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族学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科研项目;毕业论文;教学相长

一、教师科研项目与本科生毕业论文相结合的必要性分析

（一）毕业论文在本科教学中的重要地位

本科教学之所以重要，在于本科学习不仅能让学生储备大量的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培养学生观察、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因此，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是本科教学的重要内容。毕业论文写作是学生科研能力的集中体现，它能锻炼学生初步掌握和综合运用所学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熟悉科学研究的基本程序，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1］。因此，毕业论文写作是培养富有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人才的必要步骤［2］。它关系到本科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3］。可以说，合格的毕业论文不仅是大学生获得毕业证学位证的重要依据，而且是衡量和评判高校办学质量和教学水平的重要指标［4］。对此教育部明确提出：“本科毕业论文是大学生专业能力的综合训练，是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的重要实践环节。”

（二）科研项目可以并且应该与毕业论文选题相结合

写好毕业论文的第一个重要步骤就是选题［5］。选题一般要考虑三个因素：一是要有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二是要有创新性；三是要难易适中。老师的科研项目可以满足前两个条件，后一个条件可以由老师根据学生的研究兴趣和学习能力指导学生完成。科研项目之所以能够立项，是因为该研究处于该学科的研究前沿，并且产生积极的经济和社会效果。因此，教师的科研项目因其学术先进性而应该对本科教学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毕业论文（或设计）是大学生四年本科学习和研究能力的集中展现。两者结合可以使学生掌握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研究思路，熟悉问卷设计、发放、统计、分析等做课题研究的基本方法，为他们将来的进一步深造和研究打好基础。同时，还能让老师腾出更多的时间精力集中完成课题的主体研究。可以说，教师科研项目和学生毕业论文（设计）的结合，集中体现了教学互动，起到了教学相长的重要作用。毕业论文写作是考查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发现并解决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综合能力的必要教学环节。教师的科研项目因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前沿性而应当成为师生共同攻克的难题，这是教师科研项目与本科生毕业论文相结合的原因所在。实际上，教师如果没有科研项目，就要凝练出本学科的前沿问题并指导学生进行讨论学习和思考研究。学生要更深入地研究老师的课题或老师凝练的学科前沿问题，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是把该课题或问题作为自己毕业论文的选题。一篇好的毕业论文往往从大一就已经开始着手，这就需要老师根据学生的兴趣提前帮学生做好规划，一种较好的规划就是老师根据自己的课题研究为学生规划毕业论文的选题和写作。许多学者对两者的结合持肯定态度［6］。

二、塔里木大学教师科研项目与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相结合的实践调查及问题分析

从塔里木大学的调研情况看，大凡将科研项目与学生毕业论文（或大创项目、挑战杯等）结合好的老师，其教学效果都很好。例如经济与管理学院的李青教授，她将自己的科研项目与学生的毕业论文、大创项目、挑战杯等有机结合，充分利用本科生、研究生建立自己的科研团队。学生的课堂学习、文献查阅、问卷设计、实地调研、统计分析、数据处理、论文写作搞得有声有色，连续在全国挑战杯中获得特等奖、一等奖等重大奖项，其学生毕业后工作能力明显高于没有搞过科研的学生。例如植科院王冀川老师主持的部级课题《新疆滴灌小麦水分高效利用原理与调控机理研究》中，有26名汉族同学、4名民族同学参与研究，2篇，优秀论文4篇；他主持的省级课题《南疆果粮间作小麦高产高效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有两名民族生参与研究（2篇）；他主持的省级课题《棉田地膜污染治理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有1名民族生参与研究；他的省级课题《棉花节水减肥高效种植技术试验与示范》有1名同学并获校级优秀毕业论文；他的校级课题《滴灌小麦群体质量调控效应与高产途径研究》有6名民族生参与研究（其中有3名民族生）。邹升、王冀川两位老师指导的部级大创项目《滴灌水氮运筹对小麦根冠生长及水分利用效率的研究》有1名同学并获校级优秀毕业论文；张松超、王冀川两位老师指导的部级大创项目《滴灌条件下小麦水氮响应特征及调控技术研究》有1名同学并获校级优秀毕业论文；田倩倩老师主持的校长基金南农联合基金《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城镇绿地生态网络构建》有1名同学。何良荣老师主持的兵团博士基金《南疆无花果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研究》，有3名汉族同学参与课题研究，1名同学。又如，曹新川老师主持的塔里木大学校长基金项目《高产优质多抗棉花新品种选育》（TDYZZX201201）有39位同学参与该课题的研究，其中民族学生14人，汉族同学25人；他主持的《棉花新品种选育》共有13名同学参与研究（其中民族生2个）。姜喜老师主持的重点实验室一般项目《扁桃休眠芽小滴玻璃化法超低温保存技术研究》，有6名学生参与课题研究（其中民族生1名）。陈家力老师主持的校长青年基金《阿拉尔市城市森林结构与优势树木滞尘效应分析》（TDZKQN201504）有5名同学参与研究（其中有2名民族生）。

