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利能力概述范文第1篇

【关键词】 财务重述;不完全契约;薪酬契约;融资契约;财务契约

一、引言

近年来,财务重述现象越来越严重。从国外情况来看,根据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2006年的统计表明,美国财务报表重述的公司从1997年的83家增加到2005年9月的439家,重述的公司占全部上市公司的比例由同期的0.9%飙升到6.8%,其中不乏施乐(xerox)、安然(enron)、阳光(sunbeam)等世界著名公司。scholz 2008年的统计发现,美国上市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数量从1997年的90家上升到2006年的1 577家,10年增加了18倍。特别是在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实施后,上市公司财务重述明显增加。而从国内的情况来看,1999年仅有24家上市公司发生了财务重述,而到2005年则达到195家,占全部上市公司的20%左右。本文从不完全契约理论的角度出发,研究发生报表重述的动因,从而解释这种现象,并提出相应的监管建议。

二、财务重述概述

(一)财务重述的概念

2005年5月美国会计准则委员会(fabs)的154号财务会计准则公告(sfas no.154)将财务重述表述为:修正前期的财务报告以反映这些报告中存在差错被更正的过程。由此可见,财务重述专指会计差错更正,而不再包括其他会计变更。在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中具体定义了“前期差错”的概念,提出“前期差错是指由于没有运用或错误运用下列两种信息,而对前期财务报告造成遗漏或误报:(1)编报前期财务报表时能够合理预计取得并应当加以考虑的可靠信息;(2)前期财务报表准则报出时能够取得的可靠信息。”“前期差错”更正概念更加强调公司的责任,具体描述了可能导致差错发生的原因。准则12条还首次提出了“追溯重述”的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表明会计准则与监管部门法则的趋同,预示着我国财务重述制度的日趋成熟。

(二)财务重述的经济后果

第一,财务重述会引起强烈的市场反应。对于这种反应,从短期内看,导致发生财务重述公司股价严重下挫,股票买卖价差加大,从而给投资者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从长期来看,发生财务重述的公司存在明显的负的回报率,使公司的价值下降,同样损害了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第二,财务重述会引发财务重述公司管理层频繁变更。这一变更也表明,ceo和cfo作为公司高管,代表公司所有(股东)对公司进行财务管理和控制工作,并对公司财务报告的真实性负有重要的责任。第三,财务重述会使发生财务重述的公司招致法律诉讼,陷入长期的麻烦之中。这种诉讼无论是公共惩罚还是私人惩罚,都与财务重述公司股东的损失存在较大相关性。第四,财务重述会使发生财务充实的公司融资成本上升。因为公司的财务重述行为降低相关评级机构对财务重述公司的预期盈余质量评级,导致投资者提高了对公司回报率的要求,从而增加了公司的融资成本。

三、财务重述的动因分析

(一)完全契约论与不完全契约论

coase在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本质》开启了契约理论研究的先河,此后契约理论迅速发展,形成了完全契约理论和不完全契约理论两个派别。完全契约理论是把参与博弈的各方当事人放在一个委托—框架下处理,把所有的交易和生产关系抽象为一种契约关系。在完全契约理论的假设中,在当事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完全理性的委托人总是可以设计一个最佳契约,该契约充分考虑了所有可能出现的或然状态,并能够无成本地被第三方强制执行。而不完全契约正好相反,由grossman and hart(1986)、hart and moore(1990)等发展起来不完全契约的理论认为当契约不完全时,资产归谁所有,谁拥有资产的支配权等问题就非常重要。该理论的主要思想为:由于人们的有限理性、信息的不完全性、市场的复杂性和交易成本的存在,尤其是与专用性投资相关的许多重要变量即便可被当事人双方观察也不可被第三方(比如法院)证实,因此现实中的当事人难以签订能够自我实施的或者被第三方低成本强制实施的完全契约。也就是说,当契约不完全时,资产归谁所有,谁拥有对资产的支配权等问题变得非常重要。

(二)企业的本质是一种不完全契约

coase(1990)从交易费用角度对企业的本质作了阐述,认为市场与企业是资源配置的两种不可代替的手段。在市场上,资源的配置由非人格化的价格来调节,是由一系列短期契约来完成的。而在企业内部,相同的经济活动可以通过建立较少的长期权威关系契约来完成。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企业将倾向于扩展到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在公开市场上完成同一笔交易的成本或另一个企业组织同样交易的成本为止”。之后经很多学者的研究形成了现代企业的结论:企业是一系列契约(合同)的集合,企业之中存在的各种利益关系都是这个集合的子契约,并且这些契约的本质是一种不完全契约。

(三)不完全契约角度的报表重述动因分析

上市公司是企业的一种形式,因而也是不完备的契约集合,其本质也是由一系列的不完全契约组成。而在上市公司中与报表重述相关的契约主要包括薪酬契约、融资契约和财务契约,同样的道理,它们也是不完全契约。

