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意识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危机预防文化忧患意识

以跨越式发展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象其它国家一样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危机，有来自于外部环境的，如过度工业化造成的能源、环境危机，也有来自社会环境内部的，如城市化进程加快，社会问题激增，那么我们除了应对危机，换个角度思考：是不是这些危机爆发时，我们只能坐等，而后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解决？

答案一、 预防才是最有效的危机管理

古往今来，人们都重视对危机的预防。 中国倡导“勿临渴而掘井，宜未雨而绸缪”①，“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②，西方的危机管理体系也强调预防危机，而非处理危机。英国著名危机管理专家麦克尔・李杰斯特曾在《危机管理》一书中明确指出，“不管对危机的警戒和准备是自发的，还是法律所要求的，危机管理的关键是危机预防”。实践证明，在发现危机征兆和危机信号并进行确认后，或者在危机已经开始来临但还没有造成巨大损失时，应该迅速采取措施，对危机进行及时有效的控制，尽可能用较小的代价化解危机，避免危机扩大和升级。自然灾害危机和社会灾难危机的发生有其必然的、人力无法完全控制的一面，但是就多数危机而言，又都是可以预见、预防的。应对灾害，事先预防和事后补救，其结果有着天壤之别。 1993年2月，云南普尔地区发生里氏6.3级地震，倒塌房屋近3000间，但却无一人死亡，堪称奇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事发前地震部门就已准确地预测到这次地震的发生，曾专门召开会议，布置防震知识普及工作，使大部分人掌握了自救、互救的方法。由于应变措施得当，损失被降至最低。

2008年春节我国南方发生雪灾，十几个省份几千万人受灾，高速路封闭、公路堵塞，数以万计的人滞留车站、机场；供电、供水设备严重受损，停水、断电；燃煤告急、食品告急、御寒物品告急……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500多亿元。这场危机，折射出有关部门危机意识的严重缺失和灾害防御能力的低下，暴露出我国危机预警系统的薄弱、迟缓和被动。因此，我们有理由说，预防危机才是解决危机的最好办法。最有效的危机管理不在于事后的干预和补救，而在于事先消除导致危机的可能性，从源头上防止危机的形成和爆发。答案二、传统忧患意识是现代危机预防的文化根基

忧患意识作为中国的一种文化传统，渊源至深，它与和谐意识、人本意识、道德意识和实践品格构成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中国社会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形成有深远影响。忧患意识是指“人们从忧患境遇的困扰中体验到人性的尊严和伟大及其人之为人的意义和价值，并进而以自身内在的生命力量去突破困境、超越忧患的心态。它包涵悲天悯人和承担责任两层意义”。③

1、“吉凶与民同患”、“明于忧患与故”④ 是祖先阐发忧患意识所提出的起始性命题。在《易》中忧患意识体现为一种敢于承担人间忧患的悲悯情怀，由于作者是怀着商代灭亡的历史教训写作的，所以充满忧患或忧惧心情；教导后世特别要洞察忧患意识和变故之间的对应关系；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平安的时候不能够忘记危难，存活的时候不能够忘记衰亡，大治的时候不能忘记动乱。

2、“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⑤的思想出自古代浪漫主义哲学的推崇者庄子，意为虽然身处偏野和低贱的地位，却想到朝廷上的事，虽不在其位，亦思谋其政，为国效力。在逍遥、放浪的庄子的心目中，那是一种高尚的人格特征，向往美好、崇尚自由，是比起朝堂上腐败懦弱的官员，不知要好上多少倍。

3、“人无远虑，必有近忧”⑥由孔子倡导，他首次指出忧患意识在国家发展道路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把忧患意识上升到承担责任的高度，孟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提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⑦的著名命题，这种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精神，构成了传统忧患意识的核心内涵。从一定角度说，正是中华文明孕育和包含的忧患意识，才使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不衰，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4、传统忧患意识在历史进程中演化、历练成为中国文化中独特的“忧国忧民”思想，并激发、引领着历代仁人志士胸怀天下、奋发进取，无论是杜甫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欧阳修的“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还是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无不栩栩如生地勾勒出一幅幅动人的历史画卷。

综上所述，中华民族传统忧患意识的产生有着悠远的文化渊源,从思想内涵来看,传统忧患意识从单纯的对自然界、对生存环境的忧惧逐渐内化为一种清醒的危机意识,一种深切的责任意识,一种昂扬的奋进意识,一种理性的超前意识。

答案三、古为今用，以传统忧患意识推进危机预防管理理念本土化

危机预防管理作为现代企业管理、公共管理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从组织内部管理入手，建立内外配合、上下协调一致的危机预防、应对体系，有效解决各类突发事件，将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在危机预防实践中，我们更多地推崇、依赖来自西方的“正宗”“原版”理论体系，较少地从我国传统文化、传统社会意识形态、国民的民族性格来汲取西方理论不能给予我们的元素，本文尝试从此角度，做一些粗浅的探讨。

1、组织的凝聚力有理由来自员工的忧患意识

组织凝聚力是组织能否有战斗力、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它对组织行为和组织效能的发挥有着重要作用。有的组织关系融洽、凝聚力强、 意见一致、团结合作，能顺利完成任务；有的组织成员之间意见分歧、关系紧张、相互摩擦、凝聚力差、一盘散沙，不利于任务的完成。那么，在中国这个设定的环境，组织靠什么把成员凝聚在一起？

