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就为改变世界
活着就为改变世界范文第1篇
作 者：约瑟夫 L.鲍尔 等
出 版 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定 价：39.00元
【 智囊推荐 】
全球经济、政治乃至社会的动荡暴露出了未来的一种不确定性，人们逐渐聚焦于那些潜在的风险。在这种时刻，始终关注企业发展的哈佛商学院率先探讨了企业在当前经济中所应扮演的角色，提出企业对改变世界将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所代表的商业力量将为广泛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找到解决途经。本书观点作为一种探讨，将为研究当下世界变化的人提供参考。
实在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原名《CAPITALISM RISK：Rethinking the Role of Business》的这本书被翻译成《企业在经济中的角色》，这个翻译完全是一种对原书内容错误的表达。显然，本书不是定义企业在经济中的角色，而是探讨在资本主义市场体系遭受危机的现实情况下，企业如何重新对自己的目标和行为进行定位。如果仔细的阅读完全文，你会明白，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恰好是本书中译名的相反——企业不但要在经济体系中扮演其固有的角色，而且应该在整个社会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
企业走向前台成为历史使命
由哈佛商学院几位教授联合撰写的这本书，重新定义了企业的使命。这家世界上最古老的商学院以“培养让世界产生积极变化的领导者”为自身存在的理由。按照传统古典经济学的观点，企业通过为消费者提供商品和服务对社会做出贡献，而为了保持这种贡献的可持续性，企业就必须为股东获得盈利。那么企业领导者的任务就是带领自己创办或者管理的企业持续地实现盈利，也就实现了让世界产生积极变化的领导者，除此之外企业没有必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到目前为止，至少在中国，这依然是一种在企业家群体内最主流的看法。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随着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的发展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所接受。这种观点认为，除了为股东创造利润，还要承担对员工、消费者、社区、供应链和环境的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必须超越把利润作为唯一目标的传统理念，强调要在生产过程中对人的价值的关注，强调对消费者、对环境、对社会的贡献。这种对于企业角色的新的定位，已经成为跨国公司普遍的认识。这种认同更多的来源于外界的压力。跨国公司发现，如果你想把生意做遍全世界，那么将更多的预算和精力用于和当地的员工、消费者、社区、合作者、环境搞好关系是你可以把生意做下去的前提。
本书提出了企业的第三种角色定位理论：“我们认为企业不能再把自己视为既定体系中独善其身的参与者，而是应该将自己视为保护和推进赋予自己生命力的这一体系的领导者”。通常我们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来区分市场和政府的角色。企业只要在“看不见”的那只手中做好自己的事就可以了。这种分工的前提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成功运行。然而，金融危机之后，市场经济的神话再一次遭受巨大的挑战。本书给出了对于企业角色定位迄今为止最为激进的观点——为了改变世界，企业应该从幕后走向前台，从跟随者变成领导者，从实干者变成思考者。
市场资本主义经济的几个基本特征包括：资产的私人所有制；生命财产的安全保障；契约至上；健全的金融体系；企业自主的定价权；国家间的自由贸易。其实只要我们把其中的第一条稍作修改，改为“国有和私人的混合所有制”，我们就会发现，这也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也就是说，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市场经济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这本书中的论证，同样适用于中国企业和中国社会。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市场资本主义经济（下称市场经济），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较好的运营。从发达国家，到后发国家，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都证明了这一体系的有效性。但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时代，一场金融危机让我们不得不产生这样的怀疑：这一体系是一成不变并且一直有效的吗？面对已经和即将到来的各种危机，已有的市场经济体系能够像过去那样发挥作用吗？
本书用一半的篇幅来论证市场经济体系面临的破坏因素，包括：全球金融体系的运行方式、贸易壁垒、巨大的收入差别和随之带来的民粹主义、移民、环境恶化、法律规则的失效、教育和公共卫生的失败、国家资本主义、激进运动和恐怖主义、传染病等，现在的问题是这个体系的参与者加剧了体系自身的问题，企业和政府都没有履行好自己的角色。如果不对各自的角色进行重新调整，市场经济体系将进一步恶化。
如何成为真正的领导者？
本书在对几十位世界著名企业的CEO进行访谈后，对于企业在全球市场经济体系恶化的前提下的角色转型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企业应当成为直面挑战的领导者。在他们看来，市场体系的改善不是由政府部门和公共政策变革驱动的，而是由企业和个人发展创新商业模型以及改善管理实践推进的。同时，企业的全球化也决定了企业比政府具有更宽阔的视野。跨国公司的领导者的权威可以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创新性的解决方案。
这样，企业其实可以扮演一个更激动人心的角色：在做好自己事情的同时，通过企业的运营创新，成为改变世界的领导者。
书中列举的几个案例，试图通过对其新战略的分析，更加具体的阐明企业到底通过什么样的行为成为市场经济体系的领导者.第一个案例是通用电气的“绿色创想”计划。这项始于2004年的计划，通过解决能源效率、改善环境来实现公司的战略转型和利润回报。通过五年的努力，“绿色创想”计划推出了90多种产品和服务，创造了180亿美元的利润。伊梅尔特领导的这项计划，走在了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前面，成为真正的领导者。
活着就为改变世界范文第2篇
关键词：马克思；海德格尔；改变世界；哲学观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第十一条宣告“改变世界”哲学观的诞生，人们常常引用《提纲》第十一条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性、革命性、实践性。但随着世界复杂化，各种思潮不断涌现，以“解释”代替“改变”或把“改变世界”推离马克思哲学的叙述话语，甚至把生态问题归咎于“改变世界”，这些现象都对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哲学观造成巨大冲击。解释哲学最大限度地批判“改变世界”的哲学观，把“改变世界”还原到“解释世界”的视野，解构马克思“改变世界”的革命性，其中海德格尔发轫了典型的学术传统。
一、诘问的提起及其回应
海德格尔对《提纲》第十一条的批判隐藏了对马克思哲学观的否定。“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对于这句话，海德格尔在其晚期讨论班中提出强烈批判：“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之间是否存在着真正的对立？难道对世界每一个解释不都已经是对世界的改变了吗？对世界的每一个解释不都预设了：解释是一种真正的思之事业吗？另一方面，对世界的每一个改变不都把一种理论前见（Vorblick）预设为工具吗？”[2]
