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信仰是人们的精神支柱，是理性的基础和情感的根源，能给人强大的精神力量，克服对人生短暂的无奈伤感以及对死亡的恐惧悲哀。孔子把目光投向广阔世界，看到那些永恒存在，在时间淘洗中巍然不动的事物。他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松柏长青，不畏严酷的外部环境，傲然挺立。孔子看到山水，主张“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论语•雍也》），山巍然屹立，草木茂盛，鸟兽繁衍；水奔流不息，是生命之源，活泼轻灵，变化多端。山水永恒，生机无限，人应像山水一样，“仁者寿，智者乐。”（《论语•雍也》）山水让人有感情的依托，有美好的生命状态。孔子站在河边，无限感慨：“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世界像流水一样总在不断变化，人生也是如此，无法停留，更不能回头。但这滚滚流水，前赴后继，义无反顾，却形成了这浩浩荡荡的江河。江河如此，历史、人生也是如此。青春不再，必将步入暮年，归于死亡，但人生会留下精神的闪光，历史会有文化的创造，世界永远生生不息。信仰是向更高远深邃处思索的结果，要超越现象，寻找到更真实的本质存在，作为人生的根基。孔子相信宇宙自然、社会人生背后有永恒的“道”的运行，人要体会“道”，按照“道”的原则去做，如君子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与逃避现实的长沮桀溺等人不一样，孔子有人生的使命感，不因外部环境而改变自我。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是人就要有人的生活、追求和事业，不能躲到山林中与鸟兽为伍。天下有道，不能改变自己的理想。君子要超越现实的物质需要，努力追求精神性的道：“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道是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的规律、道理，但道并不是有什么神秘力量的主宰者，而是存在于人的精神之中。所以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在这里，孔子的话表明了信仰与宗教的不同。信仰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而宗教则强调了“神”或“上帝”的绝对权威，要人摒弃理性，去膜拜、服从，容易造成人的异化。“孔子儒家思想不是宗教，但孔子给后人以生活的信仰。”[1](119)“道”是抽象的存在，是思考的结果，是对事物现象背后的抽象本质的把握，有各种事物之道、人道、天道。人的生存离不开身边的物质世界，要遵循人生的规律，更要去理解“天”，依靠天道。所以，孔子谈论“道”，还常常谈到“天”，作为自己的信仰。在《论语》中，“天”的含义丰富，总结一下，大致有两种情况。第一主要指自然界抬眼看到的天空，如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在《论语》的许多地方出现“天下”这一说法，此处的“天”也是天空的意思，天下则指人间世界。如“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论语•泰伯》）。再如子贡说：“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论语•子张》）天是不能用台阶来升到上面去的。郭沫若就曾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解释“天”：“孔子所说的天，其实只是自然，所谓命是自然之数或自然之必然性。”[2](34)第二指一种主宰的、不可抵抗、不可改变的力量，或万事万物生成、变化的根源。如孔子说：“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颜渊死，孔子说“天丧予，天丧予。”（《论语•先进》）孔子在匡遇到危险，他说：“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孔子认为自己担负着“天”所赋予的崇高使命，匡人不能把他怎么样。“仪封人”拜见孔子后这样说：“天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天下已经混乱很长时间了，上天要以孔子作为木铎，去传播上天的意旨。应当注意的是，在这些句子中，似乎“天”具有人格神的意义，能支配世界万物。哲学家冯友兰也认为《论语》中孔子所说之天，“皆主宰之天也。”[3](35)但实际上孔子重视理性，并不认为有这样的“鬼神”、或“上帝”。无论是第一种意义还是第二种意义，“天”都给人以永恒、崇高、神圣的意味，都是人们的信仰。抬头可见的、自然的“天”高远深邃，不可企及，日月星辰，永恒不变；包括宇宙，化育万物，给人以生命，佑护人的生活。不可见的、抽象的“天”更是所有存在的根源，创生世界，力量无穷，智慧广大，永恒存在。这两种意义有时结合在一起，更令人崇敬、信仰，如“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有了对“天”的信仰，生命才有根基，人生才有意义，超越动物状态，不断达到更高的精神境界，体会崇高、神圣和永恒。生命不再虚空，变得充实丰盈；死亡不再可怕，因为精神获得永生；人生不再低贱卑微，孤独无助，因为“天”在我心中。人生有明确的目的，精神有永恒的归宿，行动有确定的准则。不再为无谓的烦恼而分心，不再被现实的欲望所羁绊，不再被生活的困难所吓倒。充满力量、热情和信心，去勇敢面对生活，发挥潜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天人合一，努力奋斗，体现“天”的存在，为世界添光彩。

二、孔子儒家文化信仰的力量

因为有信仰，孔子重视人的精神特性，不断学习和思考，坚定执着，一生奋斗，获得精神的自由，从“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因为有信仰，生命有根基，有丰富沉实的意义，有崇高和神圣的使命感。为了心中的信仰，要毕生努力，毫不松懈。孔子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仁”的含义丰富，“仁”即“人”，“仁者人也”，（《中庸》）“仁”包括“爱人”的意思，还包括信仰的内容。因为有信仰，孔子能超越死亡，坦然面对有限的人生。生命不是虚空，死亡也不是令人恐惧悲哀。孔子对弟子这样描绘自己：“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为了信仰，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信仰让平常的人也变得勇敢，坚贞不屈，不可征服：“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孔子用自己一生的奋斗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成为指引后世人生道路的精神灯塔。心中有坚定的信仰，这种精神必然表现出来，感化他人。孔子桃李满天下，弟子三千，造就“七十二贤人”，各自成就自己的事业。弟子们对孔子的道德、学问崇敬不已。颜回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论语•子罕》）子贡认为普通人不能认识孔子，是因为孔子非常伟大，普通人的眼界达不到理解孔子精神境界的高度：“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论语•子张》）子贡还把孔子推到让人仰望的至高地位：“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孔子如日月高悬，谁要诋毁孔子，只能是自不量力，自取其辱罢了。汉代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也对孔子仰慕不已。他在《孔子世家》中认为孔子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令人“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司马迁还说“: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孔子给中国人留下宝贵而永恒的精神财富。

