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散文范文第1篇

鲁迅散文诗集是《野草》，散文集是《朝花夕拾》。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男，曾用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曾字豫山，后改豫才，曾留学日本仙台医科专门学校（肄业）。“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民主战士，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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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散文范文第2篇

摘要文学能表达语言艺术,它是我们表达思想的工具,好的文学作品中,语言运用恰到好处不但能产生非凡的艺术效果,还能使语言艺术散发出迷人的魅力。鲁迅《朝花夕拾》中的语言艺术就是这样。在这部散文集中,作者以娓娓动听的语言为我们讲述了逝去岁月的人和事,在回忆往事,抒发对往日亲友和师长的怀念之情的同时,还插入一些对当时社会的评判,以及对反动及守旧势力的抨击和嘲讽。作品严肃、幽默、轻松的语言艺术风格,展示了鲁迅真实而丰富的内心世界。

关键词:《朝花夕拾》 语言艺术 主题 冼炼 清亮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学是通过个性表现共性的,它时常要求作者不回避表现自己,这样才能反映生活的本质,打动读者的心灵。而好的文学作品中,语言运用恰到好处不但能使作品产生非凡的艺术效果,更能使语言艺术散发出迷人的魅力。例如当我们谈论作家作品时,经常喜欢说 “某某人的语言”,例如谈到《水浒传》时,就说是施耐庵的语言,《资治通鉴》就说是司马光的语言,等等。这并不是说作家在作品中制造出一套语言,而是说在文学语言艺术中,这些作家创造了他们自己独特风格的语言,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语言艺术特点,指的是一个作家是怎么根据自己的时代特点选择题材及语言,以及如何组织语言来显示他们在作品中的历史印记与个性思想。这就是统一表现在作品中的个人风格与时代风格。鲁迅是中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被称作“民族的脊梁”,他弃医从文,意在以笔作枪,唤醒民众,因而字字掷地有声。而鲁迅语言的动人之处,就是我们能从他的作品中感受到他的音容笑貌。俗语说:“熟练的猎人一扳枪就能够射中飞鸟,高明的医生一开刀就能正中患处。”鲁迅正是通过语言艺术的合理运用,让所书写的对象栩栩如生,神采飞扬,富有画面色彩,并由此产生各种自由想象,从而打动读者的心灵。

《朝花夕拾》是鲁迅的散文代表作,在这部散文集中,鲁迅于平淡质朴的笔墨中蕴涵了深邃的思想,而且在对旧日情怀的回顾时,还常常发表议论,抒发对时事的不满之情。《朝花夕拾》之所以光芒四射,一方面因其思想境界高,另一面因为作者为人,其风格之坚韧,文章因此显得深刻,精炼,而且美。《朝花夕拾》语言艺术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结构随意,主题鲜明集中

《朝花夕拾》取材广泛,结构随意。鲁迅用大量的人物描写和事情叙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实,比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形象流畅地描述了鲁迅记忆中儿时在百草园的乐趣,作者把我们带入了一个美丽的天真烂漫的儿童乐园,“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文章字里行间充满了生机、浪漫和快乐。读者好像和作者一起听长妈妈讲美女蛇的故事,“倘有陌生人叫你的名字,你万不可答应他……”。文章形象逼真的描述,充满了神话色彩,作者充满情调、洋溢着诗情画意的叙述,使读者仿佛进入了童话世界。这篇对童年充满了回忆和眷恋的散文,像一首歌,唱出了作者对生活的无限热爱。而作者从情趣盎然的儿童乐园跳跃到三味书屋的束缚、枯燥、乏味的读书经历,仿佛也让读者身临其境:我们仿佛也和作者一起在雪地里扣鸟,仿佛我们也不开心地被大人送进了书塾。鲁迅以自己书塾的经历侧面质疑了当时教育儿童的方法,暗示当时的教育方法给儿童筑起了一道通往自由美好的围墙。虽然他的思路是广阔的,但作品情节又是环环紧扣的,不管怎么描写童年,但实质上都是鲜明集中地以一个孩童角度来看待大自然,热爱大自然,以一个孩童的眼睛来俯视成人世界。从中,我们也看得出鲁迅是懂得享受生活,享受美好回忆的。

用语言做媒介的文学作品,既反映了生活的广阔性、动态性,又有着其他艺术不可比拟的自由,即能生动、明确地表现思想: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揭示心理活动的微妙变化。如《琐记》,基本采用叙述的方法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缩影,文中的衍太太,是个小市民的形象,作者借助这个形象嘲讽了小市民的自私、多言、使坏,同时暗示了父亲去世后的家境衰落,表达了他渴望新生活的决心。而后描述的江南水师学堂的各种腐败现象及穿插的议论,则暗示着中国洋务派运动的命运。在这篇散文里,文章脉络看似散乱,杂乱无章,但却极其尖锐地切中了主题,剖析了时弊,同时也表达了鲁迅对探求真理的强烈渴求。

在《无常》里,鲁迅把风土人情、历史故事、当地习俗融为一体,从传神的描写各种鬼物,引发到阴间的恐怖;从平静祥和细致的描写当时的表演场面,“生固然可以留恋;但想到生的苦趣,无常也不一定是恶客……”,冷静地道出了那个年代的民生疾苦,表现了旧中国人民对生活的绝望和无奈,人世不平,也只能对鬼神寻求寄托。从中寄予了对广大劳动大众的同情之心。而在这篇散文中,鲁迅又不失风趣幽默的讽刺,如他在其中所描述的无常无儿女是因为怕做成卢布其实行了“节育”的描写,给了那些诬蔑别人拿卢布的反动文人狠狠一击。

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鲁迅的作品虽然题材广泛,却在这广泛之中自由地表现出先后承续的动态的事物,不管是人物情感的变化历程,还是人物性格、故事情节的发展演变过程,都真正在语言艺术上实现了形散而神不散的地步。

二 清亮稳健的情节描写

《朝花夕拾》的情节描写鲜明地体现了鲁迅的写作艺术:文章的表现形式虽然没有波澜起伏的情节,但作者却以行文流水、带着浓郁的抒情情调使读者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

鲁迅是中国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的第一人。文章《二十四孝图》一开始,作者就清亮而缓缓地说明自己要“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以此来表明自己维护和捍卫白话文的决心和态度。鲁迅在这篇文章中,重点描写了在阅读“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两个故事时所引起的强烈反感,尤其是“郭巨埋儿”这个故事,自己明明有些钱,却全给了自己的兄弟,后来家里穷得吃不起饭了,却想到家里的儿子会“抢”老母的食物而决定牺牲自己的儿子,十分的迂腐,且多多少少有点欺世盗名之意,形象地揭露了封建孝道的虚伪和残酷。《二十四孝图》情节的描述看似缓缓,但事实上却体现了鲁迅的一种战斗精神,即,为反封建沉腐孝道而战,为促进现代杂文的勃兴与繁荣而战。

在《藤野先生》中,这种按事情发展规律的情节描写则更加突出。文章首先表现的是藤野先生的不修边幅和老套,接着就上学年不及格留级学生之口调侃藤野先生,最后却道出了藤野先生的敬业精神。在文中,鲁迅不仅用自己的笔描绘了藤野先生的严谨治学,勤恳敬业,更多的是在字里行间表现出对藤野先生那份浓浓的厚爱。在文章结尾处,当藤野先生得知鲁迅不再学医时,“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藤野先生》)揭示的不仅仅是一个日本老师和中国留学生之间的的师生情谊,更是两国人民的美好友谊。尽管在甲午战争后,中国人被外国人称作东亚病夫,但藤野先生还是热心地希望有新的医学传到中国,鲁迅通过这种描写,展现了藤野先生的博大无私。而藤野先生正直、诚挚、无私的品质对鲁迅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每当夜间疲倦,正要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便使我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这成了支持鲁迅的源动力,也表达了鲁迅对藤野先生的怀念敬仰之情。而正是在这种规律的叙述中,又体现出鲁迅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在当时的社会,学医不能医治千千万万于水火之中受苦受难的老百姓,学医不能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间。因此才弃医从文,用文字唤起中华民族的觉醒。

