一，也是他们民族图案纹饰当中最基本的结构。在这些几何纹当中，较常见的是二方连续模式和线条的放射状模式，每一件绣品都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图案相互拼凑组合而成的。图案参差交错，粗看繁杂紊乱，其实它们的组合很有规律。

② 动物纹：这种纹样是苗族人民对大自然的观察之后再加上自己独特的想象力，对其轮廓的变形。似像非像，带有神灵化的超自然的形象，几乎完全承袭了远古时期中的艺术题材和风俗，也再现了原始人类生活的自然风貌。再加上苗服独特的工艺制作手法，把这些动物纹饰做的更加的夸张，使得原本已经非常有吸引力的苗服更加一筹。其动物纹多以牛纹、龙纹、蝴蝶纹、鸟纹和鱼纹为主。

③ 植物纹：在植物纹当中，大多数都是把花卉亦或是植物作为题材，又可分为抽象型和非抽象型两类。虽然被分为两类但是都是以表达某种意义为目的的形象，这既是因为他们都居住在山区、他们的生产、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也与他们热爱自然的景观和他们民族整体的迁徙历史有关联。这种植物纹多半以生活中常见的向日葵、野、蕨类植物以及一些山中叫不出名字的野山草为主。而在刺绣过程中也不会单单的只绘制植物花样，还会跟动物纹一起构成。例如以织花龙图或刺绣的动物为中心，周围再配以花卉纹。

苗族服饰中的图案特征：苗族服饰的图案特征可以从这些图案所形成的过程和它所代表的内容中得出：首先，这些图案的形成和设计都起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其次，这些图案都具有深厚的内涵。

结论

苗族服饰从原始时期的蔽体御寒的简陋研发制现在多姿多彩的服饰艺术，伴随着苗族人民从古至今数千年的生存史。苗族服饰蕴藏着大自然的生态之美和历史生态的内涵。它是以一种艺术的形式来沟通着他们与大自然的关系，同时也反映了人与大自然的生态审美关系。它就好比是一部“无字史书”记载着苗族人民的历史境遇，用图案代替了文字，表达着他们对于大自然的热爱与感恩之情。如今，传统的苗族服饰尤其是盛装也像许多民间艺术一样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而这些服饰也越来越趋于商业化，逐渐失落了原本的文化与审美内涵，苗族的造型、色彩、图案等的象征在当代的文化当中还能否被继续研究和传承下去，应该引起足够的关注。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工程与设计学院服装艺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