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论文范文第1篇

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对人类经济行为有两个基本假设：第一是‘个人满足无穷欲望的自利性，并且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极大化’，指的是为了满足自身无止尽的欲望，个人会用各种可能手段来获得自身的最大利益）；第二是‘财货的稀少性，个人因此要依自利性与极大化来选择财货的配置方式，并且时常要和其它人竞争财货’，因为强调自然资源与社会生产要素的有限性，而个人欲望无穷又加强了这个有限性，选择、竞争甚至冲突乃无可避免。Polanyi与Thompson这两篇文章的重要主旨，都在用实际例子反驳上述主流经济学的两个假设，Polanyi使用的实例为Aristotle的‘经济’（economy）思想，Thompson使用的实例为十八世纪英国的米粮‘暴动’。

首先，Polanyi将‘经济’区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经济’实体（theeconomyitself），一是‘经济’概念（theconceptoftheeconomy）。他认为举凡和人群生计、人与自然环境互动等社会行动有关的经济过程，一直是构成人群社会生活的重要部份，都和‘经济’实体密切相关，诸如农业收成、长程贸易、家庭中准备各式食物等活动，很早即是构成初民社会中经济实体的重要成份（页71）。然而，人类历史上的‘经济’概念，则有所演变。在作者看来，‘交易’（exchange）、‘互享’（reciprocity）与‘再分配’（redistribution）三种基本元素的不同组合方式，构成了人群社会中的不同经济过程。[4]当市场经济不发达时，‘互享’与‘再分配’占主流地位，而这二个元素的顺利运作，则密切需要‘社会制度’的支撑和配合，所以是一种‘崁植式经济’（embeddedeconomy）。当‘交易’成份在经济过程中作用愈明显时，‘市场制度’愈形发达，经济过程也逐渐独立于其它非市场制度的‘社会制度’之外，可称之为‘非崁植式经济’（disembeddedeconomy）。作者强调，在‘崁植式经济’中，因为‘经济’和其它社会制度的关系太过密切，从而很难被独立区分出来，不似‘非崁植式经济’明显地独立于其它社会制度，作者称此种现象为‘经济的匿名性’（theanonymityoftheeconomy）。Polanyi并对‘经济的匿名性’的形成，列举了八项可能原因（页72-78）。

因为‘经济的匿名性’的存在，造成了‘经济’实体源远流长而‘经济’概念则很难被发现。Polanyi认为，欧洲历史上至少有两次对‘经济’概念的发现，一次是在十八世纪中叶由法国重农学派思想家所发现，一次则在公元前四世纪由Aristotle所发现。作者强调，两次发现的‘经济’概念相当不同，前者发现的只是相应于‘非崁植式经济’的经济概念，后者发现的则是‘崁植式经济’的经济概念。Aristotle所发现的经济概念，是由‘社群’（community,koinonia）、‘自足性’（self-sufficiency,autarkeia）与‘公平’（justice）三者所组成，他强调的是人群或个人追求财货的目的，在于满足家庭、城邦等‘社群’的基本经济生活获得满足，而各种财货的价格也必须‘公平’，要以便利财货在社群中有效流通为准。简言之，经济过程的主要目标，即在于能够完成社群经济生活的‘自足性’要求，使社群经济生活满足后，能使其成员有充份余暇献身于对公民生活与城邦政治的服务（页81）。因此，在Aristotle看来，人的欲望不是无穷、财货也并非有限，经济行为的动机不在‘自利’与个人满足生物欲望的利益极大化，而是对社群生活的‘良善愿望’（goodwill,philia）。可以说，由Aristotle发现的经济概念，基本是社会性的而非生物性的，也就是说：经济过程应该是‘道德的’。

