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得税法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分类所得税制度；征税范围；税率；税收指数化；公平纳税

个人所得税自1799年在英国创立，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如今被世界各国广泛推广采用，并成为发达国家最主要的税收来源。1980年我国首次开征个人所得税，2005年我国个人所得税的起征额提高到1600元，采取年收入超过12万的纳税人自行申报纳税和全员全额扣缴申报措施。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额，与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物价变动相适应，降低了征管成本，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税收的公平与效率原则；而自行申报纳税和全员全额扣缴申报的规定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原有法律法规的不足，加强了对高收入人群的监督，完善了税收征管措施。但个人所得税的修改仍不能使个人所得税应有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无法从根本上有效地改善偷税漏税现象，对缩小贫富差距也收效甚微，税收公平的实现任重而道远。在这样的背景下，探讨个人所得税问题，构思改革和完善个人所得税的相关制度，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笔者认为，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应在以下六个方面进行修改：

一、改革个人所得税的分类所得税制度模式，实现向分类综合所得税制的转化

目前世界各个国家实行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大体分为三类模式：(1)分类所得税制，又称个别所得税制。它是对同一纳税人不同类别的所得，按不同的税率分别征税，而不是将个人的所得合并征税。英国的“所谓分类表制度”是分类所得税制的典范。(2)综合所得税制，又称为一般所得税制。它是将纳税人在一定期间内的各种所得综合起来，减去法定减免和扣除项目的数额，就其余额按累进税率征收。它的特点是将来源于各种渠道的所有形式的所得加总课税，不分类别，统一扣除。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个人所得税制属于这一类型。(3)分类综合所得税制，又称为混合所得税制。它由分类所得税和综合所得税合并而成。它是按纳税人的各项有规则来源的所得先课征分类税税费，然后再综合纳税人全年各种所得额，如达到一定数额，再课以累进税率的综合所得税或附加税。它的特点是对同一所得进行两次独立的课税，日本、韩国、瑞典、丹麦等国家的现行个人所得税属于这种类型。综合与分类的混合制，最能体现税收的公平原则，因为它综合了前两种税制的优点，得以实行从来源扣缴、防止漏税；全部所得又要合并申报，等于对所得的课税加上了“双保险”，符合量能负担的要求，是一种适用性较强的所得税类型。

由于现阶段我国公民的纳税意识还比较低，税收征管手段较落后，这就决定了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在很大程度上都必须依赖于源泉课税的办法，也就是说客观上要求我国个人所得税采用分类税制模式。这种税制在个人收入来源小而且单一的情况下还可以适用，而在收入来源日益广泛和复杂的当前，其弊端日益明显。因为它无法体现税收的公平和效率原则，也不符合黑格西蒙斯准则对于收入所得的定义。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正在发生剧烈变化，贫富分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这就决定了我国个人所得税的主要任务就是调节社会分配、实现公平分配的目标，显然这正是综合所得税制的优势所在。实行混合所得税模式可以结合分类税制和综合税制的优势扬长避短，是符合我国国情的选择。也就是说，对于经常性的收入所得，如工资、薪金、经营、劳务报酬、财产租赁和转让所得合并统一征收，而其他如股息、利息、红利及偶然所得可以依次实行分类征收。具体而言，就是要在进一步规范所得分类的基础上，先以源泉预扣的方法分别采取不同的税率和扣除方法征收分类所得税，在纳税年度终结后，由纳税人申报其全年各项所得并对其进行汇总，调整后的应税所得作为全年所得的课税依据，并对汇总的数额规定一个起征点，对汇总收人达到起征点以上的部分按照累进税率征收综合所得税。为了避免重复征税，征收综合所得税时，可将分类所得税已缴纳的税额予以扣除，以充分体现个人所得税对个人收入的合理调节。对其他未纳入综合所得范围的项目实行分类课税。

二、逐步扩大税基，增加新的应税所得

(一)拓宽个人所得税的征税范围

为了更好地发挥税收组织财政收入和调节个人收入差距的作用，应修改个人所得税的有关法规，扩大我国个税税基，从而将更多的个人收入纳入征税范围。目前个人所得税采用列举税目，许多个人收入项目没有纳入征税范围，建议个人所得税采用概括税目，只将要给予免税的项目列示，对个人所得明确规定，无论是货币、实物、有价证券所得，都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尽可能减少个人所得税的免征、减征项目。将住房补贴、公费医疗、儿童入托、免费就餐以及单位提供的实物福利等计入个人的收入中，纳入征税范围；同时，将公款消费也纳入征税范围，按市场价推定其所得，进行纳税；对于军人的转业费、复员费、离休工资、退休工资、福利费等项目也统统列入征税范围；最后，对过去没有列入、也难以列入项目如馈赠所得、资本利得、灰色收入所得等可考虑计人应纳税所得额，这样个人所得税税基自然扩大。

(二)减少减免税项目

目前，我国按奖金级别的高低来划分是否免税，这一点不足取。现行税法规定，对省、部、军级以上及外国机构颁发的奖金(包括特聘教授奖金)免征个人所得税，这不符合国际惯例。有资料显示，西方国家对获得诺贝尔奖金也征收个人所得税；我国对取得外国机构颁发的奖金却免征个人所得税，这不符合公平原则。另外，我国对在境内工作的外国专家等的附加扣除、对外籍人员取得的股息、利息、红利以及房补、洗衣费、探亲费、子女教育费等等的扣除都应当清理，同时取消对个人储蓄存款利息、国债和国家发行的金融债券利息等项目的免税优惠。

三、降低税率，减少税率档次

根据供应学派拉弗曲线的原理，当税率为0时，不会有任何财政收入；当税率为100％时，也不会有任何财政收入；只有当税率为0％～100％时，才会有财政收入。所以，应该适当降低最高边际税率。

近年来，世界各国在个人所得税税率改革上的共同趋势是：在保留累进税率的同时，不同程度地降低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并减少了税率档次。与此相比，我国的工薪所得采用九级累进税率，最高边际税率为45％。据测算，我国月工资在10万元以上的人可谓凤毛麟角，月工资在4万元以上的也不多。所以税率级距中心的第五级至第九级税率缺乏实际意义，并且45％的高边际税率没有多少人适用，却使我国税制空背高税负之名。如此不但效率损失过大，也与国际潮流不符。以美国为例，其个人所得税税率累进档次原为14级，最高边际税率为55％，1986年税制改革以后，累进档次曾一度减为2级，经过调整现在也不过5级，最高边际税率下降为39．6％；在布什总统的减税计划下，累进档次再度简化为3级，而且把最低税率从15％降到10％，把最高税率降到33％[1]。俄罗斯自2001年开始实行的《税收法典》甚至单一采用13％的比例税率课征个人所得税。我国也应顺应这一潮流，相对简化税率档次，结合世界税制改革趋势和我国的实际，将九级累进税率改为5％、10％、20％、30％、35％的5级累进税率。

