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教案范文第1篇

国学经典浓缩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精华，凝聚了前贤圣哲的大智大慧，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成为我们中国人共有的精神家园。然而，受外来文化、网络文化的侵袭，当今社会变得日益急功近利，这种负面文化深深地影响了象牙塔里的莘莘学子，使得千百年流传下来的经典名著被冷落，学生们出现了浮躁、自私、好逸恶劳、急功近利等不良心态。为此，人们开始关注国学经典教育，在有识之士的倡导下，各地的读经班、诵经所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各地、各校弘扬传统文化的举措更是层出不穷。社会上，从于丹、易中天、钱文忠成为“学术明星”，到各大书店各类国学经典著作的热卖，都折射出整个社会对国学经典价值的重新认识。

然而，各地的诵经活动所涉及的对象多是中小学生，如“北京圣陶实验学校”的创办、“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儿童中国文化导读”，却忽略了作为未来教师的本专科院校的师范学子们，而他们才是今后国学经典教育的中坚力量，承载着传承中华文化的重任。所以，作为培养幼儿教师的幼专院校，我们从2009年以来，对全市公办幼儿园进行调研和论证，从各幼儿园把《三字经》、《弟子规》等国学经典内容融入学前教育课程这一实际情况出发，从未来职业发展诉求和提高幼专素质教育的迫切性出发，学校组织本校专家和教师为学前教育专业师生编写了国学教材——《国学经典选读：大学·中庸·三字经》，并由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2月出版。同时决定从2010级新生开始，学前教育专业在一年级的第二学期开设“国学经典诵读”公共必修课。其目的就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文明、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促进校园精神文化建设。借此，使繁浩灿烂、博大精深的国学经典正式进入学校课堂，“读千古美文，做淑女君子”。所以，作为国学文化传播者的教师，应该认真扎实地做好国学教学工作，这样才能完成育人目标。为此，笔者就“国学经典诵读”课的课堂教学进行了如下探索和思考。

一、诵读引领课堂

诵读是古诗文教学的重要方法之一，也是我国古代学者提出的重要读书方法。从古至今，人们都非常重视“诵读”，无论是古代的蒙学教育、经学教育还是现代的语文教育，它都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重要手段。古人云：“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关于读书，《三字经》中有“口而诵，心而惟，朝于斯，夕于斯”的教诲，《弟子规》中也谈到“读书法，有三到，心眼口，信皆要”。如果在阅读时将眼、耳、口、心、手一齐来配合，学习的效率一下子就可以提高好几倍。南宋理学家朱熹认为：“凡读书须整顿几案，令洁净端正，将书册齐整顿放。正身体，对书册，详缓看字，仍细分明读之。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由此可见，“诵读”在我国古诗文教学方法中的重要地位。笔者在课堂教学时以诵读为主线，在多种形式的听读、个读、齐读、分组读、自由读、领读、师生对读的展开下，将书面文字变成可感、可听的立体文字，让学生在反复的诵读中，感悟字里行间的语言节奏，形成语感。在充分诵读之后，教师再适时采取其它教学方法，使学生感悟国学经典的博大精深，修养精神道德、经世致用。

二、引入案例教学

案例教学是师范教育、师资培训中最重要的教学方法之一，它是在教师的精心策划和指导下，根据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的需要，运用典型案例，将学生带入真实的情境中，组织学生分析讨论案例，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学习，班级交流，师生评价，从而提高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笔者在讲授《三字经》、《弟子规》等国学经典内容时，就尝试运用这种教法，在教学时将史例材料、历史故事、名人轶事及现实生活中的典型案例引入课堂，优化课堂教学。如《弟子规》中针对孩子的

转贴于

言语、行动、举止、待人、接物等方面内容都提出了详细而明确的要求，内容浅显易懂，但如何将知识内化为学生的德行这是不容易的。为此，在《弟子规·入则孝》的讲授中，笔者先利用多媒体播放flash视频《当你还很小的时候》，引导学生进入任务情境，让学生感受父母之爱的伟大。然后呈现《父亲的信》和小品《父亲》两个案例，引导学生析案例、评案例、结案例。在整个教学环节，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让学生进行合作探究学习，最后通过生生之间、师生之间的讨论交流，学生感悟到要“孝”，要感恩，这是学生通过自我学习收获的内容。最后再通过经典原文的解读与导引，学生理解了“孝”的深刻内涵，并且反思自己的行为。这种方法培养了学生归纳概括、解决问题以及与人合作的能力。

三、注重自主学习

“国学经典诵读”课为公共必修课，授课计划为每周2学时，共32学时。由于国学内容博大精深，只凭课堂90分钟面面俱到地讲解每部经典，显然时间是不允许的，因此，笔者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及合作能力，在开课伊始，将学生分成若干学习小组，每组选一名组长负责任务的督促及分工。每组的任务：一方面从国学经典著作中选取成员共同感兴趣的经典著作进行合作探究学习，制作ppt课件，然后利用课前10分钟，选取一名代表把研究成果进行全班性的读书汇报。另一方面检查督促组内成员背诵和作业完成。通过小组合作学习，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和合作意识，锻炼了学生搜集材料、整理材料、辨析材料的能力，同时也提高了学生运用多媒体和制作课件的能力。读书汇报虽只10分钟，却使学生对国学经典有了更丰富的认识和理解，拓展了学生的阅读空间，优化了课堂教学内容，增强了课堂的含量和效果。

四、创新评价机制

考核是评价教师教学水平、学生学习效果的重要手段。“国学经典诵读”课程的考核分为过程性考核和终结性考核两部分：

过程性考核成绩占期末总成绩的50%，以课堂教学内容为主，其中课堂表现占10%：包括回答问题是否积极、参与程度、与小组同学的协作能力、出勤等。国学经典读书汇报占30%：在汇报时根据内容准备得是否充分、课件是否清晰美观、语言是否自然流畅，教师最后以小组合作综合完成情况及每人分工情况给定成绩、评定成绩。“诵读经典，感悟生命”相关论文占10%：根据文章质量评定成绩。

终结性考试成绩占期末总成绩的50%，采取口试形式进行经典篇目的背诵和相关国学知识的问答。

开国大典教案范文第2篇

2020年5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5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切实实施民法典”举行第二十次集体学习，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民法典要实施好，就必须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明确要求广泛开展民法典普法工作，将其作为“十四五”时期普法工作的重点来抓。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2020关于“十四五”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学习宣传活动方案，欢迎大家阅读。

 

各直属党组织,各直属部门：

2020年5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5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切实实施民法典”举行第二十次集体学习，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民法典要实施好，就必须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明确要求广泛开展民法典普法工作，将其作为“十四五”时期普法工作的重点来抓，引导群众认识到民法典既是保护自身权益的法典，也是全体社会成员都必须遵循的规范，养成自觉守法的意识，形成遇事找法的习惯，培养解决问题靠法的意识和能力，把民法典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加强对青少年民法典教育。为贯彻落实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加强民法典的学习宣传教育，推动民法典学习宣传走入日常生活、走入人民群众，现提出学习宣传方案如下：

