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金融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西部地区；经济；金融

一个地区的经济成长必须具备四种基本资源：金融资源、技术资源、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最大的障碍来自于区域金融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和金融积累不足．本文试图剖析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形成中，货币政策金融制度等金融约束的生成机理并寻求缩小金融差距、实现金融趋同拔而达到“内聚”的金融发展战略．

一西部地区金融资源的现实背

经济系统向前推进需要大批金融资源，金融资源无疑是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动因和关键约束．受历史的、自然的、地理位置的赴会文化的，尤其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约束，西部地区的金融业总体不发达，金融在西部地区经济成长中的贡献不如东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金融相关比率差异(即金融资产GDP的比值)．西部地区的国土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55％，占全国该行业国内生产产值的14．5％；1999年，西部地区金融业、保险业的国内生产产值为607亿元，仅占全国该行业国内生产产值的14．7％，而同期东部为39％．这说明西部地区金融对经济的贡献不及东部大．

2．金融资产总量较小。1997年，西部地区金融机构各项存、贷款余额分别占全国金融机构的13．4％和15．3％，而同期东部地区为65％和57．l％；1999年，西部地区金融机构各项存贷款余额分别占全国金融机构的142％和16．3％，而同期东部地区为63％和58％．这说明西部地区资本形成存在障碍．

3、金融组织结构中．西部地区金融业务集中于国有商业银行，中小金融机构和外资银行业务发展相对缓慢．1999年，西部地区国家银行存款余额占全部金融机构存款余额的78％：贷款余额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83．4％．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个百分点左右．而中小金融机构和外资银行业务的比例均较小．这说明西部地区存在金融浅化的倾向．

4．金融发行和交易额较小．1997年．西部地区上市公司总数137家，同期东部地区上市公司总数473家1999年，西部地区上市公司总数148家，仅占全国上市公司总数的17．39％；1999年，西部地区有价证券发行量仅占全国发行旦的3．57％．同时，到目前为止，产业投资基金、证券投资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基本上还是空白．

5．金融经济开放度大大落后于东部．东西部地区经济开放度存在东高西低的特征．东部地区的开放度为16.60％，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西部地区(2．68%)近14个百分点．1998年，西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13．74亿美元，仅占全国利用外资的3％，低于广东、江苏等东部任何一个省(市)规模．这说明西部地区金融经济未打破“内循环”态势，如图示：

东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程度比较

二西部经济成长中金融约束的原因

地区间金融资源开发的差异并不能完全归咎于自然环境，否则，最终将陷于“自然决定论”，区域经济的崛起无法实现．从理论上讲，同一国中区域经济的差异应该是暂时的，从政策上讲，也允许区域经济的发展有先有后，但若西部长期贫困下去，也无法实现共同富裕的梦想．

按照哈罗德·多马的增长模型，假定在短期内资本产出率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形成率(储蓄率)成为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索．同样，在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中，资本稀缺(低储蓄能力)成为国家经济．贫困的直接原因和必然结果．再者，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把资本积累提高到10％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而刘易斯则更加直接地把一国从5％的储蓄率提高到12％的储蓄率，称之为经济增长的“中心问题”．所以，地区经济发展快慢从根本上取决于金融资源的开发和金融资本的积累．魏后凯认为，1986—1997年间中国三大地带和中西部各省区独立核算工业总产值增长率的差异大约有33％一56％是由资金投入增长率的差异引起的．

在我国的经济成长中，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造成了人均收入水平低，从而边际储蓄倾向低，以至于资本形成和有效需求都不足．经济运行过程中既缺乏资本供给方面的推动力，又缺乏资本需求上的拉动力，导致贫困的恶性循环．西部地区经济成长的主要障碍在于金融资源效率低下和资本积累不足．造成西部地区经济成长中存在严重的金融约束的主要原因为：货币金融制度内在的缺陷对西部金融资本形成负面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一元货币政策下货币价值的“二元性”

(1)西部地区货币价值被低估．货币具有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货币的内在价值表现为货币的购买力，货币的外在价值表现为货币的价格，即货币的利率或汇率。西部地区货币价值呈双低态势。一方面，西部地区货币外在价值低．由于货币币值和通货膨胀率在地区之间的高低不同，从而使市场利率的决定与形成也不一致．一般而言，通货膨胀率高的地区市场利率水平应该较高，资金的利润率也比较高．货币逐利的本性引起地区之间的货币交易投机，造成西部地区资金向沿海地区流动，进一步弱化储蓄能力较低地区的储蓄率，导致西部地区资本不足．另一方面，西部地区货币的内在价值低．从理论上讲，货币购买力高的西部地区购买股票、债券的收益率应该高于货币购买力低的东部地区，可由于现代电子通讯技术的高度发达，股票质券等有价证券在二级市场上的价格是统一的，因此，尽管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同时在资本市场上交易操作，无形中中西部地区的一部分储蓄却被东部地区剥夺了．

(2)西部地区货币乘数值较低．由于国家规定了统一的法定准备金率，因此，法定准备金要求全国同一水平，但由于西部地区的总体存款水平低于东部地区，因而按同一水平上缴存款准备金加剧了西部地区的资源紧张状态．同时，由于西部地区信用文化水平低于东部地区．存款中所需现金比率较高，在统一的法定准备金率下无法得到照顾．因而西部地区的货币乘数长期低于东部地区以至全国平均水平．

(3)西部地区受宏观货币政策调控的影响较大．首先，信贷规模控制对东部地区已经失去作用，而对西部地区的作用还在强化．从1990年代起，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地区间的资金流动渠道增加，非金融机构的快速成长和商业银行逐利动机的强化．导致东部地区的资金不但没有流出，反而中西部地区的资金大量流入东部存差地区．加剧了东部地区的存差和西部地区的贷差．结果，东部地区一方面向中央银行要求增加规模．另一方面又通过非金融机构放贷出去。而西部地区一方面向中央银行要资金，另一方面资金又流向东部地区．其次，利率政策的调控力度东部弱西部强，进一步助长了西部地区资金的东流．由于地区间资金利润率的不同和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不同，东部地区虽然执行统一的官方利率，但实际上利率已经市场化。而西部地区严格执行统一的官方利率，使实际利率长期处于低利率或负利率之下．资金的逐利天性，必然加剧西部资金被“虹吸”到东部．所以，东西部地区对“一刀切”的货币政策的承受能力不同，在央行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下，东部地区的“抗震”能力必然高于西部，受到的冲击会相对较小。

