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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汉字

汉语汉字

汉语汉字范文第1篇

我们在研究中还发现,一种语言的语法特点往往跟记录这种语言的文字形式也有许多关系。虽然语言是先于文字而存在,但文字的出现必然要适应并有利于这种语言的存在和发展。也就是说,一种文字与被记录的语言,必然在语音、词汇和语法上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否则,这种文字就会失去长存的资格。当然,文字与语言的哪一要素联系得较明显,这会因文字的特点不同而有所偏重。从汉字来看,它与汉语语法的个性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汉字的特性适应并支持了汉语语法的意合特点,同时,汉语语法性征也是汉字得以长存的因素之一。

汉字是现代世界上各种记录语言的文字中唯一继承传统而被保留下来的文字。它与音节文字、音素文字构成当今文字的三大类型。音节文字与音素文字是通过记音而达到记义的。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则是直接记义的。它在记音方面不甚明显,也就是说,汉字在联系语音方面的功能是较弱的。在汉语圈中,同一汉字在不同方言区可以读不同音而在意义的理解上却又是相同的。所以,汉字的功能特征在于它的表义性。它是建构在音形义相互联系的基础上的。其最大特点是既以形表音,同时又以形表义;其间音与义是通过形体建立联系的,即音与义之间是间接取得联系的。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为汉字的三维结构。有如下图所示:

语音……语义

(虚线表示间接性)

因此,对于汉字,就有了听音尚难辨义,识音则能解义的特点。另外,如上文所述,汉字是以表义为中心的,所以它又具有开放性特征。一个形体,在汉语中,不仅仅允许它在不同时代、不同方言中取不同的读音而获得同一意义,甚至还可以为语音系统与汉语迥异的其他民族语言(如日本、朝鲜、越南)所借用。

由于汉字的表义性功能是体现在形音义一体化上,因此,可以说每一个汉字基本上都是音义的结合体,这与语素是音义结合体这一特点是相吻合的。传统的语文教学被称做“读书识字”,我以为这正说到了点子上。问题还不仅仅到此,关键是在于识字就能读书上。这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语言现象,汉语语句构造是依赖语义勾联起来的。我们只要从掌握汉字的字形入手,了解了一个个汉字的音也就懂得一个个汉字的义,同时从这些串联成句的字义中又可领会出句义、文义。古人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也就在一个“悟”上。现代语言学的任务,就是要揭示在“悟”的背后的语言人文主义特点,挖掘其中的规律。因此,研究汉字和语法的关系当然也是这方面的重要课题之一。下述三个方面是我们在探索中获得的几点认识。

其一,汉字的表义性适应了汉语语法的弹性特征。我们知道,语言的组合序列有如一条长链,链链相扣,环环相接,其间每个语词乃至每个汉字都是语言中的一个链子。在汉语中,这种链式序列可以允许人们根据需要取去某些链子(语词)而不影响达意,其衔接处可以完好如初。所以说,汉语语法的弹性特征恰恰表现在意合性上。意达而词之多寡可随意增删。神经病理语言学实验表明,人们记忆句子和理解句子,并不记忆句子的形式。人的大脑神经系统加工处理的不是语音,而是语言所运载的信息,即语义。汉字的缺点是与语音联系不紧,但它在对于字义的理解上显然优于拼音文字。因为汉字的规律就是文字形式与概念间的联系比较紧密。拼音文字的字形是以代表音素或音节的字母连缀而成的,人们在掌握字母和拼法之后,一般可读出字(词)音来,如果其意义正好是在口语中已熟悉了的,他也可以同时明白词义。但在一些国家的阅读教学中,也常常出现会拼、会读而不知句子含义的“语义性失读症”。然而,汉字的字形和字音都服从于语义,表现出语义,因此,学习汉语的人很少出现能读音而不理解意义的现象。这就是说汉字具有知音解义的特点。这种特点有力地支持了汉语语法的弹性特征。汉语语法表达中的重意义支点,轻形式配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汉字的这种表义性征。句子中的语词弹性现象主要地体现在汉字上。汉字的块状和可拼合性为汉语语法的“随表达意图穿插开合,随修辞语境增省显隐”〔2〕和以意义支点为中心的表达意识提供了丰厚条件。

其二,汉字的单音节语素性质适应了句法中的韵律需求。汉语作为一种带有浓厚文化背景的民族语文,其注重韵律的特点是这样的明显,它不但讲究句子的抑扬顿挫铺排,而且还讲究句子音节的多寡对应。一般观点认为,句子是由词组合而成的。汉语的词,在古代以单音节为主,字即是词。在现代,汉语词汇已向双音化发展,古汉语的词延传到现代大多降级为语素,因此,字又相当于语素。虽然如此,但传统的文化征性并没有因此消失。汉语语素具有灵活性,它可以根据需要而随时升格(还原)为词。据统计,汉字中仍能独立成词的约有2000字,在现代汉语日常生活的语料中,这些作为词而独立运用的字,其出现率为61%。至于那些不成词的实语素,在一定的语境中也可以成词。例如,在“夹道迎接”、“双喜临门”、“拥被而卧”中的“道”、“临”、“拥”这些字都是词,它们体现的正是字所代表的意义。另外,由于汉字的表义性,使得现代汉语双音节词在表达中既可选择单字(单音节)形式也可选择复字(双音节)形式,从而有效地调节了语言的节奏,使句子的结构匀称,音节配合和谐。如“学校”可说“校”,“月亮”可说成“月”,“时候”可说作“时”,“开始”可说为“始”,“工厂”可简作“厂”等等。有时根据表达需要,多音节词还可以随意拆合,依赖汉字表义特性加以运用,使字(语素)升格为词。如“青春痘”一词可以拆成两个词,“我们要青春,不要痘”(广告语)就是一例。汉语的对偶句对音节的选择更是显示了汉民族语言文化的传统——汉字对组词成句的特有作用。这方面行家已有诸多论述,不在这里赘述了。

