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产业链发展范文第1篇

如同产业升级一样，产业链也有一个不断升级的过程。但是，产业升级与产业链升级所表现的特征存在较大的差异。产业升级的主要特征表现为产业结构的改善及产业素质与效率的提高。产业结构的改善表现为产业的协调发展和结构的提升；产业素质与效率的提高表现为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技术水准和管理水平以及产品质量的提高 。而产业链升级则表现为产业创新、供需链变化和价值链增值。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任何一种产品或服务都是以产业链的形式生产并提供给消费者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产业的升级依赖于其产业链的升级，产业链的升级是产业升级的充分必要条件。产业链治理模式决定产业链的运行机制，进而决定产业链上企业的升级路径。在全球价值链（GVC）下，价值链的治理、升级和租金是紧密联系的，其中治理模式起着主导作用。治理模式的差异决定了产业链企业加入GVC的方式、企业升级活动的空间和企业的收益。资源型产业链是指依赖特定的自然资源，对自然资源进行勘探、开采、加工和利用的相关企业，根据生产流程并通过信息交流和知识共享形成的一个线性或网络型组织。资源型产业链的外在表现为相互联系的企业之间所形成的产品链、供需链和企业链。而其本质是以知识分工为基础，以信息交流和知识共享为手段，实现产业链内各个部门和企业之间的协作，其目的是利用自然资源实现和创造产业价值。资源型产业作为传统产业，其产业链的基本特征在于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联系主要为产品的投入产出。相应地，为获取垄断性和规模性竞争优势，增强对不可再生的关键性资源的控制力，资源型企业必然要采取向上游纵向一体化的办法整合资源 。但是，随着全球资源和环境约束的不断强化，企业之间争夺资源的竞争日益激烈，企业以资本运作为手段，以掌控资源为目的，采用产业链纵向一体化的传统模式获取利润和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小，仅靠资源驱动已经无法满足产业链升级发展的内在要求，资源型产业链正面临产业转型和升级的巨大压力。对此，资源型企业应当遵循产业链治理模式，通过产业链治理及其所提供的微观激励，促进产业链上企业的升级，使产业链不断增值，进而实现产业链升级。

1　资源型产业链治理模式及其升级

根据产业价值链微笑曲线，在产业链中，产品研发和设计、品牌和服务、市场营销均属于高附加值环节。对于处于低附加值的产品生产环节上的企业来说，只有通过学习新产品研发和设计、品牌和服务以及市场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的知识与技能，才能使企业升级，步入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产业链作为企业之间协调和整合各种生产要素的平台，其治理模式决定企业获取知识和技能的能力，进而决定企业获取的收益。因此，产业链治理不仅仅决定企业活动的方式，而且决定企业的升级路径。

（1）价值链治理模式及其升级。Gereffi（1994）最早区分了价值链中购买者驱动和生产者驱动的治理结构。Humphrey和Schmitz（2000）进一步研究购买者驱动和生产者驱动治理结构中的驱动力这一核心问题后认为，尽管价值链中领导企业与其它企业并不一定存在直接联系，但是领导企业的势力会对其它企业产生影响。在此基础上，Gereffi　et．al．（2003）基于企业之间交易的复杂性、参与交易的企业对交易编码化的能力和供应企业以独立的方式完成交易要求的能力，将价值链分成市场型、模块型、关系型、领导型和层级型5种治理模式，Lizbeth　Navas－Aleman（2010）将其中的模块型和关系型归于网络治理模式，将领导型归于准层级型。市场型、网络型、准层级型和层级型4种治理模式的主要指标见表1。价值链治理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以下情形而变化 ：一是价值链中现有企业获得新的能力而导致权力关系的变化；二是对于领导企业来说，建立和维护准层级型治理模式代价较高，并且由于存在交易专有投资而导致的治理模式僵化；三是企业同时在几种价值链治理模式下运营，这会使企业在一种价值链治理模式下运营时，同时运用在不同治理模式下学到的能力。价值链中企业的升级是指企业由低技术水平、低附加价值状态向高技术水平、高附加价值状态演变的过程。其实质在于创新，即通过工艺、技术、产品、企业功能和企业管理等方面的创新提高产品附加价值。企业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实现升级的目标。比如，通过进入单位价值较高的市场和新的产业部门，或承担新的生产（服 务）功 能。对 于 产 业 链 中 企 业 升 级 的 研 究，Gereffi（1999a）认为可分为4个层次：产品层次上的升级、经济活动层次上的升级、部门内层次上的升级和部门间层次上的升级。在这个分类的基础上，Humphrey和Schmitz（2000）明确提出了价值链中企业由低级到高级的四层次升级分类方法：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部门间升级。

（2）资源型产业链治理模式及其升级。传统的资源型产业链是依靠本国或本地区的自然资源优势，利用跨国公司和本国的大型公司等生产者的技术优势和市场扩张需求建立起来的，即由生产者投资来推动市场需求，形成本地生产供应链的垂直分工体系。因此，在传统的资源型产业链中，生产者驱动的产业链的核心环节对非核心环节的治理主要通过层级型的治理模式来实现，其特征表现为：一是生产企业控制分销商，进而控制零售商和商；二是产业链上的核心企业通过层级制的管理，控制非核心企业；三是在这种治理模式中，价值链的升级主要表现为过程升级和产品升级。在生产者驱动的资源型产业链中，产业链的主要附加价值份额偏向于生产环节（见图1），产业链升级的动力来自生产者。因此，价值链的升级主要表现为工艺流程升级和产品升级。通过工艺流程升级和产品升能得以提升和扩展，由此增强价值链的竞争力。从图1可以看出，在传统资源型产业链中，产业链的升级会遵循功能升级－产品升级－工艺流程升级－部门间升级的轨迹。根据表2中的升级内容，在这一升级序列中，升级难度会不断上升。由于功能升级只涉及简单的产品设计、商标注册、供应链协调，或进入新的市场等方面，并且，对于资源型产业链来说，这些升级内容属于编码化知识，易于传播和模仿。因此，功能升级过程相对顺利，升级较快。而产品升级和工艺流程升级，特别是工艺流程升级，涉及的内容属于隐含类知识，不易传播和模仿。因此，升级过程不顺利，升级也较慢。由于资源型产业技术和知识的专用性较低，并且技术和知识较多地以编码化的形式传播。因此，在资源型产业链中，新技术和知识的创新由居于产业链核心环节的企业和从事资源型产业发展基础研究及应用研究的公共研究机构所控制，产业链上的其它非核心企业的技术和知识创新主要由知识供给者驱动，也就是处于产业链核心环节的跨国公司、本国的大型公司，以及国内外的公共研发机构决定价值链中处于非核心环节的企业的升级。面对全球资源和环境约束的不断强化，传统的资源型产业链正在转变以往通过掌控资源获取利润和拓展生存空间的发展方式，通过技术的引进和创新、知识的共享和整合、管理的延伸和变革，延长资源型产业链。其目的就是提高资源型产品的加工度，增加资源型产业链的服务功能，提升资源型产业链的附加值。随着资源型产业链发展方式的转变，其产业链的治理模式及升级途径也在发生改变，由生产者驱动的层级型的治理模式向由生产者和购买者共同驱动的准层级型治理模式转变。这种准层级型的治理模式介于领导型治理模式和层级型治理模式之间，其特征表现为：一是掌握产业链高端产品生产技术、市场品牌的生产企业向产品创新和设计、服务和营销等附加值高的部门转移，其兼具生产者和购买者的功能，作为生产者生产产业链中的高端产品，作为购买者购买产业链中的原材料产品作为高端产品生产的输入；二是生产企业控制分销商，进而控制零售商和商。但是，其对分销商、零售商和商的控制程度降低，它们之间是一种偏向市场的准等级型治理模式；三是企业之间势力不对称。尽管企业之间形成长期的双边买卖合作关系，但是，少数企业对其它企业仍能够施加较强的控制力；四是众多中小企业依附于少数具有控制力的大型企业。由于改变这种依附关系要付出很高的转换成本，因此，中小企业在这种模式中被大型企业所领导或俘获；五是在这种治理模式中，产业链的升级主要表现为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在这种由生产者和购买者共同驱动的产业链中，产业链的附加价值份额主要分布于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高端环节（见图2），产业链升级的动力既来自生产者，又来自购买者。因此，价值链的升级主要表现为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具体来说，通过关键技术创新和高端产品创新实现产品升级，通过打造市场品牌、建立营销渠道实现功能升级。见图2。图2　生产者与购买者双驱动型的资源型产业链升级轨迹资料来源：根据文献［10］改进而成在新型的资源型产业链中，其升级动力主要来自购买者，产业链的升级会遵循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部门间升级的轨迹。在这一升级序列中，难度会不断上升。一般来说，在购买者驱动的产业链中，工艺过程涉及的知识内容与生产者驱动的产业链不同，属于编码化的知识，易于传播和模仿。因此，工艺流程过程相对顺利，升级较快。而由于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涉及关键技术创新、高端产品设计及品牌打造，因此升级过程不会顺利，升级较慢。

