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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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结构调整范文第1篇
一、“十二五”时期的全球经济
“十二五”时期世界将进入“后危机时代”，这是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其表现为世界经济在结构变动过程中的逐步复苏。在这个阶段，由于金融危机带来了全球经济格局的调整，世界经济的重心和主题也随之发生改变。具体而言，“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发展重心及其主题的变化表现为以下五个层面。
第一，全球经济发展重心将“回归”实体经济领域。相关研究表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虚拟经济的发展超出了实体经济承受范围，是产生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虚拟经济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是金融深化的必然结果。虚拟经济具有高度流动性、不稳定性、高风险性和高投机性的基本特征，它以服务于实体经济为最终目的。随着社会信用的扩张，虚拟经济的规模迅速扩大，甚至超过了实体经济。以美国为例，2007年其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的30倍。这种情况下，虚拟经济发展严重脱离了实体经济，虚拟经济“泡沫化”极为严重，成为导致本次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之一。由此，“后危机时代”，通过金融体系“去杠杆化”挤压经济中的“虚拟泡沫”，使整体经济发展重心回归实体经济，将成为全球经济一大特征。
第二，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将“重塑”经济平衡状态。全球经济失衡被认为是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失衡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危机后必将难以为继，世界经济结构将出现一次大的调整。而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支点在于各国经济结构的转变，体现为各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由此，各国经济结构转变带来的世界经济重新平衡将成为“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
第三，全球经济格局变动将“催生”新一轮产业革命。从世界经济发展历程看，人类应对经济危机并最终摆脱危机“后遗症”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对外战争和国内革命，另一种是新技术革命。其中，实施新技术革命的社会交易成本较低，是最为积极和有效的“去危机”手段。1857年，以生产过剩危机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危机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美、英及欧洲大陆许多国家的企业在此次危机中纷纷破产。但是，之后十年内，以电气化为核心的产业革命给资本主义国家注入了增长动力，使这些国家迅速摆脱危机，走上经济高速发展的道路。而1929－1933年的“大萧条”之后，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广泛应用为特征的产业革命的发生，为美国等发达国家在20世纪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提供了新的源泉。由此，经济危机往往伴随着新的科学技术革命，而本轮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格局变动必将“催生”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
第四，全球经济发展亮点将“凸显”低碳经济和绿色增长。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迹象趋于明显，以发展“低碳经济”为核心的“绿色增长”模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新的“标准模式”，各国只有在这个基本模式框架中寻找符合本国的发展路径，才能融入新的世界经济体系，促使本国经济良性发展。“低碳技术”可能成为“后危机时代”新技术革命的主要方向。在“低碳技术”推动下，走“低碳经济”发展道路，创造“能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相结合的新增长动力，寻求经济的“绿色增长”，将是“后危机时代”世界各国经济发展遵从的主题。
第五，全球经济合作主题将“锁定”区域经济一体化。金融危机发生后，由于各国经济迅速下滑，导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势力重新抬头。由此，各国开始强调地区合作的地域开放性和领域协调性，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有加快的迹象。例如，欧盟通过地中海联盟扩大了区域合作的边界，东非共同体、东南非共同市场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共体）决定加强合作，西半球国家决定成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共同体等。与此同时，中国－东盟（10+1）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也是此次危机中区域一体化的亮点。由此，“后危机时代”，全球范围内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可能迎来新的。
二、“十二五”规划的全球战略
从本质上来说，“十二五”规划是我国的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方案。然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针对“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发生的新变化和新调整，“十二五”规划中比较系统的“蕴含”了中国政府的“全球战略”。
第一，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加快内外结构调整。“十二五”规划将通过推进城镇化进程、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强政府民生投入，以及加快市场流通体系建设等多重措施，进一步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同时，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最终，使我国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并以此促使中国从“外供型”经济转向“内供型”经济。
全球经济结构调整范文第2篇
