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教数学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本文以灰色系统理论思想为指导，运用灰色GM(1,1)模型，以货运量表征物流规模。根据冀西北地区近10年来的物流需求变化，建立了灰色预测的GM(1,1)模型，预测冀西北地区今后5 年的物流需求，为政府规划地区物流发展提供相关理论参考。

关键词 ：物流需求；灰色系统；GM(1,1)模型；需求预测

冀西北地区是指河北省西北部的冀西北地区及周边区县地区，东靠承德市，东南毗连北京市，西南与山西省、北与内蒙古自治区交界，总面积3.68 万平方公里，辖7区13 县，历来是中国北方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和对欧贸易的重要陆路商埠，是华北地区重要的工业基地和交通枢纽，有“塞外明珠”之称。近年来，依托独特的区位、交通、矿产资源和旅游等资源，冀西北地区政府全力发展现代产业，打造“京冀晋蒙交界区域中心城市”，全方位发展公路、铁路和航空交通运输网，各类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推进，冀西北地区现代物流业发展前景看好。

随着物流产业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区域物流逐渐成为区域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并且对区域经济的影响越来越显著。但物流产业发展规划的制定及可行性研究等如果缺乏物流需求的定量依据，这势必会造成物流系统规划的盲目性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重复性等问题，从而阻碍物流产业的健康发展。因此，根据调研地区物流产业各指标的过往数据，对区域物流环节进行科学预测是十分有必要的。

在对物流需求进行预测时，典型的方法有聚焦预测法、指数平滑法、回归分析法、神经网络预测模型、灰色预测模型等等。其中，邓聚龙教授创立的灰色系统理论能够处理“部分信息未知或者部分信息已知”的“贫信息”，“小样本”的不确定性系统，可以较高精度地预测这类系统的未来发展趋势。灰色系统理论建立以来，成功地应用于工程控制、生态系统、社会系统、未来学研究、经济管理等领域。作为一个新兴产业，物流产业相关研究方兴未艾。影响物流产业发展的相关数据中，不可测因素干扰多，已知和未知的信息兼有，符合灰色系统理论的特征，因此可以用灰色系统理论对区域经济进行科学预测。本文根据物流信息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等特点，利用灰色系统理论对冀西北地区的物流需求进行量化研究，并以此为基础对该地区的物流产业作出理论预测，以期对冀西北地区物流产业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一、灰色系统预测模型的构造

灰色系统预测模型也称为GM（Grey Model）模型，利用灰色系统预测模型能够对所研究系统的发展变化进行全局观察，分析和长期预测。下面将介绍灰色系统预测模型中极为重要一种，GM(1,1)模型，建模过程如下。第一步，数据处理。

设原始数据为时间数据数列:

这里（2）式用于计算预测值。（1）式中的a 称为发展系数，b称为内省控制灰度。GM(1,1)模型的发展系数a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它深刻地影响着模型的精度，即

（1）当-α≤0.3时，GM(1,1)模型可用于中长期预测；

（2）当0.3＜-α≤0.5 时，GM(1,1)模型可用于短期预测，中长期预测慎用；

（3）当0.5＜-α≤0.8 时，GM(1,1)模型做短期预测应当十分谨慎；

（4）当0.8＜-α≤1 时，应当采用残差修正GM(1,1)模型；

（5）当-α＞1 时，不宜采用GM(1,1)模型做预测。

第三步，精度检验。

第四步，进行预测。

二、基于灰色系统理论的冀西北地区物流需求预测分析

因为物流规模是能够从数量上反映物流需求和物流产业的指标，所以本文主要从物流规模角度衡量特定地区的物流发展水平。物流规模主要包括装卸搬运、包装、运输、流通加工等物流作业量。这其中运输是物流过程中最基本的活动，它贯穿于物流过程的各个方面，而运量的多少也决定着诸如搬运、装卸、包装等物流活动，因而我们可以使用货运量来预测特定地区的基本的物流需求水平。基于以上原因，在冀西北地区物流产业研究中，我们主要使用货运量的历史数据进行物流需求预测建模。

2002 年~2012 年，冀西北地区的货运统计中，公路货运量占了非常大的比重，因此我们采用公路货运量的数据来对冀西北地区的物流需求进行模拟预测。2002年~2012 年，冀西北地区货运量原始数据见表1，数据来源于2002年~2012年冀西北地区经济年鉴。

第一步，数据处理。原始数据列取自2002 年至2012年，共有11 个数据，即

第二步，建立模型。利用数学软件（这里使用的是Maple13），可以对冀西北地区物流需求规模建立~GM（1。1）~模型。

第三步，精度检验。

首先，计算出冀西北地区2002 年~2012 年物流规模的预测值，然后，将预测值与实测值进行比较，得到实测值和预测值的绝对误差序列（即残差的绝对值）和相对误差序列，如表2所示。

因为相对误差的均值=2.02%，所以模型的精度等级为二级，故可以使用我们建立的模型对冀西北地区物流规模进行预测。第四步，进行预测。

利用我们建立的模型，可以对冀西北地区未来五年物流产业的发展规模（以2013 年~2017 年的公路货运量为例）进行预测，见表3。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运用灰色系统理论建立冀西北地区物流需求量预测模型，以该地区2002~2012 年货运量为依据，外推出该地区2013~2017 年货运量的值。预测的结果看，未来五年冀西北地区的物流需求水平逐步提升，呈现出平稳增长的态势。

但是，我们也应当注意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未来的一些扰动因素，如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变化，大型交通运输网的变动，天灾等，将不断影响模型的预测精度，需要及时的补充新的数据，对模型进行不断地改进，使预测值与实际变化更加吻合。随着灰色系统的发展，老数据的意义将渐渐降低，应当不断补充新数据的同时及时地去掉老数据。这样我们建立的模型才能更好地反映本地区物流系统的变化，根据实际情况，不断的进行新陈代谢，以期提高预测精度。

为了使冀西北地区的物流产业能够快速走上科学、快速、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特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加大物流专业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力度；第二、增加冀西北地区物流基础设施投资；第三、从政策税收等方面对这个新兴产业进行扶植；第四、开展具有一定产业特色的物流园区。课题项目:

基于灰色系统理论的冀西北地区物流需求预测分析，张家口市2012年度科学技术研究与发展计划项目（No.1221012E）。

参考文献：

[1]周启蕾.物流学概论[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111-119.

[2]谢识予.计量经济学（第三版）[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136-144.

[3]刘思峰, 谢乃明等.灰色系统理论及其应用（第四版）[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8: 1-224.