1.薪酬契约

薪酬契约是用来规范的劳动者与企业之间酬劳关系的契约集合。财务重述期间,由于薪酬契约的存在,企业高管的有限理性加之相对于其他投资者拥有更完备的信息,从而导致了财务重述前后公司内部人员交易行为异常。beneish(1999)较早地检验了财务重述公司内部人交易行为,发现在财务报告高估盈利期间,这些公司的管理者比配对组公司的管理者更有可能卖出他们的股票和行使股票期权。agrawal and cooper(2008)以宣布低调盈余的财务重述公司为研究对象,并根据一定标准选取控制公司之后研究了公司五类内部人在公开股票市场的交易行为。结果发现,相对于控制样本公司,全样本分析仅微弱支持财务重述公司的高管在财务重述期间比财务重述之前出售了更多的股票。但在子样本分析中,却发现了财务重述公司的高管在财务重述期间出售了较多股票的证据。li and zhang(2007)发现在sox法案实施之前,内部交易行为与宣告时股票非正常收益存在相关性,但sox法案实施后,具有信息优势的内部人交易行为明显减少。因此他们认为财务重述报告期间存在内部交易行为,内部人利用信息优势在财务重述前抛出股票以减少股价即将下跌带来的损失,sox法案的实施约束了财务报告重述公告前的内部人交易行为。除此之外,这种信息不对称还致使内部人员行使股票期权现象的出现。burns and kedia(2006)研究发现,ceo期权组合对股价的敏感度与财务错报显著正相关,而ceo薪酬结构的其他部分与财务错误报告不存在显著相关性。这表明通过财务错误报告来影响股价以谋求私利是持有股票期权ceo动机之一。efendi et al.(2007)发现财务重述之前,公司ceo会执行更多的期权,尽管他们在市价下降的时候持有大量未行使的期权。burns and kedia(2008)尽管没有发现公司管理层在错报期间执行更多期权的证据,但发现执行了更多期权的公司往往会采用基金的会计政策。这些公司比配对公司管理层多行权20%～60%,且与收入对财务重述的影响幅度与管理层执行的期权数量正相关。财务重述期间高管交易行为和股票相关的薪酬变化显示了管理者存在自利行为,并通过财务重述来实现。

2.融资契约

融资契约是用来约束资本市场上融资企业行为的契约集合。资本市场是企业融资的重要场所,但资本市场对企业的盈利有着较高的要求。如何保持一个连续正的盈余增长以融资到更多的资金往往就成为公司融资的资本市场压力。由于融资契约的存在,融资企业拥有对本公司资产的支配权,许多盈利达不到要求的公司就会利用这种支配权,通过财务重述的途径进行盈余管理,以使公司盈利能力符合要求,进而进行融资。dechow et al.(1996)发现融资需求显著影响着公司财务重述的可能性,公司期望以较低成本进行融资时,财务重述的可能性最大。burns and kedia(2006)发现财务重述公司的股权融资与长期债务比的平均数都显著高于非财务重述公司,说明财务重述公司有着更多的融资需求。

3.财务契约

财务契约是用来规范企业管理层的财务行为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契约集合。在股票正常交易过程中,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人们有限理性的存在,投资者对未来股价的预期多依赖于证券分析师和管理当局的盈余预测,盈余操纵被用于迎合这种预测,若没有达到财务预期则可能带来股票价格的负效应,降低公司的声誉,导致公司在经营业务中遭受损失,从而减少企业未来的利润。callen et al.(2008)发现具有亏损历史并且将来可能亏损的公司相对于盈利公司更有可能利用财务重述操纵盈余。richardson et al.(2003)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在未来盈利增长方面承受了更高的市场期望值,迫于市场的压力,上市公司管理层有动机进行盈余操纵以维持盈利增长或超过预期的盈利,而为达到上述目的采取的激进的会计政策最终导致了更频繁的财务重述。

四、结论及建议

针对以上分析,笔者提出完善我国上市公司财务重述的建议:

(一)完善相关会计准则、法规的制定

报表重述现象的出现存在客观的可能性,它的出现显示相关的会计准则和法规都存在漏洞和薄弱环节。这就要求在制定会计准则时尽量全面客观,尽量减少不确定措辞的使用,不给财务重述制度上的可乘之机。此外,应加强相关法规的责任追究机制,明确公司负责人对会计信息的真实性责任,加大对会计信息造假的惩戒力度,从而提高财务造假者的成本。

(二)完善公司内部薪酬激励机制

由于薪酬契约的存在,导致了财务重述期间高管交易行为和股票相关的薪酬变化。对此应设计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管理者激励机制,实行股票期权激励制度,并将财务重述行为作为衡量期权的一个因素,让经营者与企业盈余剩余长期结合,使经营者不会轻易选择放弃长期利益行为,并进一步限制高管行权条件和高管在财务重述期间的行权行为,从而减弱经营者为自身利益进行会计造假的动机。

(三)提高审计信息质量

由于融资契约的存在,投资者和债权人与管理层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投资者和债权人多依赖于外部审计。这就要求相关审计人员严格遵守职业道德,严格执行审计准则职业标准,提高审计信息质量,以保障外部使用者利益,从而减少财务重述现象的出现。

(四)提高相关经营者和投资者的理性认识

由于财务契约的存在,加之证券分析师和相关当局往往根据当前的信息来预测未来;由于市场的复杂性和未来的不确定性,证券分析师和相关当局的盈余预测往往偏离公司的实际情况,这就要求相关的经营者和投资者提高理性认识,不要盲目跟着预测走。