用现代管理理念讲，就是用“愿景”（共同奋斗目标）把大家栓在一起，让大家对实现目标的方式互相认同，此外，才涉及到薪酬、上下沟通、企业文化、领导个人魅力等因素。从文化的角度，组织凝聚力更是一种复杂的心理现象，包含认识、情感、行为、个性和人际关系等成分，比如员工的归属感、责任感、忠诚度作为情感因素是衡量组织凝聚力的重要指标。

传统文化中 “家国天下”思想是营造员工归属感的有效途径。儒家把身、家、国、天下看成是一个相通一贯的大系统，讲求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从家族管理推广至国家管理，这种文化传统延续至今，大部分中国人自觉地把个体和组织有机联系起来，设身处地为组织考虑发展的相关问题：薪酬是否合理、激励是否对等、领导是否称职等等。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象阿里巴巴等大公司在创业初期，那么艰难，却能把大家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责任感在中国人的主体意识中有一定的悲剧色彩。以古代诗歌为例，主题可归纳为忧国忧民、怀乡思亲、立志伤时、闲情逸致四个大类，其中以忧国忧民的诗歌数量最多、分量最重、最具现实主义。儒家强调学而优则仕，所以文人不谈政治、不关心天下苍生的就很少。春秋战国时期，文人代表人物屈原，他清醒地看到百姓生活的悲苦，也使他更加明白一个英明的统治者对于国家苍生的重要性。虽饱经坎坷、颠沛流离，境遇潦倒，但内心仍然满含对国家前途、百姓命运的担忧，为天下苍生振臂高呼。类似的文人志士数不胜数，代代相传，也诞生了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独有的“气节”。

再说员工对组织的忠诚度。诸葛亮为汉朝的中兴理想而奋斗了大半生,并取得了那样大的成绩,刘备死后，面对刘禅那样的庸君，仍然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他对汉室宗业的忠诚可见一斑；曹操雄才大略，能文能武，在历史上却是奸臣的代名词，是逆贼，二者有何区别？不言而名，是“忠义”，对国是忠，对家是孝。无论你说它是愚忠还是汉民族文化的人格缺陷，在竞争激烈、强调组织价值观的今天，我们在维系组织、推动组织发展时，难道能够轻而易举地忽视、丢弃我们血液中冲刷不掉的东西吗？

2、传统忧患意识与培养危机意识不谋而合

从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中我们知道蔡桓公死亡的主要原因在于其没有危机意识。而具体到企业，也要树立这样的危机意识：危机是不可避免的。比尔盖茨告诉他的员工：微软距离破产永远只有18个月；尽管海尔做得很大，舵手张瑞敏却说：“我每天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华为，服务于“全球电信运营商50强”中的31家，可就是这样一家高速发展的企业，领导人任正非却大谈危机，在业界广为流传《华为的冬天》一书中他说：“华为的危机、萎缩、破产的那一天一定会到来，这十多年来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危机、失败、破产，我没有什么荣誉感、自豪感，有的只是危机感，也许正因为有这样的危机感，我的企业才活了十年，甚至于可以活更长的时间！”3、古曲新唱，赋传统忧患意识以新意

忧患意识来源于生存意识，但忧患意识的本质决不是杞人忧天，而是如何规避和防范危机的文化战略。危机是客观存在的，难于控制，而预防危机却是主观能动部分，是决策者完全可以掌控的。危机往往在鼎盛期发生，一个组织越是满足于过去的成就，就容易忽略竞争环境的变化，而丧失危机意识。缺乏危机意识的组织其变革的意愿就越小、创新的动力就越不足，也就越可能在竞争的洪流中遭受挫败。我们要深刻地认识到：昨天的辉煌不是今天的辉煌，更不是明天的辉煌。

研究我们的近邻，就会发现日本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大量吸收中国文化，结合自身的国情形成特有的文化传统。日本的忧患意识不仅具有应对灾难等突发性事件的功能，而且逐渐成为日本民族独有的性格特征，即使在环境好转时也不会轻易丢弃。比如日本政府提出列岛沉没论、资源匮乏论、生存危机论等，都是在激发国民奋发图强、不甘落后的忧患意识。所以造就了日本人不论收人多少，都在一滴水、一度电上精打细算；人口老龄化在我们看是一种社会现象，在日本是严重的生存危机；我们国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危机，无论从数量、程度、影响上，远远大于日本，却没看见我们如此的“小题大做”。

忧患意识让组织保持活力。“鲶鱼效应”即采取一种手段或措施，刺激一些企业活跃起来投入到市场中积极参与竞争，从而激活市场中的同行业企业。挪威人喜欢吃活的沙丁鱼，渔民经过许多努力，绝大部分的鱼还是在途中窒息而死，然而总有一条船总能让大部分沙丁鱼活着回到渔港。原来船长在鱼槽里放入一条吃鱼的鲶鱼，沙丁鱼为了躲避鲶鱼加速游动，这样便活蹦乱跳地回到了渔港。“鲶鱼效应”实质是一种负激励，是激活员工队伍之奥秘。“鲶鱼效应”发人深思。

忧患意识更是超越一定高度的自我否定、自我批判，自我批判是为了组织的优化和建设，目的是为了提升核心竞争力，从成员到组织层层的自我批判，正是组织脱胎换骨、涅重生的过程。