冀教数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人力资本；京津冀协同发展；均衡化；经济一体化；创新机制；资本市场；产业协同；干中学

中图分类号：F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7）03-0088-08

推动京津冀一体化、有效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促进京津冀三地间协同发展，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京津冀三地间地域相邻、人缘相亲、文化相近、交往半径相宜，客观上已经形成了一个资源相互流动、经济相互交叉、社会相互影响的京津冀生态圈。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仅是中央决策和国家战略的相关要求，也是京津冀三地间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客观需求。作为国内第三大区域增长极，京津冀与“长三角”“珠三角”相比，无论是在经济一体化、贸易一体化还是在人员一体化、技术一体化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距。特别是在经济一体化方面，京津冀三地间在经济增长速度、人均收入水平上仍有很大差距，尤其在近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三地间的差距不仅没有逐步缩小，反而呈现逐年扩大之势（张树建，2012；张亚平等，2016）。分析京津冀三地经济发展现状，探究影响京津冀协同发展因素，特别是人力资本要素在促进京津冀经济收敛（又称趋同，convergence）中的作用及对三地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问题进行了探究。王静丽（2016）、耿树海（2015）等认为，北京强大的“虹吸效应”和“集聚效应”在区域内形成了“厚己薄彼”的现状。魏进平等（2014）分别从区域关系论、政治体制论、市场论以及文化论等方面阐述了协同效果差的原因。吴群刚等（2009）在分析区域空间、制度安排、顶层规划等因素的基础上，得出了只有从产业协同、人口迁移等方面着手，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京津冀发展现状的结论。贾冀南（2008）、孙翠兰（2009）等认为，造成京津冀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因素很多，其中一个不容忽视且需要引起学界、政界高度重视的是人力资本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尤其是促进京津冀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作用。

关于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的促进作用，国内外研究已达成广泛共识，并主要围绕两个视角来展开：一是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视角。Lucas（1988）和Romer（1990）认为，人力资本内生于经济增长的全过程，人力资本不仅具有要素功能，而且还能抑制其他要素的边际递减，发挥出正向外部作用和规模递增效应。Stokey（1991）、Murphy（1992）和Lutz G.Arnold（1998）等在此基础上，相继提出人力资本增长的“干中学”模型、专业化人力资本模型以及“R&D-人力资本”模型等。王金营（2013）和高素英（2005）等人也结合国内实际，完善了人力资本有效劳动模型和人力资本外部模型。二是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视角。Benhabib&Spiegel（1994）和Murphy&Chien（1997）等分别证实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边雅静（2004）、姚先国等（2008）也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了一致结论。

关于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收敛的相关关系，国内外也形成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Barro和Sala-I-Martin提出了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σ收敛和β绝对收敛、条件收敛和俱乐部收敛。Michael（2009）以93个国家为样本，证实了人力资本对欠发达国家经济收敛性的显著作用。蔡P、都阳（2000）和王小鲁、樊纲（2004）等利用国内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数据，分析验证了人力资本作为控制变量对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显著作用。

M管目前人力资本在区域经济收敛中的作用以及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的贡献相关研究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由于人力资本统计上的偏差（张晓蓓等，2008），研究样本的经济稳态要素不同（许和连等，2007），造成了研究结论的差异化甚至对立。因此，需要针对某一区域的具体情况，选用特定的人力资本数值，开展聚焦式的细化研究，以确保研究结论的说服力和科学性，而目前涉及该类研究的国内外学者并不多（张树建，2012）。

二、京津冀三地人力资本描述性分析

Theodore Schult认为，人力资本是凝聚在劳动者身上通过多样投资方式所形成的知识、技能和体力的集合体，一般人力资本包含教育、培训、医疗（健康）、迁移等多方面的内容。由于反映人力资本水平的各个要素的异质性和独立性，所以无法用标准统一的单位直接对其衡量，需要通过构建一个综合的丰裕评价指标体系，以便直观的对不同区域人力资本水平进行对比分析。

为全面反映京津冀三地人力资本现状，本文将丰裕评价指标划分为六大类：A为教育；B为科技水平；C为职业培训；D为医疗健康；E为人口迁移；F为收入与就业情况。具体描述和细分子指标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京津冀三地的人力资本水平参差不齐且差异较大。特别是北京与河北之间的差距，在8项细分子指标中差值倍数均大于2，在“15岁及以上人口文盲数”“年度人均教育经费”“迁入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城镇登记失业率”等5个指标中差值倍数甚至大于3。这里面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问题，北京基于自身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方面的优势，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处于绝对强势地位，对天津市、河北省等地产生了强大的“虹吸效应”，且未对周边产生相应的“扩散效应”和“反梯度效应”①。长期以来，人力资本，特别是高端人力资本不断从河北等地流入北京，已经形成了一种循环累积效应②，产生了“路径依赖”，持续拉大了北京与河北等地间的人力资本差距。

三、人力资本与京津冀协同发展实证分析

研究人力资本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系以及人力资本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需要剖析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京津冀三地间是否呈现了经济收敛趋势，且人力资本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二是如果人力资本有助于弥合京津冀三地间的经济差距、促进三地经济收敛，则人力资本在促进经济发展中具体的贡献程度如何，与其他要素有何不同？围绕以上两个问题，本文展开如下相关实证分析与研究。

（一）模型选取与构建

1. Barro和Sala-I-Martin模型。经济收敛（或趋同）反映的是地区间的收入水平或经济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缩小，直至达到一定稳定状态的趋势过程。根据Barro和Sala-I-Martin（1991，1992）的研究成果，可将经济收敛分为σ收敛和β收敛，其中β收敛又根据是否有控制变量，细分为β绝对收敛和β条件收敛③。

σ收敛指的是地区间人均收入水平上的收敛，具体表现为人均收入离差指标随着时间推移逐渐缩小。一般应用标准差、变异系数、泰尔系数、基尼系数等来测度检验地区间经济是否存在σ收敛。本文选取应用最为普遍的标准差和变异系数来直观测度京津冀三地的收敛现象。其中，变异系数的计算方法为：

C.V变异系数=（SD标准差/Mean平均值）×100%（1）

β收敛指的是地区间经济增长率或人均收入增长率上的收敛，具体表现为人均收入相对落后或经济欠发达地区，只有保持相对较高的人均收入增长率或经济增长率，才能随时间推移不断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除初始人均收入等条件外，根据是否需要其他经济特征（储蓄率、人力资本、劳动生产率或技术水平等）作为研究的一部分，可将β收敛又分为β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