三 简练、含蓄、沉郁的人物刻画

鲁迅在《朝花夕拾》的写作中,把语言艺术的冼炼和多样非常好地结合了起来。散文要求以简练的文字包含较深厚的内容,而《朝花夕拾》的语言是富于表现力的。它所写的某一种感受,某一桩事情,某一个人物,都力图把作者对生活的热力凝聚在一个焦点上,以点反映全面。这样既可以控制篇幅,不至面面俱到而中心模糊;也不至漫无涯际,如脱缰之马,放而不收。为了达到散文所特别需要的这种艺术上的集中和完整,鲁迅在《朝花夕拾》里如浪里淘金般地选择具有特征的事物进行描写,从而使这部散文集中的作品细节都具有较丰富的内涵。

在《朝花夕拾》中,鲁迅常常以简约的笔墨,描绘出一幅幅意味深长的生活画面。如《琐记》中,鲁迅描写给自己看不健康的图片的衍太太,“她便将书塞到我的眼前……我看到有两个人光着身子仿佛在打架,但又不很多像,正迟疑间,他们便大笑起来了……”。寥寥数笔,就把小市民的坏心眼、龌龊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范爱农》中,“杀掉都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呢?”范爱农粗俗的话语含蓄地描述了他不满当时黑暗社会又对旧民主革命极其失望的心情。在这篇文章里,基本上都是通过记述范爱农的对话来反复强调范爱农直率、愤世嫉俗的个性。鲁迅用含蓄的手法写了范爱农想做事,却没有机会,无法在那个社会立足,因而内心悲苦、凄凉又倍受打击迫害的遭遇。

沉郁是《朝花夕拾》的另一语鲜明的语言特色。在《范爱农》中,作者写道,“夜间独坐会馆里,十分悲凉……一点法子都没有,只做了四首诗……把酒论天下,先生小酒人,大圜犹酩酊,微醉合沉沦……”。这沉郁的抒情诗,将范爱农的悲剧结局浓重地衬托出来了,字里行间的表达都散发着压抑和沉闷。

鲁迅的散文在凝练、含蓄、沉郁的风格之中,彰显着他特有的精纯、素朴,这也正是鲁迅散文的魅力所在。

四 巧妙运用对比和“双关”手法

在《狗・猫・鼠》里,鲁迅用对比的手法先历数猫的罪行,然后写到自己心爱的隐鼠被猫吃掉后最终仇猫的心理历程,虽然证实隐鼠实是阿长踢死,并非猫所害,但其实在也不能对猫产生好感,他对隐鼠的喜爱和对猫的强烈厌恶憎恨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鲁迅取了“猫”这小例子为典型,实质上是由现实斗争而激发,用“双关”的手法形象地暗讽了生活中与猫相似的人。表达了他对敌人的憎恨和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广大人民的无限同情。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将散文语言艺术的短小精悍发挥得游刃有余。

在《父亲的病》中,看似平平地叙述事件的发生始末,事实上却暗含着“言在此而意在彼”的技巧。《父亲的病》主要讲述了作者儿时为父亲寻医治病的一段生活,采用叙述的方式是描绘了几个所谓当时“名医”的各种古怪开方、出诊等行为,暗指父亲被江湖庸医耽误而死。整个文章虽然对庸医误人没有直接指责,但其间穿插的描写却处处蕴含着鲁迅愤慨的批判和锐利的讽刺。

又如在《五猖会》中,鲁迅先是描写了他在看戏前兴高采烈的心情,紧接着叙述了被父亲强迫背《鉴略》的扫兴而痛苦的感受。这种前后心情的对比表达了作者对旧社会的旧思想、旧习俗的反感和批判,指出了强制性的封建教育对儿童天性的摧残和压迫。

总的来说,《朝花夕拾》的语言艺术富于独创性,丰满而又洗练,隽永而又舒展,诙谐而又峭拔,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独成一家。可以说,鲁迅的散文语言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作为伟大的革命家,鲁迅坚韧的风格,使其文采较为阴沉,并带有他所处时代的环境特色。而他锐利的、交融渗透的现实回忆艺术手法又是其作品的一大亮点。他创造了散文的精炼风格。他开阔了我们的眼界,丰富了我们的知识。《朝花夕拾》以明丽的语言艺术诠释了鲁迅的生命体验,从而让我们和其一起体味了他那些温暖的记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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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徐迟:《说散文》,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

鲁迅散文范文第3篇

但是，一种文体的出现与形成，绝非一个国度或民族独具的孤立的现象，而是内隐着深层的人类文化学机制，带有人类的普遍规律。文学中的各种文体，说到底，是人类在各种环境中不同生存状态的审美呈现、情感心态的表现形式、生命体验的物化形态，为了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和交流不同的思想情感而形成的不同话语秩序与文本体式。所以，考察某种文体的属性与特征时，不能仅限于一个国度或民族狭窄范围，而应作一次人类学的回归，在不同国度的文学比较、文体辨析中寻觅某种文体发生与发展、形成与演变的共性与差异，从文体发生学的人类学根源上阐释、分析某种文体的属性及其文化意味。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疑。

在世界散文史上，中国散文、英国随笔、日本小品堪称三座高峰。特别是英国随笔，世所公认为文学殿堂的瑰宝，文学属性无可置疑。而排除鲁迅杂文文学属性的论者，又多是英国文学造诣颇深、非常推崇英国随笔的人士。如果以英国随笔这一文体出现、发展、形成、演变的历史及其文学属性、艺术特征作为参照系，对鲁迅杂文进行一番比较研究，将会是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其论证也会富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当然，鲁迅杂文与英国随笔的比较研究，应是一种平行比较，不能牵强附会地发掘其中的影响。而这种平行比较，反倒更有益于发现杂文、随笔这一类文体本身所具备的属性、特征及其形成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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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文化学与符号学的眼光观察文学艺术史上的文体演变，就会得出这样的看法：文体作为按照一定的话语秩序形成的文本体式，实质上是人类一定的生存环境中为了表达对自身与世界的理解、互相进行交流，而从事的一种符号的编码方法与体式。这种特定文体编码活动的最后操纵者，是所处时代的总体文化背景。一旦时代环境发生变化，既定的文体范型与语言体式就会与时代精神、社会心态失去对应性，产生矛盾与悖逆。于是，旧体难出新意，遁而作他体，文体的符号编码活动就必然出现变革，产生新的文体范型与语言体式。

英国随笔与鲁迅所开创的中国现代杂文，就是这样在各自历史时代的文化母体中孕育出的骄子。这种自由文体产生的外部条件有三个共同点：

一、时代环境，需要政治的松动与思想的解放；

二、物质载体，需要有报刊等现代传播工具；

三、读者对象，需要有企望革旧出新的读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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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文体的产生，除了外部条件之外，还有文体自身运动的原因，需要适宜的民族气质的陶冶与文学土壤的培育，经历长期的积累与演化。

中英两国散文发达的原因是：从思维方式上看，都不偏重系统性的理论思维，而擅长片断、零碎、偶感式的机智发现；从民族气质与文学表现形式上看，都不侧重体系化的高深大论，而喜好随意、形象、感应性的灵活体式。

散文文体形成的内在原因是人的觉醒、自我的个性意识的复苏。17世纪初，法国蒙田的“Essais”被译成英文，传人英国，冲击了长期统驭英国散文的古罗马拉丁文模式，给英国散文注入了活力。其后，发生了英国工业革命的种种变迁，积累了从培根到艾狄生、斯梯尔、斯威夫特、哥尔斯密、约翰逊等众多作家的写作经验，才在法国大革命的推动下，伴随着人的觉醒、自我意识的复苏，出现了以兰姆、赫兹里特、李·亨特、德·昆西方代表的19世纪浪漫派随笔，实现了文体的舒展解放，使重在抒写个性、表现自我的随笔式自由文体形成气候。从蒙田到兰姆，竟经历了二百多年!

