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币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 ：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断代，二是研究当时社会现实，三是研 究经济文化交流。尤其是国际间的交流历史。

钱币是田野考古中的常见之物 ，在考古学研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不论是考古学界还是钱币学界 ，对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研究都不多，尚无专文论及。笔者不揣浅陋 ，试对此作一粗浅的探讨 ，望方家正之。

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 中的作用甚多 ，但笔者认为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断代 ，二是研究当时社会现实 ，三是研究经济文化交流 ，尤其是国际间的交流历史。下面分别讨论。

一、 断代

(一)出土钱币在考古断代中的作用

考古学断代的方法在史前 和历史时期是不 同的。历史时期考古学断代方法，除各 时期考古通用之类型学、地层学外，还特别注重文字材料，如简牍、铭文、碑志等等。在我国，钱币用于考古断代，仅适用于历史时期。

历史上的钱币均有各自的时代特征，这是利用钱币进行 断代 的理论前提。宋代以前 ，有布币、刀币、半两、五铢、开元通宝等钱币，一般无年号 ，但各种钱币的行用均有时间范围。如布币、刀币行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蚁鼻钱行用于战国时期 ，半两钱行用于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时期。上述钱币又可分为不同的类别，均各有其行用时间。如“八铢半两”为高后二年(公元前 186年)所铸，“四铢半两”为汉文帝前元五年(前 175年)所铸。其他如货泉、大泉五十等新莽钱币、蜀汉直百五铢、南朝宋孝建、景和等钱币，均有较明确的行用时间，不必一一列举。

五铢钱，始铸于西汉武帝元狩五年 (前118年)，废止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是中国古代行用时间最长的货币 ，历时七百多年，被誉为“长寿钱”。经学界各代达人 的努力 ，五铢钱的断代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其中尤值一提的是蒋若是先生《洛阳烧沟汉墓》一书。蒋氏利用大量的汉墓材料，结合文献记载将汉代五铢钱分成五型。虽然其中某些细节尚可商榷，但其基本结论经半世纪的考验 ，仍无大谬，受到学界的高度赞扬。在撰成《洛 阳烧沟汉墓》几十年后蒋先生又完成《秦汉钱币研究一书，该书集蒋先生几十年研究秦汉钱币的心得，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此外，北京大学吴荣 曾先生撰有《五铢钱 与墓葬断代》一 文，对磨郭钱、五铢小钱的断代进行了深入研究 ，颇 有说服力 。今 日，两汉五铢的断代已经不存在较大问题。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政权更迭频繁、地方政权并立 ，因此 ，货币的发行混乱不堪 ，多数货币行用不久即颁行新币人们可能认为，这个时期币制如此混乱，断代研究可能会很难 ，其实恰好相反。原因很简单，每种钱币行用的时间不长，正好更准确的表明了该钱 币的所属时间。如梁 四柱五铢 ，钱面上下各 有二星，颇具特征。又如南朝宋 文帝铸重 达八 铢之 五铢钱 ，世称“当两五铢”。这些钱币的时代特征明显 ，于断代十分有利。隋五铢外郭特宽、钱色泛白、“五”字旁有一竖 ，特征鲜明，易于判别，且行用时间较短，故断代价值较高。

“开元通宝”钱也是一种长寿钱 ，始铸于唐武德四年(621年)，一直作为主币沿用至五代十国时期甚至清代太平天国农 民政权也 曾铸行此钱。唐、五代所行“开元通宝”品种达数 十种，其 区别主要体现在字形变化上。目前学术界已能大致区别 出不同时代之“开元通宝” 。

宋代以来，年号钱盛行 ，往往每次改年号 ，都要发行新的年号钱，此已为学界常识，不必多言。年号钱的发行为考古断代提供 了极大的方便，使断代能更为精确。仅举一例 ：广西贺州博物馆 2002年在对临贺故城进行维修时 ，发现一座出土“元丰通宝 ”的墓葬打破红色砖墙 的情况 ，从而判断出红色墙砖 的时代在北宋元丰年间以前。后来再结合文献记载的时期曾对城墙进行过较大工程的情况推测该段城墙为南汉所修 。这样 的例子在 考古工作 中屡见不鲜，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 ，出土钱币为历史时期考古断代带来了极大便利，成为考古学断代研究 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二)利用出土钱 币进行考古断代时的注意事项

虽然利用 出土钱币进行考古断代作用巨大，但在具体操作时有一些注意事项，否则可能得出错误结论。

第一要注意的是晚期地层、遗迹、墓葬等单位出土早期钱币的情况。从理论上看，晚期单位(地层遗迹、墓葬等)可以包含早期遗物 ，而早期单位不可能包含晚期遗物 。因此，在 晚期单位 出土早期钱币的情况是不奇怪的，也是常见的。

第二要注意的是钱币的行用时间下限。一种钱币的颁行时间是其行用时间的上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其时代下限却难 以确定，因为颁行新币后原来的钱币并没有立即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与新币共同流通 ，有时流通时间还甚长，这在五铢 、开元通宝等长寿钱身上体现特别明显。笔者在研究三峡地区秦汉墓时发现：秦半两、汉初榆荚半 两、文帝 四铢半两等半两钱均沿用至西汉 中期，武帝五铢沿用至东汉中期 ，昭宣五铢沿用至东汉晚期。出人意料的是，新莽的货泉和大泉五十也有沿用至东汉 晚期的情况 。管维 良先生曾对魏 晋南北朝 时期 四十批墓葬和窖藏 中的出土的钱币进行分析统计。结果如下：三国吴的六批材料中汉五铢钱在所有 出土钱币中所占比例最低为 33％，最高为 100％，绝大多数时候为 90％以上。两晋 的十六批材料 中有 十四批 出土汉五铢 ，所占比例最少为 33％ ，最高为 100％，有7批。绝 大多 数为 90％以上 。南朝 5例 ，分别为100％、8％、100％、95％以上、66％。北齐 6例 ，仅一例出土钱币3枚，其中汉五铢 2枚。值得一提的是上述统计中，出土钱币较多墓葬 中汉五铢的数量均在 90％以上 ，可见 ，当时流通 的主要货 币应该 是汉五铢，只是到北齐前后 ，汉代五铢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笔者认为，各种钱币的实 际行用时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

在上面两种情况下，如果仅仅依靠钱币进行 断代就有可能会拔高时代 ，造成断代失误。为此 ，须坚持两个原则 ：其一，在出土不 同时代钱币的情况下，应以时代最晚材料作为断代标准；其二，钱币材料要与其他材料 ，如地层关系、墓葬形 制、器物、碑志 、铭文等等结合分析。须知 ，钱币材 料仅是 断代的一个手段，不是唯一的手段，我们既要重视出土钱币在考古断代中的作用，但又不能过分夸大。

