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族学论文范文第1篇

一直以来，学术界对Ethnomusicology有着多种不同的理解和翻译，有称“民族音乐学”的，有称“音乐人类学”的，还有称“音乐文化学”的。对此，大家在著书立说时往往不加区分，各取所好，混为一谈，窃以为，这种现象在其他学科是比较罕见的。

学科名称通常反映的是该学科的研究对象、理论基础、视域范围和研究方法等。Ethnomusicology多名称混用的状况使得大家对该学科的内容、范围和研究方法等产生了模糊认识。一方面，多数学者将民族音乐学与音乐人类学、音乐文化学等同起来，视为同一学科；另一方面，少数高校同时招收民族音乐学和音乐人类学、音乐文化学等专业方向的学生，这委实令人颇为费解。那么，民族音乐学与音乐人类学和音乐文化学到底是不是一回事；有什么区别；有无区分或统一的必要；如要区分，又当如何进行？本文主要就这几个方面问题与业内同行进行探讨。

一、Ethnomusicology的出现及多名称并存现状

众所周知，“Ethnomusicology”一词源自于荷兰学者吉卜•孔斯特（Jaap Kunst）的个人创造。1950年，吉卜•孔斯特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他的著作《民族音乐学》，该书将“Ethno”（氏族、种族、民族，或泛指人）与“musicology”（音乐学）进行组合，创造了Ethnomusicology一词，并得到了西方学者的普遍认可。毫无疑问，“Ethnomusicology”的中文译名当为“民族音乐学”（也有人译为“人类音乐学”）。但由于音乐界对是否该用“Ethnomusicology”这个词本身就存在很大争议，致使大家在对该学科的认识上存在着分歧。

早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音乐界就出现了Vergleichende Musikwikwissenschaft（比较音乐学）、musical folklore（音乐民俗学）、Anthropology musicology（音乐人类学）、Cultural musicology（文化音乐学）等诸多名称。然而随着该学科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研究内容变得更为宽泛，学科命名也就变得越来越复杂。如何准确地界定该学科名称，成了当前世界音乐领域的一大难题。在当今中国就有民族音乐学、音乐文化学、音乐人类学、中国音乐学等多个名称。

回顾历史，中国最早接触、学习、研究民族音乐学的是王光祈先生，其时为“比较音乐学”。自上世纪20年代王光祈先生率先将“比较音乐学”引入中国，到1980年“南京会议”①中国“民族音乐学”的确立，国内学者对Ethnomusicology的学科名称一直存在着较大争议，至今没有统一。

在我国最早将Ethnomusicology一词译为“民族音乐学”的是上海音乐学院的罗传开先生。“南京会议”之后，这一名称逐渐为国内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并流传开来。如，伍国栋将其论著定名为“民族音乐学概论”，杜亚雄有本书叫《20世纪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发展》。但这一名称受到了西方和中国相当一批学者的反对。管建华经常使用的是音乐人类学，出版有《音乐人类学导引》、《音乐人类学的视界――全球文化视野的音乐研究》等，并将音乐人类学与音乐教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持相同观点的还有杨沐，杨沐在《漫谈音乐人类学的定义与范畴》一文中明确将“‘音乐人类学’作为本学科的中文名称”②。而蒲亨建等人使用的是“音乐文化学”。同时，蒲亨建认为，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和音乐文化学等“均名异而实同”③，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当前中国音乐理论界的普遍看法。

从近20多年国内外情况来看，西方学者对Ethnomusicology的学科命名和界定似乎已不感兴趣，他们将研究重点更多地指向借鉴、吸收其他学科的概念、理论与方法，努力拓展研究的方向、范围和课题，以适应该学科的发展需要。同时，国内学者在经过一段时间争辩之后，或淡而忘之，或倦而厌之，很多人都觉得该学科发展得实在太快，所有争论都不会有什么结果，以致避而不谈了。

二、Ethnomusicology历史演变及其受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影响

关于Ethnomusicology历史演变过程很多论著（文）均有记载，在这里我不想多说。我想讲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任何一件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Ethnomusicology也是这样。随着研究内容、范围、方法的不断拓展，该学科已与其本体渐行渐远。在与不同学科进行“联姻”的过程中，Ethnomusicology已经逐渐脱离其“母体”，孕育出了许多新的不同学科。在今天之中国，该学科目前已从单一的民族音乐理论研究，延伸到学科方法论、音乐民族志、音乐文化区划、跨文化比较研究、中国域外传统音乐文化、城市民族音乐学以及计算机辅助民族音乐学研究等众多领域。学科研究内容的不断扩大，使Ethnomusicology早已突破了原来留予的狭小空间，扩展到一个新的研究层面。

在Ethnomusicology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东西方的文化差异起着决定性作用。

我们都知道，音乐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音乐成为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的主要根源是人类文化，不同的文化必然会产生不同的音乐。陶玛（美）在《文化变迁中音乐的纯洁性》一文中就指出，音乐事实上可以将其描述为一种“非言语的交流方式并由该文化的成员们所实践，它是宗教、语言和生活方式所勾画的一种文化”。