β绝对收敛的模型为：

[In（Yit）-In（Yi0）]/T=αi+βInYi0+εi

YGROW=αi+βInYi0+εi（2）

在模型（1）中，i表示某一地区（城市），Y代表人均收入水平，t和0分别代表i地区（城市）期末与期初，[In（Yit）-In（Yi0）]/T可以解释为T时间段内i地区（城市）的年人均收入增长率（可用YGROW缩写表示），β代表i地区（城市）期初人均收入水平Yi0与YGROW年人均收入增长率之间的相关关系，αi为截距项，εi为随机扰动项。当β0时，意味着地区间并不存在经济水平或收入水平的收敛现象。

β条件收敛模型为：

[In（Yit）-In（Yi0）]/T=αi+βInYi0+λXi+εi

YGROW=αi+βInYi0+λXi+εi（3）

模型（3）与模型（2）的各个要项基本相同，只是在模型（2）的基础上引入了影响收敛性的控制变量Xi，λ为控制变量的相关系数。一般看来，Xi可以代表人力资本、市场化程度、储蓄率、劳动生产率等。其中，人力资本是其中最重要的要素之一（蔡P等，2000）。本文也只将人力资本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到经济收敛实证研究中。

2. 人力资本有效劳动模型和外部性模型。为有效检验人力资本在促进京津冀经济发展中的具体贡献程度，对比人力资本与固定资本两要素的不同产出弹性，本文应用王金营（2013）的有效劳动模型和外部性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第一，人力资本有效劳动模型。

Yt=AtKtαHtβet

同时对上式两边取对数，可得到

InYt=InAt+αInKt+βInHt+εt（4）

其中，Yt表示某区域t年的GDP，At为常数，Kt表示t年物质资本存量，Ht表示t年人力资本存量，εt表示随机扰动项。α、β分别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一般情况下，α+β=1

第二，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

Yt=AtKtαHt1-αhεβet

同时对上式两边取对数，可得到

InYt=InAt+αInKt+（1-α）InHt+βInht+εt

将该式两边变换整理得到

InYt-InHt=InAt+α（InKt-InHt）+βInht+εt（5）

模型（5）与模型（4）的各个要项基本相同，只是增加了ht人力资本水平变量，β表示人力资本水平的产出弹性系数。

人力资本有效劳动模型与外部性模型的区别在于：有效劳动模型中的人力资本只发挥出了作为生产要素的一般属性，而外部性模型不仅考虑了人力资本的一般要素作用，还将人力资本水平作为独立生产要素纳入其中，充分考虑了人力资本对其他生产要素产生的“外部效应”与“溢出作用”。

（二）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0―2015年京津冀三地省级经济数据展开相关研究。选用指标与计算方法如表2所示。

在Barro和Sala-I-Martin σ、β收敛检验以及人力资本有效劳动和外部性模型检验过程中，所用GDP和相关人口总量数据均来自于国家统计局2000―2015年统计年鉴。其中GDP指标以2000年为基准，以GDP总值指数（上年=100）为乘数，按照不变价格计算得出。计算人均GDP指标时所用人口总数，以每年末12月31日人数为准。

由于人力资本包含教育、培训、医疗和迁移等多方面的内容，对人力资本进行全面、科学、精确度量，既是研究的重点，也是难点。目前多数学者采用单一的受教育程度作为衡量人力资本及其水平的指标，难免会带来统计数值的缺漏，造成统计上的偏差。为此，本文借鉴采用国际上较为流行的Jorgenson-Fraumeni（J-F）终身收入法来测度京津冀三地的人力资本存量与水平。该方法主要通过个体预期的终身收入现值来衡量人力资本的存量与水平，实现了对教育、培训、迁移、干中学等人力资本要素的有效覆盖。为保障统计数据的一致性，本文选用《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16年）》（李海峥，2016）中京津冀三地的人力资本总量、人均人力资本用于实证研究。对于报告中缺失的2015年数据，通过线性内插得出。

（三）人力资本与京津冀经济收敛关系实证

1. σ收敛检验。由Barro和Sala-I-Martin理论可知，检验京津冀三地之间是否存在σ收敛，主要是观察京津冀三地间人均GDP差距是否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变小。根据2000―2015年的统计资料，可得表3和图1。图1更加清晰直观的反映了京津冀2000―2015年间人均GDP标准差、变异系数的变化波动与发展趋势。从中可知，2000―2015年京津冀三地人均GDP的水平差距呈现不断扩大趋势。其中变异系数自2000年起逐渐下降，在2009年左右出现拐点并开始平稳上升，呈现出阶段性波动。综合分析标准差、变异系数等发展趋势，可知京津冀三地人均GDP的绝对差距并没有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缩小，反而逐渐扩大。因此，可以判断近年来京津冀三地之间的经济水平并没有呈现σ收敛。

2. β收敛检验。β收敛检验可划分为β绝对收敛和β条件收敛。文中的β绝对收敛，是以T时间段内的年人均GDP增长率YGROW为因变量、以期初Y0人均GDP水平为自变量的线性回归检验。在这一检验过程中，本文将2000―2015年的数据平均每4年划分为一个计算周期，共计4个子时间段。这样一方面增加了样本的统计数量，另一方面也尽可能消除截面数据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张晓蓓等，2014）。利用SPSS19工具和最小二乘估计法，对模型②估计可得表4。

从表4中可以看出，常数项和LOG（Y0）的标准化系统分别通过了5%和10%水平下的检验，整体模型的DW也在合理的置信区间，因此检验结果可以接受。其中LOG（Y0）的系数值大于0，反映了初始人均GDP水平较低的地区，并没有获得更高的年增长率。据此，可以说明在2000―2015年，京津冀三地之间并不存在β绝对收敛。

为进一步检验人力资本要素在京津冀三地间的收敛作用，本文将人力资本水平h作为控制变量带入到检验模型中，其中人力资本h的数据为2000―2015年4子时间段的期初水平。利用SPSS19工具和最小二乘估计法，对模型（3）估计可得表5。

从表5中可以看出，LOG（Y0）和LOG（h0）均通过了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整体模型的DW也在合理的置信区间，因此检验结果可以接受。值得注意的是LOG（Y0）的系数为负且LOG（h0）系数为正，表明在人力资本作为控制变量的前提下，京津冀三地之间呈现出了β条件收敛，且人力资本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正向的促进作用。关于这一结论，也可以从图2的走势图中得到进一步印证。

图2是2000―2015年京津冀三地人均GDP标准差与人力资本水平标准差的变化趋势散点图。从图中可以直观看出，京津冀人均GDP标准差与人力资本水平标准差之间呈现了非常显著的趋同性，即人均GDP标准差高时，人力资本水平标准差也较高，反之亦然。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进一步证明了人力资本水平与京津冀三地经济收敛性的密切关系。