紧接着，海德格尔认为，马克思所谓的“改变世界”实际上就是改变生产关系，由于生产关系的改变是在实践中发生的，而实践是由某些理论规定的，所以理论统摄了“改变世界”的实践。由此，海德格尔把马克思的“改变世界”还原为“解释世界”，实现解释优于改变或解释就是改变的哲学论证，以理论规定实践去否定“改变世界”的革命性，进而宣告马克思现代哲学宣誓的破产。
海德格尔对《提纲》第十一条的批判，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强烈回应。我国学者认为海德格尔对马克思《提纲》第十一条存在很大误解，他们在指出海德格尔错误之处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提纲》第十一条的看法，这些看法紧紧围绕“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关系进行。
目前我国理论界对海德格尔批判的反应主要有三种论调：一是“协调论”，即认为马克思和海德格尔都强调“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统一性，只是各自用不同方式实现而已。如《论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统一 ――从海德格尔对马克思的一个诘问谈起》认为马克思通过实践消除主客体对立，海德格尔用此在消除主客二元对立，他们都是为了克服西方哲学发展史上的主客二元对立。在“协调论”看来，海德格尔并没有看到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在“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中的统一意义，由此才认为马克思把“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对立起来，可见海德格尔没有给予实践在马克思哲学中应有的重要地位。实际上，“协调论”存在一个前提假设，那就是把为马克思辩护作为理解“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关系的出发点，带着和解原则去理解海德格尔对马克思的批判，用统一与调和的方式思考马克思与海德格尔、“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这是带有强烈的主观愿望的，因而不能准确理解海德格尔的真实意思，没能对海德格尔的诘问做出有力的回应。其次是“层次论”，侧重于从存在论和认识论的不同层次理解“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关系，力图以此区分马克思和海德格尔两位不同哲学家不同的哲学观。如《“存在之思”还是“实践变革”？――评海德格尔论马克思的五个命题》认为，若从认识论角度上看，海德格尔的反驳是正确的；但若从存在论上看，海德格尔没有看到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因而是错误的，正由于海德格尔没有从纯粹的思中找到落地的方式，从而沦为更精致的形而上学。“层次论”实质是以不同标准分析问题，把存在论和认识论割裂，最后从存在论的角度摒弃海德格尔认识论的缺陷，以此对海德格尔的批判做出回应。这种反批判表面上很清晰明确，但事实上却把问题复杂化、模糊化，因为忽视海德格尔“此在”的本体论，无论是从认识论还是存在论，都没有进入海德格尔批判《提纲》第十一条的语境中，最后也就没有明白海德格尔的追问要义。三是“功能论”，即从“改变世界”的功能理解上指出海德格尔批判的狭窄与局限。如《“改变世界”的两个隐含维度――〈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第十一条的理解》认为马克思的“改变世界”存在理论构建和伦理诉求两个维度，海德格尔并没有看到这两个维度。在“功能论”看来，“改变世界”不仅仅包含理论构建，而且还是对共产主义的一种追求，所以功能论突出了改变的优先性与世界性的特点。“功能论”对《提纲》第十一条“改变世界”的理解是否合理是一回事，但对“改变世界”的功能诠释恰恰被海德格尔所批判。同时，对于同为读者的海德格尔而言，“功能论”的立场不同，见解不同，也就无法找出合理有力的论证。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到，虽然人们对海德格尔批判《提纲》第十一条的观点做出了反驳，但都存在各自的缺点，对海德格尔的批判并没有形成强大的合力。海德格尔对马克思的诘问不是个案，以还原论思维理解马克思在《提纲》中的“改变世界”的不止海德格尔，如马尔库塞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中认为“我们从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知道，恰恰正是人们的实践这一概念，划清了马克思和费尔巴哈之间的界限。另一方面，也正是通过这一概念（更确切地说，是通过劳动这一概念），马克思超出了费尔巴哈而回到黑格尔那里。”[3]马尔库塞始终注重哲学的思辨性，而把实践还原为劳动，从而从劳动中获取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异同。
可见马尔库塞同样采用了不断还原的方式去理解马克思的“改变世界”，“解释世界”的不断还原成为一种哲学论调的怪圈。所以，当我们反思海德格尔对马克思《提纲》第十一条批判的时候，需要不仅要破除还原论的魔咒，还要对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哲学观做出整体性、时代性和人类性的理解。
二、诘问的透视及实质
人们对海德格尔批判的反批判之所以没有形成有力的论证，很大程度上就是缺乏对海德格尔“解释世界”的语境分析。海德格尔对《提纲》第十一条的批判是在弗莱堡晚期（1928―1976年）进行的。在弗莱堡晚期，海德格尔有四个讲习班涉及马克思的讨论，分别是1966年的勒托尔讲座、1968 年的勒托尔讲座、1969 年勒托尔讲座、1973年的采林根讲座。海德格尔把哲学看成思的事业，在1969年勒托尔的讨论班中，海德格尔就《提纲》第十一条提出一系列追问。从整个弗莱堡晚期的讲习班看，要理解海德格尔的诘问，就必须注意不同讨论班主题的连续性。
这四个讲座大致以“逻各斯――理性――语言、科技、哲学――技术统治”为主题展开的，其中，海德格尔在“语言、科技、哲学、存在之遗忘”的主题讨论中对《提纲》第十一条进行批判。从这一点来看，海德格尔对《提纲》第十一条的理解并不是纯粹的“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关系问题，因为这四个讲座跨度大，必然包含海德格尔对马克思思想认识的变化轨迹，即在连续与断裂中显示海德格尔对马克思《提纲》第十一条的深刻理解。“语言、科技、哲学”之间内在的关系对海德格尔哲学观的形成产生了极大影响，因为哲学本身的功能具有明显的时代性，海德格尔所处的时代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已然发生巨大变化，科技对世界的作用截然不同。然而人们对海德格尔批判的反批判却忽视了连续性和哲学的时代性，只是从海德格尔还原路径的始末两端，即“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进行抽象的回应，忽视恰恰最为重要的中间环节，所作的反批判当然存在许多偏颇之处。
海德格尔对马克思哲学的认识存在一个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的阶段性区别来自他晚期讲座中所涉及的马克思问题。海德格尔从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到黑格尔的理性，从西方哲学辩证传统中把黑格尔和马克思在“建构和生产”上做出区分，在说明黑格尔和马克思在生产概念上的区别时，海德格尔引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一句话，即“人自我生产……人是一个工厂。人的自我生产就像他生产他的鞋一样”，说明马克思的生产概念。在海德格尔看来，黑格尔的生产就是反思的完成，是绝对精神的显现。从黑格尔进入“科学、语言和哲学”中，信息科学化使语言失去趣味，语言面临无所指的境遇，从而对哲学提出挑战，表现为哲学解释力的反思。因为在科学化时代，哲学变成一种类似于技术分析的东西，马克思对生产的精辟见解恰好为海德格尔思考“科学、语言和哲学”提供了借鉴的视角，这也验证了海德格尔还原路径中“生产”的引用。当哲学面临危机时，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一个文件，《提纲》的新唯物主义哲学引起海德格尔的注意。海德格尔不仅引用《提纲》第十一条说明思的过程所必须经历的路程，还对《提纲》第十一条提出诘问式的批判，进而把马克思“黑格尔化”，湮灭新唯物主义的革命性，提出自己在技术统治下解释世界的哲学。至此，要正确地思考海德格尔对《提纲》第十一条的发问，不能仅仅依据还原路径中三句话去理解，只有在正确解读海德格尔讲习班的基础上，才能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海德格尔的观点以及《提纲》第十一条。1973年的采林根讲座正像解剖人体有利于了解猿猴结构一样，有利于我们认识1969 年勒托尔讲座的批判。面对1973年采林根讲座技术统治人与统治世界的现实，海德格尔并没有屈服，而是把人作为一种此在，构建在思的敞亮之地栖居的哲学。在他看来，马克思就是人道主义者，是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者，马克思的思想就是虚无主义的极致，因为所谓的“改变世界”仅仅成为一个虚无的口号。在这种理解下，海德格尔认为如果马克思把人放在一个冲突的状态，生存在一个技术统治的环境之中，按照这种逻辑人不能全面自由解放，他转向“以此之在”的解释哲学，用解释驾驭改变，从方法沦、认识论的领域转移到本体论的领域，建立一种本体论的解释学，以变革以往哲学，甚至超越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哲学。这正是时代的特点。