东西方由于其历史发展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使得它们在风俗习惯、、思维方式、道德观、价值观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民族音乐学起源于欧洲，承载着西方文化特性，深受西方思维习惯、研究方法、历史进程和文化传统等的影响。回顾历史，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较音乐学，是与西方文化侵略和对“欧洲文化中心论”的批评相伴而生的。在研究视角上，它将音乐与文化割离开来，进行物理的而非文化的研究，体现了西方人具体而微的分析型思维习惯。“民族音乐学”取代“比较音乐学”的事实背后是东方文化的综合型思维模式。由于东方文化的整体性特性，东方文化中的音乐与生活融为一体，使西方学者在对东方的音乐进行理解时出现了障碍，渐而将研究视角探向了产生音乐的环境和文化。

就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发展状况来说，我们也不难从中看出一些端倪。比较音乐学被王光祈先生传入中国以后，由于该学科当时只对“音乐本体”进行研究，忽视了音乐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片面性的思维方式与东方人综合型模式是有冲突的，或者说，不符合东方人的思维习惯。笔者认为，这可能也是比较音乐学未能在中国发展起来的重要原因之一。相反，民族音乐学对“音乐”与“文化”普遍关注的综合特性与东方文化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很快受到了国内学者的普遍响应。在近20多年的学术讨论和研究实践过程中，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一直秉承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在翻译、借鉴西方比较音乐学和民族音乐学成果的基础上，努力构建本民族音乐学理论体系，先后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民族音乐学专著、译著和论文，逐渐形成了有别于国外民族音乐学的独特风貌。

既然民族学、人类学和文化学的研究目的和方法有着严格的区别，那么以这三门学科为基础的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和音乐文化学也理应当是有所区分的。

此外，我们还应当看到，西方一些学者在使用和理解Ethnomusicology一词时其实是有所区分的，他们通常将侧重于对音乐本体研究的称为“民族音乐学”，侧重于人类学研究的称为“音乐人类学”，而将侧重于音乐所处文化环境研究的称为“音乐文化学”，并不像国内音乐理论界那样混为一谈。

四、结论

我国的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和音乐文化学均源自于Ethnomusicology，这是无可争议的，但由于研究者的不同知识背景，该学科的研究逐渐迈向了不同的学科领域，其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在翻译英文文献时，应当根据其研究内容、目的、方法等的不同翻译成不同的名称，而不应统一译为某个中文名称；而在撰写中文论著（文）时，则应当脱离Ethnomusicology的本义，根据论著（文）的内容来合理确定名称。如果硬要让我从中作唯一选择的话，由于文化的多维和复杂特性，我个人认为采用“音乐文化学”这个词可能更为确切。

参考文献

[1]洛秦.《音乐中的文化与文化中的音乐》[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4.8.

[2]伍国栋.《民族音乐学概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3.[3]（智利）E•格雷贝.《音乐人类学》[M].《民族民间音乐工作指南》.孙国荣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

[4][英]A.R拉德克利夫―布朗.《社会人类学方法》[M]，夏建中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

[5]洛秦.《音乐人类学的历史与发展纲要》(续一)[J]，上海:《音乐艺术》，2006(4)：87-95.

[6]杜亚雄.《欲澄清学术理念 先搞清术语概念》[J].北京:《中国音乐》，2006(3):1-4.

[7]蒲亨建.《对我国音乐文化学研究现状的初步思考》[J].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5(4):p95―p98.

[8]杜亚雄.《20世纪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发展》(上)[J]，《乐府新声》，2002，(3):p26―p29.

[9]宋祥瑞.《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历史与问题――兼论当代的“接轨情节”与中国现代学术的性质及任务》[J].武汉：《黄钟》，2001(2).

[10]杨沐.《漫谈音乐人类学的定义与范畴》[J].北京：《音乐研究》，2000，(3)：p81―p87.

①1980年，由民族音乐学家沈洽、高厚永、赵后起、杜亚雄等人组织策划，在南京艺术学院举办了“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会议首次采用“民族音乐学”这一国际性学科概念。音乐界一般习惯地将这次会议简称为“南京会议”．

②杨沐．《漫谈音乐人类学的定义与范畴》[J]．音乐研究，2000(3)，p81―p87．

③蒲亨建．《对我国音乐文化学研究现状的初步思考》[J]．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5（）：5―p98．

④伍国栋．《民族音乐学概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3，P14．

⑤赵宋光．《音乐文化的分区各层构成描述:关于音乐文化学学科建设的目标、方法、步骤的若干建议》[A]．赵宋光文集[C]．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

⑥宋祥瑞．《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历史与问题》[J]．武汉:《黄钟》，2001(2):p3－p12．

名族学论文范文第2篇

试论“五化”背景下民族地区又好又快发展的几个问题马万学 (7)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少数民族发展实施分类指导的早期探索张晓琼 (10)