三、孔子信仰与中国文化

孔子是中国文化的象征，是中国人人生追求的精神导师。在他身上体现出信仰的力量，然而这种信仰并不只是他自己的创造，而是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的根基。他的信仰继承前人的精神成果，是众多先哲智慧的结晶，是悠久历史经验的总结。梁漱溟曾论孔子，认同夏曾佑、柳诒征的观点，特别是觉得柳诒征说得更明确：“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4](231)孔子的信仰正是继承了先哲们的精神探索，并身体力行，努力阐释、弘扬的结果。他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他学习周代的文化：“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制礼作乐，规范天下的周公是孔子的榜样，孔子晚年感叹地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尚德”的周代文化取代了“尚神”的商代文化，使中国走上了人文的道路，推崇理性，“以德配天”，而不是靠什么“神灵”的保佑来生活。周代的“以德配天”即是人的德性与“天”相和谐，也就是人的精神与“天”密切联系，来保证人的生存和发展。孔子对“天”的信仰与周代文化的这种特征一脉相承。信仰是精神对世界、人生探求的结果，周代文化中的世界观、人生观也表明这种对“天”的信仰，集中体现在《周易》中。《周易》是周代卜筮之书，也是周代的哲学著作，司马迁说周文王“拘而演周易《”。周易》向人们展示了永恒存在的自然景象，“八卦”即是“天、地、山、泽”等八种最基本的自然现象。而且“形而上者谓之道”（《周易•系辞上》），现象之后又有抽象的“道”的存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周易•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之謂易”（《周易•系辞上》），阴阳变化，万物生生不息。人是万物之一，生于自然天地，也起源于“道”的运行。《周易》中的一段话表明了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也表明中国人的信仰：“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周易•系辞下》）中国人正是这样来观察身边的事物，发挥精神的特性，思考世界和人生。而“天”高高在上，代表自然，也是思考的方向，是信仰的所在。孔子与《周易》的关系十分密切。他非常喜欢读《周易》，以至于“韦编三绝”，（《史记•孔子世家》）他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而且孔子对《周易》的成书有重大贡献，在孔子之前，《周易》是卜筮之书，孔子作《易传》，对艰深晦涩的《周易》进行解释，使《周易》成为一部蕴含宇宙自然、社会人生规律的哲学著作，体现了中国古人（既可以说是周代贤哲也可以说是孔子）的世界观、人生观。孔子学习、解释《周易》，继承和发展周代的思想，其中也包括信仰。孔子承上启下，奠定中国文化的基础，也为中国人树立了信仰。中国人有崇高、神圣的人生使命，努力奋斗，追求天人合一。如《礼记•中庸》中说人要努力发挥自己的能力，达到“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与天地参”的境界。司马迁立志撰写《史记》，虽“身残处秽”，但“就极刑而无愠色”，因为他有自己的使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东晋王羲之在著名的《兰亭序》中写道：“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心情快乐时“不知老之将至”。其中“仰观俯察”、“不知老之将至”的字句分明出自于《周易》和《论语》。南北朝时期的刘勰曾梦到自己手捧丹漆礼器，随孔夫子南行，他著作中的前三篇分别为《原道》《宗经》《征圣》，他的思想与儒家文化一脉相承。他在《原道》中写道：人“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天地万物“郁然有采，有心之器，其无文与”？人要努力创造，为天地自然增加文采。自由浪漫的唐代诗人李白在其《古风》诗中也写道：“我志在删述，重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他自比于孔子，希望有所建树。

四、结语

家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我国古代儒家乐舞理论《乐记》中说“大乐与天地同和”这强调的是儒家思想精髓——“和”。古之乐舞与天地同音、同韵。乐舞表现的内容与自然带给人的感受相统一，是自然与人的统一。古典舞有许多作品都是以自然生物为载体抒发某种情感或表达某种精神的，譬如舞蹈表现梅、兰、竹、菊，是以这些花卉的品格来抒发一种傲然独立、与世无争的优良品质。是自然界与人生观的和谐统一。其中“和”的思想有着重要作用。古典舞身韵中讲求“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力与形合”，“心、意、气”的统一与协调，正是儒家思想“和”在舞蹈中的运用。“和”是内外的统一，是内在意识与外在姿态的统一协调。中国古典舞讲究精、气、神，注重外在的动作、线条，更注重内在的精神状态与外在动作一气呵成，贯穿统一。舞蹈要有梅、兰、竹、菊的精神，就需要肢体语言与这些花卉的精神相符合，因此此类舞蹈的动作多用控制、延伸等动作，外形相似且情感抒发恰到好处，意境也与动作相符。这样才能表现出梅的顽强，兰的空灵，竹的坚韧，菊的傲然。精、气、神完全贯穿其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处理，正是中和之美的体现。我国多地出土各朝的舞人画像以及雕塑，像我们展示了当时人们的舞蹈体态。汉代盘鼓舞、巾舞以及袖舞所表现的舞人舞姿婀娜、体态轻巧。而建鼓舞、刀舞的舞人又充分体现了动作刚劲有力、直率豪放。我国古代崇尚儒学，注重礼节，由此可见汉代儒家的中和思想在舞蹈中的体现，即有柔美温婉，亦有豪迈直爽，二者的同时出现体现了一种中国特有的包容文化，一刚一柔的和谐融汇体现了舞蹈之“和”的美学观点。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刚柔相济是儒家中和思想的重要体现。中国古典舞被称为是“划圆的艺术，古典舞中“圆”的运用是古典舞主要审美特征之一。古典舞的动作圆融，无棱无角，体现了儒家文化的精髓核心，圆在古典舞中运用之广泛，与儒家文化崇尚美、崇尚自由、崇尚自然、遵循中庸的和谐之道有一定关联。儒家处世之道是仁义、和谐、中庸，这样的道德精神是一种圆柔、从容。古典舞万变不离圆，以圆为主要动作。圆给人以圆润、团结、和谐的美好意象，“和”之思想亦在圆的变化中相互对立统一。正是因为有了儒家文化对中国舞蹈的长期熏陶，才使中和之美在舞蹈中得以长存，儒家的和谐、和合便是古典舞的处世之道、为舞之道。

二、风乎舞雩

“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篇》中的最后一节，记述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四人与孔子聊天的情景。孔子主张“乐与政通”，用乐舞教化人、将“礼”、“仁”渗透人心，成为潜意识中的美德所在。这便奠基了古代舞蹈的传统思想，儒家文化与舞蹈动作的结合，形成了中国古典舞典型的审美。儒家思想倡导民族融合、国家统一，因此我国古代舞蹈更是丰富多样，“太平和合”的思想境界促使我国舞蹈包罗万象。隋唐两代继承融合了南朝的汉族传统乐舞和北朝各民族乐舞，如此强大的吸收文化正是因为拥有厚重的儒家思想引导致使，儒家文化的“和”，使唐代文化得以融合、相互交流，促进发展，使唐代舞蹈成为中国舞蹈史上最为兴盛的时期。比如当时健舞和软舞以矫健豪放和柔美温婉而区分，正是阴阳相合，对立统一之和。中国古典舞刚柔并济、形神兼备、身心并用、内外统一的境界正是“和而不同”“因中致和”的体现。儒家文化将仁、义、礼、智、信概括为五种基本道德规范，这是儒家思想的行为体现。而中国古典舞亦将这五种思想融入其中。中国古典舞注重神韵，“以神领形，以形传神”。其神，正是古典舞中正的神态，中庸、中和是贯穿于舞者内心，是植根于整个民族的思想。唯有心胸常驻“仁爱”，神态才会含蓄而美好，有“爱人”之心，才会舞出古典舞的精髓；中国古典舞受武术影响，其“义”与“信”的精神贯穿始终；孔子的“礼乐”思想实施于当时社会各个阶层，周代乐舞《六代舞》《六小舞》即是礼仪的呈现；古典舞的“闪转腾挪”“提沉冲靠”，都是力的巧妙运用，是中华民族的智慧体现。在儒家文化影响之下，古典舞浸润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因此，古典舞是尽善尽美的之舞，是中庸平和的之舞，是朴实唯美的之舞。

三、大美无言

家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文化；软实力；文化资本；国家文化资本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5-0125-005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有着极为丰富的民族文化传统和庞大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乃至世界文化史上一笔宝贵的财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实现了放飞经济的梦想，综合国力有了显著提高：按GDP总量计算，中国2010年已跃居世界第二位；有关专家预测，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到2020年，中国的GDP总量将首超美国而跃居世界第一位。但遗憾的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的道路上，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发展却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文化发展曾一度让位于所谓的经济，甚至沦落为“经济唱戏”搭台的配角，国家和民族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状况的严重失衡实在是与中国这样的世界文明古国和经济强国的地位极不相称。中国（中华）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在全球化大潮的冲击下却原地踏步，不进反退，完全没有发挥五千年深厚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应有的作用，个中缘由发人深省。