二、研究社会现实

钱币作为一种特殊 的商品，是财富的象征。在中国古代“事死如 事生，事亡如事存 ”的观念支下 ，不管高下贫富 ，人们都要往墓 中放置一些钱币，这些钱币有的是流通 的实用币，也有的是非流通的 冥币。从随葬钱币的情况可 以窥探 当时社会现实，如社会盛衰、贫富分化、丧葬意识等等。钱币是社会盛衰的一面镜子 ，但利用出土钱币进行社会盛衰研究，需要较多地依赖历史文献 、社会背景来进行研究。因此，本文不打算在这方面多作论述。

墓葬中随葬钱币的多少可以反映社会上贫富分化的程度。以笔者 曾研究 过的三峡地 区秦汉墓为例，西汉早期的 11座墓葬 中，其 中 2座没有出土任何钱币，其余 9座分别出土5枚、6枚、16枚、58枚、63枚、80枚、87枚 、113枚、173枚 ，共 5l4枚，这 11 座墓平均每座约 47枚。西汉武 昭时期 墓 葬共 27座 ，其中没有出土任何钱币的有 9座，出土情况不详的有 3座，除此 以外的 15座墓葬 ，出土钱币最少的是 2枚 ，最多的是 1042枚 ，总数约 2200枚 ，除去不详的3座，其余 44座平均约50枚 。

从上述数据看 ，各墓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平衡，最少的连 1枚钱币也没有 ，最多 的达到上千枚。据研究 ，出土 1000余枚钱币的墓葬可能是郡守一级官员或其家人的墓葬。虽然 由于保存状况的不 同，有的墓葬出土钱币数与实际随葬数有一定差距，但由于纳人统计的墓葬数量较多，上述结论应当还是可信的。

为显示孝道 ，加上相信人死后还会在另一个世界生活，仍然需要人世间的一切，因此，古人们往往不惜花费巨资，为死去的亲人打造一个类似于生前的世界，即所谓 “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 ”。汉代是一个 崇 尚厚 葬 的时代 。西汉时期的《盐铁论》“散不足”篇有云：“古者，不封不树，反虞祭于寝 ，无坛宇之居，庙堂之位。及其后，则封之，庶人 之坟半 仞，其 高可隐。今富者积土成山，列树成林，台榭连阁，集观增楼。中者祠堂屏阁，垣阙罘恩。”[9](p2s3)时人王符也指出：“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 ，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刻金镂玉，橘梓梗楠，良田造茔，黄壤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 ，广种松柏，庐舍祠堂 ，崇侈上僭”¨。

一个墓葬是否厚葬，可通过陵墓大小、随葬品多寡精粗等方面体现。钱币是非常重要的一种随葬品，也是体现是否厚葬 的一 面窗 口。以洛 阳烧沟汉墓为例。该墓地的墓葬全为中小型墓 ，即便如此，225座墓葬共出土钱币 11265枚 ，平均每墓出土钱币约 50枚¨ 。当然，这只是考古 出土 的，如考虑到历史上被盗和 自然破坏 ，其数 目将更大。为让读者对 50枚钱有个明晰的印象，我们可以简单地看看 当时人们的赋税和生活状况。

西汉的人头税分算赋和 口赋两种，前者课于成年人，后者是未成年人。算赋 在西汉多时每人 120钱 ，少时为 40钱 ，口赋为 23钱。东汉时继承了西汉的算赋 和 口赋。因此 ，50钱相当于算赋的 41．7%-125％，相 当于口赋的 2倍多。这个数据应该说是比较多的。

我们再看看当时人们在算赋和 口赋下的生活状况。《汉书 ·贡禹传》云 ：“武帝征伐四夷 ，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困重，至于生子辄杀。”赋税的沉重，引起了人民的赤贫化 ，进而导致社会极大动荡。每座墓葬同样平均出土 50枚钱币的三峡地区情况又是如何呢?东汉晚期三峡地区流行一首谣谚 ：“狗吠何喧喧，有吏来在门。披衣出门应，府记欲得钱。语穷乞请期，吏怒反见尤。旋步顾家中，家中无可与。思往邻家贷，邻人已言匮。钱钱何难得，令我独憔悴。” 在活人生活 尚且如此困顿的情况下 ，人们还情愿拿出这么多的钱币来为死人随葬 ，可见厚葬风气之盛。

三、研究经济文化交流

中国在历史上多数时间都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从未中断。钱币作为支付、贮藏的手段，是贸易时不可或缺之物。因此在中国境内出土了不少外国钱币，如波斯萨珊朝银币、东罗马和阿拉伯的金币以及 日本钱币等等，在 国外也 出土过不少我国古钱币，尤其是唐宋以来的钱币。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异国钱币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有力见证。

出土的异国钱币是研究古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一种有效手段。学术界很早就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较丰硕。如夏鼐先生在上世纪 50～70年表了一系列文章，收集统计 了当时 出土和收藏的波斯萨珊朝银币、阿拉伯金币、东罗马金币等，并对其背景进行了探讨 。近年来，康柳硕先生《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拜占庭金币综述》《从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古代外国钱币看丝绸之路上东西方钱币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和罗丰先生的《中国境内发现的东罗马金币》等文章也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 。 前几年出版 的戴建兵、王晓岚《中外货币文化交流研究》是这方面研究的一本专著。

国外学者也有不少研究文章，如法 国 F·蒂埃里 c·莫里森的《简述在中国发现的拜占庭金币及其仿制品》等。

根据 目前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上述外国钱币在新疆 出土最多，这跟文献记载相符合。《隋书》卷24“食货志”记载：“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从新疆到关中的丝绸之路沿线均有外国钱币发现，甚至在洛阳也有部分出土。据夏鼐先生统计，萨珊朝银币在中国已经出土 2000枚 以上，分属十几位王在位时期，时间跨度从 4世纪至 8世纪。在国外也有不少中国钱币出土，如日本就曾大量出土中国的五铢钱、货泉以及后代的历朝钱币。有的地方出土数量很大，如宝冢市堂坂遗址出土了10万多枚，而山口市大内遗址出土的则有250公斤 。

另外在越南、朝鲜等地也曾出土过中国的古钱币，散见于国内外的报道中，此不赘述。利用出土的异国钱币固然是研究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但并非唯一手段。笔者认为，中外古代由于受他国影响而铸造出的钱币也是重要的研究对象。

