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之路
天使之路范文第1篇
笔者深知这些学生由于受到不良社会风气和特殊家庭环境的影响，他们的心理品质、文化素质以及行为表现呈现扭曲的发展。他们中的一部分是属于特殊家庭的孩子，是目前尚存的应试教育的淘汰者，甚至是牺牲者。大浪淘沙，他们不再被重视，不再被别人寄予希望……因而，这些学生对前途失去信心，不再有什么美好向往、远大理想，而是以一种消极的，甚至是敌对的情绪和态度来对待自己的一切、周围的一切。不过令我感到欣慰的是，一个多学期下来，我凭借自己的努力，使班级逐渐步入了正轨。一次次苦口婆心般的说服教育，将学生从堕落的深渊里拯救出来，让他们重新找到良知。其中，我班的小阳同学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从他身上我也发现，原来一个人从“魔鬼”转变为“天使”并不是天方夜谭。
小阳入学时，带着几分叛逆、几分懒散和几分挑衅走进了班级。开学军训的第二天，就和教师发生冲突而被罚蛙跳，很快他便理直气壮地破门而入向我请假，重重地扔下一句话：蛙跳时脚扭伤，必须回家休养。凭着以往的经验我感觉差生行列的第一位不速之客主动找上门来了。我深知若第一位“客人”“招待不周”，将引来更多更大的麻烦。于是我准备考验他。当即，我批了假，但前提条件是要求他到家后必须让家长和我联系。小阳不以为然地答应后，重重地关上门扭头就走。可是一天下来，没任何反应，我不禁陷入了沉思：提醒自己这个学生是块顽石，要有耐心、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去感化他。随即我拨通了小阳父亲的手机，在接下来的交流过程中，我详细了解了他的家庭情况及他过去的在校表现。小阳初中因贪玩差几分没进重点中学，高中学过体育，脚受过伤，还因违反校纪校规，受到留校察看处分，最终与大学门槛擦肩而过。因此我分析，小阳被罚蛙跳受伤该是情理之中的事，证明他没撒谎，我决定以小阳为突破口，尝试着尽快让班级走上良性发展之路。于是转变差生的工作便拉开了序幕。
据我观察，小阳是高考落榜生，在人生中已经历了一次失败，在打击之下难免会自暴自弃，受伤的心灵待以抚慰。而他仅仅是众多“问题学生”中的典型，为了让这类学生重拾自信，开好第一次班会尤为重要。在班会课上，我首先介绍我个人的成长经历，特别是向学生谈我的生活坎坷经历、失败的经验教训、工作中的失误，再介绍我是如何痛定思痛，保持清醒的头脑，奋发图强的。通过自己的“反面经验”消除师生之间由于年龄、阅历等客观因素造成的心理差距和心理屏障。在掌声不断之后，我有意让每一位同学写下入学的计划和理想，我特别留意了小阳笔下的内容，不仅字好，可喜的是文采还不错，课后我鼓励他多写文章争取在校报上发表，他默默地点头答应。结果不负众望，在学校第10期校报上出现了他的名字，从此在他的脸上多了几许自信。
开学不久的运动会改变了他的命运。我接到通知后立即到班宣布校运动会的事，教室里顿时热闹开了，这不仅是为班级争光和展示自我能力的契机，还是来年省级运动会的选拔赛，经同学们推荐和我的再三考虑，决定由小阳同学担任体育班委，班级运动员和啦啦队员等与运动会息息相关的人选自然就让他来敲定了。给他一个鼓励性的微笑后，我略带着些疑虑离开了班级。第二天下午放学后，小阳麻利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写满名单的纸放在我的办公桌上。我认真仔细地看了一遍，让他谈谈想法，原来他是利用晚自习时间先了解到有几位同学曾有过和他类似的经历，是练过体育的精兵强将，无疑是运动员主力队员了；为了班级能拿高分，他又进一步了解每个运动员的专项特长，考虑到每个运动员只能参加三个项目比赛，需要权衡时间和耐力方面因素，否则可能有安全隐患。至于啦啦队员名单，是征求大家意见后选出了一批忠爱体育的粉丝团。 他一番流利的陈述打消了我先前的疑虑，没想到他的想法和我的计划是不谋而合。当我用赞许的目光肯定他时，他自信地来了一句：“我班肯定能取得好成绩，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果然运动会上，小阳用他坚强的毅力和自信带领其他运动员酣畅淋漓地打了一场胜仗，取得了全校第二名的佳绩。通过这次活动我发现他不仅头脑灵活，而且有感召力，应该给他更大个舞台发挥他的特长，而他的信心似乎更足了。
如果说运动会上小阳取得的成绩是他发挥自身特长的结果，那么期中考试的文化成绩更是让人刮目相看。小阳以第二名的成绩脱颖而出，我叫他去办公室，敞开心扉深谈了一次。当我表扬他进步很快时，他笑着说是我给了他一次次的机会；当我由衷地感言他应该是好的大学苗子时，他头略低，脸微红地说自己后悔在高中没把握好机会，还做了好多学生不该做的事。我没有刨根究底地下去，而是语重心长地说了句“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把握好现在最重要，你进步这么明显，老师对你有信心，希望以后你能和老师一起为班级并肩作战，你的将来会一片光明的。”这时的他已挺直腰杆，从容地回应道：“会的，以后我会做你的左膀右臂，协助你搞好班级工作，感谢你把我从‘魔鬼’变成了‘天使’。”魔鬼？天使？出语有些惊人，震惊之余更多的是欣慰，我顿然觉得自己付出再多心血也是值得的。
时间证明了小阳的表现是以匀加速在变，每天三点一线，班级、宿舍、办公室里留下他忙碌的身影，努力为班级工作尽心尽责。上学期的冬天出奇的冷，学生早上出操实在是难能可贵，小阳主动承担同学每天早起的艰巨任务。让我感动的是在零下八九度的凌晨，全校只有我班一个不差地站在刺骨的寒风里出操，这离不开小阳同学对班级的贡献。在他的带动下，班级凝聚力也在与日俱增。
学生们的进步是对我工作最大的支持，我的工作热情也在逐渐高涨，以至于在接下的广播操比赛时我坚持顶着三十九度的高烧摄下学生比赛的过程。红歌大合唱的比赛前学生嗓子练哑了一声不吭，身体单薄的学生在学期结束时的拔河比赛中憋足了劲，咬紧牙关，手磨出血泡仍面带微笑，硬是用他们感人的举动为班级一学期的成绩画上圆满的句号。
天使之路范文第2篇
而作为决定最后胜败关键的那一役，除了路西菲尔和米凯尔之外，却并没有人能有幸看到那惊天动地的决战。在最后的硝烟中，人们只看到已褪变成黑翼的路西菲尔和叛神天使们一起堕天的壮观景象。这在后来的天界史书中，被称为了“诸神的黄昏”！
从那以后，天界开始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因为路西菲尔带走了大批的精英天使，天界的众多职位出现了空缺，所以一些平时地位很低的天使们在这次战争之后都得到了提升，而作为战胜了路西菲尔的光之子--米凯尔，则不仅被奉为了英雄，而且还被破格提升为了四大元素天使之一的火天使。
但是作为叛神首领的亲弟弟，米凯尔在大战之后却并没有感到任何的喜悦或荣耀，恰恰相反，那次无人见证的战斗之后，他的脾气突然变的暴躁起来，如果不是大天使拉菲尔冒着被他身上散发出来的烈炎灼伤的危险前来治愈，恐怕他至今也无法走出路西菲尔留下的阴影。
躺在病床上，米凯尔的思绪不觉又回到了决战的那一天……
“你已拥有了想要的一切，为什么还要叛神！”
“你还是这么天真！米凯尔，如果有一天你可以看到真相，你会明白我今天所做出的决定！”
“不，我不明白！只要你能放弃叛神，我相信神会答应饶恕你的罪行！”
“不要白费力气了！……长久以来，我知道你一直被那个预言束缚着而不肯长大，但是米凯尔，……我才是那个属于黑暗的生命！”路西菲尔说完，已引领着米凯尔手中的长剑刺穿了自己的胸膛。
“哥哥--不--”
跌落九重天后的路西菲尔已经是身心受创，但是面对一片焦土的地狱，空气中所弥漫着的却是自由的气息。作为堕天的标志，他将天使的荣耀“菲尔”舍弃后更名成了路西法，而那洁白的羽翼也随之成为了夜一般的黑色。
同时，那些跟随他一起堕天的炽天使们也都在地狱中找到了自己新的职位，但是舍弃了天堂里舒适的生活，这些叛神者们多少都变的有些性格乖张。
所以，此刻留在路西法身边照顾他的就只有作为天使守护精灵的贝利亚。
但是，任何天使的守护精灵都是不可以离开天界的，随路西法堕天，贝利亚那水蓝色的身体已经开始变的透明起来。
“贝利亚……”当路西法那虚弱的声音响在唇边的时候，贝利亚用那惟有主人才可以触碰到的身体依偎在路西法身旁，“路西法大人，我在！”
“精灵的眼泪是最珍贵的，但是现在却还不是落泪的时候，贝利亚，回天堂去！”他将手按在受伤的胸口上，喷涌的血逐渐在掌心绽开。
“不，只要可以永远陪在您的身边，我宁可舍弃这灵魂！请您不要赶我走！请不要！”贝利亚几乎是哀求的说道。
“傻瓜！--”路西法微笑着将那染满了自己鲜血的手附上了贝利亚的胸膛，“用我双眼凝视的光彩，造出你的容颜，用我心底深处涌出的叹息，使你获得生命，最后，施与你我胸口的七滴血，让你得到永生！……”
于是，在路西法渐渐疲惫的神情中，贝利亚的身体缓缓离开了地狱，“路西法大人--”
“记住，到白之月去找她！”
但是，贝利亚却并没有找到莉莉丝，因为，就在路西法堕天的同时，创世神发现了莉莉丝一直隐藏的秘密--她已经失去力量的秘密。
“这一次，恐怕不会再有第二个路西菲尔出现了吧！我可爱的女儿！”创世神嘲笑着将手握住那细滑的脖颈，力道逐渐加大。
“我从不奢求……他会回来，这本就是我的……宿命，你可以杀了我，可……已经开始有天使……获得了自由，未来……还会……更多！”血已沿着唇角滑落，但她断断续续的话却像针一样刺痛了创世神，从那逐渐迷茫的视线中，她感到了他指间的愤怒。
“你醒了……”创世神蹲在莉莉丝身边，漂亮的唇上，美艳的笑，可是，好邪的气息……
“你……还想和我……玩什么？”抽气，穿过身体的痛好像要撕裂一般。
“你很倔啊，这样还能和我顶嘴？不怕我撕裂你的嘴吗？”
“我已经……没有了你想要的……翅膀，你还……顾虑什么？”
“你吓我吗？”
“能维持这身体……看到他堕天，本就是奇迹，就算……你不下手，我也没有……多少时间了！”
“我不会让你死的，我还没有玩够！”
“创世神可以创造生命……但，却救不了别人……尤其是现在的创世神……”
“你好大的胆子，敢骂我！”猛然间一个重重地耳光落在莉莉丝的脸上，血再次喷涌而出。
“你……真是可怜……”
“你……”
只有用神的愤怒才可以完成对自己的救赎，可正如莉莉丝自己所说的，创世神虽然失去了三分之一的天使力量，但是他还是有能力来主宰眼前这没了力量的女儿。
天使之路范文第3篇
关键词：直道；甘泉；匈奴；祭天；径路
中图分类号：K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06-0137-07
作者简介：王子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教授，陕西理工大学汉江学者 （北京 100872）
