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政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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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政策论文范文第1篇

离岸业务市场的发展过程是税收体系的不断改进和完善的过程。全球离岸业务中心的共同特点是：涉及离岸业务的税收都处于很低水平，大多数离岸业务中心对其离岸业务提供部分或全部税收优惠。图1展示了离岸业务与税收的关系。1．离岸业务涉及的税种全球离岸业务中心在税收结构上以直接税为主，一般无间接税。对离岸公司而言，离岸业务涉及的直接税包括企业所得税、利息预扣税、资本利得税、股息预扣税、印花税等税种，因此多数离岸业务中心无营业税。例如，新加坡以直接税为主体税，所得税在其所有税收收入中所占的比例高达40％～50％。2．离岸业务的税率为了解离岸业务的税率，本文选取全球部分具有代表性的离岸业务中心（中国香港、新加坡、伦敦和菲律宾马尼拉）进行比较研究。这些离岸业务中心涉及的主要税种及税率见表1。以中国香港为例，作为全球著名的离岸业务中心，其优惠税收政策吸引了大量外资进入。香港早在1982年就取消了原先对外币存款利息收入所征收的16．5％的预扣税，因此在香港没有资本利得税、利息预扣税、股息预扣税，但是部分交易如股票交易，需缴纳印花税。从2011年起香港将企业以外的法人实体的所得税下调了1个百分点，即对除企业以外的法人实体的应税利润征收15．5％的所得税，对企业应税利润按照16．5％的企业所得税征收。而作为全球最具竞争力之一的自贸区离岸业务市场，新加坡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政府优惠的税收政策。多年来，新加坡为了保持其在全球离岸市场中的竞争力，对所得税进行不断调整。例如，2010年新加坡将企业所得税从之前的18％下调到17％，设在新加坡的跨国公司总部享受10％的优惠税率，设在新加坡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享受15％的优惠税率。可见，这些离岸业务中心都实施较低的所得税率，并且都免征资本利得税、利息预扣税和股息预扣税。对于离岸业务涉及的印花税，伦敦不予优惠减免，中国香港实行较低的税率，新加坡和菲律宾马尼拉则完全豁免。3．离岸业务的税收征管全球离岸业务中心的税收征管都表现出简单和高效的共性。以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为例，中国香港的税收征管采用一级税制的征管体制，对税收征管主体实行规范化和简单化的管理，以通知申报纳税方式进行税收征管，减轻纳税人的负担。在征收环节上，征税机关实现网络化管理，与社会中介组织和其他政府机构进行信息交流，保障纳税人的“课税同意权”；新加坡税收征管的高效性主要体现在优惠税制的体系化以及税率的简单化，其实施的效果相当于实行了一种档次少、级距小的超额累进税率，降低征税机关的征管难度，具有很强的实际操作性。4．离岸业务的税收监管随着全球离岸业务的迅速发展，离岸业务市场的竞争也愈演愈烈。为了争夺外资，一些国家和地区实施了有害的税收竞争举措，给国际税收秩序带来较大冲击。国际组织以及各国政府愈发认识到此问题的严重性，希望通过加强税收透明度建设和国际税务合作来遏制有害税收竞争。目前，无论是国际组织或国家的监管机构都趋于加强对离岸业务市场的监管。监管主要针对避税活动展开，包括避税的单方规制和多方规制。避税的单方规制措施主要包括：限制本国居民在避税地设立离岸公司、制定受控外国公司的制度和完善纳税申报制度等；对离岸公司避税的多方规制措施主要包括：强化国际合作，与避税地国家签订情报协定，与非避税地国家合作等。另外，针对离岸公司常用的避税手法（比如转移价格），实行正常交易原则，采用预先定价协议（APA）机制等法律规制措施。