三、塔里木大学教师科研项目与本科生毕业论文相结合存在的问题分析

第一，老师没有将自己的科研项目与学生的毕业论文有机结合。植科院近三年仅有8名老师、经管院仅有3名老师，利用自己的项目指导学生毕业论文的选题和撰写。大多数有科研项目的老师没有动员学生参与其中，只有极少数的几个老师能够利用自己的科研项目为学生的论文选题和写作提供指导。第二，参与老师科研项目的学生较少，科研成果更是少得可怜。植科院2015年—2017年老师的科研项目很多，虽然有107名同学参与老师主持的科研项目，但将老师的科研项目作为毕业论文选题的不足两成，通过参与老师的课题研究9篇，获得优秀毕业论文只有9篇。经管院更是少得可怜，仅有几名同学利用老师的科研项目作为毕业论文的选题。参与科研的学生成果少说明学生参与科研的得到的科研能力提高不足。第三，老师指导的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成果较好，但项目立项少、学生参与人数少、指导老师匮乏。这说明师生对大创项目的关注度不够，学校资金支持不够。实际上，教师科研项目为主的大创项目因有老师的持续课题研究而获得更多的指导，大创项目会更容易取得更好的成果。得不到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的支持，影响科研项目、学生大创项目、学生毕业论文三者的结合。第四，教务处规定的论文选题在大四才开始，一年时间完成论文写作。好的毕业论文一般需要较长时间的思考和研究。最好在大一结束前就完成论文的选题，这就要求老师提前根据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能力做好论文的选题，最简捷有效的方法是将科研项目分解，循序渐进地安排和指导学生的毕业论文。

四、教师科研项目与本科生毕业论文相结合的建议

第一，强化老师将科研项目与指导学生毕业论文相结合的意识。可以由科技处和教务处整合资源，将两者结合并获得优秀论文的老师进行奖励。或者给各个学院规定硬性结合的指标、给老师的各级各类课题规定不同的硬性结合的目标，如部级课题应至少带4个同学做，3篇毕业论文；省级课题至少带3个同学、2篇毕业论文；厅局级课题至少带2个同学，1篇毕业论文。这样每个学生都有课题做，都能得到锻炼，为他们将来写好毕业论文打好坚实的基础。第二，动员学生从大一就要及早确立自己的研究方向，可以由老师根据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科成绩初步确定，并根据学生大一、大二的学习和研究情况进行动态调整，但大二结束前必须确定。研究兴趣帮助学生确定研究方向，在确定好的方向下进行初步研究能提高其学习兴趣。第三，教务处应增强对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的支持，加大立项的数量。对利用老师科研项目的大创项目适当予以倾斜。此外，教务处应将毕业论文的选题工作提前到大二结束前。

参考文献：

［1］王萍．本科毕业论文教学改革：机制、问题及优化路径———以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为例［J］．高等农业教育，2012（1）：31-35．

［2］王三秀．本科毕业论文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探索［J］．教育教学论坛，2012（36）：119-120.

［3］许信刚，童德文．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高等农业教育，2011（10）：81-83．

［4］薛彩霞.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存在问题及质量控制措施［J］．高教论坛，2011（11）：56-58.

［5］刘正远，段玉玺.本科毕业论文选题质量的探索与实践［J］．辽宁科技大学学报，2009（3）：301-304.

名族学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陕北地名词语反映了陕北黄土高原沟壑纵横的地理地貌,记录了古代历史上的民族迁徙、融合的踪迹,折射着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农业文明,反映了上至统治阶级下到平民百姓的心理愿望。

论文关键词:陕北陕北方言词语地域文化

历史上,汉语形成了多样、复杂的方言。陕西北部,即长城以南,黄河以西,子午岭以东,桥山以北的广大区域,包括延安、榆林两个地级市,通行着陕北方言。陕北方言词语是指陕北方言中的词和熟语的总和,是陕北方言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学者李光庭说:“言语不同,系乎水土,亦由习俗……”可见一定的语言与当地的地理环境、地方习俗、传统观念等直接相关。陕北方言词语中有大量的地名词语,这些词语往往反映了当地的地理面貌、历史演变和人们的心理愿望。本文主要探讨陕北方言地名词语所反映的区域地貌特征和所积淀的陕北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内容。

一陕北方言地名词语的区域特征

人活在特定空间中,就不能不与反映空间地理位置的地名词语打交道。陕北方言词语中,地名的词语相当活跃,成为当地人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名词语通常由两部分组成,专名加通名。通名部分的词语大多反映了当地自然地理地貌特征,而专名部分则反映了当地物产特点。

1陕北方言词语反映陕北地理特征

陕北在地理上属于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在地貌上表现为沟壑纵横,峁梁相接,沟峁交错的特点。陕北人在给地理实体起名时多以“沟”、“墕”、“岔”、“崖”、“畔”作为通名。反观之,这些通名记录反映了陕北沟壑峁梁众多的区域地理地貌特征。