例如，古代 中国的周边 国家 ，如朝鲜、日本、越南、泰国等国在历史上都曾仿照中国铸造圆形方孔钱。如 日本曾仿铸南唐的“唐国通宝”“至道元宝”越南曾仿铸 “开元通宝”“元占通宝”“天禧通 宝”“至道元宝”“元符通宝”等等。此外，在丝绸之路沿线如新疆、中亚等地出土的一些钱币带有明显的东西方货币文化交融的特点。如：古于阗国铸造的汉二体钱(俗称“和田马钱”)、古龟兹国铸造的汉龟二体钱 、回鹘钱、察合台钱币等都属此类。

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研究是近年来的一个学术热点 ，中国境 内出土的外国钱币、国外 出土的中国钱币以及能体现相互之间货币文化交流的钱币材料都是有力的历史见证 ，对它们的深入研究 ，必将推进 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古钱币研究正方兴未艾，越来越走向深入 ，与考古学的结合也 日益紧密。本文粗略讨论了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三个方面的作用 ，权作引玉之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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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戴建兵，王晓岚．中外货币文化交流研究[M]．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

钱币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 ：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断代，二是研究当时社会现实，三是研 究 经济 文化交流。尤其是国际间的交流 历史 。

钱币是田野考古中的常见之物 ，在考古学研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不论是考古学界还是钱币学界 ，对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研究都不多，尚无专文论及。笔者不揣浅陋 ，试对此作一粗浅的探讨 ，望方家正之。 

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 中的作用甚多 ，但笔者认为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断代 ，二是研究当时社会现实 ，三是研究经济文化交流 ，尤其是国际间的交流历史。下面分别讨论。 

一、 断代 

(一)出土钱币在考古断代中的作用 

考古学断代的方法在史前 和历史时期是不 同的。历史时期考古学断代方法，除各 时期考古通用之类型学、地层学外，还特别注重文字材料，如简牍、铭文、碑志等等。在我国，钱币用于考古断代，仅适用于历史时期。 

历史上的钱币均有各自的时代特征，这是利用钱币进行 断代 的理论前提。宋代以前 ，有布币、刀币、半两、五铢、开元通宝等钱币，一般无年号 ，但各种钱币的行用均有时间范围。如布币、刀币行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蚁鼻钱行用于战国时期 ，半两钱行用于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时期。上述钱币又可分为不同的类别，均各有其行用时间。如“八铢半两”为高后二年(公元前 186年)所铸，“四铢半两”为汉文帝前元五年(前 175年)所铸。其他如货泉、大泉五十等新莽钱币、蜀汉直百五铢、南朝宋孝建、景和等钱币，均有较明确的行用时间，不必一一列举。 

五铢钱，始铸于西汉武帝元狩五年 (前118年)，废止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是

钱币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柬埔寨扶南时期的珍罕金币

公元484年间，扶南陈如耶登基上台，对货币进行了改革，把称量货币改变为单个计量货币，这是扶南王朝货币产生以来最重要的转折点，反映了扶南王朝的商品贸易和货币经济已发展到较高水平。这个时期制造了“五金宝座金币”、普“五金”宝座银币、“金五”宝座银币、“五五”宝座银币、中“五金”宝座银币、大“五金”宝座银币等6种金、银货币，经过对这些货币的观察和分析，发现钱面上印的“五”字，与中国“五铢”钱的“五”字无论造型或笔画都显得十分相似，反映了陈如耶跋摩王朝的“五金”或“五五”钱文是模仿中国的“五铢”钱文而制。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模仿中国汉字钱文作为该国金属货币铭文的例证。扶南王朝的“五金”宝座金币比公元708年日本人模仿中国钱币铸造的“和同开珍”铜钱早了200多年，这枚金币不仅填补了扶南王国历史货币的空白，也反映了扶南王国对中国货币文化的认同，显示了中国货币文化对东南亚的深远影响。“五金”宝座金币是广西钱币博物馆馆藏最珍稀货币之一。

古代印尼亚齐王国珍稀金币

2005年6月，广西钱币博物馆在各地搜寻东南亚货币时，发现并购得一枚古代印度尼西亚亚齐王朝时期的金币。为了进一步研究，博物馆组织钱币专家查阅了有关历史资料，并请教了一些资深的专家学者，发现这正是我们多年来一直追寻的古代亚齐王朝珍罕的金币。它为我们研究古代印尼使用贵金属作货币的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亚齐古金币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是较为古老的传统钱币，币形、币值和币文，都很有自己的特色，特别是古钱钱文上所铸的伊斯兰铭文，不仅向我们提供了它本身确切的年代，而且真实记录了古代亚齐人民的经济活动，有助于我们研究古印尼亚齐王国的社会历史和经济发展史。

由于古代亚齐存世金币数量少之又少，因此金币价值罕之又罕，成为屈指可数的稀罕钱币珍品，是相关学科研究不可缺少的实物，更是广西钱币博物馆馆藏珍罕货币之一。

马来西亚珍罕

“吏丹利宝”汉字锡钱

2007年4月6日，亚洲饯币学会黄汉森会长、第一副会长郭成发、顾问刘嘉斌一行参观访问广西钱币博物馆，并赠送一批印尼群岛历史货币。这些珍贵文物中除了古代印尼群岛的货币外，还有一些令人瞩目的汉字方孔圆钱。其中有开平元宝、正平元宝、太平大丰等锡铅钱。收到这些珍贵文物后，我馆展开了对古代印尼群岛历史货币的收集、研究工作。通过深入而严谨的探讨及翔实的论证工作，揭开了充满神秘色彩的古代印尼钱币的面纱，反映了中国货币文化对海外的传播及影响。

明属安南“通行会宝”钞版

明属安南“通行会宝”钞版是目前为止发现的第一块珍贵的明式安南时期的钞版，它为研究古代中越经贸关系提供了实物资料，也弥补了越南货币史的空白，是广西钱币博物馆馆藏珍罕货币之一。这枚珍贵货币的发现，还有一段有趣的小故事呢。

2008年，在越南河内文物收藏圈内小有名气的阮氏，购得一块久经碰撞，“伤痕”遍体，中下段有横向断裂，长约90毫米，上面纵向裂痕约63毫米的长方形青铜牌。他一眼就看出这块青铜牌非同平凡，铜牌上铸有依稀可辨的四个楷书汉字“通行会宝”，还有一些看不清楚的文字及图案。他自认为是古代越南印刷书籍的印刷之类印版，在市内加林路一小茶社以两兆多越南盾（约千元人民币）转卖给一位做成衣生意的华裔老板。几经辗转后，该件物品到了广西首府南宁市唐山路古玩城郑学风先生手中。郑老是广西钱币学会德高望重的钱币专家，他随即邀请其他钱币专家一起研究，发现这块青铜版并不是什么印书牌，而是一块古代印钞版。但究竟是什么时候、什么朝代的钞版，钞版上的文字究竟写的什么，一时也没有定论。这件物品最后被广西钱币博物馆收藏。自收藏这块“通行会宝”钞版后，博物馆组成了钞版课题组，专家们查阅了大量的文史资料，并利用各种方法对“通行会宝”钞版实物反复进行详细鉴别，最终确定这就是明属安南“通行会宝”钞版。“通行会宝”钞版的发现引起了文博界、金融界的关注，它为研究古代中越关系史提供了实物资料。