二、上海自贸试验区离岸业务税收政策现状

我国在离岸业务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相应的配套政策的制定较为滞后，使得离岸业务在我国的发展遇到了许多问题。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相关税收政策仍没有明文规定，究竟应该对离岸业务的哪些纳税主体征税，征收哪些税种，税率是多少，等等。也就是说，我国还未制定出具体的政策和法规对离岸业务市场的监管进行规范，因此，目前我国离岸业务市场的税收政策处于真空状态。事实上，我国的离岸金融业务起始于1989年，而我国第一部离岸金融的正式法规《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于1997年10月23日才由中国人民银行出台，并于1998年正式实施相关细则。在税收管理的相关问题方面，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都没有对离岸业务税收问题做出任何规定，这意味着我国离岸业务税收优惠也没有成文的法律承诺。以上海和深圳为例，两地同样开展离岸金融业务，但是它们的税负却存在很大差异。例如，在上海经营离岸金融业务的银行面临5％的营业税和25％的所得税，而在深圳经营离岸金融业务的银行免征营业税，按10％的税率征收所得税。建立上海自贸试验区是在新形势下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2013年7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上通过《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截至2014年3月25日，上海自贸试验区新设企业7492户，其中外资628户，平均每户注册资本468万美元。内资企业6864户，平均每户注册资本2116万元。如果再加上已办理核名手续但还没有设立的企业，数量将达到1万户左右。这意味着，在吸引企业入驻方面，上海自贸试验区半年交出的成绩单赶上了过去20年。但是上海自贸试验区目前吸引的外资企业数量远远小于内资企业数量。而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内建立离岸业务中心，开展离岸金融和离岸贸易等相关业务，有利于上海自贸试验区吸引外资和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由于目前上海自贸试验区尚未制定出台针对离岸业务的税收政策，如果上海自贸试验区离岸业务的税收政策难以与国际接轨，一方面会降低外资进入的积极性，大量的外资企业因为较高的税负而对上海自贸试验区望而却步；另一方面，较高的税负可能会刺激离岸业务交易主体逃避税收监管，对国内和国际税收竞争秩序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本文正是在此背景下，在符合我国税制改革方向和国际惯例，以及不导致利润转移和税基侵蚀的前提下，研究设计适合上海自贸试验区离岸业务发展的税收政策，不仅为提升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发展等级，也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经验。

三、上海自贸试验区离岸业务税收政策设计

建立上海自贸试验区对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积极探索管理模式创新、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都具有重要意义。由于上海自贸试验区是连接境内在岸市场和境外离岸市场、具有双向辐射与渗透功能的市场区域，因此，上海自贸试验区离岸业务税收政策应从上海自贸试验区离岸业务税收制度、税收监管制度和税收政策的可复制、可推广等方面进行设计。1．上海自贸试验区离岸业务税收制度以最常见的离岸业务———离岸金融业务为例，其主要是吸收非居民资金为非居民提供的一项国际金融业务，是两头在外的业务活动（outsidetooutside）①。由于非居民个人或机构是资本的持有者，他们可以决定将资本投放于何处，如果对其资本投资收益征税，则不利于吸引外资进入上海自贸试验区开展离岸业务。为此，本文从设计原则、税种、税率、税收征管等方面对上海自贸试验区离岸业务税收进行设计。（1）设计原则。根据上海自贸试验区总体目标、主要任务等功能，自贸试验区离岸业务税收政策设计的原则是：第一，税制具有国际竞争性，至少在东亚具有相对竞争性，使上海自贸试验区快速成长为东亚乃至亚太离岸业务中心。第二，税收征管制度更简洁高效。这既是发展国际业务的要求，也是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要求。（2）税种：单一直接税。依据全球离岸市场的共同点，税种少、低税率是推动全球离岸业务中心快速成长的助推器。为此，建议在上海自贸试验区离岸业务中心只征收一项直接税，即所得税，免征包括营业税在内的所有间接税。对任何形式的外来资本投资收益所得免征资本税，即免征资本利得税、利息预扣税、股息预扣税等；取消离岸业务相关的印花税。（3）税率：多级分类所得税率。在税率的制定方面，要保证离岸业务的税率处于较低的水平，即保证离岸公司的税率不高于在岸公司的税率，保证离岸公司面临的税负不高于周边离岸业务市场的税负水平，这是发展离岸业务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同时，为适应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的需要，税率设计须有一定弹性，以便于利用税收杠杆调控离岸业务结构。为此，上海自贸试验区离岸业务所得税率设计为15％～17％（见表2）。（4）税收征管。为实现上海自贸试验区离岸业务税收的高效征管，应从征管对象和征管机构两方面进行政策制定。征管对象的核心要素一是离岸业务界定，二是离岸业务分类。本文建议上海自贸试验区实行内外分离型离岸市场模式，这种模式的业务链是两头在外，即为非居民提供服务，与在岸业务严格分离，便于识别界定。关于离岸业务分类，主要是对离岸业务包进行分拆，根据国家战略给予不同的税率待遇。例如，离岸金融业务的企业所得税率为15％；总部设在自贸试验区的跨国公司企业所得税率（离岸业务）为15％，地区总部设在自贸试验区的跨国公司企业所得税率（离岸业务）为16％。2．上海自贸试验区离岸业务税收监管制度国际避税行为是离岸业务税收政策的固有风险。在岸公司通过离岸业务中心设置子公司，采用转移定价行为①避税，转移了利润，侵蚀了在岸公司的税基，扭曲了国际贸易和投资模式，影响国际资本的流向，增加了离岸业务中心以外的国家征收税款的成本，导致竞争环境缺乏公平性和有序性。国际上针对离岸业务税收监管的通行做法是采用预约定价协议机制和加强国际合作。（1）采用预约定价协议机制，规制国际避税行为。预约定价协议（advancepricingagreement，APA）机制就是由纳税人与税务机关就有关关联交易的转移价格方法事先签订的协议，用以解决和确定在未来年度关联交易所涉及的税收问题。作为国际通行的反关联企业避税的方式（目前预约定价协议机制被认为是解决转移定价反避税最有效的方式，已成为美国、经合组织国家、韩国、新西兰、墨西哥、中国香港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普遍使用的反避税调整方法），预约定价显然可以被运用到离岸市场上，而且基于离岸业务的国际性以及离岸业务关联企业国籍的复杂性，在离岸市场上应主要采取多边预约定价①的方式，即纳税人与两个以上的税务当局达成预约定价协议。上海自贸试验区可以借鉴国际通行做法规制国际避税行为，即通过预约定价协议机制，离岸公司通过与税务机关进行协商讨论，预先确定税务机构和离岸企业双方同意的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即将转移定价的事后税务审计变为事前约定。结合离岸业务的特点，上海自贸试验区也可采用多边预约定价的方式以防范税基侵蚀及利润转移，并充实完善涉及预约定价协议机制的法律规范。（2）加强国际合作，提高税收透明度。以经合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组织都纷纷加强了对离岸业务中心的监管。上海在建设自贸试验区离岸业务市场的时候也理应遵守相关的国际准则，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世界上部分低税率国家和地区以及部分国际离岸业务中心签订税收情报交换协议、双边税收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等，以提高税收透明度。3．税收政策的可复制、可推广自贸试验区区内与区外的税制协调是保障离岸业务税收监管统一化，防控在离岸市场中交易主体因内外政策差异而套利的风险。作为境内关外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如何与区外税制改革衔接将是上海自贸试验区离岸业务税收制度可复制、可推广的前提。此外，上海自贸试验区离岸业务税制的制定，应借鉴全球离岸业务市场的经验，针对离岸业务设计具有普遍性的税收政策。基于此，税收政策的可复制、可推广应从技术、制度和管理模式国际化等层面进行。此外，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应将上海自贸试验区离岸业务的税收政策纳入我国税法体系中，为今后我国境内成立的其他自贸区制定离岸业务税收制度提供法律依据。同时，应加强上海自贸试验区离岸业务中心与我国其他各离岸业务市场之间的沟通合作，逐步使境内离岸业务市场的各项税收政策实现统一，实现资金在这些离岸中心的有效配置。