沟:山沟,地面低洼地带。陕北沟壑众多,以“沟”命名的地名词语也很多,如子洲的宋家沟、曹家沟等。

含：两山相连处,俗称“含”的地名主要集中于榆林地区。如子洲有米家、佟家,府谷有王家。

岔:道路分岔的地方。以此为名的有:绥德的霍家岔、清涧的岳家岔、子长的青阳岔等。

崖(陕北方言读nai):山边陡峭处。带有“崖”的地名有:神木的花石崖,绥德的李家崖等。

畔:黄土山体的旁边或附近。住在土山侧的地方多以畔命名。如子洲的杜家畔,靖边的张家畔等。石山或石卯梁旁边的地方则称为石畔。神木有雷石畔,子洲有马家石畔、侯家石畔等。

峁:顶部浑源、斜坡较陡的黄土丘陵。以“峁”为名的地名象神木的沙峁,子洲的拓家峁等。

梁:山体中间隆起的地方。以“梁”为名的地名如子洲的温家梁、榆阳区的李家梁等。

圪崂:山间避风处,以其命名的地方也有不少。子洲有周家圪崂,洛川有王家圪崂、史家圪崂。

圪凸(陕北方言读du,上声):山间突出处。采用“圪凸”做地名的如清涧的师家圪凸,吴堡的樊家圪凸等。

崾岘:山上或平川地势险要地段。崾岘也写作崾险。如榆林的孙克崾岘、安塞的佛道崾岘等。

坪:黄土丘陵或山区中的平地。绥德有枣林坪、子洲有苗家坪等。

咀:大自然形成的三面环沟的地方或村庄。绥德有鱼家咀、安家咀。清涧有石咀驿镇。

其实上述地名不为陕北所独有,全国各地都有分布。不过,由于受到陕北区域地理地貌的影响,这种情况在陕北表现得尤为突出。我们在观看陕北地图时会强烈感受到这一点。

2陕北方言地名词语反映当地的物产

地名不仅是当地地形、地貌的形象再现,同时通过地名也反映了当地区域物产特点。

榆林因其多种榆树而得名。类似的还有安塞的榆树湾、志丹的榆树窑子、横山的榆树峁等。

佳县(原名葭县)因县境内有一条葭芦川,葭芦丛生得名(古人把苇芽叫葭,未出穗的叫芦,长成后的叫苇)。府谷有野芦沟。

米脂,因境内有米脂水而得名。米脂水,又名流金河,此地水土肥沃,盛产小米,质醇味美。史书上说米脂水“沃壤空粟,米质如脂”,因而在宋代首建米脂寨。

甘泉县名最早始于唐代,以县南谷崖有泉水“飞流激下,甘甜美味,隋炀帝游山时曾汲取”而得名。

陕北各地都有枣树种植,因此以枣林、枣树命名的地名也很多,如绥德有枣林坪、绥德的枣树湾、安塞有枣树台,志丹有枣林坡。

其他植物在陕北也多有栽种,如柳树、槐树,梨树、桑树、柏树、桃树、海红等。以此命名的如:安塞有柳林镇、柳湾,榆林有红柳沟镇,定边有柳树梁、红柳沟;安塞有槐树庄,志丹槐树台,子洲有槐树岔;安塞有梨树沟;府谷有圪针塔;府谷有桑林坪、桑园梁;府谷有柏树峁;绥德有桃树峁;府谷有海红梁等。

在陕北各地反映动物的地名不多。陕北各地有雉鸡,这在地名中有反映,如定边的金鸡湾、金鸡滩,这里的金鸡疑为雉鸡的方言改称,另外如榆林有野鸡河等。

榆林的上盐湾、下盐湾,也因其盛产盐而得名。此外从靖边:宁条梁镇、黄蒿界乡、席麻湾乡,清涧的石盘乡等地名都可了解当地的物产特点。

二陕北方言地名词语的文化内涵

1陕北方言地名词语反映古代民族接触

陕北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军事要地。历代王朝为了争夺陕北这块地区,长期频繁进行拉锯战。战争之后,陕北汉民族人民与匈奴、鲜卑、突厥、党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人民融合杂居、交流交往,这些为陕北文化注入了丰富而独特的文化内涵。

在古代,陕北曾是少数民族活动的舞台。宜川县有库涡川、延安有库利川、延长有渭牙川,便是匈奴语“库涡、库利、渭牙”,加汉语通名“川(chuan,按陕北方言读上声)”命名的。

陕北榆林、神木、府谷等地区接近内蒙,地名命名多受蒙语影响。这些地名多分布于靠近内蒙古的村庄。此外,还有蒙语地名加汉语方位词或通名形成的地名,如神木的大保当(灌木丛草滩)、中鸡等,这些地名,充分反映了历史上汉族和少数民族杂居相处,互相学习,相互交流的民族融合局面。

伙盘指清代农民租种蒙旗土地的地方,也作“火盘”,因而也有以此命村名的。榆林有白家伙场、郭家伙场,神木有铁匠伙盘、杨伙盘,这些地名反映了汉蒙交往的史实。

另外,还有一些受其他少数民族姓氏影响的地名。如与历史上北魏时期的鲜卑族活动有关的乞佛(洛川县朱牛乡有上乞佛村、下乞佛村)等。历史虽已远去,但地名这一活化石却镌刻了民族融合的情景并把它顽强地保留到今天。