南宁最早铸造的钱币

南宁地处我国南疆边陲，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我馆收藏有一枚珍贵的银锭——商税银，这铤税银的发现，弥补了南宁最早使用金银作货币的历史空白，是不可多得的唐代银铤，为研究我国南方经贸交流及互市贸易提供了实物，是我们研究古代南宁钱币、经贸活动等都堪称罕见的实物证据。

这块在中国货币史上独一无二的“邕”字钱，以货币实物论证了广西首府南宁市最早流通的钱币，它承载、蕴涵与传达着古代丰富的货币文化、人文信息，对进一步研究古代南宁的经济贸易、赋税状况、社会生活都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钱币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在福建收藏界，欣士敏被公认为最有“钱”的人。他的“钱”，不是黄金白银、美元港币，而是锈迹斑斑、无法流通的中外古钱币。400多个国度和地区、时间跨度2000多年的5万枚钱币，让欣士敏由一名普通的泉友(钱币收藏爱好者)成为福建省乃至全国屈指可数的钱币收藏、研究专家，有着八闽钱币收藏第一人的美誉。

一世“钱”缘

“说起来，钱币收藏可以追溯到小时候了。”欣士敏回忆说，“上世纪40年代没有什么玩具，自己经常掂量着父亲给的几个铜板，发现铜板上的字样不一，就饶有兴趣地收藏起不同的钱币来。”从此，欣士敏一发不可收拾，与钱币结下了60多年的不解之缘。

上世纪50年代，欣士敏在苏北银行工作，有机会接触到大量钱币，为收藏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其中，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便是他在此期间第一次正儿八经的收藏。

也许是缘分的使然，上世纪50年代末欣士敏考取了厦门大学经济系，攻读货币与信贷专业。通过4年的系统学习，他对钱币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也为日后对钱币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专业基础。毕业时，命运再次将他与“钱”联在一起。分配在省直综合经济部门工作的他，多了出国学习的机会，也多了在国外货币市场淘宝的机会。

一次，欣老来到纽约的一个货币市场，请服务员为他兑换面值1美分的3种不同版本的钱币。整天与钱币打交道的美国服务员抱歉地耸了耸肩，表示他一定是弄错了，面值1美分的钱币只有一种版本。欣老耐心地向他解释，面值一美分的钱币当时由3家不同的铸币厂生产铸造，尽管面值一样，图案也基本相同。但还是有些细微差别。看着眼前这个“固执”的中国人，美国服务员在一堆面值一美分的钱币中仔细查找起来。最后正如欣老所言，找到了3种不同版本的1美分钱币。心服口服的美国服务员和四周的外国游人都纷纷竖起大拇指，连声说：“OK!”

普通泉友变钱币专家

对待收藏，欣士敏除了执着更多的是细心。在欣老家中，看似平淡无奇的橱柜却装满了“钱”。打开橱柜，藏品用文件夹整洁地摆放着，或按地点或按内容分门别类，一目了然。欣士敏告诉记者他将钱币分为中国和外国两大类，再以年代为序进行排列，便于查找。翻开其中一本，赵国的铲币、齐国的刀币、秦国的圆形方孔钱和楚国的蚁鼻钱，顿时让记者看傻了眼。一旁的欣老见状说道，中国古钱币历史悠久，种类繁多，绚丽多彩，每一个时期的钱币都承载了不同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信息，堪称“社会化石”。

如果说中国钱币是让欣士敏“动了情”，那么对于外国钱币欣老就是“痴情”了。亚洲、欧洲、非洲、美洲和大洋洲，摸着欣士敏从世界各地淘来的宝贝，记者仿佛来到一个怡情益智的历史花园。看记者拿着一枚小小的钱币十分好奇，欣老介绍道，最早的外国小面值硬币一般都采用紫铜或铸铝，后来发展到由铜镍合金和钢芯镀镍等材料代替。流通硬币正反面除了面值、国名和发行年份外，一般都采用该国具有象征意义的图案，如国徽、国旋、国花和动物，而智士伟人和著名景观建筑也是钱币常见图样。听完这番讲解，记者不禁感叹这小小钱币竟成了人类文化艺术的综合载体，凝结了如此多的智慧。

在收藏的过程中，欣士敏渐渐也成了钱币研究专家。为了鉴定钱币的真伪和出处，欣老购置了大量书籍，家中俨然成了图书馆。而为了研究外国钱币，他还掌握了多国语言，甚至一些小语种也能流利地翻译。随着深入地研究，欣土敏发现我国关于钱币收藏、鉴赏的书籍少之又少，钱币工具书几乎是个空白。平日为了鉴赏钱币，通常要翻阅大量文献、旁征博引，才能得到准确的结论，且这些论述又大多分布在各种古籍中，晦涩难懂。于是，欣士敏呕心沥血，先后撰写了《世界钱币分类收藏与鉴赏》、《金泉沙龙――历代名家货币思想论述》和《钱币文化与艺术》等多部著作。欣老钱币工具书的问世，对泉友们来说无疑是雨后甘露。

半个多世纪的感悟

欣士敏成为福建收藏界名人后，曾有许多出于商业目的收藏者想从他这里挖些“宝贝”，一些拍卖行也表示愿意为之举槌，但均被他谢绝。作为一个文化思考者的欣士敏，传承历史才是他收藏的最终目的。他对记者说：“这些钱币确实是一笔财富，可它真正的价值在于历史文化。如果有谁可以吃透、读懂这些钱币，我将倾其全部赠送与他。”质朴的言语中，透露出的满是欣老对于钱币收藏的无限热爱，令人肃然起敬。

