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文化范文第1篇

（一）小城镇发展模式特点比较

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看，小城镇发展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自上而下模式，其特点是行政指向性较强；另外一种是自下而上模式，市场主导发展是该模式最明显的特征。通过分析，目前京津冀地区小城镇的发展，更多的是靠行政力量自上而下推动的。在京津冀地区，政府对小城镇的干预程度比较强，“强政府、弱市场”依然是该地区小城镇发展的主要特点。与此不同，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改革开放时间较早，在集体经济、民资、外资带动下，一大批市场主导型发展特征明显的小城镇快速成长起来，随后，针对市场失灵产生的种种问题，两大地区政府逐渐重视发挥引导作用，采取措施促进小城镇发展，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小城镇融合发展模式形成。实践证明，这种“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小城镇发展模式效率非常高，是我国小城镇未来必然的发展趋势。

（二）重点小城镇发展特点比较

重点突出是三大地区小城镇发展的共同点。其中，京津冀地区着重发展新市镇、卫星城、中心镇；珠三角地区注重突出中心镇、专业镇的地位；长三角地区则高度重视中心镇、新市镇和镇级市。很明显，尽管三大地区重点小城镇层次有高有低，但中心镇是其共同培育对象。当然，在发展水平、层次、阶段上，三大地区中心镇之间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总体上看，长三角地区中心镇的发展水平、层次、阶段较高；珠三角地区中心镇的成长过程中，各级政府更注重突出其区域“经济增长极”的地位，并采用了专业镇特色经济、产业集聚方式促进中心镇经济发展，从而实现了专业镇与中心镇两者间的优势互补，具有特色经济、产业集群的中心镇经济发展层次提高，真正成为带动周围乡镇、农村发展的增长极；此外，随着产业经济集聚辐射带动作用的增强，中心镇平衡区域社会、文化发展的功能也得到了更好的体现。可见，在发展潜力方面，珠三角地区的中心镇更具优势。

（三）创新、合作发展道路特点比较

近两年，基于创新，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小城镇间的合作力度加大。珠三角地区小城镇合作的目标是提高小城镇技术创新效率，培育新的整体经济利益增长点；主体内容是技术创新专项合作。长三角地区小城镇合作的主要目标是实现整个区域小城镇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主体内容是依靠制度创新活力强、经济社会效益好的小城镇带动周边城镇共同发展。从短期看，这种涉及面广、公平性强的合作行动收效不明显。因此，有必要调整短期合作战略，按照“重点项目突出、适度兼顾公平”的原则，推动各方力量向单项合作特别是产业技术创新合作方面倾斜，从而提高合作的整体有效性。

（四）破解资金难题战略特点比较

针对小城镇发展面临的资金困境，北京率先设立由市政府、国开金融公司、央企、京企、民企、海外共同出资的小城镇发展基金，放大基金引导作用，撬动社会参股资金和银行信贷资金，很好地解决了小城镇建设资金需求与社会资金供给对接不通畅的问题。对其他地区而言，这是一种可资借鉴的破解小城镇资金瓶颈的有效模式。相形之下，通过简政放权、扩权强镇改革，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小城镇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得到改善，整体经济效益提高，财政收入增加；小城镇自我建设、发展的财政供给能力增强，自身“造血”机能逐渐完善，小城镇经济社会发展得到了真正的保障。事实证明，结合小城镇发展的实际情况，合理、适度放开权限，对激活小城镇经济发展活力、消除资金障碍十分有利。

二、持续推进小城镇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路径分析

（一）继续突出民营经济的主体地位，正确处理好内资与外资的关系

调查资料显示，内资与外资具有各自的优势。社会资本充足、根植性强是内资优势的突出表现；而外资则具有资金丰富、国际化管理等优势。可见，建立在不同资金来源基础上的内生拓展型、引进配套型发展模式并不矛盾，二者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关系。为此，在重视民营经济发展的同时，小城镇健康持续发展必须推动内生拓展与引进配套相结合，充分发挥内资和外资的融合优势，形成新的激发点，促使小城镇取得更好的发展成绩。由于引进配套存在着较大的产业链区位替代等风险，小城镇应注意依据现有的产业链关系，确定招商引资的方向与重点。也应改变政府主导型招商引资的传统方式，以企业为主体，与外资大企业进行配套接轨。并促进跨国公司和名优企业本地化，增强植入环节的根植性，重点打造在某一环节或领域的核心竞争力，使自身在国内、国际产业链分工和国内外市场中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

（二）特色主导产业、产业集群是中心镇未来发展的新动力

特色主导产业是中心镇发展的基础。当中心镇形成的特色主导产业日渐繁荣时，这一产业会派生出新特色产业，新特色产业发展成繁荣的主导产业后，又会进一步派生出其他新特色产业，最终,这种累积、循环的产业发展过程会不断推动中心镇向前发展。因此，现有的中心镇应注重树立、强化特色经济新理念，以市场为导向，依托当地特色资源、产业基础、技术优势，着力培育和发展特色主导产业，提升中心镇吸引力。另一方面，大量相关的企业、机构（如高校、行业协会等）及产业厂商、供应商、销售商在中心镇集结就会形成产业集群。产业集群的发展不但有利于完善中心镇产业类型、优化内部产业结构,而且对社会结构变迁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具体表现是：产业集群发展导致土地稀缺度上升，非农用地地价抬高，农用地增值预期增大，乡村组织推动农村人口迁移、提高集体土地利用率的积极性提高；产业集群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产生了转移农村人口的要求，在内外力推动下，大量农村居民向中心镇转移，城镇化进程加快，中心镇社会结构逐渐完善。实际上，中心镇向上承接城市辖射、向下集聚村镇资源功能的实现必须以产业集群发展为基础。