由此可见，海德格尔沿着“改变世界”的还原路径，构建起一个解决“存在之遗忘”的“解释世界”的哲学观。在他看来，在技术统治下，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哲学观成为一种自相矛盾的、极致的人道主义。那么，按照海德格尔所揭示的“改变世界”的尴尬，我们应当如何理解《提纲》“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关系呢？
三、“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
“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在哲学中所处的不同位置，体现哲学家不同的世界观。“改变世界”是马克思的世界观，正是这一世界观指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单行本）序言中说“这期间，马克思的世界观远长在德国和欧洲境界之外，在世界一切文明语言中都找到了拥护者。”
对于哲学家的哲学观而言，“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是能够独立完整地存在的。通过怎样的方式理解《提纲》第十一条，也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我们思考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哲学观，人们应从方式解读和内涵解读这两种解读路径理解马克思的“改变世界”。方式解读试图克服解读《提纲》的随意性问题，包括介词问题，以确立统一的解读方式，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共同体的形成。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的新理解”一文认为传统的解读停留在“理论――实践”的理解框架上，强调理论的推演、功能等等，这与《提纲》前十条的线索不符合，因为《提纲》前十条就揭示了“实践――认识”的思维框架，所以《提纲》第十一条也应该遵循这样的解读方式。这样就以纵向的思维打破了把“解释”和“改变”同时置于两端的理解，明确把“改变世界”优先于“解释世界”的理解贯穿于整个《提纲》。又如“也谈《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的理解”认为完全可以多视角去认识第十一条，提倡用《提纲》前十条和写作《提纲》前后的著述为依据去理解第十一条，强调第十一条的革命意义，即消灭私有制，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以此超越由字词上形成的局限性。在内涵解读方面，对改变世界的意蕴，人们的理解是多样的。但主要还是强调从现实世界中改变世界，强调“改变世界”是对西方哲学强调先验传统的超越，认为从马克思哲学提出了西方哲学史上一直被忽视的问题。当然，有的人认为不应该夸大“改变世界”的哲学地位，如朱鲁子在《对马克思哲学改变世界的异议》中认为国内把马克思的哲学性质定义为“改变世界”是错误的，错误的根源来自《提纲》第十一条，对于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一是哲学，一是哲学应用，两者根本不一样，认为我们不要夸大马克思哲学的性质，不要把“解释世界”当做“改变世界”的副产品。
人们对《提纲》第十一条理解侧重在“改变世界”的意蕴和地位上，尤其是把“改变世界”看作是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体现。马克思的“改变世界”就是对当时社会制度的革命，改变当时的社会生活，所追求的是一种立足于人类社会基础上的哲学。但从某个角度上讲，海德格尔所提的问题似乎超越了社会制度的变革，因为时代的不同，科技、语言等的发展似乎更加说明“解释世界”比“改变世界”更现实。所以，从理解方式和内涵上也不足以对“改变世界”的革命性做出新的思考。
四、“改变世界”的时代意蕴
无论是从反批判的角度认识“改变世界”，还是从文本本身把握“改变世界”的革命性，都存在一定局限。在现代，我们要正确理解《提纲》第十一条，就应该超出“解释”和“改变”的对比框架，突出“改变世界”的主体力量以及自然涵括，才能重塑马克思哲学“改变世界”的解释力。
“作为一门学科的哲学，把自己看成是对由科学、道德、艺术或宗教所提出的知识主张加以认可或揭穿的企图。它企图根据它对知识和心灵的性质的特殊理解来完成这一工作。哲学相对于其他领域而言能够是基本的，因为文化就是各种主张的总和，而哲学则为这些主张进行辩护。”[4]马克思哲学对以往的、既有的哲学进行批判，提出新的哲学观，依据的是历史规律而不是心灵和知识。在《提纲》之前，马克思对哲学、宗教、技术等作出哲学的批判，进而以经济事实为基础，提出以往的哲学家都在“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观点。可见，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哲学使命穿透哲学、宗教、政治经济学等多重屏障才到达对现实问题的深刻把握。现代化是一场“改变世界”的运动，它并不侧重于社会根本制度，而是以生活的方方面面为内容的改变，科学、宗教和艺术都在其中发挥巨大作用，马克思哲学要参与“改变世界”，就要面临巨大的现实挑战，即“马克思哲学向何处去”，除非马克思哲学回到传统“解释世界”中去，放弃“改变世界”的人民主体，在主客体关系中不断纠缠，正如理查・罗蒂所说的“为这些主张进行辩护”，否则就要在“改变世界”的方式方法上走出一条超越科学、宗教和艺术的道路。
“改变世界”的论点是从政治经济学的经济事实中得出的。从更广泛的意义讲，除了经济基础之外，按照海德格尔的路向，科学、语言、艺术等都得到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改变世界”的哲学还应在科学、宗教和艺术中找到其符合时代需要的位置或把握问题的恰当方式，以此重申马克思哲学“改变世界”合法性。在科学主导的时代，科学的概念浸润在思维中，成为一个时代象征的概念。相对于科学，艺术和宗教对于哲学的时代冲击并不落伍，艺术把主体的力量彰显，娱乐化成为变异了的艺术范式，大众娱乐成为反抗科学、反抗哲学的一种形式，娱乐化越强烈，科学精神越难以生根。沉思的哲学是被时代需要的，但表达沉思的方式却越被时代淘汰，艺术对人性欲望的释放比哲学更好，时代需要的是可信又可爱的哲学。哲学与宗教处于世界观层面，宗教是一定阶段的文化，是需要的形而上综合。然而在全民缺乏信仰的情况下并不会简单地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需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同时，艺术和宗教的东西科学化，在日常生活中传播，进行文化塑造，投向科学叙事成为它们的内在逻辑，这是时代需要。反过来说，是不是时代不需要“改变世界”的哲学观呢？换句话说，就是“改变世界”的时代意义是什么？
