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容年度工作计划范文第1篇

关键词：体育管理；老年体育政策；中国；美国

随着生存条件的改善和医疗技术的进步，人类的寿命普遍得到了延长。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逐渐成为困扰和制约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已经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据2015年6月民政部印发的《2014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4年12月，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共计21242万人，占人口总数的15.5%，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13755万人，占人口总数的10.1%。在数据攀升的形势下，老年人的健康问题无疑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老年人的健康问题不仅是老年人自己的问题，同时它给家庭、社会和国家也带来了巨大压力。目前，我国“失能老人”的人数已经超过3700万。因此，如何维系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最大程度减少医疗成本，已经成为我国政府面对的重要课题。

在我国即将发展成为高龄、老龄人口型社会的关键时期，老年体育就显示出其存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西方发达国家都已经逐步意识到体育活动对老年人身体、心理健康的促进作用。美国早在1965年颁布的《老年人法案》中就提出：“为老年人提供服务，使其经常参加身体活动和锻炼，保持身心健康。”20世纪70年代，德国也开始系统研究“老年人的运动生理和心理”，并颁布相关运动与福利政策。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群众体育政策，客观上促进了老年体育的发展。但是，直到2000年才由国家体育总局出台了第一个专门针对老年人体育工作的规划――《老年人体育发展规划》，目前我国老年体育政策体系尚不完善。因此，本研究将21世纪以来，我国老年体育政策与美国老年体育政策进行比较，找寻美国老年体育政策的可取之处，为我国老年体育政策体系的完善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121世纪中美老年体育政策的差异

21世纪以来我国陆续出台11个与老年体育相关的政策、规划、文件或标准：2000年国家体育总局下发《老年人体育发展规划》，2015年国家体育总局等12部门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老年人体育工作的意见》，2000年国家体育总局的《2001-2010年体育改革与发展纲要》，2003年国务院的《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2006年国家体育总局的《关于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意见》，2006年国家体育总局的《体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2006年国务院的《全民健身计划（2006-2010）》，2009年国务院的《全民健身条例》，2011年国家体育总局的《体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2011年国务院的《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2013年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全国总工会的《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施行办法》，这些都体现了我国政府对于老年体育工作的高度重视。

21世纪美国已有4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老年体育相关政策、规划出台：2001年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美国国家老龄研究所等组织联合出台了《国家计划：促进50岁以上成年人身体活动》，2008年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HHS）颁布的《美国人体育运动指南》（Physical Activity for Guidelines for Americans），2010年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fHHs）颁布的《健康公民2020》（Heahh People 2020），2016年国家体育活动计划统筹委员会（NmionM Physical Activity Plan Alliance）颁布的《国家体育活动计划（修订）》（National PhysicalActivity Plan）。

通过对上述的21世纪中、美两国老年体育政策进行梳理，发现在指导理念、目标、内容及效果评估体系、实施主体及过程等方面都存在差异。

1.1两国老年体育政策指导理念的差异

我国老年体育政策或条款以政府机构颁布为主，基本上属于宏观指导，主要突出增强老年人体质的国家战略，表明政府将包括老年体育在内的全民健身上升到国家政治层面，是国家制度、以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突出了国家对全民健身的重视程度，同时也反映出全民健身方面的政治和济需求。美国老年体育及相关政策的颁布则以相关协会或社会机构为主，相关政策的制定更加注重微观操作层面，注重政策、规划体系的完整性，同时国家战略层面的政策往往会有配套的规定加以指导，因此具有较强的指导性和参考性，也更加具体、细化。

21世纪以来，我国政府出台的老年体育政策或条款，试图通过体育运动这一手段来提升老年人的健康水平，以减轻个人、家庭和社会的负担，并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冲击，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老年人体育的发展。《老年人体育发展规划》提出10项措施：（1）加强领导，把老年人体育纳入体育改革和发展规划中；（2）加强宣传工作，增强老年人体育健身意识，提高对老年人体育健身工作的重视程度；（3）加强老年人体育的法制建设；（4）改革和完善老年人体育工作的管理体制；（5）多渠道筹措老年人体育活动经费；（6）加强老年人体质与健康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7）建立老年人体质监测站；（8）提倡修建适合老年人体育健身的场地设施；（9）各类体育馆和公园应为老年人体育健身活动提供方便，要采取措施安排一定的时间为70岁以上的老年人实行减、免费开放；（10）加强老年人体育健身的科学指导。《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老年人体育工作的意见》提出6项措施：（1）充分认识加强老年人体育工作的重要性；（2）明确老年人体育工作的目标任务；（3）建立健全老年人体育组织网络；（4）加强适合老年人体育健身的场地设施建设和使用；（5）广泛开展老年人体育健身活动；（6）加大对老年人体育工作的经费投入和支持保障。这两个政策基本涵盖了老年体育发展的各个方面，体现出系统性和综合性的特点，但相对缺少进一步的要求和规划。其他体育政策虽然也都列出了发展老年人体育的专门条款，但由于仅仅是从宏观层面提出相关意见和指导，缺少微观层面的说明和规定，导致增加了政策实施的难度。

相比而言，《美国人体育运动指南》的制定以信息数据作为基础，有针对性地对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各类人群的日常体育锻炼提供指导和具体标准。《健康公民2020》在《健康公民2010》的基础上，列出了适合老年人参与的具体运动项目，同时提供关于老年人体育活动的历史数据，为确定其存在问题和制定下阶段老年人体育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其中“老年人体育活动参与率”首次在大众健康政策中被单独列出，而《国家计划：促进50岁以上成年人身体活动》作为《健康公民2010》的配套规划，其内容详细可靠，具有更强的实践操作性，显示出政策体系的完整性。同时详细说明了身体活动对于老年人健康的积极作用，可以提高政策执行者和老年人本身对于政策的理解程度，必然也会影响到政策的实施效果。2016年美国国家体育活动计划统筹委员会又重新修订了《国家体育活动计划》，在2010版的基础上形成一整套政策、程序，倡导美国各社会群体进行体力活动，承认体育活动计划基于性别、种族、民族、年龄、社会经济地位、身体等的实质性差异，旨在通过培育民族文化来支持身体活动的生活方式，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改善健康、预防疾病和残疾、提高生活质量。其中，针对老年人等群体的实际情况提出3点建议。以上反映出美国老年体育相关政策、规划等，都体现出目标、内容的具体、细化、可操作性强等特点。

1.2两国老年体育政策目标、内容及效果评估体系的差异

作为我国第一个针对老年人体育发展制定的专门规划――《老年人体育发展规划》，对新世纪我国老年人体育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然而，通过审视其具体内容，发现其存在很多问题。一是目标表述过于笼统、宽泛，缺乏明确的任务规划和基本的数据支撑，客观上为政策的执行乃至后期的效果评估造成障碍。二是政策内容不够细化和具体，缺乏可操作性。如在具体措施中“加强宣传工作”“加强指导工作”等，表面是强调了老年体育工作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工作思路，但却没有明确如何“加强”、谁来“加强”以及“加强”到什么程度，没有进一步的工作实施方案，导致工作的实施缺乏刚性，容易偏离预定目标。此外，《全民健身计划（2006-2010）》虽然提出要推广适合老年人开展的健身项目，但却没有进一步说明哪些健身项目适合老年人。可以说，这种侧重宏观指导的政策、规划，缺少工作实施的操作性和可控性，相对来说欠缺科学性与实践性的融合。三是效果评估有什么标准、如何评估、谁来评估等问题在我国相关政策、规划中欠缺。我国老年体育相关政策、文件、规划，只有在《全民健身计划（2006-2010）》中有针对于老年体育人口、老年体育社会组织等方面的要求和标准。

相比之下，美国老年体育政策在目标、内容及效果评估体系方面，则体现出分工明确、具体细化以及可定量化的特点。《美国人体育运动指南》对老年人进行体育活动的具体标准，提出了参考成年人标准以外的4点建议，以及基于成年人标准的适当浮动。《健康公民2020》在其目标所涉及的42个领域制定了详细的资金目标，同时还明确指出适合老年人参与的运动项目，并提出“老年人休闲体育参与率”的评价指标，体现出具w化、可控性的特点。《国家体育活动计划》中各参与部门提出旨在促进身体活动的策略，每个策略还概述了社区、具体的社会组织和机构以及个人可以使用的相应策略，并在涉及的每个策略中都体现了具体的操作内容、目标、实施步骤以及评估体系。同时，对老年人体育特别要求医疗系统增加运动量评估和咨询等内容，体现出可操作性的特点。《国家计划：促进50岁以上成年人身体活动》融合了《健康公民2010》中相关的具体目标，其目的是为找出影响中老年人进行身体活动的障碍以制定相应的策略，在综合家庭、社区、市场营销与宣传、医疗、公共政策等领域提出18项具体措施，为政策的实施明确了方向、定好了步子，有利于工作的顺利开展。

1.3两国老年体育政策实施主体及过程的差异

从一定程度上讲，政策的实施过程比政策本身更加重要，预期效果达成与否关键在于政策的实施。

实施主体方面，通常来讲老年体育活动的组织应当是以体育社团和其他社会组织为主。然而，我国老年体育政策、规划的制定及实施主体通常是政府部门，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由于政府掌握绝大部分资源，因此，社会组织为了生存只能更多地依附政府，从根本上导致了政府部门缺乏与社会组织及社区等方面的沟通与协调，不利于后期具体工作的开展，造成了老年体育社团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的被动地位，容易导致政策具体执行组织的缺位，这也是制约我国老年体育发展的主要原因。即使是由国家体育总局等12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老年人体育工作的意见》，也没有明确提出工作实施的具体分工，缺乏工作职责的划定，容易导致规划实施过程中出现主体的权责不清和相互推诿现象。

相比而言，美国老年人体育活动的组织者和管理者主要是体育社团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美国的社会制度及其基本政策决定了美国老年体育政策及其实施主体的多元化，形成了体育体制的分权及社会主导特征。它们主要以各级社会组织、协会、团体以及各类公共体育组织为主，政府部门主要是以指导和协调为主。《健康公民2020》是由联邦政府与全国性组织共同制定，《国家计划：促进50岁以上成年人身体活动》由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国家老龄研究所等6个组织共同，这些组织既有政府组织又有非政府组织。《国家计划：促进50岁以上成年人身体活动》中执行对策的具体负责（牵头）部门，除生命活力规划办公室、总统健康与体育委员会、国家疾病防控中心3个部门为政府组织外，其他实施主体均为社会团体、协会或公立大学。其中，国家疾病防控中心、总统健康与体育委员会、美国退休人员协会、全国老龄委员会、美国运动医学学会5部门共同监督计划的实施工作。

在美国，由于其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起步较早，已经进入相对成熟的阶段，各机构负有明确的职责，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协调各方力量开展工作，不同于我国以体育系统为主的单一工作模式。美国老年体育及相关政策的协调机制较为完善，对于政策、规划实施的步骤和进程具体可行，体现出指导性强和分工明确的特点，有利于工作的具体实施和顺利开展。如《健康公民2020》中各服务部门分工明确，并列出具体的行动步骤，设计出完整的时间规划和最后完成期限，同时制定和落实合作伙伴的工作计划、工作点和管理程序，从而确保每个程序的顺利完成。另外，还开发了专门的传播计划；《国家计划：促进50岁以上成年人身体活动》中，专门列出6条将策略转化为行动的建议，包括组织间的协调、具体的时间规划、具体的行动规划、人力物力的合理安排、良好的沟通渠道、详实的评估标准，这些在客观上都保证了政策、规划在实施过程中的效率和效果。

2对我国老年体育政策的启示

2.1加快老年体育活动指南研制，实现宏观与微观的有效结合

在我国，国务院和国家体育总局历年颁布的老年体育政策、规划只能作为一种指导性、纲领性文件，是整个老年体育事业的战略性规划，而不是专门针对老年体育的具体计划。国家在宏观指导老年体育事业发展的同时，应该通过制定、组织、实施切实有效的老年体育中长期发展规划，实现宏观与微观的有效融合，通过老年体育政策宏观战略的微观落实助力老年体育的快速发展。因此，加快老年人身体活动指南的研制迫在眉睫。通过开发并细分不同群体的老年人体育活动项目、方法及标准，做到有的放矢，从而有效推动老年人体育由经验型健身向科学型健身的转变。在美国，除ACSM（美国运动医学学会）以外，CDC（美国国家疾病防控中心）、AHA（美国心脏协会）等部门及组织都制定了针对不同人群的身体活动指南，其中详细说明了活动指南制定的背景、原则、具体项目和方法以及相应标准和注意事项等，这些都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参考价值。

