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三农问题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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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三农问题的认识范文第1篇

一、“三农”问题的重要性

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复兴，没有大多数人的积极主动参与，是不可能成功的。20世纪中国的复兴和强大，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农民作为民主革命的主体，积极参与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争，****了三座大山压迫，建立了新中国。1978年开始的改革，也正是由于广大农民首先参与所带来的巨大活力和示范作用，使得中国改革获得了稳定的基础广大的发展空间，避免了重蹈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覆辙。在今天，我们要实现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战略，根本问题是要解决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农村贫困落后问题，因此也同样离不开动员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可以说，“三农”问题作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基本问题，与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和成败是密切相关的。

(一)“三农”问题是贯串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基本问题。

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这80年来，“三农”问题成为制约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因素，也是所谓中国国情(特殊性)的重要表现之一。中国的现代化，实质上就是“三农”问题的解决，即实现农业产业化、大量农民向非农产业以及人口城市化；同样的，教育的普及、民主化、法制化等社会的全面发展，也有赖于广大农村和农民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

(二) “三农”问题是在中国共产党革命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在民主革命时期，革命的性质、革命的主力军以及农民占人口的比重，都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好如何动员和领导农民的问题，才能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才能建立自己领导的政权。1945年，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上指出：“中国现在的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目前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基本上就是解放中国的农民。”[1]他又说：“伟大的中国农民战争，如果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之下，就与历史上一切农民战争不同，是完全能够胜利的。” 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了中国民主革命的特点和解决了如何领导农民革命的问题，才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无论是从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和阐述毛泽东思想，还是总结中国现代化的特点和规律，都需要研究民主革命时期的“三农”问题。

（三）“三农”问题同样又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由于中国面临的国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没有遇见到的，在这样的国家无产阶级如何夺取政权和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不仅没有现成的答案，甚至遇到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某些论断矛盾的现象，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怎样解决个体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条件下，无产阶级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80年里，中国共产党基本理论的发展与“三农”问题的认识变化基本相一致，发生过三次大转折，实现了两次认识上的“飞跃”。第一次大转折发生在1949年前，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由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模式向中国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转变，实现了第一次认识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第二次大转折发生在50年代前半期，即由新民主主义向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转变，并开始了长达20余年的曲折探索。第三次大转折发生在1978年以后，即由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转变，实现了第二次认识飞跃，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对农民的认识，也经历了三次大转折和两次飞跃，第一次转折发生在民主革命时期，由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形成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第二次转折发生于50年代初期，农民由革命的主力军变成被改造的对象，户籍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将农民束缚于土地之上，失去自由，农民的要求被视为“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一再受到压抑。第三次转折发生于1978年以后，党承认了农民的创新行为，特别是当这些创新与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发生冲突之时，坚决站到了农民一边，充分肯定了家庭经营和乡镇企业，并推动了整个改革。

（四）“三农”问题是中国未来50年现代化需要完全解决的最大问题。2001年3月，国务院总理朱熔基在关于“十五”计划的报告中说：“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经过50多年的经济发展和20多年的改革开放，虽然我国已经解决温饱问题，综合国力大大提高；但是买方市场的形成、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强调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等因素，将会使得“三农”的核心问题——大量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受到较大制约，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那种低成本、外延型扩张的乡镇企业黄金年代，将不会再现。同时，由于农业人口严重过剩，生产率太低，农民的收入增长将会遇到较大阻碍，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又将进一步影响农村消费和积累。另外，世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冷战格局的解体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中国越来越多地溶入国际经济，既能够获得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也将遇到国际资本对国内经济的冲击，尤其是落后的农业和技术落后的乡镇企业。这一切都使得解决“三农”问题的复杂程度和难度，大于前20年，因为前20年我们基本上可以通过对农民“松绑”的办法，依靠计划经济造成的短缺空间，使得农业和农村非农产业获得迅速发展。但是今天“三农”问题的解决，则要在买方市场、产业结构调整、环境保护、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条件下进行，并且经过20年发展所留下的问题，更多地存在于经济落后地区和农村弱势群体，转移难度也更大。