《史记》有北上远征的汉王朝骑兵军团缴获休屠王“祭天金人”的记载，《史记》注家以为匈奴“祭天”地点曾经在甘泉宫左近，如此则直道线路应与匈奴在一定历史时段的南北交通实践有关。进行相关考察，有助于全面认识直道选线缘由以及其交通作用之沟通与交汇不同民族文化的特殊意义。被看作“匈奴祭天处”的“径路神祠”，所谓“径路”与“直道”的语言对应关系或许也有值得交通史和民族史学者P注的价值。对直道连通区域若干具有神秘主义色彩历史遗存的关注，应当可以深化直道史的研究。“匈奴祭天处”与匈奴“祭天金人”的移动，也可能与直道交通有关。而对于秦汉交通史、区域文化史和民族关系的总体认识，也可以因此获得有以推进的条件。
一、《史》《汉》所见之匈奴“祭天金人”
《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霍去病北征大漠的战绩，战利品中包括匈奴礼祀的偶像：
冠军侯去病既侯三岁，元狩二年春，以冠军侯去病为骠骑将军，将万骑出陇西，有功。天子曰：“骠骑将军率戎士u乌X，讨o濮，涉狐奴，历五王国，辎重人众慑慑者弗取，冀获单于子。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余里，合短兵，杀折兰王，斩卢胡王，诛全甲，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首虏八千余级，收休屠祭天金人，益封去病二千户。”
关于“休屠祭天金人”语，出自“天子曰”。可知“收休屠祭天金人”的捷报，得到汉武帝的认可，并以为“益封”之据。所谓“休屠祭天金人”，裴S《集解》：“如淳曰：‘祭天为主。’”司马贞《索隐》：“案：张婴云：‘佛徒祠金人也。’如淳云；‘祭天以金人为主也。’屠音储。”1《汉书》卷五五《霍去病传》：“去病侯三岁，元狩二年春为票骑将军，将万骑出陇西，有功。上曰：‘票骑将军率戎士乌X，讨o濮，涉狐奴，历五王国，辎重人众摄者弗取，几获单于子。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余里，合短兵，鏖皋兰下，杀折兰王，斩卢侯王，锐悍者诛，全甲获丑，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捷首虏八千九百六十级，收休屠祭天金人，师率减什七，益封去病二千二百户。’”颜师古注：“如淳曰：‘祭天以金人为主也。’张晏曰：‘佛徒祠金人也。’师古曰：‘今之佛像是也。休音许虬反。屠音储。’”2又《汉书》卷五五《金曰传》：“武帝元狩中，票骑将军霍去病将兵击匈奴右地，多斩首，虏获休屠王祭天金人。”3《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元狩二年）春，汉使票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耆山千余里，得胡首虏八千余级，得休屠王祭天金人。”4
对于“收休屠祭天金人”，《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写作“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
其明年春，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击匈奴，得胡首虏万八千余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
匈奴“祭天金人”进入汉文历史典籍，但对于其名义和性质的理解却有不同。这应当是民族文化存在隔阂而信仰世界有所区别的缘故。
二、匈奴祭天处考辨
（一）“匈奴祭天处本在云阳甘泉山下”
几位权威《史记》注家的解说，均注意到与“祭天金人”相关的匈奴“祭天”地点。裴S《集解》：
《汉书音义》曰：“匈奴祭天处本在云阳甘泉山下，秦夺其地，后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祭天人也。”
司马贞《索隐》：
韦昭云：“作金人以为祭天主。”崔浩云：“胡祭以金人为主，今浮图金人是也。”又《汉书音义》称：“金人祭天，本在云阳甘泉山下，秦夺其地，徙之于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祭天人也。”事恐不然。案：得休屠金人，后置之于甘泉也。
张守节《正义》：
《括地志》云：“径路神祠在雍州云阳县西北九十里甘泉山下，本匈奴祭天处，秦夺其地，后徙休屠右地。”按：金人即今佛像，是其遗法，立以为祭天主也。5
所谓“云阳”、“甘泉山”的指向，使得匈奴游牧人群介入中原农耕文化的历史动向呈示出一个值得重视的观察点。
《汉书音义》所谓“匈奴祭天处本在云阳甘泉山下，秦夺其地”，“金人祭天，本在云阳甘泉山下，秦夺其地”，《括地志》所谓“径路神祠在雍州云阳县西北九十里甘泉山下，本匈奴祭天处，秦夺其地”，都强调“甘泉山下”。而“甘泉”，据《史记》记述，是秦始皇直道的终点。《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秦始皇）三十五年，为直道，道九原，通甘泉。”6《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瞪杰Ч龋千八百里。道未就。”1所谓“甘泉山下，本匈奴祭天处”，暗示秦直道南端“甘泉”的神秘背景。相关历史迹象体现直道线路应与匈奴在一定历史时段的南北交通实践有关。
前引《史记》诸注说，或言“匈奴祭天处本在云阳甘泉山下，秦夺其地，后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或否定此说，言“事恐不然”，以为“得休屠金人，后置之于甘泉也”。无论何种说法更接近历史真实，“匈奴祭天处”与匈奴“祭天金人”的南北移动，都很可能与直道交通条件有关。
《汉书》卷下《严安传》载严安以故丞相史上书，说到汉武帝时代的军事扩张，包括对匈奴进取的战争局势：“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k，略D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龙城，议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长策也。”关于“龙城”，颜师古注：
龙城，匈奴祭天处。2
《汉书》卷六《武帝纪》：“（元光六年春）匈奴入上谷，杀略吏民。遣车骑将军卫青出上谷，骑将军公孙敖出代，p车将军公孙贺出云中，骁骑将军李广出雁门。青至龙城，获首虏七百级。广、敖失师而还。”关于“龙城”，颜师古注：
应劭曰：“匈奴单于祭天，大会诸国，名其处为龙城。”3
“龙城，匈奴祭天处”与“徙之于休屠王右地”的“金人祭天”地点的关系可以讨论。但“龙城”当在更北的远地，也与秦始皇直道自“甘泉”北上的大方向一致。
（二）“甘泉山下”的“径路神祠”
《匈奴列传》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云：“径路神祠在雍州、云阳县西北九十里甘泉山下，本匈奴祭天处，秦夺其地……”说“匈奴祭天处”即“径路神祠”。
《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的说法则不同，指出“径路神祠”的祭祀对象是“休屠王”：
京师近县……云阳有径路神祠，祭休屠王也。
颜师古注：“休屠，匈奴王号也。径路神，本匈奴之祠也。”4
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匈奴的另一神祠的空间位置也在“云阳”这一与关中重心咸阳―长安存在特殊关系的亦被称作“都”的地点5。而所谓“径路神祠，祭休屠王也”与前引“秦夺其地，徙之于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的说法都指示“休屠王”事，也特别值得重视。
前引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云“径路神祠在雍州云阳县西北九十里甘泉山下，本匈奴祭天处，秦夺其地，后徙休屠右地”说“径路神祠”“本匈奴祭天处”，与“径路神祠，祭休屠王也”之说异。
《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左冯翊”条也说到“云阳”的祀所，可见分说“休屠”、“金人”、“径路神祠”：
云阳。有休屠、金人及径路神祠三所，越巫祠三所。6
这里明确区分“休屠”、“金人”、“径路神祠”为“三所”，或可读作“休屠”、“金人”、“径路”，为“神祠三所”。这样的理解，或可澄清“云阳有径路神祠，祭休屠王也”说法可能产生的误识。
三、“义渠”等“戎翟”的“甘泉”故事
《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追述匈奴种族和文化渊源，说到春秋时期中国北方诸“戎翟”，涉及活动于“岐、梁山、泾、漆之北”地方的“义渠”：
当是之时，秦晋为强国。晋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簟⒙逯间，号曰赤翟、白翟。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故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
“义渠”活动的地域，可能包括“云阳”“甘泉”。司马贞《索隐》：“韦昭云：‘义渠本西戎国，有王，秦灭之。今在北地郡。’”张守节《正义》：“《括地志》云：‘宁州、庆州，西戎，即刘拘邑城，时为义渠戎国，秦为北地郡也。’”1
《急就篇》卷二：“宪义渠”。颜师古注：“宪氏之先，本为周之布宪，司寇之属官也。其后以为姓焉。义渠，国名也。后为县，在北地。以县为名也。”2可知汉代民间意识，也以为“义渠”在“北地”。
司马迁在《匈奴列传》中对于战国时期“义渠”活动区域的表述，显示民族关系史和战争史的记忆中，“义渠”的势力并不囿于“北地”：
……自是之后百有余年，晋悼公使魏绛和戎翟，戎翟朝晋。后百有余年，赵襄子u句注而破并代以临胡貉。其后既与韩魏共灭智伯，分晋地而有之，则赵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与戎界边。其后义渠之戎筑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蚕食，至于惠王，遂拔义渠二十五城。惠王击魏，魏尽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3
这里说到“上郡”，而“义渠之戎筑城郭以自守”，秦惠文王“拔义渠二十五”等记载，显示“义渠”在这里的行政控制曾经是相对稳定的。