杂散居少数民族权益法律保障研究朱玉福 (16)

论金代前期的宗室贵族群体宋立恒 (21)

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为文物古迹立档罗平 (25)

清代东北地区布特哈八旗建立时间考辨陈鹏 (26)

清庆亲王奕勖研究综述周增光 (30)

浅论清朝的满蒙联姻政策肖锐 (34)

清末新政时期八旗团体的参政活动尹立芳 (37)

弘扬民族文化与建设民族精神家园的思考王淼 (43)

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路径分析李轶楠 (47)

满族文化遗产的基本特征及其旅游深度开发张丽 (50)

辽宁清前满族文化品牌打造研究孟月明 窦杰 (54)

待开发的桓仁满族旅游文化资源李学成 (59)

沈阳地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浅议文钟善 冯静晓 (62)

朝鲜族中小学师资队伍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朴今海 金红仙 (64)

中华民族构建中的朝鲜族社会尤文民 (72)

辽宁省民族宗教工作会议在沈阳召开何世同 (75)

辽宁省民族宗教工作会议在沈阳召开 (F0002)

《萨满民俗窗花系列》荣获第十一届黑龙江省美术展银奖李军 (F0003)

《儿女英雄传》与《红楼梦》的“同源性”探析袁锦贵 (76)

《儿女英雄传》中的服饰研究（上）曾慧 (80)

满族作家志锐《廓轩竹枝词》研究韩丽霞 (84)

论斌良山水诗的绘画美吕斌 (92)

从唐岱的《绘事发微》分析《大房选胜图册》——兼谈其对娄东画派的继承与发扬杜恒伟 (95)

萨满文化传承后继有人——评《达斡尔族萨满文化传承人：斯琴褂和她的弟子们》觉罗 (99)

治学严谨 别有意会——读张佳生的《八旗十论》康启昌 (102)

民族文化研究的一部力作——《渔家天锦——赫哲族鱼皮文化研究》一书评介魏国忠 (104)

满族剪纸 (106)

一部反映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著作——评介《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论》李鸿 (107)

肃慎-女真族系形成发展研究与民族学赵阿平 (1)

论肃慎女真族系研究在中外民族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周喜峰 (6)

肃慎-女真族系历史沿革与分布地域研究与中国边疆学的建设郝庆云 (11)

清入关前商业贸易李兴华 (15)

浅析清代君主的屡劝谏诤及其文化背景韦泽 (21)

沈阳市满族中学突出民族特色教育崔英淑 (26)

嘉道时期的“清官”玉麟赵欣 (27)

清刻本《满洲四礼集》考略 (32)

从群体互动角度分析满族形成过程于海峰 (35)

新宾满族剪纸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43)

黑龙江畔大五家子一带满族的穆昆祭祀和丧葬张松 (44)

关于北京满族文化研究的几点思考苑杰 (48)

满族文化传播产业化发展探析吴勃 (53)

桓仁满族自治县北甸子乡成为“中国特色镇旅游新干线试点乡”罗平 (56)

满族民间婚俗回顾刘中平 (57)

满族的起居禁忌与礼仪 (61)

从满文发展的历史与现状谈保护与发展满文的意义吴敏 (62)

蒙古族教育制度的演变白丽娟 (66)

辽宁省蒙古族师范学校 (72)

沈阳市举办纪念锡伯族西迁246周年暨沈北新区建设锡伯族文化生态保护区论坛 (84)

满族起居习俗 (90)

长春大学萨满文化研究中心简介 (F0002)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语言交流与民族关系的思考陈海玲 (73)

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信息传播状况调查刘海贵 汤景泰 杨保达 (76)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非公有制林业发展的思考池美子 郑博 (85)

八旗满洲第一位诗人鄂貌图考论张佳生 (91)

东北现代文学的民族风格特征及其审美价值谢淑玲 (96)

云霞洒满纸 神笔发浩歌——读萨仁图娅的长篇传记《尹湛纳希》朱虹 (101)

别开生面的史书——读《金启琮谈北京的满族》白凤岐 (105)

城市化进程中东北少数民族人口迁移流动状况分析卢守亭 (1)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促进民族文化发展繁荣阎向东 (8)

民族乡民生保障问题的调查与思考——以大连市为例闫沙庆 信海燕 (11)

浅析满族对天津历史文化发展的贡献刘金明 (16)

密云清代满城发展及其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朱永杰 韩光辉 (22)

黑龙江省三家子村追踪调查刘正爱 (27)

试论满族共同体形成的主要条件李金涛 (35)

努尔哈赤崛起与李成梁关系史事钩沉陈涴 (39)

论清初定都及其历史意蕴王明德 (45)

儒家思想和“康乾之世”的兴与衰孙东波 (51)

奕在甲午战争期间外交活动的考察关捷 (57)

论满族家谱《来室家乘》的纪年方式郁辉 (64)

辽宁省民委（宗教局）召开全省民族宗教工作会议林娜 (50)