一、总体要求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和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民法典作为当前和“十四五”时期普法工作的重点，起草好“八五”普法规划，完善民法典普法工作的制度安排，推进民法典普法工作制度化、常态化，弘扬民法典所蕴涵的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我省守法普法重点工作“六项工程”，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面向群众，深入基层，通过常态化、制度化的学习宣传，采用灵活多样的形式和手段、鲜活生动的语言和事例，在全省迅速掀起学习宣传民法典的热潮，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引导群众认识到民法典既是保护自身权益的法典，也是必须遵循的规范，养成自觉守法的意识，形成遇事找法的习惯，培养解决问题靠法的意识和能力。

二、宣传重点

1.学习宣传关于民法典编纂的重要指示精神，特别是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2.广泛宣传实施好民法典，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障人民权益实现和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是提高我们党治国理政水平的必然要求。

3.加强民法典重大意义的学习宣传。民法典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一部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依法维护人民权益、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展，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具有重大意义。

4.广泛宣传民法典是一部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顺应时展要求的民法典，是一部体现对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各方面权利平等保护的民法典，是一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的民法典。

5.聚焦民法典总则编和各分编需要把握好的核心要义和重点问题，阐释好民法典关于民事活动平等、自愿、公平、诚信等基本原则，阐释好民法典关于坚持主体平等、保护财产权利、便利交易流转、维护人格尊严、促进家庭和谐、追究侵权责任等基本要求，阐释好民法典一系列新规定新概念新精神。

三、活动安排

(一)推动民法典学习宣传进机关

1.抓好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发挥领导干部的示范带动作用，把民法典列入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年度学习计划，组织专题集中学习。把民法典列为领导干部年度学法必修课，列入干部培训计划，推动领导干部做学习、遵守、维护民法典的表率。

2.抓好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个“关键群体”。民法典实施水平和效果，是衡量各级党政机关履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重要尺度。国家机关履行职责、行使职权必须清楚自身行为和活动的范围和界限。各级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开展工作要考虑民法典规定，不能侵犯人民群众享有的合法民事权利，包括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有关政府机关、监察机关、司法机关要依法履行职能、行使职权，保护民事权利不受侵犯、促进民事关系和谐有序。要把民法典学习教育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学习培训的重要内容，纳入干部教育培训规划和年度工作要点。

3.举办民法典学习报告会。举办党政领导干部民法典学习报告会，邀请专家学者对民法典进行权威、系统、全面解读，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民法典维护人民权益、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能力和水平。

4.组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旁听民事案件庭审。选取与国家机关工作相关、社会影响较大、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民事案件，采取现场参加庭审和网上观看视频两种形式，组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旁听庭审。

5.将民法典相关内容纳入X干部网络学院学xxx台，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必修课程。

(二)推动民法典学习宣传进学校

1.抓好青少年这个人生关键时期，加强对青少年的法治宣传教育，把民法典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发挥课堂教学和学校教育的主渠道作用，突出民法典在大中小学法治课中的内容占比，阐释好民法典的主要内容和精神。

2.将民法典的宣传教育融入主题班会、社团活动中，充分利用第二课堂加强民法典的学习宣传，通过演讲比赛、模拟法庭、志愿服务、社会实践等活动开展情景式教育，培养青少年的法治意识、规则意识、诚信意识。

3.充分发挥法治副校长、法治辅导员职能，加强民法典的学习宣传。加强民法典研究阐释力度，支持民法典相关学科发展，培养高素质法治人才。

(三)推动民法典学习宣传进乡村、进社区

1.编写民法典知识问答、案例读本、图说民法典等宣传资料，在社区、村(居)委会服务窗口、农家书屋、法律图书角、公共法律服务室等公共场所摆放民法典文本和宣传资料，供群众免费取阅学习。

2.在村(社区)公共活动场所设置民法典宣传栏，张贴宣传海报，把民法典和法治元素融入村(社区)文化广场、公园、长廊、橱窗、公益广告牌、电子显示屏等宣传阵地。利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村民学校、市民讲堂、道德讲堂等阵地，加强对村(社区)居民的宣传教育。

3.开展民法典知识宣传进乡村、进社区活动。通过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资料，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普法志愿者现场解答咨询等方式，加强对农民及社区居民的宣传教育。

(四)推动民法典学习宣传进万家

1.针对不同群体，分类开展宣传，增强民法典学习宣传工作的精准性，基本实现民法典普法宣传对各类人群的全覆盖，让大多数人都得到一次以上民法典宣传教育，让全社会逐步了解民法典、尊崇民法典、遵守民法典。要注重运用群众身边的案事例开展生动直观的民法典宣传教育，通过典型案例剖析、以案释法等方式，把热点案事件的依法处理变成对全民开展的普法公开课，推动民法典进入千家万户。

2.紧紧围绕服务“六稳”“六保”，组织力量深入企业、市场等基层单位开展民法典的学习宣传，加强对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市场从业人员的宣传，教育引导他们树立诚信守法意识，提高依法经营能力，帮助他们依法维护合法权益，自觉运用法律手段解决矛盾纠纷。

3.落实媒体公益普法责任，充分运用“报、网、端、微、屏”等平台全方位、多声部开展宣传，广播、电视、报纸、期刊、网站等新闻媒体要开设民法典学习专题专栏，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普及活动，在“学习强国”平台加强民法典学习宣传，把集中宣传与常态化宣传有机结合，打造多层次、立体化的学习教育网络。

4.在《X日报》及相关网站开展《民法典知识百题竞赛》活动，请社会公众参与答题。

5.在X电视台《豫事说法》栏目播出“聚焦民法典”系列专题片，通过对具体案例的释法析理，向社会公众讲解民法典对比原相关法律的亮点，充分认识颁布实施民法典的重大意义，依法更好保障人民合法权益。

6.开展“诵读民法典，礼赞新时代”活动，广泛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医护人员、科研人员、教师、警察、学生、律师、文艺工作者、农民、社区居民、企业经营管理人员、职工、个体从业人员等开展民法典诵读活动，在省内各广播平台、微信公众号播出、推送，扩大民法典宣传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7.“X普法在线”微信公众号开设民法典宣传专栏。在“X普法在线”微信公众号举办《民法典知识每日一题》在线答题活动。

8.用好普法阵地。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银行、医院、景区、公园、车站、集贸市场等人群集中场所要利用电子显示屏、板报、墙报、橱窗、标语等宣传民法典相关知识。加强在公交、地铁、轻轨、火车、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及场站的学习宣传。全省各级各类法治文化阵地、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要突出民法典内容，基本实现各类法治文化阵地和平台都有民法典宣传内容，使民法典抬头看得见、用时找得到。

9.围绕“民法典护航美好生活”，在郑州地铁1号线开设“民法典号”专列，在地铁车厢内外布展宣传民法典相关知识。在郑州地铁1号、2号、5号线沿线各站点通过车载显示屏、宣传板面等加强宣传。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

开展民法典学习宣传活动，是贯彻落实关于民法典学习宣传的重要指示精神，推进民法典宣传“落下去”“活起来”的重要手段，要提高政治站位，把加强民法典学习宣传工作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确保民法典学习宣传的正确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引导全社会深刻认识我国法治建设的重大成就，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中国之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二)回应群众关切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紧围绕基层群众需要，突出地方和行业特点，因地制宜地开展民法典宣传活动，解决好学习宣传“最后一公里”问题，做到有的放矢、因材施教，精准帮助群众在解决现实问题、化解矛盾纠纷中学习宣传民法典，努力实现民法典学习宣传“全覆盖”，夯实民法典学习宣传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要加强民法典普法工作中的风险分析和风险提示，防止产生负面舆情。