四、大力推广税收指数化，建立弹性税收制度

税收指数化是经过立法通过的一个公式，使税制中一些项目随物价变化进行指数化调整，以实现自动消除通货膨胀对实际应纳税额的影响。而我国经济发展曾经出现过较高的通货膨胀，今后也难免发生。为了减少通货膨胀对税收的影响，合理负税，我国应实行税收指数化。这样就避免了通货膨胀对个人所得税制的冲击，从而保障工薪人员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减轻工薪人员的税收负担。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我国的国情，实施税收指数化将会困难重重，面临着如价格指数计算是否准确、征管制度是否健全等等问题。

五、改进不公平的差别待遇，规范税前费用扣除，实现税负公平

(一)统一城乡税制，实现居民个人税负公平

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农村实行不同的税收制度，这种城乡税制割裂的局面是因二元经济体制所致。二元经济(dualeconomy)结构是指发展中国家经济中存在的大量不均衡甚至尖锐对立的现象。我国经济呈现出了较为明显的二元经济的特征。二元税制结构是二元经济在税制上的具体体现，城乡税制割裂，税收调控机制的不完善和税收公平原则的严重扭曲，导致的结果就是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税负的差异。我国20多年的改革在消除城乡差别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农村税费改革也取得了重大成就。农民可以直接得到实惠的是，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并取消农业税、取消农业特产税和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但城乡二元体制尚未从根本上发生改变，二元税制也未从根本上废除。

按照城乡平等的原则改革农业税收制度，应尽快统一城乡税制。国际上一些国家的通行做法是：在农业政策上体现对农业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农场主和产业工人的税收照顾；农业可以获得更多的税收优惠和扶持；所有企业和个人适用同样的税种，不单独对农业设置税种。我国的农业税制改革应当借鉴多数国家统一城乡税制的通行做法，废除专门对农民征收的各种农业税和乡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建立以土地使用税和所得税为主的农业税体系，对农民生产经营所得征收个人收入所得税。完善各种扣除项目和标准，对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各项投人进行必要的扣除。

(二)对劳动性所得统一课税

1．税法规定的应税项目的税收待遇不同

我国个人收入所得税的应税项目包括现金、实物和有价证券等，共计11项。其税收差别待遇具体表现为：一是工薪所得和劳务所得的税率不同。工薪所得适用9级超额累进税率，最高边际税率45％，而劳务所得适用20％的比例税率及加成征收率，劳务所得税负重于工薪所得的税负。二是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租赁所得的税率适用于5级超额累进税率，最高边际税率35％。三是稿酬所得税税率为20％，并按应纳税额减征30％，实际税率为14％。

2．将劳动性所得归为一类，统一课税现行个人所得税对工资薪金所得与劳务报酬所得实行分项差别课税，有失税法公平原则。实际上，工资薪金所得和其他四种形式的所得同属于一类——劳动所得。在世界各国税制中，无论是实行综合个人所得税制的国家，还是实行分类个人所得税制的国家，对勤劳所得都是同样课税的。我国个人所得税也应将以上五种形式的劳动性所得加以合并，归为一类，按统一的超额累进税率课征。

(三)规范税前费用扣除

1．现行税制对扣除项目的规定不合理

对个人征税只有建立在“净所得”概念上才有计税的意义。因此，为得出应税的净所得，必须在调整后毛所得中如实扣除纳税人应该扣减的费用。由于在实际生活中，每个纳税人为取得相同数额的所得支付的成本费用占所得的比例各不相同，甚至相差甚远，因而规定所有纳税人都从所得中扣除相同数额或相同比例的费用显然是不合理的。

2．规范扣除范围和标准

首先，应按纯收益原则，对为取得收入而支付的必要费用给予扣除。其次，对纳税人发生的特殊支出，如医药费、意外事故损失等，应允许实事求是地扣除。最后，确定个人生计费用扣除时，要考虑纳税人的婚姻、家庭照料人口等情况给予个人宽免扣除。现行税制，夫妻分别申报带有不合理性，在实行累进税率类别中，夫妻合并申报较为公平。

另外，还有一个关于附加福利的课税问题。西方各国的附加福利是雇主给雇员的小额优惠，一般以实物津贴形式实现。西方国家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一般都规定在确定征税项目时，附加福利也包括在内。根据国家统计局估计，我国职工工资以外的收入大约相当于工资总额的15％左右，而且没有包括职工个人受益由国家和企业支付的那部分“暗补”。目前，我国从厂矿企业、各种公司到机关事业单位，几乎每个单位都在毫无章法地给职工发放工资以外的实物福利，包括副食品、服装、电器、购物券和其他用品、有价证券等，而且各单位之间相互攀比，每逢节日尤甚。这类附加福利，必须计入个人所得予以课税。

六、完善个人所得税税收征管体制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国务院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和国家税务总局《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办法(试行)》的规定，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纳税人有向税务机关自行申报纳税的义务。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出《关于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做好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要求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实行全员全额扣缴申报，将本单位各部门及本单位当期直接向职工发放的所有工资、津贴、补贴和奖金等收入，进行合并计算应扣缴的个人所得税，按时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扣缴个人所得税报告表、支付个人收入明细表等资料。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个人所得税全员全额扣缴申报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扣缴义务人向个人支付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经国务院财政部门确定征税的其他所得九项应税所得时不论其是否属于本单位人员、支付的应税所得是否达到纳税标准，扣缴义务人均应在规定的期限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必要的纳税人涉税信息。