庆幸的是，自2011年起，党中央和国务院对文化在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影响、所扮演的角色、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及其国际影响力等方面予以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先后把中国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发展纳入党和政府重点扶持的国策之中。早在201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发表讲话时就强调，要加快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形成与中国国际地位相对称的文化软实力，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仅三个多月后，在2011年10月15—18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上，就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为《决定》），明确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从时代要求与国家战略的角度，第一次从文化纲领、文化目标、文化政策上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和“中国道路”。《决定》强调了中国国家和民族文化未来的创造与文化创新，强化了国家和民族文化在国际竞争中作为软实力的重要性，吹响了中国从经济强国向文化强国迈进的号角。随后在次年召开的十决议中再次明确了文化发展在国家十二五规划及未来发展中的重要战略地位，这些都客观上为在全球化语境下宣传和推广中国（华）国家和民族文化，增强中国国家软实力及（中华）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提供了政策上的源动力和支持。问题也随之而来：国家的“文化强国”及其文化软实力战略目标虽然明确，但是迈向文化强国的“中国道路”到底该如何走？《决定》和十决议并没有给我们答案。正是带着这种明确的问题意识，本文立足于中国当前的国家和民族文化建设现状，以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资本论和美国哈佛大学约瑟夫·奈（Joseph Nye） 教授的软实力理论为基础，提出国家文化资本的概念，并从理论上对国家文化资本的概念、构成要素及其类型学展开系统研究，力图聚焦中国国家文化资本的发展现状，并创新性地提出国家文化资本的全球影响指数研究，拟以构建中的中国国家文化资本全球动态数据库和案例库为基础和起点，通过创新性动态计算和中国国家文化资本在全球的年度影响指数，为中国实现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文化强国”的“中国道路”提供一种可选择的、可靠的合理路径及研究的视角，最终也将为中国国家和民族文化昂首走向世界提供不可或缺的数据和理论依据。

一、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论：理论述评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化创意研究、文化产业研究及其文化软实力的理论研究可谓方兴未艾，但分析之后不难发现，这些研究要么聚焦文化与经济的关系，重点关注文化的产业开发及其所能带来的经济效益，要么受到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的影响，着重从理论和宏观层面上对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展开探讨，但对于文化作为一种资本和软实力实现的路径，尤其是从国家和民族文化发展的战略高度上对中国国家文化资本和软实力展开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十分鲜见。鉴于此，本文在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及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的基础上，大胆提出国家文化资本的概念，并对其展开学理和类型学研究，提出国家和民族文化资本国际影响指数的理念及模型建构，以期为未来中国国家文化资本全球动态数据库及案例库的建设打下必要的理论基础。

“文化资本”理论是由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于20世纪60年代系统地提出，后广泛应用于社会学、人类学，乃至经济学、地理、生物学、文学等领域，包括教育再生产、文学与文化经典形成研究等。但文化资本作为一个概念其实早在布尔迪厄之前就曾由孔德首先在《社会政体体制》中提及，古德纳随后跟进，在《作为文化资产阶级的新阶级》中提出：“这种文化向资产的转变，资产可以为私人所用并传之后代，正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所称的‘资本’。资本是对文化的私人占有，是把文化共有圈作私有”（Gouldner，1979：25）。

继孔德、古德纳之后，布尔迪厄通过其对法国教育再生产的社会学研究再次明确指出，资本是社会内在规律的潜在原则；资本同时也是积累的劳动，其积累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并能产生利润。布尔迪厄认为，人们一般只考虑经济理论中的资本，然而资本这种一向被视为十分“物质”的事物，完全可能以非物质的文化资本的形式出现。在布尔迪厄看来，文化虽不会直接转变成金钱，但却可以以一种隐形的方式产生利润。他坚持认为文化与经济上的资本有一些共同点，并特别指出文化“惯习”（habitus）和“倾向”（disposition）构成一个能够产生利润的源泉；它们可以为个人或团体所垄断，并在适当的条件下，可以代代相传。

布尔迪厄认为，资本以多种形态存在，文化资本只是其中的一种。在《教育社会研究与理论手册》的“资本的形式”一章中，他率先指出资本有三种基本形式：即，经济资本（economic capital）、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和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在其后期的著作中他又进一步探讨了另外一种资本类型：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布尔迪厄坚持认为，资本通过在场域中不同社会位置上的不平均分布而发挥效益，它体现的是社会成员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反映了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公。上述各种形态的资本之间可以互相转换，转换的比率随场域（field）的条件而发生变化。然而，布尔迪厄并没有拘泥于简单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资本，却转向了此前一直未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所关注的文化领域，尤其是教育领域。

作为一种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典型的资本形式，文化资本在布尔迪厄看来是个人经过不断学习逐渐积累起来的，与个人的资本密不可分割。其理论的核心在于：文化资本在某些条件下可以转换成经济资本，它是以教育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的。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论扩大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资本”概念，在一定意义上强调了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所形成的个人文化资本及其所蕴含的社会意义。

从布尔迪厄系统地提出“文化资本”的概念到后来学者让此理论在教育和文化领域的繁衍扩张，都没有离开文化资本的“私有性”。古德纳在《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中认为，文化变成资本的前提是，文化生产出来的商品必须被私人占有，而且拒绝为那些缺乏文化的人带来经济上的收入。不难看出，西方早期的文化资本理论研究都是以强调文化资本的个人累积性为出发点。

二、文化资本研究：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学说虽说起源于社会学的教育领域，但却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很大反响。中国学者也于21世纪初对布氏的文化资本理论开始了认真审视，出现了一批以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为主要理论支柱、从文化资本的视角对中国问题展开探讨的著述。国内对布氏文化资本学说的批评和应用主要有三种形式：（1）对布氏的文化资本学说采取拿来主义，直接运用于我国的教育领域；（2）对布氏的学说从理论上进行评价和介绍，主要以理论评介为主，目的是将布氏的文化资本学说引介给国内读者；（3）以布氏的文化资本理论为幌子，表面是将布氏的文化资本学说创造性地应用于各种不同的领域，其实是挂羊头卖狗肉：只是借用了布氏的文化资本的术语，然后行的是自己的所谓文化资本研究之道，与布氏的文化资本研究无论从方法论还是批评实践上都大为不同。

比如，有些学者基本上遵循了布尔迪厄对三种文化资本形式的区分，沿着文化资本与人力资本、文化产品和文化制度的关系等方向对文化资本与全球化、经济发展、阶层分析、个体发展以及后科学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探讨（薛晓源、曹荣湘，2005）。还有学者则从文化资本的性质入手，较为系统地探讨了文化资本的产生与积累、循环与周转、生产与再生产、流通与重组等问题；同时从实践上探索文化资源，尤其是民族文化资源资本化运作等问题，并建议根据文化的种类将文化资本分为三种亚类型，即固体的、产品的和流动的（李沛新，2007）。

有学者以中国西部民族文化为研究对象，认为西部大开发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以现代市场经济文化对民族文化进行重构的过程。而将民族文化资本化、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则是实现这一过程、弘扬民族文化的重要手段。民族文化资本运营是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与经济的协调发展之道，要使“经济‘嵌合’于文化”，才能实现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李富强，2004）

有学者则以文化贸易为主要研究对象，认为在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突出，文化不可避免地要参加世界范围内的大对话、大交流、大竞争、大角逐。而文化贸易在这种大竞争和大角逐中，将会扮演重要的角色，文化资本的国际运营因此而凸显其重要性。（王雪野，2008）。

也有学者（张鸿雁，2002）借力西方的城市文化资本（或文化首都——英语capital兼有“资本”与“首都”之意）概念，着眼于提升中国现代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在“经营城市”、“营销城市”的探讨中，提出“城市文化资本”运作的模式和意义，并结合城市形象理论，借用企业识别系统CIS （Corporate Identity System）的概念，提出了城市形象系统（CIS）战略，为如何构建城市新形象、提高城市国际竞争力提出了方案。该学者认为城市群体的教育程度越高、个人文化资本越充分，市民的文明行为举止就越有文化资本的意义。简而言之，城市文化资本是所有市民个人文化资本积累起来的总和，是集体的力量。表面上看，对城市文化资本的这种论断和分析均没有脱离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体系，其实它只是借用了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的术语，其对城市文化资本的研究与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的社会学研究大异其趣。