总之，“三农”问题并不单纯是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它不仅是中国现代化的基本问题，还关系到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共同富裕、可持续发展以及以人为本等一系列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可以说，“三农”问题解决之日，就是中国现代化实现之时。

二、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历程

由于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大国，农民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的一个重要的和基本的问题。80年里，随着时代、社会的变迁以及党的任务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三个阶段。第一个时期，也就是第一个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即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至1952年民主革命和经济恢复任务基本完成；第二个时期是从1953年国家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至2001年，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第二个时期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53年至1978年“三中全会前；这个阶段是建立和实行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模式；第二个阶段是从1978年“三中全会”到2001年，这个阶段是建立和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在这漫长的80年里，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三农”问题的认识实现了两次飞跃。第一次认识飞跃发生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第二次认识飞跃发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经过曲折探索，中国共产党创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市场经济建设道路。

在第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认识，主要集中在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即解决革命的主力军和革命的道路问题。由于中国正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下，内忧外患日益深重，资产阶级既无力领导民主革命，城市中的无产阶级力量也很弱小，因此中国共产党要领导民主革命胜利，必须找到庞大的主力军，也必须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而这两个问题，都是在城市里无法解决的。在1921年至1927年间，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建立了统一战线，通过国共合作的方式，迅速扩大了队伍和影响，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力量。但是1927年资产阶级背叛革命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必须有自己的庞大主力军，必须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而这一切，在******势力强大的城市显然是不存在的。大革命的失败和城市起义的一再失败，迫使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一大批过去就非常关注农民问题和熟悉农村的共产党人，如毛泽东、彭湃、邓子恢、方志敏、贺龙等，开始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尽管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干扰，革命根据地遭受重大损失，但是中国共产党却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核心，更重要地是毛泽东通过建党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已经找到了如何依靠农民、如何建立农村根据地的办法，即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这可以从毛泽东当时所着的《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着作中反映出来。

中国共产党深入农村后，在发动农民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立即遇到了如何发动农民、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的问题，也即是如何****农村中的******势力和从人力、物力上支持革命战争以抗击强大的******武装围剿。于是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就自然成为党在农村的三大任务的组成部分（另一个是武装斗争）。因此，从1927年到1949年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前的22年间，中国共产党始终在农村奋斗，在土地改革、农村政权建设、发展农业经济以及动员广大农民参军参战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整套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和办法。为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农村来说，除继续完成土地改革和民主建政任务外，党在农村工作的重心已经开始到如何尽快发展农村经济方面来。如何改造落后的小农经济，开始成为土地改革以后的主要问题。首先，党一直认为土地改革只解决了反封建问题，但是没有也不能解决小农经济的落后、分散、生产率低下问题，并且小农经济自发发展的结果，必然是资本主义化：生产资料向少数人集中，大部分农民陷入破产和贫困。因此，如何使广大农民既摆脱资本主义式的发展道路，又能够迅速改变农村经济的落后面貌，就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党考虑“三农”问题的焦点。

1950年党在农村大力发展和整顿供销合作社，1951年积极提倡农业互助合作，1952年农村整党中批判和处理党员中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都反映出党按照七届二中全会的思路，引导土地改革后的农民跟共产党走集体致富的道路。

1953年中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后，由于国家投资增长过快，积累与消费、市场与计划（实质上是个体农民与国家）、农业与工业的矛盾突然以农副产品供应短缺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似乎再次验证了列宁关于小生产者每日每时自发产生资本主义的论断，验证了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小农经济矛盾的论断，于是从理论上和逻辑上来说，改造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都成为当时不容置疑的迫切任务，成为保证工业化任务顺利实现的前提。当年开始实行的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和大张旗鼓地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都表明党对农民的基本而是，已经从民主革命时期的主力军（革命性）转为社会主义的改造对象（小农经济的落后性）。

