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会改革方案范文第1篇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今北京)中南海勤政殿开幕。筹备会设立了六个小组,其中第六小组负责拟定国旗、国歌、国徽、纪年、国都等方案。彭光涵当时担任了第六小组的秘书,是第六小组中年纪最小的,当时他才三十一岁。彭光涵回忆说:“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自己能和第六小组的成员和专家一起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感到十分荣幸。”

经过两个多月紧张认真的征集和审阅工作,9月14日,小组第四次全体会议,就国都、纪元、国歌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但国旗问题一直争论很大。

彭光涵介绍说,对于群众的来稿,小组成员经过讨论,有三类来稿被筛选掉了:第一类是有镰刀锤子的,有模仿苏联国旗的痕迹;第二类是用嘉禾齿轮的,图面比较复杂;第三类是采用两色或三色横条或竖条的,模仿西方国家国旗的痕迹很明显。按照这个原则,小组成员最后从近三千幅图案中选出了较好的四十余幅作为初选图案由彭光涵送交审阅。对彭光涵说:“你把这些图案分类编成册,给每个图案编号,但不写作者姓名,避免审阅人带有偏见。初选图案仍由第六小组进行复选,精选出一批图案,上报大会主席团。”

第六小组经过认真复选,最终确定了三十八幅图案,以“复字×号”作为编号,编辑成一册《国旗参考资料》送交大会审阅。

1949年9月23日上午,政协全体会议代表分组讨论国旗方案,但最终也没有就国旗方案形成定论。

政协大会决定9月30日闭幕,而国旗图案迟迟不能定案,第六小组成员都很焦急。在当晚的会议上,副组长沈雁冰对彭光涵说:“你是秘书,又住中南海,可以见到、副主任(新政协筹备会成立了常务委员会,任主任,任副主任),你尽快向他们汇报目前的困难情况,请他们指示如何办。”

在听取了彭光涵的介绍后问彭光涵:“你接触过很多图案,也听了很多反映,有哪些图案有比较多的人喜欢,容易获大家一致同意?”

此时,彭光涵迅速地翻到《复字32号》(红地五星旗),并拿出投稿人曾联松的原稿对说:“这幅图是在截稿前两三天才收到的。有不少人认为这个图案很有新意,但在五星内有镰锤不好,建议删去后可作为复选稿,印出来的图案是我根据小组意见重新画的图案。”

点了点头,接着问彭光涵:“那四颗星的含义是什么呢?你说说看。”彭光涵解释说:“您昨天的报告中有一段话就是最好的说明。您说‘人民是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反动阶级觉悟过来的某些爱国民主分子’。这样民族资产阶级也是共产党领导下革命人民的一部分,在国旗中应该有它的位置。至于如何准确说明,最好由小组的同志去拟定。”

“我认为如果《复字32号》的旗面能为大家接受,而且对四颗星的含义作更准确的解释,我想这面红地五星旗有可能被大家接受。”

听后很满意,拍着彭光涵的肩膀说:“好,你按《复字32号》图案画一张大一点的图样,还要做一面大旗,一定要用绸料做,明天下午交给我。”

彭光涵接受任务后立即寻找画笔、颜料、纸张,等一切备齐时已是后半夜了。他自己动手,画了一幅比《国旗参考资料》开本大一倍的图案并涂上了颜色,此时,窗外微微发白,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他把画好的红五星旗交给的秘书,并告诉他,这是要的,一定要尽快交给他。

在北京前门大栅栏街,彭光涵找到了一家制旗社。他强调说,这面旗很可能成为新中国的第一面国旗。师傅听后十分兴奋,马上把老板请出来洽谈。到下午3时,一面大旗做好了。当彭光涵要付钱的时候,制旗社的老板无论如何也不收他的钱,并说:“小店能为新中国做一面国旗十分荣幸了,这样的机会想找也找不到。”

9月25日晚,主持召开了协商座谈会。彭光涵提前到达丰泽园会议厅,在秘书席等候。约8点半,、领头进入会议厅,郭沫若、茅盾、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等陆续跟进就座。会上,大家就国旗、国歌、国徽、纪年、国都等问题发表意见。

关于国旗,首先发言,他说:“过去我们脑子里老想在国旗上有中国特点,因此画一条横线代表黄河。其实许多国家的国旗也不一定有什么该国的特点,苏联之斧头镰刀也不一定代表苏联特征,英、美之国旗也没有什么该国的特点。”

说到这里,拿起一面红地五星旗(彭光涵画的那一张)向大家展示说:“很多人都说《复字32号》这面旗图案好,我看也是比较好的。中国革命胜利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斗争取得的,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今后还要共同努力进行革命和建设。我看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表现了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