“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这一故事除了体现秦宣太后时代行政、情感与民族关系的特殊情形之外4，也提示了有关历史民族地理的一则重要信息，即“义渠之戎”活动的重心地带包括“甘泉”。
《匈奴列传》裴S《集解》引《汉书音义》曰：“匈奴祭天处本在云阳甘泉山下，秦夺其地，……”，司马贞《索隐》引《汉书音义》称：“金人祭天，本在云阳甘泉山下，秦夺其地，……”，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云：“径路神祠在雍州、云阳县西北九十里甘泉山下，本匈奴祭天处，秦夺其地，……。”所谓“云阳甘泉山下”，“云阳县西北九十里甘泉山下”，或许与“义渠戎王”居于“甘泉”的史实有关。《匈奴列传》毕竟是把“义渠”故事置于匈奴史的记述之中的。
司马贞《索隐》发表质疑此说的意见：“事恐不然。案：得休屠金人，后置之于甘泉也。”5看来似未可信从。
四、直道与匈奴祭天处的关系
（一）直道交通线上的祀所与神秘主义纪念地点
《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记述了位于汉王朝中枢地方即所谓“京师近县”的特殊祠祀重心：
京师近县，则有劳谷、五床山、日月、五帝、M人、玉女祠。云阳有径路神祠，祭休屠王也。又立五龙山M人祠及黄帝、天神、帝原水，凡四祠于肤施。6
位于“云阳”的“径路神祠”与位于“肤施”的“四祠”：“五龙山M人祠及黄帝、天神、帝原水”，应当置于直道交通文化带这一体系中观察和理解。而“云阳有……祠，又立……四祠于肤施”句式，体现“云阳”“径路神祠”与“肤施”“黄帝”等“四祠”的内在关系。
据说黄帝葬于桥山，汉武帝曾经在这里祭祀黄帝。或说桥山在秦始皇直道经过的子午山1。这一信息，也值得研究者注意。
而陕西甘泉方家河直道遗存左近发现的凿刻年代可能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岩画，与发现于河南新郑的，一些学者认为与黄帝传说密切相关的具茨山岩画2形制之相近，也可以帮助我们考察和理解直道沿线的黄帝纪念遗存的历史文化意义3。
直道交通带的扶苏、蒙恬纪念遗存4，以及佛教石窟遗存5，也应当以这一理念为基点有所认识和说明。
（二）汉匈语言互译方式与“径路”“直道”联想
匈奴是否有文字，汉与匈奴之间怎样借助文字实现文化交往，至今存在历史疑点。例如，著名的“冒顿乃为书遗高后，妄言”，是通过何种文字形式实现的，“单于遗汉书”言“使郎中系雩浅奉书请”以及其中说到的“皇帝让书再至，发使以书报”，又“汉遗单于书，牍以尺一寸，辞曰‘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所遗物及言语云云。中行说令单于遗汉书以尺二寸牍，及印封皆令广大长，倨傲其辞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所以遗物言语亦云云”等6，其“言语”究竟是怎样的形式，我们并不清楚。而“（中行）说教单于左右疏记，以计课其人众畜物”7，所谓“疏记”，应当是使用文字的。而口语交流形式，或许如白登之围时“高帝乃使使间厚遗阏氏”8，可能需要通过“译人”9。
关于前引《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径路神祠”，颜师古注：“休屠，匈奴王号也。径路神，本匈奴之祠也。”猜想所谓“径路”二字，不排除匈奴语音译的可能。然而汉字“径路”，字面意义则使人得出或与交通道路相关的理解，甚至可能联想到与“直道”语义之相近。这使人疑心“径路”或许由匈奴语义译汉语的可能性。
《说文・彳部》中，除对“彳”的解说外，“德”字列为第一，“径”字列为第二：“径，步道也。从彳。y声。”段玉裁注：“《周礼》：夫间有遂，遂上有径。郑曰：径容牛马，畛容大车，涂容乘车一轨，道容二轨，路容三轨。此云步道，谓人及牛马可步行而不容车也。居正切。十一部。按《u部》‘道’、《足部》‘路’皆厕部末，此厕部首。不同者，错见之意。”10“径”、“畛”、“涂”、“道”、“路”中，“径”作为“步道”，是等级最低的较简易的交通道路，但同时也可以理解为最捷近的道路，最方便的道路。明代学者曹学纭吨芤卓伤怠肪砥摺遏蕖方馐汀棒尬山为径路”：“径路者，高山之上成蹊，非如平地之大涂也。”1清代学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五九《阶州》：“若其制两川之命，为入蜀径路者，则曰阴平道，入蜀之间道也。”2
汉代语言习惯有以“径路”言交通者。见于历史文献者如《后汉书》卷七七《班勇传》载班勇上议：“旧敦煌郡有营兵三百人，今宜复之，复置护西域副校尉，居于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长史将五百人屯楼兰，西当焉耆、兹径路，南强鄯善、于K心胆，北I匈奴，东近敦煌。如此诚便。”3其中有“西当焉耆、龟兹径路”语。又《后汉书》卷七八《霍传》：“光衣冠子孙，径路平易”4，《三国志》卷二一《魏书・阮籍传》裴松之注：“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5《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吴主传》：“陆逊别取宜都，获秭归、枝江、夷道，还屯夷陵，守峡口以备蜀。关羽还当阳，西保麦城。权使诱之。羽伪降，立幡旗为象人于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尚十余骑。权先使朱然、潘璋断其径路。十二月，璋司马马忠获羽及其子平、都督赵累等于章乡，遂定荆州。”6裴松之注引《吴录》：“是冬魏文帝至广陵，临江观兵，兵有十余万，旌旗弥数百里，有渡江之志。权严设固守。时大寒冰，舟不得入江。帝见波涛汹涌，叹曰：‘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遂归。孙韶又遣将高寿等率敢死之士五百人于径路夜要之，帝大惊，寿等获副车羽盖以还。”7《三国志》卷四七《吴书・鲁肃传》：“权使朱然p潘璋断其径路，即父子俱获，荆州遂定。”8《三国志》卷六《吴书・贺全传》：“林历山四面壁立，高数十丈，径路危狭，不容刀J，贼临高下石，不可得攻。”9《说郛》卷五九下孙盛《魏春秋》写道：“阮籍常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10也都说到“径路”与交通行为的关系。
言“断其径路”，“于径路夜要之”者，所谓“径路”明确与交通条件有关。
然而，匈奴又有“径路刀”，名号竟与“径路神”、“径路神祠”同。《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记载，汉元帝时，“汉遣车骑都尉韩昌、光禄大夫张猛送呼韩邪单于侍子”，韩昌、张猛与呼韩邪单于盟约：
昌、猛见单于民众益盛，塞下禽兽尽，单于足以自卫，不畏郅支。闻其大臣多劝单于北归者，恐北去后难约束，昌、猛即与为盟约曰：“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有窃盗者，相报，行其诛，偿其物；有寇，发兵相助。汉与匈奴敢先背约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孙尽如盟。”昌、猛与单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诺水东山，刑白马，单于以径路刀金留犁挠酒，以老上单于所破月氏王头为饮器者共饮血盟。
对于“盟约”外交仪式的重要道具“径路刀金留犁”及其使用，颜师古注：“应劭曰：‘径路，匈奴宝刀也。金，契金也。留犁，饭匕也。挠，和也。契金著酒中，挠搅饮之。’师古曰：‘契，刻；挠，搅也，音呼高反。’”11
应劭的解说“径路，匈奴宝刀也”，并没有提示“径路”一语的由来。“径路刀”与“径路神祠”之“径路”当有一定关系。12在具备可以确切说明这一关系的条件之前，有关“径路”或与“直道”意义相近的假想，似乎还仅仅只是假想。
宋代学者王观国《学林》卷四“饮器”条讨论了韩昌、张猛与呼韩邪单于盟约仪式上另一重要用器“以老上单于所破月氏王头为饮器者”，这件“饮器”的制作见《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1“至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2王观国写道：“以此知所谓‘饮器’者，饮酒器也。虽为饮酒器，然非宾主常用饮酒之器，若有盟会之事，则以其器贮血盟之酒，以示盛礼也。”3所谓“径路，匈奴宝刀也”，也应因其贵重神圣“以示盛礼”。也许“径路刀”与“径路神祠”之“径路”语，只是取其“神”性。而“径路”之神圣意义自有由来。
天使之路范文第4篇
[关键词]曷苏馆路；乌古敌烈；统军司；设置；原因
[中图分类号]K2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1 ― 0094 ― 05
a 金代曷苏馆路与乌古敌烈统军司，这两个地方军政建置，在《金史》中都记在上京路之下，然而它们却都不在上京路的管辖范围之内。曷苏馆路远离金上京，中间隔咸平路。乌古敌烈统军司后改东北路招讨司，管辖地域在金东北路界壕边堡附近的泰州境内，不在上京路管辖的范围内。这两个地方军政建制，行政归属都不归上京路管辖。由于《金史》将其记在上京路之下，因此有学者认为是元修《金史》时误记。元修《金史》虽然仅用一年多时间就完成了，时间仓促，但是毕竟是由国家组织专门机构，依据《金实录》等第一手资料修成的。对于曷苏馆路、乌古敌烈统军司这样大的军政建置，按理说是不应该误记的。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梳理这两个地方军政建置沿革，来探讨其记在上京路之下的原因。希望专家、学者、同仁共同探讨，敬请指正。
一、 金代曷苏馆路的建置沿革
金代曷苏馆路的设置，是在辽代“曷苏馆路女直国大王府”〔1〕基础上设置的。是金代较早设置的地方军政建置之一。至于金代曷苏馆路治所地望问题，《金史・地里志》载：“天会七年（1129）徙治于宁州。”〔2〕 至于曷苏馆前期治所，辽代曷苏馆女直国王府所在地，不在本文研究范围。
