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
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范文第1篇
关键词：农村；市场化；指数；相对进程；各地区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1008)02-0018-08
一、前 言
1978年实行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农村经历了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制度变迁，“市场化既是制度变迁的取向，也是制度变迁的原因”。
农村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农村经济市场化是中国经济市场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费孝通先生关于“乡土中国”的判断，农村中蕴含着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的一切基因，不了解农村发展，就不能对近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进行科学解释；不研究农村社会变化，就不能把握中国发展的动力和进程。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农村市场化，促使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5元增长到1985年397元，7年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净增加263.5元，是过去二十年净增值的4.38倍，而且一举解决了粮食短缺问题，为全面改革提供了经验、信心和物质基础；1992年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粮食购销体制改革，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转移和农民种养结构的大变化，使农民收入来源多元化。1992年农民工资性收入占人均纯收入的23.47％，到2004这一比例变为34.03％，极大地支撑起农民增收、农村社会和谐和整个社会经济的增长。可以说，近三十年来，中国农村的每一个大进步都和市场化相关，市场化已经成为农村其他制度变迁的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从根本上来说，也是在新形势下的一场大规模的综合性的制度变迁，对各地的市场化水平进行测量以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参考应当成为理论界的重要任务。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水平日渐成为各界关注的重点，樊纲、王小鲁(2001、2003、2004)和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2003、2005)分别连续地公布他们对中国经济市场化水平的测度值，前者还对中国各地区的市场化水平进行测量和排序。与全国性的系统研究相比，对农村经济的市场化测度方面的研究落后了，这方面主要成果有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的《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和张丽、栗子亮的《我国农村市场发育程度分析》，但这些研究主要注重状态描述，缺乏可计量性和可比性。
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虽是整个中国经济市场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作为以个体农户为主要经济主体，以农业为主要产业部门，以土地和劳动力为基本生产要素的经济形式，其市场化的方式必然有其特殊性，因此它的测量指标选取在遵循市场化指标的一般选取原则的同时，也应有自身的特殊性。
二、主要经济指标选择和评分标准
农村经济市场化就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机制，使农村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不仅包括农村经济主体的市场化、农村生产要素和产品的市场化，还应包括与此相关的政府职能转变和经济发展环境的转变。
1 主要经济指标的选取。经济市场化是一个多因素共同演进的系统过程，希望对所有的因素都进行测度既不现实也不科学，为此我们采用主因素分析法，根据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选取对市场化有重要意义的因素来分析。在具体经济指标选择上主要有三大依据：一是效度，所选取的指标必须与市场化密切相关，能反映出市场化的某一方面的特征；二是信度，资料和数据来源必须是可信的、可重复验证的，另外为减小误差和个别年份的特殊性，我们使用连续三年的算术平均值为计量值，本文计算2004年的市场化水平，故取2002―2004年数据的平均数；三是可获得性，是依现有的手段能顺利得到的。根据这些要求，我们定出了五个方面的一级指标：
(1)农村经济主体的市场化。经济主体拥有自主决策的地位和能力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农村经济主体主要包括农户和乡镇企业。农产的市场化主要表现为农户是否能根据市场的要求自主地调整产业结构以获取最大利益，这可以通过两个指标来体现，一是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的构成，市场经济越是发展，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应越是多样化，这直接表现为农户收入来源中经营性收入的比重下降，而工资、财产等方面的收入比重上升，测量值表现为(1-经营性收入占总收入比)；二是农业的种植结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户应更能摆脱生存约束，越来越多地追求发展，粮食的种植比重应当越是下降，而其它产品的种植比重上升，测量值表现为(1-粮食作物种植占总播种面积比重)。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是中国经济市场化中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从近三十年经济发展的实践看，市场化水平越高，乡镇企业越是发达，为此可以得到乡镇企业市场化方面的第一个三级指标，即乡镇企业增加值占地区GDP的比重，比重越高，市场化水平越高；此外，中国改革又表现为对外经济合作的不断加强，企业不仅注重参与国内市场的竞争，也注重在国际竞争中实现发展和提高经营水平，在近年内需不足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因此乡镇企业出口占地区乡镇企业总产值比重成为衡量乡镇企业市场化的又一个三级指标。
(2)农村经济的货币化水平。市场经济是一种货币化经济，市场经济越发达，经济的货币化水平越高。这一指标可以通过农产收入的货币化水平(测量值为：农产人均现金收入／农户人均总收入)和农户支出的货币化水平(测量值为：农户人均现金支出／农户人均总支出)两个二级指标来衡量。
(3)农村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水平，现代市场经济使生产要素市场化并形成了生产要素市场，生产要素主要通过市场来配置。在农村中最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力和土地，此外由于资金和技术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因而农村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用劳动力、土地、资金和技术四个二级指标来测度。劳动力的市场化主要通过劳动力流动和劳动力就业结构(测量值为：农村非农就业人口／农村劳动力资源数)来衡量，但各地区的劳动力流动的数据一方面不能准确获取，另一方面统计指标口径也有差异，为此我们以农村居民的工资收入与总收入比来计量，这样有一个好处就是劳动力的市场化必表现为工资收入，可以免去仅计算劳动力流动而忽视就地市场化带来的误差；土地的市场化本应以土地的流转比率来测度，但因数据原因，我们以土地利用的比较效率作替代，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度，经济的市场化水平越高，土地越是稀缺，土地的价值越高，因此农民越是面向市场从事生产，对土地的利用越充分，从土地利用的比较收益角度看，就是土地的耕种面积与耕地实际面积的比值越高，(测量值为：土地的耕种面积／1996年耕地实际面积)；资金的市场化以农村存款占农村经济主体的收入比(近似测量值为：农业银行的农业存款加上农村信用社存款／农村经济总纯收入)和贷款占农村经济主体的支出
比来测定，(近似测量值为：农发行贷款余额加农村信用社贷款余额加农业银行农业类贷款／农村人口每年的总支出)；技术的市场化本想以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来测量，但由于数据不能准确获取加上对免费搭车现象无法测度等原因，所以我们寻求其他替代指标，从一般角度讲，人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能认识科技的作用，也越能发挥科技的作用，为此我们以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为指标来测度科技市场化能力水平，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以年来计数，小学为6年，初中9年，高中12年，大专及以上我们以16年计算，(测量值为：小学劳动力占总人口比×6＋初中劳动力占总人口比×9＋高中劳动力占总人口比×12＋大专及以上劳动力占总人口比×16)。