为了减少“统购统销”的阻力和迅速推行农业合作化，党在民主革命完成以后、农村基本上成为清一色的个体经济的条件下，再次使用了民主革命时期的划分阶级阵线、开展阶级斗争的办法。此时的阵线划分，则是以贫下中农为一方，以富裕中农和富农为另一方，其理由是贫下中农因为经济地位和生产条件不足，依靠个人发家感到困难，因此欢迎互助合作，希望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他们具有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因而属于党在农村中依靠的阶级力量。而富裕中农和富农，由于家庭经营条件较好，认为单干的效益最高，更愿意单干，并且对于国家实行的“统购统销”等不满意，他们希望走自由发展的“资本主义道路”，他们不仅没有社会主义积极性，而且代表着农村中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而他们是党农村中需要战胜的阶级力量。

从1953年到1957年，党在农村中一直以这种阶级观点来看待和处理社会主义改造以及改造后产生的问题。在这种认识指导下，单个或追求自己富裕的农民成为被摈弃的对象，而共同富裕的合作社，则不仅不能实现共同富裕，而且矛盾很多，束缚了农民的手脚（典型示范时期除外，因为那时不多的合作社一方面确属自愿互利、进退自由，另一方面得到国家大力援助）。实际上，上述认识往往使农村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陷入两难选择：自己想选择的单干发家致富的路走不通，而党和政府提倡的合作化道路虽然是阳光大道，但是未必能够给农民带来好处 ，于是只好放弃自己的选择，顺着潮流跟着政府走，去追求理想中的制度，而现实与这种理想的目标总是有很大的差距，于是就陷入无休止的体制变动和政治运动中。可以说，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一方面解决或缓和了小农经济与社会主义工业化之间的矛盾（实质上是市场与计划的矛盾），但是另一方面又制造了新的矛盾：集体经济的低效率、城乡隔绝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矛盾。

三年“大跃进”证明了公有化程度并不是越高越好，堵死了自1953年以来形成的企图依靠公有化来解决农村问题的思路。而1961年以后的调整和不间断的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则证明了在人民公社集体生产体制下，无法解决农民积极性不高的问题，甚至无法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这就是1961年到1978年“三中全会”前“三农”问题留给全党的教训。于是从1978年起，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根据过去多年的经验教训，转换思路，开始另一种改革尝试：给农民自主权，尊重农民选择，不再要求以国家的利益而牺牲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利益。

于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改为村民自治，家庭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生产经营责任制取代了集体生产；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取代了单一公有制，城乡隔绝的户籍制度也大为松弛，小城镇化和农民异地流动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

应该说，80年代农村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就和乡镇企业的崛起，为改革开放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最好的证据。就“三农”问题来说，此时的认识基础，已经不是过去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理论，而是以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市场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从农村经济发展方面看，党也改变了过去长期强调的农业为工业、农村为城市提供积累的纯贡献型观点，改变了过去长期强调的农民就地发展、主要依靠农业致富的思想，将农民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城市化作为根本改造农村、发展农村经济的关键因素。

应该说，经过50多年的探索，特别是最近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使党在“三农”问题的认识上已经完全摆脱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局限，形成了正确的理论基础，即邓小平理论；在此基础上，又根据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发展不平衡、城市化水平低等特点，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三农”发展思路，这就是农民非农化、农业产业化、农村城市化，至于如何以最低成本、最快速度来实现这个目标，则还需要进一步探索，还有不少问题有待解决。

2001年3月，国务院总理朱熔基在关于“十五”计划的报告中提出“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要把“全面贯彻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和增加农民收入，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