金初路制是在女真反辽灭宋战争中逐渐完成的。路的设置在金初就有了。早在阿骨打建国前，金源内地就有路的设置。金代什么时候设置曷苏馆路，《金史》虽没有明确记载，但在金初对辽的用兵中，就可以得到大致的线索。《金史・太祖纪》载：“收国二年（1116）闰正月，高永昌据东京，讨高永昌。”〔3〕时金始祖函普兄阿古乃后裔胡十门，“率其族属部众诣撒改。”〔4〕配合金军攻打高永昌，“及攻打开州，胡十门以粮饷给军。”〔5〕五月，斡鲁等败永昌，……东京州县及南路系辽籍女直皆降。”〔6〕也就是说攻打高永昌之后，辽东这一地区尽归金军占有。金即开始在这一地区“置猛安谋克，一如本朝之制。以斡鲁为南路都统。”〔7〕由于胡十门在金军攻打高永昌战役中，出人、出力，战功很多，金朝对胡十门的“赏赐甚厚，以为曷苏馆七部孛堇，给银牌一、木牌三。”〔8〕之后不久，胡十门“子钩室，尝从攻显州，领四谋克军，破梁鱼务，功最，以其父所管七部为曷苏馆都孛堇。”〔9〕这是金对曷苏馆的正式设置。设置时间当在天辅元年“十二月甲子（1118年1月4日），拔显州” 〔10〕之后。在金初各路长官设置中，有万户、都统、孛堇等称谓。曷苏馆路的设置形式与耶懒路形式一样，长官称都孛堇。耶懒路和曷苏馆路设置都孛堇与其它的路所设万户、都统不同，这应该与这两个路都是金始祖函普的兄弟后裔世居之地有关。耶懒路是函普弟弟保活里后世子孙繁衍生息的地方，曷苏馆路是函普兄阿古乃后世子孙生活的地方。此两路设治都孛堇，不设万户或都统，体现了阿骨打对同属于完颜部两个近族的特权和尊崇。太宗时期孛堇这一称谓，随着金朝对辽朝不断用兵，以及占领区的不断扩大发生了变化。金太宗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废除了地方孛堇制度。天会二年（1124）耶懒路改都孛堇为军马万户。曷苏馆路先后改制为军帅司和都统司。“曷苏馆路都孛堇改制军帅司，其长官不在世袭，由中央任命，并且不一定任命完颜氏贵族为此路长官。”〔11〕《金史・徒单阿里出虎传》载：“父拔改，太祖时有功，领谋克，曷苏馆军帅，”〔12〕阿里出虎出任曷苏馆军帅的时间，《金史》没有明确记载，目前也没有相关材料认定准确时间。程妮娜在《试论金初路制》中认为：“金初诸路名称前后亦有变化，如天辅末、天会初，曷苏馆路都孛堇改制军帅，天会七年（1129）又升都统。”〔13〕因为金军进入辽西，为适应封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统治，采取了介于奴隶制与封建制之间的管理制度。曷苏馆路是辽籍女真，封建化程度高于金内地。天辅末、天会初，随着金军灭辽的需要，始在金军占领地域设置。因此，曷苏馆路由孛堇改为军帅的时间，以程妮娜先生的推断当为准确。至于军帅司何时升为招讨司的，史料没有明确记载，只记“天会七年，徙治宁州，尝置都统司”。 〔14〕余蔚《中国行政区划史・辽金卷》认为：“此易使人以为徙治宁州后，再置都统司”。〔15〕《金史・太宗本纪》：“七年十一月庚戌（1129年12月18日），徙曷苏馆都统司治宁州。”〔16〕可证天会七年之前，已置都统司。余蔚认为，金初授予胡十门为曷苏馆七部孛堇的职务，与金初曷懒路的都孛堇等同，进而把“都孛堇与都统司置换，此实为曷苏馆路由辽代熟女真部落群改组为女真内地路之始。”〔17〕这里虽没有明确说明金初在曷苏馆路就改置了都统司，其实也就是说，天会七年的都统司是在金初授予胡十门七部孛堇时期设置的。诚如余蔚所认为的七部孛堇与都统司职位相同的话，但毕竟七部孛堇还不是都统司，且胡十门之后，在曷苏馆路先后设置过都孛堇和军帅。天会七年迁置宁州的都统司，应当是由程妮娜所说的，已由军帅司升为都统司。由军帅司升为都统司的时间，由于史料模糊暂时无法考证，至于曷苏馆路废置时的级别，余蔚分析认为已不是都统司了。从《金史》看，“明昌四年（1193）废的只是统军司。”〔18〕因为海陵天德三年（1151），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在全国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曷苏馆路与金初内地的蒲与路、胡里改路等划一为节度使。见诸史料任过节度使的有：海陵时期，“斜哥，累官同知曷苏馆节度使事”。〔19〕“正隆二年（1157），例夺王爵，（隈可）改曷苏馆路节度使”。 〔20〕世宗时期，布辉“除同知曷苏馆节度使事”。〔21〕“神土懑改曷苏馆路节度使”，〔22〕“白敬彦为曷苏馆路节度使”。 〔23〕由此可见，明昌四年废置的是曷苏馆路节度使司，而不是都统司。
二、 金代乌古敌烈统军司的设置沿革
金代乌古敌烈统军司，是沿用辽代乌古敌烈统军司而设置的。其目的与辽一样，有效统治乌古敌烈部。金与辽乌古敌烈统军司的地域和治所，各不相同，辽乌古敌烈统军司，原先治所在通化州，即辽的静边城，也就是今天地处“海拉尔市西偏北30公里处的古城。”〔24〕辽乌古敌烈统军司原先的管辖范围较广，“寿昌二年九月丙午（1096年10月8日），徙乌古敌烈统军司于乌纳水，以扼北边之冲”， 〔25〕管辖的地域范围要比金代大得多。乌纳水是哪条河，史学界有几种说法，国学大师王国维认为：“乌纳水疑即今天桂勒尔河。”〔26〕张柏忠认为“霍林河畔的吐列毛杜古城是乌古敌烈统军司。”〔27〕日本学者松井认为：“乌纳水即今之嫩江”。 〔28〕李建才认为“乌纳水当为纳乌水，即是今嫩江。”〔29〕景爱认为“乌纳水又作兀纳水，乃是现在呼伦贝尔盟喜桂图旗之乌纳尔河。”〔30〕不管不管怎么认识乌纳水，可以确定的是，辽乌古敌烈统军司管辖着大兴安岭两侧广大地区。金设置乌古敌烈统军司时，西北边的河董、静边等城，还没有纳入金国版图。也就是金代的乌古敌烈统军司较之辽代乌古敌烈统军司管辖范围要小得多。金代乌古敌烈统军司，有效管辖范围也正如王国维所说：“金时乌古敌烈地在兴安岭之东，蒲与路之西，泰州之北，可断言也。”〔31〕
至于金代乌古敌烈统军司治所问题，也有很大争议。主要有二种观点：张泰湘、崔福来认为“位于齐齐哈尔城西梅里斯区的哈拉古城为葛城，即乌古敌烈统军司治所。”〔32〕孙秀仁、孙进己，认为“龙江县雅鲁河右岸沙家街古城为乌古敌烈统军司治所。”〔33〕其实这两种观点，都在王国维推定的范围之内。
乌古敌烈统军司设置时间问题，史料记载较为模糊。余蔚认为：“乌古敌烈统军司未见于太祖、太宗朝”， 〔34〕认定乌古敌烈统军司“这一建置在金初中断数十年，迟至熙宗朝方重置。”〔35〕我认为金代乌古敌烈统军司，是辽代乌古敌烈统军司的延置，没有中断数十年而应该是接续的。辽代乌古敌烈统军司在投降金朝之前，应该是一直存在的。金初乌古敌烈统军司投降后，时叛时服。金代乌古敌烈统军司的设置，应始于辽代乌古敌烈部来降之时。《金史・太宗纪》：“天会二年闰三月乙丑（1124年4月27日）乌虎里、敌烈底两部来降。”〔36〕这时金就开始设置乌古敌烈统军司。《金史・习古乃传》：“乌虎里部人迪烈、划沙率部来降，朝廷以挞W野为本部节度使，乌虎为都监。……于是迪烈加防御使为本部节度使。”〔37〕这是《金史》关于乌古敌烈统军司任职的明确记载，此时乌古敌烈统军司治所，还应设在辽时的乌古敌烈统军司治所。辽末金初的乌古敌烈部，名义上归顺金朝，暗中还与西辽的耶律大石保持密切的联系。《辽史・天祚纪》：“大石不自安，……自立为王，西至可敦城，驻北庭都护府。会威武……于十八部王众。”〔38〕十八部王众中，就有乌古敌烈部。因为此前乌古敌烈已降金，金太宗以“乌虎部及诸营叛，以吴勃极烈昱等讨平之。”〔39〕讨平之后，金为了对乌古敌烈部进行有效统治，采取内迁的措施。《金史・太宗纪》载：“天会三年二月丁卯（1125年3月31日），以葛城地分授所徙乌虎里、迪烈底二部及契丹民。”〔40〕此次迁乌古敌烈二部于葛城地，也就是把乌古敌烈统军司，内迁到王国维所说的兴安岭以东、泰州之北、蒲与路之西的范围之内。金代乌古敌烈统军司新置之地，应当在泰州都统司管辖的范围之内。这与余蔚“知熙宗朝之初，泰州都统司辖境仍包括迪烈地。”〔41〕的说法相一致的。
金海陵王时期，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对全国的行政区划体制，进统一改制。于“天德二年九月，改乌古敌烈统军司为招讨司，后置于泰州。”〔42〕至于东北路招讨司什么时间迁移到泰州，《金史》没有明确记载，但还是能得到一些线索的。《金史・海陵纪》：“天德四年（1152）十一月，买珠于乌古敌烈部及蒲与路”， 〔43〕说明此时乌古敌烈统军司还没有徙置泰州。余蔚说：“金初泰州都统司在熙宗朝分为乌古敌烈统军司与泰州路都统司之后，复合为一。称统军司或招讨使，其实质并无改变，辖境与职责仍然是相同的。”〔44〕我认为熙宗朝不存在复合为一的事情。至于统军司或称招讨司，虽说实质并无改变，但行政级格还是有所提高的。也许是行政职权扩大，否则《金史・地理志》不会说“乌古敌烈统军司，后升招讨司”。〔45〕这里的升，应该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行政职权扩大，一种是行政级别提高。乌古敌烈统军司升为招讨司后，其治所还应在天会年间所置葛城，还没有徙置于泰州，否则《金史・地理志》更不会说“与蒲与路近”。 〔46〕
乌古敌烈统军司是什么时间徙置泰州的？我认为应当是改东北路招讨司后，否则《金史・兵志》不会说“东北路者，初置乌古敌烈地，后置于泰州”。〔47〕《金史・海陵纪》：“贞元元年闰十二月癸卯（1154年2月3日），命……乌古敌烈招讨司招讨斜野等北巡。”〔48〕正隆五年（1160年），因海陵调诸部兵征宋，契丹人撒八反叛，“辟沙河千户十哥等与前招讨使完颜麻泼杀乌古敌烈招讨使乌林答蒲卢虎，以所部趋西北路。”〔49〕十哥等投奔撒八，参加撒八领导的契丹族反叛之后，乌古敌烈、泰州等地，一直处于战乱状态。从此不见有乌古敌烈招讨使人员的任命。大定二年（1162）正月后，契丹起义军窝斡自临潢攻泰州，不克，“遂自泰州往攻济州”， 〔50〕说明泰州建制仍然存在，且东北路还没有徙置泰州。到大定五年（1165）正月宋金和好后，金朝前线军队调回时还有“泰州等路，并行放还” 〔51〕的记载，说明此时泰州路还是独立存在的，乌古敌烈招讨司还没有改称东北路招讨司，也没有置于泰州。我认为乌古敌烈统军司改东北路招讨司，置于泰州的时间，应在大定五年之后。谭其骧认为：“约当在大定四、五年，窝斡余党既平，筑边堡于泰州、临潢境上之时。”〔52〕余蔚赞同此说，“可为确论，并路之时，应定于大定五年”。 〔53〕我认为很难确定乌古敌烈招讨司，改东北路招讨司并置于泰州就是大定五年。由前可知，大定五年正月泰州还独立存在，改为乌古敌烈招讨司改东北路招讨司并置于泰州，应当在大定五年正月之后。因为大定九年“夹谷查剌出为东北路招讨使，兼德昌军节度使”， 〔54〕按：“海陵正隆年间，置德昌军”， 〔55〕说明在夹谷查剌任职之前，金廷已将乌古敌烈招讨司改为东北路招讨司，也许已有人出任此职，只不过是没有见到史料记载罢了。大定九年，夹谷查剌任东北路招讨使兼德昌军节度使，可以肯定此时东北路招讨司已置于泰州。
东北路置于泰州，夹谷查剌兼东北路招讨使和德昌军节度使，是不是泰州路与东北路就合二为一了？显然不是。