Thompson以十八世纪英国农民的所谓粮食‘暴动’（food“riot”）为研究课题，质疑一般分析农民粮食暴动著作中所预设的‘经济人’动机与行为模式。他强调，农民粮食暴动的背后，有一套复杂的‘正当性’概念为基础，并非粮价上涨、粮食出口导致农民饥饿难耐等简单动机和因素所引发（页185、258）。在对1709、1740、1756-7、1766-7、1773、1782、1795、1800-1诸次农民粮食‘暴动’事件的分析中，作者以许多原始地方性档案论证了各次事件中，参与运动的农民其实经常是很有‘纪律’并且具有明确诉求目标的，在外观上实在很难说是迫于粮价上涨导致饥饿难耐而产生的‘暴动’。更重要的是，作者发现，无论是参与运动的农民本身、当地社会的舆情反应，甚至是政府当局，都在事件中反映出某种对粮食‘暴动’本身‘正当性’的认知或肯定。在抢粮运动‘正当性’背后所反映的，其实是一套具有一致性的社会规范与义务观念，也就是一套‘道德经济’的观念。（页188）作者以为，至少在英国历史上的某一个时期中的某些地区，这套‘道德经济’的观念确实能够有效运作，人们认为社群中的每个人都对其他人的经济生活负有责任和义务，在追求个人利益时，不该侵害了别人的基本经济生活，特别是在物资缺乏的难关时节，即使物资的确短少，但也不该使粮食财货超出了正常时节的价格水准（页253）。

支撑道德经济有效运作的社会结构，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socialconfiguration），处于这种社会形态中的人群，其规模较小但密切程度更高，在其中，社会上对于个人经济行为的道德假设是与当代社会不同的（页252-3）。然而，十八世纪末叶之后的英国，主要因为法国大革命后英国绅士阶层中兴起了一股强烈反对亚各宾主义（anti-Jacobinism）的风潮，以及另外一套有关‘自由放任’的政治经济学观念在政府部门中逐渐取得正当性，另一类意识形态逐步成形（页249-50），使原先道德经济的观念逐渐松动瓦解，最后只留下了慈善事业与Speenhamland等济贫法案的陈迹而已（页258）。

注释：

[1]J.C.Scott,1976.TheMoralEconomyofthePeasant:RebellionandSubsistenceinSoutheastAsia.有关‘道德经济’议题引发的相关学术论辩，以及这议题如何引介到中国历史的讨论，可见：DanielLittle,UnderstandingPeasantChina:CaseStudiesinthPhilosophyofSocialScience.(NewHavenandLondon:YaleUniversityPress,1989)，特别见页29。

[2]KPolanyi,.1957.“Aristotlediscoverstheeconomy.”InTradeandMarketintheEarlyEmpires,Pp.64-94.

道德经论文范文第2篇

市场经济社会中，各种不正当的竞争充斥着市场，人们心灵深处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受到猛烈地冲击，人性深处不可遏制的欲望和做恶的冲动使得道德教育愈发必要和重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道德教育逐渐面临着道德建设严重滞后、人们价值取向比较混乱、集体主义道德逐渐式微等主要困境。道德建设严重滞后。人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自主意识淡薄，对国家的依附性很强。由于经济活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主要靠价值规律调节，这就使得个人和集体的选择权与自不断扩大，人们的利益关系更加复杂。道德在市场经济冲击下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并存：一方面，人们的自主精神、竞争观念、效益观念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增强，激发了人们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安于现状、墨守陈规的习惯得到了有效克服，新时期思想道德建设不断被注入新的活力；另一方面，一些人见利忘义、追逐金钱、投机钻营的不良道德行为在市场经济等价交换、重视效益和公开公平竞争等原则的笼罩下不断升级。而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过多的关注了物质建设，而对包括道德在内的精神建设关注不够，导致背信违约、坑蒙拐骗等道德沦丧现象层出不穷，严重阻碍了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人们价值取向比较混乱。我国社会现处于矛盾凸显期和改革攻坚期，许多利益藩篱被固化，各种利益集团唯利是图，其既得利益和地位难以撼动。因此，价值取向比较混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效益经济，各经济主体的合法权益受到尊重和保护。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强化和扩大了人们的利益、效益、财富观念和货币的作用，人们的价值取向在利益意识得到增强的同时，也不断趋于多元化，比较混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原本获得利益、效益、财富和货币应以集体主义为基本价值取向，而现实生活中却大多变成了以个人主义为基本价值取向。人们的是非、得失、尊卑、荣辱等观念也正在悄然地发生变化。一部分人认为是不合时宜的事情，另一部分人却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以前许多人们认为不光彩、不合理、不正当的事情，现在却被认为是光彩的、合理的、正当的了。这些变化一方面冲击了许多陈腐守旧的观念，另一方面也侵蚀了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使得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的功能不断弱化，失去了其应有的作用。