参考文献

明代思想家朱伯庐《治家格言》

《礼记・中庸》

邵汉明《儒家文化精神及其价值的现代透视》

《易传・系辞下传》

《庄子・让王》

危机意识论文范文第2篇

我们可以看出，哈贝马斯并没有回避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所造成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这种矛盾不可避免的会导致经济危机。然而，在其社会学系统理论的分析视域下，经济危机并不必然与阶级斗争相联系，而且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阶级统治的政治匿名化被社会匿名化所取代。哈贝马斯尽管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但他否认资本主义社会通过革命而解体。他的结论是，“重新组织经济既无必要，也不可能”，他认为彻底变革经济基础的革命只能是乌托邦式的幻想。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逐步演化成一种改良的理论，而且他在改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站在了革命的对立面，成为了资本主义的辩护人。

由系统控制危机到社会规范危机的转换过程

上文中我们肯定了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根源的认识，尽管这一根源对于他的危机理论来说似乎无足轻重。因此，我们有必要搞清楚哈贝马斯“危机”概念的真正内涵，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其危机理论的实质。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一书开篇之处是这样论述“危机”范畴的:“我们把危机与一种客观力量的概念联系起来，这种客观力量剥夺了一个主体的某些正常控制能力。我们把一个过程说成是危机，这样也就赋予了该过程一种规范意义:危机的克服意味着陷入危机的主体获得解放。”

可见，哈贝马斯一开始就是从控制与规范之间关系开始构建其危机理论的。哈贝马斯首先介绍了社会科学范畴的系统论危机概念，从这一角度讲，危机就是系统整合的持续失调。但哈贝马斯认为，只有系统控制危机使社会整合岌岌可危时，也就是社会规范结构的共识基础受到破坏时，才会形成社会危机。因此，哈贝马斯强调:“一种适当的社会科学危机概念应该能够把握住系统整合(Systemintegration)与社会整合(Sozialinte-gration)的关系。”为此，哈贝马斯引进了“生活世界”这一范畴，并将生活世界与系统这两个范式联系起来。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蕴含着一个社会的规范与价值，生活世界规范结构的正常运行，服务于社会整合，又依赖于社会认同;而系统仅仅关注于社会系统自身的控制机制与原则。因此，“危机分析要求一个能够把握住规范结构与控制问题之间关系的分析层面。”

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危机就是控制机制对社会规范结构的破坏，就是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下面让我们结合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看看系统控制危机如何转换成社会规范危机，也就是哈贝马斯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具体内容。哈贝马斯认为，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原则不是政治性的阶级统治，而是经济系统内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经济系统同时承担着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的双重功能，由此而导致的经济危机属于纯粹意义上的系统危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系统依然有其自身的组织原则，政治系统为避免经济系统的功能失调，用整体计划调节经济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市场机制。经济系统内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被转化成经济系统与政治系统不同组织原则、不同控制手段之间的矛盾。遗憾的是，行政行为不但不能解决经济危机，反而会使政治系统自身陷入危机，经济危机转化成行政合理性危机。哈贝马斯借用经济学的“投入”与“产出”模式来分析政治系统危机倾向:“政治系统需要尽可能投入各种不同的大众忠诚，所产出的则是由权力机构贯彻的行政决定。产出危机表现为合理性危机，即行政系统不能成功地协调和履行从经济系统那里获得的控制命令。投入危机则表现为合法性危机，即合法性系统无法在贯彻来自经济系统的控制命令时把大众忠诚维持在必要的水平上。”

因此，“合理性危机是一种转嫁的危机，与经济危机一样，合理性危机把为非普遍利益而进行的社会化生产的矛盾表现为控制命令之间的矛盾。”哈贝马斯阐述了行政合理性危机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行政计划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其根源还是在于经济系统自身的“为非普遍利益而进行的社会化生产”的结构性矛盾，简单的说，就是国家行政手段无法解决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弥补自我封闭的经济系统的弱点，承担起协助市场的任务，因此，国家控制手段的逻辑就迫使国家不得不允许越来越多的外部因素进入系统。”

行政行为一旦介入经济危机，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对经济系统的诉求马上转移到政治系统上。哈贝马斯还进一步指出，行政合理性危机会通过国家机器的瓦解的方式取消其合法性。合法性丧失，意味着国家行政行为无法维系原有的合法性规范。如果说行政合理性危机指的是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缺乏理性，行政行为无法满足经济系统的控制指令的要求。那么合法性危机则是指，行政行为在干预经济危机时所作的各种控制命令即便有效，也破坏了原有社会文化领域的规范结构。社会文化系统产生所谓的“动机危机”，无法再提供满足合法性需求的意识形态和规范价值体系，社会主流价值与制度受到质疑，大众忠诚丧失。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由系统控制到社会规范这一危机的转换过程。哈贝马斯从经济系统的控制原则入手，但其理论落脚点却是社会文化领域的规范结构。也就是说，哈贝马斯危机理论的核心是合法化危机，而合法化危机的实质是社会认同危机。

合法性危机的实质是社会认同危机

哈贝马斯危机理论重点不在于经济危机，他更无意于探讨经济危机背后的社会结构性矛盾。他认为经济危机已不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合法性危机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最主要的危机形式，而合法性危机的实质是社会认同危机。在哈贝马斯这里。社会危机从经济系统转换到政治文化系统，由经济基础转移到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领域。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危机意味着，行政行为在应对经济危机时，无法确立或维持必要的合法性规范结构，无法从社会文化系统汲取行政行为正当性的资源，无法对行政合理性进行论证。如果国家无法对其行政行为的正当性做出论证，则必然会陷入合法化机之中。合理性危机并不必然导致合法性危机，而合法性危机却肇始于行政合理性危机，是合理性危机通过社会文化系统的转换，是系统整合危机向社会整合危机的转换。“各种危机倾向只有通过社会文化系统才能爆发出来，原因在于一个社会的社会整合依赖于这一系统的产出: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以合法化形式给政治系统提供动机，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向教育和就业系统输送劳动动机。”

