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语文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2011～2015年 文化语言学 综述

一、综述

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罗常培所著《语言与文化》一书是文化语言学的先导；80年代，陈建民开设“文化语言学”的课程以及周振鹤、游汝杰在《方言与中国文化》一书中首次使用“文化语言学”这一学科名称，标志着文化语言学的正式提出；90年代，邢福义《文化语言学》和申小龙《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出版，标志着文化语言学理论的基本形成。从此之后，出现了“文化语言学中国潮”，文化语言学得到了持续广泛的发展。

二、总论

文化语言学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具有强烈的理论建设意识，即对其对象、任务、性质以及方法有一个纲领性的认识。但在近五年间，这方面的研究却不多，笔者查到的资料仅有《文化语言学初探》（《时代文学》，2014）、《浅谈对文化语言学的认识》（《青年文学家・语言研究》，2011）、《从符号的角度看文化语言学》（《商业文化》，2015）等，这些论文所论述的要点大多在之前学者论述的观点范围之内。本文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经过近30年的发展，文化语言学的理论框架已经先后建立了众多较为完整的体系，现如今再想有所创新有一定的困难；第二，构建一套完整的关于文化语言学的理论框架需要长时间的学术积累，但五年是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段，所以不足以有所创新。

由于文化语言学经历了近30年的发展，其理论建设已经非常之多，所以近几年学者们开始对文化语言学进行总结性的认识。游汝杰、周振鹤的《耦耕集（文化语言学存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一书为论文集，这一系列文章的结集出版进一步梳理了文化语言学的发展脉络，完整地呈现出文化语言学在国内的发展历程；邱智晶、任雪莲、窦晶主编的《回顾与展望：语言与文化问题研究》（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12）以及赵明发表的《近十年文化语言学研究：回顾与反思》（《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5）一文回顾了文化语言学的发展历程，旨在促进文化语言学的发展。

由于之前已有不少对中国文化语言学理论的研究，所以这五年中许多学者将视角转向少数民族语言和国外语言，致力于建立其中一种语言的文化语言学体系，如王健宜的《文化语言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主要研究日语，金荣晃的《文化语言学》（民族出版社，2013）主要研究朝鲜语等。

文化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虽然在之前就已经提到很多，但在这五年中不断得到更新。随着国外对比分析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度的增强，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采用对比的研究方法，并且这一方法几乎涉及了文化语言学的各个具体领域，比如《法语时态与汉语时态的文化语言学对比研究》（《语文建设》，2014）、《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男女性别语言差异研究》（《语言文化》，2015）等。除了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外，研究方法的跨学科性也逐渐显露了出来，比如和民俗学、新闻学等学科的结合，如《“真实的力量，民间的智慧”――方言节目的文化语言学思考》（《新闻知识》，2011）等。

三、分论

在近五年中，文化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不仅在原有领域的基础上不断扩展，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领域。下文分为8个部分进行论述。

（一）词汇与词义

词汇与词义研究历来是文化语言学的研究重点。同以往该方面的研究相比，本时期的研究出现一些新的特点。首先，学者们研究关注的对象不再局限于对词语文化意义的探求，开始关注词语的文化意义对词汇系统的影响，比如《文化语言学视域下的“盂兰盆”一词的内涵与外延》（《东北亚外语研究》，2014）、《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小清新”》（《时代文学》，2012）等；其次，S着语言的不断发展，学者们开始关注到一些新词与借词，例如赵惠霞、周憬编著的《语言与文化阐释》（西安出版社，2011）一书中将当代新词语产生的基本途径作为研究的对象之一；最后，这一时期对成语的研究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涉及文学作品、其他语言、动物等各种类型的成语，比如《分析来源于文学作品的俄语成语》（《北方文学旬刊》，2013）、《汉泰动物成语对比分析及其文化差异》（李智文，广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等。

（二）专名

对专名的研究，伴随着文化语言学发展的整个历程。邢福义在《文化语言学》一书中将专名划分为人名、地名、店名和数字。这一时期对地名的研究尤为丰富，涉及各个地方，既有大城市，也有小乡村，如海南州藏语文工作委员会主持编纂的《海南州地名文化释义》（甘肃民族出版社，2011）、《山东省临沂村名的语言文化研究》（颜廷花，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等；涉及人名的研究有《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汉族姓名》（《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3）；涉及数字的有《“二”字文化语言学考辩》（《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3）。

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专名研究：研究电视节目名称的《电视栏目名称的文化语言学分析》（梁艳，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研究粉丝团名称的《从文化语言学角度分析粉丝团名称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时代文学》，2014），研究音乐专辑名称的《音乐专辑命名特点的文化语言学透视》（《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1），研究饮食名称的《蒙古族传统饮食名称文化语言学研究》（图拉，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等。

（三）语法

这一时期的关于语法和文化语言学的研究资料并不多见，仅有《语法差异文化阐释》（《南方论丛》，2011）、《现代汉语对称结构的深度研究》（刘晓静，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和《法语时态与汉语时态的文化语言学对比研究》（《语文建设》，2014），这几篇文章都遵从了申小龙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从文化语言学研究语法的具体观点，从一个具体的语法角度将汉语语法研究同汉人的思维和文化心理特点联系起来，主要体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崇。

（四）文字

汉字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记载汉语文化信息的重要载体。近几年学界对文字与文化的结合研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在著作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汉字文化新视角丛书”，它是山东省宣传文化专项基金项目，历时5年打造，由山东教育出版社于2014年5月出版。在中国文化地方性视界和世界性视界融通的过程中，该丛书重新确认了汉字在文化承担和文化融通中的功用和前景。丛书中包括申小龙著的《汉字思维》和《中国网络言说的新语文》、孟华著的《汉字主导的文化符号谱系》等。除了丛书，还有王宝珍的《汉字与中国文化》（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1）、李运富的《汉字学新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等。这些著作都科学地构建了汉字文化研究的理论体系，为日后的汉字文化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研究汉字文化的论文，但总体上看，研究成果相当零散而不成系统。

（五）交际用语

在交际用语方面，称谓语仍旧是人们研究的重点。目前已有很多著作对一类的称谓语进行了系统论述，比如王琪的《上古汉语称谓研究》（中华书局，2011）。关于称谓语的文章非常多，并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倾向性，即2倾向于跨语言的称谓语的文化对比以及称谓语在不同语言中翻译的文化差异，比如《浅谈中英称谓语的文化差异》（《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中日称谓语对照研究》（李玲，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等。