其三,汉字的块状整体认知适应了汉语语法的整体认知特征。汉人的思维观在于注重整体性。人体生理学的研究表明,中国人的思维偏重于大脑右半球。而右脑主管的能力正是具体性的能力,综合性的能力,类推性的能力,空间性的能力,直觉性的能力和整体性的能力。〔3 〕这些特点在汉语言文化中表现很突出。例如,汉人传统的舞台艺术表演,一举手一投足,都能令人由个体、局部想到整体、全貌。汉人对汉字的理解也是抓住整体轮廓。汉字是一种高形差度的文字,印刷模糊,残缺笔画部件,甚至遮去一半字体,仍能认读。这对于拼音文字来说,是难以想象的。由此,我们联想到近年来有人提出的汉字上的“识繁写简”问题。这个提法适合不适合当前的实际需要,我们不妄加评论。但有一点,“识繁写简”是符合汉民族整体认知的文化心理的。在这方面,有许多人有过亲身体验。那些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中青年,在识字上就有这么一个特点,用繁体字印刷的古典作品,他们阅读下来几乎没有问题,但如果请他们写几个字,可就为难了。这里面说明了这么一种现象——他们能读能认繁体字,但无法书写出来。他们在认字时是运用整体认知原则的。这种整体认知在汉语语法中也有许多表现。从现行语法观看,有些句子是属于成分残缺的,但人们在阅读理解时并不困难。例如,“自行车下坡请减速!”“一个孩子好!”这些句子用现行语法理论都很难给予合适的分析。但在交际中却是达意的好句子。因为人们是从整体上去把握句子的,而不是像印欧语一样从形式入手去理解内容的。更有趣的是下面这两句话词序不同,意思竟然相同,交际者从来不引起误解:

在家里我对儿媳像闺女一样,

│儿媳对我也像亲妈一样。

│在家里我对儿媳像亲妈一样,

儿媳对我也像闺女一样。

让外国人理解,就不明白“闺女”换“亲妈”,意思怎么还会相同呢?其实这儿正好充分体现了汉人所具有的抓意义支点——“我对儿媳”、“儿媳对我”,从而进行整体领悟的能力。从上述分析可见,汉人在认识汉字和汉语语法上具有一种通约性。这也是汉字之所以从创始以来几千年而不废的原因之一。从中亦可看出汉语语法之不重形式而重意合的民族文化传统。

由此,我们还可以推论,假如有朝一日汉字的方块形体改为世界共同的拼音文字,汉语语法不能不随之发生变化,走上形态特征的道路。因为汉字的见形识义、识音解义、以意义为重心的特点和汉语语法具有十分深刻的共通性,汉字为汉语语法特点的存在提供了诸多方便。

从目前来看,汉字与语言的关系在字音、字义方面已经有许多成果,但在汉字和汉语语法的关系上尚属未开垦的处女地。我们希望这个领域今后越来越引人注视,会有更多的同仁参与探索、挖掘其间规律,从而促进汉语言文字的理论研究深入发展。那么,本文的写作目的也就达到了。

 

注:

〔1〕拙文《论汉语语法的弹性特征》,载《汉语学习》1989年第3期p4—6。

汉语汉字范文第2篇

关键词:汉字背景 习得 学习汉字

中图分类号:H1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7)01-0382-01

引言

在世界范围内,汉语的使用极为广泛,是除英语之外应用程度最高的一种语言,很多外国高中学生在选择外语学习时,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而在这一部分学生中,通常分为两种情况,一种为有汉字背景的学生,这些学生的主要语言通常都是由汉语演变而成的,如韩语、日语等;而另一种为无汉字背景的学生,这些学生的范围更加广泛,不仅包括了英、法、俄、阿拉伯语等多种由字母构成的大语种,而且还包括了德、葡萄牙等由字母构成的小语种。在这两种学生中,不同类型的学生具有不同的特点,只有抓住了这些不同的特点,才能更好的对其进行教学。因此,作为高中生且有志于从事教育工作的我们,为了在之后的工作中更好的发挥出自己的力量,就要加强对汉字背景与汉语习得的研究。

一、无汉字背景学生习得的特点与教学

1.听说易,书写难

汉字做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字,其是由笔画构成的,是一种方块状的文字。从文字的表面上不能看出文字的读音,在学习的过程中,通过死记硬背的方式就可以将文字记住,从而在听说的过程中,能够对文字进行一定的理解。而在读写的过程中,由于这一类学生通常都是来自于欧美国家,这些国家当中的语言,通常都是由一个个字母组合而成的,在其成长的过程中,已经熟悉了这种文字的书写方式,对汉字的学习产生了一定的畏惧感。在对汉字进行学习时,通常都是从音到意的角度进行学习的,常常会出现只得其意,不得其形的现象,从而使这一类学生产生了书写难得问题[1]。

2.识记难

由于汉字特有的特点,对于这一类学生而言,就好像一幅幅图像,在识记的过程中,没有一定规律可以进行应用,如果要将汉字掌握的非常清楚,就要花费很大的力气,使学生产生了一定的畏缩感,从而增加了对汉字识记的难度。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就要加强学生对汉字的字感。在我国汉字当中,根据字感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独体字与合体字,合体字通常是在独体字的基础上变化而成的,因此,在学习的过程中,就可以从独体字开始,逐渐地向着合体字进行学习,这样会使学生对汉字的印象更加深刻,更好的对汉字进行识记。

3.短句易掌握,长句难掌握

欧美学生学习汉语的过程中,虽然对汉字的听说方面学习较快,但只是对短句来说的,而对L句而言,常常会产生晦涩难懂的感觉,从而使外国学生不愿意学习汉语。汉语句子当中,通常是由主、谓、宾的结构构成的,这种结构与欧美语言的构成形式基本相同,再结合学生易于接受短句。因此,在外国学习汉语的过程中,首先就要提高其对短句的理解程度,在学生能够准确的掌握住短句后,再进行长句的学习。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教员将长句进行化简,指导学生先对每一个短句进行学习,这样,通过学生对短句的了解,就会提高对长句的掌握程度[2]。

二、有汉字背景学生习得的特点与教学

1.阅读快、听说慢

这一类人通常为韩国或日本人,其母语主要是由汉语演变而成的,两者的读音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其中往往会存在一定的联系。部分汉字与其母语具有相同的意义,就是那时对汉字不了解,但通过观察汉字的特点,也能够大致猜到其具有的意思,因此,就导致该部分学生在学习汉字的过程中,具有阅读快的特点。但是,在学生实际的生活当中,依然是以母语为主,汉语应用的较少,并且,在课堂上学习时,由于其自身具有一定的矜持心理,交流时往往都会进行大量的思考,从而影响了学生的听说能力。基于上述这一特点,在学习的过程中,就要加强对学生进行鼓励,在交流的过程中积极主动的使用汉语进行交流[3]。