（三）走技术创新型小城镇经济发展道路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技术创新是促进科技、经济紧密结合的有效途径。只有一手抓技术创新，一手抓经济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科技“两张皮”问题，才能有效地确保小城镇经济做大、做强、做优。对此，小城镇政府应带头，把技术创新作为科技工作支持小城镇发展的切入点，制定向技术要效益、向创新要市场的小城镇发展战略蓝图。综合运用各种措施，因势利导，着重营造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的适宜环境。如：加大科技体制、投资体制等改革，建立科技资源系统化、协同化、集成化投入机制，完善科技创新激励与考核机制，为技术创新营造有利的制度环境；出台财政、金融、税收等配套政策和措施，加强政府对技术创新的扶持，为技术创新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结合小城镇中小企业数量众多、创新能力不足现状，积极发挥带动作用，广泛集聚创新资源，加强创新基础设施、创新公共平台、创新载体建设，完善创新网络、人才交流等创新服务体系等。值得注意的是，技术具有自主性，这意味着在技术创新活动中，政府只能是服务者，企业特别是大企业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如果没有企业的积极参与，小城镇的技术创新工作不可能取得实际性的效果。所以政府应高度重视引导企业充分认识技术创新的重要意义，小城镇企业也要着眼于长远利益，主动担当起创新开路先锋的重任。

（四）创新投融资体制，拓展小城镇投融资渠道

城镇文化范文第2篇

城中村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社会现象，是在快速推进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一种新的城市化问题。在早期的城市化发展进程中，政府为了规避土地补偿、村民安置方面支付的巨额经济和社会成本，直接获取农民的耕地，故意绕过城中村以达到降低开发成本，如此城镇化建设得到快速的发展，然而城中村却越来越多。农村城镇化急功近利式的发展是城中村形成的客观原因。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加快了农村城镇化进程。在农村城镇化进程的过程中，农民的耕地被征用了，而当地的农民却仍然留在原居住地，并且保有部分宅基地可供他们建房居住。村落被城市包围，形成了城中村。另一方面，目前租金收益是城中村存在的经济根源。城市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很多的就业和创业机会，吸引了大批外来打工者，但城市配套设施建设缺乏或是供应不足，使外来打工的中低收入者有工作可做，却无房屋可居住。城中村恰好为这些人提供了价格相对便宜的出租屋，本地村民通过出租屋获得很大的收益。村民们在巨大的利益诱惑和驱动下会想尽一切办法，比如违章加建、扩建、改建，去不断追求房屋租金的最大化，最终就形成被城市包围的农村景观，形成了特有的城中村问题。城乡土地“二元”结构是形成城中村的最根本的原因，即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与城市的土地国家所有［4］。可见城中村问题的核心就是土地问题，城中村问题的形成、发展甚至问题的解决都集中在土地这一点上［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0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国家所有，农村的土地属集体所有。城中村在被纳入城市总体规划范围之内的时候，他们的土地就保留了集体所有制，所以农民原则上享有土地的使用、占有和收益权。同时我国的相关政策还规定了行政村享有土地非农使用的初审权。因此城中村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土地的非农使用地价昂贵，很多城中村都利用其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和区位优势积聚了大量的财富，村民和村集体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村民会极力抢占空间建房，以便在城中村的改造到来之前获得更大的收益，并在城中村改造时获取更多的国家补偿。

二、城中村存在价值

有的学者或一些地方政府认为城中村是“社会毒瘤”［6］，会给城市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但随着对城中村认识的加深，城中村存在的合理性被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因此，城中村给城市带来的影响应该是双面性的，应该客观公正的认识和评价城中村的存在。

（一）城中村舒缓了激增的外来人口与紧张的城市住房之间的矛盾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大量的外来人口被吸引并涌入较好的城镇就业或者创业，但是商品房的居住成本较高，同时廉租房数量较少，难以获得租房资格，并且廉租房所在位置大多比较偏僻，交通不便；城中村恰恰相反，交通一般比较方便，租金也只比廉租房稍高，生活设施也比较齐全，虽然不及商品房，但和很多农村房子相比，算是很理想的住所了，所以外来人口大多数很青睐城中村的住房。城中村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廉租房”的作用［7］，是廉租房的辅助。同时部分刚毕业的大学生在毕业后，通常无力承担租金较高的商品房，很多大学生毕业后都选择居住在交通方便、租金较低的城中村，尤其是紧邻高校的城中村。进城务工人员在城市中一般从事脏、累工作者较多，他们工资较低，多数属于生活在城市边缘的人，因此一般也喜欢选择租金较便宜的城中村生活，城中村成了大学毕业生和进城务工人员的“安身之所”，也成为了他们与城市生活近距离接触的第一站。以贵阳市花溪区新朝阳村为例，在贵阳市租住一间房屋需要600～1200元，而在花溪区新朝阳村租住一间房屋需要100～300元就可以解决居住问题。因此城中村对于高校毕业生和进城务工人员来说，有助于他们融入城市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他们的住房需求，有利于实现住房公平和维护社会稳定。