四、结论与启示

离岸业务是上海自贸试验区重要的功能性业务。离岸业务的发展要求有相配套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离岸业务税收政策的支持。通过研究，本文得出如下主要结论和启示。1．结论（1）全球离岸业务的产生到现在只有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其之所以能迅速发展与税收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2）全球离岸业务中心的共同特征就是涉及离岸业务的税收都处于很低水平，大多数离岸业务中心对其离岸业务提供部分或全部税收优惠。（3）具体而言，全球离岸业务中心在税收结构上以直接税为主，一般无间接税。全球离岸业务中心都实施较低的所得税率，并且都免征资本利得税、利息预扣税和股息预扣税。对于离岸业务涉及的印花税，大多实行优惠减免或完全豁免。（4）全球离岸业务中心的税收征管都表现出简单和高效的共性。征税机关实现网络化管理，与社会中介组织和其他政府机构进行信息交流，相当于实行一种级距小、档次少的超额累进税率，降低征税机关的征管难度，具有较强的实际操作性。（5）各国都趋于加强对离岸业务市场的监管。监管的措施主要是对避税的单方规制和多方规制。此外，针对离岸公司最常用的避税手法即转让价格，实行正常交易原则，采用预先定价协议（APA）制度等法律规制措施。2．启示为使上海自贸试验区快速成长为东亚乃至亚太地区的离岸业务中心，需要根据我国国家战略即自贸试验区总体目标，设计离岸业务税制和税收监管制度。同时，自贸试验区离岸业务税收政策不仅能提升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发展等级，也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经验。借鉴国际经验，对制定上海自贸试验区离岸业务税收政策有如下启示：（1）建议在上海自贸试验区离岸业务中心只征收一项直接税，即所得税，免征包括营业税在内的所有间接税。对任何形式的外来资本投资收益所得免征资本税，即免征资本利得税、利息预扣税、股息预扣税等；取消离岸业务相关的印花税。（2）为适应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需要，税率设计有一定弹性，采用多级分类所得税率，以便于利用税收杠杆调控离岸业务结构。为此，上海自贸试验区离岸业务所得税率设计为15％～17％。（3）为实现自贸试验区离岸业务税收的高效征管，应从征管对象和征管机构两方面进行政策制定。就征管对象而言，其核心要素一是离岸业务界定，二是离岸业务分类。本文建议上海自贸试验区实行内外分离型离岸市场模式，这种模式的业务链是两头在外，即为非居民提供服务，与在岸业务严格分离，便于识别界定。关于离岸业务分类，主要是对离岸业务包进行分拆，根据国家战略予以不同的税率待遇；就税收征管机构而言，征管机构的核心要素一是设置“离岸业务税务登记证号”，二是设置“离岸账户”。（4）针对离岸业务的税收监管，上海自贸试验区应从采用预约定价协议机制和加强国际合作两方面来规制国际避税行为。（5）上海自贸试验区离岸业务税制的制定，应针对离岸业务且具有普遍性，以便未来能在全国其他自贸区范围内，从技术、制度和管理模式国际化等层面进行复制和推广，为今后我国境内成立的其他自贸区制定离岸业务税收制度提供法律依据。