(三)落实普法责任

各级党和国家机关要带头宣传、推进、保障民法典实施，确保民法典得到全面有效执行。把民法典普法宣传与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乡村建设有机结合，把民法典宣传内容融入各类法治文化阵地中去。广泛组织法官、检察官、行政执法人员、律师、公证员、司法所工作人员、村(居)法律顾问和农村“法律明白人”，通过以案释法宣传民法典，为基层群众开展法律服务。各级普法职能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整合力量资源，把集中宣传与常态化宣传有机结合，形成宣传合力。

(四)增强宣传实效

开国大典教案范文第3篇

关键词：西陲文化院；张怡荪；《藏汉大辞典》；藏汉民族

中图分类号：G123.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8）02-0179-06

西陲文化院是四川知名学者张怡荪在抗日战争期间组织成立的私立藏文化研究机构，它与抗战前后成都、重庆两地成立的汉藏教理院、华西边疆研究所和康藏研究社，并称民国时期四川“四大藏学研究机构”。张怡荪因实现其编纂藏汉辞典、“为后来者搭下一座桥梁”[1]的心愿而创办西陲文化院，研究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在西陲文化院时期，张怡荪主持完成了包括编撰《藏汉大辞典资料本》在内的多项学术研究，不仅奠定了建国后出版的《藏汉大辞典》之基础，也推动了内地人士对藏族文化作更深入更细致的研究。

自清末民初以来，中国边疆危机日益严重，在民族危急存亡之秋，众多学者纷纷投身于西部民族研究的洪流中，在学术研究方面形成“各科人士皆谈边疆” [2](P1)的风气。在这股大潮的推动下，在僧俗学者太虚大师和陈寅恪教授的影响下，张怡荪的学术研究重心由文学转向藏学，于1936年在北平约集一批愿意从事藏文化研究的同事和学生，筹备成立了西陲文化院，1937年5月开始工作。[3](P5)正当张怡荪等人决心在北平有所作为时，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平失陷，西陲文化院的工作不得不中止。在院长张怡荪的带领下，西陲文化院同仁南下上海、香港，后在四川省政府刘湘的支持下，于1937年12月底从香港来到成都，正式挂牌成立西陲文化院。

一、西陲文化院正式成立

1937年12月，张怡荪携李荫亭、金鹏、李鉴铭、隋廷莹等人从香港辗转来到成都，在厅署街217号，正式挂牌成立西陲文化院。后来，院址多次迁移，先是迁至苦竹林街2号，后又迁至江汉路2号。[4](P169) 1939年春，为躲避日军的空袭，西陲文化院又被迫将院址迁到距成都八十华里的崇庆一个祠堂内。[5](P33)

西陲文化院挂牌之初，院内设备甚是简陋。文化院所用房屋是租用的，为了开展工作，添置了必要的图书设备，如从德格印经院购得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全套，同时购得《萨迦全集》一套，以及历代著名喇嘛的文集和重要著述。此外，还购置了全套汉文铅字，浇铸了一套藏文铅字，并且委托明光印刷厂代为培训了数名能排藏、汉两种文字的排字工人。至此，西陲文化院有了自己的小型印刷厂，其研究成果可以及时铅印，而不必求助于其他印刷厂。[6](P169－170)

西陲文化院的组织情况在《私立西陲文化院章程》[7](P839－840,440－441)中有明确规定。《章程》规定：文化院设董事会，由发起人及赞助人推举董事五人至十五人组织。另由董事互选董事长、副董事长各一人，常务董事三人，主持院务。董事会会议每半年举行一次，由董事长负责召集。文化院设院长一人，由董事会聘任，掌管全院事宜。院内分研究部和事务部，研究部主持全部研究事宜；事务部处理全院行政事宜。研究部设主任一人，部内分经籍、语文、地理三组，每组设组长一人，各有研究员一人至三人，编辑员一人至三人，助理员二人至五人，均由院长聘任，组长由研究员兼任；事务组设主任一人，事务员二人至五人，分掌文牍、会计、庶务、图书事项，均由院长聘任。文化院可招学习员训练。在征求社员前，以现有之发起人及赞助人为社员，所有经费由发起人、赞助人负担。经过推选，西陲文化院的董事会名单为：董事长兼常务董事为刘湘，常务董事为傅常和刘航琛，董事有乔毅夫、能海、张煦（即张怡荪）、熊训启、屈慈仁，张煦兼任文化院院长。

从《私立西陲文化院章程》规定的机构设置与所附董事会名单来看，西陲文化院似乎人才济济，但事实并非如此。西陲文化院的主要成员除刘湘、刘航琛、能海等挂名人物之外，从事实际工作的仅有院长张怡荪及少数人员。先后到院从事研究工作的大概有：北京大学毕业的金鹏、王沂暖、李荫亭，清华大学毕业的贺华予，山东大学毕业的隋廷莹、李鉴铭以及四川大学毕业的祝维翰、张安住等人。廖廖数人对于研究部及事务部各分项工作的展开造成了很大困难。

国民政府时期，凡一学术研究机构成立，必须向相关部门申请立案，西陲文化院也不例外。西陲文化院在申请立案过程中，得到了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的帮助。早在1937年7月，刘湘为了促使张怡荪尽快将西陲文化院迁至成都，便授意四川省党部代西陲文化院向中央民众训练部申请立案。但民众训练部迟迟未予批准。一年以后，遵照中央宣传部《文化团体组织原则》及《文化团体组织大纲暨施行细则》之规定，西陲文化院向社会部申请备案，1939年1月得到批准。[8](P445)此后西陲文化院又呈请四川省政府和国民政府教育部备案。[9](P439－440)与其他西部科研机构相比，西陲文化院规模较小，在国内的影响也有限，对贯彻政策方针不能起到实质性作用；而且，的教育方针是培养忠实于政府的干部，西陲文化院则是要培养纯学术的人才，二者培养目标不一致，以致教育部对文化院的立案申请迟予批准。

二、西陲文化院的经费来源

西陲文化院的经费一部分来源于自筹，此外还得到院董屈慈仁等人的资助，[10](P277)但更多资金是来源于四川省政府和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补助。

1938年下半年四川省政府遵照刘湘生前留下的指示补助西陲文化院经费1.8万元。[11](P39) 1938年，在四川省政府教育经费支出中，对省内学校及文化团体的补助总共14.25万元。[12](P39)在所有的补助中，西陲文化院获得了全部经费的近八分之一，不难看出四川省政府比较重视文化院的发展。

1939年四川省政府根据1938年按年补助的规定，拨给西陲文化院1.125万元。[13](P3)1940年四川省政府补发1939年欠西陲文化院的9000元，并拨给1940年度补助费1万元；[14](P443)国民政府教育部补助西陲文化院经费2万元。[15](P445－446)