中国的随笔式自由文体的形成过程更加漫长。从现有材料看，三千年以前写于商代的《尚书·盘庚》等篇章就已是最初的散文。以后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汉初司马迁的“史家之绝唱”，魏晋时期的清峻文章，一直到唐宋家的传世杰作，都是上乘的散文。然而似乎都摆着架子，拘着套式，纵然到了宋代，出现了坡等人的随意小品，却总不能成气候。经历两千余年的曲曲折折，到了17世纪上半叶，才在晚明人文主义思潮催促下，涌现出公安、竟陵派小品，成为文坛主流。晚明小品作家们，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冲溃了模拟古人的陈腐樊篱，吹来一股清新之气。试与19世纪出现在英国的浪漫派随笔作一番比较，就会发现中国晚明小品与英国浪漫派随笔这两种不同国度、不同时代、毫无关联的文学现象之间，在文体运动内在机制中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是在人的觉醒、自我意识复苏的思想运作中实现了文体的舒展解放、自由随意。

也正由于这个原因，当经历了清代的严厉镇压与残酷统治，文人思想僵化凝固时，重在抒写个性、表现自我的随笔式自由文体也就随即灭绝了。直到20世纪初叶五四文学革命爆发，思想解放的洪流冲决了古文的禁锢，实现了白话文的语言体式变革与人的自我意识的复苏、觉醒，这种随笔式自由文体才应运重生。

所以，鲁迅所开创的中国现代杂文，与英国随笔一样，都是外部条件与内部机制共趋成熟的情况下，适应本国的民族气质与文学积累应运而生的一种特殊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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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特殊文体具有哪些特质?它算不算文学作品?算的话，文学属性表现在哪里?这一系列问题，不仅是中国学术界研究鲁迅杂文时遇到的疑难，也同样是英国文坛讨论英国随笔时总要产生的困惑。

英国散文的历史没有中国久远，对随笔这一文体的理论探讨却早于中国，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

1916年出版的一本《英国随笔》(TheEnglishFamiliarEssay)在前言中开宗明义作出这样的界定：“或许没有人能够否定这种说法，Essay的定义既不能广泛包括散文的各种不同类型，又不能非常严格地区分Es-say的特性，使之与其它比较短的文章区别开来。试去看一看洛克的《人类悟性论》、兰姆的《论烤猪》、麦考莱的《华伦·哈斯汀斯》、卡莱尔的《关于彭斯的随笔》和安诺德的《美与智之融合》，就会发现这些多样的文学作品不属于任何单式的统一的文体，然而却被通称为essay。因为人们习惯地感觉到这些作品具有这样一种明晰的共性：essay的作者不涉及公事或系统性的思想资料，而是以个性化的坦诚的态度面对他们的题材和读者，所以随便的亲密的态度，关心日常生活的样式和伦理，倾注个人的感情和经验。因此，essay应该有一个更明确的限定——或许最好称之为“familiaressay。”

而早在1903年，一本大部头的《英国随笔家》(TheEnglishEssayists)就在扉页上印了赫兹里特的一段话，对familiarliaressay作了极为形象的描绘：“它不论述矿石或者化石，也不研究植物的特性或者行星的影响，它也不涉及信仰的形式或者哲学的体系，不热衷抽象虚悬的精神系统；然而，它与男人和女人的世界有着密切的关系，记录他们的行动，追溯他们的动机，抓住他们的念头，描述他们个人的和无穷领域里的所有追求，嘲笑他们的荒唐，揭露他们的悖谬，‘像给大自然照镜子一样，反映时代的变迁与主潮，形势与困厄’；细致入微地表现我们的服饰、面貌、思想和行为；显现我们自己的真实面貌：是什么样的，又不是什么样的；在我们面前演出人类生活的全部戏剧。……它是最好、最自然的课堂……探求人类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已经成为什么样了，今后应该是什么样。”以上界定，本身就是英国随笔味儿的：不故作高深大论、系统辨析，只是随随便便说几句，宽宽泛泛划几条线，就非常明晰、极富趣味地谈清楚了。

对以上界定可以作这样的概括：essay，即英国随笔的第一特质是说理，是思想者的识见，属于一种论文。然而，其中所要表达的识见是个人的，而非公事的；是片断的，而非系统性的；是个性化的，而非公式型的；是为了与读者进行交流，而非旨在教训。因而，作者须“以个性化的坦诚的态度面对他们的题材和读者，抱以随便的亲密的态度，关心日常生活的样式和伦理，倾注个人的感情和经验。”也就是说吸取趣味性、形象性、抒情性等文学性质，以使群众便于接受自己的思想和识见。所以，随笔是一种多类文体交叉、渗透而成的特殊文体，一种理论与文学杂交的变体形态与杂糅形式，是人类进入近代、自我意识觉醒时为了自如地表达对自身与世界的理解、自由地互相交流而采取的一种个性化的符号编码方式与随意性的文学写作体例。它应该算是文学作品，但是属于文学中的亚类，其文学属性主要表现为理趣。

以这种界定标准衡量鲁迅杂文，其文学属性就是不言而喻的了。鲁迅杂文的文学含量远远高于这个横竿。那么，为什么会有一些对英国随笔非常推崇的论者，反倒要竭力排除鲁迅杂文的文学属性，将其拒之于文学殿堂之外呢?这就不能不归咎于他们的政治偏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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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鲁迅杂文与英国随笔，同是一种理论与文学杂交的变体形态与杂糅形式，是人类进入近代、自我意识觉醒时为了自如地表达对自身与世界的理解、自由地互相交流而采取的一种个性化的符号编码方式与随意性的文学写作体例。因此，二者在文体运动中出现了一些共同规律与共同特征。其中，最主要的共同规律是：因为都旨在真诚地坦露自己的个性，与读者自由交流，所以必然都反对各种陈套与伪饰，实现语言体式的明白与自然。共同特征则可概括为五点：闲、随、杂、散、曲。

闲。蒙田和英国随笔家们都爱自称“闲人”。蒙田在《自画像》中坦然宣称：“我悠闲，而且十分喜欢无拘无束，我是有心要这样做的。”鲁迅是最赞成勤奋的，他一定反对“闲”吧?恰恰相反，鲁迅也主张要有“闲暇”，认为“人们到了失去余裕心，或不自觉地满抱了不留余地心时，这民族的将来恐怕就可虑。”他们之所以赞美“闲”，实质上是为了挣脱道统和教条的束缚，获得精神的自由与创作的灵气。中国古代的所谓“懒道人”、“拙叟”、“痴翁”以至老庄禅宗之类，也都与这种“闲”同源。“闲”，实在是人类智者的共性，写好杂文、随笔的第一要旨。这种“闲人”的素养乃是这种随意性文体的基础和灵魂。

随。既为“闲人”，就必随意。蒙田的随笔，随意挥洒，信马由缰，旁征博引，澎湃无涯。英国随笔家们也是越写越随便，越自如，越得随笔之妙谛。鲁迅也是深得此妙谛的，他在《〈自选集〉自序》中自称是“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做随便谈谈。”在《怎么写》中又强调说：“散文的体裁，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有破绽也不妨。”但是，人们往往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散文这种随意性文体强纳入所谓正轨。有识见的评论家和创作家们总在不断地敲响警钟，努力使散文回到随意自然的状态中来。