自行申报纳税和全员全额扣缴申报改革措施完善了我国税收申报制度。自行申报纳税可以为以后中国个人所得税制度向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混合税制模式过渡创造条件，积累经验。在实行扣缴义务人源泉扣缴的基础上，另行赋予纳税人自行申报纳税义务，也与国际通行做法一致。而这两种措施的同时实行可促进我国税收申报制度向双向申报制度逐步完善。所谓双向申报制度就是支付个人所得的单位即法定代扣代缴义务人对支付给个人的所得，需向税务机关申报税；同时，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从一处或两处以上地方取得的所得无论扣缴义务人是否代扣代缴税款，本人也应自行向税务机关进行纳税申报，使税务机关可以在扣缴义务人和纳税人之间进行有效的交叉稽核，监督支付人的扣缴情况，纠正并处罚不真实的纳税申报，引导纳税人如实申报纳税。在现阶段，加强对我国高收入者的征收力度，主要是加强纳税申报制度。从税的征收管理角度来说，要“抓大放小”，也就是说对中、低收入者这种纳税小户要减轻税收负担，对高收入者这种纳税大户要填补过去存在的漏洞，即申报不严不实而致使税收严重流失，因此，实行“双向申报”是最好的措施之一。当然，对高收入者的征管力度还可以采取其他措施，如建立个人所得税账户，使其成为彰示每个纳税人对国家贡献份额的记录；对纳税申报和扣缴申报都要公开透明；减少现金使用，多用银行账号转划支票等。因此，2006年个人所得税法的这两项改革措施可谓意义重大。

个人所得税法的有效施行除了依赖完善的纳税申报制度，还需要强有力征收机构和完善的税务制度和严格的处罚制度的保障。笔者认为，至少需从下列几项措施着手：第一，建立有效的稽核制度。在税源集中的地区要设立专门的税务所或分局来专管个人所得税。同时，加强税务队伍的自身建设，从速提高征管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执法水平、加大处罚力度，赋予税务部门较高的执法地位，形成重罚轻管的征收模式；第二，建立税务制度。建立和完善税务制，发挥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通过建立专业税务队伍来加强和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水平，是一项不可忽视的重要工作。第三，建立严格的处罚制度。加强对偷逃个人所得税处罚的力度，借鉴世界各国的税收罚则。一经发现偷逃税款行为，制裁应相当严厉，情节轻者予以重罚，情节重者予以一定的刑事处罚。可设立专门的税务法庭处理偷税漏税等违法犯罪行为。要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导向作用和社会监督作用，例如将偷逃税金的人员名单向社会公布，使每个公民牢记自己的义务与责任，维护税法的尊严，加强税法的威慑力；最终使我国个人所得税税收征管形成以纳税申报为基础，税务稽查为保证，税务为辅助的征管模式。综上所述，立法部门及税务机关仍需要继续完善我国税法制度，减少其可能出现的漏洞，增加税法的公平性。严格执行个人所得税的各项规定，税务机关应从自身做起，严格要求，自觉维护税法的尊严。减少税法的不确定性，从而削弱征管人员手中的权力，使其不能违规。要深入持久地进行税法宣传教育工作，在高等院校甚至是中等学校中设置税法教育课，并使之规范化。笔者认为，制度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在转轨时期甚至起着关键的作用。我国个人所得税法为适应税制与征管协调而进行的制度安排，将能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促进现实税制逐步向“理想税制”转化，使个人所得税发展成为我国主体税种之一。

[参考文献]

[1]徐滇庆，李金艳．中国税制改革[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

[2]孟红．完善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的几点思考[J]．税务研究，2002，(11)．

所得税法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2008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正式施行。它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二为一，确立了法人纳税制度，统一规范企业所得税纳税标准，其中第五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的营业机构的，应当汇总计算并缴纳企业所得税”，《实施条例》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企业汇总计算并缴纳企业所得税时，应当统一核算应纳税所得额，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行规定”。据此，对于不具法人资格的营业机构实施汇总纳税制度。为了进一步做好汇总纳税工作，国家税务总局出台了《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等五个配套文件，对跨地区汇总经营企业所得税的预缴、分配方式、二级分支机构的判定以及特殊行业的汇总缴纳方式做出了规定。

一、总分机构现状及问题分析

笔者对实行汇总纳税制度两年来的征管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跨地区经营企业所得税汇总缴纳还存在以下问题：

（一）税源与税款背离现象突出。分支机构在当地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占用当地公共资源，属于生产经营地税源，但是在纳税时根据《分配表》由总机构分配税款，形成了税源与税款相背离现象。由于税款与税源地不一致，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或左右企业对《分配表》的确定，从而带来税务机关和企业之间、各地税务机关之间、地方政府之间的各种矛盾。虽然国税总局确定了“三因素（销售收入、工资总额和资产总额）”法分配方式解决此类现象，但是“三因素”法并不能反映企业的盈利情况，与企业所得税多盈利多缴税、亏损不缴税的原则相矛盾，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税源与税款相背离现象。

（二）信息共享机制尚未建立。总分机构最大的特点就是跨地区经营，所得税汇缴地与实际生产经营地不一致。对于企业来说，能够通过内部信息系统了解分支机构经营情况，但在没有信息共享机制下，总机构主管税务机关想要了解分支机构所在地经营情况却是比较困难的。目前各级税务机关尚未建立健全总分机构信息共享机制，产生了总机构主管税务机关无法了解分支机构经营情况、分支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无法收集总机构生产经营和税收相关信息等问题。特别是企业申请享受减免税、抵免税和税前扣除等税收优惠政策时，总机构主管税务机关很难对其进行全面核查，易造成国家税款流失。

（三）税务机关征管水平较低。从目前情况看，税务机关对于总分机构的管理水平较低，没有形成统一规范的管理机制。一是申报征收率较低。有相当一部分分支机构没有纳入总分机构管理，对于没有提供《分配表》的分支机构税务机关往往不去催报或是任其自行申报预缴，疏于管理；二是挂靠分支机构管理问题。目前存在挂靠的建安企业按照二级分支机构进行纳税管理，造成税款流失。挂靠企业名义上是分支机构，但实际挂靠企业仅向总机构缴纳管理费或资质使用费，但是经营活动、财务和人员使用权独立于挂靠公司。这样类型的企业如按照二级分支机构管理，总机构并不了解其经营情况，出具的分配数据不具有真实性，最终导致税款的流失；三是汇总申报审核制度执行不严。对涉及跨地区分支机构申报表的审核，由于总分机构主管税务机关之间没有建立一套完善的信息交流机制，使把关审核操作没有明确的依据，对不按时反馈和不反馈汇总纳税分支机构分配表，税务机关也未按规定予以处理。