（3）多元性链条治理模式下的资源型产业链升级。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发展，许多企业为拓展发展空间，捕捉发展机遇，纷纷加入不同的产业链，如全球产业链、全国产业链和地区产业链。在不同的产业链中，企业势必会面对不同的产业链治理模式，遵循不同的产业升级路径。这种多元产业链治理模式在不同地域市场上的出现，将有利于企业综合利用在不同产业链上掌握的能力（Giuliani．et．al．，2006），促进产业升级。Navas－Aleman（2011）通过分析巴西的家具和鞋类产业链后指出，处于多元产业链治理模式中的企业，其功能升级要高于那些处于准层级治理模式下专事出口生产的企业。但是，这种由治理模式差异性和价值链地域差异性的互补模式带来的对产业链升级的正效应不能自动地实现，而必须加以正确的运用（张辉，2006）。传统的资源型产业链源于资源和市场的地域性，其发展空间往往局限在一定的区域中。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许多资源型企业纷纷加入不同的产业链，以拓展发展空间。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资源型产业链也面临多元产业链治理模式下产业升级的问题。对于新型的资源型产业链来说，生产者和购买者共同驱动的准层级型治理模式下的功能升级不易进行，升级较慢。为解决这一问题，新型的资源型产业链要正确利用由治理模式差异性和价值链地域差异性的互补模式带来的对产业链升级的正效应，促进功能升级的顺利实现。

2　案例分析

本文选择贵州省瓮福磷化工产业链为研究案例，以瓮福磷化工产业链的演进过程为背景，分别从传统的生产者驱动的层级型治理模式、新型的由生产者和购买者共同驱动的准层级型治理模式，以及多元产业链条治理模式的视角，分析瓮福磷化工产业链的治理模式及其升级路径。

（1）磷化工产业链。磷化工产业是以磷资源的开发利用为基础和依托的产业。在磷化工产业发展的生产要素构成中，磷资源占据核心地位，由磷资源优势所决定的磷化工产业经济循环体系成为其显著特征。磷化工产业属于传统的资源型产业，其产业链主要是在生产技术和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形成的，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是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企业之间共享有关供给、需求和中间品的技术信息，围绕企业生产技术和管理进行，企业主要通过吸收外界的技术知识和企业创造技术知识并将技术知识内部化，从而形成自己在技术上的核心竞争力 。目前，国外磷化工产业注重发展精细和高技术磷酸盐，在应用方面和专用品研制开发方面投入力量较多，主要涉及食品、饲料、医药、颜料、染料、陶瓷、水处理、金属和塑料加工及表面处理、耐火材料、阻燃剂、催化剂、表面活性剂及电子产品等，基本原料型产品和初级产品则逐步被淘汰和转移。早期的磷化工产业链只在发达国家内部形成。实力雄厚的大公司，如罗地亚、赫斯特、孟山都等，通过自主研发，成为产业技术的先驱，从磷矿石的采选、加工以及磷酸生产到初级磷酸盐生产，形成了完整的磷化工产业价值链。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扩散，许多企业逐渐掌握了磷化工产业技术，先进技术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变为成熟技术，企业的垄断利润逐渐趋薄，已无巨额利润可图。迫于国内过高的土地、原材料和劳动力资源压力，这些企业充分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土地、原材料和人力资源，以技术和资本为纽带，整合利用全球资源要素，把磷矿石采选、加工、磷酸生产及初级磷酸盐生产环节转移至发展中国家，采取输出技术和装备或合资合作组织生产的方式，减少制造成本。尽管发达国家输出成熟技术，但仍依靠已掌握的核心技术和设计标准来控制整个产业。而发展中国家通过引进技术设备和合资合作进行磷化工产品生产，先进技术和成熟技术进入发展中国家后，发展中国家磷化工企业可以学习、模仿，特别是成为跨国公司的供应商、配套商和协作商，更有利于融入发达国家的磷化工主流技术体系，提升其产业技术水平。同时，可以从磷化工全球价值链中获得价值增值，并能培养人才，提高本国磷化工产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目前发达国家的大型磷化工公司通过两种方式组织其全球产业链。一是根据国内能源、资源和环保政策的调整，通过提供技术和设备，陆续将一些磷化工产业的初级和中间产品向资源、能源相对丰富及环保要求相对不高的国家和地区转移，自身则减少或停产资源、能源消耗大和成本较高的基础产品（如能耗高的电炉黄磷），转而发展磷精细化工。这是一种传统的组织全球产业链的方式，我国若干个磷化工企业（包括瓮福集团）就是在引进国外技术和设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二是借用国外的资源和技术力量发展精细化工，并瞄准国外市场开发相应的磷酸盐品种并组织推广应用。如法国罗地亚公司确立了研发为本的长期战略，并把中国当作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在其长期规划中确定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增强在中国的研发能力，包括提高研发队伍的素质，增加人员，扩大覆盖领域，加强与研究所和大专院校在高新技术及产品开发领域的合作；扩大与本土客户、研发部门的合作，利用罗地亚的技术优势，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最受欢迎的产品；合理利用当地与全球的资源，谋求与客户全方位的合作，推动其在华业务的发展。近10年来，罗地亚已在中国建立了17家生产企业，总投资达3亿美元，实现了本土化生产和营销，产品占据了可观的市场份额，并把精细化工作为其战略重点。

（2）早期的瓮福磷化工产业链。瓮福磷化工产业链的演进是在核心企业瓮福集团的主导下，依靠黔中地区的磷矿资源优势，在替代进口磷化工产品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驱动下，引进先进的工艺技术装备，利用国外成熟的磷矿石开采和初级磷化工产品加工技术，依靠瓮福集团的投资构建黔中地区磷化工产品生产的供应链垂直分工体系，形成黔中地区磷化工产业上下游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即由生产者驱动的瓮福磷化工产业链 （见图3）。在早期的瓮福磷化工产业链中，利用湿法磷酸生产与净化技术和热法磷酸生产技术生产磷酸是产业链的核心环节，对产业链中的非核心环节的治理主要通过层级型的治理模式来实现。其特征表现为：一是生产企业瓮福磷肥厂控制分销商瓮福销售公司，进而控制遍布全国的零售商和商；二是产业链上的核心企业瓮福磷肥厂采用层级型的治理模式，对产业链中的非核心环节进行类似于企业制中上下级的管理控制，这种上下级的管理控制得以维系的主要原因在于，产业链上非核心环节企业摆脱核心环节企业控制所面临的转换成本十分高昂；三是在这种治理模式中，由于产业链主要的附加价值份额偏向于生产环节，如磷精矿、磷酸、磷酸二铵和磷酸一铵的生产，产业链升级的动力来自生产者。因此，产业链升级主要表现为工艺流程升级和产品升级。在早期的瓮福磷化工产业链中，主要采取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技术本土化改造、产品质量管理、劳动力培训、物流合理化改造和管理技术改进等措施，提升磷矿采选加工（由图3中A模块表示）、湿法和热法磷酸生产（由图3中B模块表示）、初级磷酸盐生产（由图3中C模块表示）的生产效率和生产品质，以此实现产业链工艺流程和产品的升级。　在早期的瓮福磷化工产业链中，产业链的升级遵循功能升级－产品升级－工艺流程升级－部门间升级的轨迹。在这一升级序列中，升级难度不断上升。由于功能升级只涉及简单的产品本土化改进、商标注册、供应链协调，或进入新的市场等，并且对于瓮福磷化工产业链来说，这些升级内容属于编码化知识，它们来自于国外先进的磷化工链，可以低成本地进行模仿。因此，功能升级过程相对顺利，升级较快。而产品升级和工艺流程升级，特别是工艺流程升级，涉及的内容属于隐含类知识，国外先进的磷化工企业会对此进行技术和新产品封锁，不易传播和模仿。因此，升级过程不顺利，升级较慢。

（3）新型的瓮福磷化工产业链。面对磷矿资源和环境约束的不断强化，瓮福磷化工产业链开始转变发展方式，通过技术的引进和创新、知识的共享和整合、管理的延伸和变革，延长资源型产业链。其目的就是提高磷化工产品的加工度，增加磷化工产业链的服务功能，提升磷化工产业链的附加值。随着瓮福磷化工产业链发展方式的转变，其产业链的治理模式及升级途径也在发生改变，由生产者驱动的层级型的治理模式向由生产者和购买者共同驱动的准层级型治理模式转变。这种准层级型治理模式的特征表现为：一是掌握磷化工产业链高端产品生产技术、市场品牌的生产企业瓮福磷肥厂和瓮福磷业发展有限公司向产品和技术创新、服务和营销等附加值高的领域转移，其兼具生产者和购买者的功能。如通过科技和产品创新，运用碘和氟化学品生成技术、磷复肥加工技术、磷精细化工技术等新技术生产高端磷化工产品；采取“区域经销制网络化销售”的营销模式，实现全国的统一销售；通过本土化技术创新、高效的管理体系变革和国内外市场拓展，在国内外磷化工行业建立自己的品牌，并利用品牌效应为国内外企业提供服务。二是相对于早期瓮福磷化工产业链来说，新型的瓮福磷化工产业链的生产企业建立了范围更大的销售网络，但是，其对分销商、零售商和商的控制程度降低，它们之间的治理模式是一种偏向市场的准等级型治理模式。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条件下，为满足客户需求，提高产业链竞争力，瓮福集团的核心企业瓮福磷肥厂和瓮福磷业发展有限公司不断创新营销模式，在磷化工产业链的下游，采取“区域经销制网络化销售”模式，通过合资、合作及建立战略联盟，与各地的磷化工产品经销商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实现全国统一销售。目前，瓮福集团已经拥有230家区域经销商和8　326个中转网点，在国内形成了比较成熟的销售网络。针对国际市场，瓮福集团全资组建了瓮福磷化工进出口公司，负责集团产品的国际市场销售。三是产业链上企业之间的势力不对称，众多中小企业依附于少数具有控制力的大型企业，被大型企业所领导或俘获。新型的瓮福磷化工产业链的载体瓮福集团的构成情况见图4。瓮福集团凭借拥有丰富的磷矿石资源、掌握磷矿石低成本开采、矿冶和磷化工产品加工技术等优势，通过瓮福磷矿、瓮福磷肥厂、瓮福磷业公司控制了瓮福磷化工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并运用控股、合资组建、并购等方式，把磷化工产业链的加工环节布局到磷矿石资源并不丰富的甘肃、河南和江西等地，通过向这些地区输出作为生产原料的初级磷化工资源和磷化工产品加工技术，组建甘肃瓮福化工、河南骏化宏福复合肥和江西瓮福化工等加工基地，在集团现有云福化工、宏福剑峰和开阳双山坪磷化工等产能基础上，扩大了磷铵系列产品的生产规模。四是在这种治理模式中，价值链的升级主要表现为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新型的瓮福磷化工产业链具有生产者和购买者共同驱动的特征，产业链的主要附加价值分布于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中的高端环节，产业链升级的动力既自生产者，又来自购买者。因此，产业链的升级主要表现为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如通过科技和产品创新，运用碘和氟化学品生成技术、磷复肥加工技术、磷精细化工技术等新技术生产高端磷化工产品，实现产品升级；依靠本土化技术创新、高效的管理体系变革和国内外市场拓展，在国内外磷化工行业建立自己的品牌，并利用品牌效应为国内外企业提供服务。