2.2多部门、跨领域共同参与

老年体育问题并不是一种单一的体育问题，它往往与其他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因此，老年体育问题的解决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从多角度、多层面人手。美国老年体育政策自制定之初，就由多个领域的部门及专家共同制定，跨部门、跨领域是美国体育公共政策制定的主要方式，如《国家计划：促进50岁以上成年人身体活动》就是由健康、公共政策、市场营销、医疗卫生、社区组织等相关的46部门共同推进。然而，由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造成各政府部门之间存在壁垒，缺乏相互合作的机制与及时沟通的平台，使我国体育部门与其他相关部门共同制定老年体育政策存在很大难度。因此，我国体育主管部门在今后制定老年体育政策时，要谋求与其他相关部门，如教育部、卫生部、财政部、文化部、宣传部以及全国老龄委员会等部门的协作，从而实现共同制定，并明确各自的职责与权限，才能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获得各部门、各领域的共同支持，通过建立纵、横向部门间的沟通渠道，及时交流政策、规划的实施反馈，有助于实现老年体育事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m发展。

2.3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双轮驱动”

进入到20世纪以后，美国体育逐步进人成熟发展期，又称为社会主导型体育发展期。这一时期的体育组织逐渐发展起来，体育市场也趋于完善，形成了国家调控与社会主导相结合的发展局面，使美国逐步变为体育强国。其中，通过积极吸纳社会组织力量以丰富老年人体育活动的组织形式，促进了老年体育的快速发展。比如，《国家计划：促进50岁以上成年人身体活动》的具体实施主体大部分为社会组织、协会或公立大学，基层社区组织也承担了相当一部分的工作。但由于两国国情不同，我国体育非政府组织在数量、质量以及地位方面远不及美国，同时我国体育管理体制的特点决定了社会力量尚不能承受我国老年体育发展的重担。

2014年10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进一步简政放权，减少微观事务管理”，表明我国体育发展的社会大背景，即市场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社会未来发展机制的轴心。在此背景下，就我国老年体育的发展角度看，各级老年人体育组织、社会团体未来将会成为中国老年体育发展不可或缺的一股力量。因此，当前我国发展老年体育的当务之急是激活老年体育发展的利益相关者，给予社会力量以足够的扶持与帮助，拓宽社会力量发展的空间；在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同时，提升社会力量发展老年体育的主动性，通过吸纳社会资源以弥补老年体育事业发展中国家缺位的遗憾，确立老年体育发展的“双轮驱动”模式。

2.4完善老年体育政策体系，保证老年体育政策、规划的连续性

美容年度工作计划范文第2篇

三年级美术课程的开展对于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具有重要意义，你知道美术教师的教学计划要怎么制定吗?下面是小编带来关于2017年湘教版小学三年级美术教学工作计划的内容，希望能让大家有所收获!

2017年湘教版小学三年级美术教学工作计划篇(一)一、学生情况分析

三年级的孩子正处于小学阶段的关键期，他们的思维能力既有低年级的活跃性又有高年级的广泛性，面对三年级的孩子们爱画、好动、思维活跃、自制力较弱的情况，本学期我将继续加强常规教育，在指导学生进行各种美术实践活动的同时养成良好的美术学习习惯，同时鼓励学生在美术学习中不断挖掘自己的潜力，提高美术素养，激发创造精神，体验美术活动的乐趣。

二、教材分析

本学期教材内容新颖、设计合理，包括造型表现、设计应用、欣赏评述、综合探索四个方面的内容。前两个方面的内容主要是引导学生尝试不同工具，用纸及身边容易找到的各种材料，通过看看、画画、想想、做做等方法大胆、自由地去表现、组合、装饰，体验造型及设计制作活动的乐趣。欣赏领域的内容则通过观察自然和各类美术作品的行与色，能用简短的话语大胆表达自己的感受。综合探索领域的内容则采用游戏的方式进行无主题或有主题的想象、创作、表现和展示。总之，本册内容的编排注重在美术学习过程中激发创新精神，发展美术实践能力，提高美术素养。

三、教学目标及重难点分析

本学期教学目标是在多样的美术实践活动中提高动手、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发展创新能力，合作意识，培养学习美术的兴趣，提高美术素养。重难点是借助多样、直观的教学手段在丰富开阔学生视觉感受的同时打开学生思路，培养创新意识，体验学习的乐趣，传统知识的学习也将是本科的一大难点，如有趣的鞋、团包手工、会响的玩具等内容的学习。

四、教学措施

本学期的教学我将本着“以学生的发展为中心”这一指导思想以多样有趣的教学手段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如观看电视片、录像片、精美的画作展示，看画展或同龄人的美术作品展等方式，努力创设和谐的学习环境。同时尽可能鼓励学生学习利用信息网络资源并在小组学习中培养团结互助的协作精神。针对三年级孩子即将较多的接触手抄报的设计、写绘本等内容，我将逐步穿插一些欣赏及作业中文字和插图构图、布局的简单知识，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2017年湘教版小学三年级美术教学工作计划篇(二)一、学情分析：

学生思维活泼，想象丰富，接受能力强，具有一定的美术知识和技能，动手能力较强，上课气氛活泼，接受能力特强。同学们普遍提高了对美的感受能力，形成了健康的审美情趣，大部分学生对美术学习有着浓厚的兴趣。存在问题有：

1、由于人数较多，上课部分学生纪律不够严谨，注意力容易分散，没有做到静、齐、快。

2、部分学生作业习惯较差，男生比较突出，绘画水平差距太大。

3、课前教学中双边教学开展一般，部分学生上美术课没有激情。

二、教学要求：

以新课标的理念为依据，重视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的培养，满足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重视人文精神，体现人文观念。

注重学生的学习体验，力求学科的知识性和趣味性有机的结合，关注学生对美术的多角度体验和尝试。 注意学科之间的积累和联系，注意学科知识的综合，利用不同学科之间的知识联系来发展学生的能力和技能，使学科之间的综合效应更为融合和连通，更多的关注学生的实际生活。

三、教材的重点、难点：

重点在于促进学生学习主体性的发挥和个性的张扬。 难点是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为前提兼顾学生个性发展和知识技能两方面的需要，循序渐进的传授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提高学生的生活技能，直接参与并亲身经历各种社会实践活动，鼓励学生寻找各种材料，表达自己丰富多彩的想象。

四、教学措施：

1、认真贯彻新课程标准的精神，处理好思想品德教育，审美教育，能力培养和双基训练的关系，充分发挥美术教学情感陶冶的功能，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2、加强教学中师生的双边关系，既重视教师的教，也重视学生的学，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

3、鼓励学生进行综合性和探究性学习，加强美术与其他学科的的联系，与学生生活经验的联系，培养学生的综合思维和综合探究的能力。

4、注重学生学习方法的研究，引导学生以感受、观察、体验、表现以及收集资料等学习方法，进行自主学习与合作交流。

5、教学手段生动有趣，运用电影、电视、录像、范画、参观、访问、故事、游戏、音乐等方式引导学生增强对形象的感受能力与想象能力，激发学生学习美术的兴趣。

6、改革评价制度，重视学生的自我评价，重视对学生美术活动表现的评价，采用多种评价方式评价学生的美术作业，建立促进美术教师不断提高的评价体系。

7、充分利用自然环境资源以及校园和社会生活中的资源进行美术教学。

8、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和核心，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

9、利用宣传窗和美术比赛，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2017年湘教版小学三年级美术教学工作计划篇(三)一、学生情况分析：

三年级学生共14人，9岁左右，该年龄段的学生想象力丰富、大胆，对想象画、记忆画，有较强烈表现欲望，色彩表现力强，同时对工艺制作非常喜欢，绘画作业普遍水平较高。敢表现自己想法，表现自己想表现的内容，学生学习兴趣浓厚，上课课堂气氛活跃。但也存在以下问题：学生整体的差距比较大。构图布局还不够完整。工艺制作能力比绘画技能差点。

二、教材分析：

(一)教材重点：

1、掌握水彩画的性能及工具的使用，能较熟练地运用水彩画方法表现生活美和自然美。

2、在课堂教学中(特别是绘画练习中)进一步培养学生的观察力、创造力和表现力。

3、进行工艺制作，培养动手能力，立体造型，想象力和概括力。

4、提高学生欣赏水平，培养美术兴趣。

(二)教材难点：

1、在绘画中要求大胆想象，用色大胆较真实，造型较生动自然。

2、在纸工制作中培养其动手制作的能力，动手的协调性，在泥塑中培养空间想象力。

3、在绘画、工艺教学中，使学生的观察力、创造力和表现力得到进一步发展，其动手能力，立体造型，空间想象力也有所加强。

三、教学目标：

绘画

1、学习蜡笔水彩画作画方法，了解掌握水彩画的性能及工具的使用方法，利用水彩画形式表现生活中和自然中的事物，再现生活美和自然美。

2、学会运用各种色彩。

3、进一步培养学生的观察力、创造力和表现力。

工艺

1、进行纸工制作，培养动手能力和创造能力。

2、进行泥工制作，培养立体造型能力和想象力、概括力。

欣赏

1、欣赏世界名画，提高鉴赏能力。

2、欣赏优秀学生作品，开阔学生视野，培养美术兴趣，提高表现力。

四、教学措施：

1、通过课堂讲评作业，教绘画技能与工艺制作相结合，来调动学生的兴趣，提高技能表现。

2、多给学生欣赏优秀美术作品，开阔视野，在平时教学中进行各种技法渗透，各种美术知识技能渗透，以提高学生作品的表现力。

3、本学期时，要求学生在绘画创作时直接作画，不再使用黄色构图，以提高绘画进度，培养学生大胆作画的信心和决心。

4、加强对学生美术基础知识和技能的整体性的渗透，采取好学生带动差学生的方法。

5、要求在构图时饱满，画满，画大，画得有生气，有意趣。

6、教学中体现理想课堂。

在教学中积极投入课改当中;在不断的研究和学习中提高对课改精神的理解，树立符合课改精神的美术观、学生观、教学观、评价观等;美术教学中要全面反思自己的教学实践，审视自己教学行为。

2017年湘教版小学三年级美术教学工作计划篇(四)小学美术课是九年义务教育阶段一门必修的艺术文化课程，是学校实施美育的重要途径，它对于陶冶情操，启迪智慧，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提高美术文化素养，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一、教学目的

通过美术教学，培养学生对美术的兴趣与爱好;学习美术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情趣和良好的品德情操;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想像能力、形象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

二、教学要求

低年级

1.通过有趣的美术表现和欣赏活动，激发学生学习美术的兴趣，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

2.启发学生感受并表现周围生活中的美好事物，从中体验生活的乐趣。

3.帮助学生认识常用色和平面形。

运用多种材料和工具，进行绘画表现和简单的工艺制作。

4.培养学生表达自己感受或意愿的能力，发展学生的空间知觉能力、形象记忆能力和创造能力。

中年级

1.欣赏优秀美术作品，能对自己喜爱的作品进行简单的评价。

2.引导学生进一步体验周围生活和大自然的美感，激发学生美术表现和美术创造的欲望。

3.学习简单立体物的表现方法，学习色彩表现方法。

进行和自己生活切近的设计与制作。

4.培养学生良好的观察习惯和观察能力，发展他们的想像力和创造能力。

三、教学内容

低年级

1.认识平面形和组合平面形，运用多种工具进行简单表现。

2.认识红、黄、蓝、绿、橙、紫等常用颜色，学平涂等着色方法。

3.以添画、写生画、记忆画、想像画等形式表现自已熟悉的生活。

4.学习以简便的材料，运用撕、剪、折、染、粘贴等方法，制作简单的平面图形。

5.学习对称形纹样和不对称形纹样知识，并作练习。

6.用平面材料贴画，从实物上拓印画面。

7.学习运用揉、团、搓、捏、结等方法，制作简单的立体造型。

中年级

1.欣赏与儿童生活接近的优秀美术作品。

2.用线描的方法进行简单的写生练习。

3.学习原色、间色等色彩知识，用毛笔等工具作调色练习。

4.通过记忆画和想像画，表现自己最感兴趣的事物。

5.制作简单的纸版画。

6.运用各种材料和方法进行二方连续纹样的练习。

四、选择教学内容的原则

1.小学美术课教学内容的选择，要有利于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提高学生的审美素养。

2.教学内容应体现民族特点，充分发扬我国民族、民间优秀的艺术传统，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3.美术教学内容要体现时代精神，适应社会发展的趋势。

充分利用当地的美术资源，丰富美术教学的内容。有条件的地方可增加电脑美术、陶艺等内容。

4.美术教学内容应适合学生的心理和生理特点，注意循序渐进和趣味性。

5.美术教学内容要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6.要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教学内容的选择要注意联系学生生活的实际，要按

10-20%的课时比例补充乡土内容，以反映当地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实际。

7.美术教学内容的选择要少而精并尽量注意学科间的联系。

8.在符合人纲规定教学要求和确保大纲规定知识点的前提下，允许各阶段的教学内容有不同的编排组织方式。

五、教学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1.教师要认真贯彻本教学人纲的精神，处理好思想品德教育、审美教育、能力培养和双基训练的关系。