（四）税务稽查体制不合理。当前的税务稽查体制采取分支机构的稽查权归属于分支机构所在地税务机关，且查补收入全部就地入库。既然拥有税收稽查收入权，“先稽查、先入库”，分支机构所在地的税务机关会出现“轻管理、重稽查”的倾向；同时，也会导致检查权限不清、检查问题处理结果不一致等问题。由于检查归属权不清，在总机构所在地税务机关对其汇总调整的项目进行检查后，分支机构所在地税务机关再发现同样问题则无法进行调整，导致常常出现“谁先查、谁入库”的混乱状况，并因政策口径、检查时间不同出现扯皮等现象。同时，总分机构所在地税务机关之间缺乏相互协调、沟通的机制，某一分支机构被查出来的问题，其他有同类问题的分支机构却没被处理，导致同一问题却有不同的结果。

二、完善汇总纳税制度措施和建议

汇总纳税制度的实施有利于企业做大做强，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必然是长久坚持的一条税收制度。从税务机关看，建立健全信息共享制度，纳税管理由点到线成为今后发展趋势。

（一）解决税收与税源背离问题。我国目前分析税收与税源背离的“三因素”法主要来自于美国，但美国各州并不都采用此法，或是三因素分配比例各异。因此，我国应该综合考虑各行业的利润水平和纳税能力，放弃三因素法分配系数“一刀切”的模式，根据不同行业经营情况建立动态的分配系数。同时，应建立总局或是国务院层面的税收协调机制，协调各地因总分机构纳税与税款分配中产生的矛盾。

（二）建立信息化平台，共享税收信息。提高汇总纳税企业所得税监管质量和效率，需要信息化支持。一是加强信息交换。开发和扩充总局CTAIS（中国税收征管信息系统）系统企业所得税管理功能，将汇总纳税企业总机构和分支机构纳税申报后的相关信息进行交换，提高信息交换反馈的及时性、真实性，对于没有运行CTAIS系统的地税部门，开发与之相适应的总分机构信息交换系统；二是提升纳税评估水平。开发符合汇总纳税企业所得税管理的纳税评估软件，建立评估模型，实现企业所得税、会计报表相关数据与销售额或营业额间的相关性比对、分析功能，加大评估力度，促进日常管理。

（三）加强税务机关征管水平。一是严格判定分支机构，明确总分机构法律责任。严格按照总局《管理办法》及其配套文件规定判定分支机构资格，对于不符合分支机构条件的企业部门，税务部门将其列为独立纳税人进行管理；对外地分支机构，符合条件的要督促企业向当地税务部门及时提供《分配表》。税务部门要向总分机构明确申报的法律责任，如果发现虚假分支机构或虚假申报，不仅追究分支机构责任，更要追究总机构的法律责任；二是建立规范的属地监管机制。（1）坚持属地征管原则。理顺汇总纳税企业所在地和分级机构所在地税务部门的征管关系，在全省乃至全国范围内实现管理、信息交换、就地预交税款“三统一”，加强汇总纳税的征管制度建设；（2）完善就地预交制度。可以尝试企业分支机构应就其当年收入的一定比例在当地预交税款，年终按照总机构《分配表》数据进行汇算清缴的方法，不仅简化了企业纳税程序，而且保证了分支机构所在地的利益；三是建立新的税收工作考核机制。目前，各级税务机关仍然以征税额作为业绩考核指标，导致总分机构管理中出现轻管理、重稽查，轻内容审核、重逻辑审核的现象，甚至出现了对成员企业的监管工作的倦怠情绪。新的考核机制不但看税收任务，还要看征收质量、对成员企业的管理情况。只有实行以综合管理质量为中心的考核机制，才能使各级税务机关从“唯收入论”的枷锁中解脱出来。

主要参考文献：

[1]湖北省地方税务局课题组.法人所得税制下企业汇总纳税管理和税收横向分配问题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08.33.

所得税法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企业所得税;税法;税率调整

1新企业所得税法在实施中产生的积极影响

新税法在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了与现行法律、政策的衔接，并采取了适当的过渡措施，还充分考虑了外资企业的税收负担能力。从去年新法颁布至今年实施以来，倍受社会各界关注和瞩目，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一是使内、外资企业站在公平的竞争起跑线上。新税法从税法、税率、税前扣除、税收优惠和征收管理五个方面统一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度，各类企业的所得税待遇一致，使内、外资企业在公平的税收制度环境下平等竞争。以金融保险行业为例，按照原税法规定，所有内资企业所得税税率是33%，还要多缴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以及少扣除工资薪金、固定资产折旧等税前扣除项目，实际税负更高；而外资公司通常只负担15%的所得税率，并且适用再投资退税和享受税前扣除上的优惠待遇，实际税收负担还要低，这就造成内外资企业税负的严重不公平。新税法统一了内外资金融保险业的所得税率和税前抵扣标准，必将大大提高内资银行、保险公司的竞争能力。

二是提高了企业的投资能力。新税法采用法人所得税制的基本模式，对企业设立的不具有法人资格的营业机构实行汇总纳税，这就使得同一法人实体内部的收入和成本费用在汇总后计算所得，降低企业成本，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三是提高了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新税法通过降低税率和放宽税前扣除标准，降低了企业税负，增加了企业的税后盈余，有利于加快企业产品研发、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提升的进程，促进企业竞争能力的提高。

四是提高了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新税法规定，居民企业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外国企业分得的来源于中国境外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外国企业在境外实际缴纳的所得税税额中属于该项所得负担的部分，可以作为该居民企业的可抵免境外所得税税额，在税法规定的抵免限额内抵免。新税法首次引入间接抵免制度，最大限度地缓解国际双重征税，有利于我国居民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提高国际竞争力。

五是提高了引进外资的质量和水平。新税法实施之前，外资企业的名义企业所得税率为33%，新税法实施后，名义税率降为25%，比原来降了8个百分点。新税法实施后，新的税收优惠政策外资企业也可享受，而且有些优惠政策比以前更为优惠，如对高新技术企业的优惠等。新税法实施后一定时期内将对老外资企业实行过渡优惠期安排，外资企业税负的增加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六是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东南部沿海地区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加上原税法的区域优惠政策导向，使东南沿海地区吸引了绝大部分外资，造成东、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剪刀差日益拉大。新税法实施后，将以区域优惠为主的格局，转为以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兼顾社会进步的税收优惠格局，有利于推动中、西部地区发展，逐步缩小东、中、西部地区差距，实现我国国民经济的全面均衡发展。