2陕北方言地名词语反映陕北古代军事

在我国历史上,整个西周阶段,陕北地区基本上是被猃狁占据着,秦汉时期陕北属上郡所辖,而上郡在当时的军事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东汉末年,陕北则为匈奴等族占据,隋唐时代,陕北曾是突厥部族活动的地区。宋金元明时期,陕北是国家的军事要冲,边防重镇,历代王朝为了这块地区,曾付出了很大代价。明宪宗朱见深成化七年(公元1471年),在长城沿线设置榆林卫,筑“边墙”,设城堡,从含有“铺,驿”、“墙、城、堡”的陕北方言地名词语中则可以看出古代在军事防御方面的布局。宋时为防御突厥、西夏,在沿边地带择冲要处建立一系列城、寨、营、堡组成的防御体系,含有“墙、城、堡、寨”的地名,可以追溯到宋代。地名中的“墙”即指长城。含有“城”的地名,由于时代的原因,有的城址已废,但其轮廓仍然清晰,成为陕北的名胜古迹。如统万城(靖边),又名“白城子”,曾是东晋时匈奴族首领赫连勃勃建立“大夏国”的都城;杨家城(神木),即古麟州城,为古代边塞著名的军事堡垒。陕北地名中有铁边城,五谷城(吴旗)、朱官寨(佳县),新寨(吴起),太和寨(神木),张家寨(子洲),高家堡、栏杆堡(神木),响水堡(宜川)、安边堡(定边)、解家堡(神木)、榆河堡、龙州堡、归德堡、双山堡(榆林)、波罗堡(横山)等,这些地名有些是宋代设立的。从这些地名,我们可以看出古代军事防御体系的布局设置。

3陕北方言地名词语反映官民追求和平安宁的心理和宗教信仰

词语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词语的使用和演变可以映射出陕北人民的文化心理。陕北地名词语突出反映了历代当地居民祈求安宁的心理,反映了他们的宗教信仰。

陕北地名词语反映官民渴望“安宁,安定”的愿望。陕北方言地名中的含有“安”“宁”“绥”等词语集中反映了厌恶战争,祈求安宁的心理。如延安、安塞、保安、安定、安边、顺宁、抚宁、安民(延川)、定边、靖边、绥德等。

类似这种借地名词语表达人们美好愿望的,还有另外一种形式。如陕北地名中的吉利坪、丰富庄等,都是用含有吉祥如意的词语表达美好心愿。

陕北方言地名词语中还渗透有错综复杂的宗教信仰,至今遗留下的佛教、道教有关的地名即是有力的证据。如黄龙小寺庄,因宋时佛教寺院圣寿寺而得名;延安市的石佛沟村,因村口石崖有佛窟而得名。此外还有神树塔、神树沟(神木)、龙王庙(府谷)、长官庙(吴旗)、老爷庙(定边)等,这些词语则与陕北当地的错综复杂的民间信仰有很大的关系。

4陕北方言词语反映陕北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

陕北大部分地区地处山区,其独特的地理风貌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蕴藏于古老的陕北方言词语中。由于自然条件差,又多受干旱、风沙、盐碱等多种自然灾害的威胁,人们的房屋多建于山边或山间避风处,生活异常艰苦,习惯称劳动为“受苦”,把庄稼人称做“受苦人”。如绥德的碌碡峁,安塞的镰刀湾等将古老的传统农具蕴涵于地名中,反映了生活在陕北黄土地的人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像延安的韩家窑子、任家窑子等以“×窑子”命名的地名在陕北很常见,从中可看出某地最初入住的居民的情况,以及人们居住以窑洞为主,居住地比较固定的生活特点。

5陕北方言词语反映陕北人聚族而居的生活习俗

“×家△”格式的地名词语在陕北各地普遍存在。如清涧的李家坪,绥德的李家崖,子洲的汪家崖、杜家畔、马家石畔、苗家坪、周家圪崂,靖边的张家畔、拓家峁,米脂的井家畔,清涧的郝家畔,府谷的苏家畔,横山的王家峁,榆阳区的李家梁,清涧的李家坪,洛川的王家圪崂,等等。

中国人自古就重宗族,重血缘,有亲属或宗族关系的人往往聚族而居,繁衍生息。以宗族的姓氏作专名,加上反映该村落地理特点通名的地名全国各地都有。陕北,地理条件差,自然条件恶劣,加之地广人稀,社会经济十分落后,这就需要同宗族的人互相照应,共同应对各种困难。所以,在陕北各地,象李家坪这样的地名非常多。作为语言,类似的地名强化了陕北人的地缘关系,陕北同族或同村或同地域的人特别抱团,老乡观念非常浓厚。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居民的移迁,聚居在一起的人未必都有宗族或血缘关系了,居住习俗也发生了变化,但地名词语却顽强地存在下来,从而把祖先们聚族而居的生活习俗记录下来,流传了下来。