杂。鲁迅在翻译厨川白村介绍essay的文章时，把“E8saysofElia”译为《伊里亚杂笔》。这里的“杂”字极耐人寻味!表现了鲁迅对“杂”的钟爱。兰姆也同样极其喜爱随笔的“杂”色。他视17世纪上半叶的两部奇书——伯尔顿的《忧郁的剖析》和勃朗的《一个医生宗教观》为“枕中之秘”，潜心学习。而这两部书的最大特色就是“杂”。这是一种文体的“杂”，以论为灵魂，而杂糅进诗、小说、戏剧等多种文体的素质；是一种内容的“杂”，大至宇宙，小至苍蝇，东拉西扯，无所不谈；是一种色调的“杂”，赤、橙、黄、绿、青、蓝、紫，浓烈的，淡雅的，鲜明的，阴暗的，形形，驳杂搭配，而自成一体、别具一格。失去了这种“杂”，也就失去了随意性文体的本色。

散。“闲人”随意杂谈的文章，自然会是“散”的。不仅形散，而且神也散。只有神散了，才能自然呈现形态上的散。《空城计》中诸葛亮唱道：“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只有“散淡的人”，才能写出具有散淡美的好文章。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说：非对称性能表现空寂、孤远、闲静的美。英国语言学家萨丕尔说英语“东倒西歪的表达方式自有它的美处”。这种非对称性美与东倒西歪的美，正是一种高境界的散淡美。蒙田的随笔，挥洒自如，巧横闲技，具有特别的散淡美。鲁迅的杂文，特别是后期的《病后杂谈》、《女吊》、《我的第一个师父》、《半夏小集》等，悠远、深沉，于不经意中谈出深刻的哲理，也具有一种炉火纯青的散淡美。

曲。随意性文体虽然随意、散淡，却绝不可直陋，须在曲折表达方面下刻意的功夫。蒙田是一位惨淡经营的文体家，是以曲折坎坷的心灵表达深邃内容的先锋。兰姆的随笔，装着随便的涂鸦模样，其实却是用了雕心刻骨的苦心。鲁迅的杂文，更是极尽“曲笔”之妙，下了极大功夫，才锻炼成精锐的一击。

为什么鲁迅杂文与英国随笔在文体运动中出现了上述共同规律与共同特征?要回答这一问题，就要回到开头所说的文体研究的人类学回归上去。因为随意性自由文体是人类为了真诚地袒露自己的个性、互相自然交流而形成的一种文学体式，所以必然反对各种陈套与伪饰，必然如斯威夫特所说的那样：“把恰当的词放在恰当的位置上”，用兰姆的话来说就是“从容于自运”。这样，这类文体也就必然呈现闲、随、杂、散、曲五种形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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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英国文学专家张若谷先生发表过一个怪论，核心观点是：“与其当鲁迅先生是小说作家，毋宁说他是随笔作家的更来得恰当。”

这一观点当时受到一片反对。其实，这是一桩鲁迅研究学术史上应予重新评价的公案。张若谷的文章纵然有措辞欠准之处，然而对鲁迅并无恶意，并且从自己具有英国文学素养这一优势地位出发，对鲁迅最突出的成就作出了中肯的评价。

当然，鲁迅无疑是一位卓越的小说作家。他是中国现代小说之父，现代小说从他手中开始、又在他手中成熟，他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能列入世界小说名著之林的少数几篇中国现代小说之一，而且可以毫无愧色地列在首位。所塑造的阿Q典型，则可以说是惟一能立于世界文学典型画廊的中国近代文学人物形象。这都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值得中华民族引以为荣的。但是，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倘若仅以小说作家的身份在世界文坛上排名次，鲁迅自然无法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比，也不能与巴尔扎克比肩，甚至与狄更斯、司汤达、福楼拜、雨果以及短篇小说大家莫泊桑、契诃夫等等也都难于相比。一个民族，正确认识本民族的文化伟人，给予恰当的定位，是一件非常艰难而痛苦的事情。人们往往喜欢单纯地从民族感情出发，把本民族的文化伟人定在最高位，使他们在所有领域都坐首席，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舒心。然而，文学地位是由客观实绩奠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不能因为鲁迅是中国作家，小说又在文学中占据重镇，就把鲁迅列在世界小说大家的一流行列。

但是，从世界散文史的视野去观察鲁迅杂文，情况就大不同了。仅以世界散文的高峰——英国随笔家们进行比较，就会发现鲁迅是无人可比的。就世俗批判与社会讽刺类作品而言，无论是讽刺的深度、成熟性，还是涉及的广度与作品的数量，鲁迅都超过了斯威夫特；就对社会感应的敏锐性报刊文章来说，鲁迅也远在《闲话报》与《旁观者报》的艾狄生、斯梯尔之上。若与擅长抒情的英国浪漫派随笔家相比，也更显其异彩：鲁迅能像兰姆那样娓娓动人地倾诉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人生世态，却无兰姆式的絮叨与琐屑；能像赫兹里特那样文思体势，磅礴如潮，却比赫氏更为凝重、节制；能像李·亨特那样趣味横生，构想奇妙，却比亨特博大沉雄；能像德·昆西那样具有敏锐、深邃的心理洞察力，却不像他那样有枝蔓冗长之病。

鲁迅散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鲁迅 《野草》 阐释

鲁迅曾说：“我自爱我的《野草》。”并且对自己不能再写出《野草》式的作品而感到万分沮丧与懊丧。文学界至上世纪以来对于《野草》这部小册子的研究历来呈现一种值得注意的特殊现象，即不论哪个时期的批评家，且不论他们对作者本人所持的政治态度如何，通常都会对《野草》的艺术成就有着较高的评价。但有趣的是，批评家们在阐释《野草》主题及作者意图时的仁者见仁与对其艺术成就的一致赞扬形成了旗帜鲜明的对比，阐释者们的意见和观点有时相去甚远，有时甚至完全相反。此种现象在《野草》研究和欣赏中普遍存在，不仅是对《野草》这部作品的认可和有力印证，还说明对《野草》的研究仍有可深入探索和挖掘的可能和必要。基于《野草》主题和艺术的复杂，阐释它更需要用多层次的视角与技术，从不同的视角加以观照。长久以来，批评界对《野草》的阐释更多地停留在政治上的意识形态批评，而换一个角度，多层次地对《野草》进行剖析、理解也许能让我们从作品中寻找到新的观点，得出与以往不同的结论。

以鲁迅与朱安的悲剧婚姻及与许广平的复杂爱情作为一个新颖的切入点，在以往的《野草》研究中是被刻意忽略和回避的。道义与情感之间的两难选择在《野草》中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反映，而这正是作为事件当事人的鲁迅所面临的现实处境。今天的文学批评与研究应该把作者看成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正常人，而不是将其妖魔化或者神话，更不应将其拉下政治神坛，又推上思想神坛。如果我们始终对研究对象采取某种仰望或俯视的极端姿态，则有些问题必然会被研究者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规避和忽视。

文学创作的契机和动力往往来自于作者对生活的深切体察，对个人生活境遇和苦闷的感受。《野草》中的部分诗篇正是鲁迅隐秘个人心理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表露，这些心理活动深刻揭示了鲁迅内心情感和道德的疑虑与冲突。胡尹强认为：“《新青年》团体酝酿‘散掉’的时候，鲁迅没有彷徨、苦闷，《新青年》团体完成分化、散掉的全过程，鲁迅也没有彷徨、苦闷，反而更坚定地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继续前进，至少小说创作反而更多更好了。而现在―――进入1924年了，分化、散掉的事实已经过去三四年了，鲁迅反而因此彷徨、苦闷起来，这就不大合乎情理了。”[1]

1924至1926年间，鲁迅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许广平从相爱到决定同居。正是在此期间，鲁迅写成了“自爱”的《野草》。鲁迅在为《野草》英译本写作序言时提到当时“大抵仅仅是随时的小感想。因为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词就很含糊了”[2]。