历史事实是马克思“改变世界”哲学观最有力的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中国运用。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产生了《矛盾论》、《实践论》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中，“改变世界”是对所有制，即生产关系的变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用历史事实证明马克思“改变世界”哲学观的合法性。从本质意义上讲，此时的“改变世界”是对社会制度的变革。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改变世界”主要是在所有制建立之后，对以科技为主的生产力力量的释放。而实际上，科学的本质是发现，在当今，现代科学精神并没有完全深入中国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只能说在底层具备物的器具，并没有物的形而上之思，科学技术对自然世界的破坏更多的表现在主体科学素质不高的现实上。因而，生产力越发展，科学技术这一“改变世界”的力量越显示出其对自然生态的极大破坏，此时所发生的是生产力层面的变革。这些都是科技、宗教和艺术所不能解决的问题，都必须从马克思哲学的角度加以反思。
活着就为改变世界范文第3篇
每一种事物都有存在的价值，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你可以选择，而这种选择就是取决于你自己对待生活的态度。
生命开始时，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什么都没有带来，可是当时间的流逝，这种差距就越拉越大。不同的道路，不同的选择，使人走入不同的未来，造就了人们的不同。命运之主从来都是公平的，而且他一定会给人很多条路来选择，在不同的时间，他给你改变的机会，也给你悔过的时间，但是尽管这样，大量的人还是默默终老。
有些人总会抱怨为什么不公平，给了别人那样的机遇，而给自己的却是各种各样的不顺心。每一天都会有各式各样的苹果在世界的各地以不同的方式掉落，可是只有一个牛顿抓住了这样的机会，成就了物理学。自问一下，如果这个苹果砸在了你的头上你会是什么反应，或许是大骂一声，或许是捡起来咬一口。
人们总是在看到别人站在巅峰时才回去眼红，感慨，也只会去抱怨命运的不公，却忘记了别人的付出，然后继续他们那种无聊的生活。终日不知所作，等待天上掉馅饼，只有看到别人成功时，才会有那么一时的感慨，想要改变命运，但是他们只有三分钟的热度。
真正的强者，他们敢于挑战命运，没有什么是他们的羁绊，战天，战地，战自己。他们的一生永远没有终点，不断的超越，不断地挑战极限。永不满足的信心，敢于实践的双手，哪怕面前是十万大山，无垠大海，他们照样闯荡。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活着的意义，存在的价值，就是改变世界。
1955年，在美国加州硅谷诞生了一个小男孩，他没有俊朗的外貌，显赫的身世，也没有显出傲人的才华，并且被父母抛弃，一个普通的甚至有点悲哀的小男孩。他的生活也很普通，小学，中学，，高中，考上了当时一所不错的大学。或许，到此为止，我们还会认为他的一生会平淡无奇，但是也是从这开始，他开始了不平凡的一生。首先上了一年大学就辍学，并且开始进入当时的新兴产业——私人电脑。数年后和好友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电脑，并且开办了一家公司。效益一般，有时还有亏损，但是他没放弃，继续走自己的路，同时，他发现了鼠标的魅力，开始研究这种当时在美国被称为“电老鼠”的东西。八十年代末，因为公司高管的权利纷争，他迫不得已离开了自己一手创办的企业。但是他没有消沉，永不停止的信念成了他唯一的动力，因为同时他被发现可能患有癌症。他又开启新一轮的创业，动画制作公司，90年代九十年代，动画还是很陌生的词语，但是他凭借他敏锐的商机，再次告诉世人他的选择是正确的。90年代末，因为公司合并，他又重新回到了他的公司，当时公司的效益很差，但是，他再次化腐朽为神奇，一年扭亏为盈。21世纪到来，他的一个小小的创意，惊动了全世界，世界惊呼“宛若神人”。他就是iphone，ipad，itouch，imac的父亲，以及迪斯尼公司最大的个人股东，拥有上帝第三个苹果的人，斯蒂文—乔布斯。他在他的最新产品IPHONE4S诞生时去世了，但是去依然没有停下他那改变世界的脚步，他的去世使全世界再次震动，世界上最强大的IT巨头纷纷表示哀悼，谷歌，英特尔，戴尔这些神一般的公司的统治者纷纷为这位神一般的天才的历史表示痛心，当微软总裁，前世界第一富豪，同样是旷世奇才的比尔盖茨公开表示哀悼时，人们突然发现，他，斯蒂文—乔布斯，就算是离开了这个世界，依然在改变这个世界。
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这是他的名言，这也是活着的价值所在。
醒悟吧，为了自己，还不晚。
行动吧，为了明天，有希望
活着就为改变世界范文第4篇
旧哲学对世界的理解是抽象的。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变革的实质，是确立了以物质实践活动为基础的人类世界的实在性。这不仅是确立了一种全新的哲学观，也是确立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正是通过这种全新的哲学观和思维方式，马克思超越了旧哲学对世界的抽象理解，真正将哲学理性思维与人类的现实生活联系了起来。将理性思维的真理性建立于实践的基础之上，将实践理解为现实生活世界中的客观活动，意味着对哲学功能的全新理解。在这种理解中，现实的生活世界不再以抽象的形式呈现，哲学理论也不再玄远。因此，在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观的变革中，哲学功能的转变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任何一种哲学都不可能不解释世界，关键在于怎样解释世界，在于为什么要解释世界，而这恰恰取决于这种哲学对哲学功能的预设。马克思之前的一切哲学都无例外地将哲学仅仅视为穷究世界之理的学问，无论它们对世界是“从客观的形式去理解”还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都不可能不陷于对世界的抽象解释。现实的生活世界是活生生的、历史地发展着的，而单纯的解释就是说明和分析，是不可能以活体为对象的，因此，对于马克思之前的旧哲学来说现实的生活世界在其视野之外。旧哲学之所以不能理解“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48页。)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从来就没有打算这样做，在于它们对哲学功能单纯的解释性预设。旧哲学只是想解释世界，因此，它就只是把自然看作僵死的解释对象，而把人看作是独立于自然存在的解释者。在这样一种视域中，人和自然是相互分离的存在。由于作为主观者的人站在作为客观者的世界之外，世界也就只能以两种可能的方式获得理解：一种是纯客观方式的理解，即“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另一种是纯主观方式的理解，即从人“抽象的”、“能动的方面”去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48页。)毫无疑问，只要哲学没有打算在头脑之外说明头脑，它就不可能不受到头脑的束缚。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们相信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到黄昏时才起飞，相信只有当对象成为一种客观性存在时才能为哲学所把握，因此，旧哲学也就不可能在建构生活世界中发挥作用。马克思哲学观中的革命因素首先在于它对哲学功能的革命性预设，在于它不满足于哲学解释世界的功能，因此，它必然将哲学理解为照亮人间未来之路的普罗米修斯之火。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马克思自己对哲学所作的说明，即哲学只有通过改变世界的活动才能证明自己的真理性和存在的价值，才能证明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这其实包含了马克思对哲学功能的预设，并且其哲学观的确立也有赖于这一预设。马克思并不是为了比前人更好地解释世界而进行哲学变革的，从一开始，他就将变革哲学的目的与改造世界的目的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这一点，使他能够撇开纯粹的经院哲学问题而在人的现实活动中寻找思维的此岸性，使他能够看到以往的哲学家们所无法看到的实践的价值。马克思从来反对将哲学理解为一种建构抽象世界观的活动，在他看来，哲学如果不为解除人间的饥饿而发挥作用，它就不可能是什么科学的世界观。可以设想，如果马克思没有将自己的理论活动与火热的现实生活相联系，他就不可能超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而实现哲学观的变革。马克思哲学观的科学性、真理性和生命力，就在于它为自己所设定的改造人类生活世界的革命性目标。这决定了它不仅要通过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概括与反思而解释世界，更要通过对现实生活世界不断地批判而建构作为现实世界否定形态的理想世界。马克思说：“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48页。)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将自己的哲学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在这里，“实践的”一词的基本含义在于强调了他的现代唯物主义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而非其他。由此可见，马克思哲学观的确立与他对哲学功能的革命性理解是分不开的。