三结语

方言地名词语作为社会生活以及人文环境物化的代号,具有相对稳定性,通过探索方言地名词语,从中可以揭示内涵丰富的、独特的地域文化。

陕北方言地名词语与陕北地域文化二者关系密切。一方面,陕北方言词语反映着陕北地域文化,透过它可以了解本地域种种文化现象,包括历史交往、地理环境、生活生产习俗、宗法观念、思维方式等。另一方面,陕北文化对陕北方言词语的形成、运用和发展演变有着深刻的影响。比如陕北的榆林明清之际作为边塞,是流放犯人的地方。所以榆林城里的老年人骂人:看你哪个囚犯脑袋。别的地方的人则很少有这种骂人法。总之,研究陕北方言词语与陕北地域文化的关系,可以使我们深刻领会语言和文化是如何共生共存的。

注:本文是陕西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7JK158的部分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刘育林:《陕北人学习普通话教程》,1993年。

[2]罗常培:《语言与文化》,北京出版社,2004年。

[3]吕廷文:《浅议陕北地名与陕北古代文化》,《延安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

[4]尤汝杰:《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

名族学论文范文第3篇

;袁静芳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8年出版《苏州道教科仪音乐研究》刘红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武当韵——中国武当山道教科仪音乐》王光德、王忠人、刘红、周耘、袁冬艳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

以上所述的各项研究成果反映出当今学术界对汉族地区道教音乐的研究已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

然而，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道教不独为汉族所有，除汉族外，分布于中国东北、西北和西南等地区的22个民族均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注：据覃光广等编著的《中国少数民族宗教概览》（北京中央民族学院，1982年版）提供的资料反映出，在满、朝鲜、蒙古、达斡尔、土、羌、彝、白、布依、侗、水、壮、瑶、仫老、纳西、毛南、京、黎、土家、苗等22个民族中，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其中道教对云南的彝、白、瑶、纳西等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音乐文化的影响尤为广泛。

少数民族地区的道教音乐与汉族地区的道教音乐不尽相同，它往往是本民族固有文化与汉族传统文化交融发展的产物，既蕴涵着本民族固有文化特质，也不乏汉族传统文化风貌，内涵甚为丰富，颇具学术研究价值。

但与汉族地区的情况相比，少数民族地区道教音乐的研究却显得比较薄弱，开始仅主要集中于云南地区特有的具道教性质和色彩的洞经音乐。就笔者目前所知，有关少数民族洞经音乐的调查，最早的是1962年“云南省宋词乐调调查组”对昆明、下关、大理、丽江等地洞经音乐的调查。调查的起因是：当时传闻丽江保存有宋词乐调。于是，在云南省委有关部门领导下，由曹汝群、周咏先、黄林、和鸿春、倪立跟等五人组成云南省宋词乐调调查组，于1962年9月中旬赴丽江进行调查，经反复搜寻查找，初步证明此传说实属讹传。转而他们确定以丽江四个古老乐种之一的洞经音乐作为进一步探寻宋词乐调的主要对象，并相继对丽江、下关、大理、昆明等地的洞经音乐作了较深入的调查，直至同年11月中旬方告一段落。事后，他们分别撰写了《关于宋词乐调的调查报告》和《丽江、下关、大理、昆明洞经音乐调查记》（注：参见周咏先、黄林《洞经音乐调查记》载《民族音乐》1983(2)，页78）。作为该次调查地之一的丽江是纳西族的主要聚居地，大理则是白族的主要聚居县（现已与下关一起合为大理市）之一，因此，该调查组对丽江和大理等地洞经音乐的调查，可视为有关少数民族地区道教音乐的最早调查。从起因看，这实为学术界一次“无心插柳”的对少数民族地区道教音乐的最初调查。

此后，有关调查和研究停滞至80年代初，才见有相关文章发表，上述调查所写的《丽江、下关、大理、昆明洞经音乐调查记》在初稿完成20年后更名为《洞经音乐调查记》（注：见《民族音乐》1983(2)，页78～96）。该文结合丽江、下关、大理、昆明四地洞经音乐的有关情况，以文字形式介绍了洞经音乐的曲调、洞经乐队和洞经概况，并对洞经的历史源头和“谈经”等进行了探讨。此外，最为突出的是，该文的注释中辑录了有关文献、笔记等对洞经的记载，附录中有洞经的重要书目。这是该文有别于其它洞经音乐文章的最大特色，亦为其最有价值之处。总的来说，该文不失为初步了解洞经音乐的好资料，但作为调查记，甚感其记实性不强，而从对丽江和大理的洞经音乐的介绍来看，该文对这两地的洞经乐队特别是大理的洞经乐队只略有涉及，因此，该文不是丽江纳西族洞经音乐和大理白族洞经音乐的专门介绍或研究文章，只是人们认识汉族和少数民族洞经音乐的开端。