1940年11月5日，张怡荪向国民政府教育部报告当时的工作进展及编纂计划：（1）“本期可完成”编译的有《气象观测记》、《雅鲁藏布江流域勘测记》、《玛那萨罗瓦尔湖区域勘测记》、《梵文文法》、《辽金元史藏梵语溯原》、《藏文异名录》等书。（2）《蒙文大字典》之“初稿已就，正待修改完成”。（3）《藏文大字典》（《藏汉大辞典》之前身）则为“年来中心工作”，“即在明年全期，亦复专力从事。”西陲文化院并拟以若干工作人员，“亲赴康藏地域采取参定字典之书一百五六十种应用，以求完善”。张怡荪又向教育部叙述西陲文化院的经费状况：以前领到的教育部的经费补助，使“上年勉强度过”，但“下年百物更形奇涨，每石米价，由二三十元，涨至二百元左右，其他可以想见。纵使将钧部第二次补助费领到，尚差数千元，实在难以弥补。似此情形，明年一年，更难度过”。根据实际情形，张怡荪在呈文中向教育部申请补助拟定的三项预算开支，计达10.6万元，其中用于“维持最低生活”之经费达7.2万元，[16](P441－443)占总预算的67.9%。由此可知，尽管西陲文化院经费一部分来源于自筹，但在战时特殊经济条件下，自筹资金不能满足各项工作之需，故更多的是依赖政府补助开展研究工作并维持生计。

张怡荪报告工作情形及申请补助的呈文提出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在1941年补助西陲文化院经费2万元，四川省政府补助1.2万元；194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给西陲文化院补助2万元。[17](P446)这些补助金额不仅与张怡荪的预算总额相差不啻霄壤，且仅就用于“维持最低生活”之数而言，尚不足预算的三分之一，其悬殊之大可以显见。况且，受战时物价变动关系之影响，当时纸币的面值与实值之间的差额甚大，因此这些为数极少的补助，根本不能满足西陲文化院研究人员的生活之需，更不用说顺利开展编译、编纂以及出版等工作。

从1942年开始，西陲文化院的研究人员因生活困难，相继离开以谋出路；加之经费不足，致使西陲文化院未能照原计划编译、编纂并出版成果，然而，这反过来又成为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是否继续提供经费补助之借口。1943年2月1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在给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呈文中说：“编辑工作虽难急遽著效，顾三年来竟无相当成绩表现，本年度本部对该院是否补助，正考虑中。” [18](P445)所谓“正考虑中”，实为停止补助之委婉语。

由于得不到资助“以维持最低生活”，并开展各项编译、编纂、出版等工作，到1943年夏，西陲文化院陷入困境，难以为继。张怡荪在严重危机中亦不得不寻求新的出路，经任乃强引荐，出任西康省通志馆总纂。

三、西陲文化院研究工作的全面展开

西陲文化院在成都正式挂牌前，已出版《藏汉集论词汇》和《藏汉语对勘》，这也是西陲文化院出版最早的两本书。它们的出版，极大地鼓励了张怡荪及西陲文化院同仁，继续努力开展各项编纂和研究工作。

在厅署街办公不满一年，因形势需要，西陲文化院迁至苦竹林街2号。由西陲文化院编辑的《藏文书牍轨范》一书就是在该地于1938年7月出版的。8月，由张怡荪领头，西陲文化院同仁将外国人所编之字典整理编辑为《汉藏语汇》出版，此书“为说汉语者习藏语最方便之语汇”。[19](P48)

《藏文书牍轨范》、《汉藏语汇》以及李荫亭主编之《汉藏字典》，是西陲文化院1938取得的主要成果。同年底，在西陲文化院将院址迁往江汉路的同时，出身于北京大学的王沂暖加入西陲文化院。[20](P32－33)他的加入对文化院的编纂出版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938年11月，日本空袭成都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皮房街春熙路全被炸毁。江汉路与皮房街相距咫尺，西陲文化院自是无法继续工作，被迫于1939年春迁至距成都80华里的崇庆县一祠堂内。尽管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内，受时局影响西陲文化院屡迁院址，但这种情势并没有对所有人员的工作热情造成太大的影响。1939年西陲文化院得到四川省政府的补助费1.125万元，依靠这些经费和文化院同事自筹的资金，西陲文化院在该年出版了《藏汉译名大辞汇》，绘制了《西康省地图》。

《藏文书牍轨范》、《汉藏语汇》、《汉藏字典》、《藏汉译名大辞汇》等书的出版，加上此前付梓的《藏汉集论词汇》和《藏汉语对勘》为以后编纂《藏汉大辞典》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此外，西陲文化院还积极投身于编译外国人藏地探险书籍。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侵略中国野心的暴露，国人尤其是从东西洋留学归来者纷纷翻译西人所写藏区的著述，如晚清《外交报》对英、俄报刊涉藏新闻报道的翻译，“四川调查会”对日本人太田保一郎所著《》[21]等书的翻译，民国中期四川大学教授李思纯对民国早期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古纯仁（Francois Gore）的游历著作《川滇之藏边》的翻译等。这些翻译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即藉翻译以揭露西方列强之行径，熟悉外国人了解之概况，使国人明白有何处可受启发及借鉴。张怡荪、祝维翰等人积极编译外国人藏地探险书籍，也是出于类似的忧虑。经过西陲文化院全体研究人员的努力，于1940年底大致编译成六本书：《气象观测记》、《雅鲁藏布江流域勘测记》、《玛那萨罗瓦尔湖区域勘测记》、《梵文文法》、《辽金元史藏梵语溯原》、《藏文异名录》。[22](P441－442)

西陲文化院编辑这些书可为研究边疆者提供方便，进而为巩固边陲略事借镜之功，凸显其致用之目的。但终因经费及战争等缘故，未能正式出版。虽然这不过是他们所完成的工作中的一部分，亦足以向世人展示其突出成绩。

四、《藏汉大辞典》“脱稿”初成

正当西陲文化院的工作取得初步成绩时，院内工作人员李荫亭和李鉴铭因各种原因相继离开，给工作的进一步展开增加了难度。为了早日编成《藏汉大辞典》，西陲文化院急需吸纳有较深藏学修养的学者。1940年，经过张怡荪的缜密考察，曾经就读于四川大学的祝维翰被吸收到西陲文化院工作。[23](P42)祝维翰的加入，对隐现人才危机的西陲文化院而言无异于雪中送炭。

祝维翰到文化院后，院长张怡荪便委以重任，即将印度藏学家达斯编成的《藏英词典》之英文部分译成汉文，并制成卡片。当时抗日战争转入最为艰苦的时期，日本飞机对后方城市狂轰滥炸，工作环境异常艰苦，而祝维翰“潜心致志，努力工作，不为恶劣的环境扰乱工作情绪。每当空袭警报时，他就收拾稿件背着辞典，跑出城外暂时躲避，待警报解除后，又回城继续工作”。[24](P42－43)恶劣的环境下，祝维翰完成这项工作花了不到一年半的时间，既体现出他对这项工作的热情和专注，又展示了他在这方面的才华。

西陲文化院之“精力所萃，尤在字典”。[25](P442)至1940年，编辑已久的《蒙文大字典》初稿已就，正待修改完成；而作为中心工作的《藏文大字典》（《藏汉大辞典》之前身），院长张怡荪决定从1941年开始专力编纂。