三、历史的启示

中国共产党80年的历史证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正确认识“三农”问题并制定正确的政策，是中国共产党事业顺利发展的决定因素；如民主革命时期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如1978年以后率先开展农村经济改革。反之，革命和建设事业则受到挫折，如大革命时期不敢放手发动农民，大革命失败后仍然以城市为中心；如合作化过程中的“四过”问题；大跃进时期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后来的“四清”等。历史虽然是这样发展过来的，是不可改变的，但是我们叙述和研究这个历史过程，主要的目的是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经济学家熊彼特曾经说过：“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 研究80年来中国共产党“三农”问题认识的历程，就会发现，有不少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一） “实事求是”是形成正确认识的基础。

党的80年历史证明，凡是对“三农”问题的正确认识，都是建立在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基础上的。而认识上的失误，也主要是由于照搬马克思主义某些设想、苏联社会主义理论模或凭主观愿望。

在民主革命时期，对毛泽东思想形成贡献最大的毛泽东，是“实事求是”和深入调查研究的典范。他对农民问题和中国革命道路的正确认识，主要得益于他的实事求是精神和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实践活动。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他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农村调查；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多次强调要反对“本本主义”、“主观主义”，提倡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他发动的“整风”运动确立了全党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认识论基础，对毛泽东思想形成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同样地，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也是在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反对教条主义，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后，才突破了长期束缚中国共产党的苏联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提出的认识社会主义的“三条标准”和******提出的关于党的“三个代表”思想，都反映出实事求是的精神。在“三农”问题认识上，1978年以后对“包产到户”的认可和推广，对农村专业户的认可和扶持，对乡镇企业的认可和鼓励，都反映出以大量调查研究为基础，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而80年里党在“三农”认识上的失误，则往往来自“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不愿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深入调查研究。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在中国问题上的失误和党内的三次‘左“倾错误路线，就是教条主义和照搬苏联经验的结果。同样地，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由于缺乏经验，但主要是从苏联经验和理论出发，在爆发世界大战的估计上，在农村两极分化、互助合作等问题的认识上，在工业化速度的认识上以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优越性认识上，或多或少地忽视了实事求路线和深入调查研究的作风，尤其是忽视了世界上大多数成功的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和农业发展的经验，结果得出了一些与实际有出入的结论：例如关于小农经济弊病的认识；农村两极分化趋势的认识，关于初期合作社优越性原因的认识；关于工业发展速度的认识；关于1957年“退社”风潮的认识；关于人民公社优越性的认识；关于“包产到户”的认识；关于农村阶级斗争的认识等等。其中最极端地就是“大跃进”期间的“浮夸风”、主观主义和压制不同意见。

（二） 民主制度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制度保障。

党的80年历史提供的第二个经验教训，就是正确的认识来自良好的民主集中制，而错误的认识则多产生于独断专行或压制不同意见。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之所以会造成这么大的损失，根据地和红军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白区工作几乎损失了百分之百，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王明等人压制党内的不同意见，对持不同意见的人采取“残酷打击，无情斗争”手段。

建国以后，毛泽东的几次重大失误，也主要是违背了长期形成的党内民主制度，个人独断专行：1955年对以邓子恢为代表的稳步前进意见的批判，导致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四过”；如果说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则压制了党外不同意见，那么1958年的成都会议和1959年的庐山会议则压制了党内的不同意见。1955年邓子恢受到批判以后，就“三农”问题来说，党内其他领导人已经不能平等地与毛泽东讨论问题，而到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甚至不敢与毛泽东争论是非了。其实，从合作化时到国民经济调整，尤其是“大跃进”时期，党内并不缺乏正确的认识，甚至普遍的共识，但是由于得不到毛泽东的认可，仍然不能形成正确的决策。例如60年代初期出现的“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得到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许多领导人的赞同，但是由于毛泽东的反对，被压制下去，直到1978年以后才重新推行，结果延迟了将近20年，使中国在60年代初期失去了一次可能成功的改革机会。