名族学论文范文第4篇

从整体来看，近年来学术界对汉族地区道教音乐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所加强，研究地区和范围有所扩大，研究成果也不断推出。这些成果主要来源于伍一鸣的《江南道教音乐的由来和发展》、甘绍成的《川西道教音乐的类型及其特征》、陈天国的《潮州道教音乐》、曹本冶的《香港道教全真派仪式音乐初述》和《道乐研究与香港道乐》、吴学源的《昆明道教“清微派”科仪音乐探析》、潘忠禄的《巨鹿道教音乐》、张鸿懿的《北京白云观的道教音乐》、吕锤宽的《台湾天师派道教仪式音乐的功能》、史新民的《论武当道乐之特征》、刘红的《“武当韵”与楚文化的渊源关系》、张凤林的《苏州道教音乐特点要述》、蒲亨强的《武当道乐曲目分类考源》、王忠人和刘红的《龙虎山天师道音乐》、曹本冶和蒲亨强的《武当山道教音乐研究》、王纯五和甘绍成的《中国道教音乐》、吕锤宽的《台湾的道教仪式与音乐》、周振锡和史新民的《道教音乐》（注：伍一鸣《江南道教音乐的由来和发展》载《中国道教》1989(1)，页40～44甘绍成《川西道教音乐的类型及其特征》载《音乐探索》1989(3)，页37～47陈天国《潮州道教音乐》载《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89(4)，页26～27,25曹本冶《香港道教全真派仪式音乐初述》载《人民音乐》1989(8)，页26～29吴学源《昆明道教“清微派”科仪音乐探析》发表于第一届道教科仪音乐研讨会潘忠禄《巨鹿道教音乐》载《中国音乐》1990(2)，页17～20,10张鸿懿《北京白云观的道教音乐》载《中国音乐》1990(4)，页31～34吕锤宽《台湾天师派道教仪式音乐的功能》载《中国音乐学》1991(3)，页21～33曹本冶《道乐研究与香港道乐》载《黄钟》1991(4)，页4～7史新民《论武当道乐之特征》载《黄钟》1991(4)，页8～14；刘红《“武当韵”与楚文化的渊源关系》载《黄钟》1991(4)，页15～24张凤林《苏州道教音乐特点要述》载《黄钟》1991(4)，页110～114蒲亨强《武当道乐曲目分类考源》载《黄钟》1991(4)，页36～43王忠人、刘红《龙虎山天师道音乐》载《黄钟》1993(1～2)合刊，页65～74曹本冶、蒲亨强《武当山道教音乐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出版王纯五、甘绍成《中国道教音乐》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吕锤宽《台湾的道教仪式与音乐》台湾学艺出版社1994年出版周振锡、史新民《道教音乐》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出版。）等。此外，1994年由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曹本冶教授主持的“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究计划”，将道教音乐的研究推向了中国境内更广阔的区域，所涉及的地理范围包括北京、上海、苏州、无锡、杭州、温州、湖北、江西、山西、冀中、云南、四川等地，并有计划地对包括北京白云观、苏州玄庙观、江西龙虎山、湖北武当山、四川青城山等在内的全国主要道教宫观和道教胜地的道教音乐进行地域性与跨地域性的系统研究。全国近20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该计划第一阶段有关道教音乐的20余个子项目的研究。1982年2月在该计划第一阶段的研究进入尾声之际，他们聚集于香港，参加了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讨会”。研讨会上学者们结合各自的研究项目作了总结，并对道教仪式音乐研究的概念和方法进行了讨论。该计划第一阶段的研究，共有20余项成果问世，目前已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的论著有《中国道教音乐史略》、《龙虎山天师道教科仪音乐研究》、《海上白云观施食科仪音乐研究》、《巨鹿道教音乐研究》、《苏州道教科仪音乐研究》和《武当韵——中国武当山道教科仪音乐研究》等（注：《中国道教音乐史略》曹本冶、王忠人、甘绍成、刘红、周耘编写，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龙虎山天师道音乐研究》曹本冶、刘红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海上白云观施食科仪音乐研究》曹本冶、朱建明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出版《巨鹿道教音乐研究》袁静芳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8年出版《苏州道教科仪音乐研究》刘红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武当韵——中国武当山道教科仪音乐》王光德、王忠人、刘红、周耘、袁冬艳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

以上所述的各项研究成果反映出当今学术界对汉族地区道教音乐的研究已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

然而，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道教不独为汉族所有，除汉族外，分布于中国东北、西北和西南等地区的22个民族均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注：据覃光广等编著的《中国少数民族宗教概览》（北京中央民族学院，1982年版）提供的资料反映出，在满、朝鲜、蒙古、达斡尔、土、羌、彝、白、布依、侗、水、壮、瑶、仫老、纳西、毛南、京、黎、土家、苗等22个民族中，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其中道教对云南的彝、白、瑶、纳西等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音乐文化的影响尤为广泛。

少数民族地区的道教音乐与汉族地区的道教音乐不尽相同，它往往是本民族固有文化与汉族传统文化交融发展的产物，既蕴涵着本民族固有文化特质，也不乏汉族传统文化风貌，内涵甚为丰富，颇具学术研究价值。