2.易受到母语的干扰

虽然这些学生的母语是在汉语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但是一成不变的借鉴往往不利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所以,在演变的过程中,通常又会赋予这些文字新的含义,从而使汉字的意思完全发生了改变。这种情况下学习汉字,常常会受到母语的干扰,使汉字出现用错的现象。因此,在学习的过程中,就要将学生的母语与汉语进行比较,将两者之间的区别准确地寻找出来,在教学过程中,尽量降低学生母语对其造成的影响[4]。

3.与母语形态相近

不论是韩语,还是日语,都在一定程度上是从汉语演变而来的,使两者往往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但是,其中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汉字中广泛的应用了横、点、折、撇等,而在这部分学生母语当中,点、M等应用的数量较多,而撇应用的较少。并且,还有一些文字,虽然现今的形态相差很大,但是将古文进行对比就可以发现,两者形态上相差不大。因此,可以说明汉字与其母语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只要把握住这一特点,在学习过程中,就可以利用学生的母语进行帮助,通过汉字与其母语之间相似的形态来使学生对汉字加深印象,并且还可以将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异对学生进行详细的讲解,从而为学生打下良好的汉字功底。

总结

综上所述,汉语作为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一种语言,对外国的高中生进行汉字教学时,使用合理的教学方式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了在汉字教学中选择出更好的教学方式,就要对不同类型学生对汉字的不同习得进行研究,只有完全掌握了学生的习得,才能选择出更加合理的教学方式,使外国高中生更好的接受汉字方面的教育。

参考文献

[1]傅晓莉.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研究综述[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15,02:31-46.

[2]刘婷雁.汉语学习者汉字构形意识的发展研究[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13,06:35-42.

汉语汉字范文第3篇

 

语言文字问题不但涉及文化、教育,而且还同经济和政治相关。国力孱弱的国家,其语文也必然弱势。国力强盛者,其语文也必然势头强劲。前者可以非洲除阿拉伯语、南非英语以外诸多语言为例,当代的俄语地位的变化也可见其通理;后者,美国是最佳实例。因此,各国各民族历来都把语文政策提到政治高度,甚至作为基本国策之一。对于中华民族,汉语汉字的状态也将严重影响其在世界的地位。

汉语汉字有两大问题:一是整合(一般都称为统一);二是发展。所谓整合,即调整、整理以尽可能合一,也就是达致相对的统一。实际上整合也是一种发展,而发展又无法离开整合。目前两岸语言的差别估计不超过5%,并不严重影响交流;汉字的繁简差异也可以经过较短时间适应即可彼此相通。尽管如此,毕竟还是对各类语文应用有不利影响,有必要加以整合。本世纪已经接近终结,在汉语汉字问题上已不可能有明显的新作为。无论何种专业或行业,都已经把目光移向即将到来的21世纪,汉语文方面当然也必须如此。在新世纪中,中华民族将有新的机会又有新的挑战。面对这个变动的新世纪,我们应该有新的视角、视域和观念,方可有新的拓展。

 

一、汉语汉字整合之可能

 

(一)汉语整合之可能。

汉语的整合,归根到底就是台海两岸语言的整合,而这是无须怀疑的。因为在世界交通、通信越来越发达、越快速的今天,一方面人们呼吁维持不同的语言以保持世界文化的多元,另一方面,世界的语言和方言种类却正在越来越快地减少。在一个越来越重视效率(通信的、交际的、市场的效率)的世界上,语言工具种类的集中或即少数化已经是一个事实,而不仅仅是理论探讨。不可能存在这样的前景:大陆和台湾的语言分歧在未来会达到无法通话的境地。即使如南非这样一个独立国家并已形成一种南非英语,但他们仍然是英语的一种方言,仍然可以同英国、美国沟通。而美国在成为超级强国之后,虽然美国英语已经开始凌驾于英国英语之上,可是由于交际的需要和交通、流动的加快,他们之间实际上存在着方言的联盟,谁也不会让自己一方的英语过于离开对方,都会自觉地控制自己的言语。因此,语言、方言之间的互动并靠拢已经是信息时代的一个不能无视的事实。散布世界各地的英语如此,仅仅海峡之隔的两岸更当是如此。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就此再深入探讨一下。就我们所见,语言整合的动力主要来自下列三者。

1.市场竞争的需要。当今的世界是由市场主导的。世界上存在不同的市场,它们之间同时也存在着竞争,以便保持本地投资者(国家、私人)的利益。在结成市场集团的成员之间固然需要更快地互通信息,协调策略,而在竞争集团之间也需要彼此了解对方,展开谈判。因此在21世纪中,当市场和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时,语言的进一步分化和拉开距离那是不可想象,也是不被世界性市场及其组成企业所接受并允许的。

2.交流效率的需要。人们的交流不限于市场,也表现在各个方面,21世纪时人们的流动将越来越频繁,交流也将越来越超出目前的格式(例如电脑互联网络)。我们无法具体描述未来的交流格式,但却可以指出交流的总的模式:这将是多方向、高频率的交互沟通形式。效率在新世纪中将越来越突显其地位。如果语言不能有效地适应这一交流模式,人们将自动调整它,让它们互相靠近,而不管政府如何干涉。即使政府干涉,这种干涉也将是苍白的,无力的,于是也就是无效的。单纯的民族主义或地方主义在此时可能会变得有点可笑。

3.文化共享的需要。市场是一种文化,但文化并不仅限于市场。世界既然是多元的、多极的,文化也将是多元的、多极的。在21世纪,文化的多极不再是相互隔绝或对抗的,而是一种相互的补充。作为多元文化中的一种文化已经不可能是纯粹的,它只是以某种单一文化为主,并融合了另种文化的“文化”。这是由于人们共享的需要。语言是广义文化的一种,由于语言间的接触和渗透一—吸收,同样不再可能存在单一的纯粹的语言品种。语言同样需要共享,并通过它再去共享狭义的文化。因此语言种类的复杂和分化(或以此作为主流)显然同这个趋势背道而驰。它必然会通过互相接触,互相联盟,从最接近的语言、方言处开始形成局部范围的相对统一。