泰州作为路的建置，还是应该存在的。或是可以理解为东北路招讨使兼德昌军节度使，在泰州节度使职位没有其它人选时，由东北路招讨使兼德昌军节度使，还代行泰州节度使职权。大定二十五年（1185）罢泰州路之前的大定二十一年四月戊申（1181年5月17日），“增筑泰州、临潢府等路边堡及屋宇。”〔56〕此可以证明泰州路是存在的。大定二十五年之后，东北路泰州之境内的十九堡，已经全部完工，“可为边防久计”， 〔57〕这时，东北路招讨司较之以前的军事防御工作压力有所减轻，可以抽出时间来管理泰州地方行政事务了，大概朝廷认为，泰州路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于是在大定二十五年罢泰州路。此时东北路、泰州路才实质性的合二为一。此后一段时间，《金史》只有东北路没有泰州路的记载。东北路招讨使司与泰州节度使司合二为一后，东北路招讨司的职掌与金初泰州都统司的职掌等同，成为地方高级军政机构。到金章宗时，北边事又起，东北路招讨司的工作重点又转移到以军事为主。章宗为了加强东北路招讨司境内的猛安谋克民户事宜，于承安三年（1198），复置泰州于长春县。重置的泰州，降为东北路招讨司之下一等，只管民事、不管军事的州一级建制。
泰州复置于长春县后，金朝在原来的泰州城设置金山县。其东北路招讨司治所还在旧泰州城没有迁移。这时东北路招讨司和泰州节度使司分开两地办公，各自成为独立的建置机构。在泰州还没有徙置长春县之前，完颜襄就遣完颜宗浩到泰州戍边。具体时间应当在承安二年九月前后起身，宗浩到达泰州时已是入冬时节。《金史・宗浩传》载：“宗浩以粮储未备，且度数未敢动，遂分其军就食隆、肇间。是冬，果无警”。 〔58〕转年春天，宗浩与完颜襄协商“乘其春暮，北部广吉剌马弱击之。”〔59〕完颜襄认为“若攻广吉剌，则阻卜无东顾之忧，不若留之，以牵其势。”宗浩认为“国家以堂堂之势，不能扫灭小部，顾欲藉彼为捍呼？”〔60〕于是宗浩奏请朝廷，“先破广吉剌，章在上从之。”〔61〕宗浩这次北伐，征调“其兵万四千骑”。 〔62〕这样庞大的军队人数，加上原先泰州城内东北路招讨司和泰州节度使司两个机构人员，泰州城内很难容纳下这么多的人，也许这也是泰州迁置长春县的一个原因吧。宗浩北伐很快取得了胜利，“自是北陲遂定”。 〔63〕
宗浩北伐，虽然打击了广吉剌、合底忻、山只昆和婆速火等北边势力，但是北边势力还是没有彻底肃清，金军撤离，他们又来扰边。宗浩认为其症结在于东北路招讨司距离边界“去境三百里，每敌入彼出兵追击，敌以遁去。至是宗浩徙之金山，以据要害，设招讨使二员，分置左右，由是敌不敢犯。”〔64〕东北路招讨司从旧泰州迁徙到金山，不是从复置长春县的新泰州迁徙到金山县的。从今天泰来塔子城往西北到界壕边堡近300里，如果是从新泰州迁到旧泰州，达不到接近界壕边堡防御目的。无论新泰州是今天的城四家子古城还是塔虎城，都在塔子城南边，与东北西南走向的东北路界壕边堡的直线距离，与旧泰州即塔子城，距界壕边堡都在三百里左右。这样看来宗浩奏请迁东北路招讨司于金山，当是从旧泰州迁往界壕边堡附近，而不是从新泰州迁往旧泰州。
金朝北边的广吉剌、合底忻、山只昆和婆速火等部族，经过宗浩在承安三年的打击，基本上伤了元气，暂时没有能力进行反抗，纷纷投降接受金朝管辖。以后一段时间，北部边防比较稳定。到泰和八年章宗“以北边无事，壬惺槭。命东北路招讨司还治泰州，就兼节度使，其副招讨仍置于边。”〔65〕此次还治东北路招讨司于泰州，当是迁置长春县之后的新泰州。如果所迁置的不是新泰州，东北路招讨使将无法兼任泰州节度使。东北路招讨司还治泰州后，北边没有彻底剿灭的广吉剌、合底忻、山只昆和婆速火等部族势力，又开始时常扰边。在这种情况下，“泰和间，以去边尚三百里，宗浩命分司于金山。”〔66〕此时东北路招讨司明显住在新泰州，否则金史不会记载东北路招讨司去边尚三百里。这是指新泰州相对于旧泰州而言的，距离金东北路界壕边堡的大致距离还是三百余里。这次分司于金山，当与承安三年宗浩迁东北路招讨司于金山是一个金山，不是指降旧泰州为金山县的金山。如果分司于旧泰州的金山县，距离界壕边堡直线距离还是近三百里，这样分司意义就不大了。我以前曾认为宗浩分司于金山是指降为金山县的旧泰州，现在看来是不妥的。至于分司于东北路界壕边堡较近的金山，是今天的那个古城为分司治所，有待以后进一步研究确定。
金末，泰州不断遭到蒙古军事攻击，成为金蒙战争前线阵地。《金史・忠义传》记载：“上言：泰州残破，东北路招讨司猛安谋克人皆寓于肇州，凡征调复甚难。乞升肇州为节度使，以招讨使兼之。置找讨副使二员，分置泰州及宜春。”〔67〕东北路招讨司迁置肇州后，原先分司于界壕边堡附近的两个分司，也随之内迁到新泰州和宜春县。东北路招讨司内迁到肇州后，肇州由原来的防御使升格为节度使，节度使一职由东北路招讨使兼任。东北路招讨司内迁到肇州后，金朝将这里的驻军也提高了级别，“升为武兴军节镇”。 〔68〕东北路招讨司内迁到肇州不久，金源内地被蒙古军占领，东北路招讨司也就亡于蒙古了。
三、 曷苏馆路与乌古敌烈招讨司记在上京路下的原因
通过梳理曷苏馆路和乌古敌烈统军司后改东北路招讨司的设置、移置和废置，基本了解了其大致沿革。曷苏馆路和乌古敌烈统军司后改东北路招讨司，这两个路都不在金上京路的管辖范围内，然而元朝在修《金史》时，却都记在上京路之下。现在看来，记在上京路之下是有其原因的。
曷苏馆路和乌古敌烈统军司，这两个地方军政建置，在金代行政建制中，都是比较特殊的。它们都是金在刚刚取得辽朝土地时，按照女真奴隶制度建立的具有奴隶制和封建制兼而有之的军政机构。后来它们都随着金代行政体制的变化先后改制，并于其它的路之中。曷苏馆路和乌古迪烈统军司，先后改制固然有着复杂的政治、军事原因，但其主要原因还是女真人逐渐封建化的结果。
曷苏馆路设置为孛堇路，是金朝参照女真内地，保留女真奴隶主特权，而设置的一种介于奴隶制与封建制之间的地方军政机构。金初设立了几种不同类型的路，采用不同的行政管理方法，这在金源内地，即阿骨打在统一女真各部时，就有这种路的设置。金初内地主要设置两种形式的路，一种是在蒲与、胡里改设置最高军政长官为万户，一种是在耶懒设置最高军政长官为孛堇。不同形式的路不存在职位的高底的问题，他们之间彼此没有隶属关系。至于女真族设置孛堇为行政长官的一把手，在金代建国前石鲁时期就有了，是女真完颜部早期的军事联盟制度，到金初已经演化为都勃极烈制度。
金源内地的耶懒路，是金代最早孛堇类型的军政建制。耶懒路是金始祖函普的同母弟弟保活里后裔世代居住之地。《金史・石土门传》载：“石土门，汉字一作神徒门，耶懒路完颜部人，世为其部长。父直离海，始祖第保活里四世孙，虽同宗属，不相通问久矣。景祖时，……请复通宗系。”〔69〕自此以后，石土门就成了阿骨打家族的有力助手，到金初时，“设耶懒路，以石土门为都孛堇。”〔70〕《金史・完颜忠传》载：“迪古乃出德胜口，以代石土门为耶懒路都孛堇。”〔71〕关于耶懒路不设万户路，而设孛堇路，程妮娜认为：“这是与皇室有着特殊的关系。”〔72〕至于曷苏馆路，不设万户路而设置孛堇路，也有着同样的家族渊源。
世居曷苏馆路的熟女真完颜部，也与阿骨打家族有着特殊的宗族关系。《金史・胡十门传》载：“胡十门者，曷苏馆人也。父挞不野，事辽为太尉。”〔73〕金初，当阿骨打还没有取得辽东之地时，“高永昌据东京，招曷苏馆人，众畏高永昌兵强，且欲归之。胡十门不肯从，招其族人谋曰：吾远祖兄弟三人同出高丽，今大圣皇帝之祖入女直，吾祖留高丽，自高丽归于辽。吾与皇帝皆三祖之后，皇帝受命继大位，辽之败亡有征，吾岂能为永昌之臣哉！”〔74〕胡十门不仅没有归顺高永昌，还带领族人协助阿骨打攻打高永昌。在阿骨打攻打保州时，胡十门还以粮饷给军，为阿骨打攻打高永昌立了大功，阿骨打给了胡十门很大的赏赐。“赏赐甚厚，以为曷苏馆七部孛堇。”〔75〕后来胡十门子钩室，也被阿骨打授予为曷苏馆都孛堇。
由于曷苏馆路完颜部胡十门与阿骨打家族特殊的宗族关系，所以当金初阿骨打取得辽东之地后，没有在其它地方诸如咸平路、泰州路等设置都统类型的路，而是按照女真族特权的方式，设为孛堇类型的路。程妮娜先生认为“以石土门、钩室分任他们世代居住之路的最高长官特赐以都孛堇的称号（都孛堇系穆宗前部落联盟长的称号）以示恩宠。”〔76〕从金初勃极烈制度的形成来看，金代的都勃极烈制度，是由穆宗时期的孛堇制度发展而来的。程妮娜先生在《金初勃堇制初探》一文中说：“孛堇与勃极烈制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金为提高军事联盟长的地位，穆宗将都勃堇的称号，改为都勃极烈，……自穆宗以后孛堇受都勃极烈直辖。”〔77〕曷苏馆路设为孛堇类型的路，是与阿骨打家族的特殊关系分不开的，表明曷苏馆路的特殊地位，由朝廷打直接管辖，不受其它路管辖。
天眷元年（1138），熙宗置上京，当时的上京还不是后来《金史》中十九路之一的地方政权，而是代表女真族最高皇权所在。曷苏馆虽然先后改制为军帅司、都统司等形式的路，但是凭其祖上与金始祖函普的亲近宗族关系，还是应该有特权的。明昌四年废置曷苏馆路时，上京路作为十九路之一的地方政权，是金陪都，还是比其它的路级别高。金朝为了提高曷苏馆路的地位，没有把它划归东京路或咸平路管辖，而由上京路管辖，直到废置。这样元朝修《金史》时，就把曷苏馆路记在上京路之下了。
乌古敌烈统军司，后改东北路招讨司，在有金一代变化很大。不仅其名称前后三次变化，就连治所和管辖范围也发生很大的变化。从乌古敌烈统军司的迁置、废置，就可以看出乌古敌烈统军司记在上京路之下的原因了。我认为乌古敌烈记在上京路之下，主要有两个原因。
其一，金朝末年，乌古敌烈统军司改东北路招讨司的治所新泰州，处在蒙金战争的前线，东北路招讨司被迫由新泰州迁置肇州。而肇州是金代上京路管辖下的州一级的建置。肇州被蒙古军占领时，东北路招讨司正侨置在肇州。这样元修《金史》时，以东北路招讨司亡于肇州，而肇州归上京路管辖，就将乌古敌烈统军司记在上京路之下了。
其二，乌古敌烈统军司改称东北路招讨司之后，兼德昌军节度使。如大定九年，“夹谷查剌出为东北路招讨使，兼德昌军节度使。”〔78〕关于德昌军的隶属关系，《金史》记载：“海陵正隆间，置德昌军，隶上京，大定二十五年罢之。”〔79〕按：德昌军节度使与泰州节度使，不是一个职位而是两个职位。东北路招讨使兼德昌军节度使，没有兼泰州节度使。东北路招讨司与泰州节度使司，是两个不相对等的机构，有时合二为一办公，有时分置两地办公。金初在辽泰州城设立都统司，当为军政合一的高级军政机构。海陵改制后，降都统司为节度使司，同时设德昌军节度使。由于泰州在辽时归上京道管辖，封建化程度较高。所以金初在夺取泰州之后，就设置了介于奴隶制与封建制之间的泰州都统司，来管理泰州地方。海陵改制后，为了加强泰州管理在泰州设立两个机构，一个是泰州节度使主管民政，隶属于临潢府管理，后改归北京路；一个是德昌军节度使，隶属上京路。虽然这两个机构的最高行政长官，即泰州节度使和德昌军节度使，时常由一人来担任，但其行政机构还是分立的，在行政隶属关系上，分别隶属于上京路和北京路。特别是章宗时期，泰州复置于长春县后，泰州军政职能明显分开，泰州节度使司，变为单一的民政机构，专管猛安谋克民政事务，归北京路管辖。而东北路招讨使兼德昌军节度使，专管军事事务，归上京路管辖。由于泰州节度使司和东北路招讨使司，在金亡之时的状态，所以元人修《金史》，就把泰州路记在北京路下，而把乌古敌烈统军司后改东北路招讨司记在上京路下。
〔参 考 文 献〕
〔1〕脱脱.辽史・百官志（卷46）〔M〕.北京：中华书局，1974：756.