在传授知识，培养能力过程中，加强思想品德教育。要充分发挥美术教学情感陶冶的功能，努力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情趣，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2.要贯彻启发式原则，采取多种教学形式，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他们生动活泼地学习，大胆地进行艺术表现和创造。

3.教师应加强示范，并充分利用展示图片、美术作品及放映幻灯、影片、录像片等教学手段和现代教育技术进行直观教学。

4.要关心美术教学的改革和发展，积极进行教学改革实验，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5.学业考核以平时成绩为主，考核可采取多种方式。

六、积极改善美术教学条件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采取有力措施，积极创造条件，建立美术专用教室，逐步增添美术教学设备、图书资料、教学挂图及幻灯、录像和多媒体，同时提倡教师和学生自己动手制作一些简易教具和学具。

七、美术教学评价

教学评价的目的是为了对教学活动进行有效的调控，以提高教学活动的效益教学评价主要针对的是教师的教学行为与效果和学生的学习行为与效果。教学评价的依据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有关规定。美术教学的评价要符合美术学科的特点，体现美术教学的特殊规律。对美术教师教学的评价要重视其教学态度、教学过程与教学效果。对学生美术学习的评价要尽可做到态度习惯养成和知识能力发展并重，并鼓励大胆创造和个性发挥，即着眼于实际成绩 ，更注重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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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年度工作计划范文第3篇

关键词：职业年金 运行模式 监督管理

一、前言

2004年，我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出台了《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和《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信托型企业年金制度作为我国养老保障体系中重要的第二支柱，开始有了初步的发展框架。2008年，为进一步完善养老保障体系，我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开始进一步改革，职业年金作为其补充养老保险，也开始了初步的发展。之后，我国先后在山西省、上海市、浙江省、广东省、重庆市开展试点工作，不断探索职业年金制度的完善之路，但最终试点改革不了了之，职业年金中存在的问题也逐渐凸显。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为全面深化我国养老保险改革，发展符合我国国情的职业年金制度，我们不仅要了解我国职业年金的历史沿革和发展现状，更要学习其他成熟国家与地区在长期职业年金管理中的有效经验。由此，本文选取了美国的职业年金制度作为典范，论述美国职业年金体系，对其制度内容、缴费领取、投资运营、税收优惠以及监管模式进行探讨分析，并提出国际上的举措对我国职业年金发展的借鉴与启示。

二、美国职业年金制度

1.美国职业年金的发展

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其养老保障体系的发展更是已经呈现出高度发达的建设状态。目前美国的养老保障体系由三支柱构成，第一支柱是现收现付形式的基本社会保险，政府作为行为主体，以对员工工资纳税的形式筹集资金，被称作老年、遗属和残疾保险（OASDI）；第二支柱就是本文所讨论的雇主养老金计划，即职业年金的部分，是雇主发起建立并进行市场化投资运营的一个补充养老金计划；第三支柱是具有税收优惠优势的个人储蓄型退休计划，由个人自愿选择参与。

金融危机过后，经济的衰退给美国带来了深远影响，失业率的上升和收入的下降使得国民的压力倍增，养老基金遭受的沉重打击更是令境况雪上加霜，2009年美国公共养老金的收入替代率仅仅为38.7%，远远低于当时社会员工的期望水准。尽管之后，养老金的储蓄在逐渐恢复，但是随着美国人口压力的逐渐变大，现收现付制的公共养老金制度在维持基金收支均衡方面的压力也在逐渐增加，由此，美国加大了发展职业年金的力度，旨在为员工提供完善有力的补充养老保险计划。

发展到2014年，美国的私营养老金的基金规模已达到17.49万亿美元，其中职业年金计划的总规模为14.46万亿美元，占据了当年GDP的83%，覆盖了全国约70%的职工。从表一的统计中可以看出，尽管受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美国职业年金遭受重创，总规模与前一年相比大幅缩水，但之后，随着经济的复苏和社会的不断发展，职业年金的总规模呈现出波动增长的态势，不仅逐渐挽回金融危机所引发的颓势，并且已经恢复并赶超之前的发展水平。

2.美国职业年金运行模式

（1）美国职业年金计划类型

美国的职业年金计划既包括待遇确定型计划也包括缴费确定型计划。DB计划由雇主资助，定期按事先确定好的金额支付退休金，而DC计划则为参与者提供了明确的缴费额。表二展示了美国主要的DB以及DC型职业年金计划，其中货币购买退休金计划是一种特殊的DC性计划，但由于雇主有缴费的固定责任，并且此责任不因企业的盈利的状况发生任何转变，所以被列支在DB计划一列。

在职业年金的发展过程中，美国的DB与DC计划发挥的重要作用均不可小觑，但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资产遭受重创、人口老龄化压力逐渐增加，美国企业中有一部分雇主开始倾向于选择能够根据自身运营状况调整缴费责任的DC型计划，由此，如图一所示，DC计划资产占职业年金总资产的比例也开始稳定增长。

（2）资金筹集以及投资管理

美国的私营养老金由职业年金以及个人储蓄型养老金构成，其中，职业年金的规模占据绝对优势。截止到2015年，美国私营养老金的平均缴费率为员工个人收入的9%，同时我们还可以从表三看出，资金的投资方向虽然有小幅度的波动，但总体上投资策略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

（3）监督与管理

美国职业年金监管体制是建立在《保障法》和《税收法》两部联邦级别法律基础之上的“分权式”监管体制。《保障法》将负责管理退休金计划的职责分散于劳工部、税务局以及退休金津贴保证公司这三个联邦政府的机构当中。

税务局主要负责保护政府利益，对雇主缴费最低标准、企业年金计划是否符合《税收法》中的要求进行管控；劳工部下属养老金和福利受益管理署主要监督企业年金计划是否符合《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中所提出的各项要求和规定，尤其是对资产受托人的职责以及被禁止交易进行管理，保护计划参与者的利益；退休金和津贴保证公司，是1094年通过《保障法》而建立的一个政府机构，主要职责是在雇主无力支付其资助的待遇确定型退休金计划所提供的退休金的情况下，补偿参与者的利益。

总体上，美国的“分权式”监管体制的监管效果较为显著，负责的内容十分全面，包括有企业年金基金投资营运机构准入限制、控制规则、资产分离原则、企业年金基金的投资限制、最低收益率要求、佣金限制、信息披露等等。

3.美国公共部门职业年金运行模式――以403（b）退休计划为例

美国公共部门职业年金按照不同的职业群体，分为联邦政府雇员退休金计划、联邦军职人员退休金计划、州和地方公职人员的养老计划、铁路退休养老保险计划等几类，图四呈现的是美国各类公职人员所享受的养老保障体系。为了更清楚地了解美国公共部门职业年金的运行模式，本文选取了403（b）计划进行展开详述。403（b）计划是美国针对公立学校和特定的缴费确定型的基金积累计划，雇主为雇员建立个人账户并通过缴费积累基金，雇员达到59岁半而不超过71岁半时，或者遭遇死亡、伤残、贫困等意外状况时可以领取养老金。缴费类型分为以下表四所示的三种形式，403（b）退休计划可以选择其中一种或几种作为缴费依据。

该计划通过投资运营来保证资金的保值增值，在这个过程中，资金的投资由雇主和雇员共同决定。雇主通过投资委员会或者受托管理人对资金做出投资决定后，雇员则决定自己个人账户资产在雇主选定的投资工具中的具体分配情况，目前美国的私营养老金的投资工具主要包括共同基金、团体年金和可以直接投资于证券市场的自选经济账户等等。

403（b）退休计划也被称为递延型年金计划，采取的税收优惠政策为EET模式，即缴费阶段允许一定额度的资金免于缴纳个人所得税，投资阶段不予纳税，提取阶段按照一般收入缴纳个人所得税。但在缴费阶段，该计划根据不同缴费类型规定了不同的免税额度，具体我们可以从表五中看出每个缴费类型规定的免税缴费额。

三、对我国职业年金发展的借鉴与启示

第一、积极出台相关政策，促进职业年金的发展。我国职业年金的发展还处于初期，职业年金占GDP比重也是最低的，与其他国家的差距较大，由此，在现有的发展基础上，应该进一步明确职业年金的发展方向，针对职业年金建立、筹集与支付管理、投资运营管理等方面构建完善有力的制度框架，推进改革的步伐。

第二、采取强制性与自愿性结合的发展模式。近些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为了降低公共养老金的财政压力，改变了过去对职业年金不干预的策略，开始对职业年金的权益以及基金筹集做出限制，职业年金制度逐渐向强制性方向发展，并取得良好成果。目前我国职业年金实施的效果不显著，应该采取将强制和自愿结合的年金计划，并鼓励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统筹并行、相辅相成。

第三、确立缴费确定型职业年金制度。在不同类型的年金计划的比较中，DB型年金计划显然更容易在金融危机中受到冲击，因此DC型年金计划呈现出稳步增长的发展趋势。依据我国国情，为迎合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DC模式的现状，更为了适应国家人口结构、经济发展等实际状况的需要，我国的职业年金制度应确立为缴费确定型。

第四、优化职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合适的税收优惠政策能够使得国家职业年金得到进步与发展，目前我国采取EET税收优惠模式，但是基于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状，税收优惠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存在一定问题。在这种状况下，一方面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逐渐统一税收优惠比例，优化相关税收政策，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完善信息化管理平台，统筹全局，促进我国职业年金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 戴卫东：《OECD国家企业年金运行模式及其启示》，河南社会科学，2011。

[2] OECD： Description of Private Pension Systems， 2008

[3] OECD： Pensions at a glance， 2011/2013/2015

美容年度工作计划范文第4篇

杀入江湖――“伽利略”计划的发展

欧洲“伽利略”计划虽然提出很早，但其实质性发展也只是近几年的事情，发展的整个过程就是一场技术、经济和政治的博弈。

计划提出 1991年的海湾战争让参加联军作战的欧洲国家感受到了美国GPS在高技术战争中的神奇作用，为此欧洲安全航行局、欧盟和欧空局(ESA)在1994年1月联合提出了一项名为CNSS的欧洲自主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方案。该方案分为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是在欧洲区域内对美国GPS和俄罗斯GLONASS的功能进行增强，被称为“欧洲静止轨道导航重叠服务”(EGNOS)。第二阶段才是独立开发的“伽利略”计划，最初也是仿效美国GPS系统建立21+3的卫星结构，即21颗工作星和3颗备份星，但考虑到对北欧国家的信号覆盖问题，最终确定了现在的27+3的卫星结构，

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再次让欧洲看到了GPS在超视距、远程打击中的威力，“伽利略”计划也得以加速。新的方案在科索沃战争当年提出，预计耗资38亿欧元。但由于耗资巨大，关于资金分配问题在欧盟成员国内部引起激烈争论。经过多方协调，欧盟于2002年正式批准该计划，并确定建设阶段的1／3经费由欧盟公共资金承担，其余由8家参与研发的欧盟重要企业组成的集团承担，最终建立一个超越美国GPS系统的卫星导航系统。经过两年的联合开发，2004年底，欧盟批准了实际部署“伽利略”系统，计划2008年投入使用。但该计划从一开始就被美国视为眼中钉，从技术和政治上不断向欧盟施压，使“伽利略”计划险些夭折。

一波三折克林顿在位时，美国政府对“伽利略”计划不断施压，称欧洲搞“伽利略”计划纯属多余，不如把钱用在提高欧洲落后的防卫能力上。美国还鼓动英国、荷兰等国在资金、用途等问题上进行纠缠，导致“伽利略”计划一再推迟实施。同时，由于“伽利略”计划使用的无线电频率与新一代GPS频率重叠，因此美国在2000年就强烈反对该计划，这一问题不得不提交当年的世界无线电通讯会议讨论，最后双方共同让步，才达成了现在“伽利略”系统的波段规范。但以后由于欧盟成员国内部对“伽利略”计划的利益分配存在分歧，所以具体部署情况一直难以达成协议，使测试计划一拖再拖。最后由于2006年是世界无线电通讯会议规定的该频段的最后启用时限，欧盟才在2005年12月发射了“伽利略”系统的第一颗实验卫星GIOVE-A，用于占用、测试国际电信联盟批准的通信频率。

但欧盟内部的分歧并未解决。按照原计划规定，如果2007年5月10日前还无法达成组建统一管理协议，无法落实建设资金，该计划将重新讨论。为此，欧盟委员会决定从欧盟农业补贴预算余款中提取24亿欧元填补空缺。此后由于德国担心自己的航天企业被排除在招标之外、西班牙担心本国不设立卫星控制中心，继续反对。最终欧盟委员会不得不一再修改部署方案，才使该计划在欧盟内部达成一致，使几乎胎死腹中的“伽利略”计划获得重生，但这已经使计划推迟了1年多。