（二）城中村出租房是城中村村民的生活保障在中国大多数农村，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生产生活资料。当他们的耕地被城市征用，城中村的村民基本上都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这让城中村的村民脱离了第一产业，但他们不能享受城市的社会保障。因为他们大部分文化素质较低，少部分人只具有高中文化程度，并且大多数人都只具有初中甚至小学文化程度，还不具备任何专业技术，因此他们很难融入城市的社会分工当中去。城中村出租房的出现使他们找到了获取收入的途径，同时部分居民也靠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做生意，这就使得城中村村民的生活有了保障，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村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起到了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2］，出租屋经济就成为城中村居民生活保障的来源。

（三）城中村让城市生活方式更加多元化城市生活具有复杂的社会分层、社会分工以及职业结构的特点。城市生活的人际关系也由最简单的血缘地缘关系向复杂的业缘关系转化，社会流动性很大，个人地位和角色变化也较快，生活质量和消费水平高，消费方式多种多样，空闲时间多，个人社会化程度高。城市生活节奏较快，紧张压迫感强，文化生活绚丽多姿。这种生活方式从社会的发展历程与现状来看，依旧存在诸多的弊端和问题。而城中村那种城乡交融的“血缘地缘联系紧密、低消费、慢节奏和高可入性”［9］的生活方式让城市生活多元化的同时，对城市生活也是一个有益补充。比如近几年全国的很多地方夏天的高温天气时间长，而贵阳以“爽爽的贵阳，避暑的圣地”而闻名遐迩，吸引了很多夏天炎热地方的老人、小孩到此避暑。美丽的花溪是人们避暑的首选。许多避暑的人结伴选择居住在花溪新朝阳村这一座城中村里，新朝阳村有短期房出租，房租相对便宜，同时这里也有大量的小旅馆，价格也比酒店低很多，因此新朝阳村是来贵阳花溪避暑的理想居住点。

（四）城中村里有诸多的创业机会房租便宜，交通便利，城中村里的人际关系已有业缘关系的出现，但是还保留着一定的血缘地缘关系，同时很多的城中村邻近工业园区，或是连接着高校，因此吸引外来务工人员和毕业大学生们来此居住。城中村里房屋密集，因而居住的人员多，同时他们本身就是大量的消费群体。这里饭店、超市、发廊、酒吧、休闲吧、游戏厅、旅馆等比比皆是且应有尽有，大多生意红火，这给许多想创业的人们提供了商机，并且相对于其他商品房区的门面房租也低许多，因此创业门槛也随之降低。

三、城中村存在的主要问题

城中村有其存在的社会价值，但也不可忽略它给城市发展、城市生活质量等带来的阻碍和坏的影响。大多数学者从经济、社会、文化、景观、环境等多个领域对城中村的弊病进行了概括，本文主要对城中村存在的以下几个问题进行了列举。

（一）人口密度较大，社会秩序紊乱由于在空间上多与工厂、高校相邻，出租屋90％都是租给外来务工人员和高校学生。在房屋结构上多为单间或者一室一厅，屋内设施简单，房屋租赁价格远远低于周边的商品房，因此吸引了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和高校学生，出租屋常年供不应求。流动人口大，暂住人口多，外来人口大大多于原住人口，人口密度大。城中村房屋大多为第一层商用，从第二层开始出租居住。饭店、酒吧、网吧、游戏厅、精武馆、小旅馆、发廊等一个接着一个，极大地增加了出入人员的复杂性，同时城中村没有物业和保安，房屋建筑的防盗设施也不足，偷盗事件时常发生。

（二）建筑密度过大，布局混乱村民建造房屋时，只考虑个人出租利益最大化，尽最大可能地占用土地面积，随意搭建增建房屋，因此城中村建筑楼高而密，再加上监督管理措施缺位，整个村落的房屋建筑形状各异、空间布局混乱、高矮不齐。“室内现代化，室外脏乱差”［6］是城中村形象的写照。此外，比如贵阳花溪新朝阳村曾经两个传言让城中村的面貌几度改变，一是传言高校和工业园区要占用该村土地扩建校园和工业园区，村民们就平面扩建或者向高空加高；随后又听说五年后有房开商要开发此处，村民们又开始忙碌起来了，只要能够修的地方都会种上房子。如今低的房子在4～5层，高的有7～8层，建筑密度也非常大，村子里只有一条2～3m的通道通向外界。走在村庄里，眼前呈现的全是钢筋水泥，整个村子看不到一棵大树，一个草坪，“一线天”、“握手楼”［5］是村子里的建筑现象。这些房屋的通风性、采光性远不能达到健康标准，在这里也就没有惬意的生活环境。同时村内的居住环境和建筑群落与旁边小区和城镇很不协调，从而影响了城镇的整体面貌。

（三）市政设施缺乏，公共服务设施欠缺，环境卫生条件脏乱差城中村村民为了出租牟利，村内的建筑密度非常高，间距小。以新朝阳村为例，村子仅有一条2～3m的狭窄道路通向外界，同时路边的小摊林立，根本不能满足消防、急救、环卫车辆的通行，同时，水、电管线混乱，整个村庄更是没有一所公厕。此外，公共服务也非常欠缺，文、体、医、卫设施缺失。虽然该村建了一个垃圾站，请了一对夫妇打扫道路卫生，于缺乏统一的规划和管理的缺失，排水排污、垃圾处理等市政设施不足，洗衣店、发廊、饭店等的生活污水就会随意排到路上，个别村民将固体废弃物随意堆放在路边，使周围环境恶气熏天、苍蝇满天飞，严重影响了居住环境。