集体主义道德逐渐式微。集体主义道德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而产生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集体主义就已经开始萌芽，但它在社会道德生活中取得支配地位则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之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统一于更高的目标之中，集体利益的损害会影响个人利益的获得，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可以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维护集体利益的道德意识逐渐淡漠。人们逐渐淡忘个人利益包含于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之中，不太相信个人利益的获得和保护离不开民族和国家，离不开集体和社会，只有集体和国家发展富强了，个人才能得到发展和富裕。地沟油、毒奶粉等食品安全事件，楼歪歪、楼倒倒、楼脆脆等豆腐渣工程等也一再印证集体主义道德的逐渐式微。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教育的出路

积极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规范体系。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是我国理论界的一大难题。要解决好这一难题，除了继承和发扬优良道德传统以外，还要积极创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构筑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规范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规范体系主要是指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五爱”为基本要求，以“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为基本规范，以“三德”教育为基本着力点。要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这一道德规范体系，首先，要大力加强诚信教育，努力使诚信成为市场经济的基石。社会主义市场机制要想良性循环，必须要靠诚信作为其重要保障。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和难题就是诚信缺失。诚信缺失对损害经济主体，阻碍经济正常发展，增加社会交易成本，加剧社会不公，影响中国国际形象和民族自主创新能力等众多方面危害巨大，必须多管齐下、多措并举，让诚信理念深入人心。其次，在经济活动中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效率与公平及其矛盾业已成为人们广泛关注并极度敏感的一个社会焦点问题。厉以宁教授在《经济学的伦理问题》中指出，究竟该把效率排在前面还是该把公平排在前面是一个对效率与公平的价值判断问题，学术界的争论由来已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要以提高效益为核心，但提高效率必须要兼顾公平，要在平等竞争的基础上尊重机会均等。这本身也是实现效率的重要条件，而非可有可无的外在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公平程度的提高会促使效率的不断提升。再次，要正确理解和处理好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要正确理解和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关键是要构建“局部服从整体”、“当前服从长远”的经济发展基本道德规范。邓小平同志曾强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是统一的，但我们不能忽略甚至抹杀人民群众的局部利益而片面强调全局利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是统一的。邓小平同志的意思就是说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是互为前提、辨证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是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最后，还要倡导义利统一、质量第一、诚实劳动、以人为本、保护生态、反对奢侈浪费等经济伦理规范，共同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规范体系。

自觉培育和践行以公平正义为价值基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十报告首次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倡导”是一个紧密联系、有机统一的整体，反映出了我党对核心价值体系的新认识，是一次重大的理论创新。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和核心价值取向是该社会的本质、特征和理想追求的集中表现。公平正义无论是从国家层面还是社会层面来看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我国当前正处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新整合多种价值的关键时期，纷繁复杂的价值观念需要我们用系统思维来看待和甄别。以公平正义为价值感召，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题中应有之义。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认为，公平正义在道德的多元性成为既定现实后可以被视为秉持不同道德观的人群得以和平相处的最低层次的一致性认同。我国社会财富自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了快速增长。与此同时，社会利益也日益多元化。由于人们各自拥有的资源、地位和权力不同，阶层与阶层之间以及阶层内部利益分化的问题日益凸显。当利益分化超出了公平的底线时，各阶层和各群体之间就会出现对立和鸿沟。一旦这种情况真正出现时，就会导致社会不和谐不稳定甚至引发动荡。到那时所有人的利益都将无法保障，社会公正早已荡然无存了。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道德教育要尊重群众的主体地位，切实关注人们的利益诉求和价值愿望，精心培育和积极践行以公平正义为价值基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倡导并努力践行集体主义道德原则。在市场经济中，利己心、竞争意识和对财富的欲望构成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动力，“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被体现得淋漓尽致。这就如亚当•斯密指出的一样，每个人都竭尽所能地用他的资本来使其生产的产品得到最大的价值，他所追求的惟有其个人的利益。个人和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若没有惩罚或惩罚过小，他们就会把道德原则抛在一边，去竞相追逐利益的最大化。

道德经论文范文第3篇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必然强化主体利益意识、自主自立意识、竞争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促进人的个性、能力的自由和多方面的发展，生长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诸如尊重、诚信、守时、互利、效率等。这无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进步。

