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植物的现代诗范文第1篇

中央电视台主办的2015年十大好书评选活动中，《草木缘情：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植物世界》入选。这本书共二十章，三十多万字，并配有大量图片。本书2015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在大陆首版。作者潘富俊，美国夏威夷大学农艺及土壤博士，现任中国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景观系教授，讲授景观植物学、文学、植物文化等课程。潘先生对植物与古代文学都有着超乎寻常的热爱，曾将台北植物园从研究用植物园成功转化为教学园及台北市民优质休憩点, 让民众在林木花草中,吟咏古典诗文。并有《草木》、《诗经植物图鉴》、《楚辞植物图鉴》、《唐诗植物图鉴》等研究古代文学与植物的著作。

作为一个热爱中国古典文学的科学家，潘先生对传统文化和植物学都有着系统而缜密的研究，而这本书的撰写，是为了能和读者共享植物与文学的乐趣，希望有系统地介绍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所引述植物的今名、现状。因此，着重在古典植物名称的辨识， 对于常出现植物名称的古今演变、植物的文学意境、易于混淆的植物种类等。本书为我们描绘了中国古典文学中丰富多彩的植物世界。作者累积数十年的研究，在书房中遨游文学世界，在田野中实地探访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每种植物及其自然生态，重现几千年来文人笔下的植物原貌，解析不同时代有着不同名称与寓意的植物面貌，并找出植物引进中国的脉络，同时分辨虚实，厘清文学作品的写实与想象。

书名《草木缘情》，草木乃水陆草木之花，缘情则语出东晋陆机《文赋》中的诗缘情而绮靡，很好地概括了本书的要旨， 即探寻人文世界与植物世界的关联，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给人以审美的趣味，无尽的启迪。

二

千万种植物，是山川自然的精英;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是人文之精美。作者通过对文学作品(包括国画)中植物的种类、特性及其在文字作品中特殊的情感表达，建构起一个文学体系中的植物世界，由此我们得以更加深刻地认识文学作品中的植物及其文学寓意，使我们对古典文学以及植物世界均有新的认识。

植物不仅是人类最重要的生存资源，也是人类情感和思想的重要载体。我国古典文学，很多作品都与植物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诗经》的蒹葭苍苍，到《楚辞》的滋兰树蕙;从王维的折柳送别，到曹雪芹笔下的黛玉葬花，作者认为，各类文学的内容总离不开植物，例如南朝《玉台新咏》诗词769首，有植物的362首，占47.1%，《清诗汇》共27420首，有植物的15145首，占55.2%，这些数据，足以说明植物支撑起我国古典文学的一片天空。如果从文学理论角度来看，经典作品中的形象，构成原型(protetype)，其实质就是建构一种表情达意的符号体系。植物，作为特殊的文化语言，已经进入了我们的精神世界。

自古风、骚并称。《诗经》和《楚辞》作为我国古典诗歌的源头，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是中国古典文学中起奠基作用的经典作品。正因为如此，作者对《诗经》和《楚辞》中的植物做了大量研究，不但研究其中植物古今名称、种类特性，还对其寓意加以研究，以求在植物研究基础上，尽量开掘其文学意涵，这对植物学和文学研究，都是很大的贡献。其较有特色的是从植物学角度着重探讨了《诗经》和《楚辞》之间的异同及传承关系，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诗经》、《楚辞》植物有共同的类别，作品中有着全中国广泛分布的种类如白茅、泽兰、松之类。但其各自地方特点还是很明显。《诗经》作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业大约500年间的诗歌305篇，据作者统计，有135首出现植物，多以植物来赋(描写)、比(比喻、象征)、兴(起兴)。这些植物以华北地区黄河流域的植物为主，而《楚辞》植物以华中地区长江中游地区植物为主，共99种。除了和《诗经》一样，所提到的植物有全中国广泛分布的种类外，其他大部分为当地常见或者特有的植物。这些植物，有的仅产于华中，有些则延伸至华南，此类华中、华南特有的植物，作者统计有26种，约占楚辞植物四分之一以上。这些植物，包括蘼芜、木兰、肉桂、芭蕉、橘子等。这些植物中特产于华中、华南的，只有莼菜，也就是诗经中的茆。(见于《鲁颂泮水》)，作者推测这种仅产于华中、华南的植物，应该是在周代以前传到华北的。《诗经》、《楚辞》有不少相同的经济植物种类，如分布全国的桑、板栗、柏树，菜类的薇、荠菜等，但二者还是有一定区别。

诗经所处的背景是中原黄河流域、黄土高原，此地水深土厚，民生艰难，民性多尚实际，对于生产生活所依赖的经济植物及天地物候多加颂扬，以《豳风七月》为例，全诗围绕一年四季的农业劳作展开叙述，其中植物，均为桑麻黍稷，瓜果野蔬之属，切合实用的植物。

《楚辞》写作背景为南方长江流域，此地气候温暖，土壤肥沃，物产丰饶，食物不虞匮乏(《汉书地理志下》：江南地广食物常足)，因此歌咏食物、经济类植物的篇章罕见，而以香草香木之类象征、隐喻类植物居多，且反复出现。如《离骚》共出现香草18 种，《九歌》中香草16种，两者有11种是相同的植物。

《诗经》、《楚辞》的植物，构建了古典诗歌的象征体系。《诗经》中已经开始用松萝、菟丝子等植物来比喻依附、攀附，以美好植物来比喻美好事物，如桃之夭夭等。以有刺和到处蔓生的植物来象征不好的事物。无田甫田，维莠骄骄(《小雅大田》)，墙有茨，不可扫也《鄘风墙有茨》，开启了以植物比喻、起兴的先河。《离骚》在此基础上，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以植物来寓意言志。《草木缘情》认为，植物全株或局部有香气的植物，均为《楚辞》引喻的香草，其中伞形花科的植物占有很大比例。《楚辞》中出现次数最多的香草是白芷和泽兰，均属伞形花科。与此相反，恶草恶木，令人不快，《楚辞》与《诗经》一样，以此来比喻小人，或不祥事物。《楚辞》的象征、比喻手法是对《诗经》比兴手法的继承和发展，其内涵更加丰富，也更富于艺术魅力，形成一个源远流长的香草美人的符号系统和植物文化传统。

三

利用植物统计进行文学研究，这是本书作者的有益尝试。此举为今后的文学、文献研究开启了一条新路。在明末成书的《金瓶梅》，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而其真名尚无定论。《草木缘情》通过研究指出：该书主要人物西门庆的住宅庭院中就至少种了40种植物，主要是作为观赏的庭院植物。作者以列表统计的方法，研究该书中乔木、灌木、藤蔓、草花类种植情况，判断该庭院所处位置应为华中地区，这些植物，正是作者所熟悉的植物，间接反映《金瓶梅》作者的生活体验或籍贯所在，提供作者的背景资料。这就为解开扑朔迷离的《金瓶梅》作者之谜提供了有力证据。