所谓相对统一,就是语言不可能完全统一和一致;差别是必然的、正常的,也是语言发展的动力之一,就像美国和英国的英语那样。这也正是本文“整合”的含义。在这种意义上说,“整合”正是本文所期待的一种新观念。

(二)汉字整合之可能。

文字是语言的记录工具,又是语言赖以发展的工具和助动力之一。文字依赖语言而立而行,语言也依赖文字而远而强。语言和文字之间是互为依存、互为制约、互为促进的关系。但语言毕竟是第一性的。语言的整合必然要求文字的整合,在某种条件下文字的整合又可能是语言整合的先驱和条件。因此汉字的整合是无须辩说的。在今天的条件下,汉语要在世界上确立地位而不被淘汰,必须以整合文字作为重要条件之一。如果拼音文字在技术上、在现实层面上还无法取代汉字,那么改善汉字系统一一包括整合汉字,就是极其现实、极其迫切的一项考虑。

简要地说,两岸间整合汉字之可能,是基于以下三项:

1.海峡两岸都认识到确立汉语之世界地位的必要性,也都将认识到作为确立汉语世界地位的重要条件的汉字整合之必要性。

2.由于利用传承文献和现实文献之需要,由于现代市场、现代通信系统对字符统一之要求,也即在文字层面上对文化共享、交流效率、市场竞争的需要,因此,海峡两岸将终于认识到整合汉字攸关世界华人之共同利益。

3.海峡两岸的汉字系统的分歧尚未达到无法整合的地步。几乎所有对应传承汉字的各种字形,都没有超出传统造字原则的范围,基本上是以千百年来民间流行的字形为基础的,实际上只是围绕传承字作出的不同程度的摆动。它们之间存在着可整合性。

(三)兼容日本汉字之可能。

如果把眼光扩大到日本,那么日本在加入自身因素后,无疑也会同意上述三项估测。在传承字的范围内,中日字形同样是围绕传承字的不同变异,它们之间存在着可整合性。为了日本民族的利益,为了日本语的推广(不论现实可能性有多大,哪个国家都是想推广自己的语言的),日本也不可能无视文化共享、交流效率和市场竞争的需要。中日之间毕竟存在着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利害关系。因此,日本未来同样不可能长期让日本字形同中国字形分道扬镳。

 

二、汉语汉字整合之困难

 

(一)华人世界内的困难。

然而我们必须认真估计到整合的困难。这种困难主要来自下面三方面:

困难之一:泛政治化。语文成为政治的一种。语文不是政治,但在当前世界上,什么都可以政治化。更何况可以用作政治斗争工具的语言?比如还没有到达动武地步的比利时、加拿大的语言问题,已经真枪真刀演出过的斯里兰卡的语言问题。大陆和台湾之间的语言问题同样受到政治的摆弄,都将以我为主,以我为中心或者希冀以人口数量作为最终解决的武器,或者借口以语言文字正统与否作为核定标准。这突出表现在汉字繁简字形问题上。在先进行国家统一,还是先进行文字统一这个问题上,两岸的分歧和冲突似乎表现得更为明显。而民间对此只能兴叹而已。

困难之二:惰性效应。一定数量人口在长期使用某种语文下造成的惰性效应。人口越多,使用某种语文时间越长,使用该种语文积累文化的历史越长,就越具有惰性。而且使用人口的数量和使用时间之间存在着非线性关系,而不是简单的程度增加。文字历史越短、使用人口有限、所造成的成果也越有限的文字,也就越容易改革、改变。语言也是这样。两岸人民具有几乎同样长的使用汉语文的历史(台湾开发虽然只有四百余年,但其汉族居民却是从大陆移民去的,历史的源头是相同的),具有同一个文化积累,一方虽仅有两千万之数,但数量也已经相当巨大。要改变任何一方的语文现实都不是容易的。

困难之三:物质负担。文化的物化产品的损失与处理。语言文字的变更将影响一大批文化产品的使用价值。使用人数越多的,损失越大,处理也越困难。当初大陆废止第二批简化字的考虑之一就是新简化字将影响大批电脑硬件(软件硬件化)的使用,将使这些产品报废,从而造成惊人的损失。至于印刷物的损失则更是可以想见的。一般来说,社会比较容易承受渐进的变更,而较难接受急剧的改变或更换。

(二)兼容日本汉字的困难。

如果把日本也考虑在汉字整合范围之内,那么除了上述困难(尤其是第一项)将大大增加外,还会加入语言不同和假名系统干扰所带来的某些整合困难,例如“”(邊,中国大陆民间曾将‘’作为“道”的简化字)、“芸”(藝,中国汉字另有“芸”字)、“オ”(日本片假名,与大陆“才”字相同)。

三、面对新世纪汉语汉字之整合方略

 

(一)关于汉语之整合。

面对未来世界的变化以及汉语整合的可能与困难,我们必须有所超越。过去的研讨常常停留在就事论事,就两岸论两岸。这正是局限之所在。有鉴于此,新的汉语研讨应该定位在“应对”上,而不是就整合论整合、就统一论统一。所谓应对,就是“应对”新世纪向中华民族和汉语的挑战。汉语之整合乃是在此视界下的整合。概略而言,就是:

1.倚重自然调整。在下个世纪至少头10年内,两岸之间的分裂和对峙看来还无法根本消除,因此,要依靠政府来起动语言整合几乎是不可能的。根据英语世界的经验,在信息交流畅通并快速的时代,人们出于效率考虑,自然而然地会选择最佳语言形式并逐渐导致语言或方言之间接近,或可防止距离失控。这是个自然的发展过程,是人们自己的选择,没有政治因素渗入,不会引起特别的争论和不快。随着两岸对立的逐渐消除,并预期两岸出现和平统一现实,这个自然过程将更快和更和谐。因此,把“调整”确定为实际整合或统一的原则将更具有弹性和容纳度,更有现实性,回旋余地也更大。在目前看来,只有自然调整才是现实和可能的。

2.发展民间交往。上述原则必然导出此一原则,民间交往是两岸当局都认可并承诺发展的活动,因此推动政府在此项目上有所作为是可能的。随着世界新的多“极”格局的逐渐形成,这个过程将更具有现实和积极意义。现在已经可以看到,随着两岸交往的开展(常常借助香港作为中间站),许多两岸不同的词语已经可以为对方所接受,例如台湾的“互动、共识、关爱、亮丽、光碟、雷射、手机”已经在大陆广泛使用,大陆的“软件、激光、整风、反右、一语堂、戴帽子”也广为台湾所了解,甚至大陆已经不用的“政治挂帅”居然也在现在的台湾通行使用。语词的共存互识并用无疑是整合的第一步。