（4）多元链条治理模式下瓮福磷化工产业链的升级。瓮福集团为拓展发展空间，捕捉发展机遇，加入了不同的产业链。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瓮福磷化工产业链面临多元产业链治理模式下产业升级的问题。对于新型的瓮福磷化工产业链来说，其产业升级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生产者和购买者共同驱动的准层级型治理模式下的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不易进行，升级较慢。瓮福集团利用其在全球价值链上与国外先进的磷化工企业之间偏向等级的准等级型治理模式有利于工艺流程升级和产品升级的优势，通过引进国外先进的伴生矿化学品生成、磷复肥加工和磷精细化工等新技术，进行本土化的自主创新，生产氟和碘化学品、复合肥料、有机磷铵类肥料、磷酸盐食品添加剂、饲料添加剂、磷系阻燃剂、磷系水处理剂、磷系化合物新材料等高端产品，实现全球价值链上的工艺流程升级和产品升级。这将为国内产业链的功能升级奠定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瓮福集团利用其在国内产业链上与销售网络之间偏向市场的准等级型的治理模式利于功能升级的优势，通过高效的管理体系创新并采取“区域经销制网络化销售”模式，大力开拓国内市场，在国内磷化工行业建立自己的品牌，并利用品牌效应为国内企业提供服务，实现国内产业链上的功能升级。同时，瓮福集团将在国内产业链上功能升级的技能运用于全球产业链，促进瓮福集团在全球产业链上的功能升级，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提升产业链的竞争力。2007年，瓮福集团战胜多家国外对手，中标沙特曼阿顿选矿厂工程，成为中国磷肥行业首家向国外输出技术的企业。2008年，瓮福集团又成功中标沙特AlJalamid地区的厂房建筑与辅助设施工程及工业水系统工程两个项目总承包，合同金额达9　000万美元。总投资3．5亿美元的沙特选矿项目拥有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磷矿选矿装置。建成后年选矿1　250万t，年产530万t磷精矿。成功中标沙特阿拉伯1　200万t／年选矿EPC项目，标志着瓮福集团在国际化发展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实现了从市场国际化向智力国际化的跨越。同时，为不断探寻公司国际化发展的机会，在全球范围内拓展发展空间，力争早日把公司打造成为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成为国际磷化工业的重要力量提供了平台。2008年，瓮福集团认真抓好沙特阿拉伯1　200万t／年选矿EPC项目建设，按期保质建成项目，基本完成项目设计和采购，制造交付完成85％。此外，2008年瓮福集团还先后派技术人员前往新加坡、太平洋岛国及埃及等国家和地区进行项目考察与踏勘，利用瓮福集团现有的技术、人才优势和国际总承包经验，积极拓展国际项目总承包业务，开辟技术国际输出与合作的新途径，为公司实施国际化战略、进一步探索和拓展国际化发展空间奠定了基础。瓮福集团通过技术和管理等智力资源的国际化输出，积累了国际合作经验，同时获取了智力输出收入，提升了公司在国际磷化工行业的竞争地位，完善了与国际接轨的技术创新体系。

3　结论和政策建议

现阶段我国资源型产业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但以增加要素投入为特征的粗放型的发展模式，使得我国资源型产业面临不断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在此背景下，企业之间争夺资源的竞争日益激烈，企业采用以资本运作为手段，以掌控资源为目的的产业链纵向一体化模式，已难以获取利润和发展空间，仅靠资源驱动已经无法满足产业链升级发展的内在要求。产业链治理模式决定产业链的运行机制，并决定产业链的升级路径。对此，资源型企业应当遵循产业链治理模式，通过产业链治理及其所提供的微观激励，促进产业链上企业的升级，使产业链不断增值。

（1）传统的资源型产业链由生产者投资推动市场需求，进而形成本地生产供应链的垂直分工体系。在传统的资源型产业链中，生产者驱动的产业链的核心环节对非核心环节的治理主要是通过层级型的治理模式实现的，产业链升级的动力来自生产者，产业链的升级主要表现为工艺流程升级和产品升级。通过工艺流程升级和产品升级，使产业链拥有先进的生产装备和工艺技术，产品功能得以提升和扩展，由此增强产业链的竞争力。但是，产品升级和工艺流程升级不顺利制约着产业链的升级。

（2）面对全球资源和环境约束的不断强化，传统的资源型产业链正在转变以往通过掌控资源获取利润和发展空间的方式，通过技术的引进和创新、知识的共享和整合、管理的延伸和变革，延长资源型产业链。其目的就是提高资源型产品的加工度，增加资源型产业链的服务功能，提升资源型产业链的附加值。

新能源产业链发展范文第2篇

产业链集群建设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以下是小编收录的市长关于产业链的范文，希望能帮助大家学习。

做大做强“四群八链” 开拓镇江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回望来时路，启航新征程。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伟大历史，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镇江是全国的缩影，经济社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奋力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

在系列重要讲话中，多次论及产业链建设问题。中共中央“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在《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一文中深刻指出，为保障我国产业安全和国家安全，要着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讲话指示高瞻远瞩，洞察历史规律，把握世界大势，指明前进方向。我们要从百年党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牢记殷殷嘱托，牢牢把握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的实践要求，把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作为重中之重，着力补短板、锻长板，筑牢产业强市的根基和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底盘。

一、深刻把握产业链发展趋势

去年以来，市委、市政府鲜明提出，实施产业强市战略。随着战略深入实施和认识逐步深化，我们决定聚焦聚力、握指成拳，重点做强四大产业集群和八条重点产业链，塑造镇江产业新辉煌。

产业链集群建设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从产业演进规律看，产业发展总体都是沿着单个企业、同类企业集群、产业链、产业链集群的逻辑进行演化。特别是随着产业分工深化，国家间、地区间的产业竞争，逐步从产品、企业的竞争转向产业链体系的对抗。从发展阶段要求看，经济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增长动力必须从依赖要素投入为主转向依靠科技创新和效率提升为主，产业链集群化发展是必然趋势，也是迫切要求。只有通过构建产业链集群，发挥产业链的分工优势和规模效应，才能吸引各类资源要素聚集，推动产业链向上突破，最终实现产业强市的目标。

产业链集群建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选择。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产业链集群建设，加快形成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既是自身产业发展的需要，也是直接为服务国家构建新发展格局作贡献。特别是镇江处于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叠加区， 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镇江面临的发展机遇大于挑战。我们要抓住战略窗口期，立足强大国内市场，发挥自身特色优势，加快产业链集群建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控制力，增创重构产业新优势。

产业链集群建设是落实产业强市战略的必然方向。推进产业强市，不能搞四面出击，因为政府资源有限、地方禀赋不同，必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于几个主导产业，使资源禀赋匹配产业发展、支撑产业发展。产业强市，既看总量规模，更看产业的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我市产业门类齐全，但总体处于产业链价值链中低端。当前，先进地区都在加速推进产业链集群建设，区域竞争日益激烈。必须强化产业链思维，把推进产业链现代化作为主攻方向，聚焦“4+8”产业链群，聚智积力、久久为功。

二、加快推动产业链培优做强

产业链集群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速决战，而是积时累日的持久战。目前虽然刚刚布局起势，但我们要明确目标和方向，围绕高端装备制造、生命健康、数字经济、新材料四大产业集群和新型电力(新能源)装备、汽车及零部件(新能源汽车)、高性能材料、医疗器械和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航空航天、海工装备、智能农机设备八条产业链，精准发力、聚力攻坚，到“十四五”末，力争形成2个主营业务收入超1500亿元、2个主营业务收入超1000亿元的产业集群，重点产业链主营业务收入力争突破3000亿元。重点是构建“点、链、圈、群”体系。