(4)农村中介组织市场化水平。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为有效地参与市场经济竞争，获取更多的比较经济利益而产生的一种新型农村经济的组织形式，目前在我国的各种统计中都没有把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列入指标体系，2003年农业部软科学课题“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立法专题研究报告”对全国26个省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数量进行了调查统计，今引用该成果，我们以参与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农产数与全部农户数之比来计量。
(5)政府职能转换与市场环境对市场化的促进。建立有限而有效的政府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在当前中国经济改革的攻坚阶段，政府职能转换已成为市场化推进的关键，政府应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而更多专注于公共品的提供，同时针对地方政府规模过大的特点削减政府规模已成为共识，这方面我们以四个指标衡量：一是以(农户家庭经营费用＋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建造生产性固定资产的工资支出)与财政农业支出和林业支出比表示农村经济的自主程度，比重越高，自主水平越高，市场化程度也越高；二是以财政用于农林水利气象等方面的事业费支出与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比表示政府对农村公共品的提供水平，比重越高，表示政府职能转化水平越高；三是以农业税费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表示政府对农村经济的依赖程度，比重越高，政府对农村经济的依赖程度越高，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地方政府的规模也越大，从而更有能力干预农村经济；四是以农民的税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测量农民的税费负担水平，负担越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越低，对市场信号的反应越不敏感，从而市场化水平越低。对农村的市场环境建设包括法制、人的观念等方面，在市场环境好的地区，生产要素的市场回报率在城乡之间的差距应越小，也就是较少存在干预资源优化配置的因素，各生产要素参与经济活动都能获得乎均收益，为此我们以可活动的生产要素(劳动力)的城乡收益比来计量，劳均收益=人口总可支配收入／就业人口，城镇劳均收益=城镇人口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城市就业人口，农村劳均收益=农村人口农村人均纯收入／农村就业人口。
2 各项经济指标的分数分配及计算方法。我们采用10分计数，对各指标的权重采用专家评分法，由10名经济学专家分别给出各指标的权重取平均数得出。
对各地区市场化水平的计算以最高水平为10分，计算公式如下：
i省第j项指标的得分=(Xij-Xmixj)/(Xmaxj-Xminj)×第j项指标分配分值
Xij是i省第j项指标的测量数据，Xminj是各省第j项指标测量数据的最小值，Xmaxj是各省第j项指示测量数据的最大值。
我们对各项指标及其分值分配列表如下(表一)：
三、2004年全国及各地区农村经济市场化的平均水平
数据来源：我们根据2002-2005年全国统计年鉴、农业统计年鉴、人口统计年鉴、金融统计年鉴、各地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对全国及除外30个省、市、自治区各项指标进行测量，得到如下结果(表二)：
在此我们并未计量各地市场化的绝对值，而只观察市场化的相对进程，因而指标的缺陷并不造成致命后果，因为缺陷是共同的，但有所误差在所难免。
经过详细计算，我们发现：农村市场化水平最高的是上海，最低的是云南；有10个省的市场化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余20个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仅有陕西和广西进前二十名，排位最高的是陕西，排第15名，排名最后的10个省中，西部占了9个。从单项指标值看：上海有8项三级指标得分名列第一，分别是C1、C2、C4、C7、C8、C13、C]6、C17，表明上海在农村经济主体的市场化水平、乡镇企业的国际化、农村劳动力的市场化水平、农村新型合作组织的发展以及政府职能转换的水平等方面显著高于全国其它省份；北京有7项指标得分第一，分别是C5、C6、C10、C11、C12、C13、C18，表明北京在农村经济的商品化和货币化水平、农村金融市场的发育、农村新型合作组织的发展以及农村的市场环境建设等方面的水平高于其它地区；另外浙江省在C4(乡镇企业增加值占地方GDP的比重)取得最高分，该省乡镇企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高达15.5％；四川在C9土地的利用效率方面取得最高值；河南省在C14农村经济的自主水平方面得分最高，表明该省农村经济发展主要得益于农村居民的自发投资；广东省在C15财政用于农村公共品支出占财政支持农村发展的资金的比重方面占优。与此相异的是，新疆在C1、C3、C4、C7、C8、C17共6项指标得分最低，有意思的是其中有5项是上海得分最高的，这6项指标也使得新疆在总体排序方面仅名列第26位；贵州省在C6、C10、C18三项指标得分最少，而这三项指标得分最高的都是北京；青海省则在C9、C12、C13三项指标发展最不足；另有吉林省、云南省、广西、上海、重庆、安徽省各有一项指标得分最低。云南省仅有5项指标得分进入前20名，有9项指标排名在25名以后，与其它省份差距明显，因而得分最低。北京和上海在C14即农村经济的自主水平方面得分位于最后两位，但在C17即农民的税费负担方面的得分居前两位，说明两个地区财政支农力度很大，真正做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政府在引导和支持农民走市场化道路可以也应当大有作为。
四、简要结论
对农村经济市场化水平进行测度是一个极为复杂而困难的过程，涉及农村经济生活方方面面，试图以少数几个指标来计算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但农村经济市场化又是农村制度变迁的一个基础机制，对于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测度出各地农村市场化的相对进程，并从中发现各经济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为农村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各地有目的地选择农村经济发展的路径提供量化的依据。
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范文第2篇
[关键词]经济增长质量；城乡协调度；二元经济结构转变
一、问题的提出
一国经济增长包括城市和农村两部分的增长，经济高质量的增长要求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单方面注重城市发展而忽视农村发展最终会引起经济结构的失调，影响国民经济增长的质量。城乡关系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机制在于作为城乡发展失衡核心的二元经济结构直接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具体要素，如产业结构、城乡收入与消费差异、劳动力转移程度等等。基于此，经济增长中城乡的协调发展可以作为评价经济增长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