关键词：全球经济失衡；经常项目顺差；经常项目逆差；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
全球经济失衡已经成为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现象，并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不安。广义地讲，全球经济失衡可以指全球经济任何方面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南北贫富的差距、贸易和资本流动的不平衡等。不过在大多数场合，人们在谈论全球经济失衡的时候，是指美国巨大且不断增大的经常项目逆差，以及相关联的美国极低的储蓄率和其他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极高的储蓄率。然而由于全球经济作为整体是一个封闭经济，在核算意义上它总是平衡的：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一定意味着其他国家的经常项目顺差；美国储蓄不足，一定意味着其他国家储蓄过剩。正如2005年2月2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托在题为“纠正全球经济失衡——避免相互指责”的演讲中指出，全球经济失衡是这样一种现象：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庞大，债务增长迅速，而日本、中国和亚洲其他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对美国持有大量贸易盈余。
经常项目衡量的是一国与他国商品和服务贸易以及资金往来情况。当一国出口收入和其他经常性收入不足以弥补本国进口和其他经常性支出的时候，经常项目逆差出现，并主要表现为贸易逆差。央行在分析中指出，作为失衡的一方，美国2005年贸易赤字总额达到了空前的7257亿美元，占其GDP的比率由10年前的1.2%骤升至5.8%；而作为失衡的另一方，日本、中国等亚洲国家、主要石油出口国及部分欧洲国家的贸易顺差则达到1000亿美元的规
模。其中中国尤其受关注，2005年中国贸易顺差达1019亿美元，特别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1142亿美元。
一、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分析
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近来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学者、政策当局以及国际机构对于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种全球性失衡状况增加了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的风险。处于全球经济失衡这种大背景下，中国作为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积极成员，经济运行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时，我们必须具备全球眼光，用全球的眼光看清世界经济的发展状况及其走势。因此，分析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就显得特别重要。
首先，从美国的角度看，经常账户逆差的不断扩大是其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长期调整的必然结果。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产业结构软化”趋向的国家。1958年，美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过50%，此后服务业与第一、第二产业的地位差距不断扩大，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进一步推动了其经济结构调整进程。美国不仅引领了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进程，也使其在产业结构比较优势方面与其他国家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差异，比较优势产业越来越集中于创新产业和金融业等服务行业。按照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创新产业的产品需求在创新期往往限于国内，而服务业产品又多为非贸易品。这便导致美国的比较优势产品多体现为非贸易的特征。自1971年以来美国商品贸易的逆差不断扩大，而服务贸易却始终处于顺差状态，也表明美国以贸易品为主的商品制造部门的比较劣势越来越明显，而以非贸易品为主的服务业领域则具有越来越突出的比较优势。这一变化是通过美国将制造业产品等贸易品的生产以外包方式分散到世界各地，并通过进口来满足需求的过程实现的。所以，从整个世界经济运行的角度看，美国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这种先行调整及其所导致的其他国家产业比较优势的变化，是其经常账户逆差扩大的根本原因。
其次，从全球角度看，战后美国率先出现的结构调整使得世界范围内的制造业生产重心，先向其他一些发达国家转移，改变了两者间的贸易关系和生产格局，出现了日本等国对美出口制造业产品，形成对美顺差的“失衡”局面。同时，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在美国引领下也开始了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过程，服务业比重逐渐扩大，制造业重心转向资本品生产，在贸易自由化和其后的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发达国家逐渐将部分制造业产品尤其是消费品的生产转移至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服务业比重越高者为经常账户逆差而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者则为顺差的局面。结果，美国不仅要从其他国家进口消费品与标准化的资本品，其他资本品也越来越多地依靠进口，产业比较优势的“软化”使得美国经常账户逆差不仅规模持续扩大，其产品结构与来源地也更加多元化。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相互关联的4个层次的产业循环和贸易循环的格局：一是美国自其他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品，自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进口消费品，存在巨额逆差；二是其他发达国家向美国出口资本品，自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进口消费品，最终经常账户存在或多或少的顺差；三是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自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品并向发达国家出口消费品，形成一定的顺差；四是石油出口国等资源充裕国则向商品主要生产地出口能源、原材料而形成顺差。由此可见，现阶段的全球经济失衡更多地体现出多边性、全球性的特征。全球经济失衡，中国也不例外。长期以来，中国储蓄过剩，物价水平就不可能向上走，处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结构不平衡，有很多力量不会很顺畅地在整个体系中传导。现在全球经济失衡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如果再不着手解决问题，将会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又是一个发展较快、世人关注的国家，毫无疑问有责任维持和推动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因此，高度重视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并着手避免其进一步恶化十分必要。