全面复兴 实际上，面对紧迫形势和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欧盟各国早已迫不及待了。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萨科齐在2007年11月的会晤中强调了“伽利略”计划作为欧洲战略计划的重要性，并表示愿意继续推动该计划。在这两国的努力下，欧盟所有27个成员国很快就“伽利略”计划的项目合同分配方案达成一致，为计划的重启扫除了障碍。2008年4月23日，欧盟立法机构欧洲议会经过两天的讨论通过了“伽利略”计划的最终部署方案。

根据最终部署方案，“伽利略”计划将分两个阶段实施，即2008-2013年的建设阶段和2013年以后的运行阶段。欧盟将在建设阶段出资34亿欧元，用于完成“伽利略”计划的基础设施建设，其中包括30颗卫星的发射。该计划的所有项目合同分为地面基础设施、控制中心、卫星制造、发射装置、系统软件和其它任务六大类，供欧盟国家的公司竞标。其中地面控制中心分别建在西班牙、德国和意大利境内。

江湖前辈――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现状

目前，卫星导航已经成为太空、IT和军事科技发展的重点，许多国家和组织都在建立和完善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目前除欧洲“伽利略”和美国的GPS外，俄罗斯也正在全面恢复苏联遗留的GLONASS系统，中国和日本等国也在建设自主的卫星导航系统。

江湖大哥――美国GPS现在应用的GPS是第二代，美国在1994年全面建成。GPS系统由空间部分、地面控制部分和用户接收设备三部分组成。空间部分由21颗GPS卫星和3颖备份卫星组成，轨道高度约20200千米，分布在互隔60度的轨道面上，在地球上的任何地点、任何时间，都可以同时收到4颗星的信号，定位精度约为10米。GPS卫星在设计中能发送两种不同的信号：精码即P码，用于为授权使用的军方用户提供精密定位服务；粗码即C／A码，用于为民用用户提供标准定位服务。C／A码比P码的精度低，易受干扰，但易于捕获，所以军用接收机也先接收此码，然后再转接P码。美军方以前采用SA技术干扰措施，降低C／A码精度。2000年5月1日美国终止了这一做法，使民用用户定位精度从100米提高到了6-12米，但美国随时可恢复干扰。目前，美国防部正在开发新的GPS技术，提高抗干扰能力的同时，将定位精度提高到1米以下。

江湖隐士――俄罗斯GLONASS俄罗斯继承了苏联时代的GLONASS系统，于1995年完成组建，也由24颗卫星组成，分布在3个轨道面上。其民码定位精度优于100米，军码定位精度略低于GPS。近几年由于俄罗斯经济状况恶化，卫星老化并且没有及时完成新老更替，无法发挥导航功能。按照设计，该系统卫星达到18颗时，才能发挥功能：当卫星总数达24颗时，可覆盖整个地球表面和近地空间。但目前该系统大致只有13颗星，而且大部分是1999年以后发射的，使在轨卫星的数量无法满足独立组网的要求。2005年12月，普京下令要求GLONASS系统在2008年前准备就绪。为此，俄罗斯已经加快了卫星部署步伐。俄联邦航天局副主任在2007年5月宣称，GLONASS系统将在2009年恢复到24颗的水平，并取消军用和民用的区别，在2011年达到GPS的1米精度水平。

江湖新锐――中国“北斗” “北斗”系统是中国自主开发的区域型导航系统，又称“双星定位系统”，共由3颗卫星组成，其中2颗为工作星，1颗为备用星，于2000年和2003年依

次发射成功。工作星为两颗距离地球36000千米的地球同步静止轨道卫星(一般由静止轨道通信卫星兼任)，地面用户发射询问信号后，经由卫星转发到地面站。由于地面站与两颗卫星间的位置和距离是固定的，因此可以利用两星接收用户无线电波的时间差来确定其平面位置，由地面站解算，并经卫星再转发给用户。这是全球目前所有导航系统中唯一使用应答方式的系统。虽然这种方式终端设备体积大、易受干扰、易暴露目标、通信容量有限、应用区域有限，但也具有成本低、位置报告能力强等优势，在野外救援中十分有效，，因为其定位与通信功能一体，在救援中只要发出信号，外界就可以知道其位置，并可利用简单的通信功能报告情况。

此外，日本也一直试图发展本国的区域性卫星导航定位系统，提出了3颗静止卫星加3颗倾角同步轨道卫星的“3+3”导航方案。

江湖亮相――“伽利略”计划的特点

根据欧盟的公布，“伽利略”系统由30颗中高度圆轨道卫星组成，其中27颗为工作星，3颗为候补星，轨道高度为24126千米，位于3个倾角为56度的轨道平面内，每个轨道面部署9颗工作星和1颗备用星(题图)，定位精度小于l米，即使免费信号精度也能达到6米。

定位精度高从系统构成来看，“伽利略”系统比GPS和GLONASS多出近30％的工作星，这使其工作更加可靠，而且多一次参数校正。此外，由于“伽利略”系统使用频率高于GPS和GLONASS，因此定位更加精细。

从设计目标来看，“伽利略”为地面用户提供有3种信号：免费使用的信号、加密且需交费使用的信号、加密目需满足更高要求的信号。其精度依次提高，最高精度比GPS高10倍，即使是免费使用的信号精度也达到6米，负责卫星研制的戴姆勒一克莱斯勒研究和科技中心的克里斯托・威尔逊主任公开承诺：“精确性和安全性对‘伽利略’系统来说将不是问题，我们的定位要精确到厘米。”与GPS相比，这两种系统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伽利略”确定地面位置或近地空间位置要比CPS精确lO倍。如GPS只能找到街道，而“伽利略”系统能找到车库门而且如果卫星失灵，系统会在几秒钟之内发出警报。这些都是目前GPS和GLONASS等系统所不具备的。

系统兼容性好“伽利略”系统作为后来者，将加强与已有导航系统的兼容性。2004年2月，欧盟与美国就“伽利略”系统与GPS的合作问题达成了总体性的原则协议，使两套系统相互具有可兼容性，双方还承诺在卫星导航产品和服务方面实行“非歧视性原则”，不限制最终用户使用各自的公共服务信号。也就是说，“伽利略”系统的接收机可以采集各个系统的数据或者通过各个系统数据的组合来实现定位导航的要求，因此可与美国的GPS、俄罗斯的GLONASS系统实现多系统内的相互兼容。欧盟负责运输与能源的高级官员帕拉齐欧指出：“我们认为多一套系统对美国人来说也是好消息，一旦GPS系统遇袭，他们还可依靠欧盟的‘伽利略’系统。”欧洲航空航天局发言人弗朗科・伯纳西那表示，届时，人们在“伽利略”和美国GPS之间转换就像更换手机网络一样容易。

设备抗干扰性强 “伽利略”系统采用了较高的发射频段和较大的发射功率，因此具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这一频率范围与美国计划在新一代GPS卫星中推广的所谓M代码部分重合，信号增益比GPS发射机当前采用的增益要高得多，因此具有良好的抗干扰性。美国与欧盟就“伽利略”系统的使用频率进行了多次磋商，最后双方都作出妥协，欧盟将“伽利略”所分配的频段略加限制，而美国也让出部分GPS频段，在确保两系统兼容性的同时，保证了“伽利略”系统的抗干扰能力。

卫星覆盖范围大由于美国大部分地区纬度不高，其设计的GPS系统与俄罗斯GLONASS系统相比，在北极圈内等高纬度地区的信号覆盖情况并不理想。而许多北欧国家纬度较高，甚至地处最需要定位导航的北极圈内，因此为保证高纬度地区的信号稳定性，“伽利略”增加了工作星的个数，将轨道设计在24126千米，比GPS的轨道高出约4 000千米，在保证地球大部分地区定位精度的同时，也确保了卫星较大的覆盖范围，即使在高纬度地区也能正常使用。

适用范围广 “伽利略”系统是现有导航系统中唯一由民闻组织发起建设的，不像GPS、GLONASS等从一开始就是由军方发展，并以军用为主，而且它由多个国家和组织共同开发，从一开始就考虑到了各方面的使用。目前除欧盟成员国外，中国、印度等多个国家都积极参与该系统的建设与发展，因此它在正式投入运行前就已经为将来的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可以预见的是，它会成为世界地理信息交流的全球性平台和技术标准，而且其终端机等设备的推广使用也将先天优于其它系统。

建设用期短从建设方案来看，“伽利略”系统在目前的全球性导航系统中的建设周期是最短的。美国的GPS系统从上世纪7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用了20多年时间，俄罗斯的GLONASS系统建设时间更长，至今仍无法使用，而“伽利略”系统如果按计划实施，将只用10年左右的时间即投入运行，而且性能要优于前期系统。这主要得益于“伽利略”计划采用了“公私伙伴合作”的开放发展模式。“公私伙伴合作”是指在发展前期，前景不明朗，风险较大，因此由政府或组织提供发展资金，占到总资金的1／3，例如欧盟和欧洲空间管理局在开发前期各出资5.5亿欧元，而在发展中后期所需的2／3资金由企业通过其它方式进行融资。美国GPS由于是出于军事目的，所以20年花费的200亿美元资金全部由政府投入，这成为其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新的合作方式使企业承担了未来的大部分风险，更好地调动了企业积极性。

江湖的雄心与无奈――“伽利略”计划的动因分析

在已经拥有GPS的前提下，欧洲为什么还要不遗余力地发展“伽利略”系统呢?这其中既有欧洲要继续保持信息革命先锋的雄心，也有着“寄人篱下”的无奈。

加强欧洲防务自主能力二战后，欧洲一直处于美国的军事保护之中，这直接影响了欧洲国家的政治独立。欧盟成立后，始终强调欧洲的政治独立，于是摆脱美国军事保护伞的阴影成为欧盟追求的目标之一。科索沃战争中，美国就曾关闭了GPS信号，造成整个巴尔干地区都无法收到信号，因为他们担心塞尔维亚的防空系统利用该信号操控导弹，毗邻的奥地利就受到了波及。因此，许多非军事用户不敢在对安全有很高要求的领域内(如飞机)使用GPS导航，而更加看好“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尽管“伽利略”计划是民用卫星导航服务，但该项计划完成后，将使欧洲赢得建立欧洲共同安全防务体系的条件。“伽利略”计划最初也含有军事上的用途，这点曾在欧盟内部引起很大分歧。法国、德国等主张保留该系统在军事上使用的潜在能力，英国、荷兰等惧怕美国的压力，极力主张使“伽利略”计划完全民用化。经过反复磋商，欧盟最后对外称“伽利略”系统将是

一个民用系统，将提供三种卫星导航信息服务，其中第三种就是为欧洲各国公安、反恐、情报等部门使用的“公共特许服务”，这隐藏有巨大的军事应用潜力。

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在“伽利略”计划启动时曾说，这是事关欧洲前途的大事，是一场垄断与反垄断的斗争，是一场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和国家利益的外交斗争。它给欧洲人带来的自豪感，决不亚于“空中客车”飞机和“阿丽亚娜”火箭，法国总统希拉克批驳美国说，放弃“伽利略”计划则意味着“接受欧洲在太空沦为美国附庸的悲惨现状”。

打破技术垄断，占领高科技领先地位“伽利略”计划是近年来欧洲多国共同发展的最大的高技术项目之一，因此是欧洲国家占领高科技领先地位的重要途径。英国《卫报》在“伽利略”实验卫星发射成功后评论称，欧洲与美国间的空间竞赛已经开始，欧洲将因此走向“空间技术独立”。由于欧洲国家目前普遍使用的GPS系统以军用为主，美国随时能以“军事”原因切断卫星信号，这无疑让目前还依赖美国这一技术的欧洲国家不满，成为欧洲国家一致同意发展“伽利略”系统的重要原因。此外，由于“伽利略”计划由多个国家的众多企业参与，将在新的领域辐射出许多信息技术增长点，从而带动这些国家的高科技发展。英国《独立报》对此评论称，有鉴于“伽利略”系统的优势与压力，美国已经开始着手研究下一代GPS系统。