2.金融制度安排上的约束

(1)从金融监管制度安排看：东部地区的监管力皮有所放松，使东部地区在发展中积聚了一大批资金，加速了其资本积累和资本形成．首先，在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的准入条件下，人民银行的台规性检查在东部地区宽松，但对西部地区的监管集中在经营的合法性和风险性中，因而投资诱导不足，造成了资金的沉淀，增大了银行的负债成本．其次，目前我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主要以现场监管为主，东部地区的金融机构数量较多，人民银行的监管力度和监管范围相对有限，而西部地区金融机构数量有限，所以监管的力度和范围相对较大．这样．虽然在防范金融风险上取得了成效，但也造成西部地区金融效率偏低的结果．最后，由于东部地区的金融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基本上实现了“大社会、小政府”的体制格局，政府对金融监管干预较小，而西部地区政府对金融监管的力度较大，因而限制了西部地区金融业的发展。

(2)从金融组织制度安排看，西部地区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而非国有金融机构如新兴商业银行城市合作银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外资金融机构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这种金融组织制度安排的结果，一方面增强了东部地区吸纳资金的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增加了金融业的竞争，从而提高了东部金融业的效率．而西部地区的金融机构在投资选择上受到的行政干预较多，并且实行国有商业银行统一法人制度和系统内统一调度资金制度，经营原则上以公平为主，必然在效率和发展上落后于东部．最后，在地区市场经济含量不同的前提下，金融机构设置条件过份强调统一，西部地区增设的金融机构失去比较优势，这实际上是对西部的政策歧视，并不利于西部金融资源的利用．

(3)从金融市场制度看，我国目前的金融市场呈现出地理上的二元金融市场结构，无论是货币市场还是资本市场，东部比较发达，西部处于起步阶段．就货币市场来说，西部地区的同业拆借市场处于自我封闭发展，或者将其变成绕开央行规模管理的渠道，把相当一部分资金投放到沿海地区获取级差资本利润率；就资本市场发展而言，国家着力培育东部市场，东部地区有价证券发行量占全国近一半，全国性的右实力的证券商集中于东部地区，上市公司数量东部占了很大比例，资本市场的发展东部基本已实现按市场经济原则动作，而西部地区几乎还靠行政手段推动．如此发展态势，自然加速了东部地区的资本积聚，东部地区经济成长发展必然会快于西部，西部地区经济的成长必然会受到严重的金融约束。

三解除金融约束并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我们并不认为一国总体经济的增长、市场的自发力量能够使地区经济差异逐步缩小、相反．市场力量倾向于使稀缺资源向回报率高的地区流动，从而更可能使穷者更穷、富者更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自然资源禀赋千差万别的国家来说，区域经济的发展差距在所难免，但对提升我国的国家竞争力来说，西部地区的经济成长至关重要，解除金融约束是当务之急．

1．近期战略——解除西部地区的金融约束

在这个阶段，要求国家采取不同于开发东部的、有区别的金融发展战赂和金融发展政策。为此，政府在货币政策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引进外资上应该实行分层次调控，以达到解除西部地区金融约束的初期发展战略。

(1)通过“强政府”作用，实施政府替代，强化政府对西部地区的调控作用和政策支持．政府的作用在于弥补“失效”的市场运行机制，通过直接或间接地干预区域经济的发展政策、目标、原则和决策等．实现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运用，迅速推动区域经济的成长．既然通过市场的力量无法使区域经济均衡地发展，“强政府”金融安排就是最现实的抉择．具体应做好下述几方面工作：创造稳定的金融环境，取消不利于缩小地区差异的经济金融特权；坚持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目标，认真搞好不同地区的经济金融反向调节；制定明确的区域金融政策和金融发展目标；并使之法律化，在利率、难备金率、金融机构的设置原则与条件及信贷政策等方面对西部实施优惠顷斜；加大政策性银行对西部地区开发的力度，发挥政策金融机构在财政转移支付中的作用，并促使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融合，促使西部金融业产生大集团；建立西部开发基金，可从国家基本建设专项基金中提取一定比例的非经营部分．或者由政策性银行运用，或者作为吸引东部企业的补贴。

(2)发挥间接融资渠道的作用，调整西部地区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投向，大力发展新的区域性商业银行金融机构，增强西部吸纳资金的能力。西部地区信贷政策应首先支持产品结构和技术结构调整，以实现西部地区经济结构的优化，所以，应提高企业技术改造贷款比重，加快西部地区企业技术设备的更新换代．其次，应加大对民营经济的贷款比重，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最后，应提高第三产业贷款比重，加速第三产业发展和劳动力商品化程度。另一方面，应考虑在西部地区设立区域性的商业银行，积极引外资银行“西进”，发展投资基金和金融中介服务机构，为西部地区企业的资本运营创造条件，为西部资本市场的建设奠定基础。

(3)发挥直接投资渠道的优势，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筹资功能和资源配置功能．利用现有的股票市场融资，在扩大西部资金来源时，对国有企业进行资产重组，实现国有企业的产权重组，实现国有企业三年减亏增效、有进有退的战略目标。为此，西部企业应充分利用“壳资源”，即一方面用好“壳内资源”，通过剥离不良资产，注入优质资产，进行壳内重组；另一方面，以收购、兼并托管等方式，进行壳外重组，实现存量资产的优化配置．西部资本市场不仅要在量的方面有所突破，还应在质的方面有所提高．西部资本市场应着力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企业素质上下功夫，只有实现了资本市场的主体——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资金才会源源不断地流入西部．政府应加大对西部资本市场的扶持，采用适当的优惠政策，如税收返还、实行公共投创倾斜、改善区域基础设施条件、增加专项补贴等，以促进资本市场的成长和发展。

(4)吸引民间投资和积极引用外资．由于西部的投资利润率低于东部，此阶段应给予民间投资和外资优惠政策．可考虑对特定地区的投资实行税收优惠政策，或借鉴发达国家开发落后地区经验，在若干个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级的“点”上，由中央政府对投资者实行以补贴为主的“诱导型”政策，逐步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经济“造血机制”，从根本上改变西部经济运行的环境。

2．远期战略——实现金融制度创新和金融深化

(1)建立市场主导型的国家调控信用制度，实现金融制度创新。我国长期存在的计划信用体制的经济基础已不复存在，西部地区应在本轮经济成长中率先进行金融制度创新．建立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金融机构内部法人治理结构，以“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为目标，进一步完善各种管理制度，加大内部稽核力度，使金融机构内部决策和业务经营程序化、规范化，从而健全内部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