名著《红梦楼》通行版本为百二十回。其作者，有认为是曹雪芹所作，也有认为是曹雪芹原作80回，高鹗续后40回，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据《草木缘情》作者统计发现，《红楼梦》第一个四十回出现165种植物，第二个四十回出现161种植物，第三个四十回仅出现61种植物。每回植物的种类、植物种数的分布频率，或者植物在单元内出现的总数，从统计观点来看，第一个四十回和第二个四十回之没有差异，而第三个四十回不但每回平均植物种数和单元内植物总数远少于前两个四十回，而且作者对植物的熟悉程度及描写水平也远为逊色。因此，作者得出结论，支持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作者并非同一人的观点。

古代文学作品，因年代久远，多有各方面疑问存在。采用《草木缘情》中的植物统计分析方法，可以得到更多的信息、佐证，有利于得出更加符合实际的结论。

四

《草木缘情》内容丰厚，文辞华美。然智者千虑或有一失，书中也存在一些失误，现就目光所及，提出如下问题就教于方家：第二章《历代诗词歌赋的植物概况》第五节32页，作者列举唐代杜牧《赠别其一》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认为：此诗为杜牧在云南结交红粉知己所作，以当地盛产之豆蔻形容少女之美。按《唐诗鉴赏辞典》，这首诗是诗人在大和九年(835)，调任监察御史，离扬州赴长安时，与歌女分别之作。第二句以豆蔻喻少女之美，诗歌故事发生地点为扬州，非书中说的云南。第四章《楚辞植物》第七节89页，引《离骚》纫秋菊以为佩实为纫秋兰以为佩之误。

第五章《章回小说的植物》第三节98页，插图标示苜蓿，实为紫云英。第七章《国画中的植物第二节》154页，所附元代郑思肖《墨兰图卷》，意在说明元代的宋朝遗民郑思肖绘兰花均不画土。实际从文献看，郑思肖画兰，只是大多根部不着土，画幅中兰根为暴露状。然此幅真迹保存在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的《墨兰图卷》，正是难得一见的根著土兰，此幅画中墨兰根在土中并不露出，其不以实笔画土，乃因中国画习惯以虚写实而已。第十三章《文学与野菜》第二节，323页，作者解释《诗经国风豳风》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中七月流火是指盛暑夏季。按《诗经》，此处七月，指夏历的七月，相当于当今农历的9月。火，星名，指大火星，每年夏历五月间黄昏时心宿在中天，六月以后，就渐渐偏西。时暑热开始减退。故称流火。本句真实含义，是夏历七月天气转凉之意。同首诗中有七月烹葵及菽，说明葵(冬寒菜)和菽(大豆)，是当令成熟的农产品。

五

关于植物的现代诗范文第2篇

关键词：仕女画；题画诗词；诗画关系；意象

中图分类号：J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15-0072-02

仕女题画诗词的意象取舍和绘画题材、女性心理、诗人词人情感和时代审美风潮有着紧密的联系。根据仕女题画诗词的题材，可将仕女题画诗词的意象分为植物意象、动物意象、音乐意象三类。仕女画的意象中，除仕女本身外最常出现的也就是这三种类型。而植物意象又是仕女题画诗词所有意象类型里面出现频率最高的一类。本文选取了植物这种诗词意象，分析它们在仕女画与题画诗词之间的诗画关系。

题画诗词意象的特点在于，它超越一般传统诗词意象的共性，以画面为依托，具有直观性。是典型的诗画、词画结合的最佳形式，“意”与“象”被充分地统一、“诗情”与“画意”被充分地结合，体现出诗画一体的艺术境界。从诗画关系上说，仕女画的植物意象和仕女题画诗词的植物意象具有融合性、变异性和互补性。

一、深相契合的相溶性

这是仕女画的意象与题画诗词的意象最明显直接的一个关系。诗画、词画意象具有融合性，某种程度上是因为题画诗词在艺术上对绘画产生一个较深的审美作用。诗、词因画而生，画对诗、词有一个决定性的影响作用。而诗人题诗、词常是因观画有感而发，被画面所展现的意境所触动，产生共鸣，或描绘画面，或补充画意，或节外生枝，或托物言志等。无论哪一种，题画诗词的意象总与仕女画的意象深相契合。

如费丹旭的《四季仕女图・采梅图》，画中有小溪、梅枝、溪石、一位女子。左侧上题写一首七言绝句：“翠羽声中残，扑襟香雪影珊珊。可知一样梅花骨，不畏东风料峭寒。”“影珊珊”三个字简洁清雅地表现出仕女的外表美。第二联写到仕女的内在美，即如梅花般拥有“不畏寒”的骨气。画面表现仕女采梅的清雅姿态，诗歌表现仕女的梅花风韵，将仕女的意象与梅花的意象融合于一体。吴启明曾评这首诗“诗句意蕴深远，从仕女的外在动态美写到她内在的气质美，用梅花的美质衬托仕女的美质，形神融合，给人以含蓄蕴藉的审美享受。更重要的是，画家点明自己‘以景衬人’的画法，以画法为诗法，诗境与画境妙合无垠，完美地传达出自己的艺术匠心。”①高度体现出诗画意象的融合性。

清代画家包栋自题词《浣溪沙・题仕女图》：“仿佛烟波十四桥，柳阴深处小停桡，一声莺歇一声箫。桃叶桃根歌宛转，江花江草梦迢遥，几时同载趁归潮。”画中意象――柳、烟雾、小舟、莺等，诗人采用更为诗意的写法纳入词中，不但展现画境，更加深此副仕女图的艺术感染力。诗中写植物意象“江花江草”是“梦迢遥”，似有似无若隐若现的意境淡淡晕开，和画面中朦朦胧胧的雾中江景画意形成极深地融合。“几时同载趁归潮”，画家竟然想要与画中的女子一同载舟于江上，一同趁着归潮时离去。到这个阶段，词人已经进入浑然忘我的状态了，好像与画中的意境融为了一体。藉着这首题画词，画中植物意象与词中植物意象、画中意境与词中意境融合的浑然天成。

顾春曾为好友许云林的自画小照题词一首《醉翁操・题云林〈湖月沁琴图〉》：“悠然，长天，澄渊，渺湖烟，无边……流水高山。问君此际，心共山闲水闲……明月风静秋夜寒。”这里植物意象不同于一般的花草，②而是“高山”。高山意象常给人带来超凡脱俗的清高之意，出现在这里，是因为词人捕捉到了画家想要表达的神韵――天人合一。画家自画小像于湖烟长天之中，于高山流水中，于云行月明中，并不突出自己的容貌，目的就是想要表现一种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清高境界。所以这里的高山意象深深进入到画面的精髓和气质里，达到诗画意境相溶的艺术目的。

朱孝臧在《虞美人・题任颐临窗观梅图》里，根据画面梅花下笔，第一句写“黄昏笛里梅风起，蔓草罗裙地。”将画面上仕女观看的梅花当作现实中的梅花，在黄昏时候吹起了梅风，带来缕缕梅香。这里也是画面上的植物意象与诗中的植物意象相容相合，化为一体。体现出植物意象在诗画关系中的相溶性。通过在词与画之间来回不断地咀嚼，画中意象现词情，词中意象传画意的特性愈加地凸显。画的意象直接催生诗词的意象，诗词的意象虽出于画而可能更胜于画。二者相互融合、渗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美学效果。