二、中国应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对策
面对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可能造成的外部风险和冲击，中国必须下决心及早采取措施主动调整内外不平衡，增强抵御外部风险和抗冲击能力，以确保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第一，必须加快调整内外需求比例，适当降低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更加坚定地立足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推动经济增长，这是抵御全球经济失衡可能造成的外部风险冲击的最有效途径。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和贸易顺差过大，前者易造成通货膨胀和产能过剩，后者易引发贸易摩擦和加大外部风险。因此，当前调整内外需求比例的重点应该是抑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切实解决住房价格上涨过快和教育、医疗乱收费等制约现期消费问题，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增强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第二，适当调整外资外贸政策，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促进外贸平衡发展，防止国防收支失衡进一步扩大。按照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地区发展战略加强对外资引导，规范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行为，适当提高劳动者权益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标准，杜绝低水平重复建设，技术档次低、土地资源占用多，能源消耗大和环境污染严重的外资项目，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进一步调整出口退税政策，继续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积极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使出口产品价格更加真实地反映实际成本，推动出口企业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同时也要积极扩大进口，特别是扩大先进技术、关键设
备及零部件、国内短缺的资源、原材料及其制成品进口，实行进出口基本平衡的政策，发挥进口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第三，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基本稳定，适当调整外汇储备规模和结构，防止美元贬值造成储备资源缩水。全球经济失衡和中国经济的内外不平衡，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国际、国内原因，人民币大幅升值，既不可能纠正全球经济失衡，也不是解决中国经济内外不平衡的最佳政策选择，反而有可能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应从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实际需要出发，在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同时，保持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基本稳定。要密切跟踪分析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特别是美元汇率走势可能出现的趋势性变化，及早调整外汇储备资产的币种结构，同时通过扩大进口和鼓励其他对外投资来适当降低外汇储备规模，防止美元一旦大幅贬值造成国民财富流失。
第四，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交流合作与政策协调，共同维护世界经济的稳定，努力营造有利于中国的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失衡涉及的国家和地区众多，但主要失衡方是美国，只有有关各方加强合作采取共同行动，特别是美国承担主要调整责任，才有可能扭转全球经济失衡继续扩大的趋势。为此，中国应加强同其他有关各国的磋商协调，督促美国削减财政赤字和提高国内储蓄率，更多地承担调整责任，共同维护世界经济的平衡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杨,余维彬.全球经济失衡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J].新金融,2006(4).
全球经济结构调整范文第3篇
深秋寒意袭人,但经济已愈发和暖。国家统计局10月22日公布,三季度GDP同比增长8.9%,新闻发言人李晓超称“全年‘保八’毫无悬念”。这与《财经》此前对20多位经济学家的调查结果相吻合。中国经济强劲复苏已成共识。
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反弹态势也趋于明朗。主要经济体的企业库存水平与销售状况更趋匹配,企业盈利状况有所改善,企业家信心与消费信心都逐渐恢复,大宗商品交易日趋活跃,全球股市强劲反弹。种种迹象表明,随着一年中主要节日的来临,居民消费将有力带动四季度国际贸易增长。对于复苏,我们不应过度乐观,但不妨大胆断言,世界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
当前在分析国内外经济形势及中国相应对策时,许多讨论集中在一些迫在眉睫的问题上,如反弹是否可持续、来年信贷规模、刺激政策的退出时机等。这固然非常重要,但要想获得正解,还需要一种更宏大的视野,需要以调整和改革的思维选择未来发展目标与路径。特别是在近期保增长无忧、通胀预期较温和的时候,中国正面对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难得机会之窗。本周国务院常务会议将“调整经济结构”置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管理好通胀预期”之间,其政策微调的意味就值得关注。