西部金融论文范文第2篇

一、文献综述与理论预期

（一）文献综述

在目前研究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中，研究者都是以中国某一区域或某一省份为例来研究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在分析框架中，研究者普遍都采用了金融相关率这一指标来衡量区域金融发展状况，但是各研究者并不只是采用金融相关率作为唯一的指标，毕竟金融发展是一个立体化的概念，因此需要从不同侧面去观测金融发展状况，因此也就需要设计不同的衡量指标。例如卢宁（2009）采用了金融规模指标和金融效率指标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而张萍、陈福中（2009）采用了股票市场发展程度、保险市场发展程度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另外杜莉、王宏来（2009）采用非政府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贷存比来衡量金融发展。在结论上，研究者普遍得出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的结论，即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是相互促进的。总体来看，目前研究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增长的文献可以两大类，一类是定性分析即不采用实证模型进行分析，代表者有刘宁、申锦（2009）等，另一类则采用实证模型进行分析，代表者有杜莉、王宏来（2009）等。

在第一类中，刘宁、申锦（2009）分析了贵州经济增长与金融成长的耦合性，将金融发展分解为金融增长和金融发展效率，对金融增长的衡量指标是M2/GDP，对金融发展效率的衡量指标是存款和贷款之比。通过分析其得出的结果是：贵州的金融相关率低于全国水平；贵州的M2/GDP自进入新世纪以来一直高于全国水平；贵州的金融中介效率在时间和空间上与经济增长趋势和经济发展程度相背离。对于第一个结果，作者的解释是由中国金融发展的二元特性决定的，即中国金融发展在东部和中西部呈现二元发展的特性导致了贵州的金融发展水平低于全国水平。但是二元发展特性只是中国金融发展在地域上一种分布状态，只是一种现象，而非根本原因，即导致贵州金融发展低于全国水平另有其根本原因。对于第二个结果，作者从经济的信用化和国有银行信用垄断两方面来解释。但是经济的信用化和国有银行信用垄断只是M2/GDP上升的一般性原因，而并不能成为贵州的M2/GDP高于全国水平的特殊性原因。在与刘宁、申锦（2009）同样采用了金融相关度指标来衡量金融发展之外，涂人猛（2009）还采用了金融机构、保险密度、保险深度来衡量区域金融实力，同时采用上市公司总市值与GDP之比来衡量区域直接融资水平。在这些指标下，作者分析了湖北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是，作者只是罗列了一系列衡量指标，而并未就这些指标赋予具体数据进行分析。

在第二类中，杜莉、王宏来（2009）以吉林省1985-2007年的相关时间序列数据为样本，利用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了吉林省金融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其他研究者大都选择金融相关率来衡量金融发展不同，作者选择了贷存比和非政府投资占投资总额比率作为金融体系效率的指标。在结论中，贷存比和非政府投资占比都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而这一结论为作者提高贷存比的政策建议提供了依据。但是，不可忽视的是盲目地提高贷存比有可能导致银行不良资产的增加，而不良资产又会危及到金融的稳定。因此，与提高贷存比相比，完善金融市场结构、增强金融自生能力似乎更为重要和更具有可行性。与杜莉、王宏来（2009）采用时间序列模型不同，卢宁（2009）采用了向量自回归模型来分析欠发达地区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其用金融机构贷款/名义GDP构建金融规模指标，同时用全部金融机构存款与贷款之比来构建金融效率指标，而经济增长则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表示。其得出的结论是金融发展和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正相关关系。其对这一结论的解释是金融效率和金融规模通过对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三个渠道的影响，进而影响到区域经济总量的增长。张萍、陈福中（2009）同样采用了时间序列模型来分析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与杜莉、王宏来（2009）不同的是，其用来衡量金融发展的指标是金融相关率、金融效率、股票市场发展程度、保险市场发展程度。其通过对江苏省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的结论是，金融相关率、股票市场发展程度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而金融效率化、保险市场发展程度则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对于前一个结果，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符合一般的理论假设，而对于后一个结果，以金融效率和保险市场发展程度衡量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这与一般的理论假设出现相悖，作者对这一相悖的解释是低效率的国有企业大量退出市场对经济产生了负向冲击，由此形成金融效率化与经济增长负相关的局面，而保险市场发展则由于提高了生产投资者的成本而对经济增长形成负向作用。

在第二类中，与大多数研究采用实证模型来检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同，张云（2009）则利用了动态均衡来分析区域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在动态均衡分析中，其分两种情况来探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第一种情况是金融过度，其分析得出在金融过度情况下，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都会受损。第二种情况是金融不足，其分析得出在金融不足的情况下，通过经济发展因素的作用，可以提高金融发展水平并相互促进。其还将这一动态均衡应用于对中国区域金融的分析，认为在我国东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而在中部西部地区则相反。周丽华（2009）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检验了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其对金融发展的衡量指标是储蓄、储蓄与投资的转化、投资率、投资效率。其得出的结论是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同时西部地区金融发展的滞后也对经济增长形成了制约。

从以上的研究可以看出，目前对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要么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要么采用时间序列模型，还没有研究者采用面板数据来分析中国某一区域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虽然周丽华（2009）对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但是其采用的是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本文着眼于对欠发达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采用了西部九省1990-2012的面板数据，以此来检验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在欠发达地区的不同表现形态。

（二）理论预期

区域金融发展以其能促进区域内储蓄和投资的增长，并能优化区域内及不同经济区之间资金配置结构和提高投资收益而对经济产生推动作用，此即为金融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若将金融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分解，则可以分解为这几个方面。一方面，区域金融发展能提高储蓄率及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比率，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区域金融发展能提高资本使用效率。区域经济增长要求储蓄资源的优化配置及投资结构。金融体系将分散的资金市场融为一体，使资金在整个社会实现重组和分配。同时，金融体系利用自身信息优势和监督优势，将资金引导到预期收益好、发展潜力大的区域、行业，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在资本总量不变的条件下，资本使用率的提高促使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和经济总量迅速扩大。此外，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影响着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优化，从而影响经济增长。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及优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资本在不同产业的流动的和在配置，而金融的快速发展为产业的优化提供资金和资本支持，为产业结构调整创造良好的资本环境，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二、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面板数据模型有混合模型、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三种。根据前面的理论预期以及后面实证检验过程中的F检验、Hausman检验、B-P检验，以及对三种面板数据模型估计结果的比较，本文最终选取了随机效应模型来检验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选取的随机效应模型的表达式如下：