3.适时顺水推舟。我们不希望将政府永远排除在语言整合过程之外,因为这不但不可能,而且会引起不必要的误解或麻烦。我们希望政府在适当时机加入这个过程。在自然调整到达趋势比较明朗的阶段,政府的适时参与,不但对他们是方便的,不至于引起政治上的联想和风波,而且也可以加速整合的过程,建立新的规范。这里的关键就是参与时机的选择。至于参与的具体时间,可以让人们随着过程的推移,把这个问题具体化。

4.选择大同小异。既然我们把两岸语言问题确定采用“整合”即调整、整理的原则,那么两岸之间语言的大同小异就是必然的。这是一种弹性的做法。因为语言学告诉人们,只要地域有区别,语言之间就一定有差异。大陆南方许多城市,一城之中尚且城东、城西、城北、城南往往还有方言的差别,更何况两岸?企图“全同”那才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乌托邦。因此选择大同小异不但是现实的,也是科学的。在需要规范的时候,必须有这样的指导思想。中国传统的大一统观念在现今的时代中早已经显得有点力不从心,在语文方面也同样需要结合新的条件予以调整或改造。

在具体项目上,我们认为,首先可以从字词读音的调整开始,也即字音的调整和词音(比如轻声、儿化)的调整。接着是词汇。语法或文法上的差别不大,主要是书面的文体语言的调整,个别语法形式的取舍(例如台湾用“有/有没有”作为助动词,用“不会”代替“没有”、“不用”回答问题,用“耶”、“啦”之类的语气词),大概会随着词汇的调整自然展开的。至于语调差异,应该实事求是地分析。台湾地区一般民众说国语时语调较软较平,尾音也比大陆北方地区普通话略长。但是新闻播音员在这两方面的差别较小。因此这是一个可以相互容忍、并在互动过程中解决的课题。在具体行动上,可以先开展两岸语言异同调查,在此基础上编纂两岸用词用语异同词典,然后推动两岸互相熟悉彼此不同的用词用语,观察两岸人民选择词语的趋向,以作为未来官方和语文指导机构推荐词语时的依据。我们高兴地看到,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已经接受了类似词典的编纂工作,但希望有进一步的后续项目。

(二)关于汉字之整合。

汉字问题有类似汉语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对于两岸之间的汉字问题,几乎可以全部照搬上述汉语整合、应对的考虑。从更广阔的层面看:汉字已经是一种“准”国际性文字系统,并可能朝向“真”国际性文字的方向发展。在新世纪中,中华经济文化圈可能成为新的一极,为了应对新“极”的形成,中国两岸和日本之间必然会存在一个文字上的三角互动、互制的关系。韩国的总统曾经建议中日韩就汉字“统一”问题展开磋商和研究。对此,我们欢迎韩国此项建议,并欢迎韩国参与这个过程。然而,鉴于韩国使用汉字有太多、太大的局限性,他们的发言力量不可能很大。现在看来汉字整合问题要大于、复杂于汉语问题,因此,有必要另行探讨。概略而言,汉字整合就是:

1.开展多边协商。相对于语言来说,文字是较容易规范的项目,也是最受到政府干预的事物之一。由于政府的干预,而且是几个政府分别管辖着汉字,因此,汉字的自然调整是比较困难的。这是同语言不同的一个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协商就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协商(包含研究)可以有两个方面,学界的协商和政府主管部门的协商。这二者都是多边性的协商。学界和政府部门之间是互相依靠的两个方面。没有政府参与,文字的调整很难实现,而没有学界的研究,也不可能产生最佳方案,从而也影响政府的有效推行。中日韩三方是当然的协商参与者,同时也应欢迎韩国参加。至于新、马,希望他们也能参与这个决策过程,以利集思广益并实施最终的调整方案。多元因素的参与当然会导致人多嘴杂、延宕时日、不易取得一致的缺点,但却是防止产生更多遗憾后果的必要条件。

2.发展民间交往。同时,我们还需要开展民间交往,一方面让人们互相熟悉对方的汉字字形系统,去除隔阂与误解(1997年底笔者参加第五届华语文教学研讨会,亲眼看到台湾同行对简化字“爱”群起而攻之,指责“没有心怎么有爱”,痛感隔阂、误解之深),便于自然调整,另一方面也让大家更切实地感受一下字形分歧给各方带来的不便和问题,并在实践中找到最佳整合方案。看来,这个过程是更为重要的。没有这个过程,汉字的整合就没有民众的压力,也就没有充分的基础。

3.面对网络需求。新世纪中光电子通讯是最关键的一项。由于电脑及其网络(网路)的出现,文字功能就显得特别重要。现在已经出现日文和中文兼容的问题,影响了许多人的工作效率,也影响了许多企业的商业利益。尽管这个问题可以用一定的兼容方式解决,但是在电脑内部仍然属于不同的系统,有不同内码,无法统一为一个系统。这样就非常妨碍汉字提升其国际文字地位。符号的基本单一是任何具有扩展/提升价值的国际符号的基本要求。因此,为了生存,为了发展,人们也必须为汉字去考虑其系统的单一性问题。

4.选择大同小异。同样,由于中日之间国情不同,语言不同,两国的汉字必然不可能完全相同,日本有自己创造的“国字”,中国也有日本不用的汉字。即使在互相重叠、交集的部分,有时也需要容许各自有部分的“自主权”。日本的姓,由于家系不同,同一个汉字(字种)会分成好几个字形,例如,“岛”,其中的“山”既有在下的,又有在左的,甚至还有在上的;“吉”字,日本有的家族是用“士”字头,有的则是“土”字头。各家“祖传”,有神圣性,更动不得。但是通用语词所用的汉字基本上是可以尽量调整、整理并获得一致的。

在具体行动上,我们建议先做好基础工作或当前急需解决的如下工作:调查各自使用汉字现状;编制以传承字为中心包括各种异体在内的全汉字形音义字典/字表;制定全三系(传承系列、大陆简化系列、日本系列)实用汉字计算机统一内码表;制定汉字字形统一检索法方案及其实用检索表。