对于城乡协调发展与经济增长质量关系的早期研究主要建立在工业化早期城乡经济不平衡发展的现实之上，通过分析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具体指标(劳动力转移、工业化进程、城乡收入差距等)间的关系来解释城乡协调发展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性。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方面涌现出了主张“工业主导论”的刘易斯经典二元经济模型，主张“工农业平衡发展论”的“拉尼斯一费景汉模型”，强调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中农业剩余作用的“乔根森模型”等等。在城乡经济非均衡发展理论方面，出现了缪尔达尔的累积因果关系理论、以赫尔希曼为代表的不平衡发展理论、佩鲁的增长极理论等。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伴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现实与二元结构理论的冲突出现以及新型古典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兴起，经济学家开始将分工组织、市场分割、收入分配等代表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引入到对二元结构的分析当中，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揭示了二元经济结构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如库兹涅茨的倒“U”型曲线；另一方面是对二元结构的成因和结构路径的反思。杨小凯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利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构建了一个一般均衡模型，说明了二元经济结构的出现和演化是专业分工不断演进的结果。他指出，无论是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还是从分工水平演进的角度来理解二元经济结构，其转化都意味着农业比重的相对缩减和工业比重的相对增加，即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工业化的过程。高帆认为二元经济反差源于两部门不同的分工水平，结构转变的趋向必须在分工演进的视角下才可能得到解释；他通过构建新兴古典经济学模型，证明了随着分工组织的演进和分工水平的提高，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体现为一个工业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服务业的兴起和城市化水平提高的过程，而促使分工演进的关键是交易效率的提高，也就是交易费用的降低。
进入21世纪，城乡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已经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桎梏。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许多学者开始使用定量的方法研究城乡协调度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赵保佑通过构建城乡经济关联度评价体系，运用网络层次分析法(ANP法)对我国城乡协调度进行了静态(截面数据)和动态(时间序列数据)两方面的评价。从静态角度来看，我国城乡经济关系发展水平差异显著，呈现出明显的东、中、西的区域分布规律；从动态角度看，我国城乡关系发展到现在呈现出复杂的过渡型态的特点，一方面表现在城乡经济相互关系与依存加深，呈现向协调发展的良好趋势，另一方面城乡关系又含有浓厚的传统色彩，呈现出高度的空间不平衡性。饶晓辉等应用非线性平滑转换回归(STR)模型对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结果表明当经济发展水平在高速增长阶段时，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为负，当经济发展水平在低速增长阶段时，该影响效应为正。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试理论上分析城乡协调度和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建立相关指标体系，结合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数据，评价我国城乡协调度和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关系的演变。
二、城乡协调度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
(一)城乡协调发展可以促进城乡生产要素市场的统一、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从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发展中国家往往面临生产要素市场的城乡分割。若将发展中国家早期“剪刀差”政策环境下的要素流动称为“要素的非市场方式转移”，现在改革的目标即是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引导要素流动，带来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从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就劳动力市场而言，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的二元特征决定了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四级特征”，这样一种劳动力市场结构极大地阻碍了劳动力的有效流动。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第一产业产值在GDP中的比重逐渐下降，但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下降缓慢，其就业比重与产值比重的偏差值一直保持在30个百分点以上。劳动力市场的统一可从两点上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第一，打破一级市场正式职工由于缺乏竞争者所引致的低劳动生产率的现状；第二，将之前企业采用短期合同雇佣低成本、低技术的年轻农民工纳入到培训范围之内，提升整体产业工人技术结构。
资本市场方面，打破城乡分割将有利于资本运动从丰裕的城市流向匮乏的农村，解决农村地区严重的“资本饥渴”问题。王俭贵指出，在资源配置方面，二元经济结构内生出分割的要素市场，传统部门的劳动力不能与现代部门的资本有效对接，从而形成了劳动与资本的双重过剩，这说明增长还远没有接近生产的可能性边界。农村地区由于资本匮乏致使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困难重重，也阻碍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严重影响了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二元经济结构使资本大量淤积在现代部门，工业增长大多采用投资主导的“马克思类型”，而不是技术主导的“库兹涅茨类型”，工业增长是伴随着资本－产出比的上升而增长的，这就导致了经济增长过程仅仅是量的增加而非质的优化。
土地市场方面，我国土地整体上分属于国家所有的城市土地和属于集体所有的农村和城市郊区土地，这就造成了土地使用和转让的“双轨制”：在城市国家垄断着一级土地市场，在农村二级土地市场上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也要通过行政转让或有偿出让。这种效率的转让方式造成了土地的浪费和利益分配的不公平。低价征用的土地成为高速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驱动器，土地出让收入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和公共投资的重要来源，土地抵押成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投资的主要融资工具。城乡土地市场的统一将使二级市场土地以市场方式定价，这样农民就可以参与到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当中，分享改革的成果；同时，还将遏制城镇土地的盲目扩张，达到保护耕地的目的。
(二)城乡协调度的提高可以缩小城乡生活差距，提高收入和消费水平，从
而促进全社会福利改进，进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我们可以采用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以下简称城乡收入比)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可以看到，改革开放后我国城乡收入比与消费比成不断上升趋势。在凯恩斯经济学理论中，消费需求是有效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农村消费需求一方面通过影响总需求带来经济的乘数增长，另一方面在萧条时能够拉动需求和投资而缓解通货紧缩，在过热时会充分发挥农村消费的“熨平机制”而减弱通货膨胀，维持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平抑经济波动。提高农村收入水平拉动农村消费的关键就在于城乡协调度的提高，加大对农村资金和技术的支持力度，稳定农民收入预期，通过稳定性收入代替暂时性收入来提高消费水平。占发展中国家多数人口的农民消费能力的提高将进一步拉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