但与汉族地区的情况相比，少数民族地区道教音乐的研究却显得比较薄弱，开始仅主要集中于云南地区特有的具道教性质和色彩的洞经音乐。就笔者目前所知，有关少数民族洞经音乐的调查，最早的是1962年“云南省宋词乐调调查组”对昆明、下关、大理、丽江等地洞经音乐的调查。调查的起因是：当时传闻丽江保存有宋词乐调。于是，在云南省委有关部门领导下，由曹汝群、周咏先、黄林、和鸿春、倪立跟等五人组成云南省宋词乐调调查组，于1962年9月中旬赴丽江进行调查，经反复搜寻查找，初步证明此传说实属讹传。转而他们确定以丽江四个古老乐种之一的洞经音乐作为进一步探寻宋词乐调的主要对象，并相继对丽江、下关、大理、昆明等地的洞经音乐作了较深入的调查，直至同年11月中旬方告一段落。事后，他们分别撰写了《关于宋词乐调的调查报告》和《丽江、下关、大理、昆明洞经音乐调查记》（注：参见周咏先、黄林《洞经音乐调查记》载《民族音乐》1983(2)，页78）。作为该次调查地之一的丽江是纳西族的主要聚居地，大理则是白族的主要聚居县（现已与下关一起合为大理市）之一，因此，该调查组对丽江和大理等地洞经音乐的调查，可视为有关少数民族地区道教音乐的最早调查。从起因看，这实为学术界一次“无心插柳”的对少数民族地区道教音乐的最初调查。

此后，有关调查和研究停滞至80年代初，才见有相关文章发表，上述调查所写的《丽江、下关、大理、昆明洞经音乐调查记》在初稿完成20年后更名为《洞经音乐调查记》（注：见《民族音乐》1983(2)，页78～96）。该文结合丽江、下关、大理、昆明四地洞经音乐的有关情况，以文字形式介绍了洞经音乐的曲调、洞经乐队和洞经概况，并对洞经的历史源头和“谈经”等进行了探讨。此外，最为突出的是，该文的注释中辑录了有关文献、笔记等对洞经的记载，附录中有洞经的重要书目。这是该文有别于其它洞经音乐文章的最大特色，亦为其最有价值之处。总的来说，该文不失为初步了解洞经音乐的好资料，但作为调查记，甚感其记实性不强，而从对丽江和大理的洞经音乐的介绍来看，该文对这两地的洞经乐队特别是大理的洞经乐队只略有涉及，因此，该文不是丽江纳西族洞经音乐和大理白族洞经音乐的专门介绍或研究文章，只是人们认识汉族和少数民族洞经音乐的开端。

名族学论文范文第5篇

从整体来看，近年来学术界对汉族地区道教音乐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所加强，研究地区和范围有所扩大，研究成果也不断推出。这些成果主要来源于伍一鸣的《江南道教音乐的由来和发展》、甘绍成的《川西道教音乐的类型及其特征》、陈天国的《潮州道教音乐》、曹本冶的《香港道教全真派仪式音乐初述》和《道乐研究与香港道乐》、吴学源的《昆明道教“清微派”科仪音乐探析》、潘忠禄的《巨鹿道教音乐》、张鸿懿的《北京白云观的道教音乐》、吕锤宽的《台湾天师派道教仪式音乐的功能》、史新民的《论武当道乐之特征》、刘红的《“武当韵”与楚文化的渊源关系》、张凤林的《苏州道教音乐特点要述》、蒲亨强的《武当道乐曲目分类考源》、王忠人和刘红的《龙虎山天师道音乐》、曹本冶和蒲亨强的《武当山道教音乐研究》、王纯五和甘绍成的《中国道教音乐》、吕锤宽的《台湾的道教仪式与音乐》、周振锡和史新民的《道教音乐》（注：伍一鸣《江南道教音乐的由来和发展》载《中国道教》1989(1)，页40～44甘绍成《川西道教音乐的类型及其特征》载《音乐探索》1989(3)，页37～47陈天国《潮州道教音乐》载《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89(4)，页26～27,25曹本冶《香港道教全真派仪式音乐初述》载《人民音乐》1989(8)，页26～29吴学源《昆明道教“清微派”科仪音乐探析》发表于第一届道教科仪音乐研讨会潘忠禄《巨鹿道教音乐》载《中国音乐》1990(2)，页17～20,10张鸿懿《北京白云观的道教音乐》载《中国音乐》1990(4)，页31～34吕锤宽《台湾天师派道教仪式音乐的功能》载《中国音乐学》1991(3)，页21～33曹本冶《道乐研究与香港道乐》载《黄钟》1991(4)，页4～7史新民《论武当道乐之特征》载《黄钟》1991(4)，页8～14；刘红《“武当韵”与楚文化的渊源关系》载《黄钟》1991(4)，页15～24张凤林《苏州道教音乐特点要述》载《黄钟》1991(4)，页110～114蒲亨强《武当道乐曲目分类考源》载《黄钟》1991(4)，页36～43王忠人、刘红《龙虎山天师道音乐》载《黄钟》1993(1～2)合刊，页65～74曹本冶、蒲亨强《武当山道教音乐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出版王纯五、甘绍成《中国道教音乐》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吕锤宽《台湾的道教仪式与音乐》台湾学艺出版社1994年出版周振锡、史新民《道教音乐》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出版。）等。此外，1994年由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曹本冶教授主持的“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究计划”，将道教音乐的研究推向了中国境内更广阔的区域，所涉及的地理范围包括北京、上海、苏州、无锡、杭州、温州、湖北、江西、山西、冀中、云南、四川等地，并有计划地对包括北京白云观、苏州玄庙观、江西龙虎山、湖北武当山、四川青城山等在内的全国主要道教宫观和道教胜地的道教音乐进行地域性与跨地域性的系统研究。全国近20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该计划第一阶段有关道教音乐的20余个子项目的研究。1982年2月在该计划第一阶段的研究进入尾声之际，他们聚集于香港，参加了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讨会”。研讨会上学者们结合各自的研究项目作了总结，并对道教仪式音乐研究的概念和方法进行了讨论。该计划第一阶段的研究，共有20余项成果问世，目前已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的论著有《中国道教音乐史略》、《龙虎山天师道教科仪音乐研究》、《海上白云观施食科仪音乐研究》、《巨鹿道教音乐研究》、《苏州道教科仪音乐研究》和《武当韵——中国武当山道教科仪音乐研究》等（注：《中国道教音乐史略》曹本冶、王忠人、甘绍成、刘红、周耘编写，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龙虎山天师道音乐研究》曹本冶、刘红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海上白云观施食科仪音乐研究》曹本冶、朱建明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出版《巨鹿道教音乐研究》袁静芳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8年出版《苏州道教科仪音乐研究》刘红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武当韵——中国武当山道教科仪音乐》王光德、王忠人、刘红、周耘、袁冬艳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