（四）人力资本对京津冀经济发展贡献的实证

人力资本在缩小京津冀三地的经济差距、促进京津冀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正向作用，这一点已经得到证实。但人力资本在京津冀三地经济发展中具体贡献程度如何，与物资资本有何区别，是否很好的发挥了“外部效应”和“溢出效应”？这些问题仍需要通过人力资本的有效劳动模型（4）和外部性模型（5）做进一步验证。

利用SPSS软件对模型（4）、模型（5）进行回归分析，可整理形成表6、表7。

从表6中可知，人力资本在促进京津冀经济发展中，发挥了比较显著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在北京，在相同的资源投入下，人力资本的贡献程度（产出弹性0.577）已经大于了物质资本的贡献程度（产出弹性为0.425），人力资本已经成为助推当地经济发展的第一要素。相比之下，天津市和河北省两地的物质资本产出弹性却仍然高于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特别是河北，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是人力资本的1.5倍之多。这表明天津市、河北省两地的经济发展仍主要依靠物质资本的投入来拉动，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提升作用需要进一步的发挥与提高。

从表7中可知，人力资本及其外部性对京津冀经济产生了十分显著的拉动作用，三地人力资本水平的产出弹性均在一定程度上大于人力资本存量的产出弹性（北京0.621大于0.553；天津0.517大于0.416；河北0.402大于0.338）。可见，人力资本除具有一般生产要素的属性外，还会产生较高的“外部效应”和“溢出效应”，通过有效抑制各要素的边际递减，从根本上保障和促进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五）小结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首要任务与目标是促进京津冀三地的经济协同和均衡化发展。研究表明，在2000―2015年京津冀三地的经济差距不是在逐渐缩小、而是在不断拉大（α收敛检验，β绝对收敛检验）。要想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发展的依赖路径，需要重新认识并高度重视人力资本在促进区域经济收敛中的地位与作用（以人力资本为控制变量的β条件收敛检验）。只有牵住了人力资本这个“牛鼻子”，才能有效破解、补齐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不足与短板，促进京津冀三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人力资本有效劳动模型和外部性模型验证）。

四、建议与对策

（一）合理配置资源，促进人力资本的均衡化

人力资本在京津冀三地中呈现了明显的极化趋势，即北京、天津两地依托丰富的教育、卫生和科技资源，产生了大量的、高端的人力资本积聚，形成了人力资本的“天然高地”。而河北由于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且流失严重，造成了人力资本长期处于“水平洼地”。合理配置京津冀三地资源，促进京津各类优质资源向河北倾斜，实现京津冀人力资本的均衡化，成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举措。

一是要促进京津两地优质教育、卫生资源向河北的倾斜投入。支持北京、天津等高校通过建立分校、联合办学、共建学科等方式，促进教学、科研等优质资源向河北流动。鼓励京津通过对口支援、合作办医、远程医疗、专业协作等方式，与河北展开全面、深入的医疗卫生合作，助力河北有效承接与内化京津的优质医疗卫生资源。二是要促进创新资源的共创与共享。引导北京、天津两地通过与河北共建科技创新中心、产业技术研发基地、科技成果孵化园等措施，直接带动河北创新能力的快速提升，全面促进河北产学研一体化发展，实现优秀科技创新成果在三地间的共创与共享。三是要促进高端人才的互动与交流。京津要逐渐打破人才流动的藩篱，通过采用挂职锻炼、异地交流、联合培养等方式，不断降低对河北人力资本、尤其是高端人力资本的“虹吸效应”，助力河北人力资本结构的转型与优化。

（二）补齐河北短板，提升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在京津不断加大优质资源转移与疏解的背景下，河北不应仅仅做资源的承接者，还要积极将外部资源与内在优势有效结合，做资源的使用者和开创者，实现由“被动输血”向“主动造血”的转型升级。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不断提高河北的人力资本存量水平、改善河北的人力资本结构、持续提升河北的人力资本效能。

一是要做好人力资本的“开源”，即通过各种方式与途径，加大河北省本地的人力资本投资力度。从京津冀丰裕评价指标体系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在人均水平还是在投资总量上，河北均落后于京津傻兀这主要是由于河北对人力资本的重视程度不够且投资力度不足造成。要从根本上扭转这一局面，就需要河北采用积极的行政和财政手段，广范围、深层次、多元化的提高自身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二是要做好人力资本的“节流”，即努力营造人力资本的培育与发展环境，减少人力资本、尤其是高端人力资本的外流。在新的历史发展条件下，河北应全面贯彻落实“人才兴冀”“人才强冀”的人才发展战略，通过调结构、转方式、换动能等，切实改善河北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确保本地人才育得出、留得住、用得好，最大限度减少人力资本的流失，促进本地人力资本存量的增长。三是要做好人力资本的“借力”，即充分借助京津两地的人才优势，做好人才引进与智力引入等工作。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在北京、天津优质资源不断向河北倾斜的前提下，河北应着力用实、用足、用活各项人才发展政策，通过柔性引进、项目合作、互惠互利等方式，广泛深入推进京津人才和智力引进，促进更多京津人才“为我所有”“为我所用”，全面提升人力资本的质量水平。

（三）创新体制机制，完善人力资本要素市场

促进京津冀人力资本均衡化发展，离不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的基础作用，更离不开体制机制在推动协同发展中形成的制度保障。为更好盘活京津冀人力资本资源、进一步发挥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正向推动作用，一是要逐步消除阻碍人力资本自由流动的政策藩篱，构建统一、开放、规范的京津冀人力资本市场，促进三地间的职称互认、资质互认、成果互认和产权互认，打通人力资本自由流动的通道与路径。二是要不断创新体制机制，完善由京津冀各主要领导积极参与、各主要部门主要贡献、各相关单位参与落实的领导小组协调机制，统筹开展人力资本的优化配置工作。通过定期协商与合力推动，有效促进京津冀三地人力资本的均衡化发展。三是要搭建区域性的综合服务平台，促进人力资本相关信息的共用共享。通过共同制定人力资本发展规划和需求目录，促进人力资本的科学化投资与合理化流动。

注释：

①王金营（2014）指出，人力资本有两种趋势，即梯度流和反梯度流。梯度流主要是指人力资本由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地区，反梯度流则与之相反。

②Gunnar Myrdal的“循环累积因果论”指出，社会经济中各因素间存在着一定的循环往复因果关系。在特定因素的影响下，区域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呈现逐渐扩大趋势，且一旦差距出现，发达地区就会持续不断的获得累积竞争优势。