除了称谓语之外，在问候语、双关语、禁忌语、委婉语、惯用语、谚语、俗语等方面都有所涉及，例如《大学生微信问候语的文化语言学解读》（《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4）、《合肥谚语的语言和文化特点初探》（《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3）等。

在交际用语中，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新出现的诸如对网络语和广告语的研究，比如《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中泰广告语对比研究》（《中国报业》，2011）、《网络语言的谐音现象》（任莎莎，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等。

（六）语言接触与融合

语言接触与融合，顾名思义，就是文化语言学跳出汉语的圈子，在跨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比如修刚主编的《外来词汇对中国语言文化的影响》（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分别从日语、英语、俄语、德语、西班牙语、韩语和阿拉伯语等语言层面，对现代汉语中存在的外来词进行了整体梳理。不过通过对近五年的资料进行梳理，本文发现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集中在翻译方面。

在翻译方面，许多专著从总体上把握文化与翻译。比如李珊、莫兴伟著的《文化差异下的翻译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12）致力于研究语言、文化、翻译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了英汉思维模式的差异对文化以及两种语言间翻译的影响。类似的还有杨怀恩著的《文化与翻译》（新华出版社，2012）、杨蔚君著的《翻译的文化回归》（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等。研究翻译方面的论文则主要是论述一个具体的角度，比如《文化语言学视点的汉语词汇日译文化信息缺失解读――以井波律子日译本为文本》（《凯里学院学报》，2011）、《多角度探讨古诗英译的策略》（《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等。

（七）方言与民俗

从游汝杰、周振鹤合著的《方言与中国文化》开始，学界对于方言与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由邢福义主编的《方言与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可以说是这一时期该方面研究的代表作，其内容纲领性地分为总论和分论，论及了方言与语言、文字、艺术、民俗等各方面的关系。但是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是集中于研究某一地区的方言与文化，值得一提的是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的“方言与文化丛书”，该丛书涉及多个地域，比如汪大昌著的《北京方言与文化》（2015）、王世凯及杨立英著的《东北方言与文化》等。

由于文化语言学跨学科性的特点日益突出，而民俗学又是与文化联系最为紧密的学科，所以对民俗与文化的研究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由著名民俗学家乌丙安编写的《民俗文化综论》（长春出版社，2014），全书共分八卷，内容既包含理论，也有具体民俗与文化。除此之外，同方言一样，这一时期对该方面的研究也集中于地域民俗或某一种民俗，例如李春雨主编的《藏羌文化与民俗》（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维吾尔语、蒙古语中基本颜色词的民俗语义对比研究》（闹尔吉，西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等。

（八）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的文化研究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文化教学实质上是汉语文化语言学在汉语二语教学中的具体应用。该领域经历了一个从不被重视到被注意、从被热烈关注到趋于平稳的过程。随着国家与学界对二语教学的不断提倡，该领域发展到现如今已经成为了文化语言学的热点及重点。

该领域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对文化教学的基础理论以及根本原则的探讨，比如王鸣主编的《外语教学与语言文化》（天津大学出版社，2011）、姜萍编著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课堂教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等；其次是对文化教学方法论的研究，比如《英语为母语的中高级留学生汉语熟语的学习现状及相应教学法》（陈滢滢，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再有就是对文化教学与第二语言教学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新认识，如赵明在《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误区和目标》（《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3）一文中评述了国内外对第二文化教学目标的研究现状，认为第二文化教学的目标不应该过于宽泛，而应该在梳理文化分类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重点与难点。此外，在唐智芳编著的《文化视域下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和覃俏丽发表的《略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习得》（《语文建设》，2015）中都提到了作者的一些新认识。除了以上三个主要方面，还包括诸如对课程教材、大纲、课程中的文化因素等方面的认识，但都不成系统，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四、结语

总之，近五年间，文化语言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不仅在原有研究领域上不断扩展与深入，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很少涉及的修辞、翻译、语言对比等方面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是，近五年来的文化语言学研究仍存在不少问题。第一，文化语言学各方面的发展不平衡。从该学科内部来看，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文化教学方面取得了较多的成果，研究相对深入，但对另外几个领域基本理论的探讨还不够深入，对他们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和化。即使所谓的“研究得比较多”的方面也存在着“大”而“空”的问题。从学科外部来看，与其他语言学分支相比，文化语言学学科研究开展得较晚、成果仍不够丰富。第二，研究的深度不够。在总论中也提到过，相较于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理论建设热潮，近几年关于文化语言学理论体系的建设较少，这说明文化语言学的学科理论在这几年没有创新，所以如何构建文化语言学的坚实的理论基础是首要的问题。第三，在一些研究方法上存在问题。一些论文虽然采用了定性分析的方法，但没有充足的语料来支撑其所得出的结论。另外，目前的文化语言学研究定量分析很少，没有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有机结合起来。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发现，近五年来的文化语言学研究并没有像20世纪90年代“文化语言学中国潮”那样发展迅猛，但在某一具体领域也有所拓展，研究方法也有所更新，更加注重对比与应用研究。文化语言学若想获得进一步的发展，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努力：首先，要加大文化语言学的理论基础建设，只有充足的成系统的理论体系才能够支撑文化语言学各具体方面的正确发展；其次，在学界应形成文化语言学风向标的作用，大家率先在研究较少的领域找到突破口，进而促进文化语言学的平衡发展；最后，更好地完成在研究方法上的更新换代，虽然近几年对对比研究方法的运用很频繁，但对比研究的层面亟待拓展，对比研究的视野也需扩大。同时应重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综合运用，提升文化语言学的研究高度。

参考文献：

[1]邢福义.文化语言学[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

[2]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3]刘冬雪.文化语言学初探[J].时代文学（下半月），2014，（6）.