综观国内文化资本理论的研究现状，主要存在如下明显的不足：

1.理论方面，文化资本的理论创新研究不够，无论是以民族、企业文化，还是以城市文化为对象，其理论框架要么是照搬和套用布尔迪厄的理论，要么就是打文化资本之名，行文化经济产业（创意）研究之实，缺乏对文化资本理论要素的系统化分析，更谈不上形成我们自己的文化资本理论及其类型学研究体系；同时，国内对文化资本的理论研究也过于泛化、平面化和空洞化，研究的深度和角度有待进一步加强。

2.就方法论而言，对文化资本的论述及分析研究多采用简单的经济学分析方法，主要采用定性研究法，缺乏定量研究；如何将传统的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法很好地结合起来，就成为当今我国文化资本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之一。

3.文化资本理论探讨为多，实际应用研究很少。总体而言，国内现有的研究对我国文化资本的个体、个案或个别领域研究的较多，而对整个中国（中华）国家和民族文化资本的系统研究欠缺，更缺乏对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最为重要的指标——国家文化资本对于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及其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形成有效和系统的尝试性研究。

4.当前国内的文化资本研究过于注重个体、局部和细节，尚无系统的文化资本影响指数或评估体系研究。基于此，笔者认为只有有效地解决了如何衡量或评估文化资本的问题，才能真正为文化资本作为一种国家软实力找到一种理论依据和实践的风向标。当然，这在国外即使是文化资本研究相当盛行和成熟的西方社会学研究体系中也还是个有待解决的难题。文化资本缺乏有效的衡量手段和体系同时也是布尔迪厄文化资本论备受诟病的软肋之一。国家（民族）文化资本的衡量及其影响指数研究也正是本文重点关注并力求创新之处。

简言之，国内当前的文化资本研究存在着重文化产业经济和所谓的创意研究，轻理论创新及实证效果分析；多个体、平面及局部研究，少影响（效果）、立体及整体研究的现象。究其根本，就是文化资本既有研究总体缺乏理论创新研究，更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国（中华）国家（民族）文化资本全球动态数据库及案例库的支撑。这就客观上造成了当前国内相关的文化资本及文化软实力研究成果理论匮乏，采用的是拿来主义（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论和奈的软实力理论），对国家（民族）文化资本及文化软实力的实践效果分析长期不在场，导致现有的成果根本无法为“文化强国”的国家战略服务，亟须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进行大胆的创新性研究。

三、国家文化资本：概念与类型

在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论和美国政治理论家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的基础上，笔者首次提出国家文化资本的概念，并拟在此后的文化资本及文化软实力批评实践中系统地应用这一概念和理论。

所谓国家文化资本，笔者以为应具有以下几个含义（要素）：

1. 文化是资本的一种形式，文化资源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转化成文化资本；

2. 国家的文化资源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转化成国家的文化资本；

3. 国家文化资源的稀缺程度和开发利用程度决定了国家文化资本的价值；

4. 国家文化资本的使用价值也部分取决于对其文化资源的合理和绿色使用程度；

5. 国家文化资本是国家软实力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软实力的最重要的指标；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本文所谓的国家文化资本，其定义、构成要素和适用范围不同于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论，主要体现在：

第一，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主要是一种社会学上的概念，强调的是文化的个体体现，主要适用于隐形的教育领域；而本文所说的国家文化资本，则是基于经济学的资本概念，侧重于文化资源的市场化和商品化的过程，关注的是文化资源如何转化成文化资本。

第二，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构成要素主要包括三大部分，即具体化文化资本（embodied state）、物体化文化资本（objectified state）、体制化文化资本（institutionalized state），布尔迪厄所指定的这三种亚类型的文化资本之间的界限模糊，甚至相互交互作用，缺乏一个统一和清晰的标准线来区分，这也是布尔迪厄文化资本说常被批评家所诟病的地方之一；而本文所谓的国家文化资本，含义明确而清晰，强调的是文化资源具有的资本属性及其向商品转化的特性和过程，对其类型学研究也较为合理科学。依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就会产生不同的亚类型的文化资本：如有形国家文化资本vs无形国家文化资本，物质文化资本 vs 非物质文化资本等。

第三，由于国家既是一个政治概念，也是一个地理和文化的疆界，故国家文化资本从类型学的角度也可以理解为由以下无数多的亚类型构成：民族文化资本 vs 城市文化资本 vs 大学文化资本 vs 世界物质文化遗产 vs 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vs……视研究者的需要，可以长长地继续列举下去。但无论国家文化资本如何区分，其终极目的是要视研究者的需要而定，同时也要具有可行性和科学性。因此，本文所谓的国家文化资本，其类型学研究是尾端开放的，可因需而定。

结 语

上文我们主要从时代的需要和国家发展的要求，结合我国文化资本（文化软实力）研究的现状，提出了国家文化资本的概念，并从学理上剖析了其理论的来源及其与布尔迪厄文化资本论及奈的软实力理论的关系，对其与文化资源及文化软实力的关系也进行了简要的描述。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文化资本论的提出，其目的不是为了理论而理论，更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为了后续的相关系列研究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其中包括国家文化资本的测量体系建构，国家文化资本全球（国际）影响指数研究，国家有形文化资本和无形文化资本动态影响年度指数研究等，也包括未来的国家文化资本数据库及案例库的建设。由于篇幅所限，此处不能一一赘述，拟在国家文化资本论的第二部分中继续予以探讨，敬请方家指正。无论是国家文化资本数据库还是案例库的建设，抑或是国家文化资本全球影响指数的模型建构，其目的是为未来我国国家和民族文化资本的积累和全球化提供有效的路径分析，并为国家的决策机构提供决策参考，为我国实现“文化强国”战略提供有效的、可操作的路线图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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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合伙企业；合伙文化；儒家文化

一、相关概念介绍

文化是人们长期创造所形成的产物，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确切地说，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狭义的文化是指一个群体或社会所具有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文化对于人类来说，就像是本能对于动物一样，都是行为的指南。

合伙企业是由几个对业务能力、个人信誉、资历经验等方面互相信任、互相认同的合伙人经过共同协商、平等参与成立的。与公司制组织形式相比，它更强调以信任为基础、相互认可、相互合作、相互依存的理念。合伙企业以信任和合作作为订立契约乃至合伙企业持续发展的基础，从这个角度上讲，建设优秀的合伙文化对于合伙企业的成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合伙文化是人们在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在传统文化和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在合伙企业的实践中所形成的价值观、信念、经营理念、思维方式、道德行为准则等等。

二、建立优秀合伙文化的重要性

(一)合伙文化是合伙企业合伙人及员工在日常经营管理活动中的宗旨和信念，是其行为的指南

合伙文化把合伙企业各成员融合在一起，为其建立企业的远景，让他们为同一个目标奋斗。

(二)就合伙企业内部而言，优秀的合伙文化能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企业内部的工作效率，实现价值增值

合伙文化是否和谐直接关系到合伙人和员工的工作效率，而工作效率的高低是合伙企业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影响因素。优秀的合伙文化可以培养出员工的团队精神和主人翁意识，形成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三)优秀的合伙文化能够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

优秀的合伙文化对外能为合伙企业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获得良好的声誉资本，增加企业的影响力。

因此，建立优秀的合伙文化对于合伙企业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三、优秀合伙文化的特点

(一)合伙人是优秀合伙文化的领导者、传播者

他们首先要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并且具有共同的追求，这些是能够达成协议、共同合作的基础。合伙人还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并具备一定的领导才能，才能够作为企业的灵魂人物带领员工通力合作，不断进取。