所谓措辞很含糊的“随时的小感想”在鲁迅当时的境遇中应该包含了他得到爱情时的欣喜和满足，更包含了其对爱情与伦理两难的考量与取舍。虽然母亲一手包办的旧式婚姻，使他不得不尴尬地维持了二十年有名无实的夫妻关系，但出于对母亲的孝顺，对道德的恪守，也包括对弱小者的同情与怜悯，鲁迅因为内心的善良而不愿伤害他人，只能默默承受这段婚姻带来的心理压抑。而自己珍视的与许广平的爱情，却只能背负着于当时中国社会环境所不齿的婚外恋、师生恋的罪名。当时的鲁迅身体状况堪忧，加之与论敌们的论战正酣，他一度怀疑自己在爱情方面的能力，担心没办法给许广平幸福的家庭生活，所以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恋爱有一种难以逾越的畏惧和自卑。一方面他希望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另一方面希望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时时苦恼于无法解决这道德责任与情爱的两难命题。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秋夜》开篇对枣树的描述，在日本学者片山智行看来，不仅寓意着作者对五四退潮的苦闷与寂寞和对当时黑暗社会的无奈与彷徨，还寓意着对自己婚姻状态的不满、沮丧及无所适从的复杂心情[3]。而与高大苍劲的枣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诗中出现的小粉红花的形象，小粉花在寒冷的黑夜里做着关于春天的美梦。鲁迅将小粉红花称之为“她”，并将女性气质的娇美柔弱赋予“她”，同时用一种怜悯同情的笔调描绘“她”。在《寒夜》中“枣树”与“小粉红花”的关系是不应该被忽略的。因为枣树“知道小粉红花的梦”，鲁迅借用这种隐喻的方式揭示了他与许广平之间的心有灵犀。

写作《死火》这篇散文诗时，正是鲁迅与许广平通信之初。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有评论者将其与鲁迅和许广平的恋爱联系起来：“冰山、冰谷的环境是鲁迅当时古寺僧人般的生活和孤寂的‘死火’遇‘温热’而复燃，象征被旧传统、理智压抑下去的感情，由于外界因素刹那间的复苏”[4]。

《复仇》中“温热”是激爱的决定因素，“温热”惊醒了“死火”。若以“死火”比喻许广平，则是符合她与鲁迅恋爱之初的真实情况的。作为学生的许广平，鼓起勇气主动提笔给老师鲁迅写信说：“苦闷则总比爱人还来得亲切，总时刻地不招即来，挥之不去。”并希望鲁迅能够“拯拔”她，她也曾表示过读了鲁迅的信，自己的心如“顿时在冰冷的煤炉上加起煤炭，红红地在燃烧”。许广平口中这种先“冰冷”后“燃烧”的意象，实质上也与“死火”相同。与“死火”相比“我”的形象更符合鲁迅当时的创作心态。文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哈哈！

当我幼小的时候，本就爱看快舰激起的浪花，洪炉喷出的烈焰，不但爱看，还想看清。可惜它们都息息变幻，永无定形。虽然凝视又凝视，总不留下怎样一定的迹象。

死的火焰，现在先得到你了！”[5]

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段话是一个自豪的胜利者内心情感的直白表露，是“我”得到死的火焰后的欣喜和在心理上获得的莫大满足与平衡。

在此之后的1925年，鲁迅写了《腊叶》。诗人借一片腊叶的来历，提到了庭院、院中的树、秋夜和繁霜，这一切都使把《腊叶》和《秋夜》联系起来成为可能。但我们能明显感觉到这两首散文诗中的情绪完全不同。作者以病叶和枣树自喻，病叶的蛀孔正如枣树的皮伤。

《秋夜》里，枣树很舒服地欠伸着枝干，他知道小粉红花的梦，秋后要有春。他也做着自己落叶的梦。而腊叶只经过短短的一年，“却黄蜡似的躺在我的眼前，那眸子也不复似去年一般灼灼”[6]。在《秋夜》结尾，诗人间接抒发了自己坚忍不折、奋发抗争的情怀。而在《腊叶》的结尾，诗人则沮丧地写道：“看看窗外，能耐寒的树木也早已经秃尽了；枫树更何消说得。当深秋时，想来也许有和这去年的模样相似的病叶的罢，但是可惜我今年竟没有赏玩秋树的余闲。”[7]鲁迅称“《腊叶》，是为爱我者的想要保存我而作的”。而“爱我者”何人，他曾说：“许公很鼓励我，希望我努力工作，不要松懈，不要怠忽；但又很爱护我，希望我多加保养，不要过劳，不要发狠。这是不能两全的。这里面有着矛盾，《腊叶》的感兴就从这儿得来。”可见《腊叶》是鲁迅献给许广平的。但是鲁迅对爱情关系究竟能维持多久的担心，使我们从《蜡叶》中看到爱情带给鲁迅的心理负担似乎重于带给他的欢愉：“将坠的病叶的斑斓，似乎也只能在极短时中相对，更何况是葱郁的呢。”[8]鲁迅以枫叶颜色象征爱情的短暂，腊叶斑斓的色泽在很短时间内就会褪去，那想象中“葱郁的”叶的颜色可能会消褪得更快。中年病弱的鲁迅清楚地意识到，迟来的爱也许只意味着有限和短暂的生命力激发。对许广平来说，她年轻，受过高等教育，是北京女师大中的风头人物。她的果敢与外向与鲁迅的多疑和多虑迥然不同，他们之间的关系究竟能维持多久？他们的爱情何去何从？这些现实的问题使鲁迅担心忧虑，所以将其体现在《蜡叶》中诗人对于葱郁枫叶可能会更快褪去颜色的伤感。

从《秋夜》到《腊叶》，鲁迅似乎完成了个体生命的情感之旅。如果将《死火》作为散文集的一个转折点，我们就可以发现，在此之前的诗篇透露出的是鲁迅希望改变个人生活的强烈意愿，包括摆脱不幸婚姻和寻觅爱与合理生活的意愿。当鲁迅得到爱的时候写了《死火》。《死火》表现了愿望实现以后瞬间的满足和幸福感，多年压抑的情感得以释放，呈现了一种短暂的平衡心态。但在《死火》之后，我们感受到鲁迅又陷入了另一种心理紧张，那就是情感和道德的冲突，许多《死火》之后的散文诗都带着焦虑不安和自责。总之，野草是一本窥探鲁迅内心的书，书中有最真实的鲁迅。其中更凝结着鲁迅的意志、情感、心智、道德及个人生活和经验。如果能够在更广阔的视角下真正读懂《野草》，就能跟一个伟大的灵魂对话，能与之产生强烈的共鸣，而更重要的是，那样能使你看到一个鲜活、真实的鲁迅。

参考文献：

[1]胡尹强.鲁迅：为爱情作证―――破解《野草》世纪之谜[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

[2]鲁迅全集（卷4）.野草英文译本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56.

[3][日]片山智行.鲁迅野草全释[M].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

[4]锡金.关于死火和鲁迅与许广平的爱情[J].长春师院学报，1986（3）.