（三） 以人民为本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前提条件。

中国共产党80年的历史还说明：在不能代表促进全体公民利益的前提下，凡是代表了绝大多数人民利益或着说没有损害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认识和决策，就是正确的。就“三农”问题来说，由于农民始终占人口的大多数，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除了战争以外，我们没有理由以任何名义损害他们的利益或者剥夺他们分享现代化成果的权利。因此，一切认识和决策的的前提应是：尊重农民的自主权，不能以所谓整体的利益或长远的利益为借口，剥夺或损害农民当前的利益：其实农民是通情达理的，在民族危亡或确实需要其做出牺牲时，农民是不会拒绝的。历史多次证明了这一点。）农民是一个落后的、分散的群体，文化水平低和受产业的限制，以及作为最需要被改造的群体（改造传统农业广大农民需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农民也是理性的，也同样具有自己生产、生活方式的自主权，即使是一部分农民，甚至是少数农民，他们的自主权也同样应该受到尊重和保护。

现代化过程中的农民，并不是注定的牺牲者，而首先应该是受益者。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是通过动员农民，即打破旧政权以及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迫，实现耕者有其田，来建立了新中国，为现代化扫清道路。应该说党的政策确实代表了广大农民的要求和利益，农民是革命的受益者。

建国以后，尽管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党员成分来说，中国共产党都与农民有天然的联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也曾经试图实现工业与农业并举、城市与乡村同步的发展思路。但是由于国际环境影响和缺乏经验，仍然没有摆脱苏联的工业化模式，即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和实行单一公有制。结果事与愿违，中国在1978年以前实行了比苏联更为极端的压制农民的体制和政策。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问题还是出现在如何看待农民的利益。工业化最终会为农民带来利益，这一点谁也不否认。问题是农民的个体经济是否与社会主义和现代工业不能相容？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农民是不是绝对的奉献者？

这两个问题虽然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所没有遇到的问题，但却是列宁和斯大林早已有定论的问题。1951年毛泽东主持制定农业合作化决议即回答了第一个问题；而1953年实行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又回答了第二个问题。 而这两次回答都是完全根据苏联的理论和经验。

1978年以后农村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党把农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在经济困难的条件下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在过去批判“包产到户”和“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压力下尊重农民的自主权利。同样地，在80年代中期，当乡镇企业崛起的时候，中共中央同样出于保护农民利益和自主权利的考虑，在一片关于乡镇企业与国营企业争原料、争市场、干扰计划和产生“不正之风”的呼声中，坚持鼓励乡镇企业发展的政策。

建国以来50余年的历史证明，由于中国共产党以实现工业化和建立强大的现代国家为己任，在党和政府的决策层中或能够影响决策层人群中，农民人数虽多，但呼声却比较弱小，常常是农民、农村、农业发生严重问题才引起重视，因此政策和措施也往往带有救急的性质。因此，在方法论上有意识地强调关注农民的利益和要求，实在是很有必要。

[1] 《刘少奇选集》上卷，331页，人民出版社，1981。

《刘少奇选集》上卷，331页，人民出版社，1981。

对三农问题的认识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一号文件”;机会模型;政策变迁

一、理论综述

政策变迁是指对现行政策所从事的变革活动。政策变迁意味着,不论是受到外在条件或是内在因素的影响,很少有政策一直维持着当初被采纳时的形式,他们是持续不断地在演化之中。公共政策主体需要检视自身政策制定的能力和政策的历史变迁,探索中认识其变化的本质内涵,不断为维护政策的公共利益价值取向和解决公共问题总结经验教训,为维护最广泛的人类福祉努力。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到90年代末,一批政策科学家试图整合早期研究途径或者借鉴、改造各种新理论,构建了多种更为复杂的理论模型或框架。

金登于1995年提出的政策流与机会窗模型,指出政策的发展过程由三股脉流交织而成:问题流、政策流与政治流,在大部分时候,彼此是独立发展的,在汇合时,政策企业家会将其偏爱的方案或关心的问题置于有利地位,并将问题、方案、政治等三个要素做一最有利的组合,此组合的时机,既是政策的机会窗,也是政策得以变迁之时。