以上所述的各项研究成果反映出当今学术界对汉族地区道教音乐的研究已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

然而，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道教不独为汉族所有，除汉族外，分布于中国东北、西北和西南等地区的22个民族均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注：据覃光广等编著的《中国少数民族宗教概览》（北京中央民族学院，1982年版）提供的资料反映出，在满、朝鲜、蒙古、达斡尔、土、羌、彝、白、布依、侗、水、壮、瑶、仫老、纳西、毛南、京、黎、土家、苗等22个民族中，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其中道教对云南的彝、白、瑶、纳西等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音乐文化的影响尤为广泛。

少数民族地区的道教音乐与汉族地区的道教音乐不尽相同，它往往是本民族固有文化与汉族传统文化交融发展的产物，既蕴涵着本民族固有文化特质，也不乏汉族传统文化风貌，内涵甚为丰富，颇具学术研究价值。

但与汉族地区的情况相比，少数民族地区道教音乐的研究却显得比较薄弱，开始仅主要集中于云南地区特有的具道教性质和色彩的洞经音乐。就笔者目前所知，有关少数民族洞经音乐的调查，最早的是1962年“云南省宋词乐调调查组”对昆明、下关、大理、丽江等地洞经音乐的调查。调查的起因是：当时传闻丽江保存有宋词乐调。于是，在云南省委有关部门领导下，由曹汝群、周咏先、黄林、和鸿春、倪立跟等五人组成云南省宋词乐调调查组，于1962年9月中旬赴丽江进行调查，经反复搜寻查找，初步证明此传说实属讹传。转而他们确定以丽江四个古老乐种之一的洞经音乐作为进一步探寻宋词乐调的主要对象，并相继对丽江、下关、大理、昆明等地的洞经音乐作了较深入的调查，直至同年11月中旬方告一段落。事后，他们分别撰写了《关于宋词乐调的调查报告》和《丽江、下关、大理、昆明洞经音乐调查记》（注：参见周咏先、黄林《洞经音乐调查记》载《民族音乐》1983(2)，页78）。作为该次调查地之一的丽江是纳西族的主要聚居地，大理则是白族的主要聚居县（现已与下关一起合为大理市）之一，因此，该调查组对丽江和大理等地洞经音乐的调查，可视为有关少数民族地区道教音乐的最早调查。从起因看，这实为学术界一次“无心插柳”的对少数民族地区道教音乐的最初调查。

此后，有关调查和研究停滞至80年代初，才见有相关文章发表，上述调查所写的《丽江、下关、大理、昆明洞经音乐调查记》在初稿完成20年后更名为《洞经音乐调查记》（注：见《民族音乐》1983(2)，页78～96）。该文结合丽江、下关、大理、昆明四地洞经音乐的有关情况，以文字形式介绍了洞经音乐的曲调、洞经乐队和洞经概况，并对洞经的历史源头和“谈经”等进行了探讨。此外，最为突出的是，该文的注释中辑录了有关文献、笔记等对洞经的记载，附录中有洞经的重要书目。这是该文有别于其它洞经音乐文章的最大特色，亦为其最有价值之处。总的来说，该文不失为初步了解洞经音乐的好资料，但作为调查记，甚感其记实性不强，而从对丽江和大理的洞经音乐的介绍来看，该文对这两地的洞经乐队特别是大理的洞经乐队只略有涉及，因此，该文不是丽江纳西族洞经音乐和大理白族洞经音乐的专门介绍或研究文章，只是人们认识汉族和少数民族洞经音乐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