【参考文献】

盈利能力概述范文第2篇

Key words： real estate industry；earnings management；audit opinion

中图分类号：F29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14-0109-03

0 引言

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意见往往能给广大财务报告使用者传递关于报告真实性的重要信息，帮助相关利益者做出正确的决策。对于审计意见形成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也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而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对审计意见出具的影响更是成为研究的一大热点。

近年来，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在经历快速腾飞后也曾陷入一定程度的萎靡动荡。实行房地产调控第一阶段的2010-2011年时期，出现了交易量持续萎缩的低迷状态。2012年，调控进入了第二阶段，前期阶段调控成效的肯定与持续低迷带来的上涨压力，使得该年出现了较好的回稳状况。这种稳步回升的发展态势无疑为研究该行业相关经济问题提供了良好条件。

根据行业分类标准，本文选取房地产行业的150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利用样本公司2012年度报告的财务数据实证分析了房地产行业的盈余管理程度对审计意见出具的影响。

1 文献综述

国内外盈余管理的研究现状：

1.1 关于模型的选择与建立

目前学界存在着多种盈余管理模型，包括Healy 模型（1985）、DeAngelo 模型（1986）、行业模型（Dechow and Sloan，1991）、较为盛行琼斯模型等。但随后又有研究显示，这些模型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设定问题。总结回顾相关研究，本文认为，尽管琼斯模型被公认为是比较优秀的盈余管理检验模型，但为取得更理想的检验效果，需要根据实际对象和目的特定选择合适的模型。

1.2 关于研究结果

目前国内外关于盈余管理程度对审计意见类型的影响问题已有较多研究成果，但并没有一致结论。Bartov（2001）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越高，被出具非标意见的概率越大。Butler （2004）则认为，市场上被出具非标意见公司的应计利润为多出现数额巨大的负值，可能引起财务困境，审计师因为公司持续经营的不确定性出具非标意见，与盈余管理无关。Laura 等（2008）利用西班牙的数据验证了Butler的结果，但他们认为审计师出具非标意见是因为自身的保守性而不是企业持续经营的不确定性。

大量学者也对中国的情况进行了验证，选取不同的样本和研究方法，结果也不一致：李东平等（2001）发现审计意见与核心的盈余管理指标没有显著关系。章永奎和刘峰（2002）则发现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越厉害，越可能被出具非标意见，但同时大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会体现更严格的审计质量控制。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概述

我国企业存在大量的盈余管理行为。这些盈余管理的结果往往可以反映在企业公布的财务报表中，而外部民间审计也将作为一种审核手段对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完整性等起到重要的监督保障作用本文将研究的是企业盈余管理程度对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意见类型的影响。基于研究目的，提出假设：公司当期盈余管理程度与审计师出具非标意见的概率不相关。

2.2 样本选择

本文研究的样本初步选择为根据CSRC行业分类指导选择出的174家房地产上市公司。为了保证所选样本公司之间能够进行各项指标的对比，对初选样本进行筛选剔除，最终获得了150个有效样本。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GTA国泰安金融数据库。对数据的处理使用的是EXCEL2010，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回归分析使用软件Eviews7.2。

进行变量的回归分析之前先对样本进行了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

2.3 模型选择

本文以审计意见类型为被解释变量，以盈余管理程度为解释变量，并加入控制变量。因为被解释变量定义为虚拟变量故选择用Logistic模型为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合行业的市场审计现状特点，参考各类文献中的模型建立后，最终为本次研究选用构建如下模型：

Audit=α0+α1EI+α2lnAsset+α3NARR+α4CR+α5DR

+α6+Big4+∈

模型变量解释：

①被解释变量：Audit为虚拟变量。如果审计意见类型为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则Audit取值为0，否则为1（非标意见）。

②解释变量：如前文所述，正对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度量有多重方式，比如充分采用考虑风险的应记款项法；琼斯模型下较为复杂的应计利润法等。考虑到计量模型中对变量设置的尽量简单简明的要求，了解到房地产行业中重要的盈余管理手段为用非经常性损益项目来操纵利润，再结合到公司规模对非经常性损益的影响。本文采用了年度报告中披露的非经常性损益的绝对值除以总资产作为衡量盈余管理程度的指标。即：

EI为盈余管理程度，EI=年度非经常性损益绝对值/总资产

③控制变量：

LnAsset：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NARR：表示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CR：表示流动比率，CR=资产合计/流动负债合计；

DR：表示资产负债率，DR=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Big4：虚拟变量，如果审计师为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则Big10为1，否则为0。

3 统计与回归结果

如表2所示，运用Eviews先求出了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以及相关性检验下的t统计量和对应的概率P值。接着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4 结果分析

4.1 相关系数结果分析

①通过观察图二不难发现，2012年我国房地行业上市公司所属会计师事务所所出具的审计意见与盈余管理程度之间相关系数为正，大小为0.362593，初步判断可能存在较弱的正相关关系。

②相关检验下t统计量的值为4.685032，且概率P=0.0000，在α=5%，1%的显著性水平下P都很小，所以需要拒绝原假设，解释变量显著。这表明企业的盈余管理程与审计师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标审计意见的之间有较弱的相关性而且是正的相关性。