理论之所以能够改变现实的生活世界，首先在于它将生活世界作为批判的对象看待，对其持批判的态度；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亦在于它关怀时代的命运，以建构理想的生活世界为己任。马克思从来就没有在他的原始文本中系统地阐明过自己的哲学观，他的哲学观是在对现实生活世界从未终止过的批判中体现出来的。因此，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无论“回到马克思”还是“重读马克思”，都不仅是为了更准确地解释其原始的文本，而且是为了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功能，是为了重新找回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精神。生活世界是变动不居的，今天的生活世界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生活世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继承马克思，因为任何一种哲学所体现出的批判精神和批判功能都不等于具体的批判本身。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生活世界的具体批判可能会过时，可通过那些具体的批判而体现的批判精神和批判功能却不会过时，只要它借以建立的现实生活世界尚存。所以，人们是否可以在今天坚持马克思哲学观的关键，必将通过对如下问题的回答而显示结论：19世纪的马克思所批判的现实生活世界是否依然存在?即作为批判对象的这一现实生活世界是否依然是现实的?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多重批判纬度
勿庸置疑，马克思毕生都在致力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但他并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历史，没有看到20世纪之后市场经济所经历的一系列改变。因此，我们必须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全面看待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并认真地从其具体批判中探讨他哲学的批判功能和批判精神。
以今天的立场看，马克思在19世纪对资本主义所作的批判，其实是对早期形态的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总体上说，这是一个由多重纬度、多种批判共同构成的总体性批判。在这一批判中，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作的政治批判虽然影响深远，却也只是整个批判中最为外显的部分；对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系所作的经济批判虽是最深刻的内容，却也只是整个批判的一个深度切口；而对整个市场经济社会所作的总体性的社会批判才具有更为深远的内在意蕴。当年马克思针对早期市场经济社会所作出的有些具体结论可能的确已经不再适合于今天的现实，因为市场经济社会的存在形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而这意味着作为批判对象的现实生活世界的巨大改变。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马克思对早期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并非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单一政治批判，亦非对这种经济制度的单一经济批判，而是包含着多重纬度的社会批判和历史批判。而这一点恰恰就是奠立在实践观的基础之上，并包含了对现实世界和人的存在方式的全新理解的哲学批判。换言之，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所作的社会历史批判是他对生活世界的总批判，因而是以哲学的方式而不是以具体科学的方式批判现实的世界。不理解马克思哲学观与现实生活世界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哲学观的独特性和它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不理解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是一种社会历史的批判，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马克思哲学观实践转向的真实含义。
马克思政治批判的主要对象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制度。这一批判显示了他对早期市场经济社会中具有强烈阶级对抗性质的现实政治生活之本质的揭示、反思和改变的诉求。借此批判，马克思所要达到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建立一种能够促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只有把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当作精神武器，才能改变现实的生活世界，从而实现其自身和一切人的解放；同时，哲学也只有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才能成为起到促进人的解放作用的真正现实的哲学。正因为马克思把哲学活动看作是一种现实的批判活动，他的哲学观与他的政治批判之间的联系也是现实的。他说：“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7页。)应当说，和马克思的其他批判目标相比，其政治批判目标是最为具体的，是对实践活动最具指导意义的理论批判。一方面，在这一批判中，作为具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是一种最为现实的社会主体条件，它的存在第一次使历史主体的活动和历史发展之间的互动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在早期市场经济社会中，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是一种最为现实的客观条件，它的存在以及它所导致的尖锐阶级对抗将历史主体与历史发展之间的互动变成了现实的历史运动。因此，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成为他所有批判中最为尖锐、最为直接、最具穿透力和最具实践价值的批判；而且，人们往往也最容易将这一批判看作是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进行批判的标志，最容易从这一批判出发理解马克思对整个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与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作的政治批判相比，他对这种政治制度得以建立的基础——早期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所作的经济批判更为深刻，也更具有持久的价值。直到今天，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剩余价值等理论仍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但这里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是否可以和市场经济的经济形态相剥离?