抢占行业制高点。一是抓龙头，发挥头部企业牵引作用。行业龙头企业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影响力，是产业链的组织者。要始终把招大引强作为招商引资的主攻方向，通过引进龙头项目、培育龙头企业，吸附产业链配套企业和创新要素集聚。二是抓品牌，发挥冠军企业引领作用。中小企业是产业链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只有技术过硬、质量可靠，才能与上下游企业建立长久稳定的合作关系。“专精特新”是中小企业增强核心竞争力的必由之路，是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重要途径。要下大气力培育“专精特新”冠军企业，在产业链上形成“颗颗明珠”，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黏性。三是抓节点，发挥科学技术赋能作用。产业基础能力决定产业竞争力。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针对产业链的短板领域和薄弱环节，深入开展技术引进和研发合作，尽快解决技术和产品“卡脖子”问题，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同时利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带动提升产业链整体竞争力。

锻造建强产业链。坚持因链施策，针对性建链、固链、强链、延链。潜力细分领域突出建链，建出新动能。探索建立健全科技成果加快孵化机制，把握国家战略导向，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提前布局，推动新科技的加快成熟和新兴产业的加速转化，主动培育一批标志性、引领性企业，力争形成新增长点，壮大产业链内生发展动力。优势细分领域突出固链，固出新优势。建立本地产业链骨干企业跟踪服务机制，密切关注企业生产经营、订单结构、市场布局等动态变化，强化“一企一策”服务，助力企业转型发展，以骨干企业稳定带动全产业链稳定。薄弱细分领域突出强链，强出竞争力。集中资源打通堵点、畅通痛点、补上断点。8条重点产业链建设要全市一盘棋谋划布局，每个地方都要找准各自在产业链中的位置和比较优势，强化协同互补，决不能搞自成一体。交叉融合细分领域要突出延链，延出附加值。要以技术创新引领产业延伸、升级，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拓展应用场景，提升产业链价值。

构建创新生态圈。一是加强自主创新。每年选取1-2个重点产业链核心缺失环节，实行“揭榜挂帅”攻关，组织实施产业链协同创新和急用先行项目，推动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产品产业化及应用。引导企业开展高价值专利培育布局，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与产业化应用。深入开展军民融合协同创新，实施好军转民、民参军重点项目。二是加快平台建设。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分梯队建立一批部级、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和技术创新中心，鼓励企业建设新型研发机构。集中资源提升试验验证、检验检测、知识产权、标准等技术基础支撑能力，完善产业技术基础的公共服务体系。三是推动数字转型。数字化、智能化是行业发展的大趋势。持续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强化软件电子产业支撑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应用水平。深入推进两化融合、智能化评估诊断，积极开展重点平台、标杆工厂、企业上云、智能制造等试点示范建设，打造行业数字化转型示范样板，以点带面推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

打造协同融合群。一是着力提升本地配套能力。积极搭建本地产业协作平台，开展接链促需专项行动，引导、推动产业链就近配套。梳理产业链缺失环节，通过招商引资补齐本地配套短板。二是加快优化产业空间布局。按照“链式整合、园区支撑”的原则，加强省级以下园区整合优化，每个园区聚焦1-2个重点产业，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捡到篮子都是菜”，每条重点产业链明确1个牵头园区和1-2个重点园区，招商引资优惠政策要围绕主导产业链群展开，以园聚链、以链集群，实现横向成群、纵向成链、上下互动、左右配套，形成协同合力。三是主动融入区域产业协作。参与长三角区域产业链协作配套，特别是加强与南京等毗邻城市产业协同发展，鼓励和支持企业建立跨国、跨省市、跨产业链合作机制，稳定供应链、提升价值链。主动融入“双循环”，支持企业“走出去”开拓多元化市场，嵌入全球产业链、创新网络。

三、发挥好政府市场两只手作用

产业链建设是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金融机构等多主体共同作用的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发挥市场主导和政府引导的作用，形成各方共建、接力推进的良好格局。

加强规划引领。瞄准“高端、紧缺、关键”，深入梳理产业链发展现状，全面掌握产业链重点企业、重点项目、重点平台、关键技术、制约瓶颈等情况。在此基础上，加快编制“五图”“六清单”，制定支持重点产业链发展工作方案，统筹推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技术改造、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人才引进、技术创新，推动产业链企业“入规、升高、上市、扩面”，引领产业链朝着价值链中高端发展。

整合资源力量。探索建立“四长联动”良性互动体系，推动产业链与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协同发力。一是“链长牵总”，推进产业链。挂钩联系产业链市领导要按照重点产业链“链长制”要求，推动板块、园区和部门力量整合，研究制定发展策略，统筹推动产业链培育。二是“盟长搭台”，优化创新链。加快成立重点产业链产业联盟、技术联盟，政产学研协同开展技术攻关，推动产业链共性技术和企业个性技术突破。三是“校长支撑”，集聚人才链。发挥镇江及周边高校、科研院所优势，加强创新型、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为产业链发展提供充足人才储备和人才供应。四是“行长帮扶”，提供资金链。引导金融机构积极开展产业链金融服务，探索推行产业链主办行制度，将重点产业链分链到行，实行“一链一方案”，精准对接、全程介入，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问题，推动做大做强。

新能源产业链发展范文第3篇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分工；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全球化；产业升级

中图分类号：F06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972(2010)04-0026-07

一、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平稳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9.7％，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帮助数以亿计的人民脱离了贫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然而，中国经济发展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以GDP增长为核心的“重物轻人”的经济发展导向、以数量扩张、劳动密集和低生产要素成本为特征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导致产业发展失调、资源消耗过量、经济效益低下、人民收入徘徊不前、环境持续恶化等问题，不利于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此，十七大报告就明确指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促使国际分工发生巨大变化，以产品为界限的传统国际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就演变为同一产品内某个环节或某道工序的专业化分工――全球价值链分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出现导致了国与国之间的比较优势由传统的最终产品优势转移到全球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上，不仅促进全球产业体系的重构，而且导致国际市场竞争、各国生产组织方式、资源利用等方面的深刻变化，最终影响国家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方向与速度。

本文从中国经济发展现实出发，分析全球价值链分工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不同影响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对策建议。

二、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

价值链这一概念首先由迈克尔・波特(1985)提出，他认为价值链就是价值创造过程中的基本活动和支持性活动相互联系所构成企业价值创造的行为链条。实质上，价值链是指一项产品或服务从概念的产生，经历生产、配送到最终消费者和用后处理等一系列完整的活动。而全球价值链是遍布全球的诸多企业网络相互连接而成的一个有序集合，把一项产品或服务从概念开始，经过不同阶段，交付给最终消费者使用之后还要进行最终处理，它是代表全球一系列专业企业的价值网络。

全球价值链可以分为技术、生产、营销三大环节。其中，技术环节包括研发、创意设计、技术改进、技术培训等；生产环节包括原料采购、制造生产、质量控制、包装和库存管理等；营销环节包含将产品或服务最终配送到客户手中的销售、品牌和售后服务等。实质上，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不同环节的价值增值能力本身就存在较大差异，以上三个环节的价值增值能力如图1所示。

全球价值链分工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国际化过程或展开结构。全球价值链分工是一种产品在多国或地区分工连续生产，伴有中间品的进口和最终产品出口的国际分工形式(曹明福，2007)。全球价值链分工降低了产品的生产成本，推动了世界财富的增长，产生了明显的“分工利益”，但与分工相伴生的“贸易利益”在参与国之间的分配却发生了严重倾斜(曹明福、李树民，2005)。

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价值链的不同环节形成跨国分工，传统国际转移从产业间分工转向价值链环节分工。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全球价值链分工已经成为任何一个国家、地区参与国际分工的必经之路。各国、地区根据自己不同的要素资源禀赋，承担同一产业甚至同一产品价值链内部不同环节，获取各自环节的价值增值与收益。然而，无论是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新兴高科技产业，在产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中都存在附加价值差异巨大的不同环节，位于不同全球价值链分工环节就意味着截然不同的投入产出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逐渐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环节中。由于大量廉价劳动力和相对丰富自然资源等比较优势的存在，加上低端产业及价值链环节的利润空间有限，中国低层次的产业间结构升级――从以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向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转变，比较顺利。而高层次的产业内分工升级，即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或是同一产业中向资本、技术密集环节的转移，需要中国本身具有较强的技术引进和技术外溢的利用能力。而且具有先发优势的发达国家必将竭尽所能地阻碍甚至避免这些具有较大利润空间和发展前景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链环节的转移，中国高层次产业升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阻碍。具体如图2所示。

在中国现有的资源禀赋特征下，尽管中国快速实现了低层次的产业间升级，却无法继续实现高层次的产业内升级――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提升，于是，中国目前在大部分传统产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所占的位置较低，多为体力劳动和简单脑力劳动的产业低附加值环节，阻碍了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是因为，传统产业多经历了较长时期的发展演化，而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在传统产业的技术和知识资源禀赋方面缺乏有效的积累，加上西方发达国家利用核心技术保密和知识产权保护限制其他国家对相关技术和知识的使用。因此，在传统产业中短期内中国只能凭借廉价劳动力优势获取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生产环节，其价值增值能力较弱，而资源、环境消耗巨大，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形成阻碍。如图3所示。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产业内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中国要实现从加工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服务强国、创造大国的转变，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须抓住中国产业在不同产业价值链分工中的资源禀赋特征和全球产业发展趋势，实现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跨越式发展，才能真正有效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三、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地融入到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各国产业升级从传统产业间结构升级转向更高层次的产业内分工地位的升级。产业高度升级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新特征，对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巨大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这种影响作用主要通过产业升级和要素资源投入结构产生影响。如图4所示，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再仅仅表现为从低端传统产业转移到新兴高新技术产业所实现的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率的提升，更多地体现为中国企业在产业内部