二、诗画互转的变异性

仕女画与题画诗词意象之间的变异性，多体现在诗意画和词意画中。题画诗词，是画上有题诗、题词，整幅画是诗词书画三者巧妙结合的完整作品。明朝汪氏曾专门辑印词意画集《诗余画谱》。其他词意画还有张渥的《琵琶仕女图》，根据白居易的《琵琶行》而画；余集的《落花人独立图》，出自晏几道的《临江仙》；王素的《梧桐仕女图》来源于李清照的《醉花阴》等等。尤其是明朝文徵明、唐寅，清朝费丹旭，改琦，几乎都有词意画。费丹旭更有词意画系列专辑――《仕女图册》，每幅仕女画上都题有“旧人词句”。甚至近代的傅抱石，也有一幅根据曹唐《小游仙诗九十八首》之一而作的《桃花仕女图轴》③。

此处以清代王素的《梧桐仕女图》为例，画幅右下角题李清照的《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首句“愁”就为整首词的感情基调作好铺垫，也传达出画面的凄清意境。末句“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是这副仕女画要表达的画意。词中的植物意象仅有“”，但画面上不仅有秋菊，还有一大株梧桐笼罩。画中出现诗中没有的梧桐意象，因为此幅画是依据易安词而作，要表现易安词典型的风格――淡淡的忧伤。而“梧桐”恰恰是李清照词里最能见证她细腻多变的情感历程、最能体现她丰富情感内涵的植物意象。择“梧桐”意象于画中，自然增添画面多愁善感的意境。所以，画中的“梧桐”意象，凝聚了李清照词的典型情感风格，放在这副画中，更丰富了这幅画的画意，使画家想要表现的愁绪在梧桐的映衬下更为浓烈集中。“梧桐”意象的出现，看似无中生有，实为画家匠心独运的表达。这也是植物意象诗画关系变异性的艺术目的。

变异性所体现的词画意境互转，在《诗余画谱》中的一副词意画《深渊秋千图》④中有较好的表现。画面依据北宋释仲殊的《柳梢青》⑤的词意而作，内容丰富翔实。词中主要描绘的是春意盎然之景，如“岸草平沙、柳袅烟斜、风前香软”等。上阕和下阕都花了篇幅写江边杨柳、远处的高山以及远处行人的心理活动，这些是画面中景和远景表现的内容。但画中表现的重点却在近景――即“春在梨花”，并花了一半的画幅描绘近景。画名《深渊秋千图》也说明画家想表达的画意是词中的最后一句“门外秋千，墙头红粉”显然画家捕捉到最具春意的风光，不在岸草，不在杨柳，不在高山，而在梨花环绕下的秋千美人。梨花意象深化了仕女形象，衬托荡秋千的仕女纯洁无暇、天真浪漫。

还有一种仕女题画诗词的表现形式，就是仕女画面中原本没有植物意象，但诗人根据当时情感的需要，在题画诗词中另添植物意象。如明朝唐寅《王蜀宫妓图》：“莲花冠子道人衣，日侍君王宴紫薇。花柳不知人已去，年年斗绿与争绯。”这副画原画上只有四位仕女，但题画诗中，却有“花柳”、“斗绿”等泛植物意象。第二联诗人说，宫中的花柳不知道那些妃嫔已经逝去，依然年年盛开年年争红斗绿。这里出现的“花柳”意象就是诗人根据他自己的历史感慨想象出来的，“花柳”在这里用它的年年生长年年开花来和仕女的青春有限人生易逝形成鲜明的对比。使得整首题画诗具有了深沉的历史意味。

三、取长补短的互补性

中国画最讲究“意境”，文人喜欢在画上题诗，这样的好处是使得诗画可以互补，诗歌的衬托使画的意境更加深远。不仅仅在外表上，诗和画形成一个完美的互补效果，意象在二者之间也有一个巧妙的互补关系。因为绘画擅长的是表现静态的美，只能展现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截面，只能表现一瞬间的事情，属于静态艺术；而诗歌擅长表现的是流动的动作或丰富的情感，可以超越时间、空间，不单表现一个断面，还可以表现连续的动作、心理活动等，属于时间艺术。诗画之间的这个差异性恰恰成就了它们之间的互补性。⑥

胡锡的《芭蕉仕女图》，描绘了一位身段如柳的仕女，立于一大片湖石上低头沉思，显出胡锡仕女画静娴淑丽之致。左上角有诗一首：萧萧斑竹动秋思，脉脉深情谁个知？几度欲眠眠不得，晚凉风里立多时。”这幅画，仅有仕女和植物意象芭蕉、斑竹等，植物意象只是作为衬景出现。但通过题画诗中植物意象的描写，就能对画面中仕女的内心情愫、精神面貌和斑竹意象有一个更为精准的定位。萧萧斑竹惹动了仕女的秋思，使她不禁长伫于此，“脉脉深情”到“欲眠不得”，这是一种深度痴情、断肠思念。诗使画之意境传达的更缠绵悠远，也使读者对仕女的情感可以把握到位。

绘画只能表现一个截面，对于情感的深度挖掘所有欠缺，画上若有题诗便可丰富画面意蕴和审美情感。换句话说，绘画成就了题画诗，题画诗反过来也成就了绘画。这就是二者之间犹如天作之合的互补性。

如费丹旭的《秋夜吟诗图》，画面上一位仕女坐于窗台眺望远方，窗外林石环绕，一片幽静。画面左上角有题诗曰：“夜寒帘不卷芙蓉，灯火疏棂透纸红。吟到感秋诗未就，一声桐叶堕西风。”前两句依然描绘画面却比画面内容更丰厚，把夜不能寐的状态体现的更为深刻。后两句接着写到，仕女的书斋为何灯火通明？原来是她吟诗吟到感秋诗还未就，这是为何？诗人未往下解释。只留下意味深长的一句“一声桐叶堕西风”。“芙蓉”和“桐叶”意象的描写，都补足了画面言不尽其意的遗憾。芙蓉帘不卷，是因吟诗未就；桐叶在西风中坠落，秋情、秋夜与秋思，尽显惘然之状。画面想要表达的情感，可以说是由这首诗来完成的。

仕女画面中的植物意象常渲染出悠长枉然的氛围，奠定了诗词的意境。反过来，题画诗词中的植物意象带出了画面中植物意象的审美内涵和丰富情感，形成一个互补的关系。类似的还有任熊在词意画《人物图册》里采用的一首词，是姜夔著名的咏荷词《念奴娇》：“翠叶吹凉，玉容销酒，更洒菰蒲雨。”这其实是一首咏荷词，玉容销酒也是用来形容荷花的，但画家选取了这一极富诗意的词句入画，生动地描绘出仕女观荷时妩媚的玉容，犹如微醉后动人的表情。这里词中的植物意象成为画中仕女的化身，增添仕女画的艺术魅力。画中的荷花与仕女也俨然相映成趣。这就是中国画独特的诗画合璧现象。

四、小结

通过对以上作品的分析，仕女画和题画诗的植物意象之间具有融合性，仕女画的植物意象开启了题画诗的意象，题画诗的意象又超越了仕女画的意象。

在某种程度上，二者又具有变异性，画家根据不同的需要和灵感在诗意画和词意画中变换植物意象，以获得更佳的艺术效果。

最后，二者还具有互补性。有造型优势的仕女画催生题画诗词，并为题画诗词提供创作灵感的依据。题画诗词的文字形式完善了仕女画只单纯有图画的不足；它的植物意象也扩展了仕女画的意境和深度。