尽管为了收藏钱币，欣士敏倾入了半个多世纪的心血，但当记者讨教收藏经验时，老人却毫不犹豫地一一解答。

欣士敏告诉记者，鉴定古钱首先要熟悉历史，掌握钱币学的知识。钱币学是一门研究钱币发生、发展与钱币不同版别、质地、形制、铸造等特征的学科。通常钱币根据厚薄、大小和纹饰可以分出许多不同的版别来，人们研究的侧重点主要集中在版别方面。钱币一般有铜、铁、铅、金、银等质地，哪―个朝代曾铸造过哪一种或几种质地的钱币，对于鉴定来说，显得尤其重要。此外，收藏钱币还要学习美学、书法、篆刻等各种边缘知识，这样才能避免“打眼”。“一些存世量少，版别罕见的钱币往往成为制假者的首选，当卖家以极低的价格出售稀罕货时，这其中定有蹊跷，泉友们应格外小心。”欣老补充道。

据了解，过去钱币收藏以乎是老年人的专利，年轻藏友较少。然而，在今年3月25日举行的第45届报国寺(春季)钱币交换会上，一批“80后”、“90后”新生代泉商、泉友格外引人注目。对于钱币收藏群体年轻化，欣士敏表示，年轻人的介入，对钱币收藏市场无疑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只有持续补充新鲜血液，钱币才能折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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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8万元!随着一槌定音，中国古钱拍卖诞生了新的记录。

钱币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内容摘要：信用性的纸币制度的早产、贵金属流通的不发达，是中国古代货币制度演化区别于古近代西方的两个重要特征，这两个特征实际都是基于中国古代货币制度而形成的，具有内在逻辑的一致性。自秦统一至明中期，中国实际形成的是以铜本位为重心的半信用半商品财政货币制度，货币本质上是金属价值与政府信用的合体，以不严格的足值性、通货量的软约束、政府垄断铸币权为制度要素，而当经济环境动摇了制度要素引发制度危机时，政府必须调整货币内在的商品性和信用性的关系，以图稳固货币制度进而巩固财政。两宋时期纸币制度的形成本质上就是商品性和信用性关系调整的产物。但是其后政府信用性的膨胀和商品性、信用性关系的失衡和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中国古代币制最终还是向贵金属流通归复。历史的经验对于我们认识和改善现有国际货币体系也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纸币 财政 贱金属本位 半信用半商品币制

西方的货币制度演化，基本是遵循了由低货币本位到高货币本位的演化，高本位货币，一方面可以容纳更大价值的商品交换，另一方面本位越高其“绝对稀缺性”就越强，通货量和币值越稳定。纯信用货币即纯纸币制度，是在高本位的最高阶段，以信用经济高度发达为基础而诞生的。

中国的货币本位演化却并未遵循这个货币本位演化的规律，而是出现了曲折乃至于逆转：考古发现表明，中国在东周时期开始大范围的铜币流通的同时，金银也大举进入了市场交换，江淮地区的楚国货币体系，就是典型的黄金流通，其黄金已经有了铸币化的趋势。但是随着秦统一全国币制，黄金名义上是“上币”，却很少进入流通，后代黄金主要被用于官府和贵族的财富窖藏，明显的淡出了流通环节。自秦以后，中国进入了稳定的贱金属（铜）本位的商品货币制度时代，尽管唐代、两宋时期中国商品经济出现了一波接一波的高峰，白银在中国货币流通中也确实出现了地位的上升，但特别的是，中国在银本位尚未确立的情况下，直接在铜本位基础上建立了纸币制度，而且在纸币诞生后约200年后，中国就建立了全国性的不兑现的纯纸币制度，相比较西方，中国等于是从低于银本位的本位制度下直接越过了金银本位而过渡到了国家信用的纸币阶段。一些经济史著作，习惯将这个现象和西方的纸币演化进行简单的比较，以此作为古代中国商品经济和信用经济繁荣的标志。但是本文则从较长的历史空间，对秦统一以后中国货币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制度性分析，从货币的商品性和信用性的矛盾入手，试图揭示中国货币演化的内在逻辑。

半信用半商品财政货币制度：中国古代币制的定位

排斥贵金属流通，信用性的纸币制度的早产，这是封建中央集权时代中国货币制度的两个特征。我国学者常常以此作为中国货币经济和商品经济比西方繁荣的证据，但是如果依据劳动价值论的货币理论来审视中国的贱金属（铜）本位和其之上的纸币制度的起源，就会发现中国经济的历史并不如我们以往所估计。解释这个问题只有从贱金属本位货币的性质来入手分析。

我们知道，贵金属本位下，货币依据其价值进行交换，出现铸币以前，金属价值与其重量严格成正比关系，即“称量货币”，当国家在金属上打上保证其成色和重量的符号时，才可以成为“铸币”。在贵金属流通的时期，往往铸币权力并不一定垄断，在近代西方的金币本位制时期，铸币权是经政府特许可以下放的，因为贵金属的“绝对稀缺性”，并不会扰乱货币流通，重要的是货币的足值。但是中国的贱金属货币本位制则不同，首先是铜并不存在金银的“绝对稀缺性”，货币规模不是“硬约束”而是“软约束”，可以随铸币者意愿而有一定幅度的调节；再有就是“货币足值”的概念在贱金属本位下显得尤其模糊，单位币值对应的铜的重量上下变化的幅度在不同历史时期尤其大；最后，也是中国自建立贱金属本位制度之后基本始终坚持的一个原则――政府垄断铸币权。通货量软约束、不严格的足值性、官有铸币权，构成了中国特色的贱金属本位制，亦为“半信用半商品的财政货币制度”。

之所以如此称呼中国古典货币制度，主要是基于铜币的上述特点：

足值性的这个“不严格”指的是贱金属（铜）币制，既不能完全如贵金属块流通那样的依重量定价值、进行交换，也不像铸币一样具备高度的等重等值性而可以论币面价值（“圆”、“镑”等等）交换，也不如不兑现纸币那样完全依托政府信用而无所谓实际价值而一律依从币面价值，贱金属本位币是和贵金属块流通制、贵金属铸币制、不兑现纸币制“三不像”的一种币制。彭信威先生在《中国货币史》的绪论里就论及贱金属币制的性质问题：

其中基本的原因是因为没有自由铸造的办法，使铜钱的购买力和它的币材价值不符，有时因为私铸关系甚至低于币材价值，但一般来说，作为铜钱的价值，高于作为铜块的价值，而且相差很大。所以铜钱不是一种很好的宝藏手段。这就赋予铜钱一种特殊的性质，使它和外国的金银币不同。也就是说，铜钱的购买力所受它的数量的影响，要大于金银币。金银和金银币并不是说完全不受数量的影响，不过因为金银币的价值和这些金银币的币材价值约略相等，所以它们是很好的宝藏手段……使用铜钱就不大有这种调节作用了，尤其在减重和贬值的时候，人们绝不肯把减重或贬值的铜钱储藏起来，他们知道等到将来，这种铜钱根本用不出去，所以不如现在快点用出去，这样会加快货币的流通速度，而减低它的购买力。因此中国铜钱的性质，从它的购买力的变动一点上来看，是介乎金银币和不兑现的纸币之间的。这是中国古代货币一个重要特点。