七是促进了企业纳税行为的规范化。新税法把重大又需要明确的问题全部以法律形式加以规范，把重要但未在法律上规定的内容留给国务院以条例或以具体办法形式规定，把经常会发生变动的扣除范围、计算标准、资产处理办法等明确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这就比较好地划分了属于不同层次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各自应承担的内容，体现了所得税法的规范性和严肃性。比如新税法特设“特别纳税调整”一章，对防止关联方转让定价作了明确规定，同时增加了一般反避税、防范资本弱化、防范避税地避税、核定程序和对补征税款按照国务院规定加收利息等条款，强化了反避税手段，规范了企业行为，有利于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

2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中的难点问题

第一，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将直接影响到我国的财政收入，主要体现为短期内的财政收入减少。由于企业所得税税制构成要素的变动，我国企业所得税收入将发生变化，进一步影响财政收入的变化。由于受税率变化、税基调整、税收优惠调整的影响，按现有纳税人静态测算，在过渡期完成、新企业所得税法全面实施后，国家财政每年将减收900亿-1000亿元。而目前我国的财政必须面对两个问题：一是正在来临的人口老龄化时代，二是不断增加的财政赤字。不言而喻，老年人口的增加将增加非老年人口的负担以维持公共养老金、公共医疗、公共护理等开支。我国政府也曾经连续通过发行国债、扩大财政支出的财政措施刺激经济，国债发行量已经非常巨大。日益增长的财政支出和财政赤字必须通过增加税收或者减支与增税并举来弥补。

第二，对财政体制的影响。现行财政体制是依据行政区划确定企业所得税归属，新税法实行总部与分支机构在总部所在地汇总纳税，打破了当前企业所得税的收入分配格局，对财政体制造成冲击。体现在：一是各地财政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拉大。由于企业的总部往往设在发达地区，企业所得税会向发达地区集中，加剧地区间财政收入的差距，影响各地财政职能的发挥。二是可能会引发为了发展总部经济导致的地区间税收竞争。如暗中随意扩大税收优惠，增加特定方向的公共支出和减少应该收取的费用，以较低的价格向特定的投资项目提供土地，允许一些企业打上高新技术企业等招牌，从而享受国家规定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等。这样不仅会加大投资者的风险，也违背了企业所得税法完善的初衷。

第三，对外资企业的影响。外商投资企业原企业所得税税率为30%，地方所得税税率为3%。两税合并后，不再分为企业所得税税率和地方所得税税率，统一为25%。如果单纯从税率变化看，外商投资企业实施新税法后税率下降，但是由于原外资企业大多享受特定区域税收优惠和定期税收优惠政策，如经济特区内的外商投资企业享受15%的优惠税率；沿海经济开发区的外资企业享受24%的优惠政策；新办的生产型外商投资企业享受“二免三减半”的优惠政策等等，所以外资企业整体税负偏低。新税法实施后，随着对外资企业特定优惠政策的取消，外资企业的整体税负将有所上升。但具体对每个外商投资企业税负影响是不同的，一是原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外商投资企业税负将有所上升。二是对原来未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外资企业税负将下降。三是符合条件的微利企业按新税法的规定将享受20%的优惠税率；四是原对设立在高新技术开发区内高新技术企业享受15%的优惠税率，现改为对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优惠税率，取消了区域限制。

第四，税收优惠政策的变化影响。税收优惠政策一直是我国税制体系的一把“双刃剑”,在达到特定政策目的的同时,也增加了税法约束软化和非规范风险,以及腐败和寻租的可能。从这一角度看,新税法还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其中,在与税收优惠相关的基本概念方面,新税法还存在含混的地方。例如,新税法及其条例里面,经常混用抵扣和抵免这两个词汇。事实上,虽然二者共同点都是减少税额,但税额抵扣的目的在于避免重复纳税,恢复正常税负水平,而税额抵免是为了鼓励或照顾纳税人,使其获得低于正常的税负水平。对于成熟的税法来说,有必要加强此类基本描述的规范化。再就是税收优惠的一些具体规定,或会增加人为因素的影响空间。例如,新税法的税收优惠政策规定:“企业综合利用资源,生产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规定的产品所取得的收入,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减计收入。”并在实施条例中进一步细化,指出“企业以《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的资源作为主要原材料并符合规定比例,生产国家非限制和禁止并符合国家和行业相关标准的产品取得的收入,减按90%计入收入总额。”但仔细来看,究竟哪些是符合优惠条件的产品,还缺乏明确的标准。

第五，粗放型的成本费用扣除项目明细不明确减少了应税收入。新企业所得税法对企业实物福利的扣除无明确明细规定。在中国，企业高层次的员工的避税手段花样繁多，如现金券、午餐券（为工作而配备的午餐费是免税的）、住宿、车费补助、旅游、话费、汽车燃油补贴、代金券的发放、住宿条件的豪华化、公用车辆私用、私人请客签公司帐单等等实物福利，更有甚者，在国家的住房公积金上做手脚，加大公积金计提，相当于多了一笔免税养老金存款。而大部分的实物福利是被记入企业的成本进行扣除，这相比一般员工来讲，有失税赋公平原则，而且造成国有资产和税收收入的流失。

第六，企业所得税征收过程中出现的双重征税问题。虽然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选择不同的纳税人和征税对象课征，理应互不交叉，但在某些情况下，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虽选择不同的纳税人，却以同一对象征税，因而发生重叠交叉，出现重叠征税。如何在最大程度上避免这种重叠征税的现象，也是我国在进行所得税制改革、选择税制模式时应该考虑解决的问题。按现行税法规定，对个人从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征收20%的个人所得税，尽管企业对该项股息、红利已经交纳了企业所得税，当投资者取得这些收入之后，还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这是对同一所得额征收两种所得税的重复课税。

第七，新的避税问题产生。目前国内的三资企业中，对于未与中国签订避免双重征税的税收协定的国家或地区的企业，以及避税地没有所得税征收，其来自于境内的所得，除个别例外情形给予优惠外，将被征收收益所得税，而旧税法规定外国投资者来源于境内的所得是免税的。而如果同时被认定为居民公司，这种避税地公司将变得没有实质意义，除非公司的管理机构进行搬迁，当然这是极不现实的。例如根据内地与香港税务安排，新的中国与新加坡税务协定（2008年1月1日生效）中对股息给予最低5%的饶让规定，比新企业所得税法中规定的20%（细则中规定为10%）为低。而此两国（地）企业所得税（又称利得税）税率较境内低。目前已有透过BVI进行境内投资的台资企业将持股公司转至香港的情况。同时，随着越南与东南亚新兴市场的开拓，以加工为导向的产业将有部分会流失至这些国家。