〔2〕〔14〕〔45〕〔46〕〔55〕〔79〕脱脱.金史・地理志（卷24）〔M〕.北京：中华书局，1975：553-563.
〔3〕〔6〕〔7〕〔10〕脱脱.金史・太祖本纪（卷2）〔M〕.北京：中华书局，1975：29-30-60.
〔4〕〔5〕〔8〕〔9〕〔7〕〔74〕〔75〕脱脱.金史・胡十门传（卷66）〔M〕.北京：中华书局，1975：1561-1562.
〔11〕〔70〕〔72〕〔76〕程妮娜.金代政治制度研究〔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52-50.
〔12〕脱脱.金史・徒单阿里出虎传（卷132）〔M〕.北京：中华书局，1975：2823.
〔13〕程妮娜.试论金初路制〔J〕.社会科学战线，1989，（01）：180.
〔15〕〔17〕〔18〕〔34〕〔35〕〔41〕[44〕〔53〕余蔚.中国行政区划通史（辽金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558-559.
〔16〕〔36〕〔39〕〔40〕脱脱.金史・太宗纪（卷3）〔M〕.北京：中华书局，1975：50-51-52.
〔19〕脱脱.金史・斜哥传（卷74）〔M〕.北京：中华书局，1975：1699.
〔20〕〔21〕脱脱.金史・隈可传（卷66）〔M〕.北京：中华书局，1975：1561-1562.
〔22〕脱脱.金史・神土懑传（卷91）〔M〕.北京：中华书局，1975：2015.
〔23〕脱脱.金史・白敬彦传（卷84）〔M〕.北京：中华书局，1975：1891.
〔24〕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东北卷）〔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158.
〔25〕脱脱.辽史・世宗纪（卷26）〔M〕.北京：中华书局，1974：309.
〔26〕〔31〕王国维.观堂集林（卷15）〔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451-452.
〔27〕张柏忠.吐列毛杜古城调查试掘报告〔J〕.文物，1982，（07）
〔28〕松井，等.满洲与辽之疆域〔J〕.满洲历史地理，（卷二）.
〔29〕李建才.东北史地考略〔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125.
〔30〕景爱.关于金代蒲与路的考察〔C〕//辽金史论文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553.
〔32〕张泰湘，崔福来.庞葛城考〔C〕//东北亚历史与文化〔沈阳〕.辽沈书社，1991：511.
〔33〕孙秀仁，孙进己，等.室韦史研究〔J〕.北方文物，1985，（10）：101.
〔37〕脱脱.金史・习古乃传（卷72）〔M〕.北京：中华书局，1975：1666.
〔38〕脱脱.辽史・天祚纪（卷30）〔M〕.北京：中华书局，1974：355.
〔42〕〔47〕〔66〕脱脱.金史・兵志（卷44）〔M〕.北京：中华书局，1975：1003.
〔43〕〔48〕脱脱.金史・海陵纪（卷5）〔M〕.北京：中华书局，1975：99-102.
〔49〕〔48〕〔50〕脱脱.金史・逆臣传（卷133）〔M〕.北京：中华书局，1975：2850-2853.
〔51〕脱脱.金史・W散忠义传（卷87）〔M〕.北京：中华书局，1975：1940.
〔52〕谭其骧.长水集（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320.
〔54〕〔78〕脱脱.金史・夹谷查剌传（卷86）〔M〕.北京：中华书局，1975：1926.
〔56〕脱脱.金史・世宗纪（卷8）〔M〕.北京：中华书局，1975：181.
〔58〕〔60〕〔61〕〔62〕〔64〕脱脱.金史・宗浩传（卷93）〔M〕.北京：中华书局，1975：2073.
〔63〕脱脱.金史・内族襄传（卷94）〔M〕.北京：中华书局，1975：2091.
〔65〕金史・章宗纪（卷12）〔M〕.北京：中华书局，1975：283.
〔67〕脱脱.金史・乌古论德升传（卷122）〔M〕.北京：中华书局，1975：2658-69-71
天使之路范文第5篇
城市与外界之间存在着诸多的空间交互作用（spatial interaction），并通过人、物、信息等的流动来得以实现，①这种交互作用指的就是城市的影响力或吸引力，而交互作用所达到的区域则是该城市的影响范围或吸引范围。近代以来，航运―轮船、铁路―火车、公路―汽车等新兴交通运输方式和交通运输工具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社会的封闭格局，从而使城市与城市之间、城市与区域之间的联系空前加强，时间和空间均发生了巨大变化。②现代交通的发展克服了农业时代阻碍城市之间，以及城市与区域之间联系的时空障碍，使得城市特别是区域中心城市的吸引范围大为延展。多个城市的吸引范围即腹地之间相互碰撞、交叉、袭夺，迫使城市在“中心―边缘”的演化框架中依托交通、资源等区位特点寻求新的历史定位，由此形成了近代中国城市发展的一种新景象。
随着西方先进生产力在中国东部海港和沿江港口率先登陆，沿海沿江地区逐步被纳入世界贸易体系，港口城市成为中国沟通外部市场的门户，天津、汉口、上海得以快速发展，逐渐成长为近代中国北部、中部和东部影响力最大的三个商圈。③近代沿海沿江城市对其辐射区域经济影响的规模，已经远远超过古代行政中心城市与区域的经济关系，而且这种影响是双向度的，形成一种新型的城市与区域关系，吴松弟先生称之为港口―腹地双向经济互动关系。④而联接港口―腹地的交通路线，是口岸城市和广大腹地之间物流、人员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通道。腹地各地区距口岸城市的远近，以及通往口岸城市的交通路线的通达性和疏密度，直接关系到与口岸城市的联系程度。⑤从城市地理学的意义上来说，平汉铁路（时称卢汉铁路，继称京汉铁路）、陇海铁路（时称汴洛铁路）于1906年、1909年相继筑通并在郑州交汇，使得郑州的交通区位优势大为提升，在中国东部与西部发展的过渡链上发挥了独特的桥梁作用。郑州通过铁路交通网络与天津、汉口、上海三大通商口岸实现对接、交互作用，逐渐成长为区域发展的中心地，①这也是近代中国城市空间网格中的重要一环，各通商口岸对郑州的商业发展和区域中心地的形成产生了显著的推动作用。
就城市的区域性质而言，天津、汉口、上海以及郑州均属于枢纽区，②交通网络是枢纽城市与外界进行空间交互作用的重要手段。当然，一个城市的吸引范围是动态的，存在不同的界定标准。从宏观层面上来看，天津的吸引范围包括河北、山东、山西、内蒙等北部中国的广大区域，汉口则在湖北、湖南、四川、河南及云贵之一部有着重要的商业影响，而上海的腹地为长江中下游地区乃至中国中西部更广区域。郑州恰位于天津、汉口和上海商圈的交界部，既深受其影响与控制，又因铁路之关系而对陕西、山西及甘肃的商业影响日渐扩大，在与外部商圈的袭夺中逐渐形成了自身的辐射范围。
1.天津商圈
近代以来，中国北方经济的商品化程度明显提高，外向型经济悄然兴起，这与天津等北方沿海港口的开埠有着直接关系。在北方各大港口中，以天津的腹地范围最为广阔（参见图1）。
图1显示的是天津商业的势力范围，其中左图为向天津输出商品的地域，右图是天津商品（含中转商货）流向的地区。图中颜色的深浅表示输出入商品价值的多寡，其中颜色最浅的地区为年输出入商货总值在1万海关两以下，而颜色最深的地区则表示年输出入总额达500万海关两以上。河南每年自天津输入商品的总值在300～500万之间，属于和天津经济关系较为密切的区域，豫北地区表现更甚。时至1924年，天津的主要腹地包括直隶、山西、内外蒙古、甘肃等省的全部，奉天、吉林的西部、山东的西部和南部、河南的北部、陕西的中部和北部等地，①成为促进这些区域的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龙头。
天津一方面通过卫河水运与河南从事贸易活动，另一方面借助平汉、道清铁路与之进行频繁的物资交流。道清铁路的通车，把豫北商贸重镇道口同天津连在一起，天津对河南的经济辐射能力与吸引能力进一步加强。在天津与中原地区之间铁路尚未开通的1905 年，天津口岸销往中原的洋货为100余万海关两;铁路通车后，销售额大幅增加，1919年已达300余万海关两之巨。出口方面，中原对天津的土货输出，亦从1906年的33万余海关两，增长到1918年的69万余海关两。②到了1930年前后，包括豫北和豫中等地在内的辽阔地区，成为天津口岸羊毛、皮张、棉花、药材、草帽辫等外销土货的重要来源地和各类进口洋货的基本销售市场。③这些贸易往来的相当份额是通过郑州这个交通结点来完成的。
尽管天津商圈的直接影响力在到达郑州时已有所弱化，但豫北地区是天津的直接腹地，其输入或输出商品的半数以上均来自两地之间。如1920年代前期，豫北彰德（安阳）输入的棉纱、布匹、杂货有七成系从天津输入，输出的农产品则有六成运往天津。④天津商圈对豫北地区的吸引，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郑州对该区域的影响。
开埠之前，天津的棉花贸易并不繁盛。华北铁路网络初步构建之后，区域棉花购销的运输条件大为改观，1920年代天津逐步发展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棉花集散中心，各地棉花云集。如山西晋城等地的棉花，或运至清化镇装火车，沿道清铁路运抵新乡转平汉铁路北运天津;或直运道口镇，装民船入卫河，通过南运河至天津。而沿黄地区的棉花，则从茅津渡口等地装船沿黄河至郑州;或者从风陵渡口、茅津渡口过河，运至陕州装火车沿陇海铁路到郑州，再转平汉铁路北运天津。陕西和河南西部的棉花，主要通过三条路径联络天津：一是渡黄河经山西而运至天津，二是经黄河运至郑州再转运天津;三是直接装火车沿陇海铁路至郑州，再转平汉铁路北运天津，⑤显示出天津对腹地的强大吸纳能力。进入1930年代后，由于日本加大对上海和青岛等地棉纺织工业投资的力度，使得天津对华北棉花的吸引力减弱。不仅陕西棉花多运往汉口和上海，就是山西省南部、河南省北部、山东省西部的棉花，也大量运往上海或者经由济南运往青岛，⑥天津棉花运销呈现衰落之势。
但从整体上而言，1930年代天津的腹地范围还是有所拓展的：
因为水陆交通的便利，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及热河、辽宁等省都成为他的直接市场圈，同时山东、河南、陕西、宁夏、甘肃、吉林、黑龙江诸省的一部分划归他的势力范围以内。⑧
由此可以判定，天津的腹地大体上涵括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区域（参见图2），郑州（郑县）亦在天津的腹地范围之内，不过是位于其边缘地带，在中转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2.汉口商圈