(三)城乡协调度的提高可以通过带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协调发展，从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重要表现是经济结构的优化，这种结构性的优化表现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相互协调、相互推动。但发展中国家过分重视工业化过程而忽视城市化进程往往导致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在工业化进程中也较易出现以乡镇工业、城市工业并存、传统工业与现代工业并存为特征的二元工业化格局。在我国的二元工业化格局中，城市工业化是其中一元，城市工业化是以国有工业为主题来推动的；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农村工业化是其中的另一元。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工业化存在严重弊病：一是造成了城乡工业的产业趋同，使得城乡工业间出现过度和无序竞争现象，资源难以优化配置；另一方面使得城市生产要素和城市文明难以向农村转移，延缓了农村城市化进程。
(四)城乡协调度的提高可以通过完善市场体系，从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要求城乡市场的统一，这样才能够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加强城乡之间商品交换关系。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现实是二元经济结构导致了城市市场和农村市场的分割，资源难以在两个市场之间自由流动并得到有效配置，全国性的市场难以形成。在城市中，商品交易活动所需的物质条件和制度条件都较为完善，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较低，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均较为健全。而在农村市场体系中，传统的农村经济和市场化的农村经济并存，而且由于各种非正式制度的存在，农村市场中的交易成本也比城市市场要大得多，这大大阻碍了农村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城乡协调发展就是要通过解决城乡市场的分割和城乡市场体系的不对称问题，建立健全城乡统一、规范、竞争的大市场。城乡市场体系的二元分割性，决定了城市和农村经济转型的任务不相同：在城市市场中，主要任务是完成经济体制的转型与经济结构转化，既要促进城市经济结构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演进，又要加快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完善城市市场体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在农村市场中，既要由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向专业化、集约化、市场化的现代市场经济转变，又要促进农村经济由传统的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转化。
三、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协调度的评价
(一)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本文将城乡协调度的评价分为城乡经济融合度与城乡社会融合度两个方面，每个方面又包含若干评价维度和基础指标。综合城乡协调度评价的侧重点与相关数据的可得性，得出以下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本文主要数据来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时间跨度为1978年－2008年。多数指标数据可直接获取或经过简单的计算得出，吉尼系数的各年值来源于刘慧霞等(2008)的研究。
(二)因子分析
参见表1的指标体系，共涉及19组变量，直接进行比较分析较为繁琐，因此首先考虑使用SPSS16.0计量软件，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减少变量个数，在此基础上进行特征分析和综合评价。在考察了原有19组变量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后，根据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因子并选取特征值大于1的特征根，并采用方差最大法对因子载荷矩阵实行正交旋转(Rotation)，提出三个公因子，并使其具有命名解释性。第一因子F1主要概括和反映了工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之差、财政支农比重、城乡恩格尔系数比、基尼系数、城乡居住面积比、城市化水平，综合反映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将其定义为经济社会发展因子；第二因子F2主要概括和反映了二元对比系数、城乡收入比、城乡消费比、高校学生数、每千人医生数，因此将其定义为福利因子；第三因子F3主要概括和反映了人均GDP、第一产业比重、工业化程度、第三产业比重、二元反差系数、非农就业量比重，因此将其定义为产业与就业结构因子。
因子分析之后，由回归法估计因子得分系数，并以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占3个因子总方差贡献率的比重作为权重进行加权求和，得出评价改革开放后城乡协调度的综合因子，如式(1)。综合因子得分值越高，说明该年城乡发展越协调，反之则越不协调。经测算，综合因子得分如表2所示：
F=0.46837F1+0.30752F2+0.14057F3 (1)
四、改革开放30年城乡协调度变动趋势的特征分析
根据表2中改革开放后城乡协调度综合因子得分，可以绘制出相应曲线图，如图2所示。
从图2可看出，自改革开放开始，城乡协调度变动呈现出“下降一调整一上升一调整一上升一下降”的趋势。依据我国市场化改革的阶段和城乡关系变化情况，可以将这一阶段分为两个时期：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时期(1978年至1992年)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和发展阶段(1992年至今)。
第一个时期是引入市场化改革，逐步弱化计划调节、强化市场调节的时期，期间主要经历了两步骤的改革：1978－1984年，农村推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改革以及对部分工业企业实行扩大自的改革；1984年－1992年，实行以城市为中心的全面体制改革。改革开放初期开始施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村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制度开始瓦解，长期被压抑的农业生产潜力得到发挥，农民参与生产的积极性也被调动起来，农村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在城市里，逐步开展了以放权让利为主要内容的微观体制改革，扩大企业的自，特别是给企业一部分的利润权，这给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带来了新的活力。此外，虽然政治风险巨大，但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非公有制企业也开始艰难起步，逐渐开始打破“一大二公三纯四统”的公有制模式。工农业的增长关系比改革前开始改善。虽然多项改革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但是由于经济发展惯性的存在，国民经济中长期形成的比例失调状况太严重，难以在短期内根本改变，加之各方面的认识不统一，执行调整措施的步骤不得力，致使重大比例关系仍然失调，最终导致该阶段城乡协调度不升反降。从1984年开始，农村改革的成效初步显示出来，这也给以城市为中心的改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城乡协调发展关系开始在调整中上升。在农村，出现了“马路市场”，政策上允许其
自由发展；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明显缩小，国家财政对于农业支出和通过金融渠道流入农村的资金也有所增加；流通领域中，我国实行了30多年的统购统销制度于1985年基本结束，这使得城乡商品流通关系得到了改善。此外，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已经逐步被视为公有制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乡镇企业的发展大大促进了不发达地区的城市劳动力向发达地区的转移；同时，不少城市企事业单位的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也开始流向乡镇企业，这使得科技成果向农村流动的速度明显加快。总体说来，虽然受经济发展惯性的影响城乡协调度并未得到明显改善，但是农村与城市的改革已经带来了城乡发展良性循环的局面，它意味着城乡经济联系调节方式的变化，即由国家通过行政手段施行的强制调节转到了由市场决定的经济调节。