铜价值的低贱和政府垄断铸币，导致了币值不稳，相比较而言，金银币的主要价值是在币材本身，而政府赋予其法定地位倒在其次。近代西方的自由铸币，使得在商品经济发达情况下，金银币有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使其供给受自然地理因素制约，一般是一个稳定值，因而对金银的需求会决定币制和物价，这又取决于实际商品数量或者总产出，所以在贵金属铸币制度下，货币数量因素导致的通货膨胀是困难的。而中国从古至今都没有自由铸币制度，而且铜料不具备绝对的稀缺性，自然因素无法形成对通货量的硬制约，也就令通货量的供给和币制大小握在了政府手里，这不是典型近代铸币制地区的场景。政府方面也要在考虑铜币重量稳定在一个什么水平可以令商品流通顺畅，“子母相权”作为中国最早的货币思想，考虑的就是这个问题，如果依据劳动价值论，应该是当铜币所凝结的价值等于其所等价的商品时，货币流通最为顺利。可是在中国，铜币不是自由生产的商品，而是政府垄断的“产品”，难以找到一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水平。因此足值性没有市场机制来保障，而政府由于受财政需求影响，在政府财政富余时候，往往可以保证通货量和币制稳定，但是一旦政府面临财政赤字，滥铸常用于解决赤字，币制因而不稳。“滥铸”往往并不仅仅意味着铜钱数目增多，货币必然变轻变小，或者就是出现法定的不足值货币“虚值钱”。

中国自西汉五铢到清末铸币，重量基本没有变化，甚至于西汉古币在清末也还可流通。这种“稳定”并不意味中国古代的铜币币值稳定，只意味着我们国家经济的基本交易需求规模没有提升，小农经济所生成的高自给自足性、低市场性的经济，对大额交易的需求始终很弱，交易中家庭和个人主体的交易多，高币值（贵金属）货币流通需求弱。但是如果仅就每个时期而言，单位铜货币币制却是波动很大，大都是政府货币政策变动的结果，政府正是利用了这种不严格的足值性，从中牟利。秦始皇统一币制把铸币权统归朝廷，铸币权归中央也大体成了后世王朝的一个基本原则。我们习惯于歌颂这种币制统一的好处，那是站在考虑到私人铸币容易铸行劣币、扰乱市场的方面而论的，如果中央政府蓄意以滥发劣币解决财政问题，同样会有巨大危害。因此这项措施的意义也仅限于“集权”，而没有根本杜绝货币不足值的可能。不过这种筹资能力或“铸币税”在信用经济本身极不发达、私人信用微弱的情况下，也只有政府才有资格以政治权力为货币信用作担保，这种信用性体现的是一种政治强制的超经济性。贱金属本位因而是商品货币和政府信用货币的混合体。

中国古代币制的演化：“商品”与“信用”关系的历史变化

（一） 半信用半商品币制的起源和演化

先秦时期的货币流通，大致还带有十分明显的物物交易色彩，不过由于币制不统一，不能一概而论。从考古发现和历史记载来看，这一时期货币的商品性仍然重要。货币商品性和信用性明显地开始共存和对抗，是以秦统一币制又特别以西汉五铢币制确立为开始，这也恰是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开始。就币材而言，铜币在成为货币之前没有一个铜块流通的时期，但是当金银成为铸有政府标志成为铸币之前，却有一个金银块流通的时期。这反映的就是铜只有变为“铜币”才会成为货币，具有货币的功用。这个变化，只有政府有合法权力执行，这就令中国货币长期笼罩在政治权力的阴影之下，货币的商品性或价值只有在经政府铸造成币后才有流通能力，或者说，只有当货币具有政府信用性后货币的商品性才真正成为一般等价物而非金属币材的商品性（价值）。货币的商品性被捆绑在了政府信用之上，这是中国古典币制演化的制度基点。

始皇统一币制，“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镒为名，上币；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计量价值多少，黄金是按重称量，铜币以枚计数。后来在湖北云梦出土的秦代货币管理律例《金布律》中，发现有“百姓市用钱，美恶杂之，勿敢异”的文字，这说明，货币重量事实上不是货币交易的依据，每枚半两钱的法定价值是一样的，而秦半两钱的不等重现象非常严重。如1979年陕西凤翔高家河发现的秦代窖藏半两钱，共出土1557枚秦半两钱，最大直径3.4厘米，重12克（18.2铢），最小直径2厘米，2.25克（3.4铢），多数直径在2.6-3.2厘米，这和近代铸币单枚之间的严格等重差异实在太大。也说明货币流通并非基于其重量（价值）而是政府强制所赋予铜币的信用。

从秦直至隋，这个时期铜币钱文是货币重量的大小，这一特点延续了商品货币的特征，价值须与重量成正比，持有货币可以依据钱文检验货币足值与否。货币面值“五铢”流通了几百年，但是在魏晋南北朝大动荡时期，“五铢”币值颇有波动，“五铢”流于名目而非实际。可以讲，随着政治动荡、币制的高度不稳定表明了货币很大程度脱离了其商品性。货币商品性、信用性，此方上升必然彼方下降。但有鉴于这一时期是中国货币经济的低潮期，货币的商品性、信用性矛盾尚未展开。

而到了唐代，表示钱币重量的钱文消失了，代以“通宝”这类写有国号、年号或吉利语的钱币，有人以为开元通宝开创了非重量标注的铸币，说明信用的发展，不再需要把货币重量标注于币面，政府信用支撑了货币的足值性。但在笔者看来，这反而只能说明，自秦半两、汉五铢以后，重量的名目和实际差的越来越远，铜币的商品性在遭到破坏已成为常事，重量标注的有无根本不能保障货币足值性，货币的“政府信用性”或财政性日渐突出，使得这种商品货币性质的残余（标注重量以查验足值与否）变得毫无必要了。或者说，专制权威赋予钱币的神权性正在增长。钱文的变化所反映的正是中国古代财政币制中政治权力对货币铸造甚至价值决定权的垄断。