(二)强烈的凝聚力、向心力

西方企业受民主制的影响，成员之间注重交流和合作，员工在企业中有一定的发言权。而我国的合伙企业受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影响，各种组织等级森严，人们推崇权力，强调社会等级观念。员工对于领导的意见往往持遵从的态度，很少提出反对意见，成员之间缺少沟通和交流，真正融入企业中还有待时日。

任何一个企业缺少了团队精神都不可能获得高速发展，也不会有组织成员自我价值的实现。优秀的合伙文化要有较强的凝聚力，强调协作与团队精神。成员们有共同的追求，对企业有认同感和主人翁意识，成员之间彼此尊重，建立起信任情结，充分了解和沟通。互相协作，互助互爱。只有在互相关爱的企业氛围中，各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得以充分发挥，应用到生产经营中去，实现企业和成员的共同进步。

(三)高水平的工作效率

高水平的工作效率才能创造出更多的价值，促进企业的发展。因此，合伙成员要具备业务所需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讲究分工合作，以积极的姿态投入到企业的日常经营过程中。

(四)形成学习型企业的氛围

学习对企业的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建立起一个学习型组织是合伙文化得到认同和执行的有力保障。合伙企业内部注意学习氛围的培养，有助于提高企业的业绩，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不断地注入新的生命力。

四、儒家传统文化对我国合伙文化的影响

中国文化经历了5000年的发展，形成了今天的面貌，底蕴厚重，博大精深。思想文化以凝练、严谨的理论形式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本质，内容丰富、学派众多，其基础部分是儒、道两家思想。有人说，儒家文化是合伙文化的天敌，实则不然。

儒家思想由孔子创立，孔子奠定了儒家学说的理论基础和基本规范。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礼”和“仁”，在二者结合的基础上建立了他的政治伦理学说。“礼”的基本精神反映了建立在宗法关系之上的、与宗族血缘亲疏关系相一致的社会等级观念。它有两个作用：一是分辨血缘的亲疏，并以此为依据确定某个人的贵贱等级；二是看重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借以增强国与家的内在凝聚力。孔子“礼”的思想旨在维护旧的宗法观念和等级制度，反映了他在政治上的保守性。从这一点看其对于合伙文化的影响，虽然有助于维护合伙人的绝对领导，保证个人利益服从合伙利益，但不利于形成优秀的合伙文化所倡导的民主、平等的精神。若据这一观点的引导。台伙员工很难跨越其所强调的等级观念和血缘关系，压抑了员工的个性，不利于激发其积极性和创造性。员工并不能真正地融入企业，不能将个人的才能充分地加以释放。

如果说“礼”的思想反映了孔子思想保守的一面的话，“仁”则体现了孔子思想创新的一面。“仁”是孔子的伦理思想体系。“仁者爱人”，“仁”是关于个人道德修养和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准则。“仁”是一种包含和统帅各种美德的最高道德品格和道德境界。从《论语》看，包含着“恭”、“宽”、“信”、“敏”、“惠”、“勇”、“智”、“孝悌”、“刚毅”、“木讷”、“敬”、“忠”、“恕”、“直”、“逊”、“义”、“好学”等品德。它所体现的是一种高尚的道德境界，而这些高尚的道德品质特征是办好任何一个企业都必须具备的基本品质特征。如“宽”、“信”。合伙企业成员之间待人以宽、彼此诚信。才是维持良好的企业氛围的基本前提。才能有助于企业形成通力合作、相互依存的关系。又如“忠”，成员对企业忠诚、有归属感，自觉地把自己的前途与企业命运联系起来，为实现企业的目标和利益尽心尽力。再如“好学”，成员之间互相形成好学的气氛，有助于其个人能力的提高，进而带动起企业的进步，形成互助互爱的气氛，也有益于形成学习型组织。由此可见，在孔子“仁”思想的熏陶下，合伙文化会愈发和谐。

另一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孟子继承了孔子“仁”的思想，并加以发展，形成了他的“仁政”思想。他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强调“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种“以民为本”的主张，以“性善论”作为伦理基础。他还提出“反求诸己”的道德修养理论，即通过“内省”式的道德修养方式，寻求、认识自己内在的“善”和“良知”。以人为本，体现了重视个体成员的观点，关注合伙成员的利益。这种思想与合伙文化强调的着眼于人的管理方式相吻合，要求把人当作企业里的主角和首要因素，尊重人的价值，尊重人格。在经营管理中，合伙人和员工之间以及员工与员工之间互相信任、互相沟通，以更好地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性善论”则提醒大家时常自省，提高自我修养和道德品质，这些都有助于良好的合伙文化的形成。

另外，儒家文化讲究整体和谐的思想。集中表现为“中庸之道”。中庸之道的主题思想是要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理想人格，达到至善、至仁、至诚、至道、至德、至圣、合外内之道的理想人物，共创“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它既不是简单的折衷，也不是庸俗的中间路线。其追求的目标是在不同时空环境中，尽善尽美与无可奈何之间的最佳方案。将中庸之道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到合伙文化中，可以引领合伙企业在不同的环境下，不以僵硬的、停滞的眼光看待事物，而用发展的、和谐的态度作出最佳的选择。通过慎独自修、忠恕宽容、至诚尽性的原则，依靠智、仁、勇处理好人际关系，用诚实、善良的品德来加以巩固。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合伙企业应当吸纳传统儒家文化中的有益因素来建设和发扬合伙文化，在各种文化的冲击交流中，形成优秀的合伙文化，以引领合伙企业不断和谐发展。

摘要　本文通过对晋商顶身股制的分析，认为顶身股制的会计分期使得人力奖杯的价值计量具有可操作性，为企业人力资本的衡量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当今的企业改变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晋商；人力资本；顶身股制；人力资本会计

马克思说过：活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人力资本是增加价值创造财富的可变资本，物质资本是转移价值消化成本的不变资本。当今世界日新月异，已经把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从自然资源、资本资源的竞争推向人力资源的竞争。人力资本作为企业重要的价值源泉，影响着一个企业的竞争力和发展前景。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力资本的开发、利用和管理过程中，不能回避人力资本价值管理方法――人力资本会计。关于人力资本会计，前人已有很多探讨，本文拟借鉴晋商顶身股制对人力资本价值会计进行探讨。

一、人力资本的概念及其意义

人力是人通过消费进行自身生产的产品，但这种自身生产形成的人力只是作为经济资源的人力的自然基础，只有通过对人力资源的开发，才能够形成人力资产，从而给企业带来未来的经济利益。开发形成的人力资产就形成了企业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会计学中的一个特有概念，与管理学意义上的人力资源略有不同。人力资本是指人们花费在人力保健、教育、培训等方面的开支所形成的资本，就其实体形态来说，是活的人体所具有的体力、健康、经验、知识和技能及其他精神存量的总称。它侧重反映的是可以在未来特定经济活动中给有关经济行为主体带来剩余价值或利润收益，它是可以作为获利手段使用的“资本”，着重反映人的社会属性和质量，是一种无形形态(王丽娟)。

人力资本会计重视的是作为个体的人力资源的内部差异性的影响，通常采用现值来计量，着重对人力资源权益的所有者――劳动力进行监督与激励。在同等的物质条件下，高素质的技术、管理人才及职工间和谐的人际关系能使企业创造出高于其他企业的效益。我们在研究一个企业组织机构、企业文化等各方面因素的同时，有一个必要前提就是“人力资本”。对这种人力资本来说，无论是一个优秀的企业家，还是一个普通的员工，都会对企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我们知道，物质资本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可以分离的，而在人力资本中，其技能和本身是不可分离的。