鲁迅散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鲁迅；周作人；中国新文学；中国现代文学；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I210.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3?0192?07

对鲁迅与周作人（以下简称“二周”）的比较研究，可以说自他们兄弟步入文坛以来，就一直为研究者所关注。一般说来，人们在研究鲁迅时大都会提及其胞弟周作人，而在研究周作人时，亦会提及鲁迅，这似乎已成为学界研究“二周”的惯例。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许多研究者“因人废文”，对周作人持有偏见。这不仅导致昔日并驾齐驱的周氏兄弟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地位悬殊，而且也决定了人们对周作人作品所持的批判态度。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思想和政治领域一些观念的拨乱反正，学界对周作人这个曾经“颇有争议”的人物逐渐放下偏见，开始认可并发掘其人、其作的价值。在此背景下，将周作人与鲁迅相提并论进行比较研究，更是彰显了学界对周作人价值的肯定。

一、有关“二周”的比较研究论文

统计分析

本文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和万方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为数据源，以“鲁迅与周作人”、“鲁迅周作人”、“周氏兄弟”、“二周”等为检索词，以文章的主题为检索范围，以1982年1月至2011年12月为检索时间段进行检索，将检索到的文献利用Note Express软件进行筛选，最后通过人工逐一进行内容考辨，得到论文194篇①。下文从三个方面进行统计分析和梳理。

（一）“二周”比较研究的论文年度分布

从表1来看，自1982年至2011年的30年中，关

于“二周”的比较研究呈逐步繁荣的态势：20世纪八九十年代（1988年和1990年除外）论文年发表量均未超过5篇（30年的年均值为6.5篇），而进入21世纪，情况有了改观，年均发文量达10.6篇②，其中2009年达到峰值，为18篇。值得一提的是，1988年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二周”比较研究中——无论从论文的数量还是从研究角度的开掘面来看，都是不容忽视的，它形成了一个研究的高潮。笔者认为，该年度之所以形成“二周”比较研究的高潮，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1987年10月召开了“鲁迅、周作人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这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极大地促进了学界对“二周”的比较研究②。其二，新的研究视角的开掘。如张菊香《鲁迅、周作人文化心态异同 论》[1]（29?39）、汤山土美子《我对鲁迅、周作人儿童观的几点看法》[2]（75?80）、黄乔生《域外世外——鲁迅、周作人与斯威夫特比较研究》[3]（65?72）。关于“二周”的文化心态、文化思想的比较，以及“二周”的儿童观与国外作家的比较，这些都是此前研究中未出现过的研究新视角。

总而言之，20世纪80年代初期，由于受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政治语境和主流意识形态的余绪影响，对周作人的研究仍少有人涉足，将周作人与鲁迅相提并论（而非反面陪衬）进行比较研究的更是凤毛麟角。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良好政治语境和学术氛围的形成，以及学术研究的长期积淀，关于“二周”比较研究的成果自然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

（二）“二周”比较研究论文的选题分布

从表2来看，1982—1991年间关于“二周”的比

较研究论文共34篇，讨论的热点问题是文艺观念（如人的文学、人道主义、文学思想的异同）、兄弟关系（如兄弟失和的原因）、思想观念和人生道路。该时期的研究属宏观研究，关注点主要集中于“二周”所走的人生道路，探讨他们为何会有截然不同的人生遭际，如周作人的附逆、“二周”失和的原因分析等。1992—2001年间共37篇，讨论热点除上述诸点外，新关注点是“二周”的散文创作研究，包括散文风格的分析和以具体作品或以相同题材为例进行的对比。2002—2011年间共123篇，该时期新的特点是：其一，文化研究兴起。对“二周”的比较研究视野也愈加开阔，此期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地域文化（越文化）、异域文化（主要是日本文化）、民俗等文化因素对“二周”的影响研究呈异军突起之势。其二，“二周”的翻译成就引起了学者的注意。其三，“二周”的儿童观与儿童文学创作，以及女性解放的思想等也受到了重视。

（三）“二周”比较研究期刊及核心作者统计

作为刊发鲁迅研究及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成果的重要阵地，《鲁迅研究月刊》（1990年以前为《鲁迅研究动态》）在近三十年来的“二周”比较研究中承担了主阵地的作用，共刊发论文49篇，占全部论文总数的25.26%。其次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共12篇，占论文总数的0.62%。此外，《党史纵横》、《齐鲁学刊》和《文艺争鸣》等期刊也是该项研究的成果发表的重要阵地。

按照公开发表的论文数量统计，学界关于“二周”比较研究的核心学者依次是：钱理群、舒芜、孙郁、李景彬、张铁荣、黄开发、肖向明、肖剑南和王风，这9位学者的发文量均在3篇及以上，其中钱理群为7篇，舒芜和孙郁为5篇，李景彬和张铁荣为4篇③，其余为3篇。从统计数据来看，前6位学者均为鲁迅与周作人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他们的研究起步时间早，而且在该领域的研究用功颇深、成果丰硕，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鲁迅和周作人研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

值得一提的研究成果还有各高校及科研院所硕、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据笔者统计，近三十年来关于“二周”比较研究的学位论文总体数量不多，其士学位论文主要有：肖剑南《东有启明西有长庚——周氏兄弟散文风格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有：张华《鲁迅、周作人散文文体综论》；郭洪蔚《鲁迅周作人对现代杂文文体的创造》，基本上都是从文体的角度切入研究的。

二、有关“二周”的比较研究著作

及学术会议概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学界对“二周”比较研究的逐步深入，关于“二周”比较研究的著作也陆续问世。

（一） 研究著作

1986年4月，李景彬出版了《周作人评析》，这是中国大陆新时期周作人研究的第一本论著。尽管它并非以“二周”比较研究为题，但其中不少章节都涉及“二周”的比较问题。作为新时期周作人研究和“二周”比较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李景彬于1987年出版了另一部著作《鲁迅周作人比较论》，该书12万字，辑有《论鲁迅与周作人所走的不同道路》、《民族英雄与民族罪人》、《鲁迅和周作人的散文创作比较观》等7篇论文。李何林先生在该书序言中说：“‘周氏兄弟’的比较研究虽然早已有之，但像这样用一组系列论文的方式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还是一个可喜的创新。”[4]（2）

这两部著作所采录的资料多为第一手原始资料。据彭小燕调查，“当时周作人的作品及相关文献除他 生前自定出版的外，大都尚未整理出版”。而李作史料与理论阐述并重，史料部分包括“周作人未出版的部分日记”，以及通过“南京档案馆、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做的相关调查，又得到香港、台湾方面相关信息的剪报”[5]（35）。在数量如此庞大的文献基础上对周作人的一生进行评价实属不易，因而李景彬的研究堪称20世纪80年代前期周作人研究的一个极其饱满的开局。

钱理群关于“二周”的研究著作有：《周作人传》，该书以时间为序，梳理了周作人一生的行为、心理、情感与思想。如周作人少年求学，追求个人解放与自由，成为学者之后启蒙救国，追求人格独立与思想自由，后来由“士”入“仕”，成为日本人的走狗与帮凶，并出任汪伪政府的教育总署督办。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开始“紧跟形势”，写了许多赞美平民化的文章。可以说周作人的思想轨迹，钱先生研究得透彻、明了，在边叙边议、边梳理边总结中把一个性格复杂、思想多变、才华出众且勤于读书写文的周作人展现在读者面前。《周作人论》从“20世纪中国大变革中的历史抉择”、“探索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道路”、“动荡时代人生路的追寻与困惑”三个章节论述周作人的思想、文学创作历程。该书与钱先生之前关于周作人的研究论文内容大体一致，但又不乏新的创获。这两部著作虽不以“二周”比较研究为题，但部分章节都涉及了与鲁迅的比较。如，《周作人传》中的第一章“说不尽的童年——在绍兴”，第二章“发现新大陆——在南京”，第三章“在第二故乡——在日本”等都有兼论兄弟二人的内容。

1999年9月，钱理群出版了《话说周氏兄弟——北大演讲录》，该书是其为北大中文系学生开设“鲁迅、周作人的思想研究”课程的讲稿结集。在书中，钱先生以“二周”的“立人”思想、妇女观与儿童观、外来文化观、传统文化观、改造国民性等问题为切入点，在讲述鲁迅的思想真谛后，又讲述了周作人对鲁迅的补充以及与他的差异，对兄弟二人，都能做出比较客观的分析和评价。其目的正如他在该书《后记》中所述：“本书有不少内容是对周围的现实与九十年代的社会、文化思潮的直接评述，在讲清楚鲁迅、周作人基本思想观点的基础上，更注重他们这些思想观点在中国的当前现实中的意义，目的是启发听者对中国现实生活中的问题的思考。”[6]（305）