大一语文论文范文第2篇

“新批评”作为最先进的西方文论之一传入中国，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语言意识的转变。瑞恰慈在他的文学批评思想中，对语言与思想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对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进行了划分。他认为，思想与语言之间是直接的因果关系，思想是因，语言是果，语言是表达思想的符号。而语言又可分为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文学语言是用以唤起某种情感的，是情感语言；科学语言是用以指称某个对象的，是符号语言。瑞恰慈的语言观使中国学者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对语言意识认识的轻慢。中国古代文论早有言意之辩，文学语言是文学的载体还是本体成为言意之辩的核心话题。中国传统载体论语言观认为，语言是文学的载体，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是外在的媒介，本身没有独立价值。古典诗学的儒道佛三家，虽信奉的本体论各异，语言观却惊人地一致，他们都认为语言只是文学的载体。儒家的“诗言志”、孔子的“辞达”说，都认为文学语言是言志、载道的工具，是文学的载体。庄子也提出，载意之言与捉兔之网、捕鱼之笱性质相同，作用一致，语言无非是获取意义的手段和工具，意义才是目的。一旦获取意义，达到目的，作为工具的语言便毫无用处，可以被忘却，这就是所谓的“得意而忘言”。佛家禅宗的布道方式是“拈花微笑”“当头棒喝”，其要旨是避免拘执于语言而迷失本源，因此只有废弃语言才能悟道。这种对言意关系的认知深刻地影响了几千年来中国文学批评的语言意识，在文学批评中，载体论的语言观是反映论和表现论的基础。反映论认为，文学语言是反映社会现实的工具。表现论认为，文学语言是表现作家和人物内心的载体，语言一旦完成了反映社会现实和表现人物内心的任务，就可以被遗忘了。这种批评方式一直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主流，由于长期以来人们只关注语言的载体性能，而没有认识到文学语言本身的价值，中国文学批评的主要任务便是在语言的背后去寻找文学作品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和“审美特性”了。中国传统文论中语言意识的薄弱，给中西文化交流带来重重阻碍，也使得人们的思想交锋陷入困境。“西学东渐”之前的中国文论多是思想意识的辩论，而较少关注于语言意识的准确表达。“新批评”的引入，促使中国学者重新思考思想与语言的关系，更为重视语言在文学中的重要作用，李安宅便是其中之一。在瑞恰慈的影响下，李安宅开始关注语言与思想的关系，深入探索文学语言的意义，开始实现了语言意识的最初自觉。他在《意义学》一书中指出：“凡事都是先有自觉，然后才有系统的研究，普遍的进步。涌现于现代思潮的有自我意识，社会意识，种族意识，性的意识等，正不妨添上一个‘字的意识’或‘语言意识’。”李安宅意识到了语言意识长久的沉默状态，主张唤起文学研究的语言意识：“研究语言、分析语言、改良语言，使它成为我们的随手工具，没有人为物役的毛病，是我们的历史使命。”［2］11由此可见，对于语言意识的重新认识和呼唤语言的自觉，成了李安宅一代学者的历史使命。这种使命感警示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对语言意识的轻慢与回避，也进一步宣扬了语言意识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建设的必要性。瑞恰慈也热情地回应了李安宅关于语言意识自觉的呼唤。瑞恰慈在华执教期间，体验到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对于“科学”的热情。但他认为，“科学”的实质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更为重要的是采用一种以语言意识为核心的思维方式，“中国人需要科学，并不像现在许多人觉得那样，以为科学是什么把戏，实在因为科学是一种思想的途径”。他认识到，中西语言观念是存在差异的，“在西洋，则对于语言作用的见解，不管是公开地或是秘密地，都有支配我们底思想的力量，支配了两千多年”。中国的情况则相反，“中国的历史里面，对于语言的结构与种类，不同的字眼所有的种类不同的作用，都没有发展成固定的理论”。瑞恰慈指出中西语言观念的差异源于思想观念的不同，西方在语言意识的基础上建立了科学，科学精神的完善推动了科学的进步，语言意识是科学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中国必须关注语言与思想的关系，关注语言研究，强化语言意识，才能构建现代科学精神，才能真正地引进西方的科学。“新批评”的语言观是西方众多语言理论中的一种，但是对于中国文学批评界来说，“新批评”采取理性的态度考察思想脉络，研究语言内涵，建构科学认知方式，这无疑是唤醒“语言自觉”的第一声春雷，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一种有益补充。当然，“五四”以后中国文学批评的“语言的自觉”还是比较模糊的，由于“新批评”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异质性，使得“新批评”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受到限制。再加上特殊的政治历史条件，内有国内战争，外有俄国十月革命，“五四”时期对西方文论的接受由“先进”的欧洲文论转向了苏俄文论，在之后半个世纪的时间内，苏俄文论一直在中国文论中占据主流地位。可是毋容置疑的是，中国文学批评借鉴“新批评”所唤起的“语言的自觉”，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转向，是文学走向自由的必由之路，语言意识的觉醒也为文学回到文学本身，表现更高的生存意向和更复杂的精神生活提供了可能，这是从语言载体论转向语言本体论的必经之途。对于文学语言本体的重视也就意味着对文学所表达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内容的刻意疏离，这为中国文学批评铺陈了一条不同于社会政治历史传统的诗性超越之路。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界掀起了“文学本体论”大讨论，这一文学批评盛事进一步证实了文学语言本体论建构的重要性和必然性。