四、对城中村改造的几点思考

随着贵州省工业强省战略的顺利实施，城市经济发展及城市规模扩大，人们对城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城中村改造大势所趋。目前已经有了很多成功的城中村改造经验可以借鉴，但是也要因地制宜，不能完全照搬照套。首先，“住房、出租房配套”安置。城中村人口密度大，房屋租金是当地居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对城中村进行改造后村民的这些租金收入来源就会全部失去。如果一次性补偿不能够达到居民的收入的时候，城中村的居民们对拆迁就会有很大的抵触情绪。住房问题、租金问题和生活问题是城中村居民最为关心的拆迁后的三大问题［2］。因此可以实行“住房、出租房配套”的解决方案。也就是在拆迁后的规划用地中安排相当的土地用于建设村民的出租房，按照村民原有的出租房面积补给村民，村民具有出租房的产权。把村民杂乱无序的自建自租房变成整齐划一的整建整租房，在统一的规划下不但可以让村民原来的租金收益不减少，而且还能够腾出有大量的土地进行有序的城市规划。村民的持续收入得到保障的同时，也能够妥善地处理好村民的住房问题。其次，“住房就业配套”安置。未来的生活状态是城中村村民最关心的问题，对城中村进行改造就需要充分考虑改造后村民的后续生活保障问题。解决了村中居民的住房和就业问题，也就解决了村民们的后顾之忧，在一定程度上也就减少了政府在城中村补偿方面的费用。对城中村进行改造后的新社区会涉及物业用人、社区维护、商铺经营等方面的用人，就可以首先考虑城中村里的原著居民的就业问题，使他们脱离农业生产、租金收入后仍旧能够有稳定的收入，同时也有利于城中村居民真正实现市民化［6］。再次，政府要引导帮助城中村居民市民化。

城镇文化范文第3篇

[摘要]经过30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农业生产和农村非农化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农村城镇化具备了加快发展的条件和基础。在当前农民收入增长乏力、国内需求不旺的形势下,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对于启动农村市场、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动乡村工业和农业产业化进一步发展、转变农民生活方式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关键词]城镇建设加快进程

一、加快城镇化发展的战略意义

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新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也是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一)加快城镇化发展水平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客观要求。当前,从总体上看,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仍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我国的城镇化率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相比要低10个百分点,与同等工业化水平国家比要低约20个百分点。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的综合实力竞争,主要是城镇实力的竞争。城镇化水平越高,经济效益就越高,资源利用效率也越高,可持续发展能力越强,符合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城镇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有利于带动周边地区特别是农村的经济发展,是县域经济增长的龙头。

(二)加快城镇化发展水平是统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我国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大力推进城镇化,可从导致城乡结构、地区结构失调的根源和内因入手,打破现存的城乡二元结构,实现人口、经济活动的合理分布和自由流动,达到“解放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治本之策,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

(三)加快城镇化发展水平是坚持以人为本,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和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迫切需要。农村城镇化可以打破原有城乡隔绝的格局,使农民既发生职业转换,也实现地域转移,农村由封闭走向开放,成为转变农民生活方式和观念、激发农民创新精神和冒险精神、塑造一代新农民的“催化剂”。城镇文明影响、改造、带动农村文明,促进农村社会进步,提高农民素质。而农村生态进入城镇,也可以有效改善城镇人居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四)加快城镇化发展水平可以成为启动农村市场乃至扩大整个国内需求的切入点。当前国内需求不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农民收入长期徘徊不前、农民消费观念落后,使农村市场增长缓慢。据统计,2006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已达到6.85万亿元,但县及县以下农村市场消费品零售额只有2.39万亿元,仅占全国的34.9%。8亿多农民实现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由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的35%降到90年代以来的20%,农民人均消费额只相当于城市居民的40%左右。加快农村城镇化发展,可以把农村的潜在消费转变为现实的有效需求,成为扩大国内需求的关键。

二、中国城镇化的瓶颈制约

(一)农村内需不足的制约我国13亿人口中,9亿农村人口处于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半自给状态,城市贫困阶层维持在温饱阶段,而对西方生活方式的推崇使富裕阶层消费均崇尚国外名牌,导致财富外流和国内市场萎缩,“大中国、小市场”问题愈益严重。因此,没有农村的繁荣和农民的富裕,我国的城镇化就会遭遇极大的困难,大国经济发展不能长期依赖外需拉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之后,国内经济学家和一些“三农”问题专家纷纷在第一时间发表意见,提出用新农村建设作为克服当前产能过剩、内需不足、市场疲软的突破口。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由农村承载缓解“通缩”、启动消费和需求的重任,不仅仅是农村不可承受之重,也是在向农村转嫁城镇化风险。事实上,最近20年来的小城镇建设和村镇建设基本依赖农民自主投入,“三农问题短腿在农村”的问题被历史地凸现出来。没有农村基础设施的进步,就不可能有农业的发展并增加农民收入,从而拉动内需,保持城镇化可持续发展。