第八，在具体纳税申报方面,现有规定和纳税申报表也有需要改进的细节。在未出台新纳税申报表的情况下,具体纳税计算存在模糊性。例如,在原有纳税申报表的规定中,对于捐赠支出,当“纳税调整后所得”小于或等于零时,扣除限额均为零,所有捐赠均不得扣除。这就与新税法精神存在冲突。

3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中的对策建议

第一，加强税收征管，堵塞税收漏洞。税收征管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税收收入的多少，企业所得税纳税人经营的多元化、国际化，及偷逃税、避税手段的多样化、复杂化都给企业所得税的征管增加了难度。做好企业所得税的征管，需要税务机关内部提高业务素质，还需要有关部门与税务机关的密切配合。一方面要有效监控税源，推进信息化管理，确保多元化申报纳税、纳税人档案信息采集面广、税收基础管理准确。实施重点税源监控制度，落实对煤炭、石油、石化、银行、电力、制造业等重点税源的企业所得税报表定期报送制度，及时汇总分析，加强对这些行业的税源监控。另一方面要完善征管方式，遵循税收工作规律，建立“执法规范、征收率高、成本降低、社会满意”的新时期税收管理机制，推进税收质量管理，积极稳妥推行税收质量管理试点。

第二，完善地方税体系，真正做到税源稳定、税权落实、法律保障、征管高效。将地方税建立在稳定可靠的财源基础上，地方税规模能满足地方政府日常经费开支的需要，成为地方政府实现社会管理职能的主要财力支柱，为分级财政体系的建立奠定基础。同时，相应落实地方政府对地方税的管理权，包括税收立法权及其他税制构成要素的调整权，使税种与税权归属相统一，为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制定地方税收政策，促进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手段。同时，地方税体系的运行过程在法律的规范和约束下进行，减少征管过程中主观随意、行政干预，做到依法治税。

第三，减少外资企业寻求避税的途径。对于新法实施后内外资所得税合一，外资企业所得税率提高，税负增加这一根本性转变的实际情况，部分外资即将采取的是，如何将管理总部进行转移并举证，同时应对转让定价的调查。但同时，企业面临的风险将增大，而在被调整关联交易时，企业所得税法引入了加收罚息的规定。外资企业能借此避税的途径减少了。譬如利润汇出原先无需缴税，而现在则需以10%的税率缴纳。新税法的实施，对外资企业的财会人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现在各级税务单位已对国际惯例有了更多了解，外企可利用的很多因素已经失去。

第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速度。在新的时期，各地经济发展方式要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一是应该鼓励企业技术创新，增强竞争力，更加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深入实施科教兴鲁和人才强省战略。二是扶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立足优势领域，以企业为主体，以创新为动力，以人才为根本，以重大项目、重大工程为依托，以财税扶持为辅，在电子信息、生物技术、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新能源和海洋综合开发等高技术领域，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科技成果，加快推进产业化步伐，发展壮大一批成长快、关联高、渗透强、规模大的高新技术产业群，进一步增强高新技术产业的先导作用。三是应坚持资源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依靠科技进步，以节能、节水、节地、节约矿产资源和原材料为重点，建立节约型社会。

第五，在税收申报时应加强对明细帐备案检查。例如对福利明细帐的检查，若是私人为私事使用则使用者要交个人所得税，为公司事务使用的可以记入公司成本在税前扣除。针对个人所得税的《新条例》中对“所得为实物的，应当按照取得的凭证上所注明的价格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无凭证的实物或者凭证上所注明的价格明显偏低的，由主管税务机关参照当地的市场价格核定应纳税所得额”。考虑到商业招待和个人消费之间难以区分，应加强招待费的管理，因为中国国情的不同，管理层的做法不同，所以招待费不能强行停止，但要明确费用的去向，哪些是为管理层消费，哪些是为销售而花费的。:

第六，完善税收优惠制度，进一步向中、西部倾斜。新税法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借鉴国际上的成功经验，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要求，对现行税收优惠政策进行适当调整，将现行企业所得税以区域优惠为主的格局，转为以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坚固社会进步的税收优惠格局。为了配合国家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税收优惠应适当向中西部地区倾斜。调整后的税收优惠机制以部分税收利益为激励，引导国内、外资金进入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中西部区域发展政策的行业和区域中，有利于推动企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优化国民经济结构。但税法中应只规定优惠政策的原则、重点和方法，至于优惠政策的具体对象和内容应授权国务院根据国民经济发展情况和中西部地区的政策需要，依据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原则、重点在今后予以确定。

4研究方向和预测

所得税法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超国民待遇；偷税；调整空间「正文

企业所得税，从广义上讲，是对所有企业的所得依法征收的一种税；从狭义上讲，是对中国境内企业（外商投资和外国企业除外）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征收的一种税。通俗地说，就是对内资企业的收益额（包括来源于中国境内、境外的所得）征收的所得税。企业所得税法是指国家制定的用以调整企业所得税征收与缴纳之间权利及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当中主要存在两大问题：1、企业所得税法调整范围比较狭窄，不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使得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负不统一，不公平，造成税收征收上的歧视性待遇，实质上外资企业在所得税方面享受的是超国民待遇。2、企业所得税税率偏高，在某些程度上挫伤了企业进行扩大再生产的积极性，反而提高了企业偷税的积极性，使得企业所得税法对税收的调整空间大为缩减。

下面我将主要从这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目前，我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分别适用于《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即对内外资企业分别立法，分别调整，其实已无必要。我国已经加入WTO，我们是在一个平等的环境里与世界其他国家进行经济交往，我们可以享受到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种种好处。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则，如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及透明度原则等我们一定要遵守，给予外资企业同内资企业同等条件下同等的待遇已足亦，我们没有必要给予更多的待遇，即超国民待遇。至于说给予外资企业更多的优惠可以扩大吸引外资方面，实际上也无必要，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是一个很大及很有发展潜力的产品生产场所和商品销售市场，明智的企业家会非常看好中国这个巨大的投资市场并进行投资，吸引外资并不是只有税收优惠—超国民待遇这一个方法行的通，更重要的是为外资企业提供同内资企业一样的法律保障，譬如不能征收和国有化，若必须为之，则应给予相应补偿。综观世界各国，绝大多数国家对于企业所得税都适用同一部法律。