总之，诗意和画意在诗画的不断交融中互相渗透，诗中有画意，画中有诗意，二者取长补短，共同奠定中国画在艺术史中的地位，完成了中国画的审美目的，给人们带来愉悦的享受和情感的交流。

注释：

①吴启明.历代名画诗画对读集[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

②如梅花竹子梧桐海棠等一类具体的物象。高山是属于自然景观，算是泛植物意象。

③这是唐人诗意画。

④画家不详。

⑤“岸草平沙。吴王故苑，柳袅烟斜。雨后寒轻，风前香软，春在梨花。行人一棹天涯。酒醒处，残阳乱鸦。门外秋千，墙头红粉，深院谁家？”

⑥清朝陈崇光《柳下晓妆图》：“落尽海棠花，柳絮随风袅。绣阁逗春寒，罗衾拥清晓。晓起弄妆迟，含情人不知。芳时惟自惜，明镜识蛾眉。”画面画的是“晓起弄妆迟”这一生活截面图，诗人却随之前后铺开抒写了一串连续的动作。

参考文献：

[1]王伯敏.中国绘画史・修订版[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

[2]张彦远.历代名画记[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

[3]黄颂尧.清人题画诗选[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

关于植物的现代诗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中国诗史“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文质彬彬、情文并茂，追求“壮美”的美学定位，以抒情为本的文化品格，以五言诗为主的诗体形式，皆由曹植垂范并师法千秋。曹植“一代诗宗”的诗史地位，是由曹植的四大贡献奠定的。

建安诗歌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一座光辉的里程碑。这座里程碑，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然“邺中诸子，陈王最高”(皎然《诗式》)，后世言建安诗，也莫不首标曹植。然曹植诗歌的里程碑意义何在?他究竟对中国诗歌有何独特贡献?本文拟从四个方面略抒己见。

曹植诗隐括《风》、《雅》，组织《庄》、《骚》，得《汉乐府》精髓，法《十九首》意象，继往开来，初步确立中国诗歌“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

中国诗歌发展，明显地呈现出“二源合一流”的大势走向。“二源”即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诗学体系，以《楚辞》、《庄子》为代表的南方诗学体系。建安诗歌一代繁盛，正是“得《风》、《雅》、《骚》人之气骨”，二源交汇，南北合流，儒道合一的产物。唐代诗歌革新运动，标榜“汉魏风骨”，正是要恢复或再次确认这个大势走向。然建安诗人真正融二源于一流，远继《风》、《雅》、《庄》、《骚》，近承《汉乐府》与《十九首》，下开盛唐李白、杜甫诸人，得首推曹植。曹操诗21首，全为乐府诗，内容上槁目时艰，肠断民瘼，艺术上古直悲凉，通脱自然，显然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和刚健质朴的风格。曹操长于四言诗，似有《诗经》遗风，然许学夷的《诗源辨体》卷四谓其“正是乐府之体，不当于《风》、《雅》求之。”吴乔的《围炉诗话》卷二也谓曹操四言诗“不受束於《三百篇》句法”。曹操的杂言诗，包括一些游仙诗，也似有《庄》、《骚》韵味，但主要还是源于汉乐府的杂言体和游仙诗。所以沈德潜《古诗源》卷五称“孟德诗犹是汉音”。曹丕诗一半以上为乐府，并且“乐府酷是本色”(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曹丕工于言情，大量抒写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这也显然“源出于《十九首》”(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王粲为“七子之冠冕”，相比之下，他受汉乐府和《十九首》的影响较小一些，王粲存诗20首，乐府诗仅有5首，其诗从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皆与《十九首》相差较远；王粲诗更多地受到诗、骚的影响，这正如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七所说，王粲诗乃“小雅、变风之余”，刘熙载《艺概》卷二也谓“王仲宣诗出于骚”，其余“六子”存诗太少，不足论。而曹植乃“风、雅之苗裔”(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一)，曹植自己也以“有应风雅”相标榜(《与杨德祖书》)，读曹植《送应氏》、《泰山梁甫行》、《情诗》、《门有万里客行》等，这一点，不言而自明；同时，曹植《飞龙篇》、《远游篇》等游仙诗，“与《楚辞》同意”(郭茂倩《乐府诗集》卷64)，《杂诗》六首，“原本于《离骚》”(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所以刘熙载《艺概》卷二也谓“曹子建诗出于骚”；并且，曹植诗也多乐府，“参其乐府，皆汉氏之韵”(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南国有佳人》等游子思妇诗，“全法《十九首》意象”(同上)。因此，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谓“子建之诗，隐括《风》、(傩》，组织屈、宋，洵为一代宗匠，高踞诸子之上。……然不能不推子建为极者，盖有得于诗家之正派的宗也。”将曹植作为《风》、《雅》、《楚辞》的正宗传人来推崇。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也谓“诗自《三百篇》、《十九首》以来，汉以后正轨颛门，首推子建，洵诗人之冠冕，乐府之津源也。”也将曹植作为诗家“正轨颛门”，作为上承《诗经》，下开陶潜、李白、杜甫的“诗家正宗”来标榜。

建安诗歌，正处于承上启下，“二源合一流”的历史交汇处，“三曹七子”皆为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然真正以诗歌实绩确立这个嬗变大势者，当首推曹植。

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得好：曹植诗，“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窕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惨远的情调。这一切都通过他凝聚在五言诗的制作上，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这是一个时代的事业，却通过了曹植才获得完成。”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钟嵘《诗品》卷上)，初步确立中国诗歌“壮美”的美学定位和文质彬彬、情文并茂的发展道路。

所谓“骨气奇高”，是说曹植诗不仅有血有肉，而且有骨有气，充满气势和骨力，充满追求和抗争，显得慷慨刚健，悲愤沉郁，以气取胜，以骨取胜；所谓“词采华茂”，是说曹植诗风流倜傥，文采斐然，工于起调，善为警句，锻字炼句，声色和美。相比之下，曹操诗骨气高，然词采质朴；曹丕诗词采美，然“婉娈细秀”(钟惺《古诗归》卷七)；王粲诗“文若春华”(曹植《王仲宣诔》)，然“悲而不壮”(刘熙载《艺概》卷二)，“文秀而质赢”(钟嵘《诗品》卷上)。建安诗人唯曹植华丽其容，风骨其实，“词采华茂”因“骨气奇高”而不致流于浮艳纤柔，“骨气奇高”又因“词采华茂”而不致陷于平浅粗豪，真乃文质相称，情文并茂，壮哉美哉，美哉壮哉!所以成书《多岁堂古诗存》称“魏诗至子建始盛，武帝雄才而失之粗，子桓雅秀而伤于弱，风雅当家，诗人本色，断推此君。”吴质《答东阿王笺》即以“文彩巨丽”赞美曹植；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一文中，将“华丽壮大”作为建安文学的一大特征E3；李泽厚的《中国美学史·魏晋南北朝编(上)》也指出：“曹植的诗中，这一点(华丽壮大)表现得最为明显，并且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建安以前，《诗经》天然古拙，《楚辞》风华流美，到《汉乐府》则刚健质朴，《古诗十九首》则平淡自然，而曹植熔铸《风》、《雅》、《楚骚》，得《汉乐府》精髓，法《十九首》意象，终于锻炼出了“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壮美品格而“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钟嵘《诗品》卷上)。