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组装生产低端环节转向产品科技研发与销售的高端环节(其中粗箭头①代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产业升级更多体现为高端产业内分工地位升级，而产业内分工地位升级也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生了更为突出的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地位的提升能有效提升一国产业价值增值能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产业发展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从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另一方面，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可以保证不同国家需求结构的变化可以通过跨国贸易得到满足，国家需求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拉动作用日趋减弱。促进国家产业升级，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更多依靠一国资源要素投入结构的改变(其中粗箭头②代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一国资源要素投入结构对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更为突出)。在一国资源要素投入中，人力资源作为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的载体，其素质水平不仅决定着一国科学技术水平状况，而且直接关系到产业间结构高度和产业内分工高度，加上人力资源的跨国界流动受到了各方面的严格限制，其他方面资源投入变化固然能对一国产业升级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然而，由于资本、自然资源等方面本身变化较小，大都通过人力资源的变化带动。因此，一国人力资源的变化成为其要素供给结构变化的唯一能动因素(其中粗箭头③代表人力资源成为国家资源要素结构中的核心要素)，人力资源的水平不仅决定着一国科学技术水平状况，而且直接关系到各产业的发展高度，影响着一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这种新型国际分工形式――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全球价值链分工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如图5所示。其中有利影响通过顺向拉力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不利影响通过逆向拉力阻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有利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要求中国企业不断培养自身优势，实现企业核心能力的成长，进而促进国家整体产业升级，从而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带来积极影响。 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企业必须在某个或某几个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如果不具备某方面的比较优势，企业就会被排挤在整个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之外。然而，一般单独企业根本无法同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企业网络相竞争，企业无法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最终结果必然是退出市场。

在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衰退影响下，国际贸易争端频发，国际市场竞争加剧。随着中国国内低成本竞争优势逐渐减弱，中国企业必须突破传统低成本发展思路，转向依靠科技进步、高素质人力资源和管理创新带动的发展新阶段。这正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从传统以高消耗、低产出、高投资、低消费为特征走向经济、社会、资源和谐发展。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要求有助于促进中国企业寻找核心竞争优势，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第二，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要求中国企业更加关注人力资源的质量与层次提升，转向“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念，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知识经济条件下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更多立足于核心技术的开发与掌握，其关键在于人力资源质量水平。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中国企业发展越来越依靠人力资源质量水平的提高，这必然推动中国经济方式转向“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方式包含两层涵义：一是经济的发展动力最终要依靠人力资源的推动，单纯依靠资本投入将会影响到经济持续、长久地发展；二是经济发展的目标是为了人民更好地生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进人民福利。“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一方面，有助于实现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动力结构调整，由依靠投资、出口拉动转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另一方面，有助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要素投入结构转变，从物质资源消耗转向高素质人力资源、科技资源和管理创新的软资源消耗，从而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第三，中国企业有效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要求建立科学有效的市场法律环境，引导、保障中国市场经济有效运转，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各国企业之间存在着大量中间产品的国际贸易。而且全球价值链分工是一个由各国独立企业组成的企业网络，彼此之间靠合约进行控制。为保障中间产品顺利流动，实现中国企业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有效参与，必然要求政府不断完善法律、法规，给中国企业营造良好的与外国企业进行合作交流的环境，保护中国范围内企业网络的有效控制与监督，保障国内外企业的合法权益。这不仅可以帮助中国企业有效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而且可以大大改善中国市场经济环境和企业间竞争状态，促进各行各业朝着更加协调、更加平衡的方向发展，进而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当然，也必须注意到，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各国在分享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和承担的代价方面的巨大差异。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低端，这必然加重中国产业升级的难度，不利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各独立企业之间的利益分配极不均衡，导致中国产业升级难度越来越大，阻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高端位置的跨国企业控制着合作契约签订的主动权，主导整个价值链分工体系，能在最大限度上攫取世界各国比较优势带来的整合利益。而其他低端企业要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就必须执行由其他国家跨国企业所制定的规则。以普雷维什(Raul Prebish)、伊曼纽尔、阿明等为代表的学者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提出了“中心一”理论，认为处于“中心”的发达国家通过向“”的发展中国家出口高附加值的工业品，从发展中国家进口低附加值的原材料或初级产品，几乎占有了全部国际分工贸易利益。这就必然造成处于分工体系中低端位置的中国企业在提升自身分工层次的努力中面临众多困难，并阻碍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第二，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企业利益与国家、社会利益相分离，不利于中国产业升级，影响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短期内，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通过将劳动密集型价值链环节转移到其他国家的企业生产，承接分工的企业及国家可能因此获得税收、就业增加等方面的分工利益。从长期而言，这种转移能够推动发达国家的产业升级，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同时帮助发展中国家完成资本积累。但这也可能固化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状态，使之长期停留在低层次的加工水平上。长此以往，中国企业将一直徘徊于分工体系中的低端位置，不利于中国产业升级，必然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产生不利影响。

此外，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的跨国公司也可能利用其他国家或地区(多为发展中

国家)企业承担高能耗、污染环境的价值链环节，导致其他国家承担起自然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破坏的严重社会成本。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高能耗就充分反映了这一问题，中国生产每单位GDP的能源消耗是美国的5倍、日本的14.3倍、印度的2.5倍，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从1979年到2004年中国综合要素生产率一直低于0.02％，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㈣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低端位置，资源和环境承担巨大代价的粗放型增长方式的延续明显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第三，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主要由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所控制，发展中国家对产业高度的战略控制力下降，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主动转变。

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综合世界各国企业在技术、资源、组织等方面的优势，在世界市场竞争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任何单独企业都无法与之竞争，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已经成为新时代企业生存发展无法避免的选择。以跨国公司为主导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中国企业发展方向产生巨大影响，国家对产业的战略控制力下降，产业调整方向与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主导力量。来自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它们往往根据自身利益决定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这样，就很难保证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其他国家的产业安全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第四，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面对各种市场障碍和人才竞争，中国企业自主创新发展的难度加大，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各环节之间价值链要素的传递和转移过程实质上使中国企业面对更多的市场障碍和人才竞争，加大了中国企业自身创新发展的难度。首先，由于低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流动性较低，位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低端位置的企业多以产品转移为主要形式，而高端生产要素如技术、资本等的流动性更强，使得分工体系中高端位置的企业可以采取多种形式承担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各种转移工作。因此，前者往往容易遇到更多、更大的市场障碍，受到各种防范措施和协议的制约。中美、中欧不断出现的贸易摩擦充分反映了产品转移所面临的巨大市场障碍，位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低端位置的中国企业的发展难度由此可见一斑。其次，具有较强流动性的技术要素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往往会受到分工合作协议的严格控制，中国企业很难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获得先进技术，从而实现产业升级，这不利于位于分工体系低端位置企业的发展。而且，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跨国公司往往利用高级人才这种生产要素本身具有较强流动性的特点，凭借自身资金等方面的优势与中国企业争夺高级人才，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和持续发展能力必将因此受到不利影响，产业升级难度加大，最终影响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有效转变。

四、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对策

如何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迅速转变，是中国政府、企业、民众都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这关系到中国未来经济、社会的稳定协调持续发展。面临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新形势，中国必须从政策引导、环境构建、企业发展等几个方面人手：

第一，政府产业发展政策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构建新兴产业价值链。

在传统产业中，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本身的技术、资本资源禀赋与发达国家仍旧存在较大差距，而且这种差距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根本性的转变。为了有效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从新兴产业人手。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尽管在知识、技术积累等方面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仍旧存在一定差距，但相对于传统产业而言，在从未出现的新兴产业方面不同国家之间的差距较小，在相近的起跑线上，通过有效的产业政策鼓励，促进中国企业在新兴产业方面的发展，尽早形成中国企业在新兴产业价值链中技术、营销、品牌等方面的优势，占据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高端地位，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尽管由于新兴产业技术刚刚起步，中国仍有机会与发达国家一较高下，但中国在新兴产业方面所面临的竞争也异常激烈。发达国家的企业对于新兴产业研发做出了巨大投入，以抢占新兴产业价值链高端环节，如清洁能源产业。美国总统奥巴马早已断言：哪个国家在清洁能源技术中领先，哪个国家就将引领21世纪的全球经济。尽管深陷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奥巴马政府仍然为新能源研究项目投入了4亿美元，为新技术变革提供资金支持，解决新技术市场化过程中的现实难题。因此，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国必须由政府牵头，下大力气鼓励、带动民间资本和金融资本进入新兴产业。唯有如此，才能提升中国新兴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需要注意的是，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新兴产业发展政策也必须针对其中技术、营销等核心价值增值环节展开。片面强调新兴产业的参与，不关注新兴产业具体价值链环节地位，只会使中国新兴产业步传统产业的后尘，在低端价值链环节上形成发展路径依赖和突破限制，重复资源、环境消耗的老路，无法实现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第二，政府出台相关产业政策引导企业在传统产业中向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高端转移，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企业成为参与国际分工的主体。要推动企业更为有效地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保障国家产业发展利益，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不能单单依赖企业的自发行动，国家必须在宏观政策方面予以有效引导，才能促进企业向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高端进行转移。 政府的产业政策是本国企业升级的重要推动力，有效的产业政策不仅有助于引导企业的有序发展，提高产业的可持续竞争力，而且有助于逐渐扭转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被动地位。通过产业政策的引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统一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平衡长期与短期效益，从而真正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一方面，政府通过高端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引导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积极性，促进企业参与技术环节的制定与改进，特别是产业上游标准制定环节，对整个产业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核心主导作用。另一方面，政府通过严格的产业准入制度的建立，对资源消耗大、环境破坏严重的落后产业和企业进行限制，充分保证中国产业升级方向，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第三，政府积极构建法律、政治、市场环境，保障并促进企业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有效的法律、政治、市场环境是保证企业有序竞争的前提条件，也是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的有效保障。首先，切实保障劳动者各方面权益，促使中国企业从技术进步等其他方面培养比较优势，推动企业参与分工体系地位的改善。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不少中国企业以提供低成本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价值链环节而进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为