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的企业与外资企业相比，并不具有很明显的优势，为了保护我国的国内产业，尤其是幼稚产业及夕阳产业的发展，我们更不应该给予外资企业更多的优惠。目前，我国内资企业所得税税率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规定：（1）企业所得税的法定税率为33%；（2）两档照顾税率：对年应纳税所得额在3万元（含本数）以下的企业，减按18%税率征收；年应纳税所得额在3万元至10万元（含本数）的企业，减按27%的税率征收。而外资企业适用于30%加3%、24%加3%、15%加3%的税率。外资企业在诸多方面都享受税收优惠，譬如：（1）区域性税率优惠政策。对设在沿海经济开发区、保税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域在内的外商投资企业，享受减按15%或24%税率征收所得税的政策；（2）新办企业定期税收优惠。外资税法规定对新办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自获利年度起，享受“两免三减半”税收优惠政策。（3）鼓励再投资政策，等。这样就使得内资企业税负重，税率优惠少；外资企业实际税负轻，税率优惠多。内资企业优惠税负和实际税负分别是外资企业的一倍多，这实际上形成了对内资企业的歧视性待遇。由于外资企业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而内资企业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这样内外资企业所得税负不公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地区差距不断扩大，国民经济发展不平衡。

因此，我们应该统一企业所得税法，使内外资适用同一部法律，这样才能公平税负、规范税制、支持各类企业发展，与国际企业所得税法接轨、强化税收征管并便于调整。

其次，我国企业所得税税率偏高，大部分企业的所得税税率为33%，即企业近1/3的所得都要上缴国库。企业“辛苦”赚来的钱都转移支付了，使企业“感到”不公平，并且这会使企业再投资的资金来源不足，企业就没有更大的积极性来搞生产（尤其是国有企业）。此外，对于那些用税后利润分给投资者而产生的投资收益仍然要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企业来说，存在着双重纳税的问题，这是很不公平的。因此，企业总是想方设法的偷税。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如说公共工程、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的资金都主要的来自税收，而企业所得税是我国税收的第二大税种，是国家参与企业利润分配的重要手段，在国家税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企业所得税的计算公式“应纳所得税额=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中看出，要想增加税收，可以从两个方面改善：1、扩大税基，增加企业收入，增加应纳税所得额；2、提高税率。对于第二个方面，税率不能无限制的提高，其设置应该有一个比较合理和合适的位阶，不能过高。结合第一个方面，我们可以借用刑法当中“严而不厉”的概念：“扩大犯罪的打击面，适当降低刑罚”，即扩大税基，降低税率，否则，税率过高的话，税法对税收的调整就会缺乏足够的空间，没有弹性，国家的税收反而不能增加，那么税法的立法目的就不能很好的实现。这一变通，看似数字的变换问题，实质上是结构的变化。关于税法对税收的调整，通俗的说，应该是“放水养鱼”（保持并扩大税基），而不应该是“杀鸡取卵”（提高税率），即使对于经营状况不很良好的企业亦应如此。譬如说一个企业已经连续亏损几年，那我们也不一定非要该企业破产，而是尽力的挽救，保持税基，该企业连续亏损可能是因为刚刚起步，经营不够熟练，也可能是因为最近资金周转有困难，也可能是因为最近换了法定代表人或者经理而新的接替者尚未熟悉业务，等等。等企业度过了难关，由亏损变为赢利，保住了税基，自然企业所得税就由负数变为正数，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就增加了，企业所得税法的立法目的也达到了。

由于税率过高，在实践当中，有些企业为了偷税，把一大笔款以福利——-具体而言以住房公积金的形式挂在帐上，以此增加企业的支出，减少企业应纳税所得额，而实际上这笔款项并没有发给企业职工，除非该职工买房，而是作为企业的一项可自由支配收入不断的循环并增加下去，投入企业的再生产。过高的税率，在某些方面增加了偷税的可能性，反而不利于税法对税收的调整，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本人曾经以注册会计师身份到企业去做审计、验资业务，获悉，国有企业要求降低税负，主要是国有企业还未能真正走出困境，债务沉重，仍然需要在税收上给予适当扶持。而其他类型的企业也普遍反映企业所得税税率过高，企业所得上缴国家后所省无几，企业可自由支配的所得太少，企业想扩大规模发展障碍太大。借鉴其他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纷纷修订所得税制，继续降低税率，扩大税基。比如，以1999年前与1999年的税率对比，英国由31%降至30%；爱尔兰由32%降至28%；丹麦由34%降至32%；罗马尼亚由38%降至25%；南非由35%降至30%；日本由46%降至40%。值得关注的是，不少国家对公司所得税实行单一税率，如俄罗斯的企业所得税率由35%降至24%。另外，许多国家的税收来源主要集中在个人所得税上，而不是企业所得税上。

因此，我们应该降低企业所得税的税率。

所得税法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关键词 非法所得 可税性 合理界定

    一、非法所得可税性概述

    (一)问题的提出——税法实践引发讨论

    “非法所得的可税性”几年前一直是财税法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相关的文章多发表于1996年到2007年这十多年间。理论研究焦点的转移与税法实践息息相关:1996年广州市地税局于颁布了《广州市地方税务局关于特种消费行业临时受聘服务人员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问题的通知》,通知规定对广州市地税部门各类酒店、餐厅、及其它营业性单位附设或单独经营的歌舞厅、卡拉OK厅、贵宾厅房、咖啡厅、酒吧、桑拿(蒸气)浴室、保健按摩中心等经营性娱乐消费场所(以下统称特种消费行业)的临时受聘服务人员取得的酬金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2006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教育劳务营业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超过规定收费标准的收费,以开办实验班、特色班和兴趣班等为由另外收取的费用以及与幼儿入园挂钩的赞助费、支教费等超过规定范围的收入,不属于免征营业税的养育服务收入。”上述地方和国家通知的每一次出台都会引发相关讨论文章数量井喷般的爆发。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以“特殊服务人员服务费”以及“择校费”为代表的非法所得的可税性问题。这种理论重心偏转的现象是由法学“实践性”的本质决定的,“法学的研究总是指向法律现象或法律问题”。

    (二)问题的发展——我国学者的争论

    我国学者在对“非法所得的可税性”进行讨论时,涉及的主要问题包括:(1)是否应当对非法所得征税?(2)对非法所得征税是否意味着承认其合法性?支持传统理论“应税所得应当具有合法性”的一方主要认为:(1)“将非法所得纳入课税对象有损于社会正义,同时也是有违社会道德”;(2)从税收依据角度,将非法所得纳入课税对象有违纳税人的义务来源——“享受国家执行公共事务职能所带来的利益”。(3)从税收原则角度,将非法所得纳入课税对象有违税收法定原则。支持主流观点“非法所得也应纳入征税范围”的一方主要认为(1)将非法所得纳入征税范围符合税收公平原则;(2)将非法所得纳入征税范围符合税收效率原则;(3)将非法所得纳入征税范围符合税收的职能。