③同时也可以发现该结果也表明控制变量之间与审计意见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相关性，但可计算出方差膨胀因子VIF

4.2 回归结果分析

①首先观察模型总体的你和程度调整后的判定系数McFadden R-squared=0.535174，说明回归的结果方程相对较好的拟合和样本情况。总体的显著性检验P值：Prob（LR statistic） 0.000009也很小，可以通过显著性水平α=10%下的总体显著性检验，说明方程总体显著。

②观察回归结果图，可以注意到解释变量EI：盈余管理程度的参数估计结果约为18.66，t统计量值2.012842，对应t检验的概率值P=0.0441在5%的置信水平系可以通过Z的显著性检验（概率P=0.0441

③同时可以关注一下其他的变量：审计意见与控制变量净资产收益率在5%的置信水平上也呈现出显著负相关，（P=0.0049

盈利能力概述范文第3篇

随着我国证券市场和相关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的应用空间不断减少，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则由于其隐蔽性被企业所重视。其中，资产剥离的行为呈连年上升的趋势。学者们最早研究的是关于资产剥离的财富效应，同时做出相应的经济动因解释，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资产剥离行为不能只解释为出于经济动因，其中也包含了基于委托理论的盈余管理动机。在我国所有者缺位导致的内部人控制的现象下，企业资产剥离的动机很难确定只是出于经济动因。研究资产剥离行为前提是应结合实际情况区别不同的动机，在此基础上才能得到有效的结论。本文重点探寻约束盈余管理动机下的资产剥离行为的方法，这一行为是在委托理论下，人的具体行为体现。而不同的股权结构正是为了解决委托人与人之间矛盾的重要形式。理论上完善的股权结构能够对盈余管理动机的资产剥离行为有制约的作用。因此本文将在区分不同动机的前提下，探究股权结构对资产剥离的影响，从而为今后防治此类资产剥离行为所带来的危害提供思路。

二、文献回顾

资产剥离指企业将其所拥有的资产、子公司等通过出售、企业分立和股权切离等形式剥离给第三方。最早国外关于资产剥离的研究提出有效配置假说、经营集中度假说和融资假说。虽然资产剥离的财富效应得到了国外相关文献的证实，但国内学者对此并没能得出一致结论。我国沪市上市公司的资产剥离行为多为关联交易，且有显著的年末效应。由于我国的企业经营背景有别于国外企业，因此本文应结合我国所有者缺位这一特殊现状，对不同动机的资产剥离行为进行甄别。国内有关研究发现，ROE的频数分布介于0—2%的微利企业和介于6%—7%的企业有强烈的扭亏和配股的盈余管理动机，并且ROE的分布随着配股政策的改变而相应的改变。关于盈余分布断层解释的研究，有验证了盈余分布的断层是由盈余管理导致的。更有研究证实了进行资产出售的企业，当年其ROE更可能出现在微利或配股线区域内。综上，ROE介于6%—7%和0—2%的上市公司具有强烈的配股和防止亏损的盈余管理动机，并且也有研究证实了企业盈余指标分布断层的形成与资产出售行为是有联系的。本文则将在此基础上，继续研究资产剥离行为是否与此类有盈余管理动机的企业有一定联系。国内有关股权结构对资产剥离影响的研究中有发现股权集中度与资产剥离的发生呈正相关。也有支持第一大股东持股与资产剥离发生的可能呈负相关。从已有文献可以看出，股权结构对基于盈余管理动机下的资产剥离行为，在理论上是有影响的。但国内相关的研究并没有对资产剥离的动机进行区别，动机不同采取的应对措施也不同。由于盈余管理动机下的资产剥离行为会带来不良的经济后果，而良好的股权结构对盈余管理行为有一定的约束作用，因此，本文在首先区分动机的前提下，探究股权结构对资产剥离行为的影响，以期为今后抑制具有盈余管理动机的具体行为提供有效思路。

三、研究假设

对于微利上市公司来说，防止亏损可能带来的特别处理、暂停上市甚至终止上市的威胁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而通过大额的资产剥离则是极其有效的手段。而对于配股动机，虽然《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规定：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与扣除前的净利润中低者作为是否盈利的依据。但另规定要求资产质量良好，上市公司则可直接利用资产剥离在短时间内剥离不良资产达到目的。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有盈余管理动机的上市公司更倾向采用资产剥离行为。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逐渐发展，更多拥有专业化团队的机构投资者进入了证券市场。机构投资者有较强的信息获得能力和专业的决策能力，更重视企业的长远发展，投机的动机则较弱，并且由于其募集资金数额一般较大，常在企业中占有一定席位，并能为企业做出更为专业和客观的决策，使得企业的资产剥离行为更少的倾向于盈余管理动机。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越有利于制约基于盈余管理动机下的资产剥离行为。高管持股将管理层与股东的利益进行捆绑，有利于解决委托问题。随着高管持股比例的增加，其与股东的目标函数更趋于一致。则管理层更倾向做出有利于股东的决策，并且《公司法》和《证券法》对管理层的股权转让规定了限制条件，从而对管理层利用内幕信息来操纵股价的行为进行了约束。因此，高管持股从理论上分析能更好地为企业的长远目标而做出决策，约束这类为了进行盈余操纵的资产剥离行为。因此，本文提出假设3：高管持股比例越高，越有利于制约基于盈余管理动机下的资产剥离行为。一般而言，股权太过分散，股东对企业的监督与治理的积极性会较低，更容易出现投机的心态持股，这便助长了管理层的盈余管理动机。而持股集中，则可以提高股东的决策与监督效率。针对资产剥离的行为，有别于其他盈余管理行为，大额的或者存在关联方交易的资产剥离行为都应经股东大会通过，这不仅受管理层的操控，且资产剥离行为多是企业处于保盈和保配等动机下迫不得已之举。因为，有时资产剥离的行为不仅会向市场传递战略调整的信息，也随之会带有企业经营不善的信号。因此，从企业长远战略考虑，即使第一大股东绝对控股，也很难出现利用资产剥离的行为来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况。因此，本文提出假设4：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越有利于制约基于盈余管理动机下的资产剥离行为。