刘勰《文心雕龙·风骨》云：“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呜凤也。”高度评价了风骨与词采的统一，并誉为文中凤凰，同时讥笑有风骨而缺文采者为文中鸷鸟，有词采而乏风骨者为文中野鸡。牟愿相《小潞草堂杂论诗》云：“曹子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左思得其气骨，陆机摹其词采。左一传而为鲍照，再传而为李白；陆一传而为大、小谢，再传而为孟浩然，沿流溯源，去曹益远。”Es]陆机、谢灵运、谢眺等人，受曹植“词采华茂”的影响，以至愈演愈烈，繁衍出六朝诗歌的“采丽竞繁，刚健不闻”(陈子昂《修竹篇序》)；另一方面，左思、鲍照，其实还包括阮籍、陶潜、庾信、陈子昂、李白、杜甫等人，继承发展曹植“文中鸣凤”的精神，形成“盛唐雄赡”(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的壮美诗风。陈子昂的诗歌革新运动，上接“汉魏风骨”，要求新诗歌应“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修竹篇序》)，李白的“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宣州谢胱楼饯别校书叔云》)，要求风骨与清发的结合，皆与曹植的“骨气奇高，词采华茂”一脉相承。难怪杜甫要“诗看子建亲”(《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子建文章壮”(《别李义》)，特别亲睐曹植，标榜曹植的壮美诗风；难怪尚镕《三家诗话》将曹植、李白、杜甫等人作为“文笔鸣凤”的代表诗人，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将李白、杜甫作为曹植的传人，认为李、杜“接武子建”，“其源皆出于子建”(《曹集铨评》附录)。因此，我们可以说，阮籍、左思、鲍照、庾信、陈子昂以及盛唐诗的“雄赡”，乃至整个中国诗歌“壮美”的美学品位和文质彬彬、情文并茂的发展道路，是由曹植初步确立。

曹植诗“情意有余，汹涌而发”(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结束了中国诗歌在言志、缘事、缘情之间的左右摇摆，确立了抒情的文化品格。

《诗经》以言志抒情为主，其中有少数诗歌，如“民族史诗”、《七月》、《氓》等有明显的叙事倾向。《楚辞》也以抒情为主，但叙事性大为增强，《离骚》作为一首自传体政治抒情诗，回顾半生经历，探索未来道路，便大量用赋的手法；《招魂》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也多用体物铺叙笔法；《卜居》、《渔父》更是明显的散文化、叙事化。《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以叙事为主，《东门行》、《病妇行》、《孤儿行》、《陌上桑》等皆为成熟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更是达到我国古代叙事诗的最高成就。《古诗十九首》“深衷浅貌，短语长情”，又以抒情为主。中国诗歌虽以抒情言志为发端，但其发展实在是依违于志、情、事之间，左右摆摆，自曹丕的“文气”说、陆机的“缘情”说始，中国文学方觉醒、独立，中国诗歌方确方向，以情为本。然“文气”说、“缘情”说的出王主要受到建安诗歌的启发，是对建安诗歌“慷慨l、气，磊落以使才”(刘勰《文心雕龙·明诗》)、“遭乱流寓，自伤情多”(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诗序》)的总结提炼。而真正代表“文气”、“缘情”理论的实绩，以创作实践确立中国诗歌抒情品格的诗人，当首推曹植。《古诗十九首》虽以抒情为主，但毕竟数量太少，情感单纯，不外乎男女情愁和士子失意两种，不足与《汉乐府》一代叙事诗风相伉俪。曹操诗气雄力坚，情悲意壮，但所抒之情也大多局限于悲壮粗豪一类，并且不少诗作，如《对酒》、《度关山》、《薤露行》、《苦寒行》、《蒿里行》等，仍然受汉乐府“缘事而发”影响，有着明显的叙事性。曹丕“工于言情”，但也偏于男女之情，其反映政治、军事题材的诗，如《煌煌京洛行》、《秋胡行》、《令诗》、《黎阳作》等，也多铺陈其事而直言之。“七子”中唯王粲、刘桢多抒情诗，但数量、质量皆远不能与曹植比肩。曹植诗“本乎性情(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慷慨高歌不减乃父，“柔情丽质，不减文帝”(钟嵘《诗品》卷上)，并且无情不可抒，无意不可达，《白马篇》之豪壮、《薤露行》之慷慨、《送应氏》之悲凉、《七哀诗》之哀怨、《美女篇》凄婉、《杂诗》之缠绵、《赠徐干》之坦诚、《野田黄雀行》之沉痛、《赠白马王彪》之沉郁、《当墙欲高行》之愤激、《泰山梁甫行》之凄惨……，故庾信的《伤心赋序》谓曹植诗“千悲万恨”，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卷上也谓“子建、李、杜皆情意有余，汹涌而后发者也。”陈祚明的《采菽堂古诗选》卷六也说“真切情深，子建所长”，方东树的《昭昧詹言》卷二也称曹植“情至之语，千载下犹为感激悲涕。”曹植诗不仅感情丰富、强烈，而且抒情手法多样、精湛，如《赠白马王彪》，或情附于事、或以景托情、或引类譬喻、或直抒胸臆、或旁敲侧击、或反面衬托、或侧面渲染，各种手法交替使用，彼此生发，将一腔生离死别、骨肉情深、忧谗畏讥、含冤负屈、报国恋君、忧生患死等种种复杂情感，抒写得淋漓尽致、深沉感人。

而曹操的第一抒情佳作《短歌行·对酒当歌》，抒思贤之情，主要用了比喻和直陈手法；曹丕的第一抒情佳作《燕歌行·秋风萧瑟》，写离别之情，主要用了以景传情和直抒胸臆的手法，相比之下，皆显得感彩单一，表现手法也单一。所以王世懋的《艺圃撷余》云：“古诗，两汉以来曹子建出而始为宏肆，多生情态，比一变也。”正是因为这“始为宏肆，多生情态”的“一变”，结束了中国诗歌在言志、缘事、缘情之间的徘徊游移状态，确立了抒情诗在诗坛的正宗地位，从此，诗主性情，文主事理的格局形成，后世论诗，当然要“祖述子建”了。

曹植诗长于五言古体，并以众多的数量、广泛的题材、上乘的质量，确立了五言诗在中国诗坛的牢固地位。

曹植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位大力抒写五言诗的诗人。《诗》、《骚》无标准的五言诗；西汉文人诗坛荒凉，苏、李五言诗系后人伪作；汉乐府首开五言风气，但毕竟以杂言为主；东汉末年的《古诗十九首》全系五言，然题材狭窄，数量太少。五言诗，“暨建安之初”，方“五言腾踊”(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经“三曹七子一蔡”的努力，才“彬彬之盛，大备于时”(钟嵘《诗品·总论》，并垂式千秋，成为中国诗歌之一主要体式。而整个建安，只有曹植才是第一位大力抒写五言诗的诗人。据逯钦立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现存建安五言诗162首，而曹植一人就有65首，占了整个建安五言诗的27．7％；第二名是曹丕，五言诗23首；第三名是王粲，五言诗16首，皆远不能与曹植比肩。