讲完这段话,大家热烈鼓掌表示赞同。陈嘉庚第一个站起来说:“我完全同意的意见,用《复字32号》的红地五星旗为国旗,它体现了共产党的领导和以工农为基础。”接着,梁思成说:“我觉得《复字32号》图案很好,多颗星代表人民大团结,红色代表革命,同时国旗与军旗不是相差很大。”继后,在座的人都表示赞同32号图案为国旗,但有一位提出要改一改《复字32号》的说明,他说:“用大星、小星的提法不好,因为上海有一种习惯,大星是大老婆,小星是小老婆,所以称大星、小星不准确。”这几句话引起哄堂大笑。也笑着说:“那就不提大星、小星,只提五颗星的关系。我看就提在共产党领导下,我国人民的大团结。”

红十字会改革方案范文第2篇

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或许不是军人，却时刻关注着军服的发展，关注着军警标志的变迁。他们购买各种军事刊物，浏览军品网页，还经常光顾军品店和文物旧货市场，痴迷地收集军品服饰。他们就是“军品发烧友”中的军服、军警标志爱好者。

确切地说，军警标志就是军警制服标志，主要包括帽徽、领章（花）、肩章、臂章和胸章（标）等。我国军警标志的收藏兴起于1980年代，至今吸引了一大批爱好者。著名的收藏大家，如某部现役军官李兴凯，收藏有我军勋章、军衔标志达数千枚；湖北的毛启国，收集有我国不同时期的各种帽徽、肩章、领花1.5万枚。军警标志也深受普通人的喜爱，或镶嵌于皮带、钱夹上，或装饰在汽车挡风板上。

一枚徽章一页历史，每枚标志都印证着我军的成长与壮大，凝结着军需科研工作者的智慧与心血，同时也体现着我国国力的增强。以下以时间为序，将我国军警标志的构成、含义，向广大爱好者作一介绍。

中国人民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928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正式成立，简称红军。军服领章为设计的红布平行四边形，象征红旗普照全国。帽徽为红布五角星，象征工农兵学商团结一心为革命。

1930年2月红八军换发缀有镰刀、矿锤和五星的铜质椭圆形帽徽。同年，红十军指挥员的帽徽改为五星中嵌镰刀、锤子的圆形银质帽徽。

抗日战争时期

八路军1937年8月25日，工农红军主力部队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主要以臂章为标志。最早的八路军长方形臂章（8.5cm×6.5cm）为白麻布底，中间印蓝色“八路”两个大字。以后的臂章为长方形（8.6cm×5.8cm）双层白布底，正中“八路”蓝字下面印有民国纪年，背面印“尽忠职务、严肃纪律、实行主义、完成革命”字样。

同年9月14日，八路军按抗战战斗序列编为第十八集团军。臂章有“十八集团军”字样和“四五”字样与持枪战士回首振臂图案两种。背面印师别、职别、姓名和编号。后又改为“18G.A.”臂章，“G.A.”系集团军英文缩写。

在敌后抗日战场，八路军所属部队佩带多种臂章。如1938年12月八路军山东纵队的“山纵”臂章，1939年11月八路军平汉抗日游击纵队的“平纵”臂章。

八路军指挥机关和国统区办事机构成员，佩带多种铜质圆形胸章，字样有“第十八集团军第八路”、“第八路军”和“第18总司令部”3种。少数工作人员还佩带布质胸章，正面印有番号、军衔、机构、姓名和民国纪年，背面印“不怕死、不贪财、爱国家”字样、编号及印制作坊。

新四军1937年10月，长征后留在南方八省的红军主力和游击队，改称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主要以臂章为标志。最早的臂章是马达设计的一名战士持枪、指引冲锋杀敌图案，左下方有“抗敌”字样。此后又佩用“新四军”臂章。佩带最广泛的是华侨庄五洲设计的“N4A”臂章，N、A分别为英文New、Army的首字母。蓝色表示蓝天，椭圆中的白色象征光明，寓意中华民族抗战必胜。还有一种是在“N4A”上方左右各加一颗五星和“1941”字样；再一种在“N4A”下方印有4名新四军战士在硝烟中行军的图案，最右方是民国纪年。臂章背面印有部队番号、姓名及编号等。