③除σ收敛和β收敛外，还有一类为俱乐部收敛，其主要侧重研究地区内部之间经济发展的收敛性，如在研究国内东、中、西部的经济收敛情况时，同时需要考虑东、中、西部内部省份的收敛现象（蔡P等，2000）。由于本文侧重研究京津冀三地间的经济收敛现象，加之京津又是直辖市，内部经济结构较为一致，所以本文未对京津冀三地的俱乐部收敛现象进行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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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Effects of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Beijing-Tianjin-Hebei

――Based on the Data from 2000 to 2015

Chen Liang1， Su Jianning2

（1.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Shijiazhuang Hebei 050061；

2.Training Department， Shijiazhuang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Technical College， Shijiazhuang Hebei 050021）

冀教数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卫生职业教育；教学资源；京津冀；共享机制

中图分类号 G64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7）17-0051-04

随着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构建区域共同市场，实现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与深层次整合成为必然要求。2015年5月31日，京津冀卫生职业教育发展联盟成立，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作为理事长单位，邀请来自京津冀地区的17所职业院校和21所医院、企业参与了联盟建设。联盟以“协同发展、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为原则，全面整合卫生职业教育和行业优质资源，形成规模优势，在专业建设、教育教学、校院合作、社会服务和科研等方面加强交流合作，促进卫生职业教育与健康服务业对接，为京津冀健康服务业人才培养提供技术和人才支撑。

通过建立京津冀卫生职业教育资源共享机制，整合京津冀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能够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为区域协同发展提供智力保障[1]。京津冀在发展过程中，无论是经济水平还是科技发展等诸多方面，都存在不均衡，在l生职业教育领域不可避免地存在资源配置不平衡。因此，突破区域格局，实现京津冀地区卫生职业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可以有效提升京津冀城市群教育资源集群与规模效应，实现区域性的卫生职业教育资源优势互补。

一、京津冀卫生职业教育一体化产生的背景

京津冀区域是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在国家区域化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其重要地位与作用不断凸显。2013年，该区域晋升为国家主体功能区，承担起我国经济增长第三极的重任，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2014年，京津冀区域的一体化发展迎来了新的重大历史机遇，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使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步入实质性发展阶段。京津冀区域拥有我国最强的高等教育与医疗资源，教育、医疗协同发展既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领域和内容，又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保障和手段。然而其发展也存在诸多挑战，如区域内优质教育、医疗资源差距悬殊，区域教育、医疗发展结构有待优化，区域经济社会协同发展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等等。在新的历史形势下，京津冀区域内教育、医疗如何充分认识自身发展的优势与挑战，准确识别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协同发展的需求，在经济社会发展与自身发展之间构建更高的契合度，实现提高区域内教育质量和医疗水平，是摆在京津冀面前亟需破解的重大课题。

京津冀区域教育、医疗合作与协同发展起步较早，但成效甚微，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行政壁垒的阻碍、要素资源流动积极性低的掣肘、协同效益显现周期较长的顾虑等。新时期，应不断加深对协同发展的认识，积极探索协同发展的有效方式。

二、京津冀卫生职业教育教学资源现状

选取6所京津冀卫生职业教育协同发展联盟成员单位为研究对象，对其教学资源现状进行分析。其中，天津1所，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北京1所，北京卫生职业学院；河北4所，分别是承德护理职业学院、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廊坊卫生职业学院、邢台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一）京津冀卫生职业院校专业结构现状

2015年，北京卫生职业学院开设护理、药学、检验、影像、中药、康疗6个专业。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开设包括临床医学、护理学、药学、医学技术、卫生管理、财政金融、制药技术、食品药品、机电设备等类别的19个专业。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涵盖高职医药卫生大类7个专业类别，分别为临床医学类3个、护理类2个、药学类2个、医学技术类4个、健康管理与促进类3个、康复治疗类1个、食品药品管理类1个。廊坊卫生职业学院紧贴区域产业布局和人才供求关系，设置护理、医学营养、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在内的13个专业。邢台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开设临床医学类、护理类、药学类、医学技术类、卫生管理类、机电设备类、市场营销类和公共服务类等8类17个专科专业。承德护理职业学院临床医学类、护理类、药学类、医学技术类、康复治疗类、卫生管理类和健康管理与促进类等7个类别12个专业。

（二）京津冀卫生职业院校师资结构现状

师资力量是推动卫生职业教育发展的关键因素，决定了卫生职业教育的力量，通过生师比、高级职称教师比例可以衡量学校的师资力量[2]。各院校为提升院校办学水平，实现快速可持续发展，都在积极引进卫生人才队伍，2015年北京卫生职业学校生师比为15.471，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为12.071，廊坊卫生职业学院为9.101，如图1所示。几所卫生职业院校专业教师具有高级职称者超过35%，其中，天津医专为45%、邢台医专为38%、廊坊卫生职业学院达50%。天津医专拥有硕士及以上学位者为32%，廊坊卫生职业学院为29%、邢台医专达68%。

近年来，各职业院校为提升学生培养质量，促进教师专业技能发展，广泛开展“双师型”专任教师建设，“双师型”专任教师均达到了30%，天津医专高达83%。同时，坚持校院、校企合作办学，合作育人，采取专任教师到企业实践和企业人员到学校任教的方式来提升教学质量，见图1。

（三）京津冀卫生职业院校课程建设现状

各卫生职业院校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作用，积极探索和构建构信息化环境下的教育教学新模式，积极进行精品课程和部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目前，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建成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9门，包括成人护理、护理学基本技术、临床检验技术、临床生物化学检验技术、母婴护理、实用药物学基础、药事管理实务、药物检测分析技术、正常人体结构等课程，省级精品课程10门；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建有医学类教指委精品课程1门、省级精品课程4门；邢台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建成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2门，分别是基础护理技术和临床物理诊断基本技术，省级精品课9门。 三、京津冀卫生职业教育教学资源存在的问题

（一）缺少相应的组织机构和有针对性的管理体制

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对校际数字化教学资源共建共享的重视程度不足，尚未建立统一的组织机构和有效的管理体制，使共建共享缺乏全局性的引导与协调。教学资源共建共享建设涉及多个院校之间的分工与合作，是一项跨区域、跨院校的系统工程。如果缺乏必要的组织机构进行自上而下的指挥和协调，并通过有效的管理w制平衡各方面的关系，许多问题就难以得到解决。

（二）校际间教学资源难以共享

联盟内的各院校教学资源丰富，且各有特色，但出于知识产权保护和共享平台建设缺乏，难于实现资源共享，使得资源重复建设、使用率不高，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同时，由于缺乏相关保障制度，各校对于共同开发建设教学资源缺乏积极性。