GDPit=αi+β1JRFit+β2GDZit+β3CYRit+μit

i=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t=1990，1991，∧，2012。

其中，GDPit表示经济增长，JRFit表示金融发展，GDZit表示投资，CYRit表示劳动力。

（二）数据与变量说明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整理难度，本文选取1990-2012年我国西部九省（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的数据作为样本数据。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

1、GDPit是因变量，表示经济增长。本文采用西部九省（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在1990-2012年的GDP值来衡量经济增长。GDP值的单位为亿元，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西部九省的国内生产总值。

2、JRFit表示金融发展。国际上通常采用戈氏和麦氏两种指标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戈德史密斯提出用金融相关比率来衡量一国金融发展水平，金融相关比率等于金融资产总量与GDP之比。本文引入金融相关比率来衡量金融发展。由于中国缺乏各地金融资产的统计数据，无法直接使用戈氏指标。因为银行存款是主要的金融资产，而储蓄存款又在银行存款中占有重要比例，且中国各地区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的数据较易获得，因此本文用西部九省在1990―2012年的城乡居民储蓄存款额与GDP之比来计算金融相关比率，从而衡量金融发展。西部九省的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

3、GDZit是控制变量，表示投资。投资是最主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采用西部九省在1990-2012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额来衡量投资。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西部九省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单位为亿元。

4、CYRit也是控制变量，表示劳动力。劳动力也是最主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对经济增长也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采用西部九省在1990-2012年的从业人员数来衡量劳动力。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西部九省的从业人员，单位为万人。

本文中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三、实证检验

（一）面板数据模型估计的结果

1、三种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结果。本文用Sstata9.0对JRF、GDZ、CYR对GDP的影响在三种面板数据模型下进行了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2、固定效应显著性检验（F检验）。F统计量检验旨在确定应该建立混合回归模型，还是固定效应回归模型。由表二中的F检验结果可知，F（8， 159） = 21.30， Prob>F = 0.0000。因此，在1%的水平拒绝原假设，建立固定效应模型比较合理。

3、Hausman检验。Hausman检验旨在确定应该建立随机效应回归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从表2中的Hausman检验结果可以看出，chi2（2） =61.67，Prob>chi2 = 0.0000，因此在1%的显著性水平拒绝原假设。但是到底是建立随机效应模型还是建立固定效应模型还要参考后面的B-P检验，同时对三种模型的回归结果进行比较来最终确定。

4、B-P检验。B-P检验是用来检验模型是否存在随机效应。从表2中可知，B-P检验的结果为：chi2（1） =82.80，Prob > chi2 = 0.0000，在1%的显著性水平拒绝原假设，即模型存在随机效应。

通过一系列检验，发现模型存在随机效应，同时在比较三种模型的回归结果时发现，在最小二乘估计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中，劳动力的估计系数都是正的，而在固定效应模型中劳动力的估计系数是负的，而根据一般经济理论，劳动力与经济增长应该存在正相关关系，因此最小二乘估计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对劳动力的估计系数比较可信。因此，在模型存在随机效应，同时对劳动力的估计系数比较可信的情况下，本文最终确定采用随机效应模型来检验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实证检验的结果反映在表2中。

（二）对实证检验结果的解释

通过一系列的检验，本文最终确定用随机效应模型来检验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随机效应的估计结果列在表2中。从结果中可以看出组内R2、组间R2、总体R2都很高，表明方程的拟合优度较高。金融发展的回归系数为正，并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通过了T检验，表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投资的回归系数也为正，并且在1%的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T检验，表明投资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劳动力的回归系数也为正，并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通过了T检验，表明劳动力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于以上的实证检验结果，本文的解释如下。

对于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前面的理论预期已经有所预期。一方面，西部地区金融发展通过提高西部地区资金使用效率，从而在资本总量不变的条件下，使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以及经济总量迅速扩大。另一方面，西部地区金融发展还通过影响西部地区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优化来给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在东部地区率先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并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后，西部地区面临着中国经济二元特性的压力，在二元特性中，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恶性循环的并存使西部地区在谋求经济发展、摆脱恶性循环中必须在常规路径之外另辟蹊径。而金融发展作为一条独特的路径被引入到西部经济发展的策略中便有了重要意义。因此，在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着正向影响作用的实证检验结果的情况下，探索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耦合方式就有了实际意义。

西部金融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金融市场化 经济增长 灰色关联度 协整分析

一、引言

金融市场化是指一个国家的金融部门运行从主要由政府管制转变为由市场力量决定的过程。它对实体经济部门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很可能成为决定实体经济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金融市场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探究金融市场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人们研究金融市场化理论的一个重要目的。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金融改革在不断进行，金融改革的过程也是金融不断市场化的过程，而且金融市场化的程度在不断地加深。西部地区是典型的“金融高地”地区，而陕西省又是西部的中心省份之一，陕西省的金融市场化程度直接关系着地区的金融业发展。陕西省的金融市场化是否促进了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化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途径又是怎样的？这些问题对于陕西省金融业的发展以及陕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近年来，国内外大量学者对金融市场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但大多数是对中国整体金融市场化状况的分析，且得出的结论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证上均有在很大差异。少数已有的对中国各地区金融市场化与经济增长二者关系的研究，也未曾独立从陕西省的角度出发去探求这一问题。鉴于此，本文在探讨金融市场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作用机理研究基础上，选取2000-2010年陕西省相关数据为样本，尝试运用协整分析与灰色关联度分析结合的方法，对陕西金融市场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这对陕西省地区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有一定的理论支撑与政策依据。

二、金融市场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作用机理研究

金融市场化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金融市场化是一个充分挖掘和发挥金融体系在经济增长中的核心作用的过程。关于金融市场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作用，本文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考察了金融体系在资金聚集、分散风险、公司治理等各方面的功能。

（一）资金聚集功能

在资金聚集的功能上，金融体系通过提供各种金融产品，达到变小钱为大钱的效果。在这个资金的聚集和转移的过程中，资金的供需双方都实现了帕累托改进：资金的盈余方可以将多余的资金以一定的利息回报为条件借给资金短缺方，而资金短缺方可以用借来的资金从事生产和消费，这一交易使得双方的效用都得到了提高。这一过程还有助于资金从生产效率较低的部门流向生产效率较高的部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起到了增进整个社会福利的作用。