第二个时期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与完善时期，城乡协调发展程度也随着改革的深入发生变化。相对于前一时期城乡关系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调节的过渡，这一时期市场在城乡间资金、技术、劳动力流动等方面发挥的基础性作用更为明显，城乡关系的具体特征可以简单描述为资金、技术联系加强、劳动力流动加速、城镇化水平提高、城乡收入消费差距拉大。根据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状况该时期可以分为两个部分：1992－2000年，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期；2001年至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期。十四大的召开标志着我国正式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立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自1992年至21世纪初，我国主要将改革的重点放在城市，微观上逐渐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宏观上开展了财政、税收、金融、外汇、投资和外贸、流通体制等方面的改革，搞活一大批国有企业，国民经济发展也在1997年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局面，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而农村同期，市场调节与改革中心向城市转移的政策取向在加快农业向市场化发展的步伐、逐步拉近城乡联系的同时，也依然难以在短时间内弥合工农业长期存在的差距。在非公有制发展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三个有利于”的提出为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扫除了理论上的障碍，其数量在不断增加，通过城市劳动力和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途径联系了城乡经济关系。负面影响方面，199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和自然灾害多少对我国经济造成了一定消极影响，工农业增加值的增长都受到影响。进入到新世纪，我国市场经济改革进入到了体制完善阶段。对城乡关系影响重大的事件有两件，一是非公有制经济由理论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到放宽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准入，“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二是从2004年起中央三个一号文件的颁布，全国彻底取消农业税，在此基础上开始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战略转型，同时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大增加了劳动力需求水平，也缓解了由于国有企业战略重组造成的大量下岗工人的就业压力。政府出台的减免农业税和给粮农直接补贴的惠农政策，加上市场上粮食和主要农产品涨价，农业大幅增产，农民收入增加，这给农民消费支出的增长打下了基础。此外，随着农村基础教育“三免一补”政策的实施和医疗卫生领域“新农合”的开展，农村“上学贵”、“看病难”的状况有所缓解；城镇化水平也达到了新的水平。但也应看到的是，虽然农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城乡居民收入比也在提高(由2001年的2.9倍增加到2007年的3.33倍)，同期城乡居民消费比一直在3.6左右变动，并未出现明显缓和。城乡收入消费差距依然在拉大。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体制的完善和制度的创新
经济转轨制国家的城乡二元结构演变的主线为制度变迁，辅线为经济发展。我国的改革被认为是渐进式改革，这种模式对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稳定起了很大作用；其缺点在于这种制度安排是在体制外进行的突破，在一定程度上并没有触动既得利益。政府一方面要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诱发市场经济微观主体进行诱致性制度创新；另一方面要适时运用行政手段弥补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不足(例如搭便车等问题)，将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结合起来，降低制度变迁的阻力和成本。一个长期被关注的领域是农村土地所有权的明晰问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带来的好处告诉我们：应该让农民个人的责任感尽量地发挥，给他们更多的自由选择。土地所有权明晰能够真正的“以人为本”，激发农民最自然的责任感，使其有激励保护好土地，同时积极参与到市场经济体系中来，为土地创造最高价值。同时，土地交易的市场化在给农民实实在在利益的同时也能够尽可能地避免“寻租”活动的发生。这些都是逐步缩小城乡差距，提高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必须要做的有益尝试。
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主要采用多间端等距指标入户抽样调查法、文献资料法和数理统计法，对陕西省十一个地市的城市居民体育消费行为制约因素进行调查研究。结果显示：传统的消费观念制约陕西省城市居民体育消费意识的提高；不发达的经济条件制约陕西省城市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发展；居民生活消费结构中医疗及储蓄制约陕西省城市居民的体育消费支出；消费者之间的个体差异影响体育消费的整体发展。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对象是陕西省城市居民体育消费水平。主要采用多间端等距指标入户抽样调查法，对陕西省11个地、市城市居民，就体育消费的制约因素进行调查。调查时间：2005年6月一10月。采用陕西省统计局的国民经济统计网点，样本量为990份，回收990份。对所收集的全部调查问卷在计算机上运用spss9．0软件对174240项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
2 调查结果与分析
从调查结果来看，陕西省初步具备了体育消费兴起和发展的条件。体育消费的内容主要包括人们进行身体锻炼的参与型体育消费，现场观看体育比赛的观赏型体育消费，以及人们进行体育技能培训的培训体育消费等等体育劳务形式。本文主要从体育的参与型和观赏型消费进行调查研究。
2．1陕西省城市居民体育消费水平总体分析
调查统计分析表明：陕西城市居民家庭参加各种体育健身活动的年消费额是348．14元，以城市居民家庭平均人口3．06计算，人均参与型体育消费年支出是113．77元。以陕西省城市人口1222万人推算，陕西城市居民参与型体育消费年总量是13．9-亿元。观看各种体育比赛、体育表演是观赏型体育消费的主要内容之一。陕西城市居民个人平均全年观赏型体育消费的支出是39．78元，全省年消费总量是4．86亿元(见表1)。
其中最突出的是关于观赏型消费额50元以下的消费者占到总消费群体的70．8％。如果篮球cba联赛球票价格以，30元计算，39．78元的观赏消费支出最多只能观看1场比赛，说明近年来陕西省城市居民体育消费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总体水平相对较低。
2．2制约陕西省城市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发展因素分析
笔者主要从社会文化、经济环境、生活结构、消费者个体等方面进行分析：
2．2．1浓厚的传统消费观念制约体育消费水平的发展 传统的消费观念崇尚节俭，人们认为节俭是一种美德，通过节俭进行理财。但是，节俭本身并不生财，不能增大资产规模，而只是减少支出。陕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发祥地，“轻消费，重储蓄”的消费观念在陕西居民中的表现较为突出，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陕西城市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提升。
2．2．2不发达的经济条件制约体育消费水平的提高
2．2．2．1陕西省与其他省份经济条件比较 体育消费归根结底是一种经济和货币开支，它必须以一定的经济基础为前提。统计数据表明，2004年陕西省人均gdp达到7757元，比上年增长12．4％，与全国及西部的青海、甘肃省份相比较，经济增长速度是比较快的。城乡居民收入较快增长，人均可支配收入达7492．50元，同比增长10．1％；ja居民消费指标恩格尔系数来看，2004年陕西省城镇居民家庭该系数降到33．7％，低于全国和西部省份水平；对于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的指标，陕西省的同比增长速度达到10．0％，高于西部各省及全国的增长速度。总体看来，2004年陕西省经济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见表2)。
但是，经济总增长水平快速稳定，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2．2．2陕西省内不同区域经济比较分析(见表3)
陕西省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明显。“十五”期间，全省十市一区经济发展都实现不同程度的快速增长，但增速在陕北、关中、陕南地区间差异明显。