西陲文化院编纂的《藏文大字典》资料来源有：其一，搜集清代所成之“汉藏文字对译文书”；其二，翻译收集的多种外国人所著之藏文字典，；其三，“采取学术上习用术语，将藏文典籍，择其术语广博之书，推求汉文，详录采用”；其四，“将密教典籍与汉文对勘”，“择取其中汉文所有者数十部，将术语对出采用”；其五，补充以上诸书所没有的“民间习语及地理经济等用语”。西陲文化院要将最近十年来收集到的藏文、外文书籍与辞书进行翻译、对勘，历时之久，工作难度之大不难想见。尽管张怡荪对已取得的成绩表示满意，但他并不满足于仅以现成书籍、辞书为基础编纂藏汉辞典。他认为编纂《藏文大字典》，非“亲赴康藏地域，采取参定字典之书一百五六十种应用，以求完善”不为功。其原因在于，“字典工作，包括万象，所有疑难，势非到彼，觅人咨询，难求解决”。[26](P443)有鉴于此，张怡荪决定以西康之康定、巴塘、甘孜、德格等地为中心，派西陲文化院内熟谙藏文人员亲赴各地调查，搜集资料以充实辞典内容，希冀克期完成编纂《藏文大字典》的任务。

其实早在1940年夏，张怡荪已派王沂暖等人前往西康地区搜集编纂《藏文大字典》所需之材料。王沂暖等人于6月中旬到达西康，在克服高原气候带来的不良反应之后，对当地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考察，于1941年返回崇庆县，继续编纂资料。

不过，此时西陲文化院也逐渐受到日趋恶化的国内形势的影响。1941年，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最为艰苦的时期，受战争影响，国内经济状况总体下滑。这年是抗战以来全国物价变动幅度最大的一年。在成都，由于种种原因导致物价大幅上扬，纸币贬值，物价总指数较1937年上涨了近17倍，到1942年又比1941年上涨了2倍多。[27](P310)一方面物价在暴涨，另一方面，国民政府教育部对西陲文化院的资金补助却相当有限，以致西陲文化院已经面临“断炊之虞”。[28](P33)这种情况影响到了西陲文化院工作人员的生计，有家庭负担的人纷纷离去，辞典编纂工作遇到了很大困难。

由于现实环境的逼迫，张怡荪不能阻止研究人员的离开，但他仍然处处以身作则，鼓励同仁坚守自己的岗位，期以完成余下的辞典编纂工作。1941年4月张怡荪又派祝维翰等五人入康考察当地民风民俗。[29](P446)1942年，考察人员回到成都，带回了大量实地考察资料，他们用这些资料补充《藏文大字典》，终于使其在1942年“脱稿”。[30](P33)

五、西陲文化院活动结束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藏汉大辞典”的脱稿初成是西陲文化院的事业达到顶峰的标志。但自1942年《藏汉大辞典》初稿完成后，西陲文化院的研究人员便因资金不足相继离开，影响到辞典编纂工作的正常进行。1943年夏，针对人员不足、经费无着等现实处境，为了维持其继续存在以期完成编纂藏汉辞典之心愿，在友人任乃强的帮助与张罗下，张怡荪决定出任西康省通志馆总纂。同时，为了解决学员们的学习问题，张怡荪不得不放弃“西陲文化院”之名，以“西康边政干部人员训练班”的名义办理学员班，“西陲文化院”在名义上已不复存在。

不过，在1943年到1945年间，原属西陲文化院的四位研究人员――张怡荪、祝维翰、隋廷莹、张安住，为了不使《藏汉大辞典》无疾而终，在人员不足、经费困难的不利条件下，在以前编纂的辞书基础上，继续从《杂集论》、《瑜伽师地论》、《俱舍论》等藏汉文本佛书里，收集词汇、短语，并参考国外资料和藏汉双语词典，于1945年12月汇编成一部《藏汉大辞典资料本》，分装成十大册。[31](P109)《藏汉大辞典资料本》因西陲文化院资金不足终未出版，但此书价值不容忽视：它既是解放前运用语种资料最为丰富的藏汉辞典稿本，为建国后张怡荪主持编纂的《藏汉大辞典》之蓝本，又与民国时期其他藏汉辞典一起，被认为是近代中国科学意义上的藏文辞书初步形成的标志。

张怡荪等人编成《藏汉大辞典资料本》后，不仅《藏汉大辞典》的编纂告一段落，且“西陲文化院”的各项工作也因研究人员不足及经费枯竭而无法维持，遂于1945年底宣告结束。

尽管西陲文化院存在时间不长，研究人员也颇少，在国内的影响也不如汉藏教理院、华西边疆研究所和康藏研究社等川内藏学研究机构大，但其在推动汉藏民族学术文化交流、培养藏学研究人才以及编译外人书籍等方面的意义重大，对于今天民族研究或可提供某种借鉴。

参考文献：

[1] 礼 闻．社会主义使他有了闪光的晚年――访《藏汉大辞典》主编张怡荪．文汇报[N]，1981－05－03（3）．

[2] 马长寿．十年来边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 边疆通讯.1947，4（4）．

[3] 王树民．附记[J]．责善半月刊，1941，1（24）.

[4][6] 黄显铭．西陲文化院[Z].成都文史资料选辑（26）.成都：成都出版社，1992．

[5][20][28][30] 王沂暖.自述[J]. 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3）

[7] 四川省党部关于组织西陲文化院致中央民众训练部呈（1937年7月3日）[Z].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及张煦.西陲文化院致教育部呈（1940年12月21日）.张煦等关于组织西陲文化院情况并申请补助费呈暨教育部报告补助该院经费状况等文件（1940年12月－1943年2月）[Z].收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8][18] 教育部复军委会侍从室呈（1943年2月1日）. 张煦等关于组织西陲文化院情况并申请补助费呈暨教育部报告补助该院经费状况等文件（1940年12月―1943年2月）[Z].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二）.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9] 张 煦.西陲文化院致教育部呈（1940年12月21日）. 张煦等关于组织西陲文化院情况并申请补助费呈暨教育部报告补助该院经费状况等文件（1940年12月－1943年2月）[Z].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10] 刘以焕.关于钢和泰师承、学养、授业、学识及影响的几则实例[C]．葛兆光．清华汉学研究（3）.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11][12] 四川省教育厅经费岁出预算分类统计表（1938年7月1日－12月31日）[J].四川省政府编.四川统计月刊，1939，1（4）.

[13] 四川省政府教育厅编.二十八年四川教育年报[J]．四川省政府教育厅发行，1940．

[14][16][22][25][26] 张 煦.西陲文化院致教育部呈（1940年11月5日）.张煦等关于组织西陲文化院情况并申请补助费呈暨教育部报告补助该院经费状况等文件（1940年12月――1943年2月）[Z].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15][17][29] 教育部补助西陲文化院经过．张煦等关于组织西陲文化院情况并申请补助费呈暨教育部报告补助该院经费状况等文件（1940年12月――1943年2月）[Z].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19] 丁实存.康藏书录解题续辑[J]．康导月刊，1943.5（7，8）．

[21]（日） 太田保一郎.[M]（原由日本秀光社出版，“四川调查会”汉译），为四川调查会印刷本，光绪33年9月15日印刷，17日（1907年10月23日）发行，22开，共107页。

[23][24] 黄显铭.《藏汉大辞典》副主编祝维翰[J].辞书研究，1986.（6）.收入：黄显铭文存（未刊本）．

开国大典教案范文第4篇

制定民法典是编纂还是汇编?

哪些制度放于民法之内哪些制度放于民法之外?

民法典的编纂体例采用《德国民法典》的五编制还是采用《法国民法典》的三编制?

如何规定财产法问题?

如何对待人格权?