20世纪90年代，孙郁出版了《鲁迅与周作人》，该书曾在学界引起过重大反响。该书执着于周氏兄弟的参照与互证，集中探讨了本是同根生的兄弟俩因秉性、人生道路、交往圈子等的不同，而导致两种截然相反的结局，“一个张扬着生命的热力，在对苦难的抗争中，把生存的意义指向了永恒；一个恬静超然，默默地品尝着生的苦涩，在忍受与自娱中，得到生存的快慰”。[1]（3）作者不再把鲁迅当成神，而视为人；也不再把周作人看成鬼，而以平常心待之。钱理群曾对该书给予充分肯定：“他忠实于自己——忠实于自己阅读鲁迅、周作人原著的感受，忠实于自己的生命体验。”“这是一本敢于说出真相，有着真性情的真实的书。”“作者把自己的生命投入，读者从书中看到了主体与客体（作为研究对象的鲁迅与周作人）的相克相生中的融合，感受到了生命（与学术）的活力，感召力，与启示力量。”[8]（62）此外，关于“二周”比较研究的著作还有：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舒芜集》（第三卷），收录了舒芜先生关于“二周”比较研究的4篇论文：《鲁迅、周作人失和以前的兄弟关系》、《周作人对鲁迅的影射攻击》、《鲁迅、周作人失和决裂后的间接联系》和《鲁迅、周作人后期的相同点》。

肖剑南《东有启明西有长庚——周氏兄弟散文风格比较研究》一书是作者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充实而成的，共分四章，主要对周氏兄弟散文风格作了比较和研究。具体内容包括：雍容疏放与从容恣肆——周氏兄弟记叙抒情散文风格比较研究之二；在“深识”与“博识”之间——周氏兄弟杂文随笔风格比较研究之一；“非凡的天才”别致的“诗美”追求；古源与新源交汇——“鲁迅风”与“启明风”的民族性与异域性等。

（二） 学术会议

如果说研究论文及专著还只是研究者自发的个体行为的话，那么学术研讨会则属于一种群体行为，它定期或不定期地将某一领域的研究者汇聚一堂，集体探讨某些问题，这既能集思广益，亦能互通信息，而且学术会议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官方的话语和态度。

1987年10月14日至16日，由南开大学中文系、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中国现代文学馆联合发起的“鲁迅、周作人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围绕周氏兄弟的思想、创作、译介、古籍整理等方面的功过是非，分别从社会、文化、伦理、政治、文学等不同角度，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热烈的讨论。会上，钱理群、李景彬、张菊香、赵京华、陈福康等学者分别从人生哲学、生活道路、文化心态等不同角度比较了周氏兄弟的异同[9]（172）。此次会议将周作人与鲁迅相提并论作为讨论的主题，标志着学界对待周作人的态度已由“解冻”步入了“春暖花开”，它极大地推动了对“二周”的比较研究。

2003年11月5日，河南大学出版社和北京鲁迅博物馆联合举办了“周作人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出版工作座谈会”。会上，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室副主任黄乔生指出：“研究鲁迅不能回避周作人，同样，研究周作人也不能回避鲁迅……周作人不但本人为鲁迅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而且他的人生道路，思想发展历程，文学业绩与鲁迅有密切的关系，深入开展周作人研究必然对深化鲁迅研究有帮助。”[10]（76）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舒芜指出：“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以平常心和学术研究的态度从事周作人研究，《鲁 迅研究月刊》刊发的研究周作人的文章越来越多，形成了良好的学术氛围，是可喜的现象。”[10]（76）

2009年4月19日，中国鲁迅研究会、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举办了“言说不尽的鲁迅与五四——鲁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学术研讨会”。会议主要就鲁 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鲁迅研究的历史回顾和展望等议题展开了较为深入的讨论。会后，与会者提交的论文结集出版。该论文集分为四辑，大致依照“鲁迅与五四”、“鲁迅思想”、“鲁迅与文艺”、“鲁迅研究史”等主题编排而成，其中有不少论文都涉及“二周”的比较研究。

三、有关“二周”比较研究的热点

归纳及特色述评

近三十年来，学界对“二周”的比较研究已涉及他们的成长经历、人生道路的选择、思想和文艺观的差别等诸多方面。总体来看，这些研究的关注热点和呈现的特色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

（一） 关于“二周”的比较研究之热点

1. 关于“二周”对不同人生道路的选择

考察“二周”所走的人生道路，以及由此导致的对兄弟二人截然不同的评价：一个是民族英雄，另一个是民族罪人——这类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研究中较为多见。如上文统计有8篇，其中以李景彬《伟大的叛逆和平庸的“流氓”——鲁迅与周作人比较 论》[11]（24?31）、《潮汐有信 沉浮无情——续论鲁迅与周作人所走的不同道路》最具代表性[12]（20?28），均以“二周”对不同人生道路的选择这一宏观层面进行整体把握和细致的比较分析。其他学者对此亦有深入研究，如钱理群指出：“鲁迅的道路完整地体现了中华民族觉醒的历史发展方向及其全部丰富性与深刻性。”“这一道路，给中国知识分子以至整个中华民族以巨大影响，至今仍闪烁着不朽的光辉。”而“周作人的道路，以悲喜剧的色彩表现了中华民族觉醒过程中的全部复杂性与曲折性。他曾经背叛封建士大夫阶级，成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的启蒙思想家，但他拒绝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渐渐远离时代的主流，漠视民族的奋起，反对人民的斗争，虽几经挣扎，仍不能冲破封建传统思想的罗网，并沦为帝国主义的附 庸”[13]（250）。其他如廖超慧《鲁迅周作人异同论——纪念鲁迅诞辰110周年》[14]（30?36）、《同路未必真同志——鲁迅、周作人前期人生道路之比较》[15]（47?51）。

2. 关于“二周”文学观的比较

从表2可以看出，关于“二周”文学观的比较共有论文30篇，占总论文数的15.46%。有的研究者通过对“人的文学”和“为人生的文学”两个口号的细致比较，指出“虽然在字面上相差不多，但前者总的看来属于‘五四’以前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文化的范畴，而后者则属于‘五四’以后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范畴”。[16]（38）有的从“人道主义理想”、“人道主义实现方式”和“人性观”等角度对比了“二周”人道主义思想，指出鲁迅的人道主义多呈利他性、包容性、真实性、现实性，注重抗争战斗，而周作人的人道主义则多呈利己性、局限性、虚幻性、空想性，倾向平和中庸[17]（26）。还有的指出，反映在作品中的周作人的文艺思想，既有人文主义、理性主义，基督教式的近代现世主义精神和执着现实、迷醉人生、向外扩张、表现自我的西方审美意识，又有以东方佛道为基础，充满出世精神，超越现实，忘却物我，以虚幻无为的方式把握世界万物的东方传统审美意识，二者的并存、综合、同化作用，使他的创作能够在充分接受希腊、日本等文化的同时，仍不失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真精神。[9]（173）

3. 对“二周”兄弟关系的研究

这类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二周”兄弟失和历程的叙述与原因的分析。从表2的统计数据来看，此论题一直颇受研究者青睐，共有25篇文章，占总论文数量的12.89%。其中，赵英的《鲁迅与周作人关系始末》（上篇）是此类研究中较早也是较全面考察“二周”兄弟情谊的代表作[18]（73?80）。该文从“二周”少年时期、在南京、在日本、从日本归国、北京—绍兴、北京的合作、决裂、分道扬镳、鲁迅逝世以后、“诗与真”的回忆这十个阶段来分析他们兄弟情谊的变化历程。其他如陈漱渝《东有启明西有长庚——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前后》[19]（10?18），舒芜《周作人对鲁迅的影射攻 击》[20]（45?53）、《鲁迅、周作人失和决裂后的间接联 系》[21]（45?48）。近年来，随着一些相关的档案、书札等新材料的发现，关于“二周”失和原因的研究仍然是研究者关注的热点之一。