现有GPS存在弱点，需要开发自主系统全球定位系统的市场巨大，但由于公开的民用系统的精度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因此科学家对美国GPS系统进行了多年分析、研究，已基本掌握了GPS技术。一些国家利用一种称作“差分GPS”的辅助设备与民用接收器相结合，对干扰进行修正，可大幅提高信号精度，这一技术已经被美国禁止出口加密GPS设备的国家广泛应用。另外，由于原GPS技术相对落后，很容易扰，其军事价值逐渐在降低。一般情况下，从卫星传到地面的GPS信号很小，如果对方采取瞄准式干扰、阻塞式干扰或欺骗式干扰，都会使GPS接收机无法正常工作，从而使其定位、导航精度降低或产生误导。据英国《新科学家》周刊报道，只要利用在普通商店购得的设备，并使用下载自互联网的资料，即可干扰全球定位系统。该周刊透露，美国空军曾成立了一支代号“太空侵略者中队”的小组，专责寻找卫星通讯和导航系统的弱点。结果，充当敌人的两位新晋工程师，通过从互联网下载的资料和购自家庭用品店的配件，成功制造了一台干扰装置。《新科学家》称，如果把装置装上货车，就成为一台可干扰卫星天线或军方超高频接收器的“有效流动干扰装置”。事后美国人算了算，做这个东西花了不到500美元，而想要使GPS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种干扰，前期投资就要5500万美元。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伊拉克军队就曾使用GPS干扰器干扰美国卫星制导炸弹，迫使美国不得不换用程序更复杂的激光制导炸弹进行打击。为此，美国正在开发新一代GPS技术。但按照以往经验，欧洲国家无法与美国享受同样的优先待遇，这将使欧洲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安全受到威胁。因此开发“伽利略”系统成为必然的选择。

商业利益的驱使据统计，2001年GPS的业务就超过150亿美元，预计到2015年相关业务将增加到1400亿美元。欧盟发展“伽利略”系统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打破美国的垄断，分享经济利益。“伽利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它营运后，不仅广泛用于军事领域，而且还可广泛地用于民用领域，为其它方面的服务和应用创造14万个工作岗位。建立和初始运营该卫星导航系统的费用将达到35亿欧元，而收入则会达到180亿欧元。

专家估计，若融合欧盟、俄罗斯、中国、印度等技术和资金的“伽利略”系统投入运营，将会使美国GPS目前完全垄断的市场份额下降50％左右。而到2020年，将有30亿人使用“伽利略”导航系统，市场份额高达3 000亿美元。自2003年以来，欧盟在美国压力下，仍然坚持推动中国加加入“伽利略”计划，其目的也是谋求中国的庞大市场和高额投资。

笑傲江湖――“伽利略”计划的影响

作为全球第一套商用普及型卫星导航系统，“伽利略”将以优异的商业性能和巨大的军事潜力打破世界导航技术领域的现有格局，并将对未来生活和军事活动产生深刻的影响，，

美国的霸权地位将有所削弱 美国在上世纪就提出了“制太空权”和“导航战”的新概念。当初为了推广GPS系统，占领导航市场，美国曾采用所谓的“微软战略”(首先通过低价或免费产品占领市场，然后再不断更新换代，牟取利润)，关闭干扰系统，降低接收机价格，使各国对其产生技术依赖。美国推广GPS的真正目的并不仅仅是谋取巨大的市场份额，更重要的是迫使各国放弃或压缩GPS计划，以确保其独霸这一领域的目的，而一旦军事需要，就可以随时关闭服务，使别国尽在掌握之中、这已经成为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军事威慑手段之一。布什总统对“伽利略”计划潜在的影响十分重视，责令负责欧美谈判的美方代表尼古拉斯・伯恩斯务必做好欧洲的工作，使“伽利略”系统不会影响到美国的战略利益。

美容年度工作计划范文第5篇

    关键词：美国外交/美台关系/美援/美国驻台机构/跨政府关系/台湾/发展

    从1950年到1960年代中期，台湾政治经济发展的外部动力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在于冷战国际政治环境下美国的政策行为，在于美国赋予它的"反共前沿"和"民主橱窗"的地位和身份，在于"霸权-附庸"关系之下美国对台湾的援助和扶植。从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到1960年代中期，台湾接受的美援总额达41.5亿美元，其中军援和经援分别约占57%和43%。【注释：samuel p. s. ho,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aiwan,1860-197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110. 关于对美援经济效应的分析，另参见neil jacoby, u.s. aid to taiwan: a study of foreign aid, selfhelp,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praeger, 1966）；赵既昌，《美援的运用》，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5年版。】 而美台之间的援助关系，以及美国对台湾发展进程和后果的影响，都远不仅限于相对容易观察到的经济资源流动。随美援而来的是大批美国驻台官员和专家顾问，他们与主持台湾经济发展的技术官僚群体结成了密切的合作关系。而这种关系可以被判定为政治学家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所描述的"跨政府关系"。正是以这种关系为主要的和基层的途径，美国对台湾的发展政策、战略和制度施加了广泛深入的影响。 

一  对台美援的组织结构与运作方式

"跨政府关系" （transgovernmental relations）是指"那些不受政府内阁或行政首脑的政策控制或严格指导的、不同（国家）政府部门之间的一系列直接的相互影响。"一个政府内部的次级官僚机构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相对于其政治领导人和上级部门的自主性，总有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旨趣行事的能力和意愿。而不同国家政府的次级部门之间又可能存在共同的利益、理念和偏好，由此在工作交往中形成某种合作关系。基欧汉和奈指出，跨政府行为有两种主要类型。一种是"跨政府的政策协调"，指双方的次级部门在没有来自高层的详细政策指导的情况下，主要通过非正式的交往进行政策执行和调整活动；另一种是"跨政府联盟"，指政府的次级单位与另一国政府中有共同行为取向的机构和人员建立联盟以对抗他们自己政府中的某些成分。【注释：罗伯特*基奥恩、约瑟夫*奈：《跨政府关系和国际组织》，西里尔*布莱克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601-610页。】后文将会说明这两种情况在台湾的确都存在。 

美国一般把技术官僚（经济官僚）群体视为国民党政权中健康成份，一向予以支持和扶植。特别是，经济官僚一般对国民党政权内部自蒋介石以降许多人热衷于扩充军队、发展军事工业的做法持消极态度，主张首先立足台湾发展"民生经济"；而在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初，美国各驻台机构更是以遏制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的企图、防止台湾经济军事化为其工作的基本目标，因此双方在这个关键方面有不谋而合之处。以其经济实用主义理念、利益中立的地位、专业化和技术化的工作作风，而且往往具有欧美教育背景，台湾的经济官僚群体很容易与美国援助官员和专家建立亲和感，形成密切的合作关系。这种关系，连同美国依靠援助施加压力的"杠杆效应"，被美国用以强化其影响力向台湾内部事务的渗透。而台湾的经济官僚也借重这种关系加强自己在国民党政权中的地位和力量，为了使自己的主张和政策被采纳、执行，有时会主动把美国人当作帮助其对抗其他部门、甚至修改决策的同盟引入政策制定过程，从而形成"跨政府联盟"。

这种跨政府联盟有其特有制度机制和组织载体，这就是美国驻台援助机构和台湾方面与美援运用有关的机构。

美国驻台机构包括"使馆"、经援使团（驻台外援机构）和军援顾问团。与战后美国外援政策服从于政治军事战略的总体状况相适应，美国对台援助机构的活动也是在强调组织和职能的系统性的原则下由 美国驻台"大使"进行总体指导和协调。【注释：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pril 25, 1951, 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以下为frus）, 1951,vol.7, pp.1648-1649. 另参见卡尔*兰金著，海英译：《兰金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7-90页。】 后来又进一步建立了由全部驻台军事和文职代表团领导人组成的所谓"驻在国小组"（country team），在"大使"的主持下在外交政策和援助政策之间以及在各项援助计划之间进行协调。

华盛顿负责对外援助事务的中央机构历经多次改组，【注释：1948年设立的经济合作署（eca）先后改组为共同安全署（msa，1951年）、对外业务署（foa，1954年）、国际合作署（ica，1955年）、国际开发署（aid，1961年）。】 但其在台湾的派驻机构则在职能和人员上都保持了相当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驻台经援机构的业务范围在20世纪50年代初即被明确规定，它在外交使团首脑的督导和军援顾问团的协助下负责各项与经济援助有关的事务，并多方参与台湾的经济规划与政策制订。【注释：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pril 25, 1951, frus, 1951,vol.7, p.1649.】 到60年代的国际开发署时期，随着美国援助政策更加强调经济援助（相对于军事援助）和受援国的经济发展，国际开发署驻台分署在制定援助政策过程中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加强，并被要求更加积极地参与台湾的经济决策。国际开发署驻台分署署长由总署署长任命，并服从国务院和驻台"使馆"的政治和工作指导。由于他实地负责经济援助，熟悉台湾经济的实际状况并直接同台湾当局上下官员打交道，所以尽管他并不最终决定对台援助的计划和内容，但其意见对美国对台援助政策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他还负责向台湾当局解释美国援助政策的目标和内容，实际上充任台湾当局经济政策总顾问的角色。【注释：neil jacoby, u. s. aid to taiwan: a study of foreign aid, selfhelp,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praeger, 1966）, p.57.】 

    驻台美援使团的下属机构根据台湾经济的各产业部门进行了相当细致的划分，除了经济分析、计划和审计三个办公室，驻台经济援助机构设有自然资源、电力、教育、贸易和工业，以及公共行政等小组，其工作人员均为各自领域的专家。

隶属于国防部的美国驻台湾军事援助顾问团（military assistance advisory group）设立于1951年5月，与经援使团同样是在驻台"使馆"的指导下，并且在经援使团的协助下负责领导和协调美国对台军事援助和合作。【注释：关于对军援顾问团业务范围的规定，参见frus, 1951,vol.7, pp.1649-1650.】 军援顾问团的工作也可以被视为具有相当的经济政策效应，因为1950年代它的工作重点之一是敦促台湾当局裁减军队和限制其军费开支。【注释：nancy b. tucker, taiwan, hong kong and united states, 1945-1992: uncertain friendship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94）, p.64.】 

    "大使馆"、经援使团、军援顾问团构成美国官方正式驻台机构的三驾马车。除此之外，一家专门承接政府项目的纽约私人公司--怀特工程公司（j. g. white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也在台湾经济运行中发挥着独特作用。怀特公司的五名专家早在1948年底就受经济合作署之聘来到台湾，对台湾的资源和经济状况进行调查和研究，并参与拟订最初的对台援助计划。在美国政府于1949年1月公开宣布放弃台湾之后，怀特公司仍积极主张扩大对台援助。【注释：george kerr, formosa betray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5）， pp.136-137; nick cullather, " ’fuel for the good drag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dustrial policy in taiwan, 1950-1965，" in diplomatic history, vol.20, no.1, 1996, pp.6-9.】 20世纪50年代怀特公司在美台援助关系中具有双重身份：驻台美国经援使团的援助计划评估机构和台湾当局的经济技术顾问。它向台湾派送各部门的专家，并且向美援运用委员会提供技术和经济方面的咨询。一位主管台湾经济事务的官员在报告中称："在福摩萨拥有怀特工程公司对美国政府来说是十分幸运的，它可为中国官员和私营工商机构所用。

    德比欧塞特（val de beausset，怀特公司高级工程师）先生在能干的中国经济专家、工程师和工业管理人员当中享有令人艳羡的受尊敬的地位。"【注释：barnett to rusk, october 3, 1951, frus, 1951, vol.7, p.1823.】 此外，在整个50年代怀特公司还负责选拔赴美接受技术培训的人员。【注释：jacoby, u. s. aid to taiwan, p.58.】

美国驻台援助机构和人员的工作内容不仅仅局限于美援的派拨、运用等方面的事务，实际上驻台美援机构始终把帮助台湾建立具有长远发展潜力的经济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强调美援计划和台湾经济发展的统一和协调。在对台湾的经济事务发挥指导作用方面，驻台"使馆"和美援使团具有比华盛顿和国务院更为积极的态度，并不断向华盛顿争取更大和更灵活的处置权力。本来，1951年3月19日腊斯克曾向驻台美援使团发出训令："在该岛经济行政事务中，经济合作署使团应该提供建议，但不应该公开地或暗地里向中国人命令。"【注释：rusk to griffin, march 19, 1951, frus, 1951, vol.7, pp.1596-1597.】 但经过经济合作署和驻台机构的坚持和说服，不到两个月国务院的态度就改变了，腊斯克在1951年5月的一份政策指导文件中收回了"建议而不命令"的训令，认可美国驻台援助机构所采取的"更具强制性的政策"。【注释：rusk to griffin, may 9, 1951, frus, 1951, vol.7, p.1665.】 6月底，经济合作署署长也重申了"活跃地和坚定地施加影响"的工作原则。【注释：foster to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june 30, 1951, frus, 1951, vol.7, p.1725.】 此后十多年间，美国各驻台机构以援助为施加影响的"杠杆"，实地参与台湾经济社会纲领和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在援助关系的运作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出于美国方面的要求和设计，台湾当局内部也进行了相应的制度安排和机构设置。美援运用委员会、经济安定委员会、农复会等与美援相关的机构成为美国对台湾的经济事务施加影响的渠道，同时也成为台湾当局制定和推行整体和部门经济发展计划的中枢机构。这是战后台湾经济发展制度结构的一个突出特征。台湾当局最初并无专门的、类似于韩国经济企划院和日本通产省的全面指导经济和制定产业政策的中枢机构设置，而集中体现国民党政权干预经济特征的经济计划职能部门的设立与沿革乃与美援经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美援运用委员会（council on u.s. aid，cusa）主任委员由"行政院长"兼任，"行政院"内各主要经济职能部门（包括"经济部"、"财政部"、"中央银行"等）的主要负责人及台湾"省长"均为其成员。美援会的正式职能包括：选定援助项目，采购和分配美援进口物资；监督援助项目的执行；掌握美援进口衍生商品的台币"对等基金"的使用；与美国经援使团进行联络会商。【注释：jacoby, u.s. aid to taiwan, p.61; sampson c. sh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its functions," in free china review, october 1950, p.12. 李国鼎，《我们如何运用美国经援》，《台湾的对外技术合作与外资利用》，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98-199页。】 美援会独立于国民党政权正常的立法和行政程序，在人事和业务中享有相当的自主性。美援会的日常行政开支不在国民党当局行政经费中拨取，而是直接来自美援，能够以高工资雇聘职员，也使之具有高出其他部门的工作效率。【注释：thomas gold, state and society in taiwan miracle （new york: m.e. sharpe, 1986）, pp.68-69.】 美援会的实际地位远在经济部、财政部等常规经济职能部门之上，而且其职权和影响力远远超出美援运用范围之外，成为台湾当局推行发展战略和制定宏观经济计划的重要部门。