    (三)问题的延伸——争论的质疑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中,孰是孰非姑且不论,我们听到了第三种声音——对这场争论本身产生了质疑。翟继光老师在《也论非法所得的可税性——非法所得课税问题争论之误区》一文中指出:“两者的争论实际上走入了一个误区,这个误区使得这一问题变成‘假问题’,而双方的争论也就变成了‘假争论’。这一误区就是,双方的争论时脱离实践的抽象理论争论。”而造成这一误区的根本原因在于,“非法所得是否应当征税问题的争论实际上就是在抽象实践中的问题时,忽略了时间的限制”。将时间因素纳入对“非法所得的可税性”的考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类似标准作为参考,争论仿佛又回到了起点。笔者在对争论的现实意义上,和翟老师秉持着相似的观点,如果这场争论的问题本身就是“假问题”,那争论的意义也就无从谈起。

    二、“非法所得”概念的界定

    (一)“非法所得”定义的推衍

    笔者查阅“非法所得的可税性”相关文章后发现,大部分文章在思路上遵循这样的路径:由现实问题引发争论,进而陈述两方观点并表达个人意见,最后提出完善建议。在如此的讨论过程中,在开始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被忽视——对“非法所得”概念的合理界定。笔者尝试从对“非法所得”概念的界定角度,来说明这场前提缺失的争论的意义是有待斟酌的。上述思路很大程度上受到翟老师文章的启发,但在走出“误区”的途径选择上似乎又有不同。

    我国法律对于“非法所得”没有给出较为明确的定义,其概念具有模糊性,这就使得在论及与此相关的问题时缺乏达成共识的必要前提。美国1992年的9-366号指引对“非法所得”一词作出的具体的解释,“所谓非法所得是指被调查的未申报的收入、交易或者货币的来源不符合地方、州或者联邦的法律”。然而,“非法所得”的外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处于动态扩张的状态,“美国法规部门定期对这些判例及规范性法律文件进行整理,并作出解释性的批注”。

    非法所得是相对于合法所得而言,核心在于“非法”。从取得行为方式和途径的角度分析,非法获取所得的行为存在违法性,即自然人或法人通过违反法律、法规或规章的行为而获得收入。从取得收入的结果来看,由于行为人获取所得行为的违法性,导致收入在法律上的合法性丧失。综上所述,非法所得可以定义为,与合法所得相对,获取所得的行为不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在取得方式和途径上存在瑕疵的收入。

    (二)“非法所得”的合理区分

    笼统使用“非法所得”的概念进行讨论,以判断其是否具有可税性,容易导致争论处在不同的层面,走进混乱的误区,其合理性值得商榷。选取适当的标准对非法所得进行区分,有利于在共同前提下对其可税性进行探讨,避免学术探讨的意义或价值的削弱。

    非法所得按照是否经有权机关确认为标准,可以分为性质已确认的非法所得——被认识到的非法所得的实然状态——“实然的非法所得”;性质未确认的非法所得——未被认识到的非法所得的“未决状态”——“事实的非法所得”。我们通常意义上讨论的非法所得,笔者认为属于非法所得的实然状态,即已经被有权机关认识到的非法所得。非法所得的实然状态,其非法性与否已经由有权机关认定,其面临的多是被有权机关没收,可税与否也就无从谈起,即不存在征税的问题。如果非法所得人被给予罚款的处罚,此时的非法所得是否应当征税又分为两种情况:(1)如果罚款数额大于或等于非法所得,非法所得人此时相当于不再持有非法所得,也就不需要纳税。(2)如果罚款数额小于非法所得,非法所得人所持有的剩余非法所等仍应纳税。理由即在于根据可税性理论,非法所得的“未决状态”,由于未被有权机关确认,在这里姑且称其为“事实非法所得”,再按照是否具有“明显确定性”,可以分为“不易确定的事实非法所得”和“可确定的事实非法所得”。是否具有明显确定性的标准,反映到具体操作中体现在:是否具有易于被外界认知的渠道。例如无证经营、占道经营等方式获取的所得,由于其具备被外界认知的渠道,可以认为是具有公开性的非法所得。通过贪污受贿、走私贩毒等行为获取的所得,由于行为性质以及行为人意图隐瞒的主观心态,该所得一般不易具备被外界认知的渠道,可以认为是不具有公开性的非法所得。

    “非法所得”一般都具有隐蔽性,在“非法所得的未决状态”中,非法所得属于事实状态但还未被有权机关认识。“不易确定的事实非法所得”缺乏被外界认知的渠道,税收行政主管部门不是确认“非法所得”的有权机关,没有义务进行查认,其呈现出的是“合法所得”的外表,甚至可能不被发现。将其排除在征税范围之外,无疑造成我国税收的流失。根据可税性理论,因为收益的存在,且不存在公益性和非营利性的否定因素存在,对其征税是具有可行性与合理性的。

    将时间因素限定在“征税时”,“将来可确定的事实非法所得”所面临的是被有权机关确认为“非法所得”的实然状态,这当然是我们理论抽象的理想情况。究其本质,这才是前述双方争论中所提到的“非法所得”的真正内涵,本文的主要目的即是在对“非法所得”进行区分后,针对争论中存在混淆的“非法所得”内涵进行合理修正,避免争论者陷于课税能否之纠缠。论及该“将来可确定的事实非法所得”是否应当征税,(1)首先根据“可税性”理论,在征税时的“将来可确定的事实非法所得”当事人是享有收益的,收益是其可纳入征税范围的依据。(2)根据税收公平原则,“将来可确定的事实非法所得”当事人存在税收负担能力,应当与合法所得同等纳税。(3)从社会道德角度考量,如果对该项所得不征税,相当于对获取该所得的违法行为客观上采取纵容或鼓励态度,造成消极的社会效果。

    此外,对“将来可确定的事实非法所得”征税过后,有权机关对非法所得再做出罚没的处罚,之前的已征税额的处理问题,在实践中的具体操作还需税务机关与有权机关协调,处理机制的构建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对“事实非法所得”征税是否意味着赋予其合法性问题。笔者认为可税性与合法性的判定属于两个层次的讨论,不存在必然联系,关于此问题的讨论已经很多,笔者在此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