税收政策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房地产业房地产税收政策长效机制税制改革

正确认识房地产业及税收调控的地位

(一)房地产业健康发展需要摆正位置,坚决扭转“房地产依赖症”

房地产业从2003年开始,被确认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其地位的特殊性一直受中央和地方政府重视。但房地产业的“过度非理性发展”也会产生一系列负面作用,导致一些地方政府不惜违法用地;房地产业的“过度非理性发展”加剧了人口、土地、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房价上涨过快加剧收入分配不公,造成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的因素;高房价必然抑制居民对其他领域的合理消费,不利于扩内需、促消费;地方收入“房地产依赖症”对其他产业产生资本和土地的挤出效应,使其他产业可能被忽视,因此不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优化升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然受到影响;大多数中央调控政策的执行最终都要靠地方政府,而对“土地财政”和房地产的过度依赖让地方政府既无力建设保障性住房,也无心抑制高房价,这可以说是当前宏观调控政策作用失灵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必须摆正房地产业的地位,房价一味上涨和房地产业“一枝独秀”的发展绝不是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模式,必须从根本上扭转这种认识和局面。

(二)房地产税收调控要着眼于建立长效机制,努力改善税收调控方式

房地产行业具有的“资金密集型”和对土地的高度依赖性特征,决定了土地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房地产市场调控最重要的手段,而税收调控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手段,不宜频繁使用,相对稳定的税收体系更有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

在对房地产市场可以采取的常用调控政策中,税收调控具有明显的优势。因为金融、信贷等政策调控往往是“一刀切”,而税收政策更多是结构性调整。因此,虽然税收调控只是作为一种辅助手段,但在房地产调控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就税收调控而言,现在的问题是:当前房地产业的税收政策,没有一项是从房地产市场长期发展的角度出台的。

对前一阶段房地产税收政策的梳理

(一)2005年以来房地产税收政策的实施情况

我国的房地产税收政策从2005年以来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2005至2008年上半年,其间为应对房价偏高、增长幅度偏快等现象,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紧缩性政策;第二阶段,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底,这一阶段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配合国家的扩内需、保增长、惠民生的指导方针,为鼓励国民购买住房和扶持房地产企业发展,税收政策以宽松政策为主。从以上两个阶段来看,宏观调控措施尽管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但是从税收政策看,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国内大部分城市房价波动较大,同时在总体上延续着不断上涨的趋势。第三阶段,2009年底至今,为遏制部分城市房价又出现过快增长的势头,宏观政策又开始趋紧,相应税收政策方面也开始收紧。