（二）分散风险功能

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社会经济活动中存在着形形的风险，因此需要金融市场或者金融中介来转移和分散风险。具体来讲，金融体系能够起到分散纵向风险、横向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的作用。其中，银行、共同基金和证券市场通过运用多样化投资策略来减少横向风险；纵向风险的分散则主要通过金融中介机构来实现，长期存在的金融中介机构能通过投资长期投资来分散某一时期的系统性风险，这种投资在繁荣的时期提供较低的回报，但在衰退的时期却能够提供相对较高的回报；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对流动性的要求小于单个客户对资产的要求，在同一时点需要贴现的客户总是占少数，银行可以通过自己持有的现金满足低流动性项目的资金需求，并且金融市场能够为金融资产提供交易平台，方便金融资产和金融产品之间的转换，这有助于增强流动性，从而消除了流动性风险。

（三） 加强公司治理功能

公司治理是我们理解经济增长和金融体系功能的核心。资金提供者对公司的监管能使资金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在股东和债权人的有效监督下，经理人会尽其所能最大化公司价值，而这有效地改善了资源配置，使得生产和创新活动得到更多的资金支持，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因此，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性直接影响到公司的表现并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的速度。但如果没有相应的金融工具，资金的流动和有效的配置就不能实现。换句话说，由于经理人和股东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企业经理人员拥有信息优势。经理人可能会偏离投资者的目标，或者隐瞒项目的实际收益，从中牟取个人效用的最大化。而金融市场化则为这一难题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案。

三、金融市场化与陕西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

（一）基于协整方法的实证分析

通过上述的理论分析，我们知道金融市场化对于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影响。下面我们对金融市场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以探讨金融市场化是否是新的经济增长来源。以往学者在实证研究中普遍认为资本与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因此在数据选取中，我们取经济增长变量GDP与固定资产投资变量K、就业人数变量L以及金融市场化变量F三个变量进行分析。其中金融市场化变量F是根据由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的学者樊纲、王小鲁以及张立文编写出版的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报告获得陕西省金融市场化指数2000-2009年，关于2010年指数是由我们根据樊纲等（2011）所构建中国各省区市场化指数的方法进行计算而得。考虑到变量数据的连续性和有效性，本文选取2000年到2010年作为研究时间。为了方便数据之间的比较，文中变量均以2000年为基期。本文研究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陕西统计年鉴》及陕西统计信息网各年度报表。由于多数变量有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可能变量与变量之间高度自相关，因此，本文在计量经济模型时选用对数模型。因此本文建立以GDP为因变量，为自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为Ln（GDP）=a+bLn（K）+cLn（L）+dLn（F）+ e （其中a、b、c、d为系数，e为随机误差项）

1.单位根检验

在进行模型回归之前，根据计量经济学方法，如果要对时间序列变量进行回归分析，首先必须保证各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如果时间序列的统计特征随时间趋势变化，即非平稳，则可能存在“伪回归”，对计量回归分析的有效性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首先要对各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即平稳性检验。

本文通过计量软件Eviews6.0，分别对L、Y与P三个时间序列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得到相关的统计量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单位根检验结果

由表4-5可见，K、L、F与GDP均满足一阶平稳条件，故可以进行下一步协整关系检验。

2.协整检验

在协整关系检验中，Johansen协整检验更有方便分析多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我们参考Johansen（1988，1991） 和Johansen & Juseliu（1990） 提出的基于VAR方法的协整系统检验，分析GDP与K、L、F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变量K、L、F和GDP进行Johansen多变量的协整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多变量（K、L与F）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

注：*表示在显著性水平为5%的情况下拒绝原假设

根据表3协整关系检验结果我们可以得到：变量K、L、F和GDP存在协整方程。

3.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验证协整检验结果，本文利用Ln（GDP）=a+bLn（K）+cLn（L）+dLn（F）+ e 进行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回归结果分析

R2 =0.963 修正R2 =0.955 DW=1.635 Prob（F-statistic）= 0.0000

注：*表示在显著性水平为10%的情况下拒绝原假设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得出最后的回归方程为：

Ln（GDP）=0. 618ln（K） +0.895Ln（F）+1.583

从回归方程可以看出金融市场化程度与陕西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的相关性，且相关性显著，金融市场化程度每提升一个单位，经济增长总量就会增加0. 895个单位，充分说明了金融市场化对陕西经济增长具有正的推动作用。而且我们可以发现：在影响陕西经济增长的因素中，金融市场化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因此金融市场化是陕西省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基于灰色关联度的实证分析

运用灰色关联度的分析方法是运用灰色系统理论的思想，根据序列曲线的走势和形状的相似度来判断序列之间的关系。序列曲线之间走势和形状的相似度越高，关联度也就越大，反之则关联度越小。本文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来检验金融市场化对陕西省经济增长的影响。计算结果见下表5 ：

表5 相关变量之间灰色关联度结果

本文使用软件为灰色系统理论建模系统3.0。灰色关联度结果如上表6所示，第一列中R1为灰色绝对关联相关系数，R2为灰色相对关联相关系数，R3为灰色综合关联相关系数（其中本文采用=0.5）。不论是从灰色绝对关联相关系数角度、灰色相对关联相关系数角度还是从灰色综合关联相关系数角度来衡量，影响陕西经济增长因素排名顺序都为金融市场化、资本因素与劳动力因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协整分析的结果。

四、结论建议

本文运用时间序列，选择衡量陕西省经济增长量作为被解释变量，以社会固定资本投资、就业人员和金融市场化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建立等式关系。为了验证金融市场化与陕西省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复杂经济科学前沿方法灰色关联度和协整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1）金融市场化程度与陕西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的相关性，且相关性显著，金融市场化程度每提升1%，经济增长总量就会增加0. 895%。（2）影响陕西省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是金融市场化程度以及资本投入变量，其中金融市场化对陕西省经济增长影响最大。

由此，我们建议，在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一方面要提高在陕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提高金融资产的质量，发展多元化的金融体系，使金融市场不断走向成熟和规范；另一方面要发展资本市场，提高陕西省企业融资结构中直接融资的比重，加大金融中介对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支持。

参考文献：

[1]赵奇伟，张诚.金融深化、FDI溢出效应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1997-2004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第6期）.

[2]陈邦强，傅蕴英，张宗益.金融市场化进程中的金融结构、政府行为、金融开放与经济增长间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经验（1978-2005年）的实证[J].金融研究，2007，（第10期）.

[3]许文彬.我国金融市场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1978-2007年数据[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第3期）.

[4]金山，汪前元.FDI、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个分析框架及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检验[J].开放导报，2012，（第1期）.

[5]张富田.区域金融深化与政府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J].现代经济探讨，2013，（第4期）.