从题材范围来看，曹操五言诗“治国平天下”，多言政治、军事、民情等国家大事；曹丕五言诗“恩怨相汝尔”，多限于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七子”中唯王粲、刘桢五言诗稍多，其余不足言，虽题材较广泛，但毕竟数量太少。而曹植五言诗，上自王公贵族，下至贫民百姓；大涉家国之事，小及人际私情；神如灵飞龙，俗如虾鳝浮萍，无事不可入，无意不可言，极大地开拓了五言诗的题材领域和反映生活的能力，并且咏史诗、咏怀诗、咏物诗、寄赠诗、山水诗、田园诗、游仙诗、边塞诗等等，皆有涉猎，真可谓“备诸体于建安者，陈思也”(胡应麟《诗薮·内篇》卷二)。后世诗人，阮籍的《咏怀》诗，从题材内容、艺术形式、表现手法都与曹植后期诗的忧生患死，比兴含蓄，一脉相承；左思的《咏史》，与曹植的《三良诗》、《虾鳝篇》、《豫章行》直接相通；陶渊明的咏史、咏怀诗，也是继承了曹植、阮籍、左思的路子，其田园诗也受曹植《芙蓉池作》、《公宴》等“怜风月、狎池苑”(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诗作的启发，陶渊明的《还旧居》与曹植的《送应氏》也形神兼似；郭璞的《游仙诗》与曹植的游仙诗更是一体相传；谢灵运“其源出于陈思”(钟嵘《诗品》卷上)，其山水诗受到曹植山水景物描写的影响；鲍照乐府及边塞诗，也显然与曹植相关联；鲍照的“白马驿角弓”便源于曹植的“白马饰金羁”。所以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谓“《虾鳝篇》，太冲《咏史》所自出也；《远游篇》，景纯《游仙》所自出也；《南国有佳人》等篇，嗣宗诸作之祖；《公子敬爱客》等篇，士衡群制之宗。诸子皆六朝巨擘，无能出其范围，陈思所以独擅八斗也。”陈子昂的五古《感遇》诗，与曹植五古“不逾分寸”(施朴华《岘俯说诗》)，李白的“古风”、杜甫的“五古”，“其源出于子建”(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由此可见，曹植五古的题材、体式，对后世诗歌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难怪后世言五古要“祖述子建”(吴乔《围炉诗话》卷一)，“必首思王”(张炎《曹子建集七卷本序》)。

艺术质量上，曹植五古深于取象，善为比兴，大量诗作，通篇用比兴，在建安诗坛，可谓“集比兴之大成”、“开一代风气”；曹植诗工于起调，善为结语，曹植以前，古诗不假思索，无意谋篇，自曹植，方“有起，有结，有伦序，有照应”(沈德潜《说诗啐语》卷下)，并且“结名好难得，发句好尤难得”(严羽《沧浪诗话·诗法篇》)，曹植有此成就，实在是大不易；曹植诗功于锤炼，善为警句，而曹植以前，古诗“平平道出，无用工字面”，自曹植，方锻字炼句，后世诗人争相效仿，甚至“唐人诗眼本于此”(谢榛《四溟诗话》卷二)；曹植诗对仗工整，平仄妥贴，对齐永明体及唐近体诗，也多有启发；曹植诗词诗采华茂，粲溢古今，却“浑然天成”、“文质适中”(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

二、卷三)，将乐府诗的通俗和《十九道》的典雅相融合，“形成自己全新的语言风格”；此皆曹丕、王粲所不及，曹操更是无此“文心”，无意“雕龙”。

关于植物的现代诗范文第4篇

关键词：曹植诗歌 抒情 艺术特征

一、曹植的创作思想

在父亲曹前，曹植的诗歌都是汹涌澎湃、激情飞扬的。大多抒发远大理想和宏伟抱负。比如表达英勇战士奋勇杀敌、誓死保卫祖国的《白马篇》，就是曹植的一个典型诗歌，诗中激情飞扬、感情真挚，洋溢着不朽的青春和活力。诗人通过《白马篇》来表达自己为壮烈事业奋斗的渴望。寄托了诗人有着强烈的建功立业的豪情。随着曹操去世，曹植诗歌逐渐消沉，后期作品多数表达自己壮志不愁悲愤压抑的郁闷心情。

二、曹植诗歌的抒情艺术特征及成因分析

（一）曹植诗歌的抒情艺术特征

1、精巧的叙事抒情

曹植笔下的山虫鸟兽、林木山水的内容里，涵盖着极其浓厚的思想情感，有着不同的意境，把自己的情感与周围的环境相互的联系起来，做到了真正的情景交融。这种把抒感与叙述事件、写景相互的紧密联系起来，堪称是曹植诗歌的特点。例如《赠白马王彪》，曹植在此诗之中把自己对于人生命运的感慨联系起来，又联想到任城的王曹彰、如今的白马王曹彪，二者的生离死别之痛，采用叙述事、描写景、抒相互发生的方式，再加以沉重悲痛的笔调和从不同的方位角度来抒发出自己强烈的悲伤情感，使读者都能感受到浓郁的悲痛情感。正是由此，便造就了此诗无比独特的艺术魅力。

在建安时代之后的岁月里，文人的五言诗开始逐渐的兴盛起来。无论任何一种诗体在刚刚诞生的时候，都会面临着一种新形式的制约，因此，诗词语言推敲的重要性便会接踵而来，促使诗人们用最直接、最恰当的语言来表达自身所要表达、抒感。实质上，当诗人们在对诗词歌赋不断的推敲过程中，就不知不觉的把诗体的体制、形式等逐渐的完善、完美起来了。新事物的诞生是在于旧事物的基础之上的，乐府民歌便是一个很好的体现，其便是东汉文人的诗歌五占诗的前身。

2、崇高壮美的艺术感

诗歌往往都是优美的，充满着思想，所描绘的画面有雄壮的、孤寂的等。曹植的诗歌也不例外，若是细读其抒发自身理想壮志的作品，还能感受到其内充满着无限崇高的敬意与美感。从此可以看出，古代的诗歌内，大多数都充斥着人生的感悟与思索。每个人的一生都是有限的，诗人们深入观察生活，发现与体味人生之中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这些不断冲击着诗人们的创作神经，使得诗人们激情慷慨的悲歌长鸣，这便也由此成为了一个我国古代诗歌的重要主题，重要模式。其中，这一个悲伤的主题在汉代的时候最为流行，也就是到了汉代文人的手里，才达到了高盛的地步。如《古诗十九首》，堪称为汉代诗歌的代表。然而与曹植相比，特别是在对于有限与无限的表现层面上，曹植更为激情四溢，更有着蓬勃向上、欣欣向荣的朝气。其间表露的是“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的崇高人生理想，“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欲展露自己的人生才华，报效为国。