经济安定委员会（economic stabilization board，esb）的设立也是一个美国制度结构影响台湾经济发展的事例。1950年底，经济合作署驻台分署署长穆懿尔（raymond t. moyer）建议设立一个由高层经济官员组成、定期举行会议审议重要财经问题的经济安定委员会，但因台湾方面抵制而未被立即采纳。后来经蓝钦当面敦促蒋介石，这个机构才于1951年3月得以正式成立。【注释：《兰金回忆录》，第260页。】 "经安会"由"财政部长"和"台湾省政府主席"领导，同时与美援会一样也容纳了"行政院"内各经济职能部门的主要官员，成为台湾当局财政经济政策主要的设计、审议和联系协调机构。1953年7月，主管台湾公营企业并具有广泛经济政策权力的台湾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被合并到经济安定委员会，经安会的职权进一步扩大，享有某种超越"行政院"内其他经济职能部门的地位。【注释：参见李国鼎：《创造经济奇迹的手》，《台湾的经济计划及其实施》，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06-308页；jacoby, u.s. aid to taiwan, pp. 59-60. 】 而美援使团的代表作为"观察员"一直在这个机构中"活跃而坚定地"施加着影响。

在整个50年代，美援会和经安会是指导台湾经济发展的中枢机构，堪称台湾当局的"超级经济部"。1958年9月，经安会被撤消，其在农业、工业和交通运输领域编制部门计划的业务被转交给经济部和交通部，但制订宏观经济计划和美援运用方面的职能，特别是其下属的工业发展委员会，则为美援运用委员会所继承。这样，美援会实际上一度成为最主要的、甚至几乎是唯一的负责设计和协调台湾总体经济发展计划与政策的机构。具有重要意义的第四期经建计划（1961-1964年）就是由美援会负责拟定的。【注释：chienkuo pang, the state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he taiwan case, new york: garland, 1992, p.54. 1963年9月，在美援即将停止的情况下，美援会被改组为国际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

在台湾的经济发展的制度结构中同样明显地体现美国因素和作用，同时也更不符合机构设置常规的是美国人直接在其中任职、充当台湾当局"超级农业部"的"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jcrr）。农复会由蒋介石亲自任命的三名中方委员和美国总统任命的两名美方委员组成，与"行政院"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而且与美援会一样，享有独立的人事权力以及独立而充足的美援经费来源。由于"行政院"内不设农林部，美国"使馆"和美援机构驻台使团不设主管农业的下属机构，有关美援在农业方面的事务，以及台湾农业的长期规划和政策实施均由农复会全权筹理，因此农复会实际上兼具台湾当局的"农业部"和美援机构的农业小组的双重身份。【注释：jacoby, u.s. aid to taiwan, p.62.】 而且，农复会与美国驻台机构和台湾方面的其他有关机构形成了复杂、密切而又灵活的工作关系，其中特别强调与美国驻台"使馆"、美援使团、美援会、经安会之间的沟通和协调。【注释：谢森中回忆，张训舜回忆，黄俊杰编：《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口述历史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版，第133，201页。】 美台双方委员的合作是融洽顺利的，似乎不存在美方委员以势压人的情况。【注释：参见张训舜回忆、李崇道回忆，《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口述历史访问记录》，第17，69页。】 倒是可以看到，当台方委员在主张不得伸张或不便公开表达意见时，他们会借重美方委员和专家向上司或其他部门施加影响和压力。【注释：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可参见黄俊杰：《光复初期台湾土地改革过程中的几个问题》，《战后台湾的转型及其展望》，台北，正中书局，1995年版，第101-130页。】

通过上述考察我们可以看到，美台援助关系全面、深入地渗透和反映到台湾当局的组织结构与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之中。援助关系运作的组织结构和制度机制，就是美国因素"内化"于台湾当局的政治与行政结构的机制，同时也是"跨政府关系"赖以存在的载体。一定的发展模式有其特殊的政治和行政的制度结构，而这又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和内容。台湾国民党政权之干预经济的制度、内容和方式，受到美国因素至为深刻的影响，而美国因素产生作用最主要和最基本的形式和途径是美国驻台机构与台湾经济技术官僚群体之间的这种"跨政府关系"。

战后前期台湾经济发展的政治行政体制区别于国民党在大陆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具有鲜明经济理性和高度专业效能的经济官僚群体在国民党政权内部逐渐取得相对独立地位，并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主导着台湾经济发展的政策与战略。这种状况的形成与对台美援的制度机制一个基本特点有直接的关系，即在国民党政权内部，美援管理机构与制定和执行发展政策及经济计划的职能部门两者之间的高度重合。美国援助机构在提供建议和施加政策影响时往往并不需要通过最高政治领导人，而直接与台湾的经济官僚形成紧密合作关系。可以说"跨政府关系"的组织和运作机制本身就是加强经济技术官僚在台湾经济政策制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机制。而美援本身也具有为经济技术官僚管理经济和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提供财政基础的作用。

台湾经济技术官僚在经济政策领域中发挥作用的主要障碍来自国民党军队系统的传统势力，而台湾当局内经济官僚集团地位的上升至少部分地是由于军事机构和军人在经济事务的影响力的逐渐下降、并最终被排除在经济政策制定程序之外而实现的。对台美援的一个重要效应正在于促进了军事机构的势力退出经济政策领域的过程。一方面，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援助减轻了军事部门和非军事部门之间对资源的争夺，并且美国援助机构支持甚至直接赞助国民党军队兴办自己的生产事业以开源增收（如在美援帮助下，"国军退役官兵辅导委员会"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综合性经济实体），【注释：alice amsden, "the stat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eter eva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and theda skocpol, eds., br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85), p.99.】 从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军队势力在其经费给养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干预财政分配；另一方面，美国驻台机构出于防止国民党军队过度膨胀和降低军费开支的目的，往往在经济官僚和军事机构发生争执时支持前者压制后者，因为前者虽不如美国人之甚，但一般也反对军费支出过于庞大。当然，台湾经济技术官僚的地位和作用并非全然来自美国对它的支持和扶植，这与台湾当局政治领导人对经济官僚集团采取亲和、支持的姿态也有关系。【注释：pang chienkuo, the sate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he taiwan case (new york: garland, 1992), pp.80-89; thomas gold,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taiwan miracle, p.67.】 但可以想见，这其中多少有投美国人所好的因素。

经济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政治与行政的过程，特定的经济发展道路有其特定的政治和制度基础，特定的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又主要是由其特定的"人"（agent）群体在特定政治权力结构和经济政策机构中所主持制定和实施的。政治体制、经济行政机构及其运作程序、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的群体，以及经济政策本身等相互关联的要素共同构成经济发展的体制和模式。美国因素广泛深刻地作用于构成台湾发展"模式"的各项要素，而美国因素发挥作用最主要和最基本的形式和途径是美国驻台机构与台湾经济技术官僚群体形成的"跨政府关系"。以这种关系为基础，美国驻台机构和台湾经济官僚导演和推进了台湾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和出口导向工业化。

二  "跨政府关系"与进口替代工业化

在1950年代大部分时期，美国的援助官员和经济顾问并不像后来美援机构所宣称的那样始终坚决反对在台湾建立进口替代的经济体制。恰恰相反，实际上他们当时在对美援的派拨和运用进行计划和监督时，在向台湾当局提供政策建议和参与政策制定时，并没有刻意遵循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理念和原则，并没有把在台湾确立完全的私人企业制度和自由贸易体制作为其在实际的工作中切实追求的目标。他们推动台湾经济发展的方向大体上与国民党经济技术官僚的方向是一致的。他们与台湾经济官僚共同促成了后来在美国受到广泛批评的所谓"干预主义的"或"国家社会主义的"工业化政策、战略和制度体制。

50年代华盛顿的对外援助政策中并不像50年代末以后那样特别强调在受援国建立自由市场体制。虽然一般说来美国援助政策的基本理念是一种将援助、自由市场制度和经济发展结合起来"自由发展主义"（liberal developmentalism），而且官方宣传也始终以此为基调，但援助机构和有政策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对在欠发达国家搞国家导向的政策和经济计划并不总是刻意反对。【注释：兼涉官学两界、对美国外援政策有重要影响的罗斯托代表国务院表达这样的立场，欠发达国家利用外援和发展经济时必须实行"国家规划"。沃*惠*罗斯托：《从第七层楼上展望世界》，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87-89页。】 身处受援国的援助官员们更是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会发现，由于缺乏必要的经济和制度基础，马歇尔计划的经验无法照搬到欠发达国家，推行发展援助计划必须通过和倚重当地的政府。美国援助官员在政策的实际执行过程中经常根据受援国的情况因地制宜做出并不具有"市场教条主义"色彩的对策。台湾岛上的美国官员清楚，他们来到这里的最终目的是帮助国民党生存下来。为此，他们只能用经济实用主义而不是抽象的自由市场观念去面对所要处理的问题。而他们与台湾经济官僚们之间良好的合作关系，也更多地来自经济实用主义而不是经济自由主义。

美国官员的实用主义首先表现在他们对公营企业的态度上。虽然他们认为一个强大的私人经济部门是健康经济的基础和不可分割的部分，但他们面对的是日本人遗留下来的工业企业如果不由当局出面经营就会陷于生产停顿的局面，因而他们只能把台湾的公营企业作为一种别无选择的情况接受下来。实际上，在50年代上半期美国援助机构的对策是在公营经济和私营经济之间采取中间路线，即在把私人企业的发展作为长期目标加以推动的同时，对公营企业不是予以革除，而是致力于改善其经营不良的状况，以实现扩大生产和稳定经济的目标。实际上，当时美援机构把大部分经援款项送到公营企业。

1952年5月，共同安全署驻台官员的报告表明，这个机构对公营企业在台湾经济中的作用持有一种非常积极的评价，已着手采取、并建议继续采取细致和切实的措施对其予以支持。【注释：frus, 1952-1954, vol.14, p.58.】 1954年，美国驻台"大使馆"经济处主管埃尔伍德（robert elwood）在台湾的官方刊物上撰文指出："在台湾这个地方，想要采取行动，一下子就把所有权调整过来，让大部分或全部工业归私人所有，好像是行不通的。这样的做法一定会产生打击士气的后果，亦会妨碍现行扩大工业生产计划的实行。""首先必须采取步骤使那些政府企业能在健全基础上营业......"【注释：《自由中国之工业》，1954年4月，第6页。转引自陈玉玺：《台湾的依附发展》，台北*人间出版社，1992年版，第73-74页。】

下面的例子反映出有时美国人对"私有化"的态度比国民党人还要"保守"。1953年，为配合第三阶段土地改革即"耕者有其田"计划的实施，台湾当局决定部分向民间开放公营企业，将台湾水泥公司、造纸公司、工矿公司和农林公司四大公营企业资产作价为股票（其价格当然是被高估的），作为补偿发放给土改中失去土地的地主。一位学者获得的档案资料表明，美国官员和顾问对于这一导向私人企业制度的举措不仅不感到鼓舞，反倒担心在私人管理下这些企业可能无法生存。共同安全署驻台分署在7、8月间的多份报告中指出，如果这些企业中的一个或者全部失败，不仅会对正在进行的土改产生不良后果，而且还将破坏在台湾长期发展私营企业的机会。而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将这四个企业交给私人管理很可能会导致它们的失败。驻台分署希望在为私营企业的经营创造出良好条件之前，暂时不要将这四个公司向私人部门转让，为此它甚至与 "经济部"发生激烈的争执。【注释：西蒙：《外部参与与内部改革》，韦艾德、葛苏珊主编：《台湾政治经济理论研究》，厦门鹭江出版社，1992年版，第188-189页。】 这个计划在台湾方面的坚持下最终还是被执行了。由此可以看出，美国驻台官员和台湾经济官僚一样，都承认公营经济在台湾的存在和发展在当时有着客观必然性和阶段的合理性，都主张公营经济和私营经济并举的方针，尽管双方强调的侧重可能因时因事而有所不同。