从人均gdp来看，西安市一直保持在10000元以上，2005年之前都远远高于其他市区，2005年延安异军突起，达到17670元，比西安高出1745元，列全省第一，宝鸡以11126元排在第三位，其他市区都不及全省平均水平(9878元)，其中商洛市最低(3616元)。在一定的经济条件，西安市具有体育消费的硬件基础设施和大量的有能力进行体育消费的群体，而其他城市由于自身经济水平的制约和居民体育消费的观念差异造成其体育消费水平普遍不高(见图1)。
图1陕西省不同区域城市居民年人均体育消费水平统计
2．2．3居民生活消费结构对体育消费水平的影响(见表4
表4 2004年陕西省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结构统计
对陕西省城市居民消费结构进行调查，结果表明，排在前八位的消费项目分别是：“吃、穿、住、教育、医疗、交通通讯、文化娱乐、体育消费”。这说明体育消费在目前并非是居民生活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近年来住房、医疗、教育制度等的改革，造成了大部分居民把大部分支出用于此类消费。但是随着陕西经济的较快发展，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消费结构将会发生较大变化，消费领域也会迅速拓展。
2．2．3．1医疗消费支出与体育消费水平的相关性分析 医疗消费支出在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结构中所占比重逐年增加，这间接影响到体育消费水平的提升。据最新资料显示，陕西省年城镇居民医疗消费支出：1995年人均医疗支出是41．3元，2000年是91．4元，2005年人均医疗肖费支出是605元(见图2)。人力资本理论把用于后天的营养、锻炼和医疗保健等方面的支出看做是一种与物质建设一样的投资，即健康投资，这种健康投资就形成了人力资本中的健康资本。但是，健康投资中仅注重医疗保健的支出，忽视体育健康的支出，是一种不科学的短视消费行为。
2．2．3．2居民储蓄存款与体育消费水平的相关性分析 从2001年到2005年，陕西省城乡居民年末储蓄存款余额分别为1768．47亿元、2107．83亿元、2519．83亿元、2948．34亿元和3533．97亿元，按年分别增长19．2％、19．6％、17．0％和19．9％(见图3)。居民对预期支出和预期收入的不确定性，导致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化。据统计，居民的储蓄目的依次是子女教育、医疗和养老，而主要消费支出是食品和医疗等。统计显示，以2005年城市人均消费性支出6656元计算，2005年陕西省城市人均医疗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性支出的比例已经达到9％。
然而，目前我国80％以上的劳动者没有基本养老保险，85％以上的城乡居民没有医疗保险。因此，个人消费者必须面对养老、医疗以及孩子教育的问题，因而造成消费者高储蓄低消费的心态，使得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对预期支出和预期收入的不确定性，和子女教育、医疗和养老的支出较大导致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化。所以摆在陕西省政府面前的问题就是必须扩大消费，推动内需，改变以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首先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保障体系，消除居民的后顾之忧。其次就是必须增加和培养居民新的消费热点，那么体育消费就作为一种新的消费模式被提上日程，引导居民的健康投资与消费，逐步培养城市居民的健康消费意识。体育消费既能改变我国目前的消费不足的情况，同时也是政府推行医疗体制改革宏观政策下的有益补充，居民对自己的健康投资，使自己身体各方面的机能得到有效提高，从而把医疗支出的费用能降到最低点，把看病花钱的事后控制改变为通过体育锻炼增强体质的事前预防中来。
2．2．4消费者个体特征对体育消费水平的影响 本文从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两个方面来分别论述。旨在进一步明确不同体育消费群体的制约因素，从而对陕西省城市居民体育消费市场给予准确定位。
2．2．4．1性别差异对体育消费的影响 从性别的角度来研究体育消费的制约因素，通过调查统计我们可以看到：男性与女性在首要制约因素的认识上无明显差异。大家一致认为是“体育消费价格偏高”；但是在第二位至第五位的制约因素中男女性别差异显著。制约男性体育消费的第二位因素是经济条件差，排在第三、四、五位的分别是：工作任务重、健身场所距离远、没有适合自己的体育消费场所。制约女性体育消费的第二、三、四位因素分别则是家务忙、缺乏体育兴趣、不懂运动知识及无人指导。因此，在新时期对陕西省城市体育消费的宣传及增加体育消费场所很有必要。
2．2．4．2年龄结构对体育消费的影响 从消费者个体年龄结构出发，制约体育消费的主要因素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体育消费价格高，家务忙和消费场所距离远。不同年龄的消费个体差异显著，18岁以下和19—25岁为一类，他们认为影响他们健身娱乐消费的主要因素是健身娱乐价格偏高、经济条件差。其次是体育消费项目单一、缺乏健身娱乐兴趣。26—40岁和41—50岁为第二类群体，他们有比较可观的收入，但影响他们消费的主要因素是工作紧、家务忙，其次影响因素是没有适合自己的健身娱乐消费场所、健身场所距离太远。第三类群体是5l一60岁和60岁以上的消费者，他们认为主要因素是健身娱乐价格偏高、经济条件差。这个群体还是把经济因素放在首位，其次影响因素是没有适合自己的健身娱乐消费场所、健身场所距离太远、缺乏体育健身娱乐兴趣等因素(见表5)。
体育消费价格高与陕西城市居民生活消费水平和体育企业的价格策略有关。家务忙，说明社会经济生产中的效率不高，人们闲暇时间少；消费场所距离远显示陕西省体育场馆资源配置不足。体育场馆设施是发展居民体育消费的物质保障，据第五次陕西省体育场地普查数结果表明，体育场地总数虽然有19227个，但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仅有0．9平方米，而且配置不合理。标准场地主要分布在大城市，而且主要集中在几个城区，小城市体育场馆资源十分短缺。这种分布不均匀的状况严重阻碍了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提升。
2．3体育消费的研究对陕西省体育产业发展的启示
经济是体育消费的基础。体育消费的实际水平和发展规模，归根结底要受经济发展和人们的生活消费水平制约。这就告诉我们，体育消费与经济发展往往处于“水涨船高”的增长态势。世界上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的体育消费水平较高，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而陕西省经济发展和居民的生活消费水平不高，才阻碍了人们的体育消费水平，影响了体育产业的发展。所以体育产业的发展，必须结合陕西省的实际经济状况和居民的生活消费水平，政府部门在制定体育产业发展战略方针时，应参考陕西省居民的生活消费水平，积极发展一些居民喜闻乐见并且有实际消费能力的体育项目，如羽毛球等参与型项目，大型体育赛事等欣赏型项目。
3 结论
(1)陕西城市居民参与型体育消费处于初级水平。人均参加各种体育健身活动的消费支出是i13．77元。消费总量是13．90亿元。
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范文第4篇
[关键词]体育；产业市场；经济环境
[中图分类号]F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08)52-0014-02
1 体育产业市场
1.1 体育产业的形成
体育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具体到从产生包括居民或学校、社区等组织对体育产业及其产品的需求，和以此供应为生的人群等形成的简单的供需关系，发展为需求者的逐渐壮大成群体性和所需产品的类别的丰富，从而形成规模化，也就是体育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形成市场，以体育活动为主或密切围绕体育而开展经济活动并不断地形成相应的企业、公司、俱乐部等经营实体，这些生产体育产品或提供体育服务以满足社会需求的各类行业就是体育产业。体育产业是指为社会提供体育产品的同一类经济活动的集合以及同类经济部门的总和。由这些体育产业所形成的以体育商品、劳务供给和需求及其相互作用实现的商品流通总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体育产业市场。
1.2 体育产业发展的现状
体育产业的发展与其自身的规模、结构和体制是否完善，体育企业市场化程度的高低有关。如果缺乏竞争力的体育企业或企业集团，体育行业由体育用品产业化到体育产业规模化的转变将在市场的激烈竞争中被压制或者是被淘汰掉；体育产业区域发展是否平衡，产业结构是否合理，直接带动了周边体育产业的发展，作为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分支，加快体育社会化、产业化的进程,大力推进体育管理体制改革；整合体育资源,实现体育企业的资产重组；加强体育产业与资本市场的互动,拓宽体育产业的融资渠道，把体育产业培养成经济增长中的新亮点；体育本体产业在整个体育产业中所占应是主体地位，高于其他尤其是体育用品产业，这涉及市场体系是否健全；体育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很大程度上左右着行业的运行与发展。
2 体育产业市场规模化发展的必要性
2.1 提高体育消费质量的需要