从钱文上讲，货币所体现的财政职能或者说政府信用性还比较抽象、多包含文化政治意义。纸币出现以前，最能够体现中国币制信用性的一个现象当是不足值币。不足值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劣币，即实际与理论或法定重量严重不符的货币，轻薄、多杂质钱等，这一类劣币既有私人铸也有官府铸，常是无钱文钱和钱文与实际不等重的钱，这一类属于非法的或不标示的不足值币；再一类就是“虚值钱”，这是一种法定的不足值货币，“当”若干或“直”若干，和小平钱有一个兑换比率但是金属量不足，大多是官府在财政紧张时期发行，又可以分两类，一类是大小和小平钱无区别，只能由钱文判断是否是虚值钱，三国蜀汉的“直百五铢”，三国吴的“大泉五十”“大泉五千”系列，再有就是“大钱”，货币重量显著增加，但是价值比重量增加的要更多。虚值钱的起源而言，汉武帝以“皮币”收购贵族铜钱，这种皮币作为信用凭证便已经是严重不足值的了，不过其既非交易媒介又非价值尺度，还不具备货币的一般特征，到王莽币制改革虚值货币则成为法定通货。

应该讲，虚值钱的出现表明了货币重量和实际价值非常明显的背离，这与中国传统纸币制度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说虚值币开中国古代纸币之滥觞。

而中国货币自北宋开始，由金属本位制过渡到了金属本位基础上的纸币制度，其后的推动因素，当然我们不否认商品经济的发展，不过这无法解释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商品经济的发展不首先推动无信用依赖的金银货币广泛流通，进而生成贵金属本位制度，而是直接越过了贵金属本位进入了纸币时代。在中国纸币制度建立的背后，其实是中唐以后半信用半商品的财政货币制度危机的初现。

（二）贱金属本位币制危机与纸币的诞生

由于财政货币制度的稳定的关键在于贱金属自然存量的巨大和产量的可控性，因而只要不发生铜料紧缺，货币供给以及货币价值就有可能归政府决定。但是随着中晚唐和北宋时期的铜荒或“钱荒”日益加重，通货量发生紧缩。北宋政府海量铸造铅铁币，给商品流通带来诸多不便。而与此同时，纸币制度在中国初步形成。

宋代铜币的铸造规模是空前大的，铸造规模即达近两亿贯，而宋代仍被钱荒长期困扰。假如以纯商品货币而论，货币稀缺会导致物价下跌，不过在半信用半商品货币制度下，这种钱荒的成因和后果截然不同于商品货币。之前一些学者多从商品经济发展使货币需求扩大而加剧货币流通的矛盾出发，分析钱荒的起源，但是这无法解释，为什么即使是白银和纸币投入流通，钱荒在南宋时期依旧延续？此外，钱荒和物价在不同时期变化也很不一致，有的时期物价下跌，有的时期物价反而上升，甚至是持续的通货膨胀。宋代的钱荒主要凸显于零碎交易而非大额的商品贸易，这也是我们从货币制度解释钱荒的一个突破。

货币如果想兼具商品性和货币性，必须满足一个特点，就是铸币成本（价值或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必须低于其交换价值，交换价值高于铸币成本的量就是政府的信用价值，也可以视为铸币税。但是在政府垄断铸币的情况下，铜币的形式始终呈现“名目”货币的形态，主要不是依据铜的价值而是其钱文所赋予的政府权力和信用而流通。因此即使在货币足值的情况下，大肆扩张通货量，照样会引发货币贬值，一般情况铜币交换价值高于其铸币成本，宋代则是个十足的特例，急剧的通货量扩张使得作为信用货币的铜币极具贬值，甚至低于其铜材的价值，使得铜币长期被信用性掩盖的商品性显露出来，铜币与其流通不如熔化造器，或用于富豪大贾的贮藏，发达的海外贸易，使得铜币作为铜材被直接卖到国外而有大笔盈利，还免了熔铸的麻烦。这使得政府无论再投放多少货币进入市场，也不会继续压低币值，只能使大笔货币被熔化或走私海外，这只有当货币币材价值和交换价值均衡时才能停止。不过政府仍在不断地大举将铜币投入市场，外加钱禁和铜禁，实际是力图抑制铜币的商品性，以保障政府的财政货币地位，但铸币实际是一个亏本的行为，越多的铸币投入，相反只能令政府经济利益流出。

不过，这种大举投放的行为，并不能单项地看，因为宋代之所以铸钱如此之多，还是由于中央政府的财政负担太大，而与铸钱相呼应的是在北宋起普遍开始赋税征钱而非谷帛实物，其目的就是回笼货币，抑制通货量的膨胀，以保障大举货币投放即政府支付不会引发通胀且不会使币值被严重压低，但是由于投入的货币的币材价值甚至高于了其交换价值，使得货币被大量的走私和熔化，政府丧失了操纵币值的能力。具体原理表示如图1所示。

在征收实物税的阶段，政府、农民、商人（市场）呈现如图1的关系，政府从农民取得实物税收，政府扩张财政支出则以货币支出从市场购买，农民也会不定量的将剩余产品卖给商人（市场），其中商人对农民的联系比较松散。政府扩张货币，对商人（市场）是只吐出货币而不回收货币，这就令货币量扩张速度加剧，对市场的破坏会相当迅猛。当然了，历代政府在扩张财政支出时都会利用各种手段先回收部分货币，特别是商贾集团的货币，如当年汉武帝用白鹿皮套购铜钱，即包藏有此意。不过宋代则是在王安石变法时期，采取改征货币税方式以图回笼铜币，使得北宋政府扩张财政如图2所示。

农民将产品卖给商人（市场），将货币纳税，政府再将货币用于对商人（市场）的购买，而商人又将货币用于收购农民的产品，这就使得投入流通后的货币转了一圈回到政府手中，政府却能够相对地稳定通货，不至于对市场产生过大的刺激。然而，货币由政府向商人（市场）的投放却是低效的，既然铜币币值被低估，商人（市场）更倾向于持有通货以进行走私和销铸而非用于满足农民因货币纳税要求而扩大的市场交换需求，使得农民、市民们的小额交易需求出现了严重铜币短缺，农民卖粮价格下跌。所谓“钱荒”，应在于此。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钱荒在东南江浙一带最为严重而陕西等地反而“盈余”，可以解释为什么不是商品大额流通的“钱荒”而是细碎交易的“钱荒”。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北宋时期铜本位所面临的困窘。要维持信用货币的性质，必须恢复其不严格的足值性和通货量软约束，但是此时信用性处于了被商品性完全“挤”掉的局面。如想恢复，就要提高货币的交换价值，也就需要紧缩通货，使货币在持续外流、销铸之后货币交换价值升至和铜材大致相等的水平，政府还需继续紧缩，使货币交换价值高于铜币制造成本，才可让货币恢复信用性和商品性兼容的局面。但是这就形同于宣告政府的财政币制短期必须停止运作，这对于财政紧张的宋代政府是不可能的。而为什么宋政府不发行减重的小钱或大钱呢？因为在铜币币值被低估的情况下，新发不足值币只能先迫使人们将足值的旧币逐出市场，商人销铸、走私只会更加严重，不足值币会先随商品交换向农民为主的细碎交易环节流通，农民购买力减低。而且，如果政府发行劣币，短期中反会促使市场良币紧缩，钱荒未必会迅速减缓，倒有加剧的可能。宋代执行过的折二钱、短陌制等等，均未有效缓解钱荒，大概也是宋政府不敢大举发行劣币的缘由。