二、本体建构：语言转向条件下文学本体的倡扬

如果说“五四”以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借鉴“新批评”的语言观，从而引发了对于传统载体论语言观的反思，那么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本体论”大讨论则实现了本体论语言观的建构。20世纪80年代，“新批评”思想卷土重来，文学语言形式的研究仍是文学批评的焦点。“新批评”倡导对文本进行语义分析，主张文本细读，从而使文学批评回到文学语言形式本身。这一理论的重申大大拓宽了中国文学批评家的理论视野，新时期的批评家反思传统的载体论语言观，开始从本体论的高度定位文学语言，不仅表现在批评实践上，还表现在具体的文学创作实践中，从而掀起了“语言本体论”的热潮。从“新批评”与中国文学批评本体论语言观建构的关系来看，“文学本体论”的理论来源于“新批评”。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陆续地翻译、介绍“新批评”的相关理论和批评家。到了20世纪80年代，对于“新批评”的翻译、介绍与研究呈现出系统化、规模化态势，其中杨周翰、赵毅衡等是重要代表。他们撰书立著和发表重要论文，介绍和传播“新批评”理论。赵毅衡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当时国内研究“新批评”的扛鼎之作《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对“新批评”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另外，还陆续出现一批“新批评”的译介，如刘象愚翻译的《文学理论》、赵毅衡编译的《“新批评”文集》等，构建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界“新批评”的知识谱系。后来有评论家称：“英美‘新批评’派的文学本体论是我国文学理论最近几年来出现的文学本体论的来源之一，国内的文学本体论的呼唤者也自觉地向‘新批评’派寻觅理论武器。”［4］从此处可以得知，中国文学批评呼唤语言本体论，与“新批评”的文学本体论有极大的关联。“新批评”的价值，在于为中国文学批评回归本体提供了理论资源，但是，它不是通过自身的理论体系来证明的，而是通过对统治中国已久的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批判来实现的。其次，“新批评”本体论语言观是对“反映论”的纠偏，是对载体论语言观的颠覆。自“五四”以来，一直统治中国文学批评界的是反映论的文艺观。“反映论”与“新批评”的文学本体论最为抵牾，“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是反映论的，这被认为与新批评的本体论主张截然对立”［5］69。在此基础上，“新批评”作为一种“清道夫”式的文论，主要的使命是扰乱学界的既定秩序，以引起人们对传统反映论文艺观的怀疑，对载体论语言观的批判。因此，“新批评”的存在意义是通过对“反映论”一统天下的局面的批判，打破文学批评界的既定秩序，使人们对权威和传统产生怀疑，为中西文论的融合开拓空间。故而，“新批评”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界的重要价值：一方面，凭借“文学本体论”阐释文学语言在文学中的本体地位；另一方面，通过批判“反映论”，建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新秩序。基于以上两个原因，在“新批评”的影响下，20世纪80年代后的中国文学批评批判了载体论的语言观，转而关注文学语言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建构本体论的语言观。在进行“文学本体论”大讨论时，对于文学的本体究竟是什么这个核心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大体经过了由“作品本体论”到“语言本体论”的转变。“作品本体论”以作品为核心，其主要理论内涵是文学活动以作品为重，文学批评应面对作品本身，深入作品内部进行研究，才可窥见文学的本质，文学研究与作者、世界、读者等无关。持“作品本体论”的批评家主要有陈晓明、胡经之等。“作品本体论”的观念主要来自“新批评”的韦勒克（RenéWellek）。由于受西方现代语言学派的影响，不难看出“作品本体论”中包含着“语言本体论”的影子。“语言本体论”的一派则以语言为旨归，高扬文学语言的本体价值。1985年底，黄子平撰文《得意莫忘言》，提出了须重视文学语言本身的价值，“文学作品以其独特的语言结构提醒我们：它自身的价值。不要到语言的‘后面’去寻找本来就存在于语言之中的线索。”［6］这既是对文学语言的本体意义的强调，也是对传统的语言载体论、工具论的有力批判。李劼也在他的《试论文学形式的本体意味》一文中表达了相同的思想：“所谓文学，在其本体意义上，首先是文学语言的创作，然后才可能带来其他别的什么。由于文学语言之于文学的这种本质性，形式结构的构成也就具有了本体性的意义。”［7］“语言本体论”将把语言与形式合二为一，形式是内容化了的形式，内容溶解在形式之中，语言建构了文学的本质，建构了人类世界，批判了语言意识薄弱的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在文学创作界，20世纪80年代的作家们也开始秉持本体论的语言观。语言在文学创作中不再是反映现实的工具、承载内容的载体。语言就是文学本身，是文学的本体，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语言与内容相互依存、融为一体，文学创作的生命就是语言革新。在“文学本体论”大讨论背景下涌现出的一大批作家表现出了对于语言形式创新的关注。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余华的先锋系列小说、于坚的诗歌，都醉心于语言的革新。他们以语言形式的创新为文学创作开拓了一个崭新的空间。作家们不仅在创作实践中关注语言，而且在批评实践上也阐发了他们对语言意识的重视。汪曾祺提出：“中国作家现在很重视语言。不少作家充分意识到语言的重要性。语言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应该提到内容的高度来认识语言不是外部的东西。它是和内容（思想）同时存在，不可剥离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附加的，可有可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8］1从汪曾祺的这段话看来，语言于文学处于显要的地位，而当时创作界对语言开始充分地重视，其语言观念也开始发生转变。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批评界和文学创作界共同致力于语言意识的转变，文学语言观由语言载体论转向语言本体论，为文学语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打下了基础。“新批评”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与其说二十世纪是一个批评的时代，不如说二十世纪是一个以本体论批评为主调的时代”［9］。而西方各种文论在中国的“理论旅行”或多或少暗藏着“新批评”的潜流，“尽管在它之后，西方还涌现了诸如结构主义批评、原型批评、后结构主义批评等等批评流派，但这些批评流派在形式本体的意义上基本都是沿着‘新批评’奠定的研究方向向前发展”［9］。因而，“文学本体论”大讨论的意义在于，它确立了文学语言的本体地位，实现了从语言载体论到语言本体论的转向，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既有型态，促进了文学语言观念的全面变化，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新的语言范式的建立。但是，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本体论”大讨论只是一种理论倡导，给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提供了一种文学研究的新途径，即从文学内部、文学形式来探讨文学，却未建构一个完整的理论系统。无论是“作品本体论”还是“语言本体论”，都是文学研究的一种中介，旨在将已被割裂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连接起来。被“新批评”影响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在理论重构过程中，遮蔽了“新批评”自身的理论丰富性，“新批评”被后世所诟病的“文本”自足性、“文本细读”法等也渐渐地与“文学本体论”大讨论之后中国的理论氛围格格不入，故而注定了“新批评”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只是暂时的“亲密”。更有讽刺意味的是，“文学本体论”大讨论没有使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走向“本体论”，而是最终走向了“主体论”。

三、价值重建：后现代语境下价值判断的重建

大一语文论文范文第3篇

一、 理论建构，打造新语文教学蓝图

蔡伟教授对于新语文教学的贡献无疑在于理论的建构，着重表现在其系统地阐释了新语文教学及其相关概念，提出了新语文教学的标杆与核心。

正名——概念的诠释

毫无疑问，有太多的教师在谈论新语文教学时，会产生一些困惑，那就是：“新语文”之“新”从何开始计算？“新”究竟包括哪些内涵？确实，学者们对新语文或者新语文教学的研究很多，但能给新语文或新语文教学以明确定义的几乎没有。蔡伟教授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许多怀疑甚至反对新语文或新语文教学的人，大多将矛头对准其无明确定义这一缺陷，为此，蔡伟教授在其论文与论著中给予了明确的回答。他在《“新语文教学”辩证》一文中论道：“新语文教学”是指相对于以往的语文教学模式而构建的一种全新的语文教学体系，它以培养具有高超的语文素养、丰厚的人文精神、充分的个性发展的现代真人为目标（为什么需要语文教学），以语感和文感的培养为核心（语文教什么），以主体化、艺术化、情感化、实践化为操作内容（语文怎样教），以语文教学资源的全面拓展和现代教育技术的有效应用为途径，形成视阈无限开阔、理念新颖超前、内容新鲜立诚、形式生动丰富的立体、全息、互动的教学范式。①蔡教授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及教学方式几个方面给新语文教育以明确的界定。而蔡伟教授的论著《新语文教学研究》更是系统介绍了新语文教学的各个要素，成为当今新语文教学领域的一本具有纲领性意义的重要著作，对于深化语文新课程改革，推荐新语文教学研究，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艺术化——新语文教学的标杆