3、音韵华美，辞藻华丽

节奏感与韵律感称为音乐美，曹植十分的注重与推崇这种语言形式的音乐美。这在其“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等诗句是深有体现的。此类诗句语调明快，节奏鲜明，读起来使人朗朗上口，富有意蕴，别有一番趣味。细观其《斗鸡篇》：“游木极妙技，清听厌宫商。

泥人张在泥塑之上塑造人物形象来反映生活，因此便有了较高的成就与声誉；而千年之前的曹植用诗歌的形式，也同样是塑造人物形象、反映生活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曹植比较的注重象征与比喻手的表现手法，并用此来增强诗作的形象性。“皎若日出扶桑，夜同白昼辉煌”，把时光岁月匆匆离去、眨眼即逝形容的准确生动。

4、反差手法抒感

所谓反差，在曹植的诗歌中主要是指情感的巨大变化。如倾盆瓢泼大雨转瞬即为风和日丽；如涓涓小溪慢慢淌忽为浊浊河水急急落；再如微风习习碧波面即变波浪滔滔丘陵石，其行为变幻莫测，觅无踪迹，甚是诡异。例如《野田黄雀行》“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秦筝何慷慨，齐瑟和且柔。阳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讴。乐吟过三爵，缓带倾庶羞。”此诗于开始之际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众人在一起饮酒食肉，歌舞助兴，鼓瑟吹笙，无比热闹欢乐的场景，但紧接着作者却笔锋一转，言之曰：“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盛时不可再，百年忽我道。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

三、总结

“曹植作为建安年间诗歌大家，在当时对诗歌的研究有很大的价值。曹植在诗歌创作上的经历、性情、天分和志向对他的诗歌创作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曹植诗歌语言华丽，手法多样，诗歌的布局也非常完美，在吸取汉乐府诗歌和古诗的创作特征之后，并加之发展，最终被后人歌颂并名垂千古，开创了我国五言六诗的新的里程碑，对我国的古代诗歌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同时，曹植诗歌在抒情艺术上也独具匠心：非常擅长借助时空之势，运用比兴手法、象征手法等，把叙事、写景、抒情融为一体，加上鲜明生动的语言和巧妙的章法，使他的诗歌在建安文学中独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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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植物的现代诗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建安是中国诗歌“本乎性情”的历史转关。曹植诗“千悲万恨”、“汹涌而发”，以其众多的数量、精湛的质量结束了中国诗歌在言志、缘事、缘情之间的左右摇摆，徘徊游移，确立了中国诗歌的抒情品格，从此，中国诗歌便一头扎向抒情一路。这是曹植对中国诗史的一大杰出贡献。

中国与西方诗歌的最大差别在于中国诗歌以言志抒情为主，西方诗歌以模仿叙事为主。中国诗歌发端于言志抒情，但其发展却长期依违于言志、缘事、缘情之间，左右摇摆，徘徊游移。中国诗歌抒情品格的确立，当在文学自觉的建安时期，又当以“建安之杰”(钟嵘《诗品·总论》)的曹植着力更勤，贡献最大。

作为中国诗歌艺术渊源的《诗经》，是以言志抒情为发端的，是“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毛诗序》)的产物，“诗三百”除《生民》、《公刘》等所谓“民族史诗”及《七月》、《氓》等少数诗作有明显的叙事倾向外，其余皆“吟咏情性”(同上)。《楚辞》“忧愁幽思”(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也以抒情言志为主，但《楚辞》的叙事成分，较之《诗经》，则大有增强，《离骚》作为一首自传体政治抒情诗，自叙世系祖考，回顾半生经历，探索未来道路，以至上叩帝阍，下索佚女，便大量用“赋”的手法，“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日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日正则兮，字余日灵均。”具有明显的叙事化、散文化的倾向。《招魂》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也体物叙事，排比铺陈。这种赋化倾向，越到后来越发突出，《渔父》中，“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日：‘子非三闻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卜居》中，“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竭知尽忠，而蔽障于谗；心烦虑乱，不知所从。乃往见太卜郑詹尹日：‘余有所疑，愿因先生决之。’詹尹乃端策拂龟，日：‘君将何以教之?”’《楚辞》明显的有一种由抒情而叙事，由诗而文的脱胎换骨的发展趋势，这预示着一种新文体“汉赋”在《楚辞》母体中的孕育和诞生。《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班固《汉书·艺文志》)，以叙事为主，《东门行》、《病妇行》、《孤儿行》、《战城南》、《陌上桑》、《十五从军征》等，皆为成熟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更是达到我国古代叙事诗的最高成就。如果说中国的叙事诗萌于《诗经》，长于《楚辞》，而《汉乐府》则是其成熟的标志。汉代文人诗一片荒凉，《古诗十九首》则代表了汉代文人诗的最高成就，它“深衷浅貌，短语长情”(陆时雍《古诗镜·总论》)，或抒写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或抒写士子才人的失意苦闷，又转而以抒情为主。直到魏晋时期，曹丕的“文气”说，陆机的“缘情”说出，才标志着中国文学的觉醒、独立，中国诗歌方结束徘徊，明确方向，以情为本。然“文气”说、“缘情”说的出现，主要受到建安诗歌的启发，是对建安诗歌“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刘勰《文心雕龙·明诗》)、“遭乱流寓，自伤情多”(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诗序》的总结提炼。所以王瑶先生的《中古文学史论·曹氏父子与建安文学》有云：“中国诗歌发展的主流，是由‘言志’到‘缘情’，而建安恰是从‘言志’到‘缘情’的历史转关。”④而真正代表“文气”、“缘情”理论的实绩，以创作实践确立中国诗歌抒情品格的诗人，当首推曹植。

《古诗十九首》虽以抒情为主，但毕竟数量太少，且感情单一，大多限于男女离愁和士子失意两种，远不足与《汉乐府》一代叙事诗风相抗衡。更何况，《古诗十九首》等汉代诗人受汉乐府的熏染，也一定程度上“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如“今日良宴会，欢乐难俱陈。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伸。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耱轲长苦辛。”(《今日良宴会》)虽穷作乐而意不平，抒情性很强，但仍然以一次朋友相聚为背景，叙写了聚会的场面、音乐及对音乐其“声”、其“响”、其“意”、其“真”的评述，仍有一定的叙事成分。另外，《青青陵上柏》、《西北有高楼》、《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冉冉孤生竹》、《涉江采芙蓉》、《驱车上东门》、《明月何皎皎》、《迢迢牵牛星》等大多数诗作，也带有汉乐府“缘事而发”的某些特征。《古诗十九首》并非标准的抒情诗，仅以抒情为主罢了，仍带有由言志、缘事而抒情的过渡性特征。