但也需看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调节有明显局限性。

市场经济有两个起点：每一个经济的个体，都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资本的本质）；每一个真实的个人，都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自私的本性），这是市场经济的动力。正是这两个最大化，进入市场经济运作，演奏了一部剧烈竞争、效率至上的交响曲，从整体上形成推动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动力，形成了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秩序。

但它又会成为市场经济的阻力，这两个最大化的无限度追求，必然导致互相欺诈、物欲横流，市场经济的秩序就无法维持下去。

市场经济有两个相反的方向：既排斥道德又需要道德。一方面，资本追逐利润，个人追求物质利益，会导致拜金主义，排斥道德；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市场规则的遵守和道德的自律，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必然要求社会整体日益追求公平、正义，要求道德水平提高。

因此，市场经济自身存在着一种道德悖论。我们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是要使市场在社会生活中也起决定性作用。建设“市场经济”，不是要搞“市场社会”！必须有效地解决市场经济既排斥道德又要求道德的道德悖论。

一个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伟大民族，在走向现代化、建设现代市场经济中，其解决道德悖论的一个重要资源和优势，就在于其文化传统。

指出：“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精神滋养。”这段深刻的阐述，使我们眼睛一亮，应该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激活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

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在哪里？在传统文化里。但毕竟传统文化、传统道德过去没有、现在也不能把我们带进现代化。

正如所说：“我们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努力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可以从下述三个方面着手。

一是在人性和金钱的碰撞中如何激扬人性？对近利远亲、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道德失范现象，要从民族优秀的文化基因中，去找回和强化道德约束和慎终追远的定力，去增强我们民族在现代化浪潮中强身壮体的抗体，增强在各种物质诱惑中的免疫机能。

道德经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道德经》；归化；异化；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6）04-0051-04

自20世纪70年代后殖民理论在赛义德所写的《东方主义》一书的触发下开始了其蓬勃发展。赛义德的《东方主义》打破了人们对“东方”一词一贯所持有的看法。实际上，“东方”只不过是在西方意识形态下所塑造的“他者”。[1]（P493）“东方主义的所有一切都与东方无关：东方之所以有意义完全取决于西方而不是东方本身。”[2]（P21）赛义德戳穿了隐藏在文化背后的权利运作。自15世纪有殖民统治以来，西方国家从没有停止对殖民地人民灌输西方制度和文化。随着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殖民统治也落下帷幕，但是在后殖民理论下殖民地的人们在文化和权利话语上仍没有超越殖民主义。战争仍然存在，只不过转战于没有硝烟的领域，尤其表现在文化冲突最激烈的翻译界。翻译不再是远离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中，而成为“宰制和抵抗”的场所――西方想拿其价值观宰制他者文本，以适应其读者期待；而东方却努力抵抗，以与西方差异之处展现其存在。这种冲突尤其展现在古典文本的翻译上：古典文本翻译由来已久，不断地被重新表征（翻译），其翻译历程展现了西方文化殖民的轨迹。中国古老的文本《道德经》凝聚了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其西方翻译历程更能展现在西方殖民主义的权利运作下所呈现出的各阶段的变形扭曲。

《道德经》被称为万经之经，在外国人眼中是智慧的“井泉”；在中国，其作为传统文化，是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因子，是构建中国民族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是其巨大的能量却未得到充分的发挥。“从新中国成立后还未出版过一个由我国学者翻译的英译本，未免有点遗憾”，汪榕培先生在参观道教圣地白云观后深深感叹，并萌生了翻译《道德经》的想法，“作为‘一家之译’跟国外的百余种译本‘百家争鸣’一番，至少不必让中国读者去阅读进口的国粹了。”[3]（P28）汪先生的这段话发人深思。我们经常说要发展文化软实力，其实文化软实力就是发展文化。但中国最具有传统文化代表性的《道德经》文本却是在西方的主导下翻译的。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前，正如后殖民理论家赛义德所言：世界文化格局是西方书写东方而东方唯有保持缄默的局面。究其原因是东方各国经济的不发达直接造成了其在文化领域中的“失语”。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东西方文化交往与对话日益增强，蓬勃发展的东方文化对西方人愈来愈具吸引力。对于翻译工作者来说，弘扬东方文化，淡化东西方意识鸿沟，进行平等的对话，是他们应尽到的责任，是中华文化复兴之必然途径。