（三）资源开发主体及类型单一

教学资源开发多数以学校为主体，企业参与度不够，不能实现校企共建，且在资源的分布上存在不均衡，在数量上，优势专业资源丰富，小专业及新开办专业资源较为匮乏；在类型上，文本类资源相对较多，媒体类资源相对较少，如动画、微课、幕课等在线课程。

（四）课程建设技术标准不统一

缺乏统一的建设标准和技术标准，也是导致校际间教学资源成果难以实现共享的重要原因。在制作方法和技术手段、开发行为规范、制作内容要求、管理平台功能、对资源数据标准支持等方面没有供各院校共同参照的标准。这就导致各院校的教育技术人员、教师在资源建设中没有统一的构建理念与开发思路，更不可能站在校际共建共享的角度去进行教学媒体资源和资源管理平台的建设，使得同一教学资源重复建设，且造成了不必要的人力、物力的浪费，对于资源的后续维护也相对缺乏，造成资源的使用率不高，成效不明显。

四、京津冀卫生职业教育教学资源共享机制的构建策略

京津冀地区的卫生职业教育发展并不均衡，构建本区域内的教学资源共享机制，实现教学资源的优势共享与优势互补，不仅可以高效率、高质量地建设满足卫生类高职教育需要，并能有效促进区域卫生类教育均衡协调发展的教学资源，同时对推动其他领域内的高职教育进行区域性优质教学资源的整合共享和优化配置、提升整体应用效益，同样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一）教学资源共享机制的构建前提

成立专门的组织管理机构，并建立相应的运行机制，是构建教学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并使之能长期稳定运行的前提。实现京津冀卫生职业教育教学资源共享的目的，是要在不断增强教学资源建设的优质性与先进性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扩大优质教学资源的受益面，同时避免教学资源盲目性与重复性建设，为进一步实现联盟内教育教学的互联、互通、共管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在进行共享教学资源建设之前，应该首先对京津冀区域内的卫生职业教育教学资源建设现状进行充分调研、统一规划，并建立统一的教学资源建设标准、监控机制和评估标准。所有这些目标的实现，需要通过成立责任明确的组织机构来实现。因此，由联盟内各院校推荐教学资源建设方面的专家作为委员，成立隶属于京津冀卫生职业教育发展联盟的教学资源联盟工作委员会（下简称委员会）是非常必要的。在资源建设的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委员会所制定的资源建设标准，并在经委员会评估通过后方可在联盟平台上进行、共享。

（二）教学资源共享机制的构建原则

1.优势共享原则

京津冀卫生高职院校，因服务环境与服务方向的侧重不同，各具优势和特色。对于那些在学科或专业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或特色的院校，应成为此类资源建设开发的主体，其他院校也可以进行补充，起到辅助作用。经委员会评估合格后上传至联盟平台，从而实现各院校优势教学资源的共享。

2.协作互补原则

对于不具明显优势的相同学科或专业而言，联盟院校所拥有的教学资源各有所长。对于此类教学资源则可以进行联合开发建设，从而达到优势互补的效果。在此过程中，委员会则应充分做好协调工作。

3.权责共担原则

为了保障联盟院校及院校教师的知识产权、经济等利益，充分调动院校及教师参与的积极性，平台经审核后上传的所有独立知识产权资源都进行唯一性编码，并根据劳动附加值赋予相应价值，联盟内院校教师对资源的使用可以根据约定采取免费、互换、付费等原则，同时产权单位或个人承担资源原创的责任。

（三）教学资源共享机制的基本内容

构建区域教学资源的共享机制，在相应的组织机构和运行机制保障下，其实质的内涵建设核心即是建立教学资源共享平台。

1.网络课程及资源共享建设

网络课程是传统课堂教学的辅助和延伸，在构建网络课程时需要集中优势资源，使之成为课堂教学的有效补充[3]。京津冀一些卫生类高职院校已经开设了国家和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拥有自己的课程资源共享平台。借助网络技术，可以将各院校的课程资源共享平台对接到统一建设的联盟教学资源共建共享平台，分享优质教育资源。同时，利用教学资源共建共享平台，进一步联合开发建设在线优质课程及课程资源。打破传统授课地点和时间限制，供广大师生自由学习，实现学校之间的共享课程及资源的建设[4]。

京津冀各卫生职业院校可根据自身专业与课程实际情况，将各院校优势资源充分整合，通过视频讲授、线上讨论、答疑、作业批改、学生互评、考试等形式让教师、师生、生生之间进行交流互动。可以依托现有的大学网络资源平台建立京津冀卫生职业院校共享课程模块，再以建课单位为依托，建立班级管理，建课院校学生以实际班级为单位进行线上线下学习，其他院校学生通过网络选课方式，进行自主学习，可以通过访问量与使用量给予建课单位相应补贴。

2.人力资源共享建设

京津冀卫生职业院校的生师比有所差异，针对这一现状可以建立合理的师资流动模式，改变教师分布不均，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并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和保障措施。可以设立联合教授，使专业带头人和学科紧缺教师成为京津冀卫生职业教育领域的共同教师，根据预先安排好的授课计划在区域学校之间流动授课，缓解优质教师资源不足的现状[5]。推动院校之间优质人力资源共享，鼓励各所院校之间进行合作教学。在师资共享方面，应当转变传统的人才观念和管理观念，破除传统的人才单位所有制，积极推进京津冀卫生职业院校教师资源共享网的建立。

3.课程认证共享建设

在京津冀卫生职业院校推行课程认证和课程学分互认，相同专业联合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认证管理办法》，以“课程标准”为依据，以达到“教学目标”为准则，打破教学时间、教学场所、教学形式、教学内容的刚性要求。由委员会专家依据《课程认证管理办法》评估认证课程。

各卫生职业院校之间以课程为基础试行学分互任和转换，不同高校课程选修经过认证的并通过考试所得学分能够得到京津冀联盟高校的认可。学生学习网络共享课程并达到一定要求，通过本校认定后，也可转换为本校相应的课程学分。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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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教数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京津冀 人才流入 人才流出 受教育程度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7）03（a）-0213-02

1 京津冀区域的人口流动的总量

京津冀地区是全国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向地之一，北京市和天津市为流动人口的集中流向地。京津冀区域内人口流动规模远大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2015年初，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的流动人口总量已经超过1 400万人。

根据第五、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分析京津冀三地的人口流动情况（见表1～3），通过表1可以看出，2000―2010年北京市流入人口有245.6万增加到704.5万，增加了458.9万人，其中由河北流入北京的人口有2000年的55.5万增加到2010年的155.9万，年均增长10万人，占北京人口总流入的22%，这个比例十年间基本不变；河北流入天津的人口十年间也增长了55.3万，年均增长5.5万人，占河北人口总流出的比例由2000年的16.7%增长到2010年的21.6%。