(二)2008年以来国家采取的具体房地产税收政策

2008年3月,为了支持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房的建设,国家减免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建设和运行当中涉及的有关税收。2008年11月,为了减轻个人购房者的负担,促进个人住房消费,将个人首次购买90平米以下普通住房契税税率统一下调到1%。同时还规定个人住房买卖的时候可以免征印花税,个人销售住房还可以免征土地增值税。2008年12月出台的国办131号文,规定对住房转让环节的营业税暂定一年实行减免政策。规定个人购买普通住房超过2年(含2年)转让免征营业税;将个人购买普通住房不足2年转让的,按其转让收入减去购买住房原价的差额征收营业税。个人购买非普通住房超过2年(含2年)转让按其转让收入减去购买住房原价的差额征收营业税;个人购买非普通住房不足2年转让的,仍按其转让收入全额征收营业税。这次税收政策调整和原来执行的政策相比,调整了住房转让环节营业税的征免期,同时加大了税收优惠的力度。通过这次营业税的政策调整可以降低住房转让交易成本,促进二手房市场发展,鼓励普通住房消费。

2009年1月1日起,国家废止了《城市房地产税暂行条例》,消除了内外资企业在房产税征收方面的“双轨制”。2009年12月22日,国家下发财税[2009]157号文,规定自2010年1月1日起,个人将购买不足5年的非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全额征收营业税;个人将购买超过5年(含5年)的非普通住房或者不足5年的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按照其销售收入减去购买房屋的价款后的差额征收营业税;个人将购买超过5年(含5年)的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免征营业税。这次政策调整把个人购买普通住房后转让免征营业税的时间从2年恢复为先前的5年,体现了政策较以前开始趋紧。

下一阶段完善房地产税收政策的建议

(一)尽早全面开征物业税,改革现行房地产税制和土地出让金制度

开征物业税主要是完善财税制度的需要,同时对调节收入分配、优化资源配置、完善分税制体系以及抑制房地产投机也能起到积极的作用。至于调控房价,虽然短期内效果尚待考察,但从长远来讲增加房地产保有阶段的税负、改革现行“土地批租”制度,肯定对房价的合理化和避免过快增长有积极的作用。当务之急是需要认真研究房地产税制改革的各项现实问题,包括房地产税的征税对象和纳税义务人、计税依据、税目、减免税、税收征管以及过渡时期新旧体制的衔接等具体问题,对这些问题逐一研究解决。考虑到改革的难度,可以采取分步骤,由易到难的办法进行,可以考虑先行开征“房屋空置税”和“土地闲置税”等简单易行的税种,将来再逐步过渡到全面开征物业税。我国的房地产税收制度必须改革。中国房地产税制存在的诸多问题,税制不合理已经成为制约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2010年“两会”期间,有委员提出房地产税费涉及12种税,50项费,一套房合计征收62项各种税费,这也是高房价的原因之一。

(二)调整房屋租赁税负,大力发展房屋租赁市场

理论上,物业税的纳税义务人应该是房产的所有人即业主,但业主会不会把此税转嫁给租户?事实上,从香港的情况来看,业主普遍会把物业税转嫁到租客身上。租户除承担租金外,还多交了税,可以说政府征收物业税是从租客身上收了一笔钱。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必须调整房屋租赁时的税负,降低租赁成本,活跃房屋租赁市场。我国税法规定个人出租住房要征收六税一费,不仅税种多、税负重,而且在实际征管中偷逃税款的现象十分严重。建议统一税率,对普通住宅个人住房租赁统一按租金收入的一定比例征税,以此来盘活空置住房,提高住房的使用效率。

(三)研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以配合物业税的征收

从世界各国财产税征收的情况来看,大多都会配以完善的遗产税和赠与税以使财产税的征收不至落空或有漏洞。在房主在世时赠与或者去世后由子女继承的房产征收遗产税,这样可以有效降低房产的长期收益预期。联系到我国的实际,如果征收大额的遗产税,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会降低富人购置固定资产的原动机。那么相应就应该能起到降低需求的作用,从而起到影响房价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2010(1)

2.陈真诚.不表态不代表物业税不会开征.法制日报,2010(2)

税收政策论文范文第3篇

（一）抵扣环节设置不合理造成重复征税营改增之后，在售后回租业务中，承租方企业在向租赁公司转让有形动产时，不征收增值税，所以承租方企业无法向租赁公司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但是，在计算这项业务的销项税额时，租赁公司因为没有增值税专用发票，无法抵扣进项税。从而导致公司在购置有形动产和售后回租业务过程中两次缴纳17%的增值税，造成增值税重复征税。由于抵扣环节设置不合理，造成融资租赁公司在售后回租业务中出现重复征税，增加了融资租赁业的税负。

（二）即征即退的优惠政策难以落实营改增后，国家税务总局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财税[2011]111号文），规定有资质经营融资租赁业务的试点纳税人中的一般纳税人，提供有形动产的融资租赁服务，若其增值税的实际税负超过了3%，则对其增值税税负超过3%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然而即征即退需要经国家有关部门的层层审批并且需要企业提供相关实际税负的明确凭证，对于急需资金周转的融资租赁企业来说，这一过渡性政策难以落实，不利于减轻企业税负。