什么是有效的语文教学？语文教学的内容与形式哪个更重要？什么样的教学方法才称得上是新语文教学？面对这一系列的难题，蔡伟教授给予了全面深入的论述，在蔡伟教授看来，基础教育界并不缺语文必修课程的基本的教育内容——那几乎是已经被规定好了的，如有差异，也只是在某些细节上。语文教学一直欠缺的是如何将这些内容以适当的方式生动活泼准确有效地传达到学生一端，即科学的、可操作的教学形式。他强调：“能否熟练掌握各种类型的教学形式，是教师是否成熟并获得成功的重要标志，因此，追求教学形式系统的丰富完整，提高教学形式的完美程度，是每个中小学一线老师尤其是文科教师重要的任务。”②为此，蔡伟教授提出了艺术化语文教学的理念，作为新语文教学的一大标杆。他强调，新语文教学对于传统语文教学的突破的最大标志，不仅仅在于突破了单一工具性和简单化教学模式，更重要的是，其多元化教学中以艺术性来实现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走艺术化之路是新语文教学唯一正确的道路。只有开展艺术化的语文教学才能彻底改变语文教学的贫血现象。蔡教授在其硕士学位论文《艺术化语文教学的研究与实践》中系统论述了如何开展艺术化语文教学。在长达二十年的研究与实践之后，艺术化语文已成为蔡伟教授新语文教学理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他在《论艺术化语文的建构》一文中提出的“宣教、定标、析艺、寻径、施艺、反思”六大策略③，更为广大一线教师实施新语文教学提供了有效指导。蔡教授孜孜不倦地追寻语文的艺术化之路，有时会亲自示范艺术化语文的课堂，他的课堂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深情款款，音乐感画面感十足。现今，蔡教授提倡的艺术化语文得到许多语文教师的认同。如浙江特级教师肖培东、陈益林，江苏的名师寇永升、刘祥等老师都是艺术化语文的实践者，他们也成为蔡伟教授新语文教学之路上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文感论——新语文教学的核心

蔡伟教授认为，新语文教学最大特点就是其包容性，它从来不拒绝任何值得借鉴的理论与模式，同时它自身也在不断创造着新的理念与方法。因此，体验论、协同论、对话论经常出现在其课程教学与研究中。而文感理论的提出与系统阐释，是蔡伟教授对新语文教学的新的贡献，也是其发现并验证的语文教学新的突破口。蔡教授发现语感教学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陷入困境，这表明语感不能单独承担语文教学的大任；而文感的出现，能够解决语文教学中语感所难以解决的问题。蔡教授认为文感就是个体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通过长期的读写积累而形成的较为稳定的文化心理结构，是对文本直接快速感悟与理解的心智技能。文感的稳定性、个体性、选择性、积累性的特征及其文体感、文化感、语体感、整体感、全息感等组成部分，都显示出文感的语文教学魅力，它和语感一起成为语文教学的“双核”。④文感理论的提出对语文教学来说无疑是幸运的，它立足于文本的整体，着眼于学生高质量的语文生活，注重学生的语文素养，文感的培养无疑有利于医治当下语文教学少慢差费的痼疾，促进语文素质教育的提升。

二、 实践探索，播撒新语文教学种子

蔡伟教授对于新语文教学的贡献除了表现在其系统的理论阐述外，作为一名曾经拥有中学语文特级教师称号的名教师，他还努力通过广泛的实践，播散新语文教学的种子。正是他身体力行地将新语文教学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新语文教学为更多的一线教师所接受，同时，也为理论工作者提供了足资借鉴的材料与经验。新语文教学也得以在纷繁芜杂的教学研究中独树一帜，稳步前行。

聚英集粹——通过全国性论坛推进新语文教学

为了推进新语文教学理论的不断深化，提升其实践价值，蔡伟教授想方设法凝聚国内语文教学精英，实现资源共享，思维共振。他联手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自2010年开始，每年举办一届全国新语文教学尖峰论坛，至今已办三届，期间他还与江苏教育出版社、浙江省教研室等合作，组织了以新语文教学理念为核心的“江浙台高考语文命题与复习研讨会”“浙江省语文新课程疑难问题解决研讨会”等。这些活动的成功举办，既为新语文教学研究者与实践者提供了极佳的交流平台，特别是论文评奖、论文集编印、课堂实录光盘刻制，均获得了参会者的好评。而语文教学界一流专家苏立康、顾之川、倪文锦、王尚文、林于弘（台湾）的相继到会，使全国新语文教学尖峰论坛成为语文教学界最高规格的盛会。新语文教学的理念通过这些专家的传播，深入到众多教师的学术世界，进而渗透到诸多班级、广大学生。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蔡伟教授一方面需要应付繁琐的会务，另一方面仍不忘亲自操刀，开设新语文教学示范课。为使艺术化语文能让更多的教师接受，蔡伟教授通俗地将之归结为一个“玩”字。在他眼里，“玩”不但是一种对待语文的态度，更是一种学习语文的行为。他阐明“玩”的内涵，强调“玩”的艺术元素，突出“玩味、玩赏”的现代性。他认为，具备了“玩”的精神与素质，可以开创语文教学新天地，可以使语文教学走出工具理性，走向价值理性，最终实现语文教学工具性与价值性的融合。他在第二届全国新语文教学尖峰论坛上执教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便充满了“玩”的创意与精髓，⑤通过介入多种艺术元素，令全场师生为之动容，为之鼓舞。蔡教授的付出没有白费，与会教师觉得自己收获颇多，有代表在博客上发文说：“短短的三天时间收获很多，让我认识到一位风趣幽默的学者，也让我真正理解了何为新语文教学，怎样真正上好一堂语文课。”而刘祥老师的说法也许更切合蔡教授的艺术韵味：“蔡伟教授是个善于营造高潮的人。听他演说，但凡音调提高八度之际，玫瑰、海棠、百合等等鲜花便一起蓬勃而出，比之于口吐莲花者又胜数筹。自然掌声雷动，群情激奋……”⑥