(二)劳动力就业的制约从2006年至2015年,我国城镇每年自身新增劳动力550万人,2005年新增大学生为338万人,国有和集体企业深化改革后再就业劳动力为450万人,加上往年积累的失业劳动力,城镇每年需解决就业的劳动力达2400万人。根据我国经济每年约9%的增长速度和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实际提供就业岗位将稳定在1000万人左右并呈递减趋势。有学者提出1%的转移指标,也就是每年转移1000万农村人口,就目前就业状况看值得商榷。还有学者提出通过制造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也是有失偏颇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异军突起,近1.2亿农村富余劳动力暂时有了就业机会。60～70%的制造企业产品出路依靠出口,外贸依存度多年维持在近70%的高端,贸易顺差连年快速增加,引发发达国家联合对我国劳动密集型低端产品的需求约束越来越严厉。因此,我国城镇化发展提供的就业岗位与农村实际需转移的就业人口间的供求距离越来越大,大量农村人口往何处去将是一个长期问题。

三、总结

小城镇发展需要按照综合协调、政策集成的要求,整合规划、建设、国土、农业、交通、水利、扶贫、卫生等各部门的资源,把环境整治、精神文明、农房规划、生态农业以及扶贫等职能工作加以统筹,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在新农村建设的总体部署中,应坚定不移地加快小城镇发展,坚定不移地把优先发展小城镇作为重要抓手,推动从中央到地方把小城镇发展全面纳入支持“三农”的各类规划、计划,把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繁荣小城镇经济作为制定经济社会政策的重要原则,形成城乡一体的工作格局和推进机制。

当前,特别应当重视小城镇发展的有关政策研究,加快小城镇发展由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的转变,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健全城乡资源良性互动的市场体系,促进小城镇加快发展。

参考文献

[1]陈爽,姚士谋,等。中国城市化水平的综合思考[J]经济地理,1999

城镇文化范文第4篇

意大利由于工业化水平较英、法、德落后，被人们称为“发达国家中的发展中国家”，它们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具有整个欧洲城镇化的特点，比如:严格控制城市中心的蔓延式发展，特别注重历史传统的传承和保护，注重自然环境和人文景观的有机结合等。但是由于意大利的工业化程度远低于英、法、德等国的平均水平，其人口城镇化在达到50%后没有采取上述英、德两国人口向大城市集中发展的城镇化发展模式，而是直接进入发展小城镇的城镇化模式。现在看来这种模式似乎更适于后工业化时代的需求，成千上万个城镇化的村庄和小城镇的空间布局模式正是当前生态健康城镇化所追求的一种发展模式。纵观整个欧洲国家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其基本特点是:中心城市大多保持一种紧凑型高密度的发展模式，严格控制城市中心的无限扩展;在城市之外大力发展带有人文性质的小城镇和乡村单元，注重文化景观和自然风貌的保护，高效率地使用土地，为将来的城市发展留出空间;整个欧盟的农村区域(中心区和郊区之外、大的卫星城镇之间的广袤区域)大多是采用后现代的物质形态空间布局特征，所有的村庄规划建设均以开放空间网络和人的需求为主导来进行规划建设布局。这个开放空间网络的构成体系繁多，包括农田、草地、林地、沟渠、湿地、河流等，它们都需要得到最好的保护和利用，而人的需求也是多样性的，也需要得到合理的保护。道路体系是维持上述体系和谐优化发展的基本建设工具，因此人工构建物在其中的充填式开发和道路一起决定着整个体系能否保持最合理的状态。开放空间中的优质农田得到了最大的重视，其他各种因素也不可或缺，其中湿地成为村庄设计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无论在欧盟哪个国家，村庄的主污水管道由政府负担，各户拥有自己的家庭污水处理系统，经处理后(必须达到二级水标准)，排入村庄主污水管道，再经主污水管道将污水排放到居住区以外的湿地里，使污水得到再处理。这个湿地决定着村庄的人口承载能力和布局，如居民区的规模和安排，其他空间要素的方位等。这样开放空间的各要素(自然资源、野生动植物和景观以及人的需求)都得到了最好的保护和和谐发展，也伴随着最大的经济效益。道路必须在开发空间各要素之间适当的开闭，而不能盲目扩张和随意伸展，且在诸多地段要尽量采取砂石路和石板路为路面基材，避免大面积硬化地面。农宅建设方面在原有的边界内尽量提高居住密度，减少住宅和院落的占地面积。乡村街道尽量创造适宜人的尺度的开放空间(步行街区和小游园)。