人力资本具有特殊性，虽然企业可以获得职工在企业服务期间由人力资源提供的效益，但企业并不因为对人力资源进行开发、投资而取得对人力资源增值的所有权。正是由于富有一定创造力的人力资本的参与，非人力资本的增值才成为了现实(人力资本的外部性)，才呈现出几何增长。不少企业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人才，最终却流失了这种人力资本，归根到底，是不能够很好地体现这种人力资本的价值。20世纪60年代，T・w・舒尔茨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强调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中的重要作用。在现代企业管理中，我们越来越认识到人力资源是一种人力资本，员工和企业问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雇佣关系。随着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如何使委托关系更为有效，实现双赢或多赢；如何用会计的方法来计量被雇佣者的价值，是人力资本价值会计亟须解决的难题。要解决这个难题，我们可以在明清时期尤其是清朝后期的晋商身上得到一定的启示。

二、晋商顶身股制的概念

顶身股，即人身顶股制，是晋商在经营活动中创立的种劳资组织形式，指商号中人凭自身才能、工作关系与业绩经过评定而获得的顶生意股份，即以人力顶一定数量的股(份)俸，按股额参加分红。它是晋商的一大创造。这种形式不同于西方原来意义上的股份制，它体现的是儒商“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顶身股制就是股东出资：经理和员工出力。股东们出资本，即银股，是开设企业时股东们投入用以增值的货币资本；经理和员工为资本负责，股东允许经理和高级员工以个人劳动顶身股。身股，也称人力股，俗称“顶生意”，与银股相对。身股是经理人等以人力所顶的股份，不交银两，但与股东们投资的银股一样，享有同等分红的权利。不论是经理人员还是一般员工，都可以根据其表现和对资本贡献的大小顶一定的股份。银股所有者，对商号或票号的盈亏享有永久利益，可以父死子用、夫亡妻继，但对商号或票号的盈亏负有无限责任。银股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抛出、补进或增添新的股东。身股只参加分红，不承担商号或票号的亏赔责任。

山西商号的员工身股是有起点与上限的。在很长时间内，身股的起点为1匣，上限为10厘即1股，俗称“一俸”或全份。顶1股者，多限于企业的总经理和副总经理等高级管理者。凡商号员工顶身股者，一般须在号内工作达三个账期的时间，工作勤奋，无有过失，才由经理向股东推荐，经各股东认可，将姓名、所顶身股数额载入“万金账”后，才算正式顶上身股。员工顶身股最初不过一二匣，优秀员工的身股以后每遇账期可增一二厘，增至一股(全份)为止。每届账期结束，根据赢利多寡，股东的银股与员工身股共同参与红利分配。票号对顶身股人员，每逢3年(或4年)的一个账期结算时还要进行一次赏罚，工作较好的酌加顶身股1厘，优秀者加2厘；日常表现较差者，不但不增加身股，还要降职处分。顶身股者死后，各商号、票号一般仍给定优惠，即在一定时间内照旧参加分红，称“故身股”，这种优惠期根据顶身股者生前所担任的职责不同，可分别享受2～8年的红利。如有特殊贡献者，还可延长分红期。

勤劳朴实的晋商，凭借信用之道，从货通天下到汇通天下，为平民提供金融服务，为工商业者提供资金支持，开展汇兑业务，降低远距离交易的风险，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其经营谋略至今都令我们叹为观止。尤其是晋商的东掌合作，银股身股股份合作、更为现代企业管理提供了良好的经验。

三、顶身股制对人力资本会计的启示

(一)人力资本产权化，股东与经营者的关系由受托向合作关系转变

通过对人力资本的开发，可以改善和提高人力资源的价值。般来说，人力资源在其使用年限内，其价值是不断增值的。人力资源的使用价值是可以累积的，这就意味着这种资本也应该像其他投入资本一样能使企业得到投资回报。人力资本会计除了计量企业对人力资本的投八之外，更注重的是人力资本对企业可能带来的未来收益。因此，传统的历史成本计量在此就显得无能为力了，我们需要采用现值的方法对人力资本进行衡量。在这里，顶身股制给了我们极大的启示。晋商商号的顶身股制实际上是人力资本产权化管理的制度安排。人力资本产权化后，资本投入者“股东”与经营者的关系不再是委托关系，而是合作关系。

股东们之所以愿意把一部分或一半以上利润让渡给部分员工，是因为股东们还可以获得更长远、更多的利润，以利润赢利润，股东们也非常情愿。“顶身股”不论对已顶上身股的员工或没有项上身股的员工，都具有诱惑力、推动力和凝聚力，其核心在于员工顶身股份额和分红数额都是在不断增加的。顶上身股者希望身股份额能持续增加，没有顶上身股者企盼着未来某一年能顶上身股，以此来推动 或激励着员工的进取精神。从委托的角度来看，晋商的顶身股制有效地避免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

企业人力资本的产权化使经理人员和高级员工成为企业现实的所有者，企业现在和未来的繁荣、成长都会给他们带来一定的收益，而企业的任何挫折、不利同样会给他们带来一定的损失。因此，在商号的治理结构中，企业经营者具有了双重身份，他们既是企业的所有者又是企业的经营者。作为企业所有者，无论是人力资本所有者还是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其利益是一致的。他们所享有的剩余收益的高低完全取决于企业剩余的多少，企业长久、稳定的发展和繁荣才能给所有者带来长期的利益。任何有损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利益的决策行为，最终都会损害人力资本所有者自身的利益。因此，经营者在进行经营决策时将会从企业的长远发展考虑，从维护所有者的利益出发，既避免了经营者的短期行为倾向，又克服了经营者侵犯所有者利益的败德行为。内部人与外部人利益的高度一致，有效地解决了传统治理结构中的问题，降低了成本。

(二)顶身股制对现代企业“员工持股计划”的完善

晋商的顶身股制比“员工持股计划”可能要略胜一筹。在“持股计划”下，若某种行为给员工带来的直接利益大干其股票上蒙受的损失，他显然会选择更大的利益。同时，影响股票市场价格的因素众多，股票市价往往与员工的努力不成正比关系，这也会使股票期权制度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股票和股票期权激励制度的另一缺点是如果卖掉其拥有的股票和行使期权后，股票和股票期权的激励效果就随之消失。但晋商的顶身股制则不存在这个问题，晋商的身股不能转让，人在则股在，人去则股无。这种顶身股制保持了骨干员工、元老员工的创业激情。克服了小富即安的狭隘意识。物质财富对于个体来讲具有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当员工建立了稳定的人际关系和市场基础之后，可能就慢慢地趋于保守了，显然会给企业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晋商的顶身股制避免了员工对退休的恐惧，同时也保证了员工的忠诚。它优于“持股计划”的地方，是这种股权具有一定的期限。

家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中国古代的家训，主要是指家长对家人、族长对族人、父祖对子孙的教诲训示，但也有一些是夫妻间的嘱告、兄弟姊妹间的劝谕、诫勉。传统家训的教化的内容十分庞杂，涉及的领域极其广泛，但究其根本，却始终是围绕齐家治家、教诫子弟、处世指导三个方面展开的。

第一，齐家治家。

与儒家倡导的“齐家”思想相适应，传统家训都把家庭和睦，“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元气团结”作为“家道隆昌”必不可少的条件（参见孙奇逢：《孝友堂家训》），强调家庭成员之间的和睦相处对于“齐家”、“兴家”的极端重要性。在强调睦亲齐家的同时，传统家训特别是宋代以来的家训大都总结、传授家政管理、家业置办等方面的具体经验及详细措施。

传统家训在论及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调适时，主要是论述父子、兄弟、夫妇“六亲”（“六亲”也有其他说法）之间的关系，认为“一家之亲，此三而已也”（《颜氏家训》）。当然，家训也谈及亲属之间的关系的调整（如司马光《家范》中就论述了甥舅、舅姑等姻亲关系）。在处理这些关系时，传统家训基本上以儒家家庭伦理思想为依据而加以阐述和发挥。