本文的《道德经》翻译阶段划分跟朱利亚・哈蒂的基本一致，其翻译大体上经历了从归化到异化，从西方中心主义到文化多元化时期这样一个过程。通过综述分析《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文本行旅，挖掘影响其翻译过程的因素。

一、《道德经》翻译的基督化时期

第一时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8―19世纪，是《道德经》的基督教化时期：基于历史环境原因，起初翻译《道德经》的主体大部分是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受到游历中国的旅行家马可・波罗留世之书《马可・波罗游记》的影响，在16-18世纪，纷纷来到中国想要将他们推崇备至的《圣经》传播于“富庶有礼，神秘进步”的乐土。但是《圣经》文化与中国文化氛围不接，于是一些饱学之士就想在中国固有的文化土壤上即儒家文化上嫁接《圣经》，但是发现儒家文化是一种封闭的压制性意识形态，便转向重视道家，进而发现《道德经》是一个开放性的文本，所以就有了《道德经》文本在西方的大量翻译，并视其为东方智慧的源泉。这个时期的这些耶稣会传教士遵从教会的传教原则，采取了文化“适应”策略，走迂回路线，学习传教地区语言，尊重当地文化，承认其它文化固有价值。好多传教士来到中国，学习汉语，以便掌握这个民族的文字和文化，进而翻译中国的典籍传回西方让传教士学习汉语，为今后编写易为中国人接受的天主教教义打下基础。这个时期《道德经》的翻译目的多为西方人士学习汉语，采取归化策略以便西方人容易接受。这些传教士试图从《道德经》中寻找天主创造世界、灵魂不灭，以及天堂和地狱的踪迹。

待到19世纪末，西方列强完成了工业革命，他们不再仰视华夏文化，对中国开始了半殖民统治，对整个东方的文化也开始了蔑视的态度，认为西方文明优于东方文明。正如基督教通过翻译传播其圣经文化一样，殖民主义者也通过对东方他者文本的阅读和翻译形成殖民文化并在世界范围延伸。翻译活动是一个双向交流的过程，即：将他者话语变为自我话语，将他者带回本土，或者是将自我送往异邦。前者是西方人所擅长的，他们有着悠久的征服他者文化的历史：希腊对埃及、罗马对希腊的文化征服、文本的归化翻译都是很好的前车之鉴。为将东方民族臣服，他们又故伎重拾。一方面通过流畅的归化策略改写输入《道德经》之类的东方他者文本，另一方面又通过翻译输出其霸权文化，维护其种族中心主义政策，塑造其在殖民地人们心中的正面形象，从而收获其政治、经济利益。

二、《道德经》翻译的西方救治时期

第二个阶段大约是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到1970年之前，此阶段为《道德经》的西方救治时期：此阶段的《道德经》翻译仍是外国译者占主体，但是开始有异声出现，有华人译本以及华人和外国人的合译本，翻译策略以归化为主异化为辅。这个阶段是西方文明进行反思求变的时期，他们在向具有悠久历史文明的边缘文化汲取营养的同时也在重新界定其心目中的这些文化。西方经历了两次战争的创伤和经济大萧条的沉痛打击后，信仰迷失之中想要在东方文化之中寻找慰籍和救治西方精神荒芜的良方。一次世界大战后，受威尔逊总统大同世界的理想影响，美国知识分子的视野比较开阔，令他们对世界各国文化产生好奇及汲取的心态，他们通过各种路径吸收东方文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约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道德经》翻译的鼎盛时期，这个时代的年轻人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又处于50年代至60年代的旧金山文艺复兴时期，年轻一代在“逆向文化”（counter-culture）运动中，不愿意在机械文明中活得无根、无目的，他们认为西方文明已破产，不断地寻觅精神的依托。这个时期的年轻人我们多称为“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实际上用胡菊人在《诗僧寒山的复活》的翻译“搜索的一代”更形象地描述了这一代年轻人的样态。《道德经》反战的思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恰逢时机地进入他们搜索的视野。他们想要颠覆父权思想运作下的美国政府强势霸权主义。因此，对于美国文化界来说提倡母权思想的《道德经》是时代的需要，是一种思潮。美国自20世纪50年代起比较倾向于接近大自然，追求个人的自由和发展空间，这都与他们的反叛“权利架构”的颠覆精神有关，但是这时候的推崇只是理想化的文化中国而不是现实的中国――现实的中国在欧美眼中只是落后令人恐怖的蛮荒之国。再加之20世纪五六十年代禅文化在欧美盛极一时，推动了西方普通民众中对道家的狂热，道家文化混合着禅宗文化一起被接受，而且在西方接受的过程中“道家显示出了令人惊异的应变能力……道家开放性中蕴涵的多功能性使其具有吸引力……”[3]（P9）。当时欧美文化对其他文化特别是东方这些边缘文化仍享有相当的主控地位，所以，此阶段的《道德经》翻译仍是外国人占主体，归化作为翻译的主要策略。但是译者也注意到文本独特的语言形式美，试图追求与原文的忠实对等。然而，中西文化差别太大，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读者来说太过陌生。因此，在没有多少知识支撑的背景下，西方开始了对道家文化的接受。从西方社会整体来看，这种情况造成了对道家思想接受的创造性误解。西方人自认为的所吸收的道家思想，到如今只是一个混杂变形的道家文化。这是长久以来西方的国际话语权强势地位和中国的弱势地位造成的。这个时期的中国贫穷落后，在文化领域也是处于弱势，外国错误地阐释了自己的文化却无力反驳，西方遂把自己理解的《道德经》注入其所译的文本之中。这正如赛义德所言：西方书写了东方，东方只有维持静默[4]（P27）。