2美国

美国城镇化发展模式与欧洲有很大的不同，原因如下: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拥有充足的土地和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追求个人自由成为美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美国的联邦政治体制决定了城市规划及其管理属于地方性事务，联邦政府调控手段薄弱，政府也没有及时对以资本为导向的城镇化发展加以有效地引导，工业革命后诞生的中心工业城市环境逐步变差，美国社会阶层日趋分化严重，这些因素造成美国城镇化的过程过分依从市场需求和过度消耗自然资源，造成城镇化发展的自由放任，形成了极度的郊区化模式，即美国的城镇化发展模式采用的是低密度蔓延式的城市发展，通俗讲就是“无边界城市”。这种过度的郊区模式导致巨大的资源浪费和生态破坏，引发了经济、社会和环境的一系列问题，目前成为世界各国引以为戒的深刻教训。美国城镇化的具体特征是工业革命后诞生的中心城市大部分采用柯布西埃式的“光辉城市”布局，如:高密度公寓式街区，高耸的玻璃办公楼，封闭购物商城，未来派快速路，单一功能的区划等。严重缺乏人文情调、邻里关系和人气，环境陌生，生活工作机械化不方便，缺少文化娱乐氛围;美国郊区的特征是建筑密度很低，以独立住宅为主;采用严格功能分区(居住、购物、工作各自分离)，大部分家庭日常需求依靠汽车;住宅区开发大量占用农业用地;购物主要在有大型停车场的购物中心和商业圈内，而非欧洲那样的传统商业区;城镇内部道路采用棋盘式布局，直接跟高速公路相连;有限的公共交通，公共空间不足;公建设施如学校、医院等水平远高于内城;商业建筑采用火柴盒式构型。它的总体布局方式与中心区基本相似，仅仅是低密度而已，这种模式可以说是“将原来那种工业革命时期建立起来的摩天大楼的立体城市变成了今天信息和服务经济为主的水平式城市”［2］。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美国大城市人口的60%居住在核心区，但到了2000年，约80%的人口居住在郊区。尽管美国的郊区化有效地满足了广大中产阶级追求理想居住环境的市场需求，人口密度降低，城市与郊区、乡村之间的差距逐步缩小，不断融合，但并未彻底改变中心城区的缺陷，同时还增加了新的破坏:土地资源浪费严重;经济成本居高不下;生态环境破坏愈演愈烈;贫富差距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加剧;资源能源消耗量大。美国独立式住宅的总面积比其他建筑的总面积的总和还要多得多，可以说，美国的城镇化过程即是郊区城市化的发展过程。近年来，这种城市蔓延模式也引起美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反思。由地方政府最先提出的“精明增长”理念获得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共识。其主要内容包括强调土地利用的紧凑模式，鼓励以公共交通和步行交通为主的开发模式，混合功能利用土地参与，通过限制、保护开放空间和创造舒适的环境，鼓励公共参与，通过限制、保护和协调，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公平。同时政府还划定“城市拓展界限”，采取行政和经济手段，抑制郊区化的发展速度。这是针对美国长期以来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向郊区的无序蔓延所带来的社会和环境问题的反馈，是以可持续发展为价值取向，以科学管理为手段，有可操作性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3］。我国的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在这种国情条件下，必须吸取美国过度郊区化的教训。美国乡村对开放空间的保护是一个传统。《清洁水法》第404条款规定了向美国全境水体和湿地排放污水和倾倒垃圾的管理办法，在美国农田和湿地是大规模共同存在的现象。道路、景观、开放空间通常成为农业生产区、居住区以及商业功能区的缓冲地带，它们之间功能混合的程度和多样性不如欧盟那样明显，保护开放空间的常用方式是组团式布局(也称为开放空间设计)，另一个区别欧盟的模式是采用简单的工业化模式。对比欧盟和美国(包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村庄发展模式，欧盟基本保持原有村庄的用地规模、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用改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方式将原来的乡村生活水平提高到了城市水平，保持了原有的乡村风貌，所有的公共空间要素得到最大的协调和保护，这是通过千百年探索而得到的一个最佳结果。而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通常是在一个绿地上以城市开发的方式重新建设一个全新的城镇，在短期内是不可实现所有空间要素的协调发展的。欧盟面临的挑战是在充分继续保持原有文化资源基础上增加地方产品的价值并创造新的技术，而美国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优化开放空间，解决各种资源的浪费、污染、短缺、交通拥堵、生态恶化和社会分化问题，显然后者的问题更加困难。在欧美的乡村发展中还有些教训:把乡村功能局限在单纯农业上会引起严重的农业环境污染，造成以环境为代价实现粮食安全;把乡村基础建设等同于生产性基础建设会导致严重缺少社会公共服务;过度地拆并乡村建设中心居民点等。

3日本和韩国

日本的城镇化走的是集中型城市化道路。日本在资源极度匮乏的条件下，为了实现跨越式的经济发展，选择适合本国土地资源条件的整体城镇化发展和区域布局模式，走集中型城市化道路。日本城镇化进程的主要特征是以大城市为核心的空间集聚模式，以获得资源配置的集聚效益，实现跨越式的经济腾飞。伴随着城市不断扩展和城乡人口流动和转移，日本及时进行町(镇)村合并(其中1950—1955年村的数量由8357个锐减2506个，减少了70%)，提高土地的占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日本政府对于城镇化的引导作用比较显著。但政府的区域发展政策的成效有限，特别是东京等大都市圈人口和经济活动的“极化”现象越来越显著。进入21世纪，为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形势，日本政府开始强调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区域发展政策。韩国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是以首都圈为核心的空间集聚发展。作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韩国的经济腾飞也伴随着空间高度集聚的城镇化进程，政府的公共政策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初期，韩国政府曾经忽视了农村发展，导致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后来政府将农村发展列入国家战略，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新农村运动”，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同步推进农村现代化。这不仅是要提高农村的物质生活水平，更是一场社会教育运动，以“勤勉、自助、合作”的国民精神来启发和唤醒农民。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韩国已经基本消除了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韩国城镇化的主要问题是首尔和首都圈的过度集聚发展。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和改善区域发展的不均衡状态，韩国政府的区域发展政策开始实施地方都市圈战略，除了形成能够抗衡首都圈的经济规模，地方都市圈还要为所在区域的发展极核、参与全球竞争的前沿基地和特定产业领域的国中心。