美国官员对私营企业的扶植也显然不是从纯粹的自由企业制度的立场出发，而是在一种把"政府"指导和控制、扩大私营部门与促进经济长远发展结合起来的考虑下进行的，此中产生了后来所谓的"确定产业目标"（industry targeting）政策即战略性产业政策。他们采用的一种方式是在当局的指导下建立私人企业：在被选择优先发展的行业中先在美援的支持下投资建厂，然后把这些企业交付具有"私人企业家"身份的人经营。而怀特公司承担"目标产业"的评估和选择扶植对象的工作。1953年，怀特公司在其关于台湾工业发展的建议书中就把塑胶（塑料）工业确定为重点扶持的"目标"。1955年，美援机构和怀特公司启动了一项投资建厂计划以求实现塑料产品的进口替代。尹仲容选择王永庆在1957年工程完工后接管了这个工厂。后来这个工厂发展为台湾的大型企业联合体--台塑集团。【注释：robert wade, 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governmentineast asia industrialization （princeton univ. press）, p.80; 康绿岛：《李国鼎口述历史》，台北*卓越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86-87页。】

美国驻台机构为稳定经济和有效运用美援而"活跃而坚定地"施加的影响也产生了促使台湾当局强化其对财政、金融、外贸和外汇的计划和控制并使之制度化的效应。在1951年3月19日经济安定委员会的首次会议上，以"观察员"而非正式成员与会的美国顾问的发言占去了会议的大部分时间，他们面对面地向陈诚、严家淦和尹仲容说明当局执行"严格"的外汇管制的必要性。作为这次及其后两次经安会会议的结果，"行政院"于4月19日宣布实行复式汇率制度。【注释：cullather, op.cit. p.4.】 这种以本币高估、进口汇率远远高于出口汇率为基本特征的制度经数度调整沿用至50年代末，成为与进口替代工业化相适应的贸易保护政策的基本制度。【注释：maurice scott, "foreign trade," in w. galenson, ed., economic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taiwan (ithaca: cornell univ. press, 1979), pp.314-315.】 

1951年6月30日，经济合作署署长在给驻台"使馆"的政策训令中，把对台湾当局的预算、外汇进行"有效的管制"并对"各种来源的资金"进行"务实的计划"明确宣布为美国各驻台机构的工作责任。【注释：frus ,1951, vol.7, p.1724.】 而各驻台机构对此早有准备，而且显然对"管制"和"计划"持有比他们的上司更为积极的态度。此前，经济合作署驻台分署署长穆懿尔和共同安全署驻台分署署长蔡斯（william c. chase）在致华盛顿的备忘录中表示："美国政府（应该）作为紧急事项要求中华国民政府制订某些实际的程序，并提交美国政府代表加以紧急的考虑和讨论。通过这些程序，美国主管机构才可能同中国有关的军政官员一道对福摩萨的资源和资金实行有效的监管。"【注释：frus,1951, vol.7, pp.1715-1716.】 到8月间，一个访台归来的参议院代表团就已根据其在台湾的见闻报告说，经济合作署驻台分署"时重时轻地插手于建立国民经济预算、为增加财政收入而修改税收体制，以及建立更严格的进口计划的制度"，而且参与到"有关银行和货币、外汇的具体运用和整体性的国民经济计划等日常决策中去了。"【注释：senate appropriations committee, special subcommittee on foreign economic cooperation, united states aid to formosa, 82d cong., 1st sess., august 1951, p.4-6, 转引自cullather, op.cit. p.11.】 

毫无疑问，美国驻台机构自己所做的和要求国民党政权做的都是为了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及其制度基础，而这是台湾进口替代体制乃至其后的出口导向体制中不可或缺的成分。实际上，台湾的经济计划实践与运用美援的经历有着直接的关系。1952年8月，共同安全署驻台分署要求经济安定委员会就美援终止前的台湾经济发展作出全面的长期规划。9月26日，经安会向驻台分署提交了一份为期四年的经济计划草案。台湾"四年经建计划"的编订和实施自此开始。该计划草案实际上是以此前提出的美援申请计划为基础加以拟订的，而且其关于工业的部分基本上依样复制了此前由怀特公司专家德比欧塞特制订的一份工业发展计划，采用了其中的预算和目标数字。【注释：cullather, op.cit. pp.14-15.】 该计划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继续对纺织和其他轻工业实行保护的同时，在对进口和外汇的管制中加强对消费品进口的限制而放宽对生产资料进口的限制。这个计划体现了进口替代政策的基本精神，标志着台湾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正式启动。

台湾进口替代体制中有一个颇具特色的制度，即在纺织工业中实施的"代纺代织"制度。这种当局和纺织业厂商之间的委托来料加工制度，实际上既是一种对纺织业"极其周密的幼稚产业保护政策"，又是一种对私营企业的价格、利润、雇佣和生产水平施行严格管制和控制乃至垄断的制度。【注释：隅谷三喜男、刘进庆、涂照彦：《台湾经济发展的成就与问题：新兴工业化经济群体的典型分析》，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6页。】 不仅"代纺代织"制度全额依赖美援进口原棉和棉纱，而且鲜为人知的是，这种严重"扭曲价格"的制度是由怀特工程公司的两位工程师--德比欧塞特和布芬顿（sidney l. buffington）--与时任"中央信托局"局长的尹仲容所共同制订的，并受到经济合作署驻台分署官员的欣赏和支持。【注释：cullather, op.cit.，p.9.】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国际开发署（经济合作署的后身）对这种制度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美国官员和顾问为在台湾建立适应进口替代工业化的金融体制作出努力。1951年，美国联邦储备银行通过美援机构的安排与台湾当局建立了合作关系，以对台湾的银行制度和货币政策提供咨询。被美联储派往台湾的货币政策专家莫里尔（chester morill）与台湾经济官僚共同加强了当局对金融系统的控制。他在经安会的会议上向台湾官员建议，台湾的"中央银行"制度不应该仿照美联储，因为后者容易受到外部的干扰和压力。【注释：cullather, op.cit.，pp.11-12.】 美国官员和专家还设计各种美援贷款计划，向私营工商业和农民提供信贷。其中著名的"统一农贷计划"，即为农复会农贷组组长考夫曼（i. h, kauffman）和曾任康乃尔大学农学院院长、美国农贷管理局局长的马雅斯（w. i. myers）亲自拟订。【注释：赵既昌：《美援的运用》，第14-15页。】 

当然也有美国人与台湾方面发生分歧的情况，而分歧的解决未必以不利于强干预的方式进行。比如，"肥料换谷制"以官定的高肥料价格和低米价为基本内容，是一种肥料专卖和粮食征收的双重强制掠夺机制，也是对农业的隐性税收机制。【注释：参见隅谷三喜男等前引书，第79-80页；董正华等：《透视"东亚奇迹"》，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98-99页。】美方委员一向不满这种制度，主张肥料和稻谷的价格均应由市场供需调节，此事曾引起"农复会内部仅有之一次中美委员意见分歧。"为此，美援运用委员会专门召集会议，台湾方面表明不取消肥料换谷制的坚决态度并提出自己的理由。分歧以美方委员的妥协而告终。【注释：张宪秋：《张宪秋回忆录》，台北*"行政院"农委会，1990年版，第34-36页。】

台湾的进口替代工业化与土地改革的实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虽然土改的动力并非全部来自美国方面，具体操作也主要由 "行政院"直接负责，但农复会和美国专家也参与了土改的全过程并发挥了重要的推动、创议、规划、指导和协助作用。特别是美籍专家雷正琪（w. l. ladejinsky）和安德生（w. a. anderson）的作用更为突出。前者曾直接敦促蒋介石进行土改第二阶段的"公地放领"，并参与拟订起实施细则；【注释：《雷正琪博士函为公地放领事》，黄俊杰编：《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史料汇编》，第179-181页。】 而后者在著名的"安德生报告"中提出了农会改组一整套办法，被充分加以贯彻实施，可谓是指导整个农会改组的纲领性文件。【注释：安德生为康乃尔大学教授，于1950年秋来台进行乡村社会调查和研究，于1952年8月提出《安德生报告》。郭敏学：《台湾农会发展轨迹》，台北*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页；《安德生报告》见黄俊杰：前引书，第209-219页。】

综上所述，在台湾进口替代战略的实施过程中，美国的意识形态宣扬与其驻台官员的实际作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与通行的观点相反，美国官员和顾问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自由市场原则，与台湾经济官僚的路线保持了基本一致，并没有执着于在台湾复制美国的经济模式。美国不仅在资金上支持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实施，而且参与了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政策和经济计划的制定，帮助奠定了进口替代的制度基础。

三  促成台湾工业化发展战略转型

台湾由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发展战略转型的一个背景是，5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对外援助政策中出现的一种变化趋势，即更多地把提高受援国私人投资和强化自由市场制度作为援助政策的目标予以强调。【注释：burton kaufman, trade and aid: eisenhower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1953-1961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 press, 1982), pp.68-73.】 有利于台湾进口替代体制和国家导向政策的外部环境开始逐渐发生变化。美国在对台援助中更加强调"培养自促的增长能力"和"最大限度地自力更生"，驻台援助机构的工作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然而，促成发展战略转型的动力更多地来自当时岛内经济形势。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一样，相对成功的台湾进口替代体制也暴露出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非耐用消费品的内部市场趋于饱和，投资疲软，经济增长速度减慢。【注释：gustav rani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galenson, eds., economic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taiwan, p.219.】 美国方面又不断警告台湾当局美援将在数年内终止。台湾经济官僚看到，如不及时扩大出口，则必将面临外汇严重短缺的局面。这种情况下，台湾当局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维持现有体制，推行以耐用消费品（资本密集型生产）为重点的深度进口替代；要么变更现有体制，在已具相当规模的非耐用消费品（劳动力密集型）生产的基础上使台湾经济出口转向扩张的道路。这在国民党政权内部引起了尖锐的意见分歧和争论。大致说来，主张采取第一种对策的是台湾银行、台湾"省政府"及其下属机构、公营企业的领导人、军界，以及外汇贸易审议委员会的部分成员（尤其是其主任委员兼"财政部长"徐柏园）；主张采取第二种对策的则是与美国驻台机构关系最为密切的经济安定委员会、美援运用委员会，尤其是以尹仲容为首的多年来深受美援机构影响和支持的经济官僚。【注释：stephen haggard, pathways from the periphery: the politics of growth in the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ithaca: cornell univ. press, 1990), pp.86-89; stephan haggard and chienkuo pang, "the transition to exportled growth in taiwan," in joel d. aberbach, david dollar, and kenneth l. sokoloff, eds.,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taiwans development (new york: m.e. sharpe, 1994), pp.65-69.】 

第二种意见最终占了上风。这个结果反映了美国长期以来对国民党政权深层影响中相互关联的两个重要方面：首先是国民党政权反攻大陆目标的淡化，以及其基本政策路线由政治军事本位向经济发展本位的转换；其次与政策转型关系更为直接的是，在美援运用的过程中经济技术官僚地位不断上升，最终确立了在经济决策中的主导地位。

1957年，台湾外汇收支状况恶化，年底蒋介石任命了一个由"副总统"陈诚牵头并包括俞鸿钧（"行政院长"）、许柏园、尹仲容、严家淦（美援会主委）的九人小组专门研究解决办法。在这个小组的会议上，许柏园和尹仲容之间发生尖锐的对立：前者以现有外汇外贸体制有助于维持经济安定为由坚决反对其进行改革，而后者则认为现有体制因导致低效和腐败行为而已失去存在的合理性。尹仲容的意见得到蒋介石、陈诚的支持。1958年4月，许柏园被迫辞职，而尹仲容则乘势提出以简化汇率机制、放宽进口管制和鼓励出口为重要内容和目标的外汇外贸体制改革方案。4月19日，这个方案为国民党中常会通过，"经济部"颁布《改进外汇贸易方案》，先把近10种复式汇率简化为双重汇率。11月又对新台币实行贬值，其对美元的比价由此前的约25元兑换1美元下降为约36元兑换1美元。是为台湾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战略转型的第一步。【注释：haggard and pang, op.cit.，pp.73-75 .】

发展战略转型更为重大和决定性的步骤是"19点财经改革措施"和"奖励投资条例"的出台和实施。其中作为实施体制变革的总体指导文件，"19点财经改革措施"与美国的敦促和影响有着更直接和明显的关系。它实际上是直接来自于"赫乐逊八项建议"。