根据《北京社会治理发展报告（2015―2016）》称，自2010―2014年四年间，北京市户籍人口机械增长总量为455 132人。其中，由河北省净迁入80 032人，占四年来北京市户籍人口机械增长率的17.58%，四年间增长比率持续增加。在北京市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北京市户籍人口年均增长率中近1/5来自河北省。此外，河北籍流动人口占北京市流动人口的1/5强且呈逐年上升趋势。截至2014年初，河北籍在京流动人口数为181.97万人，占北京市流动人口总数的22.69%。在2010年至2014年间，在京河北籍流动人口占全市流动人口的比重呈持续上升趋势。

相比之下，北京流入河北、天津的人口骤减，2000年北京流入河北人口2.9万人，占北京人口流出比例的31.6%，流入天津仅仅0.5万人，占北京人口流出比例的4.8%；2010年北京北京流入河北的人口增长到7.5万人，这只是河北流入北京人口的1/20，2010年流入天津2.3万人，占北京人口总流出的8.3%。

2 京津冀区域人才流动的受教育状况

京津冀区域流动人口的数量差异巨大，但是，未来各地对流动人口的竞争不再是数量的竞争，而是流动人口素质的高低，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间接的反映了流动人口的素质・，而一个地区流动人口素质的高低不仅与当地的就业需求有关，也与当地吸引人才的政策和措施有关。

从表4可以看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北京地区流动人口中具有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人口占56.1%，而具有大学专科的比例为11%，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比例占13.3%；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对比，特别是大专及以上人口比例由2000年的9.88%迅速提升到2010年的24.35%，增长了14个百分点，流动人口学历水平的提升，折射出北京市吸纳高层次就业人口的能力在提升。

与北京地区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相比，津冀略差尤其是津，天津地区流动人口中具有具有初8.9%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人口占71.6%，而河北地区的这个比例为67.9%，两个地区的这个比例相差不大；而具有大学专科的比例天津为6.2%，低于河北的8.9%，与北京相比，低于北京近5个百分点；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比例天津仅为3.6%，低于北京近10个百分点，河北的这个比例为8.1%。

单独从高受教育程度和低受教育程度两个处于极端的比例来看，不好对总体受教育水平的高低进行精确的比较，为此引用北京大学乔晓春教授的《中国跨省流动人口状况―基于“六普”数据的分析》计算出各类受教育完成的年限，计算了不同省份15岁以上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结果显示，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北京最高为10.87年，其次是河北的9.87年，天津最低。

3 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以及人才发展的良好环境促进了京津两地大量人力资本的迁入，相对于周边的河北省，京津两地对人才具有明显的吸引力。人才流动的根本原因是人才自我实现的需要和对最大化的追求，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趋势分析来看，2014年京津冀三地该指标依次达到44 488.6、28 832.3、16 647.4元，北京和天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相当于河北的2.67倍、1.73倍。从职工工资来看，2014年北京市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102 268元，天津为72 773元，相当于河北45 114元的2.27倍和1.61倍。2014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为56 360元，高于河北11 246元，可以看出，河北的工资水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更别说与京津的比较了。由于对未来没有很好的预期，人才被京津两地高薪所吸引，大量高层次人才流失，“人才洼地”现象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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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教数学论文范文第5篇

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战略构想

京津冀三地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化相融，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由来已久。但是，如何把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所指出的：“到2020年‘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取得积极成效’，到2030年‘公务服务水平趋于均衡’”，这仍然考验着决策者和研究者的智慧。

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是一项长期的历史进程和系统工程，它既有自己的历史发展轨迹，也有与时俱进的新内涵。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方中雄研究员认为，推动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关键是要处理好各协同主体之间的关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做好教育资源的协同共享和三地教育体制、机制的一体化衔接。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桑锦龙研究员认为，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要有利于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有利于优化区域发展布局和探索新型城镇化，有利于形成新的增长极，服务国家和首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推动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实现呢？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委韩俊兰副书记认为，需要进一步明确教育在协同发展中的基本定位，合理设定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结合点，加强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政策研究。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桑锦龙研究员认为，需要从战略层面提高对京津冀协同发展重要性的认识，坚持教育公平和教育发展并重的政策导向，坚持省级统筹与区域统筹相结合的工作机制。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高兵副研究员认为，需要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尽快明确教育协同发展规划，更加突出可持续发展的教育理念。

不同的教育领域和教育内容在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中具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荣长海研究员认为，就各级各类教育而言，职业教育和终身教育相对于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而言，具备更多的协同可能性。就教育的具体内容而言，考试招生、评价监测和教师培训等内容，具有更广阔的协同空间。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桑锦龙研究员认为，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突破点在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着力点在基础教育。

尽管专家们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战略构想，但比较一致的观点是，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没有成熟的模式可以套用，必须重视教育科研的支撑作用，发挥顶层设计的引领作用，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重视体制、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地方探索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出台后，三地教育主动担当、主动作为，在推动教育协同发展方面作出了有益探索。但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三地教育分别提出了哪些新要求和新挑战？三地教育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各自承担哪些分工和任务？国内兄弟区域教育协同发展的经验对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有何借鉴？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思考。

北京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其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优化提升首都核心功能。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委韩俊兰副书记介绍了北京市为推进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而开展的工作。一是积极参与京津冀三地政府的交流沟通与协议签署。二是主动控制中等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网络教育、自考助学面授等教育规模，对教育的增量严把准入关。三是明确首都城市核心区教育疏解思路，积极引导核心区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原则上整体迁出。四是推动部分市属高校向远郊区县疏解。但是，北京市推进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也面临一些挑战或问题。例如：为迁移人口提供优质便利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的任务非常紧迫，首都中等职业教育的生存与发展面临巨大压力，进一步研究市属高校的办学规模、功能定位以及布局结构十分必要。这些问题牵系首都教育的长远健康发展，甚至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成败息息相关，需要首都教育系统统筹谋划，创造性地加以解决。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孙善学研究员深入剖析了北京教育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功能和任务。他认为，北京教育要通过布局结构调整，有效疏解中心区人口;要通过教育的发展，使教育成为北京补偿周边地区的途径之一;要服务产业布局调整和企业外迁;要服务京津冀区域内城镇化和农民的转化。具体到各级各类教育的任务，他认为，北京基础教育的关键词是“满足”“均衡”“质量”“补偿”和“服务”;职业教育的关键词是“错位”“改革”“统一的招生考试和就业市场”与“合作”;高等教育的关键词是“定位”“质量”“创新”和“成果转化”;终身学习和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关键词是“成人教育”。此外，他还建议设立京津冀教育大区，承担国家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领导体制和工作体系的具体任务。