应当看到,在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中国经济率先扭转困局,亦可望领先于其他国家步入新一轮上行周期。然而,纵观海外诸经济体现状,原先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外部基础已严重损毁,在可见的将来,不可能恢复如初。由此,长期停留在口头或纸面的结构调整战略,已经到了非落实不可的时刻。“后危机时代”的国内、国际经济环境,客观上会推动中国的制度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也有益于中国经济长远发展,可谓既有客观需要,又有现实可能。
未来全球增长需要新动力,中国被寄予厚望。美国等发达国家将延续“去杠杆化”进程,储蓄率逐步回升,消费比例逐渐回落,发达市场主导的全球供需将下降到较低均衡水平。世界经济若要保持稳定持续增长,迫切需要新兴经济体成为拉动国际贸易的增长动力。
在此背景下,中国因其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加速,储蓄率较高,国内市场潜力巨大,因而地位空前提高。中国在享受全球化红利的同时,也应对深化全球化进程有所作为。这就要求中国在未来全球经济再平衡过程中,主动发挥作用,调整内部经济结构,以适应变化中的国际分工重组。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也需要中国的擘划与襄助。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各国达成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共识,中国的分量也日益加重。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提高中国份额和投票权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也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在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同时,理应优先改革国内宏观管理体制和金融制度。
当然,朝向可持续发展的结构转型,首先是中国自身的利益所在。目前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有助于这一转型的加快推进。基于投资和资源消耗的传统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寄望危机结束后国内外需求会重新消化那些过剩而落后的产能,是完全不现实的。惟有通过改革制度、政策等内生因素,来改善增长函数中的技术变量,才能走上新型工业化道路。在这里,围绕打破垄断、开放民间投资、鼓励消费、刺激内需的政策安排与制度改革,可谓百端待举。
全球经济结构调整范文第4篇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斯坦福大学国际发展中心访问学者
穷国和穷人一样，心里时常存在“短缺”恐惧。“短缺”曾经是中国经济的常态特征：粮食短缺、物资短缺、外汇短缺、技术短缺、人才短缺。克服短缺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原始的动力，如今，物质上的短缺在中国已成历史。
中国外汇储备从短缺到充裕的变化，是中国参与全球分工、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的一面镜子。20世纪90年代后，外汇储备激增逐渐成为经济常态现象，反映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失衡和失控。中国陷入了顺差―外汇储备增加―基础货币增加―为防止通货膨胀而采取冲销政策―利率上升―资本流入的循环怪圈。
实际上，外汇储备激增只反映了中国经济结构失衡一面，中国依然存在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结构性问题：投资增长率过高，信贷投放过多，货币流动性过大，外贸和国际收支不平衡;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间不平衡;一、二、三产业不协调，投资与消费之间不协调，经济增长过多依赖于投资和外贸出口;生态环境恶化和生产的高能耗。在全球经济中，中国在多个指标上取得的好名次并没有真正解决其结构难题、增加国民的幸福感，反倒恶化了结构问题，影响了国民的幸福感甚至安全感。
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再平衡，这必然伴随着较大的结构调整，其要义是要重建投资与消费、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关系，增加最终消费在经济总量平衡及其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这是新常态下总需求结构调整的必然要求。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常态不仅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挡，更是通过经济结构调整来实现高质量的增长，并最终使国民通过合理的结构调整享受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引导经济步入新常态将涉及需求结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城乡结构、产业结构等国民经济各个方面的调整。
我国拥有的四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是个庞大的数字，要发挥其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作用，而不是当作“累赘”，花掉了之。中国还是一个不成熟的国际债权人，人民币用于国际借贷还很有限，外汇储备对中国仍然有重要的国家安全及战略意义。凯恩斯在1930年提出国际储备资产就是战争基金，是一国政府为非常紧急的情况而持有、并且是只在非常情况下才动用的国际资产。我们依然要考虑外汇储备的预防性需求，留有必要数量以应不时之需。除此之外，要善用外汇储备，充分发挥其在影响居民消费、企业投资和国家战略方面的作用。
外汇储备无法直接影响到居民的最终消费，但是对外汇储备的认识变化会使中国调整外汇储备管理思路，并间接地影响居民最终消费。在外汇储备的存量上，可以增加国民用汇的自由度，使其有充分地使用外汇资格，实现其使用外汇满足购买国际商品和服务的消费需求。在外汇储备的增量方面，改变以前的创汇思路，减少储蓄，增加居民消费水平，经常项目顺差自然就会减少，外汇储备增加的难题也会相应得到缓解。
经济新常态要求优化产业结构。发挥外汇储备在促进企业海外竞争力方面的作用，服务于企业“走出去”。赋予企业更完全的用汇资格，鼓励企业自主选择到国外进行实体投资、创业、并购，建立一批我国所需消费产品的生产基地和国际销售网络。这样既增加了对外投资收益，获得高于国内的资金利用效率，增加新的收入来源;同时提供了国内居民需要的消费品，降低能耗和污染，缓解环保压力。另外，能源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外汇储备应该支持为获取能源资源勘探权和开发权为目的的海外投资。
全球经济结构调整范文第5篇
中图分类号：F012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不仅是中国长期以来面临的重要课题，更是后危机时代中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生态和谐型社会的关键。通过分析可知，需求结构调整应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重点，而需求结构性调整的关键便是提高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进而提高中国的消费率和内需率，使之与中国的投资率和外需率保持协调比例。为此，应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改善消费环境、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各方采取措施。