汉口系平汉铁路与长江水运连接处的一座通商大埠。凭便利的水运优势，汉口在清朝中叶时期就以商业见长，成为中国四大名镇之一，形成了以内贸为导向的传统商路网络和腹地范围。但在上海开埠以前，受内向型经济总格局的制约，汉口与江浙地区的经济联系，多以苏州为终端港。自上海、汉口相继开埠及长江轮运航线开通，旧的格局被打破，两地间建立了直接的经济联系。汉口以其独特的地理优势，成为上海港商品集散网络向内地各省伸展的最重要的中介港。①随着长江干线贸易的国际化、上海经济辐射力的增强和汉口开埠通商，汉口成为中国中部地区最大的商业贸易中心，辐射范围包括两湖、河南、安徽、江西等省，其市场张力甚至扩展到陕、晋、蒙等更远的区域。长江干线商路地位的骤升，也使得“汉口的多元吸引和网状辐射的商路格局不断强化为以上海为指向的单元吸引和一元辐射”，②汉口实际上是充当了上海与中国中部内陆联络的“中转站”角色。
在平汉铁路通车之前，河南偃师、周口、信阳等地的货物，主要通过沙河等渠道转运镇江。平汉铁路筑通后，这些货物几乎全部通过铁路运销汉口。③伏牛山区所产桐油、漆、粮食以及其他商品，虽依然通过汉江支流水运汉口，西坪镇、西峡口、荆紫关等地，因桐油等货物的集散而繁荣起来;④但是，因襄城、叶县、方城、唐河、郏县等地商货，多转经京汉铁路（即平汉铁路――笔者注，后同）向汉口输出，赊旗镇却由盛转衰了。⑤在平汉铁路全线通车的第二年（即1907年），汉口的直接对外贸易额即达到31683214两，间接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为115071383两，在全国的贸易地位仅次于上海，超过广州和天津，成为近代中国第二大国际商埠。⑥
伴随长江通道的开发与进一步开放，中国的整体交通格局由轮船时代进入“轮轨交行”时代，汉口作为长江黄金水道与平汉铁路交汇点，交通枢纽地位进一步强化，其“集中土货，转输外洋”“收纳洋货，散销内地”的市场枢纽功能彰显，使得河南与汉口的商业联系愈加紧密，河南省中南部地区几乎完全成为汉口的经济腹地。河南各地集中于汉口的货物，1904年不过740万两，到1910年则增至1790万两，⑦表现出较强的集聚效应。山西、陕西、安徽等省的货物与客流亦被吸引到汉口，其商圈范围进一步扩大。
自1906年平汉铁路通车以后，汉口对中原地区的商品输出、输入数值，除1911年前后受辛亥革命等因素影响较为萎靡之外，均比水运时代有大幅提高。到了1919年，汉口凭子口单对中原输出的商品数值已高达2295887海关两，从中原地区输出的数值也达到了365730海关两。⑧这样，汉口对中原的经济辐射区域，就由豫西南一隅，迅速扩展到黄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
平汉铁路通车的最初数年，郑州商户数量不多，其中多为天津商人。随后汉口客商日益增多，两地商民的进驻促进了郑州商业的繁荣。就郑州本地消费品而言：
外国制成品和中国工业品，主要通过京汉铁路由北方自天津经北京南下以及由汉口北上，比较重要的货物有棉织物、棉丝、洋纸、硝子、磷寸（即火柴，作者注）、石油、香烟、杂货等，其势力圈为天津、汉口的交界部。尽管如此，外国制成品由汉口输入者居多，约占70%，而天津约占30%。⑨
1920年前后，汉口商圈对郑州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天津。另据1931年《中国重要商品》刊载：
河南省所产之棉花，自平汉铁路开车以后，始大宗出现于汉口市场，初不过彰德与武安产耳。今则黄河沿岸所产之棉，亦运往汉口矣。
（而）汉口市场之牛皮，以来自河南者为多。尤以信阳为主要，郑州次之。⑩
由于陇海铁路的修建及其延展，使得中国西部商货东输畅通无阻，无需经转汉口，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汉口对郑州及中国西北部和北方各省的影响力。加之粤汉铁路的贯通、川沪直航的开辟，汉口作为铁路运输终端、水路运输中转的交通枢纽地位被动摇，转口贸易、过境贸易大受其挫，其对外贸易的主体――间接贸易因而锐减。①时人对此曾作出清晰的判断：
汉口原为我国第二大商埠，现则降为第六商埠，已退落在广州天津之后。纵观汉口地位，与前相同，仍为我国腹地之中心，但受各项环境之影响，以致衰败。一则由陇海铁路通至海州，西出潼关，故陕甘晋豫各省货物，均由陇海东行，不经汉口……依此交通方面而论，其他兵匪灾害，东北沦亡，均为汉口衰落之重要原因。②
1930年代，汉口的商业影响力趋于衰弱，而上海、连云港对豫陕等地的吸引力则明显增强。
3.上海商圈
地处长江入海口的上海，作为长江流域内外贸易枢纽大港，有着广袤的经济腹地。按与上海港的距离、联系渠道和规模的不同，上海港的经济腹地可以划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港口吞吐货物直接通达的周边地区，为直接经济腹地，这一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三角洲;二是港口吞吐货物经由诸中介港转递通达的较远地区，是为间接经济腹地，这一区域主要是除长江三角洲以外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③以及中西部内陆地区。
在陇海铁路向东延展至徐州、海州大埔之前，上海商圈对郑州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汉口的中转贸易来实现的。而在陇海铁路联通津浦铁路并打通海路之后，郑州乃至中国中西部沿陇海线区域则成为上海的直接腹地，以铁路为中心的近代交通密切了彼此间的联系。
就上海商圈对郑州及中西部内陆省份施加影响的路径而言，一是通过华北、华中地区的埠际贸易间接进行，二是经由陇海铁路直接实现生产要素的交换。据《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统计资料显示，上海外贸埠际转运在1864―1904年间平均约占全国对外贸易额的36%，最高年份达到43.9%。此后这一比例整体下降，1930年已降至15.9%，其埠际转运的辐射范围呈缩减之势，表明上海外贸转运对国内口岸的影响力已大大减弱。1930 年华北和东北主要口岸直接进口比重已达到80.5%，直接出口比重已达到66.9%，④经上海转运大大降低，而这一时期华中口岸的直接进出口能力增长则相对缓慢，幅度也小，仍以经上海外贸埠际转运为主，⑤这意味着长江流域依然是上海的直接腹地，与此同时，上海亦通过汉口对河南和郑州保持一定程度的影响。⑥这种历史演化，是伴随上海由全国埠际贸易中心向全国工业中心的转轨而产生的，并非意味着上海对郑州乃至西部内陆腹地控制力的减弱。
1930年代，上海近代工业的资本额、产值和外商工业投资额均约占全国的六成左右，其纺织品、药品、水泥、火柴、皂烛、搪瓷、橡胶制品、面粉等数十种产品，一半以上都是运销内地市场。⑦上海汇集了包括腹地与各大口岸城市的商品，同时又将进口商品销往腹地及其他城市，由此，上海与其他城市通过陆上腹地与海上腹地，逐渐实现了市场一体化。⑧就上海的腹地（含直接腹地、间接腹地和混合腹地）而言，它通过长江及沿江内河水系和铁路交通实现区域联结，其范围大致包括：北抵秦岭南麓、豫省黄河南岸和鲁西南平原，西至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东缘，南接云贵高原、南岭及武夷山脉。⑨这种广阔的经济腹地，是近代上海崛起的根基所在。与此同时，上海港口的辐射带动作用，使得彼此间的经济关系更加活跃，区域联系更为紧密。在这种区域经济的联系网络中，陇海铁路是上海工业制成品西运和原材料东输的重要通道之一，沿线地区被纳入上海商圈的直接腹地范围，郑州遂成为上海与中国中西部内陆地区联系的重要“桥梁”。
自1937―1949年，由于中日战争等历史因素的特殊影响，铁路交通的运营亦多受军事管制的控制而时畅时阻，时局成为影响区域经济运行的显性因素。这一时期天津、汉口、上海商圈对郑州的影响力减弱了，但包括三大商圈在内的中国经济整体上处于崩溃的边缘，区域间的经贸联系时常被打断，难以正常运转，各商圈与郑州之间的商贸联系大为减少，郑州在东西南北沟通的“桥梁”地位严重下降。中日战争结束后，三大商圈与郑州之间的联系以及郑州的“桥梁”与“过渡带”作用复现常态，这种历史现象一直延续至今。
从20世纪上半叶区域发展的整体态势来看，平汉、陇海铁路先后筑成，郑州居于南北交通要冲，恰位于天津和汉口商圈的分水岭，南北之间联系愈加密切。而陇海铁路的全线贯通，使得上海对郑州的经济辐射能力趋于加强，贸易联系更加直接。在诸多商圈的交互作用下，郑州依托铁路承东启西、连南贯北，交通区位得以彰显，城市快速成长，逐步发展成为中原地区的区域中心地。
中心地是指向周边地区提供各种货物与服务的地方，其空间分布形态往往会受市场、交通和行政三个因素的影响。各种要素在空间上的合理移动与分布，是获得相对经济效益的基础，距离因素特别是因距离所造成的运费问题是影响产业分布的重要区位因素。与此同时，便捷的交通亦是重要的影响因子。如果没有便利的交通，即使在接近东部沿海的地方，人们能够接收到的来自港口城市的现代化信息，也未必会强于虽然距沿海城市较远，但却拥有便捷的交通与信息传输的地方。在现代化进程的速度和水平上，前者也未必快于或高于后者。在同样的空间距离上，凡是通往港口城市的主要交通路线经过的地区，现代化的进展速度往往要快一些，而交通不便的地区就要慢一些，交通的便与不便，可以缩小或扩大与港口城市的空间距离，①便捷的交通往往成为中心地孕育生成的先天条件。在交通效能得以充分发挥的今天，尽管距离的作用大为减弱，但从传统形式上来看，工业接近原料产地和消费地则会降低运输造成的成本。以铁路为中心的近代交通网络的构建亦会降低远程贸易的成本，从而激发市场活力，促进交通受益地工商业的繁盛以及中心地的形成。
在铁路开通之前，郑州原本是一座乡村气息浓郁的小县城，在工商业和政治上均没有多少价值，相对于开封与洛阳而言，可谓是默默无闻。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商货的输入与输出主要依靠水路和旱路运输，不论是数量还是空间距离都是比较有限的，区域经济的活发地主要限于水运便利之所，黄河、淮河、汉水和卫河水域是区域农作物的主要产地，同时也是区域经济与商贸的中心，诞生了周家口、朱仙镇、道口镇、社旗镇等著名的沿河商业市镇。
郑州本地物产并不丰富，多为本地消费，少部分外销，其所产生的影响很小，郑州对周边区域影响力的提升主要依靠交通变革来实现。铁路的筑成，使得郑州可以联络各通商口岸，交通区位快速提升，客货交往旋即频繁起来，区域影响力增强，其经济地位亦逐渐得以提高。
因郑州位于交通至便之要衢，来自东西南北的集散物资与年俱增，作为中转贸易地在区域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②