四、研究设计

SALE为资产剥离变量：一年中发生资产剥离的企业SALE=1，否则SALE=0；EM为盈余管理变量：企业ROE∈[0，2%]或[6%，7%]时EM=1，否则为0；CGS1为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CGS2为高管持股比例；CGS3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SIZE为企业规模：SIZE=ln（总资产）；DEBT为资产负债率。由于本文实证需要对定性变量SALE进行考察，则采用二元变量回归的方法进行处理。结合实证分析需要考察的经济意义，建立Logit模型如下：Ln[P/（1-P）]=α0+α1EM+α2CGS1+α3CGS2+α4CGS3+α5EM×CGS1+α6EM×CGS2+α7EM×CGS3+α8SIZE+α9DEBT+u模型中P/（1-P）表示SALE=1与SALE=0发生的概率的几率比，则该模型的解释变量为对数几率比。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首先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见表1），观测数据样本的概况。从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5%的企业进行了资产剥离的行为，比例较低，说明资产剥离的手段并不是常用手段。ROE属于0—2%与6%—7%的企业的比例为15%，说明有盈余管理动机的企业所占比例较高。机构持股比例普遍较低，高管持股比例分布较分散且较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

（二）Logit回归分析

采用Stata对上述Logit模型进行最大似然估计，得到估计结果（见表2）。从表2结果中来看，盈余管理变量（EM）、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CGS1）、高管持股比例（CGS2）、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CGS3）变量的估计系数的Z统计量显著性概率均小于0.05，在5%水平认为其检验显著，而EM×CGS1、EM×CGS2、EM×CGS3变量的估计系数Z统计量显著性概率大于0.05，在5%水平认为其检验不显著。EM的估计系数为0.902791，说明当EM=1时，对数几率比比EM=0时大0.902791，也就说明当EM=1时，发生SALE=1的概率更高。即属于具有盈余管理动机的企业发生资产剥离行为的概率更高。假设1得到了证实。CGS1、CGS2、CGS3这3个变量的估计系数分别为负数，而EM×CGS1、EM×CGS2、E-M×CGS3这3个变量检验不显著，说明两点：（1）CGS类变量的估计系数为负，说明CGS类变量每增加1单位，会引起对数几率比减小相应的单位，从而导致SALE=1发生的概率减小。（2）由于EM×CGS类的变量均不显著，说明无论EM=1还是EM=0，CGS类的变量引起的对数几率比的变化均不变。可以认为，CGS类变量对SALE=1发生的概率的影响，是不受EM是否为1的差异所影响。即随着机构持股比例、高管持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这三个变量的增加，其对资产剥离行为的约束作用越大。但无论是否属于有盈余管理动机的企业，机构投资者、高管、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对企业是否进行资产剥离的影响是相同的，都是具有约束力的。因此，假设2、3、4得到了部分证实，说明了机构投资者、高管、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资产剥离行为的发生呈负相关，但不只是基于盈余管理动机下，而是针对任何情况下的企业都成立。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盈利能力概述范文第4篇

这三本书中最长的一本将近六百页。《非盈利性美国的处境》这本书里包含了许多不同的专家写的关于不同非盈利地区和主题的文章（夏拉蒙编辑该书，其中的一些文章由他独创或合著）。这本书由三部分构成：非盈利方面的主要概括、主要领域的调查（健康、教育、社会服务、艺术、国际信仰、宗教、拥护、基础设施、基金会以及慈善事业）和这些方面特别显著问题的处理（商业化、竞争、私有化、责任性、规范和科技）。

夏拉蒙编撰该书的目的是为美国的非盈利部门的现状提供一个实用的导向。这本书既可作为那些与非盈利领域管理层工作相近者的参考，又可作为夏拉蒙在非盈利领域所著其他书籍的对照（《全球公众社会》这本书尤为必不可少）。同时，它也将成为公共管理学硕士在非盈利管理研究方面的一门重要的课程。

如果夏拉蒙的书是定位于实践，那么孚姆金的书则是在很大程度上倾向于学术研究。虽然《走向非盈利》这本书篇幅相当短，但却包含了很多学术方面的信息。对于非盈利政策和管理，孚姆金作为一位受过高等培训的、通晓各种学科的社会科学家，把他所笃信的四个核心功能作为他讲座的中心部分：促进政治和公民利益、提供关键的服务、为社会企业家提供便利以及为信仰和价值的表达提供出路。