西部金融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区域金融；金融产业成长；量性指标；质性指标

中图分类号：F12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1-0133-04

金融产业是一种复合型的组织体系，是创造价值的实体，通过金融产业各部门的组织和运作，可以集合并优化要素使用，实现更高的合力效果。同时，金融产业是开放性的、具有推动力的产业，在与其他产业的相互关联中，促进和导向其他产业的革新与发展。本论文基于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的多重考虑，将金融产业成长的研究落实到西安区域，对西安金融产业成长的时序特征进行研究，希望对加快西安区域金融产业成长有所贡献。

1. 区域金融产业的内涵

区域金融产业问题的研究还属于相对新颖的领域，其理论分析涉及区域经济理论，金融发展理论与金融结构理论，产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金融制度学等相关经济理论。

金融产业本身不仅内涵丰富而且外延广大。金融产业的内涵即行业，指生产同类产品或提供类似服务的经营单位的集合，涵盖了银行业、证券业、信托业、保险业、基金业等五大行业，以及其他未包括在内的金融组织，如典当、金融租赁、财务公司等。金融产业的外延指行业集合而成的经济部门，是强调相互联系的各业，加上衔接各行业的市场的集合，是由金融机构、金融商品、金融工具、金融制度、金融市场、金融中心等组成的开放系统［1］［8］。

金融产业成长的概念是金融成长概念在中观领域的延伸，是将金融研究落实到产业层次，对金融成长概念加以发展提出的。金融产业成长既表现为一种量的增长，量的增长就是金融资源（金融资源是金融价值体的总称，它是相对于实物资源而言的）存量与流量相对规模的扩展；也表现为一种质的发展，质的发展就是在注重技术进步、科学管理和人力资本全面开发的前提下，由金融体制变革带来金融产业本身结构升级优化，引起导向经济要素空间配置效率提高，二者融合具有生成、导向和支撑经济向高级化发展的趋势［3］。

2. 金融产业成长的衡量指标

金融产业成长是金融产业量性成长与质性成长的有机统一体，其衡量指标由量性成长指标与质性成长指标构成。

2.1 金融产业成长的量性指标

金融产业成长的量性指标即规模指标，主要表现为金融产业规模在以下三个方面的扩张［7］：一是金融产业生产能力的扩张，具体表现为金融资产总量、金融企业规模及数量、金融商品种类及交易额、金融市场发育程度等；二是金融产业的区域扩张，具体表现为金融企业及金融市场的空间扩散，即金融企业突破地域界限形成分支网络及金融市场融资的有效直径扩大；三是金融产业组织扩张，一方面表现在金融产业内企业向集团化、大型化、国际化发展，另一方面表现为金融产业组织的市场控制力即产业集中度提高，这可通过金融产业规模集中度指标来衡量。

2.2 金融产业成长的质性指标即结构指标和效率指标

2.2.1 金融产业成长的结构指标

结构指标包括产业结构指标与空间结构指标。产业结构指标主要包括：金融体系结构、金融市场结构、金融商品结构、金融产权结构、金融资产结构等。金融产业成长的空间结构是金融产业区域扩张和金融组织扩张的结果，可通过金融资产的空间分布和金融组织的空间结构来衡量。金融产业成长的空间结构指标不仅描述了区域金融产业成长的地域差异，而且指示了金融资源的地域流向。

2.2.2 金融产业成长的效率指标

金融产业的效率可从宏观效率、微观效率和金融市场效率三个方面来衡量。(1)金融产业宏观效率是对金融产业宏观功能实现效果的考察。金融产业宏观功能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作为货币政策的主体，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二是金融产业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对前一方面可通过具体金融政策落实后政策目标的实现情况来表示，此外，货币乘数也是重要的衡量指标。而金融产业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可由金融产业对社会储蓄的动员效率、储蓄向投资转化效率及投资对实体经济的推动效率来反映。(2)金融产业微观效率指金融企业或金融机构的效率，包括经营效率和发展效率。其中经营效率指标主要通过业务能力和盈利能力表现出来。金融企业或金融机构的业务能力主要体现在所提供的金融商品和金融服务对社会需求的满足程度、资金的清算速度、资产的增长率等方面。金融产业的发展效率指金融企业或机构的潜在竞争能力，可通过金融产业创新能力、资本增长能力、设备的现代化配置及更新能力、人员素质和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能力等体现。

3. 西安市金融产业的时序特征

3.1 对西安市金融产业成长阶段的判断

根据以上金融产业成长衡量指标的分析，可以通过考察西安市金融产业产值在区域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以及金融产业在区域产业系统中的地位，来确定金融产业成长所处的阶段。表1列示了2001~2006年西安市金融产业产值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

根据所得数据，西安市自2001年以来，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比重保持了平稳、小幅度增加的态势，同时，金融产业增加值在第三产业中的比重却呈现出了平稳、小幅度的下降趋势，这种趋势也同时出现在金融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这一指标的变化上，见图1。如果以金融产业成长的阶段性来考察，则西安金融产业成长的整体水平在近几年来并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展，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略有回退。这种情况的出现，应该是与我国以及西安金融体制改革进程有关，并且体现了我国金融产业成长区域差异程度较大这一客观因素的作用。因为，以2002年数据为参考，我国金融产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16.5%，占GDP比重为5.7%，均高于西安。而北京金融产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25.3%，占GDP比重为15.5%；上海金融产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21.1%，占GDP比重为11.6%，这两项的比重指标都远高于全国水平。

根据以上数据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西安金融产业成长尚处于低级阶段，金融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较小，而我国相对发达的地区目前已处于金融产业成长的中级阶段。但无论从国家宏观经济总体规划还是西安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设计来看，金融产业成长都已被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优先部门和传导中枢，西安金融产业成长已经拥有和具备了良好的宏观发展环境。

3.2 对西安市金融产业成长区间的判断

确定金融产业成长区间需要考察金融产业功能实现中量性成长与质性成长的贡献份额。首先考察西安市金融产业成长中两种成长形式的基本情况。限于资料收集的范围以及论文篇幅，本文只选取量性成长与质性成长的部分指标加以说明。

3.2.1 西安市金融产业量性成长指标

金融产业量性成长指标即规模指标，主要体现为金融产业生产能力扩张、金融产业区域扩张和金融产业组织扩张。本文以代表生产能力扩张的规模指标――金融机构数量、资产规模等业务指标来说明西安区域金融产业的总体规模情况。