关键词：“十二五”时期 经济增长方式 需求结构调整
经济增长是一项涉及到政治、文化、生态等多方面的复杂系统，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更是一项集调控理念、调控目标、调控手段及调控体系于一体的复杂工程。早在1991年中国“八五”规划时就提出，沿海地区率先转变粗放型增长模式的目标。中国在制定“九五”规划时正式提出，将经济增长模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而沿海地区应增大科技进步在经济中的含量。2006年的“十一五”规划进而将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摆到重要位置。迄今为止，中国虽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已近20年的时间，但经济增长方式调整滞后仍制约着经济发展的步伐，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基于此，“十二五”时期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将成为中国经济必须面对的，一项关系到经济跨越式、可持续式增长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生态和谐型社会建设的重要课题。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点是需求结构调整
（一）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方式
一般来讲，经济增长方式指决定经济增长的各种要素的组合方式及各种要素组合起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依据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经济增长可分为外延式增长和内涵式增长两大类（马克思，1975）。外延式增长方式，即仅仅依靠增加自然资源、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的投入量来扩大再生产及实现经济增长的方式。其基本特征是经济消耗较高，成本较高，而产品质量难以提高和经济效益较低。内涵式增长方式，即通过运用先进技术、管理方法等现代生产要素的投入来提高资源或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进而扩大再生产及实现经济增长的方式。其基本特征是经济消耗较低，成本较低，产品质量能不断提高，经济效益较高。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将经济增长方式分为粗放型和集约型两大类：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一般主要是指通过增加资金、资源的投入来增加产品数量与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而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一般是指通过科技进步与提高劳动者素质来增加产品数量和提高产品质量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显然，马克思经济理论与西方经济理论虽在经济增长方式的形式论述上有差别，但在本质上却相似。
依据以上经济增长方式理论或西方经济增长方式理论不难知，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来的经济建设方式主要是外延式或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这种依赖投资和出口的增长方式使中国经济增长极易受国际经济波动影响，且在最近几年来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我国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便是对经济增长方式进行转变。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所包括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要素结构三方面重要内容中，何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点？
（二）中国当前经济增长方式难以改善的原因
经济增长方式所包括的三方面内容的逻辑关系为：中国在高储蓄率基础上形成的需求结构畸形发展奠定了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的基础，而高投资在投资主体不合理政策与扭曲的产业环境引导下流向第二产业，致使第二产业过度膨胀。过度低下的消费水平不但制约第三产业的发展，而且导致其产业结构升级滞后：由于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主要依靠“重重工业、轻轻工业”这种失衡经济结构为其经济增长奠定重工业基础，再加上中国工业本身蕴含的种种问题，导致工业过度扩大、工业重型化趋势加快以及产业中体制问题逐渐凸显，这些因素促使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而产业发展滞后状况又导致要素结构水平升级缓慢，而第三产业缓慢发展的态势使得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缺乏良好的社会环境，这致使要素结构长期处于低水平发展状态。也即：要素结构层次低下导致收入分配进一步不合理，进而强化低要素竞争优势，而这反过来又会恶化本已畸形的需求结构。这种结构间的恶性循环是增长方式长期难以改善的重要原因（李韬，2010）。显然，需求结构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长期处于恶性循环，难以得到根本性转变的重点。实际上，无论是此次集全面性、系统性、复杂性于一体的全球经济危机，还是以往集高投资低消费、高投入低效益、高消耗低产出于一体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抑或是改革开放30余年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所遭遇的资源约束瓶颈和经济增长周期性调整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来看，都要求中国必须把需求结构调整作为调整经济结构、提升经济发展层次、推进经济整体转型升级的重点。
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特征及国内和国际比较
“十二五”时期的中国，优化经济结构成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在组成经济结构调整的众多元素中，需求结构调整是中国长期以来面临的重要课题。需求结构内部各因素之间协调发展是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增长的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