平汉铁路的筑成，给原有的黄河、卫河及运河水路交通带来极大冲击，使得郑州地域的物资集散态势发生了明显改变，“压倒了河南省最大的市场―周家口，一夺河南省省城开封的繁荣势头，成为长江、黄河间中原最大的货物集散市场”。③铁路取代了周家口水路运输的大部分，并且影响到河南省西南部的汉水水运，铁路对该区域与汉口间贸易的打击，比周家口更甚。陇海铁路的铺设，扩大了沿线地区商品输出的范围，也使得郑州的商品贸易范围大为拓展。特别是陇海铁路西展之后，显然给区域水路交通带来严重冲击，中国西北腹地的物资基本上不再通过黄河水运，而是经由陇海铁路和郑州这个交通枢纽，连通平汉、津浦铁路，与上海、汉口、天津等通商口岸往来贸易。
郑州本地消费的洋货多自汉口输入，无论是洋布、杂货还是别的商品，70%由汉口北上，而土特产的输入则以山西产品居多。陇海铁路修至渑池后，山西的物产多利用铁路销往郑州，洛阳附近的物产亦是如此，然后再通过平汉铁路向北销往京、津，南下运销汉口，或者经由郑州运抵徐州，南下浦口，或经转津浦铁路和胶济铁路北运青岛。除此以外，青岛的洋货以及山东省的输入品亦不少。郑州商品的主要来源有四条路径：①一是来自汉口的商品，即由汉口经平汉铁路北上运销郑州的商品;二是来自山西（及陕西）的物产，山西（及陕西）各类产品经由汴洛（陇海）铁路东向运往郑州;三是来自北京、天津的商货，即由京津沿平汉铁路南下至郑州;四是来自山东的货物，由济南、青岛经津浦铁路再转陇海铁路西行至郑州。
就山西棉产而言，“产地以河东道属最广，其中植棉主要之县区，有洪洞、荣河、永济、临汾、河津、虞乡等县”。“山西棉之销路，有汉口、上海、郑州、天津诸市场。运销前三市场时，多先运至河南观音堂（陇海路车站），再向他处转运”，②郑州几乎是必经之地。
关于陕棉输出问题，郑州因系平汉、陇海铁路的交汇点，其陕棉转运得以快速发展。仅就水陆联运而言，在陇海铁路由观音堂西展之前，来自陕州或陕州以西的陕甘商货主要通过两条路径运往郑州：一是由陆路运至观音堂再利用火车转运郑州;二是采用民船运到黄河南岸或汜水，再装火车转至郑州。陕甘货物由民船运至汜水再用火车运输成为最便利的路径，经由汜水运往郑州方面的货物量遂逐年增加。因往来民船频繁，汜水码头得以快速发展，从1910年代末逐渐繁荣起来，并增设船栈七八家，如泰和、和盛、合玉生、大德等，都是联结郑州方面的运输公司，郑州的转运公司亦多在汜水设有办事处。③陕西省外运棉产大部分通过陇海铁路运出，其中集中到郑州者颇多，或经由郑州转他路运至终端消费市场，体现了郑州中心地的吸纳作用。在铁路的联动作用下，区域经济的中心逐渐发生显著位移，郑州逐步发展成为中原地区粮食、棉花、煤炭等农矿产品及工业制成品的转运中心。郑州市场圈的影响范围因之拓展，从而促进了郑州区域中心地的形成与殷盛。
从空间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首先发端于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再沿着交通线路往广大内地扩展，由此导致各区域的巨变，铁路成为区域时空演化的显性因素。随着物资信息流动的规模与频率的扩大，郑州成为平汉、陇海两个铁路经济带最重要的连接点和中转站，进而使得郑州与区域间的交往大为拓展。郑州市在空间网络结构上属于枢纽（节点）区，它拥有功能强大的物、人空间位移的介质――铁路，铁路的远达性无疑会有助于郑州城市吸引范围的拓展。郑州的腹地可以说已远远超出河南省境，包括陕西、甘肃、山西之一部，最终的影响范围是依据多种交往要素综合考量而得出的。
伴随港口城市的逐步成长和对腹地经济联系的不断密切，处于港口与腹地过渡链上的交通节点城市往往获取发展的机遇，得以快速成长，从而导致地区经济的发展格局发生转换，一些城市的经济地位随着发生更迭。铁路所带来的优越的交通区位条件，给封闭落后的郑州带来了发展的契机和驱动力，工商贸易活动日益繁盛，城市的规模、职能及地域空间形态变化斐然。
与平汉铁路沿线城市迅速崛起相比，被称为“八省通衢、势若两京”的河南省城开封却相对衰落了。自20世纪初至1930年代中期，开封的城市人口缓慢增长，④经济发展亦非常迟缓。就发展速度和城市经济运行态势而言，显然与相邻的新兴交通功能型城市郑州不可同日而语。⑤致使开封相对衰落的因素固然很多，如黄河泛滥、运河淤塞、战乱纷扰等等，但以铁路为主的近代交通网络取代传统的水陆交通网络，使得开封失去了往日的中心地位，被新的交通格局挤于一隅，这显然是致使其衰落的主要原因。①交通枢纽地位的旁落，开封以西和以东两个铁路交汇点――郑州、徐州的崛起，给这座行政中心城市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尽管洛阳、开封的水路运输已极其萎靡，但因其同时为铁路交通联络地，水路与铁路的沟通强化了其在转运中的地位，两地亦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不过与郑州相比较而言是相对衰落了。
在近代中国，那些并非行政中心的口岸城市或位于口岸城市通往腹地的交通线上的城市，经济发展速度往往超过行政中心所在城市而成长为区域经济中心，而之前集行政、经济中心于一身的城市却因偏离交通线而使得经济地位下降，不得不让位区域经济的中心。郑州作为中原地区新的铁路交通枢纽，因“聚集到地域中最长两条正交或近似正交的交通线上的生产要素会再次聚集到两线的交点上来”，②从而具有首先成为区域经济中心、继而形成区域政治中心的潜在优势。在其后的发展中，郑州最终替代开封，成为中原地区新的区域中心城市，不仅使二者中心――边缘的地位发生置换，而且也使中原地区区域城市体系的结构关系不得不发生较大的变动与重构，③郑州的中心作用渐次彰显。相对于今日郑州来说，其在1940年代末的辐射力和集聚力还不太强，所谓的区域中心地是相对于整体落后的中原地区而言的，郑州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
工商业的繁盛离不开金融业的支撑，而金融业的发展亦要依托工商业的繁荣，两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郑州的金融业相对发达，金融机关比较集中，在1930年代中期计有中国农民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金城银行、河南农工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工银行、北洋保商银行、陕西省银行和大陆银行等12家银行，其中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国农民银行等5家为分行，中央银行等3家为支行，中国农工银行等4家为办事处，另有众多银号钱庄。而同期省城开封仅有银行7家，除河南农工银行为总行之外，其余均为支行和办事处，洛阳更是只有河南农工银行和中央银行两家银行的办事处。④与周边重要城市开封、洛阳相比较，郑州金融业具有明显优势。此外，交通银行郑州支行1936年1月1日升格为分行，统一管辖河南和陕西两省的交通银行分支机构。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行联合办事处于1937年8月22日在郑州设立分处，统领区域的金融事务。分行系负责一个省或者更大区域的金融业务的机构（省级银行的分行除外），部级银行和其他大的商业银行在河南省的分行设于郑州，说明郑州在该地域拥有重要的经济地位。也许这些跨省域的金融机关在郑设立，并不意味着郑州金融业的鼎盛，但至少从一个侧面表明郑州在区域金融领域中的地位，明显高于省城开封和豫西重镇洛阳，无疑是中原地区的金融中心。资金的集聚与流动，亦是郑州区域中心地功能的一种体现。
交通区位优势和经贸中心地位的融通，使得郑州在建国之后区域发展整体布局中的地位更加彰显，由此引发河南省会迁移之议。就河南省域情况而言，郑州的地理位置适中，交通便捷，主要城市几乎都在平汉或陇海铁路沿线。在省会选择问题上，郑州无疑比开封更加适合，省会由汴迁郑，更加有利于河南全省工作的开展。1954年，河南省省会由开封正式迁至郑州，其交通中心功能、经贸中心功能与政治中心功能实现叠加，使得城市发展获取了更为强劲的内生动力，也使得郑州、开封这两座城市未来发展的走势更加不平衡。在20世纪前半叶，开封的中心作用主要体现在政治、文化方面，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依旧保持着相对于郑州的政治优势地位，而省会迁郑之后，其政治、文化中心亦随之发生位移。就发展速度、腹地延展及其潜力而言，郑州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郑州经济地位的上升以及开封经济的相对衰落，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近代中国城市现代化空间演化的某些特征。
在近代中国区域经济体系中，港口、腹地、边缘区能够大致体现出经济发展的层级划分，而港口、腹地、边缘区的层级推进以及依托港口或中心城市所形成的各个商圈的交叉、重叠与相互袭夺，构成了近代中国经济演化的一道风景线。港口―腹地问题，实质上是理解中国经济现代化空间进程的关键。①每个开放港口都有自身一定的腹地范围，而各地区在腹地中的地位不同，特别是与港口城市经济关系的疏密程度，以及与联系港口城市、区域中心城市的主要交通路线的距离和便捷程度的不同，导致各地区经济发展速度与水平产生差异。
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郑州已快速成长为区域中心地，其重要原因在于其占用优越的城市地理位置，包括城市自然地理位置和城市交通地理位置两个方面。
其一，自然地理位置。一般来说，一个区域的中心位置往往有利于区域内部的联系和管理，门户位置则更有助于区域与外部的联系，当一个城市能同时体现这两种位置的作用时，它无疑会成为区域的首位城市。②郑州位于河南省的中央或者说是重心位置，是通往西北地区的门户，也是中国东西部联结的必经之地，同时又是中国南北联络的重要枢纽，可以说是兼而体现了中心与门户两种自然地理位置的作用。
其二，交通地理位置。相对于自然地理位置而言，交通地理位置更为重要。对外交通运输作为城市与外部联系的主要手段，是实现社会劳动地域分工的重要杠杆。③交通既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命脉，又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尺度。城市经济的繁荣离不开腹地区域的支撑，而联系城市与腹地的纽带则是交通。交通运输方式不仅决定着城市本身规模与地域结构，也关系到城市地理分布及中心作用的发挥。④郑州拥有便利的陆路交通网络，四通八达。天津的洋货经北京沿平汉铁路南下可直接抵达郑州，与之相伴，天津的工业制成品及张家口外所产蒙古制品多有输入。此外，河北南部的农矿产品销往郑州者亦不乏少数。陇海铁路沿线区域的物资运出或运入，郑州均是其重要的中转环节。
在当时的历史地理条件下，因为联通中国南北、东西的两大交通干线在此“十字”交汇，由此所形成的特殊的交通地理位置，可谓是郑州中心地得以形成的最重要的助推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