4中国

中国目前城镇化所面临的具体状态如下:1)中国工业化发展周期短促而剧烈，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中后期，欧美发达国家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所有重大问题和危机现象在中国目前都已集中爆发，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这个问题。2)中国人口众多，人均占地(居住占地和耕地)少，约0.093hm2。3)我国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气候环境、人口构成等差异巨大。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地区的经济特征、城乡状况和人口构成与欧、美、日的大城市相近，城市蔓延程度和密集程度可能较之更高。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还处于工业化的前期阶段，人口密度极具降低，因而不能采用一刀切的城镇化发展模式。4)我国是政府政策性主导的国家，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其他方面的声音过于渺小和无力，这在欧美国家已经证明单一声音为主导的城镇化政策是十分有害的。5)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节奏过快，且采用的是极端粗放的发展模式，各方面都缺乏德国式的缜密逻辑和精确的概念。这正在造成着巨大的浪费，这种极端恶劣抵消的习性严重损害城镇化政策的制订和执行。6)中国政府和民众拥有美国式的经济扩张和掠夺财富的雄心壮志，同时还拥有远超欧盟的悠久历史文化，使二者达成协调发展的难度非常巨大。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特殊性)和欧美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基本规律(普遍性)，就可以提出一个中国城镇化的最佳模式，此模式完全没有必要重复西方城市发展通过城市蔓延、摊大饼、郊区化、逆城市化这几个阶段，而直接走向后现代或准后现代模式。在此设计理念指导下提出的是一种四级区划模式(包含中心区、郊区、卫星城和村庄四个层面)。后现代化在建筑方面的主要特点是:在开放式空间和封闭式空间之间的矛盾构成形式中，把开放式空间从现代建筑规划模式中的道路网络、广场等人造区域扩大到公园、街道、商场、树林、河流、湖泊、湿地、农田、牧场等。不仅要求上述诸要素与城市空间进行良好地围合、环抱、隔离，还要求诸要素之间进行良好地互动和和谐共生。这个问题在四级模式中的任何一个区域都要很好的实现，因此它的设计难度也是很高的。下面分别从人口构成、产业分布、综合地位和发展方向、建筑规划模式来完成对这四级模式的描述。

4.1中心城市区作为中心城市区应承载区域内的绝大部分人口，绝大部分的社会无产或低产收入阶层人士，大部分的中产阶层和高收入阶层人士在此生活和工作，不允许造成城市中心区人口空心的现象;产业构成上主要承载区域内绝大部分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此不允许发生在美国和英国那样城市产业“空心化“的现象;其地位为区内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在建筑规划方面，不能采用柯布西埃的”光辉城市“模式，而要采用高密度、紧凑型、混合功能、立体化的空间布局，打造一个复杂精密、运转高效的庞大城市机器，以满足众多人们舒适生活和紧张工作的需求，也就是德国的“极核效应”模式和日本的“空间集聚”模式。在庞大的机器之中个人不会感到渺小和孤独，因为这种混合功能模式可以使得每个人都能感到自身生活在适宜的空间之中。中心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要完备，特别是轨道交通非常完善(日本东京地铁有3000km，地下5层空间分布，而北京地铁只有300km，可提高的空间很大)。

4.2郊区在此区域尽量避免采用美国的现代郊区化模式，采用混合型的、中等密度的、紧凑型的模式。人口构成主要是中产阶级和社会高收入阶层;产业分布为高端的第三产业，包括高端教育、文化、休闲娱乐、商业、医疗、金融服务等;综合地位为城市次中心区;规划建筑布局上为较高密度的混合功能模式，绝不能采用欧美的低密度模式，它的最大特点是这里有最好的教育医疗和最舒适的居住环境。

4.3卫星城镇郊区之外布置卫星城镇。人口构成主要是工薪阶层和少量农村人口;产业分布为中低端制造业，第一和第二产业的相关服务业(农机修理、矿业机械修理、产业工业园等);规划建筑模式采用较高密度的(高于郊区低于中心区)、紧凑型、混合功能模式。

4.4农村主要指分布在广袤田野中的农村居住点。人口构成为全部的农村人口;产业模式主要是采用机械化耕作来保证整个区域的粮食安全和其他农副产品的供给，在这里要防止产业功能的过度农业化，使得农田覆盖面积过广而造成产业面积过度膨胀;规划建筑布局避免采用方格网状的整齐排列的工业化布局，而要合理组合各种开放空间要素的组团式紧凑型布局(如江浙一带水乡、徽派民居小镇等)，保持乡土特色和地方风貌。还要避免工业化建筑风格，道路不采用水泥硬地，而采用砂石路和石板道路，街区尺度要多样化，不要设计宽直的马路。加强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建设(尽量由政府完成)，污水处理和湿地要借鉴欧盟的经验。