了维持这种分工地位，保持低劳动力成本的长期竞争优势，企业倾向于将本国工人的工资长期压低，这不仅极大的损害了中国普通劳动者的利益，而且由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利益分配的不均衡性它实质上损害了企业的相对利益，不利于企业产业高度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通过政府对劳动者收入及其各项权益的有力保障，促进企业对人力资源质量的关注，提升劳动者福利水平，从而逐渐转向“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方式。同时，要积极通过法律执行和文化促进等措施，形成有效的市场诚信监督机制，改进中国市场的诚信环境。独立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依靠彼此之间的契约控制。

第四，中国企业通过核心能力的培养与发展，实现自身发展和分工地位提升。

全球价值链分工毕竟是以企业为主进行的国际分工形式，核心是依靠企业自身发展改变其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分工地位，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因此，改进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地位，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最终要落实在中国企业自身良好的发展上。培养并构建中国企业核心竞争力是形成国家竞争优势，促进产业自主升级的唯一途径，也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动力。不同产业的企业可以通过营销网络、品牌优势等高端生产要素的培养，不断加强研发、规模、差别化能力，在与世界其他企业的竞争合作中，提升自我优势，逐渐进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上游环节，甚至成为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核心主导。当然，这个过程需要来自政府、市场的大力支持和正确引导，同时也离不开企业自身的努力。

新能源产业链发展范文第4篇

关键词：产业链；附加值；能源；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

作为我国的能源大省，河南省能源开发利用在国家能源安全及可持续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已经开始实施的一系列举措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能源瓶颈给河南省能源发展带来的冲击，但是可持续发展战略仍将是今后能源生产的重中之重。河南省的可持续发展会对我国的能源可持续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如何合理安排河南省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就成为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一、河南省能源可持续发展现状

（一）河南省能源在国家能源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国家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明确支持河南等省份建设全国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加快钢铁、化工、有色、建材等优势产业发展，为河南能源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为做大做强能源产业提供了战略机遇。河南是全国重要的煤炭、煤层气大省，同时也是国家大型煤炭基地之一。截至2010年底，河南省煤炭产量已经连续28年保持全国第三，是国家规划建设的13个全国大型煤炭基地之一。又紧邻山西、陕西煤炭大省，交通便利，煤炭输入输出通道畅通，担负向中南、华东地区供煤的任务；河南省不但是煤炭资源大省，也是煤层气资源大省，全省2，000米以上浅部煤层气资源约1万亿立方米。河南省水资源较为丰富，一大批污水处理厂的建设，为河南火电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用水保证；河南电网处于全国联网中心位置，电力外送通达，在国家电力规划布局中是华中乃至全国重要的火电基地，担负华中电网南北水火电调剂运行的火电补偿任务，良好的资源和区位优势为加快能源基地建设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同时，“西气东输”、“川气入豫”等工程为改善河南省能源供应结构提供了条件。

（二）河南省能源可持续发展取得的成就

1、能源节约和安全生产成效显著。国有重点煤矿节能状况得到改善，资源回收率提高5个百分点，达到55%；省管企业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万元增加值综合能耗下降35.67%，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分别降低24.49%和24.54%，提前完成“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电力生产和运行节能效果明显，火电机组供电标煤耗达到390克千瓦时，五年降低25克千瓦时；省网线损率达到5.85%，比2000年降低1.3个百分点。能源安全生产和管理水平不断提高，煤矿安全改造投入加大，国有重点煤矿基本建立了瓦斯监测监控联网系统，防治水平提高，原煤百万吨死亡率达到1.17，较“十五”初期降低50%以上；电网安全性和可靠性不断改善，抗灾害能力明显提高，城市供电紧急预案和电网“黑启动”方案相继出台。

2、能源体制改革取得一定进展。能源领域投资体制改革顺利推进，基本实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煤炭企业主辅分离取得进展，产权制度改革逐步深入，国有煤矿政策性破产工作稳步推进。能源价格体制逐步理顺，电煤指导价取消，煤炭价格实现市场化；电价改革逐步深入，城乡居民生活用电实现了同网同价，“标杆电价”、“煤电联动”等政策相继实施。电力体制改革有序推进，厂网分开基本完成，发电则从建设到经营基本形成多种投资主体有序竞争的局面。

（三）河南省能源持续发展存在的问题

1、资源和环境制约日益加大。能源发展面临的资源制约越来越大，资源接续能力不强。河南省煤炭资源地质勘查滞后，勘查程度不高，保有储量仅占全国的2.4%，可供建井的后备精查储量不足，储采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煤炭后继生产面临较大压力。受资源限制，天然气和石油产量下降，供需矛盾突出。水能资源有限，经济可利用水电资源基本开发殆尽，风能资源不够丰富，太阳能发电成本仍然较高。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受环境制约不断增大，煤炭生产引起的地表沉陷、矸石堆积、瓦斯和粉尘排放等对环境影响日趋严重，大量抽放矿井地下水造成地下水位明显下降，燃煤造成的二氧化硫和温室气体排放量逐年增加，使改善生态环境的难度和压力增大。

2、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能源供需结构性矛盾亟待缓解，煤炭供需平衡受价格影响时常波动，电力供应相对富裕，天然气供应日趋紧张。煤炭生产结构相对松散，小煤矿数量较多，产业集中度低，平均单个矿井规模较小。电网建设相对滞后，部分地区存在有电送不出、有电用不上的现象，部分偏远深山区还有无电住户。能源消费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仍占主体地位，石油、天然气和水电等清洁能源比重偏小。可再生能源发展相对缓慢，风电、生物质能和太阳能发电没有实质性进展，农村沼气普及率较低，丰富的秸秆等可再生能源还未得到有效利用。

3、节能减排任务艰巨。河南省能源生产方式粗放，利用效率低，损失浪费较大，单位生产总值能耗高于东部先进省份。相当一部分煤矿生产仍是机械化、半机械化和手工作业并存，矿井技术装备水平低下，煤炭洗选设备陈旧，工艺落后，资源回收率和煤炭洗选效率较低。煤炭开采中采富弃贫现象普遍存在，小煤窑私挖滥采屡禁不止，造成严重的资源破坏。全省火电机组供电标煤耗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村电网低压线损率远高于省网，电力行业节能降耗任务很重。城市集中供热普及率较低，仍存在大量分散供热的低效率燃煤小锅炉。

二、河南省能源产业链扩展优化的必要性

在河南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性正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企业（集团）通过资产重组、行业整合，延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来实现企业的扩张和发展，以此达到资源配置和资产运营的最佳绩效并发展壮大，是产业结构调整中符合产业发展规律的唯一路径选择，也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当前，在企业、产业和区域可持续发展中，越来越强调通过构建和延伸产业链，来提高经济效益，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现阶段，市场竞争已由单个企业之间的竞争演变为整个产业链中多个企业的协同竞争，区域之间的竞争也由产业层面的竞争过渡到产业集群和产业链层面的竞争。通过能源产业链的扩展优化，增加产业附加值，全面提升河南省产业群竞争力水平，从而增强河南省企业集团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促进其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的目标。对于促进河南省经济结构调整，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具有现实意义。对于保障区域能源可持续发展，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一定意义。

（一）市场导向性决定了产业链环节及其布局的可变性。产业链的形成与演化是市场导向的结果。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市场需求的多维性和可变性，决定了作为市场主体的产业链群体内的各个产业部门，必然不断调整自身经济行为，表现为产业链的适应性调整。这种调整包括两个方面的调整：一是产业链环的增删调整，即社会需求较大的环节不断得以扩张、补充，反之则逐渐隐退成为功能性环节；二是产业链的空间分布调整，即在地域比较优势基础上，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各地资源禀赋条件也在不断改变，一部分原来资源赋存条件不理想的区域，有可能在新的市场需求下凸显其比较优势，从而使某一特定产业部门的布局从其他区域转移到该区域。

（二）规模经济要求促成产业链环节的布局调整。现实的产业布局往往是依据区域优势资源赋存条件形成的，区域行政壁垒、市场壁垒等因素的存在，使各区域产业布局呈现结构雷同、重复建设的特点，煤炭产业链发展明显地表现出这一趋势。在封闭经济模型中，各地区一般都有建立相对完整、相对齐备的产业体系的内在经济冲动，即便本地区没有相应的资源条件也可从区外组织能源、原材料、人力资源、资金等建立相关产业部门，地区间产业结构容易形成“大而全，小而全”的地区产业结构雷同、产品结构趋同。地区产业结构雷同的经济后果是：单个区域产业部门难以达到经济规模，不能获得规模经济效益。然而，必要的经济规模是产业部门得以良好发展的内在要求之一。规模经济要求客观需要各地区在开放视野内审视区域优势资源和优势产业部门，从而重新调整该产业部门的空间布局。在产业链分析层面上，这就表现为产业链环的空间布局调整。