社会文化系统自身的危机表现为动机危机，哈贝马斯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一系列的公民私人性与家庭职业私人性原则是最重要的动机模式，对政治系统与经济起着重要的维护作用。正是这两个模式遭到系统的破坏，形成动机危机，进而影响社会系统整合。也就是说，社会文化系统与社会整合密切相关，对社会整合起着决定性作用。从系统与生活世界的之间关系的角度看，生活世界受制于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即受到金钱和权力这两种手段的控制。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正是各种社会系统以不同的机制和原则破坏了生活世界的规范结构，社会文化系统产出失调，规范结构无法为控制手段提供合法性依据，造成合法性危机以及系统对“生活世界殖民化。”

哈贝马斯同时指出，合法性危机必须追溯到对合法性的需求，合法性需求的增加是因为政治系统意义储备变得越来越贫乏。因此，哈贝马斯认为，“不能随时用来满足行政系统需求的僵化的社会文化系统是加剧合法化困境并导致合法化危机的唯一原因……决定合法化危机的必然是一种动机危机，即国家、教育系统和就业系统所需要的动机和社会文化系统所能提供的动机之间所存在的差异。”因此，“合法性危机是一种直接的认同危机(Identitatskrise)。它不是由于系统整合受到威胁而产生的，而是由于下列事实造成的，即履行政府计划的各项任务使失去政治意义的公共领域的结构受到怀疑，从而使确保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形式民主受到质疑。”

在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范畴中，“认同”或者说“承认”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危机”是哈贝马斯政治合法性理论的逻辑起点，“认同”则是其理论的落脚点。现代政治合法性论证的第一要义就是民众的认同原则，政治合法性首先要通过民众对政权的认同和拥护程度表现出来。哈贝马斯危机理论不仅为我们揭示了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系统的相互关联，揭示了系统控制与社会规范的内在张力;同时，他对于合法化危机实质的剖析，也为危机的消除指明了方向:只有通过交往理性的重构，才能建立起有效的社会规范价值体系，从而消除合法化危机。

哈贝马斯危机理论对于我国现阶段经济文化建设的重要启示

哈贝马斯危机理论不断从经济系统转换到政治文化系统，并且试图在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领域探求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实质与解决途径，实质上是否定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因此也注定了这一理论的乌托邦命运。然而，哈贝马斯危机理论不仅以社会系统角度为我们揭示了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系统的相互关联，同时也揭示了系统控制与社会规范的内在张力。特别是哈贝马斯对于社会危机的根源，合法性危机的实质，以及国家行政行为对经济文化系统的干预等方面的剖析与阐释，对于我国现阶段经济体制改革与加强文化建设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与启示意义。

(1)深化经济改革，避免产生危机的结构性矛盾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价值规律在市场资源配置方面起了基础性作用。但近些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远远落后于经济的发展，经济领域矛盾不断积累。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与行政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改革滞后的主要表现是，政府支配的资源过多，过分主导资源配置，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事不分问题未解决，抑制了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一句话，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理顺。”哈贝马斯在批判晚期资本主义的时候指出，“如果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还继续存在着经济危机倾向，这就表明，国家干预资本运作过程的行为和交换过程一样，也服从于自发的经济规律。”

上文中所提到的行政合理化危机，简单地说，就是政府行为未能成功地协调和履行从经济系统那里获得的控制命令。我国目前体制改革的关键就在于使政府能够更好地、更理性地为经济和市场服务，这也是转型期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任务。在哈贝马斯看来，经济系统的危机具有自发性，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周期性规律。而国家行政行为对经济危机的干预，使危机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领域和社会文化领域。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面临着同样的风险与挑战，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进行行政体制改革，改革的目的是实现发展与保持稳定，但不能以发展与稳定为托词而拒绝深化改革，这样只会削弱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更有可能增加不稳定的因素。行政理念的转变与行政能力的提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不断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有效防止政府行为对经济的过当干预。否则，政府的干预行为不仅不能解决经济系统自身存在的问题，而且使经济的问题诱发政治的问题，造成社会民众对国家政策、政府行为甚至于体制制度的强烈不满，并进而引发哈贝马斯所谓的“行政合理性危机”与“政治合法性危机”。

另一方面，经济系统危机根源于其系统内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结构性矛盾，而当前我国经济领域的生产要素的结构性矛盾日益明显，例如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与失业问题，市场投资过热与购买力低下问题等同时存在。生产要素结构性的矛盾不仅会导致生产的不平衡性与经济滞胀，同时不可避免地导致分配不公以及贫富差距过大。经济领域结构性矛盾越积累越严重，只有靠改革而不是一味的发展才能解决。只有理顺各种所有制形式之间以及社会各系统之间关系，不断调整与完善经济结构才能实现经济的良性发展。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既得利益的阻挠与反对，使深层次改革举步维艰，各种危机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并存。因此，我们必须树立正确的危机意识，解放思想，事实求是，既要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动摇，积极探索高效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提供物质保障;同时又要鼓励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不断探索劳动与资本有效的结合方式。一句话，只有在不断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各种结构性矛盾以及所引发的一系列危机才能得到缓解与避免。