辽宁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社区（村）创建活动总结表彰大会在沈阳召开王立红 (67)

解析萨满文化对思维和心理的作用张思宁 (68)

史诗《乌布西奔妈妈》和满族古代的航海戴光宇 (73)

陈汉军张氏萨满探析刘红彬 (80)

从“放偷日”习俗看女真族早期婚制与经济生活刘肃勇 (83)

金代女真的婚姻形式和习俗刘筝筝 (87)

试析满族习俗文化在满族社会中的功用刘明新 (91)

民俗生活场域中的满族风俗与东北作家群创作阎丽杰 (96)

从骆宾基的《混沌初开》看满汉民族心理的常与变谢淑玲 (101)

真诚·挚爱·诗味——萨仁图娅印象与兼品《幸福八卦》王建中 (105)

诗性抒情：现代东北书写的独特建构——对满族作家端木蕻良小说的文体观照郑丽娜 (115)

悖论奇观康启昌 (120)

朝鲜族发展现状和发展模式的深刻思考——《舒兰朝鲜族现状与发展研究》读后于学斌 (122)

金启孮先生与满学金适 (125)

主编寄语何晓芳 (F0002)

辽宁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社区（村）创建活动总结表彰大会在沈阳召开 (F0003)

论努尔哈赤的崛起——兼析李成梁之“养虎遗患”肖瑶 王永涛 (1)

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4)

旗人对八旗制度的思想态度变化南洪钧 吴俊杰 (5)

《图说辽宁少数民族丛书》出版闫立新 (9)

从广州“满洲话”谈八旗“军话”与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关系沈林 (10)

浅识炮台山星祭坛与满族祭祀陈景河 (17)

佟养性及其家族与清朝开国王景泽 杨华 (25)

清开国重臣何和礼李学成 (31)

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36)

端方研究综述闫长丽 (37)

辽宁文学界专家研讨满族诗人牟心海的诗歌创作程义伟 (43)

盛京文化盛乐又化——沈阳历史文化名城的根基王成民 (44)

蒙古贞土地制度的变迁与改革项福生 (50)

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53)

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53)

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128)

辽宁省各界少数民族代表学习邵春亮同志先进事迹座谈会 (F0002)

全国第四个“文化遗产日”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活动开幕式表演 (F0003)

慈禧太后家世新证——《德贺讷世管佐领接袭家谱》研究刘庆华 (54)

舒尔哈齐死因考陈永祥 (61)

清武勋王战殁史事考张建 (71)

夫余与玄菟郡关系考略赵红梅 (75)

观念的潜流——清末民初京旗小说与老舍刘大先 (79)

不恨天涯行役苦——纳兰性德觇索伦边塞诗词的文化阐释孟盛彬 (88)

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91)

论《国朝闺秀正始集》在“教化”与“传世”间游走的诗学思想聂欣晗 (92)

满族说部的文本化高荷红 (97)

守望·坚守·建构——著名满族诗人牟心海诗论萨仁图娅 (105)

满族服饰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继承与发展的文化特征温兰 (108)

辽宁省民族工作系统掀起向邵春亮同志学习的热潮 (110)

满族民间游戏的保护与开发汪萍 (111)

满族传统医药的传承与应用马万学 刘玉忠 (115)

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117)

试论沈阳故宫博物院院藏朝珠栾晔 (118)

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123)

马褂考李晓君 (124)

“五化”背景下民族问题研讨会暨有关民族问题研究机构联席会议召开方向 (1)

政治文明与民族区域自治陈建樾 (5)

丹东“兴边富民行动”回顾与展望燕声东 姜涛 (15)

重新审视清王朝赵志忠 (21)

论金朝中央集权对女真皇族的防范对策李玉君 (25)

后金冶铁、炒金炼银及烧造业遗址考证——兼论建州女真手工业的发展赵维和 王丽 (29)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60年学术研讨会召开 (35)

清朝的人口迁移及其社会经济影响袁城 蔡莉 (36)

清末旗人军事改革与八旗生计贾艳丽 (41)

从清东陵的营建和维修看清王朝的盛衰王海燕 (47)

《清代中央决策机制研究》简介 (54)

《满语文与满文档案研究》出版 (84)

“五化”背景下民族问题研讨会暨有关民族问题研究机构联席会议在沈阳召开 (F0002)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世界大会（2009）“满一通古斯语言文化与人类学研讨会”在中国昆明召开 (F0003)

试论满文对蒙古族和达斡尔族文化的影响吴依桑 (55)

满族文化对盛京城规划建设的影响——兼论盛京城在满族和清代都城史上的地位李声能 (59)

惟妙惟肖的乾隆仿生瓷刘晓晨 (68)

满族民间体育传承形式探析栾桂芝 王德平 (73)

满族传统体育的社会文化功能变迁分析孙美谬 张岚岚 (77)

珍珠球运动的功能探析韩二涛 朴刚 (82)

北方民间传统文化之嘎拉哈的演变特征与传承王富秋 (85)