《道德经》翻译的第二个阶段处于殖民统治瓦解时期，但欧美社会仍主控话语权。翻译作为一种文化交流，促进知识的更新，同时也打开了权利的通道。“知识带来权利，更多的权利要求更多的知识，于是在知识信息与权利控制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5]（P45）欧美不断从《道德经》吸取营养、丰富其文化资源。《道德经》作为后殖民翻译中的“他者”不仅是西方的参照物、凝视的对象，而且参与了对欧美文化的积极建构。“由于翻译在本质上是种族中心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不平等交流。[6]（P11）在对欧美文化的建构中，文本的本土译者只是知识的提供者，而欧美译者才是内容的操纵者，话语权仍掌握在欧美的白人手中。东方就是在欧美的“凝视”中、翻译中变形、扭曲。欧美人以其文化优越自居，形成了对东方人的傲慢与偏见。由于这种傲慢与偏见形成了其民族中心主义，使得其不仅用武力征服东方而且在话语实践上（翻译的语言方面）也不自觉地践行其征服的心态，改写东方文本欺骗本国的读者，控制东方的文化。

三、《道德经》翻译的本土文化觉醒时期

第三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后：《道德经》的翻译热潮随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乙本出土后到来。这时期的世界文化追求全球化、多元化，在典籍翻译领域主体多元导致翻译风格多元。这个时期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所言的第三世界的国家都处于文化自我觉醒期，他们反对欧美种族中心主义的流畅性归化翻译策略，指出流畅的归化策略是西方种族中心主义的文化自恋；支持采取不连贯的异化翻译策略，指出不连贯的异化翻译策略是殖民地人们的一种抵抗行为，展现了他者文化的存在。

中国在这个时期各方面发展日新月异，令国外学者竞相学习。富强民主的中国要求有更多的发言权，将中国文化传播出去。《道德经》的翻译曾经被宗主国打上了其深深的文化烙印，在异域旅行的过程中被主流话语重新编码、重新翻译，受到了“认知暴力”的挤压变形。正如斯皮瓦克所指出的那样：在这种旅程中，殖民地人们真实的历史记忆被抹去。[1]（P511）现如今“第三世界”要反抗“第一世界”的中心话语权，要通过翻译重述真实的历史，构建文化身份。后殖民理论家斯皮瓦克认为，后殖民的写作和翻译不是一种实录记忆，而是一种解开帝国主义的认知裂缝又不染上思乡病的记忆。[1]（P513）一方面要揭露和抵抗欧美意识形态对殖民地文化的渗透以及欧美白人在国际社会上的话语霸权行径；另一方面又不要在此过程中用过激的心态解读历史的翻译，在重建话语的过程中应保持客观的态度。