孚姆金的书内容紧凑，在某些地方有很多关于非盈利方面的良好想法，而这些想法将成为学者们的重要参考资料。另外，这本书写得通俗易懂，它也可作为博士学位研讨会在非盈利方面的极好课本。

《非盈利品德之路》这本书在常识上断言，非盈利组织必须提升他们的行为而并不只是筹集更多的钱，同时它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个高效的非盈利机构应有哪些组件？莱特用丰富的经验回答了这些问题，对500个非盈利机构执行者以及专家的调查结果进行了汇报。他试图寻找到有效的非盈利组织在实践中的可辨别形式。

该书是莱特就任布鲁克斯大学政府计划研究所负责人的时候写的，它对"思想库报告"有着紧密的关注，呼吁非盈利管理者和那些寻找有效的非盈利方法的人以及他们的领导者们去研究"最好的训练"，而这些人都厌倦去做这些事。同样地，这本书在非盈利计划评估或者人类资源管理课程方面可作为一种有用的辅助教材，它是对莱特的近期报告--《让非盈利运行起来》（2000年）很好的回应。

这三本书的内容相互补充，一起使用确实为非盈利管理者们、公共政策决策者们当前所面临的挑战提供了一个概要，至少涵盖了下述四个方面：（1）市场和竞争、（2）效益和责任、（3）决策和政治、（4）领导权。对照着这些书，对每种挑战的讨论都提供了一种有用的方式，尽管这些讨论也忽略了其它一些主题，包括夏拉蒙书中很多单篇的文章（这些忽略是空间功能而非利益功能）。

非盈利和市场

关于非盈利的书籍必然谈到钞票，这是毫无例外的。而有趣的是，这三本书都更着重于赚取收入（服务的报酬）而非其它的收入来源（在这方面，夏拉蒙的书中有非常好的章节，但在个体和群体的慈善事业的现状方面它们分别由维吉尼亚·霍吉金森和莱斯利·雷恩扩斯凯所著）。

莱特报告说大多数专家们和执行者们都说非盈利必须着眼于收入的有效使用和保持偿付能力，夏拉蒙和孚姆金都表示非营利部门的现今成长阶段很大程度上是费用刺激的结果（到1993年为止的20年时间里，尽管非盈利组织从捐赠中获得的的收入从53%下降到24%，但是作为捐赠的货币其实际价值发生了戏剧性的增高），孚姆金同时又指出这类收入的来源与非盈利组织的使命--"未分配利润"－－相去甚远，即应征税额更快地增加了（从1991年到1997年该方面的增长超过250%）。

尽管他们积极地将营业收入作为非限制收入的来源，但所有的作者都听到了有关过度依赖资金的警音。他们相信，为了同盈利组织（和政府部门）竞争这会产生商业化趋向，这会作为一个组织的核心行为而被额外关注。用孚姆金的话来说就是，"非盈利组织的商业化进程。。。提出了关于任务一致性的重大问题"。这种假设很清晰：完成一个非盈利组织的任务和增强它的资金账本底线是两种不同的--而经常又是兼容的--目的。

尽管与盈利组织日趋激烈的竞争会导致商业化，但孚姆金对于非盈利组织面对的优势和弱势进行了有趣的讨论。一方面，非盈利组织能够利用"无贡献限制"（要求其盈利不应分配给他们的所有者）通过盈利组织所不能的方式来建立客户的信任；另一方面，非盈利组织正在经受一种自然效率方面的劣势，而这要归诸于不清晰的责任渠道，这些渠道经常不恰当地为基础建设筹措资金，却忽略了基本的问题。

在丹尼斯o阿尔o杨的文章中，夏拉蒙建立起了赚取的收入和商业化之间的最为直接的联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断言商业化会导致对非盈利组织责任性要求的增加。因而有了这些争论：投资者们日渐要求以市场上的成功作为衡量一个组织效益的证据，而非盈利组织则趋向于采用盈利组织的技巧来获得这样的成功。这样的结果是不正当的：如果一个非盈利组织的真正效益需要与它的任务一致，那么投资者所要求的业绩证明--导致商业化--实际上可能会无效或者说没那么大的效果。

有效的和负责任的非盈利

本部分提出了什么才是一个确切的、有效的非盈利的问题。在我看来，莱特的书是现行的、最有效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是最好的参考书目，他的答案直接得自于那些该领域知晓最多的人：上百个非盈利专家和上百个被专家们称为"高级演员"的非盈利执行者。虽然这两个团体之间在某些有趣的领域还存在着一些不同的观点，但集中在"什么是执行者们应该做的"和"专家们说非盈利组织应该做什么"之间的观点却是相互渗透的。一个有效益的非盈利组织的显著特征趋向于：

（1）与其它组织合作。

（2）使款项来源多样化、关注营业收入。

（3）衡量支出。

（4）建立公开交流的、平等的、多层次的、以团队为基础的员工大军。

（5）保持员工和董事会之间清晰、顺畅的交流和责任性。

通过这本书，莱特把他的经验结果归纳成一个论题，概括如下：第一，有效的非盈利组织应该同他们的任务相一致：他们应该"像非盈利"而非"像经商"（虽然有些地方相同）；第二，有效的非盈利组织应该进行自己投资，特别在那些管理培训、行为评估和技术支持的领域；第三，有效的非盈利组织应该通过行为代码方式、最好的实践行为和统一的基准与其他的部门进行联系。