(三)伴随课题之配合。

语言文字还有一些重要的伴随项目,比如标点符号以及其他相关符号。无庸置疑,随着前者的整合,后者的整合也是必需和必然的。

 

结语

 

说到底,语言文字就是语言文字。它既不是政治,也不是经济,虽然它同政治经济都有微妙的关系。所以,既不能用简单的政治办法解决,也无法用无情的经济措施控制。21世纪向华人和汉语汉字提出严酷的挑战,我们如果不能排除小我,牺性部分,以获胜全局,达致世界一等的一“极”,那就必将陷入困守小我,抱残守缺,被动挨打,沦为二等民族、二等国家的境地。进一步说,如果日本在可见的将来还继续使用汉字,又不想游离于东亚和汉字文化一经济圈之外的话,那么汉字的整合无疑对日本也是利益攸关的。因此,作为平民,作为当局,都需要静思再三,都需要、也可能有所为有所不为。各方如能超脱狭隘,不急不躁,持之以恒,必能收水到渠成,皆大欢喜之果。

 

注释:

卞成林:1992,《港台与大陆的用语分歧》,《语文建设通讯》38期,香港。

曹逢甫:1995,《台湾的国语教育》,《语文建设通讯》50期,香港。日本歧阜。

潘礼美:1995,《海峡两岸审音比较》,《语文建设通讯》47期,香港。

史有为:1992,《汉语文化语音学虚实谈》,《世界汉语教学》,92年4期,北京。

史有为:1993,《从日本看汉字和汉文》,《华文世界》68期,93.6;台北。

史有为:1993,《汉文建设和汉字建设》,《语文建设通讯》39期,香港。

史有为:1994,《汉语建设试议及其他》,《语文建设通讯》43期,香港。

史有为:1995,《语文对接论纲》上下,《语文建设通讯》48/49期,香港。

汉语汉字范文第4篇

关键词: 谐音双关 拆字 谜语 对联

欣赏汉语汉字的艺术魅力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欣赏汉字“书法”的艺术性;二是欣赏汉语汉字“结构”的趣味性。本文只讨论汉语汉字的趣味性。

一、谐音双关

汉语汉字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一个语音对应几个字形”,也就是“多字谐音”。下面是各种场合中巧妙的“谐音双关”。

“谐音”可用于“诗句”、“对联”、“谜语”中:

①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晴”谐音双关为“情”。

②贾岛言醉非假倒,刘伶饮酒不留零。

“贾岛假倒”谐音;“刘伶留零”谐音。

③冰冻兵船,兵打冰,冰开兵走;

泥污尼鞋,尼洗泥,泥尽尼归。

“冰兵”谐音;“泥尼”谐音。

④谜语:在“金、木、水、火、土”之中,谁的腿最“长”?

二、拆字

有一种文字游戏叫“拆字”,即把“字”的结构灵活“拆”开,根据场合随意附会成趣。“拆字”之巧是其他文字难以企及的。

(一)“拆字”可写成“诗词”或“对联”

①何字合成愁?离人心上秋。

②二人土上坐;一犬人边伏。

③此木为柴山山出;因火成烟夕夕多。

“此+木柴”,“山山出”;“因+火烟”,“夕夕多”。

这有关伐木工人的生活。伐木工人不烧煤,只烧山上到处都有的“柴”;每天中午在林中吃干粮而不做饭,只在傍晚时才下山回家做饭而冒出缕缕炊“烟”。

(二)“拆字”可用于“酒令”之中

1.“酒令”是筵席上的一种文字游戏,有很严的格式,谁违背了格式就罚谁饮酒。

甲:一个“出”字两个“山”,

二字同旁“锡”和“铅”,

不知哪座“山”产“锡”?哪座“山”产“铅”?

乙:一个“吕”字两个“口”,

二字同旁“汤”和“酒”,

不知哪一“口”喝“汤”?哪一“口”喝“酒”?

2.通过“拆字”的“酒令”,各人可以说出不同的意见:

张、李、刘、陈四个人是朋友。陈犯了错误,由李负责处理。陈托张和刘去请李吃饭,席间通过“酒令”说出了看法。

张希望李看在朋友情面上,高抬贵手,不要处分陈。

张:有水也是“清”,无水也是“青”,去水加“心”变成“情”。

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

李坚持要依法处理,不看面子,劝张不要管这件事。

李:有水也是“湘”,无水也是“相”,去水加“雨”变成“霜”。

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刘听到李不讲朋友情面,仍要处分陈,就说李是仗势欺人。

刘:有水也是“淇”,无水也是“其”,去水加“欠”变成“欺”。

龙游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

三、谜语

(一)关于“物”的谜语

①一个亭,斜柱撑;上边有水流,下边有人行。

②珍珠白玉女,身穿绿叶装,穿衣去洗澡,脱衣上牙床。[节日食品]

(二)关于“字”的谜语

①争先恐后。

②两个幼儿去爬山,没有力气到山巅,

回家恐怕别人笑,躲在山中不肯还。

③床前明月光。

四、对联

“对联”的特点是一“对”二“联”。所谓“对”是指形式上的成双成对,即上下联必须字数相等,相对的字词要词性相同,结构相似,平仄相反,节奏相应;所谓“联”是指上下联的思想内容必须紧密联系、相互照应,或者相对、或者相反、或者相关地融于一个意境中,表达一个完整的主题。汉字字形的“方块”性和字音的“平仄”性,恰巧适合于“对联”的“规整对称,妙趣横生”的表达方式,没有“方块”的汉字,就没有对联。

例如河北赵县赵州桥的对联:

水从碧玉环中去,

人在苍龙背上行。

名词“水”对“人”,“碧玉环”对“苍龙背”,动词“去”对“行”,介词“从”对“在”,方位助词“中”对“上”。联中“碧玉环”、“苍龙背”联想丰富,比喻精妙。全联动静谐和,既描述了赵州桥的静态美,又写出了“水去”、“人行”的动态美。此联只用14个汉字就描绘和赞美了赵州桥的风采和雄姿。