1959年11月下旬和12月初，美国副国务卿狄龙（c. douglass dillon）和经济合作署副署长萨启奥（leonard j. saccio）相继访问台北。他们都表示台湾具有加速经济发展的潜力，希望其成为其他亚洲国家的典范。这实际上是一年前杜勒斯访台敦促台湾当局对岛内经济发展给予更多关注【注释：1958年10月下旬台海危机期间，杜勒斯亲自到台湾对蒋介石进行劝说和加压。他批评国民党政权的"军国主义"色彩过于浓厚，极力敦促蒋介石集团缩减军费发展经济, 对此后者不得不做出正面回应。frus, 1958-1960, vol.19, pp.413-417, 515.】的继续，但方式已由施加压力改为更多的正面诱导。萨启奥还特别向陈诚表示，只要台湾方面最大限度地调动岛内资源投入经济发展，美国就将重新考虑此前多次表示过的要不断缩减对台援助规模的打算，为台湾经济的加速发展制订进一步的专门援助计划。【注释：pang chienkuo, state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pp.180-181; frus, 1958-1960, vol.19, p.643.】 尹仲容主持下的美援运用委员会很快做出反应，向经济合作署驻台分署署长赫乐逊提交了一份第三期四年经建计划的草案，附带提出对大量美援的申请。赫乐逊对这个计划的方向表示肯定，但认为内容过于宽泛而缺乏具体步骤，而且没有体现出"最大限度的自力更生"原则。在12月的一次午餐会上，赫乐逊向"经济部"和"财政部"官员"详细地解释了我们（美国驻台官员）的想法到底是什么，并指出我们希望从中国政府那里得到什么样的反应。"一星期后，美援会又向赫乐逊提交了经过修改后内容细致得多的四年经建计划草案，但赫乐逊仍然不满意。他告诉美援会，美国方面"希望看到关于中国政府更明确地表述其（在加速经济发展的计划方面）最大限度地做出努力而准备采取的具体步骤。"于是，尹仲容请求赫乐逊提出一份阐明美国方面具体意见的书面建议，"以便使他能够仔细地研究，并拿来给其他政府成员看。"【注释：frus, 1958-1960, vol.19, pp.643-644.】 尹仲容对改革的具体措施实际上早已有所擘划，此举显然是借力于美国援助机构，来加速他所主张的改革计划出台。【注释：在50年代中期，尹仲容就已提出1959年后被执行的与扩大出口有关的许多政策措施。haggard and pang, op.cit.，pp.72-73.】 

结果，赫乐逊向美援会提交了关于"加速经济发展计划"的纲要。12月29日，美援会将这份纲要的译文呈送陈诚。在这个纲要中，赫乐逊指出计划的目标是，"在今后四五年内最大限度地推进合理的经济增长，创造未来的自促增长的条件，以便在军事装备和剩余农产品之外消除对援助的需要。"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赫乐逊就台湾当局所应该采取的行动提出八项建议：（1）在减少军事目的的资源投入方面采取"果断决定"；（2）为实现价格稳定实行紧缩性的财政和信贷政策；（3）对税收制度进行改革，革除现存税收体制对企业构成的障碍；（4）实行统一的和符合实际的汇率，从而防止对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和过度消费，鼓励出口，取消对私营企业和生产出口产品企业的歧视；（5）放松外汇管制，引入市场机制；（6）设立一个公用设施委员会，对公用设施进行有效的管理；（7）建立投资银行机制，简化投资手续，吸收社会闲散资金；（8）向私人业主出售公营企业。赫乐逊还指出，美国援助也要相应地作出调整。【注释：frus,1958-1960, vol.19, p.644; pang chienkuo, op.cit.，pp.183-184.】

陈诚收到赫乐逊建议书的次日，即邀请赫乐逊和驻台"大使馆"代办雅格尔（joseph a. yager）前往商讨，与会的还有严家淦、尹仲容、李国鼎等人。二人在力陈采纳"加速经济发展计划"的必要性之余，赫乐逊还特别指出他的建议书并不代表华盛顿的指令，而是"大使馆"和经济合作分署以书面的和更具体的形式表达塞西奥访台时所提出的建议，目的在于加速经济增长和鼓励私人部门的发展并为此提供必要的援助。但他这次还是动用了"援助杠杆"：台湾当局应该"最大限度地自力更生"，美国将不事先确定将今后各年援助的实际数额，而是将最终视台湾当局在为私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方面所做出的业绩而定。陈诚在强调台湾当局困难的同时表示，美国提出的建议是一年前蒋介石和杜勒斯的联合公报的自然发展结果，台湾方面原则上同意赫乐逊八点建议的内容。12月31日，赫乐逊和雅格尔向国务院提出建议：为了进一步推动台湾当局采取行动，应该在国务卿与驻美"大使"之间、驻台"大使"与蒋介石之间安排高层对话，并从中寻求与台湾方面就美国所提出计划正式互换照会；在最近期则应该"将赫乐逊和尹仲容之间的信函往来作为致力于根据已在书面上达成的共识采取行动的恰当方式"。他们向上司表达了充分的乐观："我们感到这里的热情是真实的，我们必须积极地行动，以通过恰当的渠道保持和引导这种热情。"【注释：frus,1958-1960, vol.19, pp.645-646.】

1960年1月4日，赫乐逊的八项建议连同一份与之有关的备忘录被送交蒋介石。7日，蒋介石召集了由陈诚、张冲、严家淦、尹仲容、李国鼎等人参加的会议。蒋介石听取了关于12月30日美台联合会议的背景、目标、结论及台湾的社会经济形势的汇报，陈诚尤其传达了美方在限制军费方面的坚决态度。时势使然，这次会议经蒋介石首肯做出了将1961年的军费开支维持在1960年水平的决定，而且还对赫乐逊建议的总体精神和其他具体内容给予肯定和支持，这样国民党最高领导集团终于正式确认了经济改革和政策转型的基本方向。作为对赫乐逊八点建议的正式回应，这次会议还指定尹仲容主持草拟财政经济改革的方案并负责具体实施。【注释：pang chienkuo, op.cit.，pp.183-184.】 会议结束后的当日晚些时候，严家淦、尹仲容和李国鼎即与赫乐逊、雅格尔会面，通知他们蒋介石已做出支持八点改革建议的决定。赫、雅二人认识到执行改革计划的"道路已被扫清"，向严、尹、李"在总统那里取得的成功"表示"祝贺"。【注释：frus,1958-1960, vol.19, pp.648-649.】

尹仲容等人实际上认为赫乐逊八点建议尚不够全面，于是决定扩大财经改革的范围。这样塞西奥和赫乐逊的建议终于扩展为尹仲容的"19点财经改革措施"。这个文件容纳了八点建议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放松对经济的管制、鼓励出口、改进金融和税收体制、为私人企业和海外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资和经营环境，以及平衡当局的财政收支；同时在下列方面增加了新的内容：鼓励储蓄和积累、建立"中央银行"制度、放松贸易管制、充分利用公营生产设施、调整公务员薪金制度，以及限制军费开支等。1月14日，尹仲容将阐明第三期四年经建计划（1961-1964）的目标、并吸收了"19点财经改革措施"内容的"加速经济发展方案"的正式文本送交赫乐逊，并在附信中通告说该方案已被"行政院委员会"通过，而且蒋介石也在原则上肯定了"19点"。【注释：frus,1958-1960, vol.19, p.649, footnote 2.】 至此，台湾工业化战略转型大局已定，而且其基本政策框架也告形成。

剩下的是将改革措施进一步制度化、法律化。出于避免意见分歧和既得利益干扰的目的，陈诚责成享有充分独立性的美援会负责起草"奖励投资条例"。出于同样目的，陈诚将新成立的"工业开发与投资中心"设在美援会而不是其他机构之下。1960年6月2日，"行政院委员会"通过了"奖励投资条例"。【注释：haggard and pang, op.cit.，p.82; pang chienkuo, op.cit.，p.189.】 

在对台湾当局施加放弃反攻大陆和压缩军费开支压力的同时，美国开始加大促使其进行以出口扩张和发展私营经济为中心的经济"自由化"的推动力，这是台湾发展战略转型的之所以相对迅捷、平稳的重要原因。而外向型生产体制的迅速建立和顺利运行，又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进口替代工业化的相对成功为必要条件的。特别是台湾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基本上是以劳动力密集型轻工业消费品为方向和主要内容，这个选择不仅在当时是现实的和合理的，而且与当时建立的良好基础设施一道使后来劳动力密集型出口导向生产获得了一个与其基本方向相符的坚实基础。这一点可在与同样受到美国的援助和影响的韩国的对比中更清楚地看到。与在台湾一样，50年代美国在对韩国的援助中也强调发展轻工业基本消费品和基础设施以促使其实现经济的稳定和自给，但属意"北伐"的李承晚政权凭借其冷战中的有利政治地位，利用美国驻韩美军司令部和联合国朝鲜重建署（unkra）的矛盾，成功地抗拒了美国的压力，并保持了对美援运用的处置权，力求把进口替代工业化的重点放在重工业和军事工业领域。【注释：尽管如此，韩国50年代中期在美国顾问坚持下建设的一批轻工业项目仍在60年代朴正熙出口生产体制中发挥了骨干作用。尹保云：《韩国的现代化：一个儒教国家的道路》，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60-62页。】 缺乏台湾那样运行良好的"跨政府关系"，或许可以被认为是韩国进口替代成效较差，而且发展体制转型伴随着剧烈的政治不稳定和政权更迭的重要原因。

美国之推动台湾发展战略转型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促进经济"自由化"改革的名目之下进行的，而且后来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也把这一转型看作是自由主义经济路线的胜利，看作是对干涉主义政策的抛弃和真正的贸易自由化的开端。然而，台湾的出口导向体制与此前的进口替代体制之间有着根本的连续性，"自由化"的程度实际上是十分有限的，其内容和方式也是具有高度的选择性的。【注释：有人甚至认为这不过是"伪自由化"。alice amsden, "taiwans industrial policies: two views, two types of subsidy," erik thorbecke & henry wan, eds., taiwans development experience: lessons on roles of government and market (boston: kluwer, 1999), pp.97-98.】 台湾经济官僚主张也可以说是一种渐进的经济自由化路线，这与在援助政策的实际执行过程中也已改弦更张了的美援机构的要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即使是断言美国援助推动了台湾自由化的雅各比也无法否认，美国援助机构在台湾的财政和货币领域里的影响是有限的，其对公营企业实施"非国有化"的劝告和压力也往往不能奏效。【注释：jacoby, u.s. aid to taiwan, pp.144, 147.】 

出口导向体制的建立并未伴随着完全的自由贸易体制的建立，恰恰相反，进口替代体制下的进口控制和保护性关税一直延续到70年代。一位学者指出，60年代唯一具有实质意义的自由化步骤仅汇率改革一项。【注释：m. shahid alam, governments and market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ies: lessons from korea, taiwan, and japan (new york: praeger, 1989), p.4.】 而且，真正的汇率单一的外汇体制实际上直到1963年10月才告形成。【注释：haggard and pang, op.cit.，p.74.】 对进口的管制在很大程度上被保留下来，即所有的进口仍然要经过当局的许可证制度。台湾当局将进口商品按"禁止"、"控制"和"允许"三大类进行细致的划分，至1968年被"禁止"和"控制"的商品项目仍达4700多种，1970年又增加到4988种。【注释：maurice scott, "foreign trade," in walter galenson, ed., economic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taiwan (ithaca: cornell univ. press), p.330.】 虽然对以生产出口产品为目的原料和设备的进口的限制相对宽松，但只有当某种原材料产品在岛内不能生产，或其国内市场价格超过同类进口产品的综合成本达到预先规定的比例（最初高达25%）时，台湾当局才会给这种产品的进口发放许可证。【注释：alam, op.cit.，p.55.】 而当局关于"自制率"（国产化率）的规章也反映了对进口的限制。【注释：scott, op.cit.，p.333.】 台湾的关税虽经数度调整，但在1973年之前总体上没有明显变化。所以，一位持自由主义观点的学者也认为对台湾的"自由化"不应估计过高："自由化在1964年前后并没有真正启动，大多数的管制在1970年后仍然未被消除......。"【注释：scott, op.cit.，p.331.】

台湾当局对包括美国公司之内的海外私人投资进行严格的限制。它对申请来台投资的外商进行严格挑选，并利用各种手段促使他们与当地公、私营企业进行合作，经过一段限定的时间后迫使其把所有权转交台湾业主。面对限制，最初美、日企业往往采用向台湾的厂家发放生产许可证以收取转让费和专利费的方式进入台湾。这种办法使台湾在引进资金和技术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对关键产业的内部控制。1965年台湾当局在高雄建立了第一个出口加工区后这种状况有了很大改观，但其专门机构仍然对外资企业进行着严密的监督和规范。而设立出口加工区的一个明确目标，就是以积极的方式在促进出口的同时限制外资企业对岛内市场的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