宋政府面对钱荒采取的是“开源节流”的方式，钱禁、铜禁并加扩大铸造，实行“短陌制”和折二钱等等，但是局限于铜币本身币制被严重低估，铸币的扩大只能意味着政府实际亏本更多，如想恢复财政货币制度，必须从铜之外去寻找其他解决途径了。如张杰在《天圆地方的困惑》所言：“唐代出现钱荒以后，政府以强制手段使钱帛平行行用，从实质上言，钱帛平行本位仍是铜本位。帛只不过是种忽而实物忽而媒介物的准货币而已，始终处于补救地位。宋代又以铁、铅钱或交、会等补救之。渊源于宋代的折二钱、元明实行的多级钱制和短陌制、清咸丰时的十六级钱制无不表现出对铜本位百般地维护。”

这种“补救”，实际就是对不严格足值性和软约束通货量的补救，对政府以币筹资能力的补救，暂时性的贱化金属币材则是一个好手段。特别是在宋代白银流通扩大、白银真正因商品流通扩张而对铜本位构成威胁的时期，铸造铅铁币以暂时贱化货币币材缓解对铜币的需求，以低贱的币材补救贱金属本位，令政府重新掌握了控制通货和币值的能力。

这种补救所牺牲的是流通的便捷性，因而在通用铁钱的四川地区，出现了用于寄存和兑取铁币的信用机构，进而就是私人兑换券的出现。其后不久，政府就垄断了这种信用，开始了政府发行纸币的时代。如此，一番令人称奇的图景出现了，在贱金属本位不能满足货币流通需求且商品经济处于扩张的时期，显著地替代铜币、提升市场地位的竟是更为低贱、不便于交易的铅铁币，价值大、携带便利的金银货币尽管地位有所提升却遭到了贱金属的挤压，并未得到政府的“名分”。当铅铁币出现流通不便的困窘时也未先引致金银货币需求与地位的大幅提升，而直接导致了信用货币――纸币的诞生。相比较于西方货币制度的演化，中国在金属铸币这个商品货币阶段显然出现了徘徊再跃进的情况。

宋代出现私人信用兑换券主要是由于铁钱流通已经超越了一般流通的负担能力，所谓“信用经济发达”主要是出于对于这种制度的无奈，而非经济规律使然。贱金属币流通极其不方便，最简单也不需要信用机构承担风险的方法就是流通贵金属，放着足值、不需要信用就可以得到广泛接受的金银不用，却迂回着跳入了纸币时代，这无疑是政府维持贱金属本位以维护财政货币地位的策略和中国商品经济对高“价值密度”货币流通需求矛盾激化进而相互妥协的结果。纸币制度维护了币制的财政性，其基础贱金属（铜）本位没有变化，又满足了商品流通中对大额货币的需求。但是这种妥协的制度结果，较之于原来的纯粹铜本位，不严格的足值性、通货量软约束、政府垄断铸币权这“半信用半商品财政性货币”一鼎的三个“足”中，除了政府垄断铸币权不变，剩下两条都逐渐动摇，甚至于完全失去。这也就使得以往相对均衡的货币的商品性和信用性的关系发生了决定意义的变化，纸币的物权准备被逐步削弱，甚至于几乎消失。

（三）古代纸币演化的进程概要

北宋纸币是地区性的可兑换纸币，而且纸币有使用期限，定期必须更换新币；南宋则是已将纸币推广到国境内大部分地区，区域性纸币仍有但是已开始发行全国通用的纸币，仍旧可以兑换铜币，但是南宋铸币极少；金的情况与南宋相似，不过更早出现了不必按期更换可长期流通的纸币；元代铸钱也极少，基本一朝全国专用纸币，时而可兑换又时而不可兑换，多数时期无法兑换，且元代纸币的本位比较复杂，丝、钱、银均被当做纸币的物权准备；明代纸币则更加统一，且纸币不设本位也不得兑换，纯粹凭空发行，完全无准备金。明代纸币在明前期还尚可使用，到了明中晚期虽未被废除但已形同废纸。而自宋元时期以来在商品流通中地位不断提升的白银，由于受明代海外贸易贸易顺差扩张的影响，其流通量得到了巨大的增长，这也使得政府无力继续排斥贵金属的流通、维护财政币制了。嘉靖四年，“令宣课分司收税，钞一贯折银三厘，钱七文折银一分。是时钞久不行，钱亦大壅，益专用银矣”。隆庆元年，明穆宗颁令：“凡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以下止许用钱”。无论财政收支还是市场流通，铜本位的主导地位已经丧失了。

可见，大体上确实中国传统纸币制度遵循了信用性不断强化并最终和金属等物权准备脱钩的顺序，但是中国的这个过程表现出极强的波动性，南宋末、金末、元末都爆发了恶性通货膨胀，货币信用性被严重滥用而发生了经济崩溃。财政本位的货币制度的缺陷被严重暴露了出来，掠夺民财以拱卫财政的职能被一次次的发挥出来。这种货币制度严重脱离了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在白银流入中国、货币制度的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白银流通的扩张最终使政府丧失了对完全的政府信用币制继续调解的能力，转向了称量的银本位为重心的银铜复本位币制。

结论

回顾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时代的货币制度，我们发现它本质上是将政府信用和金属价值扭合在了一起，金属货币的形式成为了政府实施信用行为的载体，最终实现的是对财政本位地位的巩固。但是非经济因素驱使财政需求膨胀时，往往导致的就是政府信用的膨胀，招致经济的波动乃至灾难。排斥贵金属流通和纸币制度的建立，都是政府为实现对货币价值控制，进而维护财政本位的一个制度选择。但这对于古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今天的世界各国的货币制度均基本脱离了物权准备。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本质上是依赖于美国的政府信用的货币体系，构成了美国世界经济霸权的一部分。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很大程度源于美元所代表的美国政府信用的被滥用。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由于政府均受到货币发行利益的驱使，完全依赖于某一国家的政府信用的国际货币制度体系往往是不稳定的，因此以适当物权准备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也许是更加公平、公正和安全的制度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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