新四军指挥机关人员1938年佩带“陆军新编第四军司令部”铜质圆形胸章，驻外人员1939年和1940年佩带“国民革命军新四军”铜质圆形胸章。

解放战争时期

1946年9月中旬，我军各地部队陆续改称人民。一般佩带标有姓名、籍贯、血型和番号的胸章（6cm×3cm）。有的部队除胸章外，还同时佩带“”字样椭圆形臂章。

1949年初，全军佩带长方形漂白平布胸章（8cm×4cm），四周红色条框内印正体“中国人民”字样，背面填写单位、职务、姓名和编号。同年6月，全军统一佩带铜质帽徽，式样为镶金黄色边的五角红星中嵌金黄色的“八一”两字，简称“八一”军徽。黄色为中华民族的颜色，红色象征革命，五角星象征党对军队的领导。“八一”寓意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诞生于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

建国后

我军军服以“××式”命名，具体名称以部门批准定型、公布式样或部分试穿、统一装备的年份为准定名。

50式军服1950年1月4日，由总后勤部设计，经、、刘少奇、等领导人审定，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批准实行，简称“50式”军服。并决定第二年装备全军。

陆军和海军士兵帽徽为五角“八一”军徽。海军军官帽徽为桃尖形、藏蓝色底，在军徽背面衬以金黄色铁锚，蓝色象征海洋，铁锚象征舰艇。空军帽徽为军徽背面衬以金黄色飞鹰两翼，象征人民空军英勇果敢、飞行无阻。陆、海、空三军均佩戴“中国人民”胸章。

1953年9月1日起，入朝参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佩带“中国人民志愿军”胸章。

55式军服经国务院批准，由总后军需生产技术研究所研制，从1955年10月1日起实行。

55式军服的标志包括帽徽、肩章、领章、符号。

帽徽帽徽有4种（直径35mm）。陆军帽徽为五角“八一”军徽麦穗和齿轮，海、空军帽徽另在军徽背面分别衬铁锚和展开的飞鹰双翼。海军小帽徽（直径20mm）佩船形帽和水兵帽。

肩章肩章有71种。礼服肩章呈长方形，外端为钝形角，有金色国徽图案（校官以下为“八一”军徽的肩章扣）；常服肩章为锐形角，无肩章扣。军衔设6等20级。

陆军、空军的军士、士兵没有肩章，只有领章。

肩章军衔具体等级是：

*元帅2级大元帅（国徽、松枝环绕银星)、元帅（国徽、银星）

*将官4级大将（四星）、上将（三星）、中将（二星）、少将（一星）

*校官4级大校（两杠四星）、上校（两杠三星）、中校（两杠两星）、少校（两杠一星）

*尉官5级大尉（一杠四星）、上尉（一杠三星）、中尉（一杠两星）、少尉（一杠一星）、准尉（一杠）

*军士3级海军上士（一宽杠）、中士（三窄杠）、下士（两窄杠）

*士兵2级海军上等兵（一窄杠）、列兵（水兵为铁锚）

领章领章有29种。大元帅、元帅领章缀国徽，镶三黄边；将官领章镶三黄边；军乐队、文工团、体工队员镶四边（陆军黄边、海军黑边、空军蓝边）。

将、校、尉、士兵和学员领章缀兵种符号。

军士领章分为上士（一杠三星）、中士（一杠两星）、下士（一杠一星）3种；士兵领章分为上等兵（两星）、列兵（一星）、学员（一杠）3种

符号符号有20种。准尉以上军官符号为金色，学员、士兵符号为银色。

*合成军队符号“八一”军徽背衬镰刀、榔头

*海军符号铁锚

*空军符号“八一”军徽背衬飞鹰双翼

*装甲兵符号坦克

*炮兵符号交叉的古炮

*汽车部队符号汽车头

*工程兵符号交叉的铁锹和铁镐

*通讯兵符号电话机、电波和铁塔

*铁道兵及军事交通符号五星背衬飞翼、铁锚和交叉的铁锤、钳子

*公安军符号盾

*骑兵符号交叉的马刀、骑枪和马蹄块

*防化兵符号氧气筒

*探照灯及防空部队符号探照灯和灯光

*军医符号金色衬底的红十字

*兽医符号银色衬底的红十字

*军法符号盾和交叉的宝剑

*军需符号红五星麦穗和齿轮

*技术符号交叉的钳子和扳子

*文工团符号古笙松枝

红十字会改革方案范文第3篇

一、积极履行“三救”职责，提升传统人道服务水平

1、加强备灾救灾应急能力建设。认真贯彻实施《市红十字会自然灾害等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不断总结在重大自然灾害救灾中的好经验、好做法，主动加强与政府应急预案体系的对接，进一步完善红十字会应急工作体系，加强应急救援队伍的组织和建设，开展经常性的应急演练，不断提高应急管理水平和快速反应能力。加强备灾仓库管理，认真做好备灾物资储备工作。在辖区内发生灾情，要在第一时间内作出反应，做好灾情的收集、统计、上报工作，争取上级的支援。