正如以上所描述的，"效益"是一个目标，它由于外界的压力而经常被要求负有责任性，这些压力采用多种形式，正如在夏拉蒙的书中伊芙琳o布鲁迪的文章所描述的那样（举例说，非盈利组织对政府、别的部门对他们的委托人和普遍公众负责）。此外，效益（虽然定义过）只是可用来说明的一方面，别的方面还包括财务的稳定性、恰当的管理方式、任务的完成和公众的信任。

非盈利组织中存在很多激励责任性的机制。例如，布露迪罗列了政府规章、私有制度和任命机制、授予人与客户行为机制，员工和自愿者的参与机制，合同资金有效性和税金支持（或者没有税金支持）机制。借助这些机制，责任性的证明通常意味着对构造行为的测量（这些书很少提到该方面的内容），而不是仅仅为了得出测量责任而进行既有利的也有不利的测量行为。一方面，绩效评估促使非盈利组织关注其成果，而不是只关注其投入和产出；另一方面，采取特殊衡量方式而产生的困扰会导致任务的偏移以及对服务和客户采取"摘樱桃"（cherry-picking）政策（即根据不同的具体问题，可以随意挑选愿意合作者――译者注）。这样的操作看起来只能是在进行多元测量时是最好的。

政策和政治

政府和非盈利组织之间的关系使作者们区别对待他们。实际上，夏拉蒙参加科斯顿·格兰伯泽葛（KirstenGronbjerg）讨论会是为了总结公众和非盈利部门包括那些相关的政府基金、竞争、税收和常规政策和信仰平等组织之间关系的最重要趋势。

虽然孚姆金以一章的长度来说明政府与非盈利组织在服务传递机制上的关系，但他对这个主题最大的贡献是对公众和政治参与的讨论。他以不同的形式，从最基本的活动（建立社会资本）到细微的行为（直接的选民选举行为），描述了非盈利组织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公共部门。他关于非盈利组织政治意义的论述极大地依托于托奎威乐，罗克和其他经典思想家的思想。该讨论具有很好的说服力，也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读物。

孚姆金同时也挖掘了非盈利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声明不管是政治左派还是都不能在这方面有更强烈的宣言。实际上，不管自由党赞美它是作为一种拥护社会的载体、一个政府的合作者、一个除了盈利动机之外的领域，而保守党把它看成是一个政府的选择、一种将注入社会计划的方式、一种解决当地问题的策略。

这表明该区域的不同角色容纳了不同的政治信仰。由于这个原因，莱特的调查数据中一个小的人口统计细节（包含在附页中）引起了非盈利专家对平衡和发展的潜在关注。当被问及他们是怎样在政治上划分自己的，64%的专家说他们自己是"自由"或"非常自由"，而只有3%的专家称他们自己是"保守的"或"非常保守"（4%的人弃权，剩下的都是"中立"）。所以，虽然孚姆金指出了非盈利行为跨越了意识形态范围，但莱特的调查表明非盈利专家却与此相反。

非盈利组织领导

好的行动要求好的领导。这三本书中哪本最具有贡献意义？话题由此展开。例如，莱特在他的书中用调查结果来定义一些条款，他根据领导们自己认为最重要的特征来描述有效的领导。分类来说，他们是诚实、忠诚、果断、信任和感召力。谁拥有以上的所有这些特征，那么他确实会成为一个好的领导者（或是搭档，朋友或者同盟）。

孚姆金和夏拉蒙都提到，优秀领导的驱动力能形成"专业化"的领导环境。这些能潜在地促使产生前面所描述过的非盈利的谬论：效益的竞争促使公司奖励实际的成效，这可能是根据该公司任务的成本进行的。

在领导关系方面，孚姆金研究了出现的非盈利企业主身份的课题。经济学家把企业家定义成那些把组织技巧与意愿、能力联系起来并去冒险的人：得到的回报是公司的利润（收入抵扣生产过程中对资源的支付）。是什么使得非盈利企业主身份这个课题变得困难？是非贡献限制。孚姆金很巧妙地克服了这个困难，声明返回非盈利本金的收益大部分都不是经济上的：非盈利企业家通常是一个社会的而非经济的现象。他从非盈利管理者、促进团体发展的志愿者、投入大量资金的信仰者和敢于冒险的慈善家的观点来讨论"社会企业家"。

盈利能力概述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上市公司；盈余管理；IPO抑价

中国股市存在着同发达国家同样的发行抑价现象，并且抑价程度高出于其他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本文在阐述盈余管理与IPO抑价概念的基础上，分析盈余管理对IPO抑价的影响，并提出改善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和IPO抑价现象的具体建议。