琼斯和鲍姆格特勒1993年提出的间断平衡模型认为:政策变迁的模式不单纯是会受稳定和渐进的逻辑所驱动,有时也会出现不连续的剧烈变迁。公共问题的新思考方式,新支持者的迅速动员、制度结构的改变及这些趋势偶然结合在一起所产生的自我增强的效果,其中任何一种情势出现或同时出现时,都可能刺激政策制定者改变原来渐进而温和的政策调整模式,破坏政策的均衡发展,接替的是剧烈震荡且不稳定的政策时期。

二、“一号文件”的机会模型分析

(一)政策流与机会窗分析(见图1)

三流汇合机会窗根据CIPP-JS与antconc3.2.1w分析10个“一号文件”的关键词频统计,从得出的结果中客观分析他们在1982年以前与1987-2004年之间三流发生的变化以及他们与机会窗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实质性的将条件和结果之间的联系展现得淋漓尽致。

(二)机会模型综合分析

针对以上对政策内容的分析,可以发现政策主题在很多制度价值、框架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总结如下:

第一,关于农民生存发展权的认识。随着农村商品化程度的加深,农民生活状态由原来的祖祖辈辈定居农村开始向城乡间游离生存再到定居城市变化。在此过程中,10个“一号文件”关注的焦点逐渐转移到农民的生存发展权,特别是21世纪以来的5个“一号文件”着重关注于农民工就业、子女教育等方面。党中央近几年的政策目的在于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而目前社会问题突出表现在二元体制导致的贫富分化从而造成社会矛盾多发,随着我国政治发展进程的加快,已经进入了追求民生政治时代,这样政策焦点与社会问题焦点和政治焦点三流合一,出现了当下政策发展的机会窗――即对农民生存发展权认识的突破。

第二,关于投入体制认识的突破。建设完备的三农投入体制是在新形势下党中央对三农工作提出的新的方针,是“多予少取”原则的落实。但目前的投入机制中,少取的成绩显著,多予的力度不够。一是对农民的补偿,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对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贡献很大却没有得到相应补偿。二是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的战略需求。三是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措施。建立科学的投入体制应坚持中央多予少取的原则,这一政策是针对新世纪新情况下政策流、问题流、政治流汇合状态下形成的机会窗而制定的,这一政策应根据不断变化的管理思维和制度结构而不断变化,以达到真正维护农村权益的目的。

第三,关于产业结构认识的突破。10个“一号文件”中全部提到调整产业结构,但他们所提出的内容是具有时代差异性的。其中包括农业内部结构和产业间相互结构两大方面。事实上,他们是间断平衡模型最为典型的政策变迁实践。两个阶段的10个“一号文件”所反映的公共管理思维方式、支持者的运动、制度结构等方面的差异足以让我们了解它们一脉相承的差异平衡:农产品供需形势不同;城乡居民对产品的需求发生了深刻变化;调整主体不同;调整内容不同。发展的需要决定了政策变迁的方向,这就是机会模型的科学性所在。