（1）银行业

2006年末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4 066.16亿元，比年初增长13.7%。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2 344.77亿元，比年初增长9.9%。其中，中长期贷款增长28.7%，短期贷款下降2.0%。全年金融机构现金收入7 085.54亿元，增长4.5%；现金支出6 893.38亿元，增长5.0%；现金净回笼192.17亿元［9］。银行业经营效益提高，存款增速趋缓，储蓄存款出现多年少有的少增现象；贷款保持平稳增长；货币回笼减少；银行业改革继续深化。

（2）保险业

截止2006年末，全市有各类保险公司19家，保险机构297家；保险专业中介机构68家。全年保费收入52.51亿元，比上年增长16.8%。其中，财产险保费13.32亿元，增长19.4%；人身险保费收入39.19亿元，增长16.0%。全年各类保险赔款给付支出11.81亿元，比上年增长24.4%；其中财产险、人身险分别为6.41亿元和5.40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6.3%和56.0%［9］。2001年至2006年的保费收入、保险公司资产总额、保险密度、保险深度等指标可以充分反映西安保险业的长足发展，如图2所示。根据图2显而易见，2001~2006年，西安保险业保费收入和人身险收入增长速度很快，保费收入从2001年的16.5亿元增长到2006年的52.5亿元。西安市的保险业发展迅速，已经成为金融产业中的主要力量。

资料来源：根据西安统计局2001~2006年度统计报告数据计算整理［9］。

（3）证券业

2001年西安证券交易额为900亿元，而到2006年西安证券市场证券交易总量2 730.5亿元，期货交易额1 572.6亿元。2006年末全市有上市公司17家，上市总股本41.59亿元［9］。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证券市场出现了高度繁荣的局面，不仅证券市场的规模更加扩大，而且交易日趋活跃。其重要标志是反映证券市场容量的重要指标――证券化率（证券市值/GDP）的提高。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一项研究，1995年末发达国家的平均证券化率为70.44%，其中美国为96.59%，英国为128.59%，日本为73.88%。而到了2003年，美英日三国证券化率分别提高至298.66%、296.54%、209.76%，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该项比率也分别达到112.4% 、119.83%和240.82%，而中国同期仅为36.49%，西安证券化率为21.61%，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尽管我国及西安证券化率较低，但各种迹象表明，不论从占各类投资方式的比重看，还是从占金融资产的比重看，整个金融部门已经出现了证券化趋势。

3.2.2 西安市金融产业质性成长指标

金融产业质性成长指标包括结构指标和效率指标，本文分别选取其中部分指标加以说明。

（1）西安市金融产业成长的结构指标

①企业融资结构

企业融资结构变化能够说明金融市场结构。融资方式可以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直接融资主要通过股票、企业债券和基金等，间接融资则主要通过银行贷款。从增量考察我国企业融资结构的变化，以西安企业间接融资为例，如图3 所示。

从增量看，我国融资结构变化中，贷款增量在2001~2006年期间表现为稳定增长。贷款余额由2001年的1 186亿元增长到2006年的2 344.8亿元，其中2001年到2002年增长最快为37.4%。2003年到2006年间接融资增长率有所下降，而直接融资增量则呈波动性上升。这种趋势符合国际融资方式变化的总趋势。

资料来源：根据西安统计局2001~2006年度统计报告数据整理［9］ 。

②证券筹资额与贷款余额的比例变化

证券市场筹资额与贷款余额的比值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经济发展过程中资金来源结构的变化。表2列示了西安市这一指标在2001~2006年间的变化以及与全国平均水平、北京、上海水平的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北京、上海和西安统计局2001~2006年度统计报告数据计算整理［9］［10］［11］［12］。

根据表2，西安市证券市场融资与贷款余额的比值在2001~2006年间虽略有起伏，但总体趋势是上升的，说明西安证券业对经济的支持作用逐渐增强，证券业与银行业之间的对比关系略有改变，这种趋势与全国总体趋势相近。

③保费收入与存款余额的比例关系变化

保费收入与存款余额的比例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保险业与银行业的相对结构。表3 列示了西安保费收入与存款余额的比例关系及区域比较情况。

根据表3，2001~2006年间，西安市保费收入与存款余额的比例保持了上升态势，说明西安金融产业内部结构持续优化，社会闲置资金向保险市场的分流部分越来越多。从横向比较看，西安区域的这一指标值已经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并且超过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这说明西安虽然在金融资产规模上与发达地区有很大差距，但在结构方面并不落后。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北京、上海和西安统计局2001~2006年度统计报告数据计算整理［9］［10］［11］［12］。

（2）西安市金融产业成长的效率指标

金融产业的效率可从宏观效率、微观效率和金融市场效率三个方面来衡量。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选取经济增长的金融成本指标为代表。经济增长的金融成本指标相当于GDP增长率与贷款余额增长率的比值。

如表4 所示，西安金融成本指标同全国金融成本指标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在2002年以前经历了下降阶段，自2003年开始出现上升趋势。这说明西安金融产业对经济的支持力度有所增强。另外，从横向比较看，西安各年的金融成本指标值都明显高于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虽然2003年这种差距已经减少至贴近。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北京、上海和西安统计局2001~2006年度统计报告数据计算整理［9］［10］［11］［12］

根据西安区域金融产业成长各项指标的整理与对比，可见西安区域金融产业成长水平不高，处于成长的低级阶段，尽管量性扩张已经取得一定的成绩，但质性调整仍存在较大欠缺。

4. 基本结论

从上述对金融产业量性成长与质性成长指标的说明中可见，西安金融产业在近几年的时间中经历了规模的显著扩张和结构的不断调整，生产能力迅速扩张，产业结构日趋合理，金融创新日新月异，金融效率日渐提高。可以说，从量的层次考察，西安金融产业成长虽未取得一个较高的水平，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从质的层次考察，无论是金融体制的变革状况、金融结构创新程度还是金融市场的发育水平，都与量的扩张极不对称。这样，偏离效应的作用将在很大程度上支配金融产业成长过程。但从成长区间上来判断，西安金融产业成长尚处在量性成长阶段，同时质性成长在金融产业功能实现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对金融产业进行规范和寻求创新空间是西安金融产业进一步成长的主要目标。

参考文献：

［1］ 张杰. 中国金融成长的经济分析［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17-27,32.

［2］ 王广谦．经济发展中金融的贡献与效率［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146-147,152．

［3］ 李木祥，钟子明，冯宗茂．中国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196-197,199-200,201-202,164．

［4］ 张凤超．金融产业成长及其规律探讨［J］．当代经济研究，2003,（10）：68-72．

［5］ 于尚艳. 我国金融产业成长及衡量体系［J］. 经济纵横・2005,(6):52.