在父子关系上，强调父慈子孝。由于封建经济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然经济，家庭财产的继承，家庭权力的转移都是由父辈决定的，因而子辈绝对地服从、孝顺父辈就成为最根本的家庭道德规范。《袁氏世范》说：“子之于父，弟之于兄，犹卒伍之于将帅，胥吏之于官曹，奴婢之于雇主。”值得提出的是，尽管家训的作者们无不将“子孝”作为处理父子关系的主要方面，有的甚至宣扬“愚忠”、“愚孝”，但也有不少家训同时提出了“父慈”的要求，要家长在不失权威的条件下，对子女家人宽以待之。如明仁孝文皇后所言，“上慈而不懈，则下顺益亲”，否则“父不慈则子不孝”，于己于家都不利。许多家训还对家长提出了正身率下、爱子贵均的要求，认为假如家长持心不公，家庭必然不和。

在夫妻关系上，强调夫义妇顺。古代家训深受封建纲常礼教的影响，同样以“夫为妻纲”、“男主女从”作为调适夫妇关系的行为准则，宣扬“烈女不更二夫”等男尊女卑的观念，但也有一些家训主张一夫一妻，“嫁女不论聘礼，娶妇不论奁赀”（姚舜牧：《药言》），反对“从一而终”，夫死允许改嫁（蒋伊：《蒋氏家训》等）。

在兄弟关系上，强调兄友弟恭。兄弟妯娌间的和睦相处甚至是“齐家”更为重要的条件，如《颜氏家训》所说，这是因为兄弟之间“各妻其妻，各子其子”，易生嫌隙。兄弟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了，妯娌之间的团结合作才有了保证。

传统家训在论及治家之道时，重点阐述了四个方面：一是严谨治家。封建家长们深知兴家之艰难，在家庭的管理上都非常谨慎，譬如《袁氏世范》的《治家》篇就有72则，几乎涉及家务管理的各个方面。二是勤俭持家。“一粥一饭，当思来自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朱子家训》）不少家训还具体规定了宴会、衣服、嫁娶、丧葬、祭祀等的标准，严格控制开支。三是忠厚传家。许多家训都要求家人宽柔慈厚，说明“祖宗以厚德启其后昆，则寝昌寝炽，子孙削薄其德，丧败随及”（张履祥《训子语》）的道理。四是善视仆隶。在处理主仆关系时，传统家训除了强调严加管束仆隶一面外，也要求家人善待他们。如袁采叮嘱家人，婢女大了要送还其父母，仆隶无家可归者应养其老；郑板桥嘱咐弟弟烧掉前代家奴的契约债券等等。

第二，教诫子弟。

由于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特别强调修、齐、治、平的统一，把“修身”视作“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受其影响，作为家庭教育教科书的家训也都把教育子弟家人立身修德摆在突出的位置而反复强调。其主要内容有：

蒙以养正。家训的作者们很是强调早期教育对子女成材的重要性，认为“端蒙养是家庭第一关系事”（《孝友堂家训》），反对溺爱、宠爱孩子，将爱与严格要求结合起来。

励志勉学。许多家训都勉励子弟立大志、成大器，做一个有作为的人。认为“人无志，非人也”（嵇康：《家诫》）。有的家训还阐述了立志与成学的关系，“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诸葛亮：《诫子书》）。家训的作者们还把自己的治学经验、方法传授给子弟，以培养他们的良好学风。

应世经务。难能可贵的是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社会，仍有许多家训都要求子弟耕读并重，学些技术、手艺，以自食其力、自立于世。陆游“时时语儿子，未用厌耕锄”（陆游：《剑南诗稿》）。霍韬《渭崖家训》中论述了子弟参加农耕的重要性，认为“幼事农业，则习恒敦实，不生邪心。”他还主张乡村学校的先生，应该考核学生从事农业生产的情况，凡耻于耕作者应予以休罚，如连犯三次，就开除他的“学籍”。纪晓岚甚至颠倒了自古以来“士农工商”的排列次序，向儿子灌输“农居四民之首，士为四民之末”（《纪晓岚家书》）的崭新观念。《庞氏家训》等家训著作中还写入了一些农副业生产的经验。

奉公清廉。不同时代、门第的家训中都教诫家人清白做人，勿贪勿奢，注重节操名声，特别是一些官宦家庭的家训。赵鼎的《家训笔录》认为“凡在士宦，以廉勤为本”。包拯对贪官嫉恶如仇，嘱告家人“后世子孙仕官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包拯集》卷十《补遗》）并命人刻在石上，以诏后代。

报国恤民。这一方面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帝王、仕宦之家的家训中。唐太宗李世民的《帝范》、清圣祖玄烨的《庭训格言》都告诫子孙们要不辞辛劳，认真处理国事，关心百姓的生活。许云《贻谋》要求子弟为官者“不论尊卑，一以廉恕忠勤、报国安民为职。”许衡《训子》诗要儿子“身在畎亩思致君，身在朝廷思济民。”

杜绝恶习。在强调进德修身的时候，传统家训无不将戒除恶习放在首位，谆谆告诫子孙千万不要沾染、酗酒、游手好闲、搬弄是非等不良习性。要他们知错能改，“有过不能改，知贤不能亲，虽生人世上，难为人上人。”（邵雍《诫子吟》）还有不少家训详细规定了对沾染恶习的子弟们的惩罚措施，轻则杖责、鞭挞，重则免祀、开除出族，甚至处死。

第三，处世指导。

一个家庭、家族要自立于社会并获得发展，不仅要处理好家庭内部的关系，而且要处理好与外人的关系，因而传统家训在教诫家人子弟时，大都结合自己的经历及处理社会生活、人际关系的经验，传授处世哲学、处世之道。概括起来，大致包括以下内容。

和待乡曲，宽厚忍让。许多家训都一再叮嘱家人要谦恭谨慎，宽厚待人，特别是对乡亲邻里，更要“宁我容人，毋使人容我。”（郑太和等《郑氏规范》）

审择交游，近善远佞。朋友关系是五大伦常关系之一，许多家训的作者都注意到了社会环境和友邻品行对子弟成长的重要影响，反复教诲他们要慎重交友。近君子，远小人。交“敦厚忠信，能攻我过”的“益友”，不交“谄谀轻薄，傲亵狎，导人为恶”的“损友”（《朱熹给长子书》）。

救难怜贫，讲究人道。不少家训中都体现了扶危济困、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教育子弟家人发扬人道精神，量力济人。

明哲保身，谨言慎行。在缺少民主的专制时代，鉴于统治阶级内部尔虞我诈、相互倾轧的事实，不少家训都教育子弟恪守深自韬晦的处世之道，“多说一句不如少说一句，多识一个人不如少识一个人”（高攀龙：《家训》）。

二

传统家训在对子弟家人实施上述基本内容的道德教化时，在途径和方式、方法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绝大部分是行之有效的。择其要者，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教化制度化。

比如建立定期的“家庭民主生活会”制度。这是一个与我们的现实生活相似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相结合的行之有效的制度，不少古代家庭的家训中都有具体的规定。譬如《庞氏家训》规定，每月初十、二十五两天召开家庭会议，合家老小都来参加。会上，各人讲述半个月来的劳动生活情况及所见所闻，“或善恶之当鉴戒，或义所当为，或事所当己者，彼此据己见次第言之。各倾耳而听，就事反观，勉加检点。”这样的生活会可以收到“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的效果。家训还规定“家庭民主生活会”大家轮流主持，形式、时间不拘。凡是无故不到会者，就是“自暴自弃之人”。

第二，教化途径、方法的多样化。

一是注重家风的陶冶。不少家族都十分注意纯朴、善良、正派的家风对子弟品德养成的重要影响。如唐代3700多人同居、19代共饮、被皇帝赐以“真良家”的江州陈氏家族，以及横跨宋元明三代，被元、明两代皇帝屡次旌表的浙江浦江郑氏家族，正是依赖家庭和睦、子弟孝顺、勤业守法、积善累德的良好家风的传承才自立于当时、传名于后世的。