一、盈余管理与IPO抑价的概念

（一）盈余管理

盈余管理指的是企业管理当局（包括经理人员和董事会）在遵循会计准则的基础上，通过干预企业对外财务报告过程，对企业对外报告的会计收益信息进行控制或调整，有目的地获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从而使个人效用或公司市场价值最大化。盈余管理的制度性根源在于委托与关系的存在以及由此关系所造成的权责发生制和信息不对称等难以避免的缺陷。因此，盈余管理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优化，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资本市场的有序发展。在盈余管理的研究中，已经开始通过寻找如现金流量等方法或指标来反映上市公司的实际盈利，盈余管理所瞄准的最终对象是会计数据的信息含量和信号作用。这将使得财务报告上的盈余信息成为数字游戏，降低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在误导投资者做出错误决策的基础上实现小部分人员的局部利益。

（二）IPO抑价

IPO抑价指的是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后(通常指上市第一天)的市场交易价格远远高于发行价格，巨额价差出现在发行市场与交易市场之间，最终导致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存在较高程度的超额收益率。对于IPO抑价现象的理论主要有传统学派和非传统学派两种解释。传统学派认为IPO抑价是一种有目的、有意行为的结果，所考虑的仅仅是新股上市后早期的股价表现，这可以根据信息不对称、制度因素、公司所有权以及控制权等理论来解释其原因。而非传统学派认为投资泡沫是IPO抑价最为主要的原因，将以新股长期绩效不佳现象为基础，结合考虑IPO早期与长期的股价行为。

二、盈余管理对IPO抑价的影响分析

（一）从发行方的角度分析

我国上市公司IPO抑价较高的主要原因在于存在着一部分不满足发行条件而企图通过盈余管理来达到上市条件的低质量公司。政府委派人员占据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代表和董事会成员的绝大部分，个人持股比例极少。而非个人持股者通常必须考虑公司以外的利益因素，并存在着股东财富最大化与个人利益最大化目标不一致的问题。因此，这些股东极有可能通过盈余管理行为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一些公司为了募集较多的资金，故意提升新股发行价格，抬高未来预测的赢利水平，从而使得赢利预测与实际水平达到较大程度的偏差。

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失真，对公司未来财务数据的预测存在不确定性，造成IPO定价模型缺乏准确度，最终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二）从承销商的角度分析

承销商代表着发行者、投资者以及自身三者的利益，这难免将在一定程度上而出现利益割裂的矛盾现象。在我国股票市场，假如承销商为一个通过盈余管理而达到上市标准的公司承担股票的发行，抬高定价将使企业获得较高的融通资金，但随着上市后公司信息的不断披露，股票价值愈来愈向公司实际价值靠拢，如此一来，投资者受到伤害的同时，承销商也要为此承担毁坏声誉的风险。同时，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之下，承销商无法辨别上市企业的质量好坏，只能选择承销所有发行企业的IPO。因此，承销商从自身的利益角度入手，只能将所承销公司的股票价格定在一个相对较低的范围内。

（三）从投资者的角度分析

逆向选择也是IPO抑价的一个主要原因。部分低质量的公司经过盈余管理的包装，发行价格较低，这将使得那些那些高质量的上市公司，为了能尽快融集到更多的资金，也不得不降低发行价格，提高竞争优势。而对于投资者来说，同样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他们无法分清上市公司的质量。投资者倘若获得超额利润，他们通常选择的是发行价格较低的股票。

三、政策建议

（一）推动新股发行审核制度改革，健全上市公司财务呈报法律体系和融资法规

由于我国证券市场仍处于发展阶段，必须在现行“保荐制”与“核准制”的基础上不断进行完善。进一步明确发行上市标准，深化发行定价制度改革，提高发审委工作的透明度,在完善发行上市审核法规体系的基础上让市场影响并决定新股的发行价格。

同时，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具体法律约束主要来自于中国证监会的信息披露细则和财政部的会计准则两个方面。因此，必须大力强调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可靠性原则，尽可能减少模糊性语言和概念的使用，缩小可供公司会计选择的余地，寻找并填平会计准则以及制度的那些真空地带。此外，还必须改进上市公司的融资法规，对上市公司业绩考核要求披露现金流量状况，同时可综合考虑盈利能力、经济增加值、负债情况等指标，尽可能减少盈余管理的可能性。

（二）加强对IPO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监督管理

监管部门必须充分发挥职能以规范公司高层管理人员行为，同时加大处罚力度，禁止公司高管人员利用盈余管理获利。这要求公司高管人员承诺对财务报表的真实完整性负责，则失去担任领导职务的权利。对于遏制基于机会主义动机的盈余管理行为来说，投资者追究相关人员民事责任的制度也显得尤其必要。同时，只有相关监管部门加强监管，才能给注册会计师一定的压力，使他们严格按照独立审计准则的要求进行操作，如此一来，企业盈余管理行为也可得到有效遏制。

（三）改善我国资本市场的投资者结构

现阶段，我国资本市场中游击队式的投资者和投资方式占据主导地位。我们必须致力于改善投资者结构。一方面，要促使广大投资者进一步树立理性投资观念，定期开展一些知识讲座，重视分析研究公司披露的各种信息，丰富股市知识，加强股票投资的风险意识，积极行使股东法定监督权利。另一方面，尽快培育一批有实力、有经验、专业化的机构投资者，提高机构投资者在质和量全方位迅速成长，实现投资者结构从散户为主向机构投资者为主的关键性转变，真正建立一个公平、透明、高效、有序的市场。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