即在理论分析的意义上，对资产阶级统治所作的政治批判是否可以与对市场经济所作的经济批判相剥离?对于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模式来说，这种分析本身无疑就是用超阶级的原则取代了阶级分析的标准，因而是不可取的。可是，当与意识形态对垒的坚冰被逐渐打破之后，当多种模式的市场经济的存在已经成为一种不容质疑的现实的今天，我们将必须直面这种分析。当然，对于我们所作的这一剥离来说，还存在着另外一个显见的驳难：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批判是建立在对市场经济的经济批判之上的，因此将两者剥离开来必然会导致对马克思理论整体性的割裂。对此，我们可以找到历史的和理论的例证为自己辩护。正如在现实的历史过程定的经济结构并不绝对地导致唯一的政治后果一样，在理论上一种特定的经济分析也不绝对地导致唯一的政治理论。例如，在历史上，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既产生过英国的立体，也产生过法国的共和政体；在理论上，从自由市场的经济理论中既可以推断出洛克式的市民社会模式，也可以推断出孟德斯鸠式的市民社会模式。同样的道理，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从他对早期市场经济的经济分析中推断出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结论无疑具有其合理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市场经济社会发展唯一可能的道路，也不意味着马克思对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形态所作的经济批判只能得出政治革命的结论，马克思在不同的著作中所作出的不同论述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将马克思的经济批判同政治批判剥离开来，并不是想要说明马克思经济批判的超历史性，而是为了强调它作为理论所具有的普遍性。在这里，我们更是为了强调，市场经济并非只能与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相结合，因此，马克思的经济批判，以及以之为基础的整个社会批判所指向的生活世界依然存在。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所作的政治批判和他对市场经济体系所作的经济批判是具体的，它们分别代表了马克思政治学和经济学研究的成果，这些批判只是他对作为总体的市场经济社会所作的社会历史批判的不同侧面。只有当我们从马克思对整个市场经济社会的总体性批判中，才能真正把握住马克思理论中所透射出的历史感和哲学批判精神。
三、马克思哲学观中的社会批判之维
作为特殊形式的社会活动、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本身就要求以之为对象的理论批判的具体性，可是，具体的理论批判也总是因其具体性而具有较强的历史性。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社会所作的社会批判，是一种以现实的实践为基础的历史主义的批判。这一批判纬度并不以特定历史时期内的阶级关系为分析基础，而是以人的整个活动以及活动的历史变化为分析基础，因而并不直接指向特定的阶级对立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关系，而是指向一般的人类活动方式的转向所造就的现实生活世界——市场化进程所导致的整个社会生活状况。这一社会批判也不同于对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系所作的经济批判，它不仅仅局限于对市场交往关系的分析，而是要通过这一分析考察整个人类社会关系的异化及其克服途径。如果说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系和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因其依据于早期市场经济的经验而遭到一些当代西方学者的质疑和冷落的话，他的社会批判则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直到今天仍然被广泛地关注和尊崇。当然，无论冷落还是关注都只是一种表象，隐藏在这一表象背后的深刻原因是，马克思哲学观中的社会批判纬度是以更为全整的人类生活世界为批判对象的，是建立在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基础之上的，因而也蕴含着更为深远、更为本真的哲学批判精神。马克思对早期市场经济所作的经济分析和对早期资本主义制度所作的政治分析中的许多具体结论已经成为思想史，但是，他对市场经济社会中人的生活世界所进行的批判却仍然在书写着未来的思想史。
活着就为改变世界范文第5篇
一、黑格尔辩证法的“伟大之处”与本体的虚幻性
从理论来源上看，人们普遍承认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法有着直接的理论渊源关系。黑格尔哲学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能动的辩证法思想。这种能动性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实体即主体”命题中。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黑格尔指出：“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者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1］(P10)实体就是指一个“真实的东西”，主体就是指这个东西的能动性。实体即主体命题，意在强调作为“真实的东西或者真理”的实体不是“僵死”的实体，而是“活的实体”，“而且活的实体，只当它是建立自身的运动时，或者说，只当它是自身转化与其自己之间的中介时，它才真正是个现实的存在，或换个说法也一样，它这个存在才真正是主体”。［1］(P11)在黑格尔那里，实体具有“永恒的不安息”性，实体就意味着实体“这种自己变成他物、或变成它自己的对象和扬弃这个他物的运动”。［1］(P23)实体的运动就是这样一个自己否定自己，自己将自己树立为对立面，然后扬弃自身，重建自身的同一性的过程。由于实体的这种自我否定是否定掉低级环节而保留了其中的合理的因素，因此，这种否定具有肯定的意义，它不是在原地打转儿，而是意味着螺旋型的“上升”，意味着“发展”。实体的自我否定、自我回复也就是实体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可见，实体即主体命题集中体现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这种能动的辩证法思想的灵魂就是自我否定性。
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命题及其所体现的能动的辩证法思想非常重视。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把实体了解为主体，了解为内部的过程，了解为绝对的人格。这种了解方式就是黑格尔方法的基本特征”。［2］(P75)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然而，由于在黑格尔那里，实体并不是客观的物质的东西而是超感性的绝对精神（或称“绝对理念”），因此，黑格尔的实体概念具有典型的客观唯心主义特征。在黑格尔那里，实体的自我运动不过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异化、自我展开、自我扬弃。绝对精神的这种自我运动虽然实现了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在一元论基础上的统一，但却使人与世界的关系“颠倒”化、“神秘”化了。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资本论》等著作中多次提出批评。总之，由于黑格尔的辩证法奠基于超感性的绝对精神之上，因此，尽管这种辩证法体现了伟大的能动性思想，但“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为了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必须把它倒过来”。［3］(P112)而要想拯救黑格尔辩证法，最根本的就是要彻底废黜这种辩证法赖以产生的本体——绝对精神，使它能够奠基于一个坚实的而非虚幻的本体之上。