(一)“对联”在语法教学中的作用

有学者提出:“在我国第一本语法学著作《马氏文通》1998年问世以前,我国没有语法著作,在语文教学中也没有语法教学。”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实际上,我国长期的行之有效的传统语法教学方式就是“对对联”。著名的《说文解字》、《尔雅》、《文心雕龙》及传统启蒙教学中“对对联”用的《笠翁对韵》等都是语法著作或语法教材。认真研究我国的《说文解字》、《尔雅》、《文心雕龙》、《笠翁对韵》等语法著作和语法教材及传统启蒙教学用“对对联”方式进行的卓有成效的语法教学,对当前国内的语文教学和国际的汉语教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1.“对对联”教学和训练对学习者的要求:

下联字词的“义类”跟上联对应字词的“义类”相同。

下联的“语句结构”跟上联对应的“语句结构”相同。

传统启蒙教学中用“对对联”的方式进行了十分有效的语法教学,专门为“对对联”教学编写出版了许多教材,如清代李渔(字笠翁,1611-1679)编写的《笠翁对韵》,列举许多富有文采的“对子”供学龄儿童朗读和背诵,对儿童的语法教育具有很大作用。

“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出版了新编的《笠翁对韵新注》,现摘录该书的片段:

[冬]

清对淡,薄对浓。暮鼓对晨钟。山茶对石菊,烟锁对云封。

金菡萏,玉芙蓉。绿绮对青锋。早汤先宿酒,晚食继朝饔。

唐库金钱能化蝶,延津宝剑会成龙。

2.对一些“对联”的分析:

①“犬行雪地梅花五,鸡过霜桥竹叶三”的分析:

“犬、鸡”是“家养动物”,“行、过”是“自身移动”。

“雪、霜”是“冬季气候”,“地、桥”是“空间处所”。

“梅、竹”是“观赏植物”,“花、叶”是“植物构件”。

“五、三”是“基本数目”。

传统“对对子”教学要求学生学的“义类”(家养动物、野生动物)比现代语法教学要求学生学的“名词”,要细致得多,深入得多。

②“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词类的知识:(括号内是现代的术语)

“鹂、鹭、柳、天”皆为“物名”(名词)。

“黄、白、翠、青”皆为“属性”(形容词)。

“鸣、上”皆为“行动”(动词)。

“两、一”皆为“数目”(数词)。

“个、行”皆为“单位”(量词)。

③关于结构的知识:

“两+个”、“一+行”都是“数目限定物量单位”(“数词”限定“量词”)。

“黄+鹂”、“白+鹭”、“翠+柳”、“青+天”都是“属性限定物名”(“形容词”限定“名词”,即“定语”限定“核语”)。

“两个+黄鹂”、“一行+白鹭”都是“数量限定物名”(“形容词”限定“量词”,即“定语”限定“核语”的“定核结构”)。

“鸣+翠柳”、“上+青天”都是“行动及于处所”(“动词”及于“名词”的“述宾结构”)。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都是“主体做某事”(“主述结构”形成的“主述型单句”)。

由此可见,我国古代不是没有“语法教学”,而是有行之有效的语法教学方式,即“对对联”的教学方式。正是这种传统的高效的“对对联”式的语法教学,才培养出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王实甫、关汉卿、施耐庵、曹雪芹等众多文学大师,才创作出唐诗、宋词、元明戏曲和《水浒传》、《红楼梦》等灿烂辉煌的世界名著。

(二)对联的技巧和魅力

1.古典诗词中有许多对联情感深挚:

①春蚕到死丝方尽;

蜡炬成灰泪始干。

②身无彩凤双飞翼;

心有灵犀一点通。

2.有些对联言简意赅、巧妙工整:

①观海天作界;

登山人为峰。

②无可奈何花落去;

似曾相识燕归来。

3.有些对联一句之中有反义词或循环语:

①四面灯辉辉煌煌,照遍东南西北;

一年事辛辛苦苦,历尽春夏秋冬。

②船载石头,石重船轻轻载重;

尺量地面,地长尺短短量长。

4.有些对联字词重叠妙语连珠:

①月月月圆逢月半;

年年年底接年初。

②峰上栽枫,风吹枫动峰不动;

路边宿鹭,露落鹭飞路未飞。

③望天空,空望天,天天有空望天空;

求人难,难求人,人人逢难求人难。

5.有些对联用语通俗平易近人:

大老爷过生,金也要,银也要,铜钱也要,不分南北;

汉语汉字范文第5篇

汉字是现代世界上各种记录语言的文字中唯一继承传统而被保留下来的文字。它与音节文字、音素文字构成当今文字的三大类型。音节文字与音素文字是通过记音而达到记义的。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则是直接记义的。它在记音方面不甚明显,也就是说,汉字在联系语音方面的功能是较弱的。在汉语圈中,同一汉字在不同方言区可以读不同音而在意义的理解上却又是相同的。所以,汉字的功能特征在于它的表义性。它是建构在音形义相互联系的基础上的。其最大特点是既以形表音,同时又以形表义;其间音与义是通过形体建立联系的,即音与义之间是间接取得联系的。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为汉字的三维结构。有如下图所示:

形体

语音……语义

(虚线表示间接性)

因此,对于汉字,就有了听音尚难辨义,识音则能解义的特点。另外,如上文所述,汉字是以表义为中心的,所以它又具有开放性特征。一个形体,在汉语中,不仅仅允许它在不同时代、不同方言中取不同的读音而获得同一意义,甚至还可以为语音系统与汉语迥异的其他民族语言(如日本、朝鲜、越南)所借用。

由于汉字的表义是体现在形音义一体化上,因此,可以说每一个汉字基本上都是音义的结合体,这与语素是音义结合体这一特点是相吻合的。传统的语文教学被称做“读书识字”,我以为这正说到了点子上。问题还不仅仅到此,关键是在于识字就能读书上。这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语言现象,汉语语句构造是依赖语义勾联起来的。我们只要从掌握汉字的字形入手,了解了一个个汉字的音也就懂得一个个汉字的义,同时从这些串联成句的字义中又可领会出句义、文义。古人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也就在一个“悟”上。现代语言学的任务,就是要揭示在“悟”的背后的语言人文主义特点,挖掘其中的规律。因此,研究汉字和语法的关系当然也是这方面的重要课题之一。下述三个方面是我们在探索中获得的几点认识。