东北地区民间汉军旗谱单形制研究孙明 (88)

满族石氏家族祭祖习俗调查孙炜冉 (92)

岫岩“太平香”祭祖还愿仪式圣／俗性论析邵媛媛 (97)

满族与鄂伦春族生育习俗的成因比较丛培欣 (103)

明清民歌中的民俗语汇及其特色研究王丽坤 (108)

仪式、记忆与知识传承——辽东满族“二月二”节俗调查詹娜 (114)

名族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EML”；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

中图分类号：J6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631(2010)05-0082-02

《音乐艺术》2008年的第1、2、3期，连续刊登了六篇“我与音乐人类学：当下最关注的论题”的访谈录；每篇都以问答的形式，描述了上海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黄婉对“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一研究院”六位特聘研究员的采访记录。拜读之余，感触颇深，也受益匪浅。对此先将访谈内容归纳为三个方面：①学术经历的介绍；②各自已研究或正在研究的领域和民族音乐学存在的问题；③对“音乐人类学”的认识和界定。

访谈内容，给了我很大的启示。使我更加明确了“音乐人类学”、“音乐文化人类学”与“民族音乐学”三个名称的不同内涵可是。近年来，经常有学者将“音乐人类学”、“音乐文化人类学”与“民族音乐学”不加区分的等同使用，使人觉得费解。

由此以为，再谈谈“EtIlnomuslcology”(以下缩写为“EML”)的学科发展和廓清相关的几个概念。是很有必要的。

一、“EML”的发展概况

“EML”是一个复合词，由Ethno(n.人种论、民族志)和musicology(n.音乐学)两个词根复合而成。从两个词根上看，“EML"实际上是一个横跨了音乐学与民族(人种)学两大系统的学科。也就是说，“EML”与民族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历史联系。

欧洲传统意义的民族学，就是文化人类学，美国的文化人类学与民族学可以通用。实际上民族学的发展历史就是文化人类学的发展历史，起码在欧美是这样一种情形，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本来就是源于欧洲(德国和法国)的人体解剖学。所以说，与“EML”发展密切相关的是文化人类学。

然而，文化人类学真正的、实质性的发展，已经是19世纪中叶的事了。阿道夫・巴斯蒂安(AdolfBastian)和拉策尔(Friedrich Ratzal)可以称得上是文化人类学的先锋，并各自有不少的文化人类学的著作问世。如巴斯蒂安的《人类根本观念》(Ethnische Elementargedeanken)和《历史上的人类》(Der Mensch in der Geschichte)；拉策尔的《人类地理学》(Anthropogeographie)和《人类历史》(History 0f Mankind)等等。随后。出现了受达尔文生物进化理论影响的第一个流派，即“古典进化论”派，代表人物是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Tylor)和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以及其后的文化传播论、功能主义、结构主义、象征主义和解释人类学等多种流派。

从“古典进化论”起，文化人类学的思想已经把人类文化看成是有系统的、有组织的和相互影响的民族模式。只不过早期，特别是欧洲文化人类学家，大都致力于对小规模部落社会的考察。这是源起于殖民地时代。欧美学者对现代西方文明之外的人类文化的研究。随着学科的发展和当今全球性文化变迁的趋势，文化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在不断扩展。“试图概括人类行为的普遍性问题，并对社会的文化现象进行整体性的描述。”

文化人类学和“EML”几乎是同时发展起来的两个学科，两者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影响。或者说，“EML”的历史发展和研究领域的更新、不断扩展，都受到文化人类学学术思潮的很大影响。正如梅里亚姆所说“民族音乐学具有随着形成人类学的同一理论潮流而形成的倾向。”

我们都知道，“EML”的前身是“ComparativeMusicology”(Compara.tive：比较的、相比之意)，此阶段被称为“比较音乐学”时期。因为，此阶段的多数研究者，主要运用比较思维的方法，来看待和观察非欧国家民族的音乐和传统，早期还只停留在“低劣”、“肤浅”的认识上，这与欧洲殖民主义的兴起和扩张有关。

真正客观、公正的比较音乐学研究是19世纪80年代之后。主要标志是，奥地利比较音乐研究的先导者艾德勒(G.Adler)的《音乐学的范围、方法和目标》和英国语言学家埃利斯(A.J.Ellis)的《论各民族的音阶》。随后，具有代表性的一些比较音乐学家，还有“德国学派”(又称“柏林学派”)的施图普夫(Carl slumpo、霍恩博斯特尔(EdchMofitzvon Hornbostel)、萨克斯(Curt Sachsl等；“传播论学派”的格雷布内尔(Fritz Graebner)和施密特(W，曲elm Schmidt)；“美国学派”的博厄斯fFranz Boas)和菲克斯(J.W.Fewkes)等。这些学派的理论和思想无一不受早期文化人类学流派的影响。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荷兰音乐学家，吉卜・孔斯特(Jaap Kunst)在他的《Musicology》一书的副标题中，首次使用了“EML"这一名称，经过两次的书名更改，1959年以《Ethnomusicology》的名称第三次出版，其理由是“其旧称‘比较音乐学’易使人误解。一般已弃而不用。它并没有进行比其它学科更多或更少的‘比较’。”胡德(Mantle Hood)也认为：“每门学科都要应用比较法。EML是一门研究任何音乐的学问，它不仅根据音乐自身而且还要涉及其文化背景。”最终将"EML'’取代了“ComparativeMusicology”，开始成为了欧洲音乐学术界惯用的名称。