作为建安诗歌的开创者或领袖似的人物曹操，现存诗2l首，皆为乐府，从艺术形式到艺术表现到语言风格，受《汉乐府》的影响极大。曹操的大量诗歌，如《对酒》、《度关山》、《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善哉行》、《却东西门行》、《谣俗辞》，等仍以事件为基本要素，多采用铺叙手法，其抒情也常常情附于事或“缘事而发”，句式也带有明显的散文化特征。如“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孟津，乃心在成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便真实地记叙了东汉末年关东各路军阀联合讨伐董卓的战争及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明代钟惺《古诗归》卷七评曹操诗“汉末实录，真诗史也”，这“实录”二字，准确地揭示出曹操诗强烈的叙事特征。又如《对酒》：“对酒歌，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礼让，民无所争讼，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斑白不负戴。”也大量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虽然，曹操诗“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敖器之《诗评》)，慷慨悲歌，沉著雄放，以抒情为主，但总体上仍然没有完全突破中国诗歌徘徊于言志、缘事、缘情的大格局，更何况曹操诗数量太少，情感也较单一，多偏于悲壮粗豪一类。曹丕诗“工于言情”，沈德潜《古诗源》卷五也谓曹丕诗“能移人情”。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谓曹丕“对人生中凄凉情感的体验，是超出于同时代其他诗人的”，并认为“曹操是乱世英雄，所抒之情大都与历史命运感和平定天下的抱负有关。曹丕却更努力于个人情感的表达。”“曹丕的转变主要表现之一是个人情感的抒发。”②高度评价了曹丕对中国诗歌抒情化过程的独特贡献。而该书在谈到曹植时仅强调了曹植的“文采富艳”和“对五言诗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只字未提曹植对中国抒情诗的贡献。诚然，曹丕诗情感性强，“读之自觉四顾踌躇，百端交集。”(刘熙载《艺概》卷二)并且已基本突破汉乐府“缘事而发”的套路，与《古诗十九首》多选择“意象”，立象见义或“凿空乱道”(同上)，直抒胸臆的抒情手法一脉相承，如“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何为俺留寄它方?贱妾筏筏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燕歌行》)其中“秋风”凄寒、“草木”凋零、“白露寒霜”、“群雁南翔”，景为情设，立象见义，或“贱妾筏独”、“泪下沾衣”，则又放笔直抒，没有“缘事”而“凿空”抒写。但曹丕诗的“抒情”，一是情感也单一，偏于男女之情，特别是乱世之中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如《燕歌行》二首写居妇怀远；《杂诗》二首写游子思乡；《清河作》写新婚别怨；《陌上桑》写征夫行愁；《寡妇》伤寡妇筏独；《代刘勋出妻王氏作》二首哀弃妇凄苦；《钓竿》言男女求欢；《秋胡行·朝与佳人期》写佳人失约等等，这类诗约占曹丕诗歌的5O，是曹丕诗的主流及精华之所在；二是代人言情，曹丕诗中的男女风情、离愁别怨，多非曹丕自己的真实感受，也没有屈原似的“香草美人”的兴寄蕴籍，大多是沿袭《古诗十九首》的传统题材，代人言情罢了，这与中国抒情诗主要抒写自己的真情实感不类。更何况占曹丕诗歌27的政治、军事题材诗，如《黎阳作》四首，《至广陵马上作》、《饮马长城窟行》、《煌煌京洛行》、《秋胡行·尧任舜禹》、《令诗》等，仍大量用赋的手法，铺叙直陈，更多继承的是汉人言志、缘事的传统，如“奉辞讨罪遐征，晨过黎山峻峥。东济黄河金营，北观故宅顿倾。中有高楼亭亭，荆棘绕蕃丛生。南望果园青青，霜露惨惨霄零，彼桑梓兮伤情。”(《黎阳作诗》)“丧乱悠悠过纪，白骨纵横万里。哀哀下民靡恃，吾将以时整理。”(《令诗》)与乃父曹操的政治、军事题材诗一样，“敷陈其事而直言之”，散文化倾向很明显。因此，曹丕虽对中国诗歌抒情化的确立有一定贡献，但其诗歌创作仍带有从汉乐府、《十九首》及汉末文人诗脱胎而来的因袭，带有中国诗歌正在突破言志、缘事传统而走向抒情的转型性特征，并且曹丕诗的数量、质量也有限，与其弟曹植相比，更是相差有间。

“建安七子”中王粲、刘桢成就较高。王粲“遭乱流寓，自伤情多”，其诗多抒遭乱流寓之苦、怀才不遇之愁、思治思定之叹，但毕竟数量太少，现存诗2O首。刘桢诗“言壮而情骇”(刘勰《文心雕龙·体性》)，情感豪雄飞壮，现存诗不足2O首。孔融、陈琳、阮璃、应埸、徐干存诗太少，不足论。总之“建安七子”抒情诗的成就远不能与曹植比肩。

曹植现存诗96首，远远超出同时代诗人，并且“本乎性情”(丁晏《曹集铨评·陈思王诗钞原序》)，写理想，抒豪情，如“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虾鳝篇》)“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薤露行》)真是慷慨高歌不减乃父；写离愁，抒别怨，如“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七哀诗》)可谓“柔情丽质，不减文帝”(钟嵘《诗品》卷上)。曹植诗大大突破了其父“悲壮”、其兄“凄婉”的情感基调，达到无情不可抒，无意不可达，极大地拓展了诗歌情感的丰富性，如《白马篇》之豪壮、《薤露行》之慷慨、《送应氏》之悲凉、《七哀诗》之哀怨、《美女篇》之凄婉、《野田黄雀行》之沉痛、《赠白马王彪》之沉郁、《当墙欲高行》之愤激、《泰山梁甫行》之凄惨……，故庾信的《伤心赋序》谓曹植诗“千悲万恨”，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卷上也称子建“情意有余，汹涌而后发”，许学夷的《诗源辨体》卷四也评价其诗“才思逸发，情态不穷”，陈祚明的《采菽堂古诗选》卷六也赞赏其诗“真切情深，子建所长”，方东树的《昭昧詹言》卷二也感叹“情至之语，千载下犹为感激悲涕”。并且曹植的“千悲万恨”、“汹涌而发”，是真正个人化的，是作者自己刻骨铭心的真情实感，就是《美女篇》、《七哀诗》等抒写闺怨情愁的作品，也上承屈原“香草美人”的艺术精神，下开李白、杜甫所谓“南国佳人”、“燕赵秀色”的兴寄传统，以男女之情比君臣之义，以夫妻失欢喻君臣失和，寄寓着自己被无端压制、闲置而壮志难申的悲苦愁怨、抑郁愤激之情，与曹丕“贱妾畿畿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代人言情，无所寄寓，殊自不同，这才是中国抒情诗艺术发展的方向或主流。

曹植诗歌创作以曹丕登基为界(时年曹植29岁)，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其实曹植前期诗与乃父乃兄差不多，仍带有汉乐府“缘事而发”及《古诗十九首》向抒情过渡的某些特征，读曹植《白马篇》、《送应氏》、《赠王粲》、《赠徐干》等前期诗，这一点，不言而后明。曹丕登基以后，曹丕父子对曹植横加打击、迫害，不仅政治理想毁于一旦，并且还常有生命之虞，真是名为侯王，实为囚徒，这前后处境的迥然不同，一落千丈，激发出曹植的“千悲万恨”且“汹涌而后发”，将曹植的抒情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而曹丕自己，登基后忙于政务、军务，前期“工于言情”的特征反而被这些事务所缠而弱化，而言志、缘事的特征反而有所加强，曹丕的抒情诗基本上止于前期的水平，读曹丕后期的《令诗》、《黎阳作》四首、《至广陵于马上作》、《饮马长城窟行》等政治、军事题材诗，这一点，也显而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