（三）区域间的激烈博弈引起产业链环的空间布局调整。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调节作用，并不必然排斥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宏观调控行为。地方政府作为区域体利益的人，通常都会参与、甚至干预区域企业的经济活动。地方政府对区域范围内经济活动的这种介入有指导性和指令性两种形式，但其目的都仅有一个，即维护区域本位利益最大化。现实生活中地区贸易壁垒，其实都是地区间对某些经济权益争夺的表现形式。无论其形式表现为何种类型或者达到何种程度，都必然使得一定的经济资源在地区间动态转移。这种资源的动态转移体现为产业部门在特定区域内的繁荣与萧条，在产业链层面也同时表现为产业链环的空间动态调整。

三、河南省能源可持续发展的思路

（一）加强政府政策的引导和调控，发挥政府在能源型企业可持续发展中的协调和保障作用。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时期，市场经济的缺陷使得部分短期利益企业不可能完全按照国家的战略方针来进行操作。因此，政府应积极发挥信息优势、政策优势，引导和鼓励全省企业走上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小、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在资源开采环节、资源消耗环节、废弃物产生环节、再生资源环节、消费环节实现可持续发展。对能源的勘察、开发与利用进行科学合理的宏观调控与引导，比如始终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来对能源型企业的生产与运营进行思想引导，制定一些带有能源倾向性的政策与规章制度，引导能源型企业进行合理与合法的资源勘察、开采。大力宣传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资源生产理念，进一步加强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结构的调整，进一步明晰探矿权、采矿权的相关规定以及重要矿种的管理等措施，从而加强政府政策的引导与调控。

（二）大力推进产业技术创新，实现产业链优化升级。从产业链的形成机理看，产业链是产品链、价值链和知识链的集合体，其中知识链是核心。产业链中的知识转移，既是企业赢得竞争优势并构建战略联盟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产业链中知识资源价值的重要途径。在产业链的演化过程中，知识的作用日趋明显并受到高度重视，尤其是在产品研发、技术创新、产业对接等方面，知识作为一种无形的资源要素，对于产业链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目前产业链的总体演进状态处于初级阶段向中级阶段的过渡阶段，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对产业链演化升级的制约日益突出。为此，建议立足科学发展，瞄准重大产业技术创新需求，以提升产业链重点领域的技术创新能力为主导，抓好重点技术攻关，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行业重大关键技术；进一步创新体制机制，探索有效模式，促进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在战略层面上的有效结合，突破相关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和体制约束，形成一批引领产业技术创新的联合舰队，以增强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大力实施行业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加强国家专业人才继续教育、培养基地建设和专业人才培养，实施行业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工程，为产业链的优化升级提供保障。

（三）优化管控模式，提高产业链竞争力。产业链运作的好坏以及整个产业链竞争力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业链核心煤炭企业的协调能力，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产业链的信息交换中心，产业链的运作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产业链上的信息交换质量；二是产业链上物流集散的“调度中心”，核心企业扮演了对物流集散、配送进行“调度”的角色，以保证各个节点都能在正确的时间得到正确品种和正确数量的产品；三是产业链上资金周转中心。产业链不仅是一条联结供应商到消费者的物流链、信息链、资金链，而且是一条增值链，各节点企业必须同步、协调运行，否则不仅会影响产业链的正常运行，而且可能导致产业链瘫痪。因此，作为产业链的核心企业，应摒弃传统的管理模式，树立以产业链为中心的管理模式，重视从产业的角度来实现对产业链的调控、整合，协调好参与者的个人利益与产业链的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使链上各个合作伙伴从以前单纯的竞争关系发展到“竞争-合作”关系，不断提高产业链的稳定性、竞争力。

（四）加强自主创新，提高能源利用技术，实现能源的可持续发展。能源开发企业应该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提高能源的采、选、冶回收率，降低损耗率；调整产品结构，延长产业链条。进一步加强对共伴生矿产的处理回收率，运用科学的方法与手段对“三废”进行回收利用与再处理。应大力发展以先进技术为主体的洁净环保技术，积极采用先进的炼焦、采、选、冶等技术，如大容积焦炉、连续冶炼技术、配型技术、干熄和干燥技术等均是可供选择的技术。形成集约化、大型化便于深加工与高效精细分离，以生产出较多的高附加值精化产品和高附加值矿产品。其可持续发展一方面应运用先进实用技术对能源产业进行改造，使其发展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上来，提高产品结构和层次，并进行优化升级，改善资源产业的经营方式，推动资源产业向优质、高产、高效、洁净、安全和综合利用的方式转变；另一方面要依靠科技，培育与发展新兴产业，改善资源型城市的产业结构，并逐步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在创新模式的选择上可选择模仿创新、合作创新、自主创新。创新方式的选择可以灵活化、实用化。

（五）积极寻求新能源和可替代能源，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加强农村能源建设。积极开发利用石油、天然气、煤层气资源。加强资源勘查，提高开发效率，稳定油气产量。加快油气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油气输配网络系统。努力引进省外油气资源，发展油气替代燃料，提高供给能力。调整用气结构，有效提高城市居民燃气普及率，合理安排工业项目用气。大力开发利用太阳能、生物质能、小水电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提高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充分发挥河南省丰富的生物质能资源优势，加快推广农村户用及大中型沼气工程，积极发展秸秆、沼气、垃圾等可再生能源发电，鼓励开发利用生物液体燃料和固体成型燃料。因地制宜开发风电、小水电、太阳能发电，建立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相适应的农村绿色能源体系。坚持“因地制宜、多能互补、综合利用、讲求实效”的原则，积极发展适合农村特点的清洁能源，开展绿色能源示范县建设。大力发展农村户用沼气，以沼气建设带动农村改圈、改厕、改厨，扶持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和养殖小区建设大中型沼气工程。鼓励生产使用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积极推广新型省柴节煤炉灶。加快开发小水电资源，积极推进农村水电电气化县建设，在有条件的地方尽快实施小水电代燃料生态工程。鼓励开发利用太阳能，大力推广太阳能热水器、太阳灶和太阳房等。充分利用宜农宜林荒地、荒坡等土地资源，鼓励种植甜高粱、速生林等能源植物。

（作者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严陆光.积极构建我国能源可持续发展体系[J].大众电力，2009.3.

[2]刘琦.切实推进结构调整增强能源可持续发展能力[J].宏观经济管理，2009.5.

[3]赵娇.国外能源发展政策对我国的启示及我国能源政策选择[J].河南社会科学，2010.3.

[4]胡晓龙.我国能源可持续发展现状的比较分析[J].当代经济研究，2010.4.

[5]张矿明，黄文辉.中国能源可持续发展方案选择与评价[J].资源与产业，2010.4.

新能源产业链发展范文第5篇

关键词：创新型城市；现状；模型；创新生态

据统计，我国70％以上的GDP、80％以上的国家税收由城市产生，90％以上的大学和科研力量分布在城市。因此，城市创新对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2006年以来，全国各地兴起了创新型城市建设热潮。时至今日已经形成了丰富的实践素材。对这些素材进行分析，提炼出创新型城市建设的一般性框架。将对创新型城市建设提供积极指导作用。

1　创新型城市建设实践及启示

以创新作为城市发展核心驱动力的城市建设方案在国内外城市中进行了较为丰富的实践，这为创新型城市研究的理论概括提供了较好的研究案例。

1.1　国外创新型城市建设

1.1.1　波士顿

波士顿是美国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其在创新型城市建设中充分利用本市优势，推动创新型城市建设。波士顿将城市战略定位为：个人、组织和机构共同协作努力使得世界变得更为美好的国际化网络。主要战略措施包括两条，一是提高现有创新发展基础要素的利用率，促进城市变革；二是结合人口和经济因素，建立城市创新支撑体系。同时，结合自身特点和城市创新战略，波士顿研究制定了“波士顿创新体系”。将创新型城市建设具体落实到各项发展指标上，使得创新型城市建设更加具体明朗化。

1.1.2　东京

东京是日本首都，也是日本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中心，其在创新型城市建设过程中，充分发挥本土科技资源优势和经济产业优势，以政府为主导，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的创新型城市建设措施，将工作重点放在政府政策制定和创新环境优化上，并以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作为创新型城市建设的推手。

1.2　国内创新型城市建设

1.2.1　北京

北京在创新型城市建设中重点形成了以下几条重要措施：首先，充分发挥科技资源优势，突破一批核心技术，促进高端产业发展；其次，充分利用北京高新技术企业多、留学人员归国创业与中小企业创新活力强的特点，推动以企业为主体的新型产学研结合机制的建设；第三，加强中央在京资源和地方资源的互动协调，最大限度利用在京科技资源；第四，依托中关村科技园区，努力提升科技创新辐射作用。通过以点带面最终形成城市创新整体推进路径。

1.2.2　深圳

深圳相对国内其他很多城市，其科技力量相对薄弱，缺乏与创新型城市相适应的一流大学、科研院所的支持。为此，深圳以培育创新型企业发展为抓手，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型城市建设模式，充分利用其市场发育充分、产业基础雄厚、经济水平较高的比较优势。在深圳原有开放性、包容性文化特征基础上，将创新性、竞争性纳入深圳文化维度，尤其重视企业家精神文化的培育，一大批知名企业家在这里走向了世界。