随着“EML”的发展和学术思想的不断深化，以及不断受文化人类学流派的影响，逐渐出现了，梅里亚姆的“文化人类学性质”的研究和20世纪60年代末的结构主义一符号学为分析模式的潮流，这些学术观念一直影响到20世纪末。甚至今天。

二、与“EML”相关的几个中国概念

有人认为“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音乐文化人类学”，甚至“应用音乐人类学”都是“EML”的中文译名，那是无稽之谈。从构词关系讲，“EML”的译名只有一个，那就是“民族音乐学”。其它名称只不过是随着研究对象、范围和方法的不断扩展，在不同的阶段出现的不同研究领域的不同表述，是阶段性研究目标的产物，是不同研究方向的代名词。

“EML”在与不同学科的交叉过程中，已逐渐偏离了音乐本体，相应孕育出了相关不同研究领域，每个领域都有自身的研究对象和空间，也代表着某种观念和兴趣。“其实这并不仅仅是个译名的问题，它代表着一种认识观念，一种避免后殖民主义残余，并且能够有更宽广

学_术视野的学科名称意识。”

关于学科名称和定义，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研究方向不同，自然名称也可以不一样，“由于其研究范围如此宽泛。故而关于它的定义也就众说纷呈，从‘作为文化的音乐之研究’，‘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延伸到‘人类音乐行为的阐释性科学’等等”梅里亚姆也曾说过：“民族音乐学这个学科的定义，由于每个学者所要强调与所希望研究的方面不同，所以也就大不相同，其中甚至竟有完全相反的倾向也是可以理解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个名称不能在同一个领域等同使用，不同的名称具有相对应的研究领域。甚至可以作为不同的分支学科而存在。以下就“EML”相关的几个概念。表述他们不同的学术性质和研究对象。

1.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缩写为EML)

前面讲到，“EML”是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 Kunst)最先提出和使用的，并且最终取代了“ComparatlveMusicology”(比较音乐学)。之所以取代，是因为“该名称把比开始时计划的更为广阔的范畴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譬如有研究西洋艺术音乐中相互影响问题的情况，而且还由于这门学科并没有比其它任何学科进行更多的比较研究。”这一词在中国最早被译为“民族音乐学”，是当时上海音乐学院的罗传开先生。经过1980年的“南京会议”以后，这一名称便开始流行，虽然在随后有过一场激烈的争论，最后还是以“民族音乐学”的名称保留了下来。为什么被译成“民族音乐学”。以为有两个原因：①是直接根据两个词搬(Ethno与musicology)来翻译；②是从研究对象上看，当时的民族音乐学还基本是音乐本体的研究状况。所以，民族音乐学的性质应该是以音乐本体的研究为主，研究对象是民族音乐本身。

2.音乐人类学(Anthmpology of Music)或(Musical Anthropology)

Anthropology of Music是由美国学者梅里亚姆所提出的，其核心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他认为，音乐则是由构成其文化的，人们的价值观、态度与信念形成的，人类行动过程的结果。人类的行动会产生出乐音。但它的创造过程是有连续性的过程。所以Anthm，pology 0fMusic可以译为“音乐的人类学”或“音乐人类学”，实际上是指“音乐”的人类学研究，只不过是把“音乐”放在人类文化中来探视。记得在韩锺恩教授的访谈录中。有洛秦教授介绍梅里亚姆对音乐与文化的三个关系的表述。即“文化中的音乐”(in)、“作为文化的音乐”(as)、“音乐就是文化”(is)。读后也深受启发，以为“音乐人类学”的学科意义是在“文化中的音乐”或“作为文化的音乐”的人类学研究而非指“音乐就是文化”的研究。就如韩锺恩教授谈到音乐人类学的审美经验时所说：“我希望从‘音乐就是文化’这个阶段折返回去。即通过文化去关注音乐作为艺术进而音乐就是音乐这样一个问题。”这说明了韩锺恩教授从当初提出的“音乐文化人类学”转到“音乐人类学”观念的原因，也说明了“音乐人类学”与“音乐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性质是有区别的。

所以说，音乐人类学的性质应该是文化中的音乐研究，与音乐本体研究的不同就在于是把音乐置于文化中来审视，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音乐的构造和形态。

3.音乐文化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Musical Culture)