天津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主要引擎之一，其亟需进一步强化京津联动，共同发挥高端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李剑萍研究员分析了京津冀协同发展对天津教育产生的影响。他认为，由于承接北京部分产业，天津基础教育阶段的学龄人口数将会增加，并呈现一定的波动。而产业规模的扩大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要求天津高等教育进一步提高学科专业结构与新的产业结构之间的匹配。另外，天津还需要直接承接部分北京疏解的教育功能。未来，天津教育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对策可以概括为“两区、两园、两联、一规划”。“两区”是指要充分发挥滨海新区和武清区教育在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先行、先试作用。“两园”是指优化提升海河教育园和健康产业园的规划建设，使之成为承接教育资源转移和产学研合作的高端功能园区。“两联”是指加强区域高校的联合研究、协同创新，推进区域教育联盟。“一规划”是指在天津市教育“十三五”规划当中，要总体谋划天津教育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定位。

河北省虽然是京津冀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最为落后的地区，但是河北教育依然有自身的比较优势。河北省教育科学研究所马振行研究员认为，从河北教育低投入高产出的教育现实看，河北教育具有成本优势;从横向与兄弟省市进行多学段比较看，河北具有一定的基础教育质量优势;从纵向回顾河北教育的历史看，河北具有较好的基础教育教材建设优势。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要遵循优势互补、互惠平等、合作双赢的原则，结合各自优势拓展发展空间，实现区域教育快速发展。马振行研究员建议，京津冀区域可以探索建立教育科学研究的独联体，构建高等教育协同发展机制，探索基础教育教学改革实验区，推动课程资源建设的联合攻关。

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区域经济体之一以及教育协同发展的先行者，长三角区域教育协同发展的经验可以为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提供借鉴。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董秀华研究员指出，长三角教育协同发展史上有两件里程碑式的事件。一是2008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出台，将此前长三角区域自发的教育合作活动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二是2014年《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教育改革与合作发展的指导意见》出台，将长三角教育协同发展推入更深层次。为了更好地服务区域教育一体化实践，教育科研需要更加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注重从国家和区域的宏观战略层面思考顶层设计，注重对已经开展的项目实施绩效评估。这些经验对京津冀教育协同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专家的发言可以看出，京津冀协同发展对地方教育而言，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地方教育要勇于打破传统地方主义框架的束缚，站在新的国家战略高度重新定位和谋划。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各级各类学校和教育科研机构要凝聚协同发展共识，构建高效的教育协同机制，以创新的方式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整体提升区域教育质量，缩小基本公共教育服务的差异。

各级各类教育的协同对策

各级各类教育由于属性和特点不同，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任务和对策也不同。与会专家分别就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协同发展对策进行了探讨。

基础教育作为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然而，京津冀区域基础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三地中小学生均公共财政预算事业费、生师比以及教师质量等存在较大差异。河北省教科所特级教师缴志清认为，应当通过建立教科研高端人员、课程研究高端人员和教学类高端人员的互访机制，建立超前的教育典型问题的合作研究项目以及京津冀联合教育智库等措施，促进京津冀基础教育教科研的协同发展。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王凯研究员则主要关注基础教育课程设计的协同发展。他认为，推进京津冀基础教育课程设计的协同发展，要遵循“分类、自愿、助力和共赢”的基本原则。同时，重视利用现代技术手段，构建数字京津冀的教育整体试验区。

职业教育作为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紧密、最直接的一种教育类型，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承担着为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作用。天津市作为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综合试验区和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示范区，其职业教育发展有着两个重要的优势资源：一是海河教育园区;二是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杨延研究员认为，亟需建立“三个机制、两个平台”，以推动京津冀高职教育的协同发展。“三个机制”分别是指学校布局和专业布局调整机制、人才培养协作机制和教师联合培养机制。“两个平台”分别是指教育教学资源平台和信息交流平台。她特别提到，在学校布局和专业布局调整方面，有两个典型案例值得深入研究。一是以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为发起单位，联合北京、天津、河北17所相关院校和21家医院、企业建立的京津冀卫生职业教育协同发展联盟。二是针对京津冀轨道交通发展对高素质技能人才的需求，河北的6所交通职业学校正式加盟北京的交通职教集团，以联合办学的形式共同培养京津冀交通人才。这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高职教育学校和专业布局调整的重要形式。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特级教师柳燕君重点研究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北京市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她分析了京津冀协同发展对北京市职业院校专业设置的需求。在《中国制造2025北京行动纲要》颁布的背景下，北京的经济结构呈现高端化、服务化、集聚化、融合化和低碳化的特征，北京将重点发展四类产业、五类产品和八个重点领域。而对北京市职业院校专业设置现状的分析表明，专业设置的覆盖面比较大，但是平均专业规模都比较小，专业布点相对集中和过于分散现象并存，支撑北京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业设置明显不足。因此，她提出，应该根据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适应北京市城市功能定位的需要，主动适应首都高精尖产业发展需求，以突出品牌、优化结构、服务高端为目标，继续实行分类指导，鼓励增设符合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的急需专业，动态调整传统专业。概括而言就是，依据产业禁限目录，疏解部分非首都功能，撤并一批专业。围绕高精尖产业结构，重点发展一批新兴专业。适应产业动态调整，改造升级一批面临转型的传统优势专业。

高等教育作为推动社会创新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扮演人才支持和智力支撑的重要角色。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王晓燕研究员从全球和国家战略的视角，把握京津冀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的重大意义。她通过对国际公认的世界六大城市群进行研究发现，凡是经济发展高度一体化的区域，也正是高等教育资源富集的区域。京津冀区域在打造新的世界级城市群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区域高等教育的协同发展。京津冀高等教育协同发展要有新思路和新举措，要做到理念先行。要有大局意识，有差异化发展的观念，有开放办学的理念、有跳出教育以更宽广的视角把握高等教育区域发展的理念。高校的发展和高等教育的质量要有多元的发展观、质量观和评价观。要有政府主导，统筹协作的发展观念。

与会专家围绕各级各类教育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对策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独到见解。这对指导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实践具有重要启示。京津冀三地需要以协同发展为指导思想，构建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从普通教育到职业教育的区域协同发展大格局。

“区域教育一体化与京津冀协同发展”论坛将成为京津冀教育科研协同发展的重要契机。三地教育科研部门将进一步深化合作，围绕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面临的基本问题和重大问题开展相关的战略、规范和政策研究，为努力形成京津冀目标同向、措施一体、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教育发展新格局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