二、“现实事物”——唯物辩证法的本体
在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本体问题不是辩证法的“一个”问题或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是事关根本的实质问题。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的本体是绝对精神，他的辩证法与绝对精神是一体的，是不可分开而谈的，他的辩证法就体现在绝对精神的自己“二元化”自己、自己“回复”自己的自我展开的过程中。因此，颠倒这种颠倒了的辩证法的根本办法就在于颠倒这一辩证法的本体。唯物辩证法之所以实现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唯物辩证法将感性的“现实事物”作为辩证运动的本体，从而做到了将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过程扬弃为现实事物的辩证运动过程。马克思指出：“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3］(P111-112)因此，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以“物质的东西”即“现实事物”为本体的“唯物辩证法”，而且唯物辩证法与现实事物是一体的，唯物辩证法就体现在现实事物自我否定、自我扬弃的过程中，离开了作为辩证运动本体的现实事物，就既没有唯物辩证法，也没有唯物辩证法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
这就是说，以现实事物为辩证法的本体，首先必须确认“物质的先在性”，确证“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然而，当以劳动为基础、物质世界分化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两大领域时，科学说明社会的物质性，就成为阐释辩证法的物质本体的关键问题了。此是其一。其二，社会是人及人的社会关系的存在形式。因而在确定的本体论视域内，现实事物作为一种“物质的东西”无疑是包括人和人类社会的。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现实的人”的概念，认为，“现实的人”具有感性、对象性、活动性、社会性和历史性等特征。这里，我们可先来分析前三个特征。第一，现实的人首先是感性的人，是“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第二，现实的人是对象性的人。现实的人作为感性的存在物也必然是对象性的存在物，因为在马克思看来，“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想像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即现实的，就是说，它是感觉的对象，是感性的对象，从而在自身之外有感性的对象，有自己的感性的对象。因此，在马克思那里感性的存在物必然也是对象性的存在物，反之亦然。同样，正像感性的存在物必然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一样，现实的人作为感性的人也必然是对象性的人，也就是说，现实的人必然“有自己的感性的对象”；而且，现实的人的“感性的对象”，作为现实的人的对象性“本质力量”的表现，是与现实的人处于密不可分的状态中（正如不能将农民与其所耕种的土地人为地割裂开来一样），二者构成了一个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第三，现实的人是活动的人。然而，这种活动不是唯心主义所理解的“想像的主体的想像活动”，也不是“直观的唯物主义”所理解的仅仅作为“感性客体”而存在的活动，而是“对象性的活动”。［4］（P73、54）马克思认为，社会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作为人的活动的实践在本质上又是“物质实践”，所以，尽管现实的人是具有能动性的实践活动着的人，但它依然是物质世界的一个层次、一种客观存在。换言之，在本体论的视域中，无论人作为感性的人、对象性的人乃至活动的人的规定性，都被客观物质化了，都是物质世界的构成部分。只不过，人及人所构成的社会是物质世界能动的运动发展的高级阶段而已。进一步讲，由于现实的人作为对象性的人只能通过改变“自己的感性的对象”的方式去改变自己，因而在逻辑上“感性的对象”的改变优先于现实的人的改变，现实的人的能动性和“本质力量”只有转化为“感性的对象”得以自我改变的能动性和力量时才能展现出来，这样，“感性的对象”的能动性反而成为现实的人的能动性的根据。总之，自然、社会包括现实的人在内的历史的具体的统一，从而构成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客观世界，就是作为唯物辩证法本体的“现实事物”。
三、事物“自生的发展”与人的目的性追求的统一
由于唯物辩证法以现实事物（以下事物指现实事物）为本体，因此，作为一种发展学说的唯物辩证法，具体而言，就是关于事物发展的学说。对于事物的发展，我们可以从外在形式和内在本质两个层面来理解。
从外在形式上看，事物的发展表现为事物自己运动自己、自己生成自己、自己扬弃自己的“自生的发展”。
在马克思之前，黑格尔对发展概念有较为深刻的理解。在《哲学史讲演录》中他指出：“为了理解发展的意义，我们必须分别开两种不同的情况。第一，就是大家所知道的潜能、能力或我所谓的‘潜在’。发展的第二个意义，就是‘自为自在’，亦即真在或‘实在’”。［5］(P25)“潜在变成存在，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在这个变化的过程里，它仍保持为同一物。它的潜在性支配着全部过程。”［5］(P27)在黑格尔看来，“发展”是指同一个东西自己否定自己的潜在的状态而把自己实现为“自为自在”的过程，亦即一开始就已存在了的东西慢慢成长、壮大，直至最后显现出来。因此，黑格尔的发展观念实际上隐含着一种“胚胎发育的隐喻”。尽管如此，黑格尔的发展观中所包含的如下原则，即发展是以“内在必然”的方式展现出来的同一个东西的自己运动、自我生成、自我更新的原则，却是非常深刻的。列宁在《哲学笔记》中非常重视这种“一切自己运动的原则”。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列宁指出：“运动和‘自己运动’（这一点要注意！自生的（独立的）、天然的、内在必然的运动），‘变化’，‘运动和生命力’，‘一切自己运动的原则’，‘运动’和‘活动’的‘冲动’（Trieb）——‘僵死存在’的对立面，——谁会相信这就是‘黑格尔主义’的实质、抽象的和abstrusen（费解的、荒谬的？）黑格尔主义的实质呢？必须揭示、理解、拯救、解脱、澄清这种实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做到了这一点”。［6］(P117-118)
与黑格尔的发展观一样，在唯物辩证法那里，发展也是同一个东西即现实事物的自己运动、自我生成、自我更新的过程。具体地说，作为发展本体的现实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失去自己，并不是现实事物本身变成了一个与自己毫无关系的另外一个新东西，而是现实事物在发展过程中“仍保持为同一物”。因此，从形式上看，事物的发展表现为这样的一种矛盾：事物的发展作为旧事物转变为新事物既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同时又表现为连续过程的中断，表现为一种根本性的变革。我们常说，发展是新事物的产生、旧事物的灭亡。新事物与旧事物必然有质的不同，否则就谈不上发展；但另一方面，新事物从旧事物中转化而来，它们之间同时又具有“同一序列”关系，否则，当然也就无所谓发展。总之，从外在的表现形式上看，事物的发展表现为事物的存在状态的自我改变，即事物的自我生成、自我更新、自我扬弃、自我超越，亦即事物“自生的发展”。