(2)加强文化建设，增强核心价值体系的凝聚力

哈贝马斯为我们揭示了社会各系统之间的危机转换过程，并指出合法性危机的实质是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虽然与行政合理性危机同属于政治危机倾向，但合法性危机并不是系统整合的危机，而是社会整合的危机。社会文化系统遭到破坏，社会规范价值体系遭到质疑，严重威胁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哈贝马斯批评了晚期资本主义国家行政行为对公共舆论的操纵，“政治系统承担起规划意识形态的任务……文化系统特别能抵制行政控制:意义从来都不是用行政手段创造出来的。对符号进行商业生产和行政计划，会消耗掉虚拟的有效性规范力量。获取合法化的‘方式’一旦被看穿，对合法化的追求就会不战自败。”

认同是意义的来源，但现代文化产业与意识形态不但不能满足意义生产的需要，而且还会消耗原本就有限的意义资源和价值资源。行政行为对社会文化系统意义生产的介入，不可避免地渗透着一种特殊的政治利益，利益导向取代了共同价值取向，传统的意义资源和价值认同就会丧失。哈贝马斯上述之见解固然有失偏颇，也诚然为我国文化建设提供了借鉴。直到近些年来，我们才意识到文化建设所面临问题的严重性———目前整个文化确实导致了认同出现了危机。我国现在面临着一种“文化失衡”现象:传统的价值观念与社会规范，在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的冲击下，已经无法为社会发展提供必要道德规范与价值支撑，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焦虑心理直接影响社会价值的认同与政治合法性的认同。这既是多年来只重经济发展造成的必然结果，同时也与我们过去文化建设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密切相关。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文化强国，实现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同时强调，要加快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构建有利于文化繁荣发展的体制机制。一方面，我们必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和基本道德规范，以此来应对认同危机与合法化危机可能带来的挑战;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必须规范政府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发挥，在文化建设中，政府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既不能越位也不要缺位。

要把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与人民群众现实诉求与精神需要结合起来，要防止自上而下政治说教，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并形成共识。“作为‘统一指导思想和共同理想信念’的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在充分的民主协商、公共讨论之后形成，必须是社会各阶层在这种讨论和协商之后形成的共识，而不是自上而下强加的圣旨。”

危机意识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大学生 公共危机教育 模式构建

公共危机是在社会运行过程中,由于自然灾害、社会运行机制失灵而引发的,可能危及公共安全和正常秩序的危机事件。可以说,公共危机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伴生物,而且社会发展越快、城市化程度越高,危机发生的频率越大、危害程度越高。因此,在当今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如何提高公众的危机防范意识,增强应对危机的能力已成为政府、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高校作为育人机构应责无旁贷地担负起大学生公共危机教育的责任。

目前,大学生的公共危机意识和应对能力现状、高校公共危机教育现状不容乐观。据有学者对川、渝、滇等地高校调查表明,在回答是否有应对突发事件的心理准备时,14.1%的学生认为有充分的准备,74.1%的学生表示心理准备不足,11.8%的学生认为没有准备。 浙江省大学生危机意识现状调查的数据也表明表明,62.9%的人认为大学生群体的危机应对意识“不足”,79.2%的人认为大学生的危机应对能力“比较低”,这透露出大学生对自身群体的危机应对意识和能力的评价非常低。 另一方面,高校现有的公共危机教育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都还比较淡薄,对从事公共安全教育的教师、培训主体、受众群体相互之间的关系,培训内容的选择,课程的实施等研究还不足,在理论上仅仅停留在大力提倡安全教育,论证安全教育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的层面,而在实践上也存在务虚的情况。

笔者认为,必须构建完整的教育模式,规范系统地推进公共危机教育才能有效提高大学生的公共危机防范意识和能力。

一、大学生公共危机教育模式的研究现状

自2003年非典危机爆发以来,关于危机管理研究的文章越来越多,但重点都集中在危机管理体系的建立完善,或者是政府危机处置能力提高等方面,当然,也有学者由此认识到危机教育的重要性,可惜都是一笔带过,鲜有专门研究危机教育的文章。对于公共危机教育模式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目前国家仅有的一些危机管理教育也只是精英教育模式或者是培训形式,尚未有大众化危机管理教育,自然也未有系统的大学生公共危机教育模式研究。此外,尽管国外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果,但由于受其浓厚的地域特色局限,很难在我国推广,因此,还应加强对国外经验移植到国内的本土化研究。

二、大学生公共危机教育的理论基础

公共危机教育与其他类型的教育一样都需要一个理论基础作为教育实施的理论支撑。那么,一般科学知识教育通常是基于“人、自然、社会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规律性过程”的理论基础,也就是一种连续性教育。而就人的发展而言,是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生命自然发展的连续性过程中往往受危机、挫折等一些非连续性偶然事件的影响,使生命的发展呈现出非连续性。德国教育哲学家波尔诺夫认为,“危机是一种打断日常生活的因果链而直面人生的突发时间和精神状态。” 因此,危机是一种打断连续性的非连续性现象,由此得出,危机教育就是要告诉学生这种非连续性现象的存在,并告诉学生应如何正确面对这种非连续性现象。大学生公共危机教育可尝试以“非连续性教育”作为其理论基础。

既然危机是每个人生活中必然会遇到的,那么,随时随地树立起一种危机意识实为必要。在教育过程中,教师不仅自己要有这种意识,而且需要培养学生的危机意识,使他们能在面对危机时不至于惊慌失措、无所适从,而是坚强面对、沉着应付、全力承担自己的责任。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在有意无意中总是倾向于将美好的一面展示给学生,于是在学校里学生眼中的世界宁静而祥和,但现实中的世态并非如此,两者的不相契合将会使学生从学校毕业后与社会的磨合期漫长而痛苦。