“音乐文化人类学”的英译名为“Anthropology of Musical Cul-ture”，有人，以为“音乐文化人类学”和“音乐人类学”没有区别，属同一个名称。其根据就是“音乐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思维，这种思维值得推敲。其实，音乐具有“有形性”和“无形性”两种层次，即有非物质性“文化”的一面，也有作为物质性“声响”的一面。就像文化人类学与体质人类学所指称的学科性质一样。音乐文化人类学更加强调“文化”性质，把所指的音乐作为文化来研究。其实质是文化的人类学研究。而音乐人类学则侧重于文化的音乐，是研究文化中的音乐，其实质还是音乐的人类学研究。

所以，音乐文化人类学的性质是体现音乐的“文化”属性，研究音乐的文化现象。研究视角不在音乐上，是与音乐事象有关的社会，民间信仰、国家政策等一些超越音乐本体的文化现象的研究。这样，可能会导致学科偏离的危险。

音乐文化人类学，要当心“文化主义”的陷阱。不管是音乐文化人类学也好，还是音乐人类学也好。其研究对象不能脱离音乐事象去谈文化，虽然是学科性质有所要求，也不能完全抛弃音乐的文本。

三、结语

名族学论文范文第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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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族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先例现象 民族文化特征 外语教学

1.先例现象理论概述

“先例现象”成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真正起源1987年，在第六次МАПРЯЛ大会上，语言学家Ю.Н.Караулов在他的报告“论先例文本在语言个性结构和运行中的作用”中第一次提出了先例文本（прецедентный текст）这个术语。“прецедент”一词源于拉丁语的“praecedens”，即“前例、先例”的意思。Ю.Н.Караулов认为，先例文本是指对某一语言个性的认知与情感具有特定意义的、为该语言个性的大众（包括其前人及同代人）所熟知的、在该语言个性的话语中被多次复现的文本。例如，“”、“阿Q”、“红楼梦”对于汉语语言文化共同体的成员来说就具有先例现象的性质。先例文本是广义上的词的文化现象。先例文本的源泉可以是文艺作品，也可以是神话、传说、民间口头创作、圣经文本、笑话、童话、寓言，带有历史哲学和政治色彩的报刊作品等。Караулов认为，先例文本的存在形式及人们使用先例文本的形式有三个：1）先例文本以原始形式为读者所熟知并以原始形式被接受、理解和反应；2）先例文本以其他艺术形式再现，该艺术形式被直接理解和接受；3）先例文本作为一种符号，对它的使用是一种暗示。

继Ю.Н.Караулов之后，俄罗斯学者们对先例文本展开了进一步的探讨。其中，莫斯科大学的Д.Б.Гудков对这一问题做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首先，他将先例文本的概念扩展为先例现象，并认为它的存在方式有语言形式和非语言形式两种。在结构上，他将语言形式的先例现象划分为先例文本、先例话语、先例名、先例情景。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语言单位的结构层次上：先例文本是含（多个）谓语的、完整自足的单位，如文学作品《叶甫盖尼・奥涅金》、歌曲《莫斯科郊外的夜晚》；先例话语是带或不带谓语的、完整自足的单位，如文本中的引言，作品的名称；先例情景是带有伴随意义的、“标准典范”的情景，如犹大背叛的情景；先例名指与先例文本和先例情景有关系的人物的名称，如犹大、伊万・苏萨宁等。当然这四类先例现象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界限。由此可见，先例现象是一种涉及民族语义层、民族认知层、语用层三个基本层次的复杂现象。

2.先例现象的民族文化特征

从认知学角度来看，在一定民族文化共同体中的个人的意识中，文化以民族文化空间的形式存在。民族文化空间通常指文化在其承载者意识中的存在形式或由民族文化决定的情感信息场。它包含着某一民族语言文化共同体全体成员现有的有关文化现象的认识的总和。认知基础是文化空间的核心所在。В.В.Красных将其定义为结构化的、具有民族标记性及文化决定性的知识和概念的总和，是某一民族语言文化共同体的全体成员必须知晓的。先例现象是每个语言文化共同体的认知基础的基本成分，同时也构成了语言文化共同体的民族文化特征。

在先例现象言语化的情况下交际者会产生由民族性决定的一系列联想，这些联想与具体文化现象的恒常观念、由民族性决定的最简化的知识和观念密切相关。先例现象接受恒量（或称理解定势，包括对该情景的最小限度的民族知识、观念及与该情景有关的各种蕴含意义）是认知基础的基础。先例现象在交际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受众的意识中的再现，能够激起他们的热情、思想冲突，即引起相应的文化联想。先例现象反映一定时期社会发展的重要概念和思想，它包含着各种不同的文化背景知识，具有特殊的思想感彩，已成为民族历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被社会语言集团的普通成员所熟知。

人从属于一定的语言文化共同体和社会群体，因此在人的意识中包含着个人的、社会群体的、民族文化的知识和认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跨文化交际。固化在语言、行为、道德规范中的社会群体和民族文化的意识是最有意义的。鉴于此，我们认为先例现象应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Ю.Н.Караулов所说的显然是狭义的，而关于广义的先例现象，В.В.Красных根据众所周知的程度把先例现象分为全人类的先例现象、为某一个体知道的个体先例现象、为某一社会群体内部成员知道的社会群体先例现象、为某一语言文化共同体成员熟知的社会或民族共体先例现象。