2、创建“博爱”品牌，加大对弱势群体的救助力度。充分发挥红十字会作为党和政府在人道救助领域的助手作用，认真研究探索新形势下开展人道救助的新途径、新方法，增强服务能力，深化救助效果。继续推进“博爱在、温暖送万家”红十字关爱进社区、进乡村、进学校等活动，积极实施农村贫困大病患者救助等多种形式的人道救助项目，切实帮助群众解决实际生活困难，为党和政府分忧解难。

3、深入开展应急救护培训。积极争取政府重视和支持，作为一项服务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民生工程，将救护培训纳入政府防灾减灾工作规划；坚持公益导向，探索政府出资购买服务与受益人群有偿服务相结合的培训模式；主动协调有关行业和部门，扎实推进重点行业、重点人群的培训工作。各级要积极创造条件，成立应急救护培训机构，建立应急救护培训基地，逐步形成全市应急救护培训网络；加强师资队伍管理；加强应急救护志愿者队伍建设，并以此为骨干，积极开展应急救护演练，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救护能力；积极组织应急救护知识进社区、进学校（党校）、进企业、进农村、进机关活动，提高民众应对突发事件的反应能力和现场自救互救能力。力争今年实现应急救护知识普及率达到人口总数的2%以上；每300—500人中有1名培训合格的救护员的目标。

二、扎实做好“三捐”工作，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精神

4、继续做好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大力营造志愿捐献者“个人自愿、家庭支持、单位重视、社会赞誉”的良好社会氛围。对配型成功人员，各级要做细致入微的思想工作，将反悔率降到最低。对成功捐献人员，要隆重举行仪式，在社会上倡树“我奉献，我光荣”的良好氛围。认真组织完成年度血样采集任务。

5、做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充分借助媒体的力量，加大宣传力度。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好接待、登记、协调等工作，不断壮大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队伍。充分发挥专兼职协调员的作用，力争今年人体器官捐献有新的突破。

6、大力开展无偿献血法的宣传，不断壮大无偿献血志愿者队伍，推进无偿献血工作的发展。

三、加强公信力建设，提高筹资能力

7、建立和完善领导分工负责、全员共同参与、部门配合协作的筹资组织体系。以品牌建设为目标，项目筹资为载体，规范管理为手段，优质服务为支撑，探索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筹资机制。开发企业公益潜能，深化会企合作，与各类企业、商会、协会等建立稳定的协作关系。充分利用“红十字”无形资产，大胆尝试与企业文化和市场营销相结合、集筹资与救助于一体的新型运作机制。要以项目筹资为重点，整合社会资源，精心培育品牌项目，增强项目的引领作用，动员社会爱心力量共同参与。以“博爱”品牌建设为重点，精心打造具有特色的人道救助品牌。增强对捐赠人的服务意识，安全高效地执行好捐款，做好捐赠反馈、报告等服务工作，进一步落实“两公开两透明”的承诺，提升红十字会的公信力。

四、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社会影响力

8、宣传贯彻红十字会法，提高依法建会、依法治会、依法兴会水平。把红十字会法的宣传作为“六五”普法工作的重要内容，不断提高依法建会、依法治会、依法兴会工作水平；通过举办红十字会法讲座、学习班、研讨班等多种形式，抓好干部的学习培训；积极争取各级人大、政协对红十字会工作进行执法检查、视察活动；扎实开展对违反红十字会法行为的治理纠正，进一步提高全社会遵守红十字会法的自觉性；在“五八”世界红十字日、红十字会法颁布纪念日、世界急救日、法制宣传日等重要纪念日集中开展红十字法宣传活动，不断提高红十字法的社会知晓率。

9、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积极推动红十字文化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抓住文化体制改革的良好契机，梳理、提炼、传承、升华红十字文化，打造红十字文化宣传品牌；紧紧围绕国家文化体制改革创新发展大局，将红十字精神主动融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10、创建品牌，培养典型，增强宣传工作的感染力、吸引力。打造“博爱”红十字品牌，以“博爱”为平台，注重策划重大活动和重点工作的宣传，全力打造一批精品工程；大力宣传救灾救助、造血干细胞捐献和器官、遗体（角膜）捐献等工作中涌现出来的先进事迹，推出一批公益明星；发现、培养和树立先进典型人物，大力宣传红十字会员、志愿者和工作者先进事迹，影响感召社会，激励青少年，促进整个社会爱心和人道理念的传递，不断扩大红十字事业的社会影响力和覆盖面。各级要加大宣传，及时报送信息。报送信息数量和质量作为年度考核主要指标之一。