“我认为中华民族在制定民法典的时候，一定要有她的创新，如果没有一点创新，就不叫‘中国民法典’”。

“编纂民法典好比这头发。头发长出来再梳，梳什么发型都好办。”

“头发长出来以后，把它往哪边放、梳怎样的小辫子，不仅仅是为了好看，关键是好用。”

几位著名学者的相互争辩使得北京大学图书馆北配搂里的研讨会异常活跃。

2002年4月6日，中国民法学界的著名学者云集北京大学，共同参加了由北京大学研究生会、北京大学《中外法学》编辑部主办、法律出版社协办的“中国民法百年:回顾与前瞻”研讨会。

会议严肃而活泼。会场内外挤满了人，许多人都是站着听的，站着的对坐着的人的提问，有一股扑鼻的“火药味”。

研讨会传达了一个信息:

中国民法典的制定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头发是怎样长出来的

“民法典的立法进程”主题发言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梁彗星教授和厦门大学徐国栋教授。

梁彗星教授的发言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现在所进行的民法典编纂情况;另一部分则是民法典编纂中的一些争论焦点。

梁教授说:“我国要编纂民法典的立法目标可以说是在十五大报告中就定下的，因为在报告中说‘我们要在2010年之前建成一个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个法律体系中民法无可厚非地占据着重要位置。”

现在我们的各个部门法都有了法典，惟独民法领域只有一个《民法通则》，《民法通则》和相关单行法对我国保障人权、发展民主和法制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但从现实来看《民法通则》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不足为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保障人权、发展民主法制建设提供坚实的、牢不可破的基础，所以民法典编纂工作的迫切性在进入90年代后期日益凸现出来，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最重要的一项立法任务。

因此，1998年3月，立法机关委托9位民法学者、专家，成立民法起草工作小组，负责中国民法典编纂和草案准备工作。民法起草工作小组议定的计划是:第一个步骤是1999年完成统一《合同法》，实现交易规则的统一和完善;第二个步骤是用5至6年的时间通过制定物权法完善有形财产关系的基本规则;第三步是2010年前完成中国民法典编纂。

现在，第一个步骤已经顺利实施，新《合同法》已于1999年3月通过并生效。第二个步骤正在进行中，至今产生了两部物权法草案。

按照当时的计划，物权法草案今年要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是过去的三步走程序。

但是到了去年年底，情况有了变化，由于中国进入世贸组织，中国政府、立法机关对于立法进程提出了进一步加快的要求，委员长直接提出要求:要在今年就完成民法典的草案起草工作，这个草案要在今年就上常委会审议一次。

因此，今年1月11日法制工作委员会召开民法典编纂工作会议，决定采取分编委托起草的方式，委托若干专家学者分别起草民法典各章节工作。民法典的编纂已经不是一个议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为此，郑成思教授提出一句名言:头发长出来再梳，梳什么发型都好办。

但这样又产生另一个问题，即这样大的一部民法典的草案怎样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我国人大常委会从来审议过如此巨大的一部法律案。这部法律案究竟要多少条文?人大法工委民法司司长王世明认为应该有两千条左右，至少也要有1500条左右。如果在常委会上宣读1500条法律案，常委们怎么进行讨论?这个问题还没有研究。王世明同志认为还是应该分编进行审议，分编通过，类似民国时候国民政府制定当时的民法典所采用的办法。

另外，梁教授还谈到了涉及民法典编纂体例的若干重要争论点;制定民法典是编纂还是汇编?哪些制度放于民法之内哪些制度放于民法之外?民法典的编纂体例采用《德国民法典》的五编制还是采用《法国民法典》的三编制?如何规定财产法问题?如何对待人格权?

我们走在十字路口上

厦门大学徐国栋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人身关系”流变考》，他在发言结束时说:“在100多年的继受西方法的过程中，因为一些客观原因，我们是一边倒地继受德国法。我们在制定民法典之际，中国的民法理论和立法者也走在十字路口上。如果我们除了德国以外不知道还有另外的道路，我们就无从判断这条德国道路是对还是错。现在我的使命就在于把另外一条道路告诉大家，使得大家可以评估一下我们跟着德国走到底对不对，如果对可以继续走下去，如果不对我们可以采取第二条道路或者第三条道路。反正有一个前提，知道有另一个选择的情况和无所选择的情况相比，第一个情况为优。”

徐国栋认为，中国历史上，大清曾派出考察团周游了很多国家，到了意大利、秘鲁、奥地利、西班牙、德国以及英美国家，最后选择德国是因为德国实行君主政体，和大清一样，都有皇帝。

第二是因为德国搞成文法，符合当时中国国情。

这两个理由在中国现在都几乎不成立了。第二个理由还有部分保留，我国有成文法的传统。

其他的就仅是一种历史的关系而已，我国长期跟德国接触，了解得多、认同得多，徐教授说:“我希望在以德国法为底本的情况下，再以一些优势因素使他完善，德国法的传统我们想丢也丢不掉，但我们应该更多地看到其他选择，在多项选择的情况下才能达到一个更优的选择!”

会场有人问梁彗星教授，在民法典的立法工作中最大的动力和阻力是什么，是形式上的还是实质之上的?梁彗星回答:制定民法典最大的动力是我们民族要现代化，要发展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情况下我们要求民主法治;至于最大的阻力现在很难说，但我认为潜伏在后面的还有计划经济残余、还有旧体制的惯性势力，特别是过去我们常强调行政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障碍是我们的立法远远没有达到科学化，在立法进程当中，还要更好地体现人民的意志和学者的意见。

当谈到加快民法典的立法速度时，梁教授说:“我也不是太赞赏，我认为民法典的制定，越快越容易出问题。”

徐国栋教授提出“在民法学领域，我强烈讨厌‘创新’这个字眼。我们的问题恐怕不是创新而是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在民法领域不像其他新兴学科，创新的空间是很有限的，如果我们有时觉得自己做了创新，或者是因为我们的无知，因为别人早就搞了，我们不知道。第二，如果我们作了什么创新，我相信有很多‘创新’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例如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这种创新后来都被历史的大浪淘洗得干干净净。”

梁教授认为，中华民族一定要有她的创新。

这个创新当然要在前人的研究和各国民法的成果基础上创新。我们现在的《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上确实有创新的制度。例如企业法人制度，我们在起草民法典的过程中，经过再三研究，最后决定要保留它，“企业法人”是一个创新!

会场上有人提出，我国在制定民法典时应像法国德国那样进行全国民事习惯调查。

怎样梳小辫不仅为好看

北京大学王小能教授发表了她对民法体系安排的见解。她说，“体系的安排很重要，头发长出来以后，把它往哪边放、梳怎样的小辫子，不仅仅是为了好看，关键是好用。民商法的体系安排问题大部分人谈得都是民商合一，我本人也不反对。但我建议在总则部分显示一些商法的特殊的地方，尤其要把商法作为民法的特别法的关系作个交待。因为对于学者来说，这些问题不成问题，特别法就是特别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但是在法官及领导人那里可不是这样。”

对于民法典体系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的王利明教授和张新宝教授在谈侵权行为法问题的时候，都主张侵权法应该在民法典中单独作为一编，并且应该是和其他制度如人格权制度、物权制度、债权和合同制度相对应，相平行的一编。