随着人们收入的不断增长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体育健身、休闲、娱乐等方面的需求也在大幅提高，所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体育消费的需要，同时也为体育产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体育产业包括所有与体育相关的经济活动，与其他产业类似，体育产业也有其产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体育商品，例如服装、器材、食品等，体育商品具有鲜明的文化商品的特点，它不仅是满足人们基本生存需要，也是提高生活质量，满足更高层次生活的需求，这使得体育产品和服务有着巨大的潜在市场。体育产业从最开始的分散没有形成一定规模和规范的市场，到逐步以市场为核心，消费为主体的产业化发展，是随着市场的壮大而壮大的，市场存在着供需关系，竞争关系等经济领域的关系法则，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势必对所需商品质量的好坏产生影响。因此，体育产业在这种需求和竞争的环境中，必须整合资源，调整自身管理和运营机制，降低成本，更大地、更高质量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体育消费需求，这就使得体育产业市场规模化发展成为必然。
2.2 体育产业市场自身发展的需要
从经济学角度看，产业是同一属性的企业集合，其目的就是在某种市场中，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实现价值的最大化。市场则是指一切商品交换活动的总和，或者说，是商品供给和商品需求及其相互作用所实现的商品流通的总和。市场是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的产物，社会分工越细，商品经济越发达，市场规模与范围就越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育产业市场是实现体育商品和体育劳务价值、实现体育产业积累从而最终实现体育再生产的关键。由于体育产业市场的不断变化，它又不断从外部造成一定压力，促使体育商品、体育劳务生产者和提供者不断改进生产、经营和管理，推动体育商品生产和劳务不断创新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体育产业自身为了生存、发展需要进行整合、扩充，在合理调配资源的前提下，完善体制机制，形成规模化、集约化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
2.3 体育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
体育产业化已发展到一定的规模,显示出其经济方面的优势，而体育产业又带动许多相关产业，促进了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并在引导社会消费、调整产业结构、推动国民经济发展方面显示出巨大的潜力，体育消费正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同时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加入体育产业。将体育资源与相关行业整合，以产品为依托，以市场为导向，建设体育产业市场,繁荣体育经济。因此,要努力开发体育市场,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增强体育市场发展的动力和后劲，促进高效率的体育产业与地区经济综合体的良性互动,使体育产业市场朝着多元化、市场化方向发展。体育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必须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规模化的整合,从整体上提升体育产业的竞争力，推进体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3 经济环境与体育产业市场规模化发展
经济环境是指影响和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外部条件，包括资源对经济发展的约束程度,还指可治理的环境,如经济体制、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状态及社会通货水平和经济发展的秩序等。经济环境的优劣主要取决于总供给与总需求能否保持大体的平衡,通货膨胀是否得到治理,经济秩序是否建立并完善,以及能否建立和健全有效配置资源,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这些是指经济环境的特点。经济环境作为一种抽象的名词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它与体育产业市场规模化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3.1 经济环境的特点决定了体育产业市场发展的规模
经济环境对体育运动改革与发展提出了一个现实问题，体育运动的改革与发展,必须根据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来确立体育发展的规模与速度。也就是体育产业的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这些发展是受经济环境所制约和影响的。经济环境受地区发展状况的影响，不同地区经济环境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体育产业市场发展状况就不同。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慢，经济发展水平低。因此，西部地区居民人均收入水平低，可支配收入比例小，其用于体育消费的支出较少，决定了西部地区体育产业市场发展的规模相对较小。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居民人均收入水平高，用于体育消费的支出相对较多，对体育产品质量要求高，因此推动了体育产业市场的发展规模。
3.2 体育产业市场规模化发展对经济环境的需求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方式的出现，人们的收入差距逐渐拉开，体育消费的层次性逐渐显现，根据人们对体育消费的不同要求，体育产业市场规模化发展势在必行。体育市场的需求是拉动体育消费的动力，体育市场规模化发展是沟通体育服务生产和
体育消费之间的桥梁。体育市场规模化，可以通过国家投入、体育部门自筹和社会集资等多渠道的形式建设一批能举办比赛，又能向社会开放供群众活动的不同功能、不同类型的体育场馆，并加以市场化运作。又可以通过外商独资，中外合资或个人投资兴办的以体育服务为内容的盈利性体育企业，从而发展和扩大体育市场规模。
3.3 体育产业市场规模化发展对经济环境的适应性
体育产业市场规模化发展应与经济环境相适应。体育运动项目的开发须符合地域文化特征；体育产业市场规模化发展应与区域经济相协调；经济发达地区体育的发展应以信息、高技术为主发展体育产品，建立社区俱乐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应以竞技体育带动群众体育的发展；经济不发达地区竞技体育方面应以民族传统体育为主，推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大众化，体育用品业的生产则应以生产少数民族体育用品业为主，在社区体育方面，应采取百花齐放的方针。根据消费者对体育产品需求的不同，体育产业市场在发展过程中应因地因时制宜，确定其发展规模和方向。
4 体育产业市场规模化发展应注意的问题
体育投资和体育消费主要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居民人均水平等经济因素的制约。体育产业市场规模化发展的同时须与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为体育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通过调整行业布局，优化资源配置，使体育产业的增长转移到依靠本体产业轨道上来，才能提高体育产业市场规模化发展的程度，不会产生市场的无序、盲目发展以致资源浪费，加大成本，导致体育产业市场规模化的发展走弯路。体育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促进体育消费的增长，从而优化人们的生活消费结构。从发展的角度看，对体育产业市场规模化发展的经济环境分析和研究，为体育产业经营者和相关管理决策者提供有意义的借鉴和参考，减少和规避体育产业经营与投资的风险，使体育产业保持健康、快速、持续的发展。从而为体育产业市场规模化发展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
参考文献：
[1]骆秉全.简编体育市场营销学[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1:3.
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范文第5篇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创新，这些重大理论创新、认识飞跃又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我国生产力。今天小编就给大家整理了青年大学习第九季第六期观后感，希望对大家的工作和学习有所帮助，欢迎阅读!