其一,汉字的表义性适应了汉语语法的弹性特征。我们知道,语言的组合序列有如一条长链,链链相扣,环环相接,其间每个语词乃至每个汉字都是语言中的一个链子。在汉语中,这种链式序列可以允许人们根据需要取去某些链子(语词)而不影响达意,其衔接处可以完好如初。所以说,汉语语法的弹性特征恰恰表现在意合性上。意达而词之多寡可随意增删。神经病理语言学实验表明,人们记忆句子和理解句子,并不记忆句子的形式。人的大脑神经系统加工处理的不是语音,而是语言所运载的信息,即语义。汉字的缺点是与语音联系不紧,但它在对于字义的理解上显然优于拼音文字。因为汉字的规律就是文字形式与概念间的联系比较紧密。拼音文字的字形是以代表音素或音节的字母连缀而成的,人们在掌握字母和拼法之后,一般可读出字(词)音来,如果其意义正好是在口语中已熟悉了的,他也可以同时明白词义。但在一些国家的阅读教学中,也常常出现会拼、会读而不知句子含义的“语义性失读症”。然而,汉字的字形和字音都服从于语义,表现出语义,因此,学习汉语的人很少出现能读音而不理解意义的现象。这就是说汉字具有知音解义的特点。这种特点有力地支持了汉语语法的弹性特征。汉语语法表达中的重意义支点,轻形式配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汉字的这种表义性征。句子中的语词弹性现象主要地体现在汉字上。汉字的块状和可拼合性为汉语语法的“随表达意图穿插开合,随修辞语境增省显隐”〔2〕和以意义支点为中心的表达意识提供了丰厚条件。

其二,汉字的单音节语素性质适应了句法中的韵律需求。汉语作为一种带有浓厚文化背景的民族语文,其注重韵律的特点是这样的明显,它不但讲究句子的抑扬顿挫铺排,而且还讲究句子音节的多寡对应。一般观点认为,句子是由词组合而成的。汉语的词,在古代以单音节为主,字即是词。在现代,汉语词汇已向双音化发展,古汉语的词延传到现代大多降级为语素,因此,字又相当于语素。虽然如此,但传统的文化征性并没有因此消失。汉语语素具有灵活性,它可以根据需要而随时升格(还原)为词。据统计,汉字中仍能独立成词的约有2000字,在现代汉语日常生活的语料中,这些作为词而独立运用的字,其出现率为61%。至于那些不成词的实语素,在一定的语境中也可以成词。例如,在“夹道迎接”、“双喜临门”、“拥被而卧”中的“道”、“临”、“拥”这些字都是词,它们体现的正是字所代表的意义。另外,由于汉字的表义性,使得现代汉语双音节词在表达中既可选择单字(单音节)形式也可选择复字(双音节)形式,从而有效地调节了语言的节奏,使句子的结构匀称,音节配合和谐。如“学校”可说“校”,“月亮”可说成“月”,“时候”可说作“时”,“开始”可说为“始”,“工厂”可简作“厂”等等。有时根据表达需要,多音节词还可以随意拆合,依赖汉字表义特性加以运用,使字(语素)升格为词。如“青春痘”一词可以拆成两个词,“我们要青春,不要痘”(广告语)就是一例。汉语的对偶句对音节的选择更是显示了汉民族语言文化的传统——汉字对组词成句的特有作用。这方面行家已有诸多论述,不在这里赘述了。

其三,汉字的块状整体认知适应了汉语语法的整体认知特征。汉人的思维观在于注重整体性。人体生理学的研究表明,中国人的思维偏重于大脑右半球。而右脑主管的能力正是具体性的能力,综合性的能力,类推性的能力,空间性的能力,直觉性的能力和整体性的能力。〔3〕这些特点在汉语言文化中表现很突出。例如,汉人传统的舞台艺术表演,一举手一投足,都能令人由个体、局部想到整体、全貌。汉人对汉字的理解也是抓住整体轮廓。汉字是一种高形差度的文字,印刷模糊,残缺笔画部件,甚至遮去一半字体,仍能认读。这对于拼音文字来说,是难以想象的。由此,我们联想到近年来有人提出的汉字上的“识繁写简”问题。这个提法适合不适合当前的实际需要,我们不妄加评论。但有一点,“识繁写简”是符合汉民族整体认知的文化心理的。在这方面,有许多人有过亲身体验。那些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中青年,在识字上就有这么一个特点,用繁体字印刷的古典作品,他们阅读下来几乎没有问题,但如果请他们写几个字,可就为难了。这里面说明了这么一种现象——他们能读能认繁体字,但无法书写出来。他们在认字时是运用整体认知原则的。这种整体认知在汉语语法中也有许多表现。从现行语法观看,有些句子是属于成分残缺的,但人们在阅读理解时并不困难。例如,“自行车下坡请减速!”“一个孩子好!”这些句子用现行语法理论都很难给予合适的分析。但在交际中却是达意的好句子。因为人们是从整体上去把握句子的,而不是像印欧语一样从形式入手去理解内容的。更有趣的是下面这两句话词序不同,意思竟然相同,交际者从来不引起误解:

在家里我对儿媳像闺女一样,

│儿媳对我也像亲妈一样。

│在家里我对儿媳像亲妈一样,

儿媳对我也像闺女一样。

让外国人理解,就不明白“闺女”换“亲妈”,意思怎么还会相同呢?其实这儿正好充分体现了汉人所具有的抓意义支点——“我对儿媳”、“儿媳对我”,从而进行整体领悟的能力。从上述分析可见,汉人在认识汉字和汉语语法上具有一种通约性。这也是汉字之所以从创始以来几千年而不废的原因之一。从中亦可看出汉语语法之不重形式而重意合的民族文化传统。

由此,我们还可以推论,假如有朝一日汉字的方块形体改为世界共同的拼音文字,汉语语法不能不随之发生变化,走上形态特征的道路。因为汉字的见形识义、识音解义、以意义为重心的特点和汉语语法具有十分深刻的共通性,汉字为汉语语法特点的存在提供了诸多方便。

从目前来看,汉字与语言的关系在字音、字义方面已经有许多成果,但在汉字和汉语语法的关系上尚属未开垦的处女地。我们希望这个领域今后越来越引人注视,会有更多的同仁参与探索、挖掘其间规律,从而促进汉语言文字的理论研究深入发展。那么,本文的写作目的也就达到了。

注:

〔1〕拙文《论汉语语法的弹性特征》,载《汉语学习》1989年第3期P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