华山论剑——在实施国培计划中倡导新语文教学

在今天蔡伟教授可能以国培专家而为大家熟知。他是浙江师范大学第一个申报成功国培计划的教授，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了三届国培计划高中语文班、一届语文培训团队培训班，而且都获得了较大的成功。在实施国培计划中，他不把参训教师当作纯粹的学员，而是充分利用参训教师丰富的教学经验，创立了以角色转换为核心的全动型培训模式。他发现参训教师对新语文教学有着较为深刻的见解，能够熟练开展课堂教学创新，因此，他努力将培训的舞台让位给参训的学员，使之成为华山论剑的场所，让每个国培学员走向前台，发表自己的新语文教学见解；让他们开设示范课，展示新语文教学的风采；与本硕生互动，推行新语文教学理念。而他自己却退居幕后，做好服务工作。通过国培，许多语文教师不但从专家学者中汲取了新语文教学的理论养料，更重要的是自己也在蔡伟教授提供的平台上逐步实现了新语文教学构想。搞教师培训是十分辛苦的，三年国培下来，蔡伟教授人瘦了、显老了，也影响了他的科研绩效，有人为他不值，他却乐此不疲。他认为一个人的新语文无论怎样新都不是真的“新”，只有当中国的语文教学界都来突破传统的语文教学樊篱，创造新的模式，才有新语文教学的真正的春天。他的努力没有付诸东流，一方面国培学员以累累硕果报答了他的付出，例如寇永升老师，参加国培后，不断历练，终于在全国课堂教学大赛中凭借精湛的新语文教学艺术获得第一名；刘祥老师走出国培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就相继出版了两本充满新语文教学思想的专著；而几乎每位国培学员回单位后，都在不同的范围作了多场新语文教学的讲座。另一方面，通过数百位种子教师的宣传实践，新语文教学理念不断扩散，新语文教学模式与方法也层出不穷，新语文教学正走出某些误读误解甚至是恶意诽谤的困境，逐步迈向教育领域的最高境界。正如福建师大附中王云慧老师在其国培总结中所写的那样：这次国培有太多的忘不了，因为有太多的感触，太多的收获。但更忘不了的是那“角色互换”中的一个环节——大学的教授们走上中学的讲台，真实地面对中学生，为我们上了颇具深意的语文课。从来不敢想象大学的教授会为我们开语文课——是语文课，而非讲座。蔡伟教授带给我的绝不仅仅是语文课，感动、感慨、感佩、感悟，不知是否足以表达我的心情。蔡教授把自己的理论运用于课堂教学的实践，用实实在在的例子告诉我们，他的理论并不只是写在纸上的；告诉我们，语文课原来还可以这么上。是的，蔡伟教授在其为国培学员执教的示范课中，无论是素材选择，还是语言运用，无论是课堂结构安排，还是点拨引导，都充满了艺术的特征和文学的风味。⑦

智慧生成——以技能训练发展新语文教学

新语文教学需要发展，发展就需要新人，蔡伟教授把新语文教学的发展寄托到年轻一代身上。他认为语文教学要真正获得新的春天，出现新的浪潮，只有依靠新生的力量，但他遗憾地看到，经过长达四年的师范教育，师范生并不能在实践中承担起改革语文教学、发展新语文教学的重任。原因在于师范教育仍然过分注重理论说教忽略了基于智慧生成的技能训练，从而导致师范生在语文教学实践中，往往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更不知如何应其然。为此他突破一般教授的大忌，将大量精力投入于本科生教学，开设了“现代说课艺术”“师范生教学预见能力训练”“语文学科案例教学”“语文微格教学”等技能性十分突出的课程。然而，蔡伟教授对于新语文教学技能的训练，并不仅仅停留在一招一式的传授上，而是从人文理想的高度出发，以智慧生成为目标，实施灵活多元指向未来的低耗高效的训练。蔡伟教授在其著作《语文课堂教学技能训练》中指出，语文教学技能训练的总目标便是智慧生成。同时，蔡教授赋予智慧生成以丰富的内涵，分别是理论智慧、情感智慧、实践智慧。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情感智慧。蔡教授用到了“动情”这个词，动情于教材、动情于学生。在对师范生的培养中，蔡伟教授很好地示范了他的“动情理论”，对语文动情，他的举手投足间都透露出他对语文的深厚感情，正所谓无招胜有招，在不知不觉中，师范生们开始对语文动情。此外，蔡伟教授非常重视对师范生实践智慧的培养，讲求教学的低耗和高效。蔡伟教授尤其注重对学生教学方法的培养，他认为方法不是“雕虫小技”，而是教师智慧的结晶，是教师实践智慧的核心；有法与无法，得法与失法，结果大相径庭。⑨蔡伟教授将其多年在中学教学中积累的经验传授给学生，帮助学生总结教学方法并讲究教学方法的创新性，模拟实际课堂，让师范生们独自处理这些课堂上的突发状况，逐个点评。蔡伟教授送走了一届又一届的师范生，更成就了一代又一代优秀的语文人，在这一过程中有辛酸、有疲惫，但对他来说更多的是欢乐和满足，因为师范生们的成长正寄托着他对未来语文教学满满的期望。

蔡伟教授是中了一种无法医治的“语文之蛊”，因蛊而“玩”语文，即始终不玩弄语文，也不被语文玩弄。⑧确实，他对新语文教学的执着与热爱是我们无法用苍白的文字表达出的，那就让我们静静地伴随岁月的流逝，见证这位语文达人在新语文教学的道路上坚韧地奔跑吧。

参考文献：

①蔡伟、方蓉.新语文教学辩证[J].语文建设，2010（10）：3133

②蔡伟.论教学形式系统[J].课程教材教法，2005（5）：1925

③蔡伟.论艺术化语文的构建[J].新语文学习，2009（6）：2632

④蔡伟.走向“文感”：后“语感”时代语文教学的出路[J].全球教育展望，2008（2）：7277

⑤蔡伟.《念奴娇·赤壁怀古》课堂实录[J].新语文学习，2012（4）：4851

⑥⑧刘祥.蔡伟教授其人[J].新语文学习，2012（3）：2930

⑦蔡伟、李墨.“读诗写文，破解无米之境”教学实录及点评[J].语文建设，2011（78）：4245

大一语文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应用型；英语专业；毕业论文；问题；对策

一、引言

毕业论文在英语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强调，“毕业论文是考察学生综合能力、评估学业成绩的一个重要方式。”[1]11教育部“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通知”（教高厅[2014]14号）也指出，“毕业论文是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的重要实践环节，也是学生毕业与学位资格认证的重要依据。”因此，“各校要加强对学生撰写毕业论文的指导和评审，使之对学生真正有所裨益，防止流于形式。”[1]11应用型本科院校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目标，为毕业论文选题和写作提供了明确的导向。教育部2012年的《本科教学水平合格评估标准》进一步指出，文科专业的毕业论文要有50%左右的选题与实践性、应用性挂钩，该标准为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毕业论文提出了具体的指标。本文以滨州学院英语专业2014—2016届的毕业论文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毕业论文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以提升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下英语专业毕业论文质量。