三、“四位一体”大学生公共危机教育模式的内涵

有效的教育必须依托科学的教育模式,对于大学生公共危机教育的模式探索需要遵循遵循“导向原则”、“实用原则”、“协同原则”等原则。“导向原则”,即公共危机教育中应当充分体现导向作用,引导大学生树立危机意识,激发学生主动学习危机防范应对知识的潜在动力;“实用原则”,指在教育内容设计上注重实用性、针对性、有效性,能够让大学生切实掌握技能、提高能力;“协同原则”是指教育模式运行中,教师、家长、社会等多个教育主体之间衔接汇通、教育者与学生之间交流配合。

我们对大学生公共危机教育过程的组织方式及相应实施策略进行了研究,初步形成了以危机教育课堂教学、危机教育活动、危机应对咨询指导、危机意识调查研究 “四位一体”的大学生公共危机教育模式。

1.危机教育课堂教学

由于课堂教学具有全面化教授、系统化实施的优势,因此,笔者认为,在公共危机教育模式运行过程中,要充分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做到“有课时、得学分”,大力普及公共危机知识。

公共危机教育内容广泛,且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不断进行扩充与完善,主要内容包括包括危机意识的培养,指防范意识、自救意识、社会责任意识等;按照自然性公共危机事件和人为性公共危机事件介绍各类公共危机形态;处置各类公共危机的知识与技能;公共危机应对的模拟演练;危机心理的调适,等等。内容的广泛性需要将危机教育贯穿大学四年,且各有教学侧重。同时,危机意识的有效培养也需要长期性、全程性的教育。

在具体实施形式上可以采取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相结合、课堂讲授与学生自主学习交流相结合的课程教育,并规范教学的实施与管理;在教学方法上需倡导启发式、讨论式、案例式的教育,注重教学效果,积极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2.公共危机宣传教育活动

针对大学生群体思维活跃、热衷于新鲜事物等特点,大力开展公共危机宣传教育活动,作为课堂教育的有效补充,积极营造安全文化氛围,尤其要在形式多样化、内容实用化上下功夫,努力搭建各类活动平台,探索行之有效的教育途径。

活动内容主要围绕危机意识的培养、危机应对技能的演练和危机心理的自我调适等。

宣传教育的载体可以包括多媒体教育光盘、宣传手册、海报、网络专栏、手机短信平台等多种形式。此外,还可建立“危机模拟实验室”,在实验室内利用三维影像等高科技术对公共危机事件进行情景模拟,让学生进入场景中体验,提高感性认识。

教育活动的形式可设计为危机模拟演练、知识竞赛、逃生技能比赛等,使危机教育不仅“进课堂”、而且还“进活动、进寝室、进网络、进手机”。

3.公共危机指导咨询

在普及了公共危机常识、树立起危机意识之后,学生将从被动受教阶段转入主动求学阶段,会主动思考危机、寻求答案。因此,必须设置公共危机指导咨询环节,借助网络等平台,创造互动教育的空间,为学生及时提供一对一的指导咨询服务。

4.公共危机意识调查研究

新形势下的大学生公共危机教育,必须高度重视对危机意识的调查研究工作,探寻教育的工作规律。学校在开展研究调查时,既要按照学生危机教育的工作规律进行普遍性调查,也要针对教育实践中的热点难点开展专项调查研究。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在总结中不断提高。

联合国提出了减灾战略的口号就是“教育是减轻灾害计划的中心,知识是减轻灾害成败的关键”,科学系统地实施公共危机教育,我们责无旁贷。

参考文献:

[1]蒋盛云等:应加强对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思想心理教育[J]. 思想教育研究,2006(1):7

[2]秦琴. 齐福荣:高等学校公共安全教育研究.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技术,2009(6):154-157

危机意识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高校中近年发生的一连串危机事件,使我们认识到要重视学生日常管理，还要重视危机事件的防范和有效解决。高校应成立危机管理领导小组，建立学校危机预警系统，制定和完善学校危机处理制度，提高应对危机的能力。 教育

目前，急剧的社会变迁使高校面临的外部环境日益复杂，不确定因素变的更多，高校与政府、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都面临着各种各样可能出现的危机挑战。发生在高校的SARS、H1N1、马加爵案、跳楼事件、罢餐、宿舍火灾、校园水浸等危机事件，向人们发出了高校稳定和安全的警讯，使我们认识到不仅要重视学生日常管理，还要重视突发危机事件的防范和有效解决。因此，正确认识高校危机管理的内涵，分析高校危机管理存在的问题，制定高校危机管理的有效对策，是摆在高校领导和管理者面前一项十分紧迫的重要课题。 教育

1 高校危机管理的内涵

高校突发危机事件不仅构成了对正常教学、管理和师生安全的威胁，而且还会使高校的形象和声誉受到严重的损害，直接影响高校稳定、改革和发展。从高校危机管理的起因来看，高校的危机事件分为四种类型: 其一，生命安全及健康安全危机事件。这类事件危及生命安全，如火灾、校园水浸、食物中毒、传染病爆发流行、意外伤害、大学生心理危机等。其二，学校的信誉危机事件。如学术腐败、招生丑闻、师德败坏等有违职守、缺乏道义、涉嫌欺诈或损人利己事件，事件若触犯法律，学校及相关人员还须承担民事或刑事责任。其三，学校可持续发展危机。如资金问题、师资问题、生源问题等。其四，失序型危机。[1]如罢课、罢餐、家长群体上访、恶意破坏学校公共设施等。从高校管理角度看，上述事件都属于高校危机管理的范畴，高校应采取一系列方法和措施，来化解危机或者把损失减少到最小。