二是以身立范、立教，潜移默化地陶冶子弟的品德。不少家训的作者对于子弟既重言传，更重身教。例如明代袁参坡的夫人李氏，虽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却是一个人格高尚的女性。她不仅对前夫的孩子视如己出，而且以自己的榜样示范给他们以勤俭持家、体恤贫穷、宽以待人、以德报怨等美德的熏陶（参见袁衷录：《庭帏杂录》，《丛书集成初编》第975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被誉为“立身行己之要，型家应物之方”的明代官吏温璜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下，成为一个忠君报国的忠臣。他在清兵南下时率领军民坚守不降，最后全家自杀殉节。《四库全书》的编撰者们在《温氏母训》的提要中转引了这段史实以后，对温母的家教作了这样的评价：“知其家庭之间素以名教相砥砺，故皆能临难从如是，非徒托之空言者也。”（《四库全书》第717卷，522页）原刊印者在《跋》中也评论温母“所身教口授者，信乎家法有素而贤母造就不虚也。”（同上书，529页）

三是运用格言箴语、诗词歌诀体形式，以收易记易循之效。这些形式的家训读物生动明快，便于记诵和践履。如徐奋鹏的《教家诀》、庞尚鹏的《训蒙歌》、邵雍的《诫子吟》、范质的《戒从子诗》、陆游的示儿诗等等都是很有名的。还有一些以箴言、格言、警语的形式写成的家训，如曾作为蒙学读本、流传很广的清代学者朱柏庐的《治家格言》、明朝官吏吴麟征的《家诫要言》等等就是这样的家训著作。

四是填写《功过格》，以知非改过。教育家人用填写《功过格》的方式以培养自己的品德，可以说是一种十分新颖的做法。明代袁黄的家训《训子言》中就向家人介绍了自己通过这种形式砥砺德行的具体方法。他将“功格”和“过格”各分为50条，每一条都标有做此事后应得的分数。要求儿子每天晚上认真填写，这样“日日知非，日日改过”，道德水平就逐渐地得到了提高。

五是刻石立铭，以便于时时对照检查。这种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如：明代陈继儒的家训著作《安得长者言》的导言中说，他平日将所思所闻随手题在屏风上，以便子孙们躬耕之余阅读，受到教育；吕坤将他为家人子弟制定的居家做人、积德行善的《孝睦房训辞》撰刻在“戒石”上，要他们“朝夕诵思”，检查自省；清代的左宗棠要儿子将其信中有关修身做人的训示，贴在墙上，经常反思。还有不少家族将家训悬挂于祠堂或载于家谱，要合家老小对照实行。

第三，奉行“明刑弼教”的宗旨，辅以家法、族规的约束。

运用惩罚手段加强对家人子弟的规戒，是宋代以来家训的一个发展，宋及以后的不少家训中都对违背家训者作了惩治性的规定。这与中国儒家所提倡的“德主刑辅”的主张是相适应的，不少做出惩罚性规定的家训的制订者们明确指出其目的正是为了对族人、子弟的教化、训导。清代安徽环山的《余氏家规》指出：“家规之设专主于教，宜无事于法，然不能不借法以行教。”（《余氏宗谱·家规》）这样，教化辅以惩罚，更有利于约束品行不端的子弟、族人，避免违法犯罪而导致整个家族罹祸。这对保持家族的生存和发展，对于维护宗族成员的团结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这些家法族规督促族人严格遵守封建统治阶级制定的法律规范，也从家庭这一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入手强化了国家法律，维护了封建统治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三

仅就上述传统家训教化的这两个方面而言，就有不少内容能为我们今天的公民道德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首先，在教化的指导思想上，扬弃教家立范与修齐治平相统一的家训宗旨，通过强化家庭教育来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

在封建社会，将家庭教化提高到治国平天下的高度，“一家之教化，即朝廷之教化”（《寒松堂集·奏疏》）。朱元璋当上皇帝的第二年，就亲自制订、颁布了包括“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做非为”在内的《教民六谕》，强调家庭教化。尽管社会已经发展到今天，但家庭仍然是社会的细胞，公民良好道德品质的培养仍然要以家庭教化为基石。家庭教育搞好了，公民的道德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在公民道德素质养成的内容上，弘扬传统家训教化的积极因素，为我国现阶段的公民道德建设服务。

传统家训发展、盛行于封建社会，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唯心主义和封建纲常礼教的糟粕，这无疑是要批判、抛弃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由于传统家训文化是父祖对家人、子弟的训诫告勉，因而板着面孔说教的，完全陈腐的、封建的东西就少得多。实际上，实是求是地分析前面所述的传统家训的基本内容，无论是治家齐家的经验传授、对子弟修身做人的训诫，还是对家人处世哲学的指导，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可以扬弃、借鉴来为我们今天的家庭道德、社会公德的培养和公民健康人格的塑造服务的。

第三，在公民道德素质养成的途径上，汲取传统家训教化注重家风熏陶、养正于蒙、亲情感化等做法，以取得最好的效果。

家风是一个家庭、家族在世代累居、繁衍生息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较为稳定的生活作风、传统习惯和道德面貌。许多家训都要求子弟继承本家族的清白家风，“富贵苟求终近祸，汝曹切勿坠家风”（陆游：《示子孙》）。虽然像前面提及的陈氏、郑氏那样的大家庭今天已不复存在，但是良好的家庭环境、健康向上的家庭氛围显然有利于人们优良品德的形成。

蒙以养正，是传统家训教化的一个鲜明特征。被推为“家训之祖”的《颜氏家训》就极为强调蒙养的重要性，清代学者孙奇逢在《孝友堂家训》中甚至认为“端蒙养是家庭第一关系事”。从现代教育理论看，从小加强对孩子正确的思想道德教育，是符合教育规律和道德品质养成规律的。“蒙以养正”给我们的启示是，公民道德素质的培养始自家庭，从源头抓起，才能事半功倍。

此外，由于家训教化是建立在血亲伦常关系上的教育，所以父祖在对子孙的教诲中多是关怀慈爱，循循善诱，将亲情的感化与严格的要求统一起来，使得“慈爱不至于姑息，严格不至于伤恩”（仁孝文皇后：《内训》）。亲情爱心的濡染浸润可以使得受教化者爱其亲、信其道，大大增强道德品质养成的功效。

第四，在方式方法上，借鉴传统家训教化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

上文提到的传统家训教化的许多方式方法，都可以借鉴来为我们今天的公民道德素质的养成服务。比如家长的率先垂范。古代家训教化中非常注重家长、族长、宗正的道德修养，要求家长正身率下，公正地对待每一个家庭成员，不得偏私。家长能够以身立范，子弟才能得到良好的教育。在公民基本道德素质养成的过程中，家长的示范作用是极为重要的，要培养孩子的优良品德，首先要家长提高自身的道德素质。再如教化的制度化。我们的公民道德建设既需要家庭的教化基础，更需要教化的制度保证。传统家训的发展史也证明，凡是德风淳厚的家庭、家族，无不是管理、教化制度完善、措施得力的家庭、家族。

四

继承和弘扬传统家训教化为我们今天的公民道德养成所用，是一个有价值的课题，需要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这里有几种关系有必要强调提出并应该认真探讨。

一是批判与继承的关系。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家训教化内容、途径和方法有许多都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因而哪些是应该批判、舍弃的，哪些是应该继承、保留的，需要根据我们今天的社会现实和《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及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认真地进行分析、比较、取舍，寻找传统家训教化与我们培养公民道德素质的契合点，使其“古为今用”的价值得到最好的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