二、存在的问题

《大纲》规定“毕业论文一般应用英语撰写，长度为3000~5000个单词，要求文字通顺、思路清晰、内容充实，有一定的独立见解。评分时除了考虑语言表达能力外，还应把独立见解和创新意识作为重要依据。”[1]11笔者以此为标准，对英语专业2014—2016届的毕业论文进行系统分析，发现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论文选题不当，缺乏新意，应用性不强毕业论文选题要适中，最好能够做到“小题大做”，而部分论文选题过大过泛，没有研究焦点，根本无法完成，如“莎士比亚诗歌研究”；选题不能紧跟本专业研究前沿，过于陈旧，缺乏新意，如对颜色词的研究、英语习语跨文化比较等；有些选题与英语专业没有密切关系，相差甚远，如“中美婚姻观的比较”；有些选题未达到严格意义上“一人一题，不得重题”的要求，如“任务型教学法在初中英语词汇教学中的应用”和“任务型教学法在高中英语词汇教学中的应用”；实践性和应用性的选题比例不高，与50%的目标存在一定的差距。

（二）写作基本功不扎实，语言表达能力不够强毕业论文写作属于学术论文写作，需要较扎实的写作基本功和较高的语言表达能力，而大多数毕业论文在语言表达上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专业术语不准确，书面语和口语混合使用，文字不通顺、表达不准确，汉式英语较多，串句、主谓不一致、结构不完整、悬垂现象、搭配错误等语法错误时有出现，甚至还有单词拼写错误、首字母大小写错误等细节问题。

（三）论文思路不清，逻辑混乱，思辨缺席毕业论文是学生围绕研究问题形成的一个立论正确、结构合理、思路清晰、逻辑性强、论证合理的语篇，而多数毕业论文思路不清、逻辑混乱、结构松散、论点不清、论证乏力，思辨缺席现象较为严重。黄源深指出思辨缺席对毕业论文的影响，“在二三十篇论文中难得有一两篇像样的，大多数论文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往往论文的题目就暴露出很多思维上的负面信息。”[2]12

（四）体例不够统一，格式不够规范毕业论文属于正式文体，需要按照规定的体例和规范撰写，以显示其严谨性和规范性。有些学生没有意识到体例和格式的重要性，不注重论文写作规范，随心所欲地撰写，体例和格式较为混乱，主要体现在参考书目没有按照学校规定的APA格式撰写，文内引文格式混用，标题首字母大小写不恰当，字体、字号、行间距不符合规范，中英文标点符号混用等方面。

三、对策

（一）加强毕业论文选题指导，增设专业选修课程，建设论文选题库，多渠道拓宽选题范围。英语专业选题范围较广，主要包括语言学、文学、文化、教学、跨文化交际和翻译等方面，指导教师应该加强选题指导，避免题目过大、过泛和过旧。增设专业选修课程，扩宽学生视野，便于学生扩宽选题范围。另外，可以根据历年选题情况，结合指导教师专业特长，建设毕业论文选题库，供学生选题参考。最为重要的是，可将毕业论文选题与指导教师承担的各类教科研项目、毕业实习、大学生研究训练项目、大学生创业计划和大学生学科竞赛等相结合，更好地体现毕业论文的应用性和实践性。

（二）改革和完善专业课程体系，建设毕业论文课程群，做到英语写作四年不断线，夯实学生写作基本功。语言表达能力是英语专业学生的基本能力。庄智象曾指出，“既然称之为英语专业，那么对学生的英语语言能力方面应该有更高的要求。我认为这是英语专业学生基本的、首要的要求，怎么强调都不为过，而目前更显得必要。”[3]216而英语写作能力的培养绝非一朝一夕之事，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仅靠“学术论文写作”这门课程远远不够，需要调整专业课程体系，建设毕业论文课程群（包括英语基础写作、英语高级写作、英语语法、英语修辞和学术论文写作等课程），做到英语写作四年不断线，夯实学生写作基本功，提高学生语言表达能力，为能够写出高质量的毕业论文打下坚实的语言基础。

（三）注重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不断加强学生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钱宁指出，“我国高校英语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中存在的根本问题之一在于学生的思维方式不合理。”[4]103因此，方琼强调“高校英语专业应重视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将其放在和传授知识、培养技能同等重要的位置。”[5]91要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应该调整英语专业的课程结构，增加英语演讲、英语辩论等课程；任课教师应该更新教学理念，改变教学方法，课内加强逻辑思维训练；坚持“本科生导师制”，鼓励学生参与教师科研项目，高质量撰写学年论文，增强学生的科研意识，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另外，鼓励和支持学生参加英语沙龙、专题讨论和英语演讲、英语辩论、英语写作等各类学科竞赛，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不断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

（四）加强论文指导教师队伍建设，强化过程管理，确保毕业论文的质量。毕业论文质量是学生专业水平和创新能力的体现，更是指导教师学术视野和学术水平的体现，所以《高等学校毕业设计（论文）指导手册（外语卷）》指出，“高校外语专业的毕业论文写作是衡量、评估高校外语专业教学质量和水平的重要内容之一。”[6]3论文指导教师的水平直接影响到毕业论文的质量，应遴选具有丰富科研经验和实际指导经验的教师担任指导教师，加强对学生文献检索与搜集、选题、开题答辩、初稿、二稿、定稿和毕业答辩各个环节的指导，尤其是文献检索与搜集、研究方法、数据统计和数据分析方面的指导，强化论文写作过程的动态管理，确保毕业论文质量。另外，还需要规范毕业论文管理制度，优化毕业论文管理流程，健全毕业论文管理方式，提高毕业论文工作效率。毕业论文教材建设也是指导教师需要考虑的问题。张春芳曾指出，“英语毕业论文写作教材建设有待加强，目前国内关于学术论文（包括毕业论文）写作的中英文编著至少有20部，但是教师们仍然抱怨难以选到合适的教材。因此，指导教师要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导向，结合本校毕业论文的相关规定，编写符合专业特点、操作性和实践性强的毕业论文教材。

四、结语

毕业论文是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应用型人才培养为英语专业毕业论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以滨州学院为例，探讨了应用型本科院校英语专业毕业论文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论文选题、语言表达、思辨能力和格式规范四个方面，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以期为应用型本科院校英语专业毕业论文工作提供参考，实现应用型英语人才培养目标。

参考文献：

[1]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Z].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2]黄源深.英语专业课程必须彻底改革—再谈“思辨缺席”[J].外语界,2010,(1):11-16.

[3]庄智象.外语教育名家谈[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4]钱宁.浅析高校加强思维训练的重要性—以英语专业毕业论文写作为例[J].西北成人教育学报,2014,(4):100-103.