1.2.3　青岛

青岛在创新型城市建设过程中，提出了所谓塔型创新型城市建设方案。针对本地城市科技力量并不强的特点，青岛抓住部级专项研究机构在全国分配的机遇，抢先引进“大院大所”高端技术研究机构，形成了青岛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塔尖”。承上启下的“塔身”由大中型企业、重点高校和科研机构组成，主要从事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型研究，重点围绕青岛发展中最紧迫和最急需解决的问题，通过各种创新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塔基”包括大量的民营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群众创新在内的基层创新。

1.3　从国内外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实践，可以得到很多启示

首先，创新型城市必须放在科技和经济协调的角度来考虑。如果我们将创新能力强弱和城市经济水平高低作为一个二维象限，可以分为4种类型的城市创新发展模式(见表1)。

类型Ⅰ：科技实力弱，同时经济发展水平也不高，相对比较滞后。这类型城市在构建创新型城市过程中难度较大，以局部推进创新型城市建设为主。

类型Ⅱ：科技实力不强，但是经济水平相对较高，这类城市在创新型城市建设过程中通常以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为主导，以形成创新成果产业化的良好体制和政策为建设重点。

类型Ⅲ：科技能力强，但是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因此，在创新型城市建设中更多依赖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也就是更加关注于那些技术含量高的创新性企业成长，比如创意产业的发展就很具有典型性，它对于传统产业的依赖程度不强。

类型Ⅳ：科技实力和经济实力都较强，在创新型城市建设过程中具有较大优势，既可以依托传统产业，同时又具有发展创新性企业发展的优势，创新型城市建设的主要任务也主要在促进环境优化和创新文化形成等方面。

第二，创新型城市建设都基本离不开大学和研究院所支持，有些城市自身创新资源很丰富，而城市资源不足的则积极从外部寻找创新支持。

第三，城市创新最后都转移到具体产业支撑上来，培育和支持产业升级，寻找适合城市发展的产业链。

最后，政府在城市创新中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城市创新很大程度上都是政府推动，而塑造创新主体、制定创新发展战略以及改善创新软环境都是不可缺少的功能。

2　点－线－面－体的创新型城市模型

在充分吸收国内外实践，以及借鉴城市发展理论、创新理论和产业理论基础上，本文构造了点－线－面－体的创新型城市框架体系(见图1)。

从图1可以看出，创新型城市的基本框架结构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点，即创新源点，这是构建创新型城市的核心要素，是城市创新的源泉所在，是城市创新一切构想、知识、技术的初始来源：包括城市创新的动力源、知识技术源和职能源等；第二部分为线，即图中用大小形状不同的线条。该线条由两种类型构成：创新链和产业链；第三部分为面，即图中的阴影部分，面域由创新区域和产业集群两块组成；第四部分为体，即整个创新型城市的总体。我们称为城市创新生态。

2.1　创新型城市的点

城市要发展，要以创新拉动或推动城市发展．首先面对的是城市创新的动力源，这是城市创新发展的首位创新源。城市创新动力源，即城市动力的来源、起源、源头，是指某种动力产生的最重要的基础条件，即动力产生的本源，没有这个本源，动力就根本不会产生。城市发展动力源是城市发展动力的源

头，是城市创新动力产生的基础条件，而城市发展源动力是在动力源基础上通过某种制度、方法、工具、机构将其转换成的推动或拉动城市创新发展的基本作用力。

2.2　创新型城市的线

2.2.1　创新链

有了创新动力源、知识源和职能源，还需要将这些点有机链接起来组成价值链，只有在价值链得以实现的基础上，才能维持创新的永续发展。创新型城市的两条主要链条包括创新链和产业链，他们共同组成城市价值链。

从技术创新的角度看，创新的本质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从纵向来看，包括新想法的产生、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试制、产品生产制造、市场销售、售后服务等环节，这个过程即构成所谓的一个创新链。创新价值链是一种知识流动的全过程，存在着上下游的互动关系，具有内在的不可分割性。即创新链是技术上游、中游和下游各创新主体按照一定的价值关系组成的协作关系。

一条创新链通常由以上讨论的知识源所构成，如果我们按照知识源在创新链上的位置不同，可以将这些源划分为三类基本的节点，第一类节点是由从事基础研究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组成，第二类则由一般的研究院所或者工程中心组成，第三类节点则由企业技术中心完成。创新型城市的创新链还包括许多支撑点，如风险投资、资本市场、人才市场、技术市场、技术中心、检测中心、孵化器、信息研究所等。

2.2.2　城市产业链

产业链是围绕一种或多种产品通过不同企业从原材料供应不断向下游移动，最终到达消费者的这么一条路径。产业链中各个企业之间紧密合作，高度相关。通过共同努力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并分享产业价值。由于产业链条各环节的价值附加值不同，因此．处于不同的产业链位置的企业在分享整个产业价值过程中占的比重是不同的。

城市产业链通常有两种，一种是本土城市产业链。也就是产业的上下游配套企业全部或者某一环节属于同一个城市，如果城市产业链包括了所有产品生产环节，则这种产业链包含了产业价值的所有部分和环节，在产业的各个部分都是最优秀的。

通常情况下，一个城市很难做到这点，更多情况是作为全球或者区域产业链的某个环节参与产业分工的。本土产业链的发展主要基于本土创新能力的支撑以及外部产业链条的带动升级，城市创新能力提高是保证产业链升级的重要力量。产业根据不同的性质存在不同划分，具有不同的类型，借鉴Lund-veil(1995)对产业创新的研究成果，城市依靠创新塑造城市产业链的主要模式如表2所示。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产业链正在全球范围内布局，城市产业链就是要努力创造条件，使得本土企业能够纳入到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去。提升本土产业竞争力。同时，城市产业链还有外来产业链，这种产业链与本土产业链面临的环境是一样的。在全球产业转移和产业链重新布局过程中，充分利用本城市的良好投资软环境、较强的城市配套能力吸引外来企业在本土扎根成长，带动城市经济的发展。

2.3　创新型城市的面

有了创新型城市的点和线之后，还需要将这些点、线联合起来，在一定的区域构成创新区域和产业集群区域。它们是围绕创新而有着内在具体分工合作关系的不同创新主体、企业及相关机构和组织通过复杂网络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空间集体。创新区域和产业集群两者的区分并不严格。一个创新区域本身可能构成一个产业集群．产业集群也可能是基于创新基础上的产业共同体。

2.3.1　创新区域

在一个城市创新过程中，城市创新的空间载体也不可能是城市整体，总是从城市的某个区域开始。这种区域通常由高新技术园区、大学科技园区等组成。在这些园区内通过建立创新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科技中介、投融资机构之间的良性互动，推动区域内资金流、物资流、信息流、知识流、人才流、政策流的聚集与转化，共同提高区域创新能力。在我国市场化过程中，由于制度正处于转轨的过程中，各种制度不规范，行政体制还没有理顺，科技、企业、市场关系还不紧密的情况下，创新区域建设能够更好地促进创新型城市的形成。

2.3.2　产业集群

创新型城市的建设是以创新为第一主要动力。除了形成创新区域以外，还需要形成若干产业集群。以产业集群推动增强产业关联度，促进区域创新知识的扩散，尤其是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从而带动城市经济发展。

产业集群的空间模式可以降低创新的风险和费用，还可以提高企业创新的积极性与能动性。具体来说，首先，集群式发展有利于集体式学习，因为在某一固定的较小区域范围内，聚集大量的企业，使得知识、信息与技术以及各种经验诀窍能够快速在区域内流动，从而提高区域企业的整体创新能力；其次，企业开展创新的过程中，因为企业面临大量企业创新行为的比较，从而企业能够更好地理解创新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风险，进而更好的规避风险，这样集群可以降低不确定性因素，提高企业创新的成功概率。因此，推动产业集群的形成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创新型城市建设。

2.4　城市创新生态

将点―线一面有机结合依靠的是城市创新生态，与点－线－面－起构成一个立体结构。生态(Eco-)源于古希腊字，意思是指家(house)或者我们的环境。如今，生态学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生态”一词涉及的范畴也越来越广。城市创新生态是在一定的城市范围内，创新源与创新环境之间，以及创新源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有机整体。创新环境则包括市场、政策、体制、文化等要素。创新环境促进服务机构提供更多的优质创新资源，推动着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反过来可以增强对创新资源的吸纳和消化能力，进而对创新环境的优化起到反推作用。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从培育创新环境、引导创新资源，到壮大创新主体、利用创新资源、优化创新环境的生态循环。

城市创新生态的关键是创造城市创新生成的政策、创新文化和相关制度等软环境，改善创新所需的公共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建设、交通环境建设和人才供给环境建设等硬环境，创建创新网络组织，同时培育集群生成机制，是加快一个城市创新区域形成和产业集群的必要条件。生态强调的是相互作用，因此，政府部门及有关组织，应遵循创新区域与产业集群相互支持、彼此促进的交互作用规律。特别要积极创造城市创新的环境与条件，培育产业集群生成机制，使集群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科技法规与政策环境、投融资渠道、人才环境、知识产权战略和标准化战略等，都是城市创新生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如何确保城市创新生态的和谐运转，将成为创新型城市建设能否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