后殖民理论是一种多元文化理论，在这种理论的影响下，《道德经》此阶段的翻译采取不流畅的异化策略翻译较多。异化的操作不仅在词汇上逐字对译，有时为了颠覆目的语的文化规范，强调外国文本的异质性，译文中甚至会直接保留外来词汇。比如《道德经》文本中的核心词“道”和“德”都被直译为“Tao”和“Te”。但是异化过激，会使译文诘屈聱牙、晦涩难懂。所以在多元文化氛围中态度正确的译者在采取异化的同时也会为了便于欧美的理解适当转变翻译策略。这样在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指导下，《道德经》译本充满了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所论及的“混杂性”。后殖民译者之所以在翻译《道德经》时会采取异化策略为主，是由于像《道德经》这样中国传统文化意味浓厚又在翻译的历史长河中曾被反复表征，在殖民时期受欧美意识形态操纵而变形失去了原语文化身份，它的异化再译在为了寻找那遗失的文化身份时，最具有颠覆性、代表性。

在所倡导的“中国梦”指引下，挖掘凝聚在像《道德经》这样的典籍文本中的核心价值观，并将其输出出去有利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更有利于凝聚中国力量。这种历史境况要求转变主导《道德经》翻译的归化策略为异化策略，传达五千年精妙的思想底蕴和语言外壳，这时许多异化策略为主的《道德经》译本应时而生。这是中国文化传播的需求，是所实现“中国梦”的需要。但是在多元文化中，简单的二元对立异化和归化两种策略也是一种错误的偏激行为。正确地认识到归化和异化只是翻译技巧，如何正确地利用这两种技巧，将凝聚在古典文本中的核心价值观输出出去才是后殖民译者所关注的重点。

《道德经》三个时期的英译历程展现了从一开始西方各国对华夏文化的膜拜，到殖民时期对其文化的蔑视、篡改，再到多元文化时期的拨乱反正的“混杂”译本的形成过程。这样文本翻译的历史轨迹既展现了帝国主义对殖民地中国文化殖民行径，也展现了中国的发展历程――从辉煌到没落再到觉醒抵抗。多元文化的后殖民翻译理论从某种程度上揭露西方各国展现在译本上的殖民轨迹，从而唤起殖民地国家人民的觉醒，进而采取抵抗式的翻译策略即异化翻译策略。因此，典籍翻译应以异化为主归化为辅，发展中国文化软实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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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aid，Edward W.Orientalism[M].New York：Vintage Books，1978.

[3]冯晓黎.帛书本《老子》四英译本的三维审视[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07.

[4]钟玲.美国诗与中国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5]爱德华・W・赛义德著.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6]Venuti， Lawrence.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M].London/New York：Routledge， 1998.

道德经论文范文第5篇

新内涵之一:商业关系中的道德

商业关系，从广义上讲包括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商品供给和需求，以及与这些环节相联系的交通、旅游、邮电通讯、食宿和医疗等公共服务事业。如果在上述这些方面叠加上一定的“不道德行为”，那顾客最终享受到的只能是假冒伪劣产品和糟糕的服务，甚至给顾客造成难以承受的灾难。因此，商业关系中的逆德涉及到千家万户，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关系中的一个最重要方面。

商业关系中的道德的核心是质量，从一定意义上讲商业道德实际上就是质量道德，其卜包括商品的质彭、服务的质量以及服务态度的质量等等，涵盖了商业关系中所有的职业道德。

“优胜劣汰”是市场经济的一大重要特征，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经济“优胜劣汰”规律必然生作用，那些不讲质量道德的人们最终也逃脱不掉在经济上遭受损失而自食其果。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质量道德的形成是平行的。

新内涵之二:金融关系中的道德

金融关系，即一与货币流通以及银行信贷有关的一切活动。这些话动主要是通过银行业务来实现的，如货币的发行和回笼，存款的吸收和提取，贷款的发放和收回，国内汇兑往来以及贴现市场、证券市场活动等等，都是金融活动。银行既是管理金融的行政机关，又是办理信贷业务的经济组织。它发放的是贷款而不是财政拨款，信贷资金的部分来源是各种存款，的提取，更无力发放新的贷款，银行的职能和信贷资金的作用都无法实现。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关系中的道德的核心是信誉，金融道德实际上就是信誉道德。金融关系中的各方只有真正建立起信誉道德，整个社会的金融关系才能理顺。否则，会造成合同和契约形同虚设，金融关系的各方同时连锁受损的恶性循环，致使社会经济秩序混乱，正常的经济活动难以开展。