【1】青年大学习第九季第六期观后感
我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产权制度不完善、公平竞争制度不健全、要素市场发育滞后等短板和弱项。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在这些关键性基础性领域实现突破和创新。
完善产权制度。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也是市场经济有序运行的重要前提。《意见》明确，要完善以管资本为主的经营性国有资产产权管理制度，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健全以公平为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完善和细化知识产权制度规则。当前，较为紧迫的是依法平等保护民营经济产权，依法严肃查处各类侵害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行为，激发民营企业的投资热情。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完善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交易、保护制度规则尤为重要，特别是要加快建立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完善新技术新业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完善公平竞争制度。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也是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配置效率的前提。《意见》提出，要完善竞争政策框架，建立健全竞争政策实施机制，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体现了完善公平竞争制度的改革方向。保障公平竞争，必须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建立健全第三方审查和评估机制，强化公平竞争审查的刚性约束。
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我国商品和服务市场发展迅速，但要素市场发育明显滞后，存在要素市场化配置不充分、要素流动不畅、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意见》提出了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的要素市场、推进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创新要素市场化配置方式等改革任务。在土地领域，要加快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探索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完善城镇建设用地价格形成机制和存量土地盘活利用政策。在劳动力领域，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推动公共资源由按城市行政等级配置向按实际服务管理人口规模配置转变，促进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在金融领域，构建与实体经济结构和融资需求相适应、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推动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健全基准利率和市场化利率体系。在数据领域，完善数据权属界定、开放共享、交易流通等标准，加快培育数据市场。这些改革对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功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都十分重要和紧迫。
【2】青年大学习第九季第六期观后感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主动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的战略选择，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根本途径。
当今世界，以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成为影响各国竞争力和大国兴衰的重要力量，各国抢占制高点的竞争更趋激烈;同时，国际力量对比加速演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只有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的制度优势，在应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牢牢把握主动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对深化改革提出更高要求。新时代的改革，更多面对的是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必须牢牢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坚持问题导向，通过补齐制度短板，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通过加强和改善制度供给，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既是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的过程，更是体制变革和创新的过程。高质量发展要有高水平的制度作为保障，必须在产权制度、公平竞争制度、要素市场化配置等方面，按照更高标准推进改革，建设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
【3】青年大学习第九季第六期观后感
中国的改革进程是与对外开放分不开的。扩大开放所形成的外部压力和倒逼机制，对深化改革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进入新时代，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进入以高水平开放推动深层次市场化改革的新阶段。这一阶段开放的鲜明特点是制度型开放，更加注重国内规则规制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
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负面清单不只是一张清单，更是一个制度体系。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是国际通行的外资管理制度，我国自2013年在自贸试验区试行，2017年推广到全国，负面清单由长到短，已压缩至48项，并将继续压缩。下一步重点是全面取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之外的限制，促进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与此同时，以国际规则倒逼国内改革，推行国内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按照“非禁即入”原则和“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促进各类市场主体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这也是以开放促改革、建设更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途径。
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按照2019年10月世界银行的报告，我国营商环境排名比2018年提升15位，跃居全球第三十一位，这是一个历史性进步。但我国营商环境仍有很大提升空间。下一步要加大“放管服”改革力度，提高企业开办、产权登记、经营许可等效率，进一步降低制度交易成本;实施好外商投资法及配套法规，更好保护外资合法权益;尊重非歧视性国际惯例，公平对待各类市场主体，使营商环境更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
加快制度型开放高地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设立自贸试验区，聚焦商事制度、贸易监管制度、金融开放创新制度、事中事后监管体系等，建立同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并积极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研究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框架。下一步将赋予自贸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更大的改革创新自主权，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建设高水平开放新平台，为深化改革探索经验、提供示范。
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建设是对现有国际经贸规则的补充与创新，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实现互利共赢。下一步，在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的同时，还要加强市场、规则、标准等方面的软联通，强化合作机制建设。
积极推进全球经济治理变革。坚决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改革，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国际经贸规则。继续推进区域全面经贸伙伴关系协定、中日韩自贸区和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建设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积极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和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增强议题设置能力和引领能力。
【4】青年大学习第九季第六期观后感
中国的改革进程是与对外开放分不开的。扩大开放所形成的外部压力和倒逼机制，对深化改革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进入新时代，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进入以高水平开放推动深层次市场化改革的新阶段。这一阶段开放的鲜明特点是制度型开放，更加注重国内规则规制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
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负面清单不只是一张清单，更是一个制度体系。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是国际通行的外资管理制度，我国自2013年在自贸试验区试行，2017年推广到全国，负面清单由长到短，已压缩至48项，并将继续压缩。下一步重点是全面取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之外的限制，促进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与此同时，以国际规则倒逼国内改革，推行国内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按照“非禁即入”原则和“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促进各类市场主体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这也是以开放促改革、建设更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途径。
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按照2019年10月世界银行的报告，我国营商环境排名比2018年提升15位，跃居全球第三十一位，这是一个历史性进步。但我国营商环境仍有很大提升空间。下一步要加大“放管服”改革力度，提高企业开办、产权登记、经营许可等效率，进一步降低制度交易成本;实施好外商投资法及配套法规，更好保护外资合法权益;尊重非歧视性国际惯例，公平对待各类市场主体，使营商环境更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
加快制度型开放高地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设立自贸试验区，聚焦商事制度、贸易监管制度、金融开放创新制度、事中事后监管体系等，建立同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并积极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研究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框架。下一步将赋予自贸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更大的改革创新自主权，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建设高水平开放新平台，为深化改革探索经验、提供示范。
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建设是对现有国际经贸规则的补充与创新，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实现互利共赢。下一步，在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的同时，还要加强市场、规则、标准等方面的软联通，强化合作机制建设。
积极推进全球经济治理变革。坚决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改革，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国际经贸规则。继续推进区域全面经贸伙伴关系协定、中日韩自贸区和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建设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积极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和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增强议题设置能力和引领能力。
【5】青年大学习第九季第六期观后感
我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产权制度不完善、公平竞争制度不健全、要素市场发育滞后等短板和弱项。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在这些关键性基础性领域实现突破和创新。
完善产权制度。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也是市场经济有序运行的重要前提。《意见》明确，要完善以管资本为主的经营性国有资产产权管理制度，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健全以公平为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完善和细化知识产权制度规则。当前，较为紧迫的是依法平等保护民营经济产权，依法严肃查处各类侵害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行为，激发民营企业的投资热情。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完善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交易、保护制度规则尤为重要，特别是要加快建立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完善新技术新业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完善公平竞争制度。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也是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配置效率的前提。《意见》提出，要完善竞争政策框架，建立健全竞争政策实施机制，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体现了完善公平竞争制度的改革方向。保障公平竞争，必须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建立健全第三方审查和评估机制，强化公平竞争审查的刚性约束。
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我国商品和服务市场发展迅速，但要素市场发育明显滞后，存在要素市场化配置不充分、要素流动不畅、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意见》提出了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的要素市场、推进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创新要素市场化配置方式等改革任务。在土地领域，要加快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探索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完善城镇建设用地价格形成机制和存量土地盘活利用政策。在劳动力领域，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推动公共资源由按城市行政等级配置向按实际服务管理人口规模配置转变，促进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在金融领域，构建与实体经济结构和融资需求相适应、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推动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健全基准利率和市场化利率体系。在数据领域，完善数据权属界定、开放共享、交易流通等标准，加快培育数据市场。这些改革对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功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都十分重要和紧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