（三）飞机租赁业的增值税税收优惠政策有待细化根据75号文，对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注册的国内租赁公司或其子公司，经国家相关部门批准从境外购买25吨以上（空载重量）并以融资租赁的方式租给国内航空公司的飞机，按照规定享受增值税优惠政策。该文只规定了飞机租赁业按照规定享受增值税优惠政策，这一政策还有待于细化，这样自贸区飞机租赁业才能真正享受到增值税的优惠。

二、国外融资租赁业税收政策先进经验及其借鉴

（一）加速折旧制度日本和美国都针对融资租赁中的有形动产计提折旧规定了加速折旧制度，以扶持融资租赁业发展。美国的《55-045号税务裁决》明确界定了“真实租赁”②，其中规定凡是符合真实租赁条件的出租人都可根据税法的规定享受设备投资加速折旧等优惠，并且在联邦所得税的核算中，租金可以作为费用扣除。日本税法规定，可以提前完成法定折旧，企业可延期纳税，获得资金的时间价值，这样设备的更新损失降低，通货膨胀的风险减少，确保了融资租赁企业资金充足。③

（二）投资抵免政策美国对融资租赁业的主要优惠政策为投资抵免政策，1962年，美国《投资抵免法》规定在购买设备的当年，出租人可以按一定百分比，通常是百分之十左右从其应税收入中抵免投资设备的支出，这大大降低了设备的初始成本，从而增加融资租赁企业的盈利空间。英国曾于1970年实施了与美国投资抵免政策相仿的税收减免，即融资租赁的头年投资减税。

（三）减值减税制度英国对于融资租赁业最典型的税收优惠政策是减值减税制度，于1986年正式实行25%的减值减税制度。其规定：除了售后回租、设备出租企业与卖主有关联关系、非当年购入设备或者头年已经减税的情形以外，25%逐年减值减税制度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厂房和设备投资。

（四）呆账准备金制度呆账准备金制度是日本对融资租赁业采取的独特地税收政策。日本，对融资租赁业征收的是消费税，分为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两种形式。在日本，融资租赁必须是全额性偿付，即租金总额至少占到出租人全部投入的百分之九十，同时在租赁期间，承租人无权解除或者撤销租赁合同。根据日本税法对融资租赁业的规定，当承租人无法偿还融资租赁企业资金时，其数额作为呆账损失在计入年度损失额中，不计为应税所得额，从而使融资租赁企业获得税收优惠。

三、营改增背景下自贸区融资租赁业的税收政策的完善建议

（一）优化税率设置环节，适用较低税率税率是指税法规定的纳税人的应纳税额与计税依据直接的比例，是法定的计算应纳税额的尺度，体现了国家征税的深度④，税率的合理设置应兼顾国家财政需要与纳税人的实际承受能力。在税基没有变化的情况下，营改增后融资租赁业的税率上升了12%，税率设置偏高。建议调整自贸区融资租赁业营业税税率，主要是降低税率。营改增后国家在自贸区采取两档税率，融资租赁业的增值税税率为17%,其他现代服务业的增值税税率为6%，因此建议统一采取一档税率，即对融资租赁业也适用6%的税率，以减轻融资租赁业税负，推动自贸区融资租赁业稳健发展。

（二）完善抵扣环节，消除重复征税融资租赁业务是以资金融通为主要内涵的金融业务，为资金密集型的金融行业，融资租赁公司也应归类于非银行金融企业，应该把融资租赁归于金融保险业，简单将其归入交通运输等现代服务业是不科学的。建议对于融资租赁业制定与金融保险业相同的税收政策，在售后回租业务中，融资租赁企业提供融资性回租服务时，对融资租赁企业所取得的租赁收入的本金不征收增值税，只对利息的差额征收增值税，这样就保持了纳税基数与营改增相比不变，从而消除了融资租赁业售后回租业务中的重复征税。

（三）取消即征即退政策，采取设备加速折旧方法营改增后，国家规定了即征即退的过渡性增值税优惠政策。但该政策实际可行性欠佳，对减轻企业经营成本没有显著作用，建议在采取前述税收改革措施的基础上，取消“实际税负超过3%部分即征即退”政策，而采取设备加速折旧方法。融资租赁业务通常合同期较长，设备使用年限也比较长，对投资设备所采取的折旧方法直接关系到融资租赁企业的成本与收益。为了扶持融资租赁业的发展，在设计折旧政策时，理应采取有利于融资租赁企业的折旧方法。建议借鉴美国、日本税法中的加速折旧方法，使自贸区融资租赁企业实现资金融通、享受到资金时间价值，从而推动自贸区融资租赁业发展壮大。