从内在本质上看，唯物辩证法作为一种发展的学说，是与人的目的性追求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唯物辩证法那里，发展不是一个中性词，发展与进步一样均具有价值的内涵。当我们说事物“发展”的时候，意味着它趋向一个更“好”的目标或趋向更“高”的形式。换言之，事物的发展不是一个没有方向的运动变化过程，而是如列宁所说的是一种“上升”运动、“前进”运动，这种客观运动过程与人类的进步事业，与先进的人们、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实践活动及其追求是一致的。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实践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它的“自觉的目的性”。马克思曾指出人的劳动的特点就在于，在劳动中原因（目的）和结果（实现了的目的）是同一个东西。他说：“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7］(P202)恩格斯也曾指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人都是“追求某种目的的人”。［8］(P247)社会历史领域内的有理想、有目的追求的人总是不满足于自己的现实，总是要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把既有的现实变成自己所要求的理想性现实。质言之，事物的“发展”就是事物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生成。而事物的合目的性生成作为人的目的的实现，也就是人的自我实现、自我发展。例如，当人们通过植树、种草等实践活动使自己周围的环境朝着人们预期的目的改变的时候，人们可以说环境改善了、发展了；而环境的改善、发展，同时也就意味着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人的现实生活质量的改善与提升。也就是说，环境的发展也就意味着以环境为对象、与环境处于一体化状态中的人本身的发展。总之，在唯物辩证法那里，事物的发展作为事物的一种自我否定、自我生成的运动，是事物由低级到高级的“前进运动”，而事物的这种“前进运动”的前进方向正是对人类进步事业的追求。
四、事物的发展与对事物的认识的统一
现实事物的自生发展就是现实的人的目的的实现。然而，现实的人在按照自己的目的去“改变世界”时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而必须面对客观世界，以客观世界为转移。换言之，现实的人的目的性要求必须积淀着关于现实事物的规律性认识。事物的发展与对事物的认识是统一的。
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P61)马克思与一切旧哲学家的根本差异在于，旧哲学家仅仅停留在解释世界上，而马克思认为改变世界才是他的哲学的根本任务。然而，这并不是说旧哲学家不想改变世界。众所周知，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们都是“非常革命的”。而且恩格斯甚至指出，把自己的哲学“从理论转移到实践中去”以达到“改造整个世界”的目的，这是“几乎所有的哲学家所共有的幻想”。［8］(P225)那么，为什么旧哲学家们实际上又不能真正达到改变世界即推动世界发展的目的呢？其原因亦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即由于他们以为发现了适用于一切世代的超历史的“永恒的真理”、“永恒的正义”，以为只要这些代表着“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改变世界的目标、理想被运用于现实，那么，“迷信、非正义、特权和压迫”都会随之消失。可见，旧哲学家们之所以不能真实地推动世界向前发展，他们激情澎湃地改变世界的要求或主张之所以最后不自觉地沦为对现存世界的解释与辩护，并不在于他们不想改变世界，而在于他们总想从一个永恒不变的终极真理出发来规范现存的秩序，这种做法必然导致他们的目标、理想是脱离实际的。这表明，不是任何形式的目的、理想都是合理的。实际上，那种能够真正推动事物发展的合理的目的、理想的形成，需要认真的调查研究，需要积淀着关于对象事物的规律性认识。以共产主义理想为例，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人们关于未来的理想社会曾经提出了种种不同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但这些理论大都具有空想性质。所以如此，主要是这些理论把共产主义误解为从某种永恒真理和永恒正义、人性本质、道德规定中推演出来的抽象物。与之不同，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4］(P87)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那种从某种假定的先验原则推论未来社会应当如何、“共产主义应当是什么样”的做法，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与那些将共产主义当成“一种教条的抽象观念”不同，马克思说：“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9］(P416)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主张从分析资本主义旧世界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矛盾中寻找、发现通向未来共产主义新世界的道路。这种不从抽象原则出发，不竖立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而是对现状持批判的分析态度，强调在认真分析现实的基础上面向未来、不断创新的精神，正是不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一脉相承的东西。
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永远是一种有目的的活动，如果失去了目的性，实践便会成为没有意义的活动。但是，现实的人要想通过实践活动实现自己的目的，真实地推动现实事物的发展，那么其目的性要求就不能是一种脱离现实事物的特点与规定性的主观设定、主观空想，而必须积淀着关于现实事物的规律性认识，即人的合目的性要求，要以事物的合规律性形式表现出来，合目的性的实现有赖于合规律性。当然，随着实践的深度和广度的历史性变化，人们对规律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相应地，目的性的要求也在变。因此，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是历史性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先验公设。
五、事物的发展与人的改造活动的统一
人的实践活动不仅是有目的的活动，而且还是一种能动的改造活动。对于这种改造活动的实质，人们常常简洁地将其概括为“客体主体化”与“主体客体化”的统一。在这两者的统一中，人实现了改造世界与改造自身的统一。因此，人的实践活动“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基础”，［4］(P77)没有实践活动的这种能动的改造作用，就没有我们全部生活和整个历史。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感性世界的存在依存于实践。那种把现实世界淹没在实践之中的实践一元论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误解。我们应当在坚持唯物主义立场的前提下，正确看待这种能动的改造活动的性质、方式与界限。实际上，人的这种能动的改造活动并不是没有制约的。在唯物辩证法那里，实践活动作为感性的人的对象性活动，既不能与其载体即现实的人分离开来，也不能与其所指向的对象即现实事物（亦即现实的人的对象）割裂开来。首先，从对象方面看，现实的人作为对象性的存在，只能将自身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表现和确证为“作为自己本质的即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因此，现实的人的改造活动在现实中的展开，首先取决于“自己的感性的对象”的存在。其次，从载体方面看，现实的人不但是感性、对象性、活动性的存在，而且也是社会性和历史性的存在。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存在，现实的人的改造活动受制于与之处于相互作用之中的其他人的活动；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存在，现实的人的改造活动受制于前人的活动所遗留下来的作为“前提”而存在的“结果”。可见，一方面，现实的人的改造活动不是随心所欲的，不是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进行的，恰恰相反，首先是在给予的、给定的、别无选择的条件下进行的；另一方面，现实的人的改造活动也不是无限的，它在现实中所可能展开的程度是客观的、历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