五、加强组织建设为开展工作提供强有力保障

11、积极争取党委、政府对理顺管理体制工作的支持，不断加快理顺县级红十字会管理体制步伐，使县级红十字会尽快成为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的社会团体。各级红十字会要加强机关建设，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努力探索充满生机与活力，符合红十字会自身特点的管理方式和运行机制。

12、组织召开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制订《市红十字会2012—2016年发展规划》，对未来五年全市红十字事业发展进行研究部署。

13、加强会员管理及服务的试点工作，进一步规范会费收缴工作，巩固扩大红十字会员队伍。加强对学校、机关、企业行业红十字会工作的指导，不断深化“社会化、开放式”的工作格局。

14、健全按专业、分领域组建志愿服务队伍的红十字志愿服务体系，加强志愿者登记注册管理。推动红十字知识进校园、进课堂，在各级各类学校中广泛建立红十字组织，发展巩固红十字青少年队伍。

六、深入推进改革，提高干事创业能力

15、按照上级部署，今年为以科学发展、深化改革为主线，以提升公信力为重点的能力建设年。各级要全面推进红十字会制度建设，制定、修订和完善财务管理、物资管理、人员管理、灾害救助、救护培训、新闻等方面的制度，形成以制度管人、管财、管事，以制度规范各项工作的良好局面。

16、对照总会印发的《运行良好红十字会标准》和《全国红十字模范单位标准》，各级认真开展自查，改进工作，加强管理，规范运转。完善县区业务工作考核办法，提升系统工作水平，努力争创运行良好红十字会和全国红十字模范单位。

红十字会改革方案范文第4篇

1987年,我被抽调到省委落实政策办公室工作,派赴茶陵县落实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肃反错杀人员有关政策,为错杀人员昭雪。有一天,我偶而在茶陵县城一家旧货商店发现数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赣省革命战争公债券”。回忆几十年前谭老讲的话,这些革命战争公债券是难得一见的实物,可惜大多破烂不堪,我从中选购品相较好的两张。随后,我在茶陵县老苏区腰坡、高垅、小田、思聪等地走访一些红军家属,并在茶陵县档案馆、县党史办、县博物馆、省档案馆、省图书馆查阅了大批文献资料,现将湘赣省革命战争公债券有关问题调查情况简述如下:

一、湘赣省革命战争公债券的特征

我收藏两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赣省革命战争公债,都是壹圆券。1933年7月发行的壹圆券,横式,票面117×61mm,正面黑色图文,上方自右向左横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赣省革命战争公债券”18个字,左右两侧椭圆花环内“壹圆”记值汉字,中心图案为根据地标志性建筑大门,门内为根据地风光图。中心图案上加盖22mm的红色方印,方印字迹不清。中心图案下面长方形框内自右向左横书“财政部长谭余保”。右侧直书“字第号”,“字”前加盖红色“持”字,在“字第号”之间手工填写号码“056011”。左侧直书“公历一九三三年七月”。券面四周双框内为网状花纹与∞花纹,四角花环内面值“壹”字。背面白底黑字,自右至左印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赣省苏发行第二期革命战争短期公债条例”,条例共十条,主要内容有:一、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为彻底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争取革命战争全部胜利而募集第二期公债,以充裕战费,故定名为第二期革命战争公债。二、公债定额为国币15万元。三、公债利率定为周年一分。四、公债券分伍角、壹元、伍元3种。五、公债规定一年还本还息。从1934年9月1日起还本还息。六、以本项公债交纳1934年的商业税、土地税等国家税。七、本项公债准许买卖、抵押及现金担保。八、如有人故意破坏信用、破坏价格者,以破坏苏维埃与革命战争论罪。九、公债由各级政府财政部门经售与还本付息。十、本条例自1933年7月1日公布施行。最后署名是湘赣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谭余保、副主席李端娥、陈珠妹。另一张是1933年11月发行的壹圆券。正面图文与7月发行的公债券的图文基本相同,只有一处不同,就是财政部长为甘泗淇。背面为白底黑字,自右至左印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赣省苏发行第二期革命公债条例”,条例主要内容:湘赣省苏为充裕革命战费,经中央政府批准,特发行第二期革命公债15万元,在广大群众热烈要求下再补发20万元作为经济建设资金。其中8万元用于发展对外贸易,8万元用于粮食调济,4万元帮助合作社。公债利率为周年5厘。利息从1934年12月起分6年支付,每元每年利息大洋5分,本金从1937年12月起分3年偿还,第1年即1937年还金额30%,第2年还30%,第3年还40%。因该张公债券左侧字迹不清,经查阅历史档案,从1933年10月22日《湘赣省苏维埃财政部增发二十万二期革命公债发行工作大纲》历史文件中了解到该公债券左侧有以下内容:增发20万第二期革命公债票额分为伍角、壹圆、伍圆;公债准许买卖、抵押、并作担保品之用;购买本公债者,交银或交谷棉听其自便,稻谷棉花价格,由当地县政府公布;如有故意破坏公债信用者,以破坏苏维埃经济论罪;公债发行事宜由各级政府公债发行委员会负责,所收款项交分支库,所收谷子、棉花则交与仓库保管委员会;该条例自1933年11月1日起施行。