[5]方琼.英语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中的思辨缺席[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3,(12):90-92.

[6]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北京市教育委员会.高等学校毕业设计（论文）指导手册•外语卷[Z].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大一语文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文化语言学；对联；研究；评论

杨大方先生的《对联论：文化语言学视野下的研究》（以下简称《对联论》）一书于2011年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在作者博士毕业论文《文化语言学视野中的对联研究》一文的基础上修改增补而成的。全书约28万字，主要包括著名语言学专家张公谨先生的《序》、导论、主要内容（九章）、主要参考文献、附录、后记。

一

从书名不难看出，要完成好此项研究，作者首先必须要厘清一些重要的概念，如“文化语言学”的概念。无疑，书中呈现了作者较高的的理论构建能力。

在对文化语言学进行分析时，作者注重对其他语言学说的搜集。在进行系统分析后，寻求各种学说与文化语言学之间的关系。为解释清楚“文化语言学”，他首先对其发展进行概说，文中引用了索绪尔、乔姆斯基的学说。他说“20世纪初，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了区分‘语言’和‘言语’的学说。”并简单总结了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接着作者指出“‘言语’这一概念的提出，为语言学者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而“乔姆斯基把‘言语’发展为‘语言运用’（和‘语言能力’相对）”。他总结认为，“随着‘语言运用’研究的日益深入，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环境因素，涉及社会文化因素，因而研究语言和社会、语言和文化之间关系的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便应运而生。”②同时，在书中他还综合了“语言文化”、“浑沌学理论”等诸多理论。

不同于其他一些研究的是，该书并不硬套用理论，而是以文化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去对中国对联这种传统的言语模式进行初步探讨。作者认为，“一方面，借此检查我们对文化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掌握程度与运用能力；另一方面，也是通过这种个案研究，考察言语表达模式与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而证明文化语言学理论及方法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③这是作者对该课题研究意义的表述。事实上，用文化语言学来研究对联的研究著作并不多，这一点杨大方先生肯定是了然于胸的，这也正是该研究的意义所在。但作者绝不肯用“将弥补前期研究的空白”这样的文字去拔高自己的研究，这种谦逊的为学态度令人尊敬。

正因为该书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所以其导师张公谨先生说：“在文化语言学视野下研究对联，第一是把语言看作是一种文化现象，把对联作为语言文化来研究；其次是用浑沌学得方法研究对联现象，这在以往的对联研究中实属罕见。”④这一评价是相当公允的。

二

《对联论》一书在语言学概念、民俗文化现象进行概说时，多采用追根溯源的方法，其论说具有科学性。

对联的起源问题是学界尚无定论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作者列举了汉代说、晋代说、南朝说、唐代说、五代说等。通过这些文字不难看出，杨大方先生在梳理这些文献资料时，所付出的艰辛努力。他除了翻看现代杂志《对联》外，还查阅了《尚书》、《文心雕龙》、《全唐诗话》、《石林燕语》、《履斋示儿编》等古代文献。这种回归第一手资料的学养是他能得出扎实结论的基础。

对于某些文化现象的追问是本书的一大特色。如作为春节语言民俗中的春联，该书就进行了溯源。书中说“春联源于春节‘钉桃符’习俗”⑤他补充道：“桃符，本为守门户、驱鬼镇邪之物，因此，当初置桃符并不择时应节。后来，习俗逐渐固定在除夕悬挂或更换，注入了‘岁月更始’时祈福纳祥的新义。因此，当对偶句与之相结合而产生的对联，便称作‘春联’。”⑥《对联论》一书由此不仅体现出了语言学的价值，而且也展现了文化学的价值。

以上从书中的具体文本出发，对书中“溯源”的部分文字进行了简单的分析，尽管有些内容并非杨大方先生首创，但是探寻有关的文化概念的原始意义却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它有助于让阅读者更加清晰地了解有关概念的源流，不至于让人“陌生化”。另一方面，这样的溯源也使得论述更具有说服力。正是这样严谨的治学精神，使得《对联论》一书对于后人重新研究文化语言学及其对联具有“百科全书”的作用。

三

《对联论》一书的“附录”部分为后来者提供了研究线索，其文献学价值不容忽视。

收集资料的过程也是一种研究，“附录”展现了作者所采用的第一手资料。作者在书后辑录这些文献资料，一方面是补充有关对联作为语言对称表达文化的一个标本论说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在于为读者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阅读视野，。

同时，该书还摘录了《联话丛编》中的部分对联。作者解释说“《联话丛编》是中国迄今为止收录最全的一部论联资料汇编，由龚联寿主编，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⑦而熟悉该套书的读者了解，该套为八册精装大型丛书。收录了明、清、民国各代诸多联话，按大致时序编目，计有奇联摭萃、金声巧联、评释巧对、楹联丛话、楹联续话、楹联三话、楹联剩话、楹联丛话补遗、巧对录、巧对补录、楹联补话、楹联述录等共三十九种资料，共计三百余万字。且该书采用竖排版形式，这对现代读者的阅读无疑是巨大的挑战。杨大方先生不辞辛劳，攫取数万字的精彩对联作品，可见他的学术眼光和学术魄力。而在书稿出版校改中，他更是对这些“无关紧要”的对联进行了认真核对，其所作出的努力甚至比正文更甚，这充分体现了作者高度的责任意识。

我国清代文士为学总不离义理、考据、辞章，要做到三端相谐是相当困难的。本人虽不敢妄说古人治学精神惠泽了杨大方先生，但透过其所著《对联论：文化语言学视野下的研究》一书，加之我对作者本人治学态度的了解，确乎可以运用以下三个词汇对其著作进行评鉴：真、善、美。从文本出发，能看出作者对于文化语言学的论说逻辑的严密性，展现出了求善的一面；对重要的概念，他又寻问本源，体现出求真的一面；而朴实与华美的文辞，正好证明了杨为文求美的一面。可以说，《对联论》以其特有的文化精神诠释了“真、善、美”。透过书稿本身，也将触发我们更多的思考，如对联的起源究竟为何时？对联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发展定位如何？对联与传统民俗文化的关系怎样？等等。这些都问题都还有较大的研究空间。（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参考文献：

［1］ 杨大方：《对偶观念及其在汉语表达中的体现》，载《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2］ 杨大方：《对联性质综论》，载《贵州文史丛刊》，2005年第3期。注解

② 杨大方：《对联论：文化语言学视野下的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页。

③ 杨大方：《对联论：文化语言学视野下的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页。

④ 杨大方：《对联论：文化语言学视野下的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序》。

⑤ 杨大方：《对联论：文化语言学视野下的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