4. 本土、异域文化对“二周”的影响

包括浙东文化、“鬼民俗”、“二周”作品的乡土气息、日本文学经验等，这类研究从地域文化、乡土民俗以及异域文化等角度考察“二周”作品，进而分析这些文化因素对他们的影响。如张钊贻《鲁迅、周作人与东党林》[22]（58?59）、刘彦顺《论鲁迅、周作人与传统文化的关系》[23]（31?34）；刘伟，柴红梅《鲁迅与周作人对日本文化选择的比较研究》[24]（107?109）；黄乔生《鲁迅、周作人与韩愈——兼及韩愈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评价》[25]（25?38）；郝庆军《两个“晚明”在现代中国的复活——鲁迅与周作人在文学史观上的分野和冲 突》[26]（1?26）；肖向明《论鲁迅和周作人“鬼民俗”的记忆与想象》[27]（86?90）；张佳佳，邹菊兰《中庸与周氏兄弟》[28]（281?282）；傅祖栋《“剑气”和“书气”——从散文看鲁迅与周作人对浙东文化精神的不同传 承》[29]（47?50）。这些研究是新时期文化研究兴起后的产物，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研究视角。

5. 关于某类文体或文学创作风格、技巧等的比较

前者如杂文、新诗、儿童文学、同题散文等，后者如文学语言、讽刺艺术等。这类研究以某类文体，或从文学创作中的风格、技巧等某一个问题切入，对“二周”作品及其文学思想进行比较，属于“小题大做”式的研究。如宋其蕤《鲁迅和周作人儿童与儿童文学观比较》[30]（47?52），李平《和实生物 同则不继——鲁迅与周作人同题忆人散文比较》[31]（53?56），章永林《论鲁迅与周作人新诗创作的异质性》[32]（29?31）。此外，关于“二周”的比较研究，也不能忽视将“二周”与时人的比较。如叙述“二周”与章太炎、蔡元培、、陈独秀、胡适、茅盾、梁实秋等同时代著名学者、文人之间的交往，并将“二周”与他们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章亦有不少。

（二） 关于“二周”的比较研究之特色

从上文的数据统计与分析梳理来看，近三十年来学界关于“二周”的比较研究，具有以下方面的特色。

1. 由总体上的宏观研究转入局部细致深入分析

总体而言，学界近三十年来关于“二周”的比较研究，其总的趋势是：其一，研究者的视角由总体把握而转变为局部的深入开掘，研究的论题也日益细致和具体化。这是学术研究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向纵深发展的一条普遍规律，即由宏观论述转为微观剖析。其二，旧话题时常翻新意，新研究领域不断被发掘。一些关于周氏兄弟的“老话题”，如他们所走的人生道路与兄弟失和等，依然成为研究者们关注的热点。尤其是周作人的附逆和“二周”失和，这两个容易引起争论（甚至是疑案）的论题历来为研究者所关注，时常会因新的材料被发现而出新论断，抑或因新的研究方法、新理论的引入而出现颇有新意的一家之言。如林分份《“权威”的陷落与“自我”的确立——对周氏兄弟失和的另一种探讨》，该文“避开以往研究侧重对兄弟失和之因的直接探讨，转而关注决裂前后周作人在伦理身份、文化主张及个人姿态方面与鲁迅的差异乃至对立，由此考察周作人‘自我’确立的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心理特点，揭示其自我塑造的独特性和思想发展的复杂性，以及其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33]（20）。新研究领域的开掘，如文化研究、“二周”的儿童观与儿童文学，以及文学翻译等都是近十年来学界不断开掘出的新研究领域。从表2的统计来看，关于“二周”的儿童观与儿童文学的文章有9篇，从文学翻译角度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章有9篇，而关于女性思想解放的文章也有3篇。

2. 逐步褪去附着在“二周”身上的光环与魅影

近三十年来，学界关于“二周”身后的评价，尤其是对周作人的重新认识与评价，已经由用学术化的科学分析代替了革命义愤和道德谴责。20世纪80年代，“由于种种思想上的禁锢习俗和思维惰性”[34]（73），一些研究文章仍带有较浓的政治和道德评判色彩，如李景彬《伟大的叛逆和平庸的“流氓”——鲁迅与周作人比较论》、廖子东《独立擎天的红桧与摇摆弯腰的杨柳——鲁迅与周作人思想文学比较论》[35]（40?49）。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现象消失殆尽。这是学术研究的正态走势，它有利于研究者抛却固有的思想观念的束缚，从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回到鲁迅那里去”，“回到周作人那里去”，用客观、学术化的眼光和立场，去发掘、评价“二周”的实际价值。

3. 新的研究领域与视角不断开掘

任何学术研究要想获得生生不息的活力，都必须不断开阔视野、拓宽思维，或发现新材料、引入新的研究方法，或开掘出新的研究领域与视角……纵观近三十年来的“二周”比较研究，就是这样一个不断开掘出新的研究领域与视角，不断在各种观点的砥砺中去伪存真逐步繁荣的过程。如上文所述，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晚明思想的濡染，还是浙东文化、“鬼民俗”、日本文学等的影响，都无疑是“二周”比较研究中难得的新视角。这些新视角连同“二周”的儿童观和儿童文学创作、女性思想解放、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等新研究领域，必将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继续促进“二周”比较研究的兴盛。

四、结语

近三十年来学界关于“二周”的比较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对“二周”与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开掘度尚待进一步加强。这需要研究者在“回归鲁迅”、“回归周作人”的过程中，也要回归经典，深入研读和发掘它们对中国传统士人灵魂的深刻影响，进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世界，以便能真正与“二周”进行对话。二是受近年来文化研究和学科交叉泛滥等的影响，一些研究者急功近利，将某些所谓的文化符号、新研究方法随意比附周氏兄弟，或将一些新名词、新概念生搬硬套到“二周”身上，生吞活剥，进而制造出所谓的新研究成果——这是不可取的研究歧途。

学术研究的终极目标当是指导当下的社会生活，关于“二周”的比较研究也应该重在发掘其对当今社会的指导意义，探讨其与现实对话的可能性。正如钱理群先生所言：“在讲清楚鲁迅、周作人基本思想观点的基础上，更注重他们这些思想观点在中国的当前现实中的意义，目的是启发听者对中国现实生活中的问题的思考。”[6]（307）随着“二周”文集的进一步整理和深入研究，以及相关文献的发掘、新研究视角的提出，关于“二周”的比较研究一定会继续推陈出新。

注释：

① 此数据不包含硕、博学位论文（据笔者统计，此类论文数量不多，详见下文）。另因条件所限，本文对港、澳、台地区及国外发表的相关研究成果只依据《鲁迅研究月刊》刊发的论文进行统计，因此不可避免地会有遗漏，但相信遗漏的只是极少的一部分，不会对论文的统计结果和讨论产生实质影响。

② 统计主要基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万方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未及纸质或其他媒介刊发而未被录入以上二库的研究文章。

③ 1988年刊发的10篇比较研究论文中，有2篇与1987年的“鲁迅、周作人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直接相关。即：舒芜《参加“鲁迅、周作人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的学习心得》（载《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1期），高远东《鲁迅、周作人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概述》（载《文学评论》，1988年第1期）。

④ 由于受本论题统计时限的制约，李景彬先生的另2篇关于“二周”的比较研究论文尚未统计进来，它们是：《论鲁迅与周作人所走的不同道路》（《文学评论》，1980年第5期），《两个寻路的人——鲁迅与周作人比较论》（《晋阳学刊》，198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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