从以上两张公债券发行条例来看,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发行第二期公债券是经中央政府批准发行的。第二期革命战争公债券以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谭余保名义印发,使债券具有权威性。在战争环境下,为取信于民,以商业税、土地税等国家税为公债担保,准许公债买卖、抵押及作现金担保,可以用现金、稻谷、棉花购买债券。债券为纸质,石印,仅正面印有简洁图案与文字,背面印载条例内容,以上各项,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二、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发行革命战争的历史背景

1927年10月,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岗山,先后在茶陵、宁冈、永新、遂川等县建立和恢复了党的组织,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武装,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工农民主政权。1928年,、与在井岗山会师,成立湘赣边区工农民主政府。12月,、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一部分到达井岗山。井岗山根据地是为首的红四军创建的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后又称湘赣革命根据地,位于湖南、江西两省交界地,处罗霄山脉中段。1929年1月,、率领红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留下一部分红军与各县地方政权及党领导的赤卫队继续坚守根据地,继续坚持斗争①。1931年10月,苏区中央局为了适应湘赣边区革命斗争需要,决定成立了湘赣省委、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和湘赣省军区,分别由王首道任省委书记、袁德生任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启龙任省军区总指挥,统一湘赣各县革命斗争,继续深入。广大群众从自己切身利益上认识到红军与苏维埃政府是为了解放老百姓,因而更坚定拥护和支持红军与苏维埃政府,湘赣革命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发展。

湘赣革命根据地是红军最早的根据地,土地革命开展得最早,党和群众的工作基础比较好,各县都有地方武装,从中央革命根据地来说,湘赣革命根据地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屏障。湘赣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发展,引起政府惊恐,进而对湘赣苏区连续发动军事“围剿”,造成苏区经济困难。为了扭转苏区经济困难局面,增加苏区财政收入,省苏政府纠正专靠打土豪罚款筹措革命费用的作法,调整为整顿税收,以税收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征收农业税、营业税、山林税,提高工农银行票币的信誉,帮助发展各种合作社运动。同时发展工商业,苏区内煤矿、铁矿、锅炉、樟脑、纸业等企业,出租给私人开办或由合作社开办,允许商人自由营业,恢复各市镇的商业。增加国家税收,是解决红军战费的主要途径。1932年12月,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发行了第一期革命战争公债券8万元来补充红军经费之不足。

由于经济政策的调整,湘赣省苏维埃政府财政收入开始充实起来,为根据地的发展与反“围剿”奠定了经济基础。然而,由于军队对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当时最紧迫的工作是扩大红八军,扩大独立师为军,扩大各县独立营为团,使湘赣苏区红军迅速成为军团,从18岁至35岁的党员、团员由党组织决定调一部分到红军去,加强红军的领导和党的工作②。由于红军扩大,军费增加,省苏维埃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当时全省土地税、山林税收入约10万元,营业税每月约1万元,土豪罚款每月收2万元,造币厂每月造银币1万元,这些收入只能维持4个月的开支,二十一师新兵的经费开支更难维持了③。为红军紧急筹集战费,1933年7月湘赣苏维埃政府经中央政府批准发行了第二期革命战争短期公债15万元,以充裕革命战争费用。

在粉碎军队第四次“围剿”后,调集了更多的军队对湘赣红色区域进行第五次“围剿”,在经济上实行更严密的“封锁”。苏区的货物如烟叶、纸张、钨砂、樟脑、石灰不能出口,苏区人民需要的日用品如食盐、西药、布匹等不能进来。为了粉碎的军事“围剿”与经济封锁,同志在江西召开十七县经济建设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指出:只有“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顺利开展我们军事上的进攻,给敌人的‘围剿’以有力的打击”。“中央政府发行三百万元经济建设公债,一百万元供给红军作战费,二百万元借给合作社、粮食调剂局、对外贸易局作本钱,我们的目的不但要发展生产,并且要使生产品出口卖得适当的价钱,又从白区用低价买得盐布进来,分配给人民群众,这样去打破敌人的封锁。”④。1933年11月,任弼时任湘赣省委书记,谭余保任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经中央政府批准增发第二期革命公债20万。除原发行15万元公债供给革命战争经费外,增发20万,以8万元用于发展对外贸易,8万元用于粮食调剂,4万元帮助合作社。