（四）明确飞机租赁业税收优惠政策，采取投资抵免政策75号文对机租赁业规定了税收优惠政策，但还尚待进一步明确。我国民航业发展的巨大需求，明确飞机租赁业的增值税优惠政策迫在眉睫。中国天津东疆保税港区对机租赁业采取了特殊的增值税优惠政策，值得自贸区借鉴。根据国务院批复的《天津北方国际航运中心核心功能区建设方案》，注册于东疆保税港区的国内租赁公司或其子公司，经国家相部门批准从境外购买的25吨以（空载重量）上并以融资租赁的方式租给国内航空公司的飞机，征收4%的进口环节增值税。建议借鉴东疆飞机租赁业的增值税优惠政策，对在上海自贸区内的飞机租赁业征收4%的进口环节增值税。同时借鉴美国税法，对自贸区飞机租赁业进行扶持，采取投资抵免政策，允许融资租赁公司在出资购入飞机的当年按适当百分比从其应税收入中抵免投资飞机的支出，减少飞机的初始投资成本。

（五）借鉴其他税收优惠政策，建立融资租赁业税收优惠的长效机制我国融资租赁业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其发展潜力巨大，需要有着良好的政策环境。建议在采取上述税收制度的基础上，借鉴国内外融资租赁业先进的税收政策，结合我国自贸区的实际情况，建立融资租赁业税收优惠的长效机制。建议借鉴英国减值减税制度，实行有形动产使用当年的减税制度，一律按25%逐年减值减税，同时借鉴日本，建立呆账准备金制度。

税收政策论文范文第4篇

一、税收政策变化的影响分析

改革前后税额变化营业税改增值税，直接的变化就是税率的改变，营业税税率3%，方案中增值税的税率11%，考虑价税分离，税率差额约为7%，结合附加税两种税制下的收入差额约占总收入的7.5085%。可想而知，改革直接带来了7.5085%的税收负担，完全可以形成整个建筑行业的阵痛。然而，增值税和营业税最主要的区别在于抵扣，改革后只要购进成本达到销售收入的68%，且购进的进项税率达到11%，即可保证不增加税负。成本预测和进项预算建筑企业“营改增”后税负的增减，完全取决于所获取的专用发票和进项税扣除额的大小，因此在合同签订时，企业应充分考虑增值税因素，由于工程购进材料和施工机械费用所包含的增值税是抵扣过程中最主要的部分，所以在成本预算中选择可以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供应商和分包商能有效减少税负。日常开支中尽可能获取专用发票也可以抵扣增值税，在税制改革全面消除营业税后，所有行业都可以有进销项，届时，建筑企业可以从上游充分获取进项，降低税收负担。现阶段突出问题税收政策改革后核心问题是抵扣，在税制还不完善的条件下，突出问题就是无法获取进项，主要的无法获取增值税专票事项如下：①人工费。②地方材料部分没有增值税专用发票。③享受国家减免税的产品和劳务无增值税专用发票。④甲方提供材料和设备，或甲方指定分包的工程难以取得增值税发票。⑤部分工程所在地不在“营改增”范围无法取得增值税发票。⑥上游企业中大量的小规模纳税人导致抵扣率难以提升。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且短时间内无法解决，在“营改增”窗口开启之后，建筑企业税负会明显加重。增值税是价外税，抵扣链条环环相扣，运行不畅会导致企业负担加重。

二、建筑业企业的应对措施

把握税收政策要点，总结学习试点行业管理经验在“营改增”的大形势下，建筑企业获得了缓冲的时间，应当顺应时代，做好准备，对改革政策心领神会，培训税务人员，转变思路，总结试点行业优秀管理思路，探索适合本企业的管理方法。加强内部管理建立健全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和票据管理制度，严格管理增值税发票的获取工作，杜绝假发票和虚开的增值税发票，确保专用发票的真实性。建立一套系统，完整、详尽的纳税申报体系，提高纳税效率。企业各部门应密切配合，专用发票及时申报，及时抵扣，以免影响决策。施工过程中减少浪费，用减少成本费用的方法缓解改革的冲击。做好税收筹划，转变消费结构“营改增”的实施，给企业带来了转变的空间，建筑行业应当利用这个机遇，以税收筹划为切入点，设计完整、系统的税收规划，整体上不断地降低企业税负，形成企业的采购系统，在同样成本下，首先选择优质的可以提供进项税额的一般纳税人，其次选择小规模纳税人，尽量不选择无法提供进项的供货方。在采购过程中，充分利用增值税的相关优惠政策，选择可以享受税收优惠的节能新材料，采用能够抵扣税负的环保新技术。在各个方面降低企业税负，腾出利润空间。