新内涵之三:雇佣关系中的道德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各种经济成份长期并存、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做基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主体必要补充的私营企业、中外合营和外资独营企业等经济实体。在其生产经营中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雇佣关系。雇佣关系中的道德的核心是责任和义务，雇佣关系的双方应提高责任心和义务感，这种责任心和义务感的提高，一方面要靠个人自身的道德素养;另一方面要通过教育和在经济活动中利害关系对当事人的影响来逐步提高。雇佣关系的双方只有从责任和义务的道德标准自觉自我约束，才能建立起稳固的、相互信任的雇佣关系。

新内涵之四:环保道德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然把贯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始终放在首位。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最早源于环境保护，现在已成为世界许多国家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总战略。我国人l:J众多，人均资源相对短缺，科学水平不高，经济技术基础比较薄弱，因而保护生态环境对于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显得极为重要。国情研究专家胡鞍钢认为，环境是一种特殊的资产，它不同于国有资产，从真正意义上讲，它才是为全休人民所有的，它为全体人民提供一种特殊的公共服务，如果没有清沾的空气、水，则无一例外地全体人民受损。环境的破坏意味着环境这一特殊资产流失，进而也意味着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在流失。对此，他给出两个数学公式清楚地表明其内在关系: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名义国民生产总值一环境资产流失;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二名义国民生产总值十环境资产增值。显然，环境资产流失越多，实际国民生产总值获取就越小。反之，治理环境污染就等于增加环境资产，也意味着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因此，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我们必须把保护环境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如果发展中不注意环境保护，等到生态环境破坏了以后再来治理和恢复，那就要付出更沉重的代价，甚至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可是我们现在有的人却不重视环保工作，不讲环保道德，有的地方经济建设项目是上去了，表现出得益于一时，可伴随着经济发展而带来的是严重的环境破坏。一份来自国家环保局的报告，这样描述我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现状。以大气污染为例，一九九五年全国城市大气中总悬浮微粒年日均值浓度，北方城市环境382ug/耐左右，南方城市平均242呢/耐左右，远远超过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6任一90嗯/耐的重的10个城市之列。全国600多个城市中，大气环境质量符合国家一级标准的城市不到1%。人们需要知道:在经济增长的名义下，我们失掉了什么?从中我们应如何认识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的关系?笔者认为，越是发展经济，越要注意保护环境，培养良好的环保道德。否则，造成的恶果最终将制约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在某一天早上反过来回报给人类本身以灾难。环保道德的核心是经济的发展，必须与人口、环境、资源统筹考虑。不仅要为当前经济发展着想，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决不能走浪费资源，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更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

新内涵之五:公益和互助道德

所谓公益就是公共利益;所谓互助是指互相帮助。推行公益和互助道德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客观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目的决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承认人们的能力差异，承认人们合理劳动而获得不均等的财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社会卜义市场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满足民的需要，追求最大的社会效益，反对两极分化，在肯定合理竞争的前提下提倡全社会共同富裕。鞭挞“为富不标准;参加全球大气监测的北京、沈阳、西安、上海、广州五个城市的总悬浮微粒指标均属世界尘污染最严仁”，提倡“富而乐道”。“道德的原则是幸福，但幸福不是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的幸福，而是分布在各个人身上的……幸福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多方面的或是各个方面的”((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432页)。因此，个人的行为是否符合社会主义道德的标准应体现在他对社会的贡献，在他正当合法地追求自身利益时不忘他人及社会的利益，能够扶危济困，助人为乐，帮助他人共同发展。由此可见，公益和互助道德的核心是以人民为本的价值观，其价值取向就是社会、集体、他人、个人利益的有机统一。公益和互助道德的形成要依靠“共同富裕”的思想教育和扶危济困、助人为乐精神的培养。在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公益和互助道德的形成已有相当的基础。近几年来，为推进公益事业的发展和发扬扶危济困、助人为乐精神的新人新事层出不穷，而且涉及面广，不仅包括各类团体及个人，而且包括海外侨胞，“希望工程”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例。

新内涵之六:文化市场中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