2 高校危机管理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高校管理中，缺乏危机意识是—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存在“两重两轻”现象：重日常管理制度建设、轻危机管理体系建设；重“事后动员”、轻“事先预防”，[1]致使高校面对突发事件时常常出现手足无措的局面，从而造成灾难性后果。

2.1 危机管理意识不强 危机管理意识不强，主要表现在：①在危机管理的理解上有误区，认为危机管理就是在危机事件发生以后知道如何进行处理；②在危机管理的重要性认识上存在偏差，认为学校的主要任务是搞好教学、科研等日常的管理工作，进行危机管理是“杞人忧天”，在人财物方面会造成不必要的浪费；[2]③高校缺乏危机意识还表现在高校各层次人员缺少系统的危机管理培训。

2.2 危机管理体系不完善 我国高校目前都比较重视安全稳定工作，对一些安全项目有一定的预案管理，例如火灾防治工作一般抓得比较严格。而从危机管理体系的角度看，我国高校还缺乏健全的制度体系：①高校普遍缺少危机预防机制；②高校普遍缺乏长效的危机应对机制，往往是“仓促应战”；③高校普遍缺乏危机总结机制。

2.3 不能正确处理学校与媒体的关系 高校出现危机，新闻媒体肯定会格外关注。如果学校担心媒体的报道会影响学校的声誉或某些领导的政绩而对媒体提供不实的信息，或对媒体封锁消息，估计媒体就会报道一些不太准确的信息，受损的肯定是学校，将来出面澄清更麻烦。明智的做法应该是：在危机发生后，学校主动及时的对当地部分媒体进行一次新闻通报，客观描述发生了什么事、采取了哪些措施、现在的形势如何。[3] 　3 高校危机管理的对策

高校危机管理的关键是建立一个有效的危机管理体系，即一整套高校危机监测、预防和快速反应的制度和运行体系。[1]具体而言，高校应采取如下对策加强危机管理:

3.1 组建危机管理领导小组 组建危机管理领导小组是处理危机事件的组织保障，此小组应当成为一个常态非编制组织，小组办公室可设在学生处，由学生处处长任办公室主任，其职责为：①负责处理校、院(系)可能出现的重大突发性事件和其它危机事件，并对危机事件采取恰当的应对行动；②明晰小组成员的角色和职责，定期组织相关培训；③定期开会讨论危机管理计划；④危机出现时，小组成员及时制定策略和标准化的应急程序。

3.2 制定和完善危机事件处理制度 危机管理制度的目的必须明确，即保护和维持高校正常的教学、管理和生活秩序，笔者建议高校可从如下方面制定制度: ①危机管理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工作人员职责；②保持信息畅通的制度；③危机后的恢复、总结和教育制度；④媒体发言人制度。

3.3 制定危机管理规范化操作程序 危机领导小组应当制定好操作性强的危机管理政策和规范化操作程序，做好如下事宜：①分清哪些是可能产生的“危机”；②假设本校可能发生的危机情境，并进行分类；③根据危机类型决定参与该类危机控制和管理的人员；④为可能涉及的各种类型的危机制定具体的解决方案、规范化操作程序。

3.4 建立危机预警系统 建立一套有效的危机预警系统，对防范危机的发生有重要的作用。具体方法包括：①建立校园内信息反馈系统。首先是加强大学生党员队伍和干部队伍的教育和建设，通过学生骨干及时把握易产生危机的学生情况。其次是建立师生间的信任与沟通，赢得信任；②建立学校与学生家长的信息反馈系统。对有危机先兆的学生，学校应与其家长保持联系，采取多种方法帮助学生度过危机期。

3.5 开设危机管理课程 将危机培训与教育有机地渗入到校园文化建设中。学校应面向在校大学生开设危机管理选修课程，让在此方面有经验的老师担任此课的讲授，使大学生对危机管理有系统的认识和学习，不仅有助于加强高校危机管理，推动构建和谐校园的进程，而且对大学生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步入社会也将很有帮助。学校可以借助大学校园特有的文化生活，将危机教育与培训的内容渗透到校园文化建设的各项具体活动中，可以潜移默化的增强大学生的危机意识。

3.6 努力推进高校危机管理法制化 高校危机管理作为高校管理范畴的一个有机部分，它的最有效的制度机制是走向法制化。随着20世纪90年代《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的实施，我国高等教育走向法制化有了一定的法律基础。但是，我国关于高校危机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十分不健全，许多关于高校安全稳定工作的要求往往是以行政命令和工作要求的形式出现的，它们缺少制度的刚性、执行的规范性、责任的法定性。在学生发生日常性的伤害处理方面，尽管教育部于2002年9月颁布并实施了《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但它局限于学生自身健康和生命受到伤害的情况，其他类型危机出现后的处理并未涉及。更为重要的是，一旦危机事件的处理提升到诉讼程序，我国现有的部门法《教育法》、《民法通则》、《刑法》等也没有对学校危机作出明确系统的规定，容易造成争端起伏，诉讼不止。因此，促进高校危机管理的法制化和规范化，是非常必要的。[2]

参考文献:

[1]王茂涛.高校危机管理体系的构建研究[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1）：128-130.