制定民法典时机成熟吗

在“中国民法的现代化”这一单元的主题发言中，北京大学刘凯湘教授提出中国民法典编纂的时机是否成熟的质疑。

刘教授说:“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民法典从内容、实质上是一种真正的能与人权、人性相符合，能真正为我人民安宁、幸福、和谐的生活提供一种圣经一样的东西，同时它在文字、体系和逻辑上还非常优美与赏心悦目，我想这些所依赖的条件将非常的严格，甚至需要比制定中国宪法的条件还要严格。”

刘教授认为，我国自70年代末至今的短短20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这样的变化到今天是否形成了足以产生一部优秀民法典的政治时机?首先整个社会在治国理念中，从领导到民众的观念中，是不是有一种民本思想、人权思想?包括老百姓本身，是否有民权、民本思想和权利本位等等观念。从这个角度讲，政治条件还不够成熟;第二，经济条件:从现在来看，一部现代化的民法典必须要有三个条件即市场的契约化、经济的民主化、财富的私有化，而我国目前也还不完全具备这样的条件;第三，从民智的开启程度来看，且不说我国文盲比例太高，就是在文化人、城里人当中，私权的观念、市民社会的意识都还不成熟，还未到马上颁行一个民法典的时机。

但同时他却很赞同现在着手民法典草案编纂工作，他认为我国的民法典真正颁行，还需要15至20年的时间。

北京大学贺卫方教授最后作了总结发言。

他说:“第一，我国法学界对于民法典的来龙去脉、历史发展的研究究竟到了一种什么程度，近几年来有许多民法学家在做这些概念的梳理、历史的研究，我知道徐国栋教授专门成立了民法典研究所，对世界各国民法典的历史进行研究。但大致上来说，我们只是对于民法的文本进行了一些有效的研究，对于民法所依据的学理研究是不是足够;另外，对于特定的社会中民法与其所依赖的社会现实的互动关系，到底做过多少研究?我想在这个方面二十多年的法学教育历史给我们的时间还是太短，我们如果不能深入理解民法背后相关的逻辑、理念、机理，也许我们的民法典制定也会受到一种知识的制约。”

“第二，西方法系的引进，我们面临着两大知识传统的冲突，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在中国常常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互相冲突，这个问题在英美和欧陆国家几乎是不存在的，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缺乏民法传统的国家来说，却存在着一个如何融合的问题。四十年代，哈佛法学院的庞德教授来中国时，发现在我国的教育系统中，来自各种不同背景的教授在这里教授法律。

开国大典教案范文第5篇

关键词：高等本科院校；模具课程；研究型教学

现代工业产品零部件的60%～80%，都是依靠模具成形，模具已经成为机械、电子、汽车、家电、通讯、航空航天及国防军工等领域产品生产的重要手段和发展方向，是实现少、无切削或近净成形的重要工艺方法。模具技术水平的高低，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工业产品的制造水平和能力的重要标志[1-2]。尽管我国的模具工业近年来在不断发展，但模具工业的整体技术水平还落后于发达国家，尤其在大型、精密、复杂、长寿命模具技术方面。模具工业水平的提高，离不开掌握先进模具设计和制造技术的人才，而模具技术人才的培养是高等学校责无旁贷的职责。因此，近几年，不仅高职院校，国内很多高等本科院校也相继开设了模具设计制造专业课程，争取为模具工业培养更多高素质创新型人才。

一、高等学校模具课程教学方法存在的问题

大连理工大学是国内最早成立模具研究所的两所高校之一，先后开设了“精密模具设计”、“塑料模具设计”、“高分子模具设计原理”、“模具概论”、“塑料成型技术”、“模具制造工艺”等一系列模具设计制造专业课程，并指导本科生毕业设计，在模具教学和科研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同时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模具专业人才。经过长期的教学实践和调查研究发现，尽管包括我校在内的高等本科院校模具专业和模具课程的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是由于在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上还存在明显的不足，致使毕业生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薄弱，不能满足我国模具工业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主要存在的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理论教学和实践脱节，教学过于注重理论的讲解，实践教学内容不足，缺乏理论和实践的相互融通，致使学生不能对知识进行全面的理解、掌握和应用，无法激发学生对教学内容的兴趣。

（2）缺少形象生动的案例教学，教学方式过于僵化。尽管有些高校也引入了“案例教学”，但很多情况下更接近于“举例说明”，案例往往是辅助要点的讲解，学生不能对整个模具设计案例进行有效地掌握，致使学生的形象思维和分析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明显欠缺。

（3）授课方式仍然停留在传统的知识传授型模式，在课堂教学中缺乏互动式的讨论和双向式的交流，以及自主式和合作式学习，学生研究和分析问题的兴趣、习惯和能力没有得到很好的培养。

（4）过于注重课堂教学，缺少课外、实物演示和生产现场教学环节。模具课程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单凭课堂的讲解，会导致学生缺乏模具实物的认识，不能产生对模具三维空间实体的想象力，进而导致整体教学效果较差。

（5）考核方式陈旧，多数高校的模具课程仍然是期末笔试一卷定“终身”的考核方式，评价方法单一，忽视了对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知识和问题的主动研究和分析思考能力、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的考察，不能全面和客观地评价学生的学习情况。

二、模具课程教学方法的改革

研究型教学是一种基于问题和研究，把教学、科研、实践在人才培养中融为一体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突出了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突出研究在教学中的重要作用，强调知识的创新性和实践性；突出知识、能力、素质三者的统一，学生从理解和接受式的被动学习转变为探索和研究式的主动学习，并在这种探究式学习过程中获取知识、培养创新意识和合作精神、训练思维能力、发展个性[3-5]。模具专业课程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即包括模具结构设计与优化，也包括模具制造工艺理论和方法，它不仅是多学科领域知识的综合，更需要有实践环节的真实体会。因此，通过选用典型案例，来映射模具课程内容的所有关键知识点，将知识的具体应用和应用过程中的分析以及分析中需要研究的问题紧密联系起来，再结合实践进行研究型教学，对于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提高对知识的综合应用能力以及分析、研究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采用典型案例分析的模具课程研究型教学方法，可以引导学生主动学习、积极思考和主动实践，培养创新能力和严谨的科学工作作风。基于上述分析，对模具系列课程的教学方法进行了改革，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打破传统的以模具成形理论基础模具成形工艺模具成形零件结构工艺性模具成形设备模具设计模具制造为主线的知识灌输型课程讲解体系，以若干个典型模具设计和制造案例为研究对象，在课程初期即给出典型案例，以案例引发的问题为引导，循序渐进和由浅入深地展开课程基本内容的讲解，重点突出每部分内容的关键知识点，以模具设计和制造过程的分析方法为主线，将课程内容与实际应用融为一体。

（2）从模具成形制品设计和制造问题的分析入手，按照实际模具设计和制造过程和方法，以模具的功能结构模块和设计制造知识为重点，重新整合课程内容，形成以模具功能结构为对象的若干知识点。然后从模具设计和制造整体优化的角度，研究功能结构设计和制造的合理性，提高学生对模具知识的综合应用以及模具设计师应有的把握全局的素质和能力。

（3）采用研究式、启发式和讨论式的教学方法。通过典型案例分析，围绕授课内容提出能引发讨论和发挥想象力的问题让学生独立思考，进行分组讨论，给出模具设计方案。然后教师针对学生提出的问题和设计结果，进行分析评价，归纳总结出关键知识点并重点讲解，实现教师和学生的双向互动。同时，教师通过介绍模具设计和制造研究领域国际前沿的一些热点问题，结合教学内容，引出该领域科学问题的研究方法，创造一种类似科学研究的教学环境和教学气氛，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学生在自主思维与主动探索过程中学习知识。