5结语

城镇文化范文第5篇

1．1我国乡土文化传承发展简析乡土文化即农村区域文化，依附于农业、农民、农村，具有典型的“三农”特色。乡土文化和农业一样，具有弱质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城镇的演变，如不注重保护与传承，该种文化可能会逐渐消亡。因为在城镇化进程中，急功近利的心态使得人们过分注重物质追求和经济建设，忽略了文化传承和精神建设的重要性，由此而产生的技术泛滥、文化同化和城镇建设同质化问题，无疑使原本朴素、宁静和特色鲜明的乡土文化逐渐脱离了人们的视野，增加了乡土文化传承断裂、被逐渐解构甚至泯灭的风险［4］。人是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主体，发挥着主观能动作用。近年来，我国乡土文化发展较快，由表1可知，群众文化机构个数及从业人员数从1990年的9087个、70319人增加到2012年的43876个和156228人，分别增长了3．8倍和1．2倍。自1996年以来，群众文化机构个数和从业人员数趋于稳定，波动幅度较小，2006年后，从业人员数开始新一轮的增长，更多的人参与到乡土文化发展与传承工作中去。另外，乡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需要借助不同的媒介或载体，举办文化展览、开展文艺演出等是弘扬乡土文化的最佳工具，2012年全国共开展各项活动80万余场，约为1990年的6倍，此举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不同地区的乡土文化，达到推广普及的效果。当然文化传承与发展是一项长期有序的工作，打造和培养一只稳定的传承队伍，保证传承者和受传承者的持续性是维持文化长久不衰的重要途径［5］，2012年全国共开展38．7万次乡土文化培训，不断充实、壮大农村文化工作者队伍，为乡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可持续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文化传承与发展离不开资金支持，作为公益性事业，群众文化机构收入来源有限，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拨款。我国对乡村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支持力度较大，财政拨款逐年增加，22年来平均增长速度高达18%，2012年国家财政拨款高达130亿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支出的0．1%。总体来看，乡村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资金供给能够维持其正常活动运转，除1999年(－66439万元)、2000年(－1541万元)、2001年(－679万元)、2007年(－27421万元)和2012年(－14202万元)存在当期财政赤字外，其余年份收入均大于支出。而赤字年份仅是当期收入小于支出，以往年份的结余累积足以弥补当期收支亏损。

1．2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现状简析近年我国城镇化发展呈上升趋势。如图1所示，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增长到2013年的53．7%，年均每年增加1%左右。简新华(2010)认为这种较快发展的趋势还会持续下去，今后将会以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继续推进，并在2020年达到60%左右。按城镇化率同比增加值的大小可划分为3个阶段:第1阶段(1978年～1995年)，这一时期除1979年(1．1%)和1984年(1．4%)外，城镇化率同比增长均低于一个百分点，属于初始发展阶段;第2阶段(1996年～2005年)，前8年内，城镇化率增长值保持在1．5%和1．4%之间，较为稳定，2004年和2005年则有所放缓，分别为1．3%和1．2%，但总体处于较高的增长阶段;第3阶段(2006年～至今)，城镇化率增长处于波动较大的状态，2010年同比增加3．1%，创历年最高。我国城镇化的较快发展是由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共同推进的。人口城镇化是显性的动力，土地城镇化则起辅作用。土地城镇化推动着人口城镇化的发展，间接性地体现在城镇化率波动中。陈凤桂(2010)通过对城镇化率的分解，分析得出在2002年以后我国土地城镇化速度大于人口城镇化速度，并在2007年土地城镇化指数超过人口城镇化指数［7］，这种超前的土地城镇化并不符合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内涵，有悖于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发展宗旨。但随着我国对城镇化发展质量要求的提升，内涵、高效、绿色的城镇化必将成为未来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主旋律。

2关于土地城镇化与乡土文化传承的思考

新型城镇化建设可以归结为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人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主体，而土地是客体，同时土地与人又都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在我国提出新型城镇化这一概念之前，以往的城镇化建设主要以土地城镇化为主，即以城市扩张、农民进城为主要特征，强调的是量，追求是的高城镇化率．属于粗放型城镇化发展。在土地城镇化的过程中，村庄被整体规划、农户集体迁居新住所，有些地方出现“千城一面”、“规划混乱”、“好大喜功”、“伪造古董”等四大怪现状［8］，即所谓的“统一规划”局面。不同地区、民族通过城镇化最终走向了大一统，却失去了象征区域特点的精神文脉。土地城镇化的推进不应是简单地造城运动，城镇化不仅要有具体形态，还要有文化内涵。应该根据不同的地理位置、民族风情等打造具有地方比较优势的特色城镇品牌。尤其是古文化气息浓厚的地方，要在充分保留乡土文化载体的基础上进行优秀乡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并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嵌入旅游、商业化的思想。但商业化的深度要吻合地区文化的真实性，避免过度地商业化而导致乡土文化传承走向相反的方向。总之，土地城镇化要秉承“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的原则，有保留的推进村庄整治，用科学的文化观指引新型城镇化建设。

3关于人口城镇化与乡土文化传承的思考

总理指出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人的城镇化，而不仅仅是土地城镇化。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由农村走向城市。2013年我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26955和8896元，同比去年分别增长9．7%和12．4%，人们的经济生活水平在稳步提高，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在不断推进。在2030年之前，我国城镇化率将要达到70%，再次增加2亿农村人口的转移，实现更多的农民市民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存在不可逆转的趋势，但被市民化的人口是否真正融入到市民群体中，市民化的质量究竟如何，是否存在“伪城市化”等问题都值得商榷。人的城市化本质就是文化重构，长期形成的价值观、财富观、职业观和生产、生活方式，往往使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着更大的阻力与障碍［2］，尤其是少数民族或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由于受本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部分农民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后可能会面临本土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冲突。一方面这种冲突会带来生活上的不适与心理上的落差，阻碍其生活质量的提升;另一方面可能会导致社会不和谐因素的出现，引发民族或城乡冲突。这会使城镇化的质量大打折扣。即使乡土文化能够融入到现代文化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脱离农村土壤的乡土文化仍然面临着被主流文化同化、传承与发展的载体消失等危机。因此，在乡土文化融入到现代文化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搭建两种文化融合的平台，促进农民市民化角色的转换;另一方面，要积极营造乡土文化特有的载体，使二者既有交叉又各具特色，避免彼重此轻。

4结论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