三、革命战争公债的顺利发行与发挥重大作用

1932年12月,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发行(第一期)短期革命战争公债八万元,由于群众踊跃认购,实际发行公债11万元。1933年7月,湘赣省苏维埃政府经中央政府批准,发行第二期革命战争短期公债15万元,计划发行20万元。1933年11月份,经中央政府批准增发革命公债20万元,第二期公债金额共计40万元⑤。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发行两期革命战争公债与革命公债,金额共计48万元。第一期革命战争公债发行顺利,超额3万元。第二期革命战争公债与革命公债推销进度缓慢,直到1934年4月,全省还有7万公债没有推销,湘赣省委与省苏政府组织突击队,深入到各村进行政治动员,“没有推销的七万元公债,做到四万元全部收谷子,三万收现款”⑥。根据以上情况,两期公债推销任务基本完成。

各级政府对发行公债十分重视,县、区、乡三级都成立了公债发行委员会,县一级公债发行委员会9人至11人,由经济部长、工农检察部长、财政部长及群众团体派人参加,由县苏政府主席为主任。区级公债发行委员会7至9人,由区苏主席任主任,财政、经济、检察部长参加。乡级公债发行委员会七人组成,由乡代表选出,由乡苏主席任主任,深入到村进行宣传动员群众,组织群众进行革命竞赛,区与区、乡与乡、村与村、屋场与屋场相互竞赛。各级苏维埃工作人员,以最大的努力推销革命战争公债与革命公债。有几个激动人心的口号:不使一个不觉悟的工人、农民及红色战士的手上不拿着光荣的革命公债;购买革命公债,努力发展对外贸易,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购买革命公债粉碎的五次“围剿”,争取革命战争全部胜利……。推销公债采取政治动员、革命竞赛,表扬先进的办法。同志于1934年1月27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表扬江西长网乡先进事迹:“长网乡青壮年男女百个人中有八十个当红军去了,长网乡一千五百人,推销了四千五百块钱公债,其他工作也得到很大的成绩”⑦。省苏财政部、国民经济部《特别通讯》第二号,表扬了茶陵县购买公债的竞赛活动,“严塘区开展竞赛,一个晚上买公债六百三十元,超过六十元的有陈茂、谭四春,县委工作人员带头买公债八十元,县苏工作人员买公债四十元”。苏区人民经过苏区工作人员的政治动员,自愿购买革命公债。但有的地方采用摊派办法,命令群众购买公债。湘赣省委发现永新县有的地方摊派公债,省委责成永新县委立即以革命竞赛的办法,进行政治动员,在小组会,支部会,群众大会上,自动报名购买,“如有一块是摊派的或不愿的,均须退回原主”。⑧。在革命战争艰苦的岁月里,苏区人民以购买革命战争公债的实际行动来支持红军粉碎军队的军事“围剿”与经济封锁,都是自愿的。

湘赣省发行两期革命战争公债与革命公债,对粉碎军队军事“围剿”与经济封锁发挥了重大作用。

首先是有力支持了革命战争与经济建设,湘赣根据地初期的红军,用“打土豪”罚款的方法筹措军费,随着红军的扩大,根据地的扩大,就不适应形势发展了。1932年10月17日湘赣省委向中央报告称“苏维埃经济问题特别困难,甚至五分钱伙食费都没有发,冬衣问题尚没有着落”,湘赣省党的第二次全体代表大会上,纠正专靠打土豪罚款来筹措革命战争费用的倾向,加强苏区经济建设,以税收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发展经济需要资金支持,顺利发行革命公债,这样依靠群众力量来解决经济建设资金问题。湘赣省苏政府以公债资金扩大湘赣省工农银行,实行低息借贷;建立铸币厂铸造银元。帮助发展消费合作社与生产社合作社1千多个;恢复锅铁厂、石灰厂,创办樟脑厂及五金矿山,发展赤白区域贸易,整顿税收,扩大了国家财政收入。

其次通过发行革命战争公债与革命公债,向市场回收货币。湘赣工农银行于1932年1月15日正式开业,1933年1月15日,根据苏区中央局指示改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湘赣省分行。1933年后,在省财政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湘赣分行增加了纸币的发行量,革命战争公债与革命公债顺利发行,向市场回收货币,有效调节货币的流动量,以稳定币值,平稳物价发挥了重大作用。

第三,蓄备一批战略物资。在战争年代,粮食是最重要的战略物资,“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在发行公债时,允许群众以稻谷、棉花折价购买公债,进一步充裕了战略物资蓄备,以确保红军作战需要。