危机意识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公共危机；媒体；社会责任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4）114-0024-02

我国目前处在突发公共事件的高发时期，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面临突发公共事件所带来的严峻考验。本文将着重讨论发生公共危机中，媒体承载的责任和使命。[1]

1 公共危机的简介

在《公共危机管理》一书中是这样对公共危机管理进行定义的：公共危机管理，也名为政府危机管理，指政府通过采取相关措施，解决对外交往以及对内管理中一些处于危险和困难境地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指政府在公共危机事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为减少、消除危机的危害，根据危机管理计划和程序，对危机直接采取的相应的对策及管理活动。[2]

一般来说公共危机事件有着四大突出特点：一是突发性和紧急性，二是广泛的社会性，三是后果难以预料性，四是具有可控制性。在公共危机事件中，信息的传播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活动，当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时，只有政府采取恰当的措施，合理运用媒体与民众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才能避免危机带来的社会危害，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以及危机的解决。

2 媒体在公共危机传播中承担的社会责任

和谐社会需要和谐的舆论，和谐的舆论能够引导和谐的社会。主席在1996年视察人民日报社时曾说过，“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主席的这段话，强调了舆论导向的重要地位，同时也提高了对相关媒体工作者的社会责任的要求。总理也曾多次强调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关系，十分重视媒体和舆论的影响力。可见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稳定，是我国在经济发展转型期中的一项十分重要而艰巨任务，也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2.1 媒体要廓清谣言，稳定人心，做好舆论引导

在公共危机的传播过程中，公众百姓通常对危机相关内容、者以及传播方式最为关注，但目前媒体在进行相关危机的传播中却存在如信息造假、过分夸大、重复报道等一些急功近利的现象，只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了社会责任，误导了广大群众，使得媒体的公信力大大降低。例如刚发生不久的“马航客机失联事件”，让亿万人揪心不已，但与此同时，有关失联飞机位置、状态的各种不实信息可谓满天飞。对于牵挂此事的人们来说，一会儿一个新消息，再一会儿又是辟谣，纷繁复杂，越来越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真相无疑值得追寻，但在未有明确结果之前，信息者和媒体该如何面对值得大家深思。

在新媒体时代，突发事件出现之后，往往是各种消息满天飞，可靠的不可靠的都有，这个时候媒体的判断和甄别能力就尤其重要，把真实的消息传达给公众至关重要。所以说危机时刻往往考验着媒体的水准，有的可能就随波逐流了，而那些有自己的判断和方法的媒体，就能体现出它的专业性。因此在公共危机发生时，媒体首先要对危机进行全面的了解和调查，并将危机的真相及时向公众进行报道，避免为了吸引眼球而制造假新闻的现象，廓清谣言，发挥自身“定海神针”的作用，维护社会稳定；其次，针对危机事件媒体要做好舆论方面的引导，避免错误性和煽动性的引导，如果舆论引导不力，反而有可能造成新的危机。

2.2 媒体要树立大局意识，做好信息的选择

当危机事件发生时，媒体应当积极面对危机，积极发挥媒体的正面影响力，正确引导舆论，维护社会稳定。为了发挥好媒体“稳定剂”的作用，就需要树立好全局意识和大局意识。在危机来临时配合好相关处理方，一方面妥善处理危机，另一方面正确引导舆论，从而共同促进危机的完美解决。例如2014年3月1日21时20分左右，昆明火车站发生了一起由新疆分裂势力一手组织策划的严重暴力恐怖事件，造成29人死亡，143人受伤。事件发生后，众多媒体对事件展开跟踪报道，网络上的相关新闻评论层出不穷。据不完全统计，参与报道“3・01”暴力恐怖袭击事件的网络媒体有凤凰网、网易新闻、搜狐新闻、新浪网、腾讯网、中国新闻网、新华网、中华网等。媒体作为舆论的重要引导者之一，应该着重谴责反恐、行为，为受难者祈福，赞扬社会热心行动和政府的积极政策，弱化暴力方法和过程。当然，也有部分媒体为了吸引眼球，创造流量，报道了不应广而告之的信息，这就需要政府及相关部门做好舆情监测，对舆情信息分析预判，提出解决方案。“是全人类的公敌。丝毫不值得同情，打击恐怖主义绝不能手软。”这是全世界人民应有的共识。即使如此，社会上依然存在少部分态度不坚定，甚至立场相对的人。这个时候，社会认同原理发挥效用。假使媒体对暴徒作案手法大肆介绍，为暴徒行为解释，会给那小部分人提示，诱发效仿。若媒体趋向报道行为对无辜群众的伤害、社会的热心援助、政府的积极政策，社会认同原理会促成正面共鸣，一方面对反恐加深认识，另一方面展示社会温情。

2.3 媒体要及时校正错误的舆论

21世纪以来，随着智能手机以及互联网的普及，新兴媒体迅速崛起，网络舆论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当敏感问题或者突发事件出现后，往往受到一些网民的恶意炒作后形成与主流媒体相左的舆论场，对公众形成错误的误导，对社会的稳定十分不利。例如在汶川地震中，网络上出现了很多质疑国家地震监测部门的声音，国家地震局一时成为千夫所指。因此，在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时，主流媒体应该迅速抢占舆论制高点，本着科学、求真、严谨的态度，实事求是，正确分析事件，及时澄清真相，校正错误舆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而不是对一些错误言论视而不见，甚至被负面言论牵着鼻子走，这些都是与媒体社会责任相悖的行为，并且有可能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3 结论

媒体在公共危机传播中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责任，对维护社会稳定有着重要的作用，相信媒体能够充分发挥自身“定海神针”的作用，流淌道德的血液，正确引导舆论，努力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参考文献

[1]董岩.新闻责任论.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42

[2]张永理.公共危机管理》，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12.

[3]刘建明编著.当代新闻学原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381-382.

[4]吴廷俊，夏长勇.我国公共危机传播的历史回顾与现状分析.现代传播，2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