［6］ E. M. Hoover& F. Giarratam, An Introduction to Regional Economics, NewYork: Alfred A. Knop lnc, 1984.

［7］Bencivenga Valerie and Bruce Smith.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nd Endogenous Growth［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91,（58）：195-209．

［8］ 张作荣. 金融产业成长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研究［D］. 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996：23.

［9］ 西安统计局网站xatj.省略 ［DB/OL］.

［10］ 北京统计信息网bjstats.省略 ［DB/OL］.

［11］ 上海统计网stats-sh.省略 ［DB/OL］.

［12］ 中国人民银行网http：//pbc.省略 ［DB/OL］.

［作者简介］殷仲民（1955- ），男，西安理工大学金融系主任、教授。研究方向：金融市场与投资。

秦华丽（1983-），女，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市场与投资。

西部金融论文范文第5篇

    区域金融是指一个国家金融机构与运行在空间上的分布状况,它表现为具有不同形态、不同层次的相对集中的若干金融区域的金融活动。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深化的区际差异,影响到金融运行的效果,进而又反作用于经济的发展,由于马太效应,区际间的差异会逐步拉大。在协调区域经济的发展中,如何充分发挥金融的作用,是成败的关键,而实施区域金融政策无疑为欠发达地区金融要素的集聚、金融市场的培育提供了有利条件,对统筹区域发展作用显着。不同的经济和金融理论从不同的侧面论述了实施区域金融政策的必要性。

    1.经济增长理论。各类经济增长理论在研究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增长时,往往从不同的侧面加以分析,认为不同区域的经济增长速度取决于不同的因素,然而,资本积累效率与资本配置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基本上达成共识。决定资本积累效率与资本配置效率的融资体制在经济增长中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两个效率”的提高又是由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决定的。由于资本的逐利性,欠发达地区金融要素的集聚和金融市场的完善必须靠国家政策倾斜,实施区域金融政策,完善落后地区的投融资体制。

    2.金融压抑、深化与创新理论。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与肖相继提出了“金融抑制论”与“金融深化论”。他们认为,欠发达地区的资金短缺只是因为“金融压抑”带来的融资渠道堵塞与资金成本的扭曲造成的,而消除这些障碍需要金融创新。欠发达地区金融压抑体现在:金融组织体系设置较为单一,没有发达的金融市场,可利用的金融工具少,信贷分配政策与发达地区没有差别,政策资源的作用受到压抑,金融市场机制对社会资金配置作用很小、甚至没有作用,金融管理与资源配置受到体制上的影响而被压抑,金融体系对外不开放或开放程度很低,等等。由此,统一的金融政策必然会给欠发达地区的金融深化造成伤害,压抑其金融创新的动力,阻碍金融市场的成熟和完善。因此,要发挥金融在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必须打破传统思维方式的制约,在欠发达地区制定并实施有区别的区域金融政策,以加快其金融深化进程和金融创新的步伐,为经济的腾飞营造金融的支持和制度的保障。

    3.金融约束论。金融约束论认为,对于发展中的地区经济,制度安排对金融发展举足轻重,由政府制定实施特定的有差别的金融政策比竞争性的政策更有利于支持经济增长。其着眼点在于,政府为欠发达地区金融机构部门提供有效的激励机制,如通过制定存贷款利率限制、市场准入限制、资本市场运作机制和稳定的宏观政策等一整套金融政策来使金融机构获得超过竞争性市场所能产生的收益。因此,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落后地区,政府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实施有差别的区域金融政策,有利于本地区资金吸纳能力的提高,从而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

    4.西方的信用理论。西方的信用媒介论、信用创造论及信用调节论都强调金融对区域经济的调整意义,即充分利用客观存在的货币、资本分布的不均衡来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因此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其经济货币化与信用化的形成过程本身就提出了金融调整要求,而且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间经济货币化与信用化程度的差异可能会使金融调整的效果得到更有效的发挥。只有充分利用欠发达地区的金融资源,集聚全国的金融资源,启动潜在的经济发展要素,才能找到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突破口。

    由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货币化程度较低,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压抑,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较小。因此,通过制定区域性金融政策,利用政策资源和工具来促成资本的形成,促进资本的区域性流动,提高区域金融相关比率,以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中国统一金融政策效果的区域差异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不断完善,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人们生活水平得到显着提高,然而,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逐步拉大。1999年东、中、西部地区人均GDP依次为10693.4元、5380.8元、4283.3元,西部与东部间的相对差为59.9%。截至2003年,东、中、西部地区人均GDP依次为20109.73元、8207元、6656.42元,西部与东部间的相对差为66.9%,可见东、西部经济差距在不断扩大。虽然东、西部差距的扩大与各自的区位条件、工业基础、文化背景和市场观念等方面的差异有关,但统一的金融政策无疑对差距的扩大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统一的金融政策在东部和西部产生的效果不同,对经济的支持力度也就不同。

    (一)金融政策对区域经济的调控力度不同

    1.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不同效果。中国东部地区经济货币化程度和金融相关比率高于西部,而且金融市场较西部成熟,货币传导机制较为灵敏。因而,东部地区的货币乘数大于西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对东部的作用效果强于两部。

    金融相关率是金融资产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它体现了金融业在经济中的地位,反映了利用各种金融工具来引导现实经济活动的水平,是衡量货币化进程的一个核心指标。如表l所示,西部地区的金融相关比率小于东部地区,而且金融相关比率的增速小于东部地区,两者的差距有拉大的趋势。由于西部地区经济货币化进程落后于东部,西部地区有相当一部分货币供给被经济货币化进程所吸纳,货币乘数因而小于东部,同样的基础货币所能实现的货币供给数量东部地区大于西部。

    另外,东部地区银行间的拆借、质押式回购、现券交易额占有绝对比重,各项指标基本都在80%以上,而西部地区银行间货币市场交易较少,因而东部地区货币传导较为顺畅,而西部地区的货币传导机制极不灵敏(如表2所示)。

    可见,西部地区货币乘数较小,而传导机制又不灵敏,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在区域间呈现出较大的效果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西部地区资金的供不应求。

    2.紧缩性货币政策的不同效果。中国东部地区非国有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国有经济,而且非国有经济经济效益高,经营机制较为灵活,其内源融资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自我发展能力强,对银行信贷资金的依附程度低,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国有经济,对银行的依附程度较高。紧缩性货币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