（4）针对模具课程的特点，采用课内讲授与课外实践相结合，多媒体课件、动画、视频、网络、现场实物并用的多介质、多手段教学方式。根据课程内容的性质，选择相应的授课方法和手段。建立课程的动画、视频和网络资源库，将课程内容形象化、简易化和趣味化，调动学生学习兴趣和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使学生能够切实理解和掌握课程知识要点。

（5）研究新的课程考核方法。模具课程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工程应用性，传统的通过一张试卷的考试方式存在明显弊端。现在我们尝试采用了多元化的考核办法，把重点放在平时的考核中，分阶段、分内容、分知识点进行考核，再以不同的加权平均确定学生的最终成绩。考试中增加了没有标准答案的考试内容，鼓励学生按照自己的个性和特长探索和创新。

三、模具课程研究型教学方法改革的实践

实施的教改课程包括“塑料模具设计”、“高分子模具设计原理”、“模具概论”、“精密模具设计”、“塑料成型技术”等模具设计制造方向本科生专业课。以“塑料模具设计”为例，采用了典型案例分析的教学方法，为了确保课堂的教学质量，制定了典型案例分析教学实施计划，按照计划编制了具有模具设计课程特色的教学大纲，将原来的知识原理讲解为主的教学计划转变为以典型案例为主线、逐步引出知识点、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的教学方案，并在教学过程中加以修改和完善。实践的内容包括：

（1）典型案例的分析与选择。注塑模具种类很多，各类注塑模具的设计既有共同点，又具备自身的特点，因此，必须对各类塑料模具设计过程进行归纳和总结，选择合理的教学案例。尽管塑料模具种类繁多，但按照模具结构分类，可分为两大类即单分型面的二板式模具和多分型面的三板式模具。当塑件中存在侧孔或侧向凸凹时，模具又需增加侧向分型机构，而浇注系统的设计尤其是浇口形式的设计会直接影响到注塑模具结构及其复杂程度。因此，我们选取了三种具有代表性的浇口形式作为典型案例，即直浇口、侧浇口及点浇口：

① 案例1：直浇口式单分型面二板式注塑模具。这类模具又可分为不带和带侧向分型机构的直浇口式二板式注塑模具两类。模具一模一腔，模具结构简单，装配图和零件图简单易懂，模具功能零件齐全，适合在授课初期作为典型案例讲解。

② 案例2：侧浇口式单分型面二板式注塑模具。这类模具又可分为不带和带侧向分型机构的侧浇口式二板式注塑模具两类。模具可以一模多腔，模具结构与案例1相似，但成型零部件的结构复杂，适合在授课中期作为典型案例讲解。

③ 案例3：点浇口式三板式注塑模具。这类模具又可分为不带和带侧向分型机构的点浇口式三板式注塑模具两类。模具可以一模多腔，多分型面，由于需要顺序开模，自动脱凝料，模具结构复杂，适合在授课后期作为典型案例讲解。

三类典型案例根据不同的授课阶段，由浅入深地引出，既保持了授课知识的整体性，又让学生容易接受，取得了满意的教学效果。

（2）根据典型案例，整合教学内容。教学内容的整合不是教学内容的简单加减，而是在新的教学观念指导下的重新调整与组合。根据典型案例，将授课内容整合为模具总体结构设计、浇注系统设计、排气系统设计、温度调节系统设计、脱模机构设计、成型零部件设计和侧向分型机构的设计等几个功能模块。每一部分功能模块都结合典型案例讲解，便于学生对授课知识点的理解。

（3）完善多媒体教学课件及动画，制作用于教学的模具实物。多媒体课件的制作对教改实施效果有很大影响，结构合理、生动活泼的多媒体课件会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改善教学效果。因此，我们对原有多媒体课件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增加了很多动画内容和图例。另外，还准备了30多件模具实物，为同学们在课堂上演示。

（4）基于典型案例，采用研究型教学模式。通过实践和探索，以新的教学思路组织课堂教学，要求学生课前查阅相关资料，课堂上积极参与对话、讨论、辩驳，形成“教师陈述问题，学生多人猜想反驳”的“对话共同体”课堂模式。重点章节的讲授由传统的教师一人单讲改为学生上台合讲，形成了“猜想与反驳”的课堂讨论气氛。主要讲述章节，教师首先简要介绍今天的知识点和问题，然后以提问的方式让学生提出解决方案的多种可能性，然后在随后的教学中逐步将学生心中的疑问给予解答。教学手段上尽可能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放映动画，引用图例和演示实物，产生了一种图文并茂、情景交融的教学效果。最后，教师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并在课后为学生布置思考题。

（5）设置实践教学环节。在课程中期，设置1-2学时的参观实习环节，通过成形加工和模具制造的生产实习和教师现场讲解，使学生对模具企业生产与管理模式、产品设计、工艺设计、模具结构、模具加工设备和模具加工的工艺过程等知识有较全面的感性认识，为下一阶段的课程学习打下良好基础。

（6）改革课程考核方法。采取了期末笔试、大作业和口试答辩相结合的方式。笔试中注意了试题的全面性和系统性，基本上覆盖了所有的知识点，注重了对学生模具设计基本原理和分析实际问题能力的考核。期末大作业是课程考核方式改革的重点，对考察学生的实践和应用能力具有重要作用。考核根据模具课程的特点，结合典型案例，选择了一个带有侧孔的方形壳体塑件作为考核对象，分别让学生们设计三类注塑模具即带侧向抽芯机构的直浇口二板式注塑模具、带侧向抽芯机构的侧浇口二板式注塑模具以及带侧向抽芯机构的点浇口三板式模具，要求学生画出模具装配图并采用答辩的方式给出大作业最终成绩。这种考核方式既让学生们系统地掌握了塑料模具设计的知识，又提高了学生的学以致用的实践能力，取得了很好的考核效果。

四、教改效果与展望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了学生对校改实施效果的反馈信息。问卷调查涉及学生对授课方式、教学计划安排、课件和动画及实物演示、典型案例的选择、实践教学、教师授课水平、考核方式、校改效果总体评价等17个问题，并采用了无记名的方式，收回问卷118份。在学生认同度调查数据中，95%的学生对此次教改效果非常认同，5%的学生基本认同，他们一致认为案例式研究型教学方法对于提高知识的理解和掌握以及应用能力给予了很大帮助。

通过基于典型案例分析的模具课程研究型教学方法改革的尝试，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能动性，提升了学生发现问题、分析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今后，需要对这种全新教学方法进行进一步的探索，并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地改进和完善，期望未来能够形成一种适合高等院校模具专业课程特点的研究型教学模式，为我国模具工业的振兴与发展培养出更多具有创新意识和工程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参考文献：

[1] 祁红志. 模具工业的发展与模具专业群的建设[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1（3）：44-47.

[2] 刘全坤，王成勇，刘传经. 模具技术的现状与未来发展的重点[J]. 模具工业，2011，37（5）：1-4.

[3] 郑伦楚，徐晓军. 论高校研究型教学的阶段性模式与深度推进策略[J]. 中国大学教学，2011（2）：18-20.

[4] 刘冰，陈厚，倪文莉. 以科学本质为基础的研究型教学新思路[J]. 高等理科教育，2011（3）：74-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