作者：胡云霞 李岳 单位：河南省郑州地质工程勘察院

税收政策论文范文第5篇

税收体系健全

在许多林业发达国家，林业税收被作为调节、鼓励林业生产的一个重要手段。这些国家根据林业的特点、国家对林业产业结构调整和扩大林业生产经营规模等的需要，调节林业税收，刺激私有林业投资和经营活动。私有林主不但不需要比其他职业和阶层的人额外承担一些税费任务，反而因为所从事产业的特殊性而享有种种税收优惠。

除法国等少数国家外，德国、美国、加拿大、日本等林业发达国家普遍实行的是以所得税为主的林业税收体系，注重考虑横向公平性与纵向公平性，目标明确。例如，美国国家木材供应主要依靠公司林和小型私有林。其林业税收政策的目标被确定为：“林地税收应当公平并且有利于森林保护；林地税收必须以土地使用状况和土地生产力为基础；对林木以及林木采伐的税收应能对林业生产经营产生激励作用。”

税收减免扶持

澳大利亚税收法规定，对采伐1985年前由非政府部门经营的林地上的天然林所获得的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以鼓励私有林主对天然林进行更新造林活动。对于从事林业经营的公司和私人在所得税征收上还有如下特殊优惠：凡用于清理采伐迹地、营林、育林的收入，可免征所得税；收入中用于购置林业生产必须的易耗资产的、用于改善林木生产条件(如改良土壤等)的、用于林区道路或林间便道建设等方面的部分，可免征所得税；收入中转化为木材的就地加工等方面的投资，可免征所得税；出售的零星可加工木材(如间伐材，因风灾等自然因素导致的风折木等)所得的收入，可免征所得税。

日本对私有林的采伐和加工，年所得收入在3000万日元以内的，实行免税。

英国从1992年起，商业用材林的立木不算收入，所以不交纳所得税。如果木材尚未出售，林主死亡，其税款债务将予以免除。

法国对私人再造林和更新造林，在30年内免交土地税。经营林业的所得税，依据树种的不同的年限，可减半征收。但林主如果把林地转作他用，则须向国家缴纳一定的税费，其目的是为了鼓励发展林业，防止森林面积减少。

芬兰林业税收有两种：一是所得税，一是资产税。对于私有林主的所得税，下列情况可以免税：退耕还林者免税25～35年；采伐后立即更新且幼林生长良好并保证成林者，可以免税10～25年；此规定也适用于荒地造林或低产林的重新改造；沼泽地排水后重新造林，可以免税15～25年，造林投资由林主和国家共同承担；森林遭到非人为因素破坏时可享受15年内的免税待遇。

优惠税率鼓励

澳大利亚通过对造林公司股票持有者的股息收入的优惠税率，提高居民购买造林公司股票的积极性，以吸引社会对林业的投资。

加拿大所得税的税率依林业经济实体的经营活动类型而实行不同的税率，鼓励私有林主积极参与林业经营，促进私有林业的发展。

美国税法规定在森林施业中，采伐道路的全部或部分被当作可取得减税或优惠税率的投资，采运设备在通常情况下，也可以取得这种优惠。税法还规定，对采伐迹地如果3年之内达不到规定的更新造林数量和质量要求，政府将以较高的税率征税。

澳大利亚对于林业公司或私人的非林业收入实行优惠税率。德国对林业只征收增值税、地皮税，林业的增值税为5%，远低于其他行业；在发生灾害大量采伐时，可依法降低所得税率。

税基构成优惠

在澳大利亚，从事林业活动的纳税人被视为初级生产者，因此，造林和造林地维护的成本可以从当年的收入中扣除。“可分期抵减条款”中允许林业生产者将营林生产中发生的成本在当期收入中抵减，或在未来几年内的收入中分摊。

新西兰为了鼓励造林，对公司、企业的造林费用，均可在税前由成本列支，等于减少了造林企业的纳税额。

挪威森林信托基金在私有林业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林主出售木材时即将销售所得的5%~25%的收入存入基金。存入的基金免交所得税，林主可以从基金中提款用于营林作业。但如果林主从基金中提款用于其他用途时，就必须纳税。

税制规范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