1934年5月至8月,军队第五次“围剿”,集中重兵一面隔断湘赣根据地与中央根据地的联系,一面占领湘赣根据地所有县城,湘赣红军与军队浴血奋战,但是,最终未能打破“围剿”。1934年8月7日,湘赣省红军主力红六军团奉中央军委命令在任弼时、肖克、王震等同志率领下,最先突围西征,与湘鄂边区同志会合。留下部分干部和地方武装坚持游击战。湘赣根据地被军队占领。民团与恶霸、地主返回乡里,无恶不作,凡与红军稍有联系的群众,就杀人烧屋,财产抢劫一空。苏区群众出于对共产党的信任,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革命战争公债券,1951年7月,中央邮电部部长朱学范、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谭余保率领中央政府南方根据地访问团在茶陵访问后,人民银行全部给予兑付,这些苏区文物已是难得一见了。

注释:

① 谭余保:《坚持在湘赣边区》原载《红色风暴》第四集。

② 1932年11月中共湘赣二全大会通过的《扩大红军决议案》。

③ 1933年2月湘赣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

④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选集》第一卷,1951年版113页。

⑤ 1933年10月湘赣省苏维埃财政部《增发二十万革命公债工作大纲》。

⑥ 1934年4月21日湘赣省委《关于收集粮食的决定》。

红十字会改革方案范文第5篇

红军的全称应该是中国工农红军，而其实它的主要组成成分是农民，是大多数不识字的农民。我不清楚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列宁的革命理论他们能够知道和理解多少，但我想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他们有坚定的反抗意志，反抗现有的政权统治，反抗外来民族的侵略，反抗阶级压迫和剥削，而他们知道，共产党是能够领导他们实现这些目标的，所以他们坚定地跟随着共产党，组成了党领导的军队，不惜冒枪林弹雨，不惜拔山涉水，长征二万五千里。他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并不知道这次迁徙的目的的在那里，甚至连我们的党中央也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才知道在陕北还有一块革命根据地，那里的领导人是刘志丹。但正是这些坚定的跟着走的大多数红军战士，创造了人类战争史的奇迹，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让后人震惊的字汇——长征。

跟着走是大多数人在长征中的选择，是长征胜利的保证，但不是长征胜利的原因，长征的胜利开始于遵义会议，在此之前红军可以说是大溃败，而且损失惨重。正是遵义会议确立了新的领导指挥集体，而新的领导指挥集体又实行了正确的方针路线，所以中国工农红军才摆脱了几乎被彻底消灭的命运。由此可见，正确的领导，正确的方针路线对于一个团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上，与遵义会议有着同等重要地位，并且有着惊人相似性的另一个转折点是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两个会议同样是用和平、民主的方式更换了中央领导集体，并重新确定了方针路线，一个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方针路线，一个在过去可能被视为背叛革命、大逆不道的方针路线。

为什么会有这样开天辟地的转折？为什么会有这样历史性的会议？原因很简单，形势所迫。在遵义会议以前，红军失去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根据地，伤亡近十万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的国家经历了十年浩劫，国民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正是严峻的现实促使人们去重新思考，思考过去的方针路线是不是错了；去重新选择，选择一条新的符合实事求是原则的道路。所以，我们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取得了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但我们在此之前付出了什么呢？付出了十万人的生命，付出了一个国家十年的时间。

历史进入了二十一世纪，进入了2006年，在年初的人大会议期间，一条新闻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就是所谓“物权法草案违宪，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质疑。因为时间的关系，在这里我不想就两种观点的孰是孰非谈自己的看法。但我想说的是，作为一个法律专业毕业的学生，我知道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自己的民法典，而作为民法重要组成部分的物权法，却也因为这种争论而推迟审议。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曾经提出不要讨论姓资姓社的问题，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指导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非常正确的，而且也取得显著的成效。但时至今日，改革开放已近三十年，成绩固然是巨大的，新的问题也出现了。医疗改革以后我们看不起病了,教育改革以后我们上不起学了,房地产改革以后我们买不起房了,而现在"八荣八耻"的提出也正证明了一个时代价值判断的迷失.一个社会物质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而相应的制度、体制、观念和文化等方面却不能随之发展的话，就必然成为其进一步前进的瓶颈。

如果说在三十年前我们不知道白猫和黑猫那一只会抓老鼠，所以我们说“不管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话，那么经过三十年的考察，是到了该选择一只猫的时候了，以便这只有本事的猫能够继续抓老鼠。

如果说刚下水的时候我们可以摸着石头过河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已经越走越深了，手已经摸不到石头了，是该挺直身板，看看河面，选择一条正确航线的时候了，以便我们能造一艘可以走的更远的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