本文中具有民族性的民族先例现象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先例现象广泛的来源范围就决定了先例现象的民族性，每一个民族都存在那些反映其道德价值、处世态度、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先例现象，它们集中体现了该民族文化的特征，反映了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民族性格。

每个民族的民族文学中都有一些作家，他们作品中人物的名字、话语和情景最终成为了先例现象。在英国文学中毫无疑问地会想到莎士比亚，出自他作品中的先例名有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先例话语如“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俄罗斯文学中如普希金、果戈里等，出自普希金作品中的先例名有叶甫盖尼・奥涅金、鲁斯兰和柳米拉，先例话语如“爱惜衣裳要从新的时候起，爱惜名誉要从幼小时候起”。出自果戈里作品中的先例名有乞乞科夫、泼留希金，先例话语如“钦差大臣到我们这儿来了”。

每一个民族的神话都具有民族性，这是由该民族的生活方式、仪式礼俗、劳动条件、民间口头创作传统和世界观等因素所决定的。作为民族文化的体现，神话中包含着的该民族特有的情节、形象和情景，都会在该民族语言中得到独特的反应、被代代相传并逐渐为其他民族认识和理解，成为共通的先例现象，如：俄罗斯神话中的灰姑娘、睡美人、雪姑娘等。

民族先例现象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电影艺术，包括动画片。这些先例是很流行的，而且一直在不断地补充增加。这些先例现象中有著名的俄罗斯电影名：《命运的作弄》、《守夜人》、《守日人》；美国电影名：《终结者》、《星球大战》；动画片名：《汤姆和杰里》、《米老鼠和唐老鸭》、《聪明的一休》；电影主人公：詹姆斯・邦德、舒里克、孙悟空；动画片主人公：米老鼠、维尼熊、一休等。

处于不同文化中的人们对同一先例现象的理解也有自己的特征，这是由该共同体的文化和历史发展的特点决定的，而隐藏在同一先例现象中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也会由于不同语言文化共同体成员而变得不一样。例如，对于法国人拿破仑是个英雄和胜利者，而对于俄罗斯人他首先是一个侵略者。西班牙文化中的堂吉诃德是指做无用事情的愚蠢的人，英国人和美国人就认为是一个没有前途的人，而对于俄罗斯人来说，堂吉诃德是一个无私的愁容骑士，是一个具有正面意义的形象。在对别人说恭维话的时候，俄罗斯人更愿意称其为堂吉诃德。

用发展的动态观点分析，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及受众的变化，一些先例现象的伴随意义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发生了改变，这也就是索绪尔开创的历时语言学的方法论在实际中运用的表现之一。譬如先例现象在当时原本所具有的正面评价色彩，可能为后人所传承或否定，如一些影响了历史进程的政治人物：彼得一世、斯大林、希特勒等。对于有点上了年纪的人们来说，斯大林是他们崇拜的偶像、是杰出的领袖；而现在许多人认为斯大林是一个专制君主，是个暴君。

先例现象的构成成分是动态变化的，一些先例现象逐渐过时，而一些则渐渐获得新的补充意义，因此会出现新的先例现象。社会的发展，道德价值的变换都会影响先例现象构成成分的改变。应该指出的是，与学者、文艺作品和历史事件相连的名字、话语和情景成为了先例现象，如：先例名爱因斯坦、莱蒙诺索夫，指称先例情景的先例名铁达尼号。当前，随着电视的大量普及，更多的大型电视节目名称、电影名、书名、政治家的名字也成为了先例现象，如：全世界风行的《哈利波特》一书、有名的电视娱乐秀《超级女声》、成为先例的政治家的名字――丘拜斯、萨达姆・侯赛因。

另外值得指出一点，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现代传媒技术手段的发展，一些原本属于某一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先例现象逐渐为全世界所知，进而成为了普遍的全人类的先例现象，如：哈利波特、芭比娃娃、套娃、孙悟空等。

3.结论

先例现象是一种文化的体现。它们进入到某个社会共同体或民族的历史记忆储备中。先例现象作为一个民族高度浓缩的语言文化现象，对其的认识和理解程度即认知能力是衡量个体融入一个时代及其文化的尺度和标准之一。

一切理论的研究都是为了指导实践服务的，对先例现象的研究为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找到了一个中介语，既完善了对语言自身的认识，又深刻揭示了该语言民族的民族性。把先例理论引入外语实践教学具有重要意义，是在外语教学中实现“语言与文化互动”的有效方法，是在跨文化交际中消除文化干扰的有效途径之一。作为语言和文化适应能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应用语言学范畴内研究和积累对先例现象的感知能力会加强我们对语言个性层次结构的认识，通过在外语教学的过程中引入先例现象的各种存在形式是非常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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