第四,关于市场主体认识的突破。1982-1986年是农村改革的第一步中最为坚实的一个阶段,五个“一号文件”通过三流汇合形成机会窗――市场主体突破的机会窗。最显著的形成了两个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一是在实行承包经营制度改革中重塑起来的农户家庭经济;另一个市场主体是乡镇企业。从农业中解放出来的劳动力成了乡镇企业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源并且随着农业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充实到这一主体中来,为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调整做了坚实铺垫。2004年以来,政策主体制定相关政策决定允许土地作为资源进行流转,这一深刻的变化是发生在取消农业税之后,文件将农民由农业生产的主体变成了市场经济的主体,这是组新的平衡,是党中央在对整个社会发展认识的基础之上,以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推动进程,将我国农业人口的市场主体地位向前推动了一大步。诚然我们不能断定这一行为是对城乡二元体制的完全突破,但仔细分析可以明了在经济方面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取得重大突破,也为政治模式、社会模式打破二元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五,关于农业现代化认识的突破。十个“一号文件”以独特的视角对农业现代化进行了深刻的认识,其认识的变化不仅仅影响农业发展本身,对整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也具有深远意义。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提出要“走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要求,对包括科教、机械化、农业合理布局、生产区域化、专业化、社会化、农工商一体化经营、建设商品基地、农用工业、农产品加工业及小城镇等方面做出了全面部署,这突破了农业现代化一般所指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和化学化的局限,扩展了其内涵。在21世纪初党中央的“一号文件”中提出了发展现代农业,这一概念是对20世纪80年代初农业现代化的升华和重新认识。在现代农业投入保障机制;健全农业多种功能,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农村市场体系,发展现代农业物流体系;培养新型农民,造就现代农业人才队伍;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创新现代农业机制体制等方面对现代农业做出了宏观规划,是在经济全球化、市场经济主体多元化的新思维突破的基础上对现有农业基础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这是整个小农业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机会窗,诚然也是间断之后新的平衡,是对中国农业宏观认识的新的平衡突破口,近几年的实践已经证明这一突破完全符合政策主体――农民群众的利益取向。

三、政策的主要问题

(一)政策制定时过多关注问题流,造成机会条件相互失衡

根据政策变迁理论中机会模型的认识,机会窗的出现是政策流、问题流、政治流“三流合一”而出现的,而在传统的行政体制格局下,总是过多的关注问题,而至配套政策跟不上甚至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这一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的政策机会窗中表现的比较突出,为了更快地解决好发展的问题,放活了农村经济,但是相关政策不能及时到位,政治体制无法保障,导致最后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问题流变得更为复杂。

(二)对三农的认识仍然滞后

“三农”问题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认识,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一个复杂的工程,但我们对其认识起初是非常狭隘的,相对滞后的。

(三)政策评估缺失

政策评估是政策变迁的基础环节,科学的政策评估是良性政策循环的保障,但由于受传统政治思维影响,政策制定者的视角过分关注问题流,而政策流作为政策变迁的核心却被忽视,这样整个政策系统就出现部分紊乱,只能在过去计划时代下的行政控制下政策运行,但是进入政策时代以后,我们应该运用科学的政策方法,评估政策得失,关注机会窗中的政策流,使政策的变迁顺利进行。

(四)政策执行力不足

这是目前国内整个政策科学面对的一个严肃的问题。由于过去,特别是在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理顺不到位的时候,给政策的权威性造成了一定的危害,这样导致部门或者地方的执行力不足,加之“三农”问题的政策的执行主体存在着主观能力的相对薄弱的问题,使得整个“三农”问题政策焦点到位,但政策效果不足的局面出现。

四、三农政策变迁展望

通过政策流与机会窗模型与间断平衡模型的分析,我们看到了中央在“三农”问题上决策的正确性和科学性,同时也看到了在正确政策引导下所取得的成绩,但在模型的分析中我们也发现有些方面尚有不足,应该把他们作为未来政策变迁的方向。

(一)强化农村社会管理

社会问题是政治系统的输入部分,要利用合理的政治系统维护未来农村经济的协调发展,必须对农村社会问题进行科学管理,运用科学的政策方法做出科学决策,使得政治系统的输出与输入达到能量相对平衡,并且应该大力发展农村协会、社团组织等第三部门来为社会问题的政策系统减震。因此,建立现代意义的社会组织,运用知识武装农民,提高整体素质,使得科学的管理理论成为主宰农村发展的航标,为建设和谐的农村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完善乡村治理结构

在经济相对发展的今天,中央对于“三农”的政策要回归到乡村治理结构模式的选择上来,路径选择关系到未来我国整个的发展战略。在起步阶段,“多中心主义”治道是科学的选择,中央应在试点的基础上不断推广。坚持改革乡镇政府与村民自治相结合,坚持政府改革和第三部门培育相统一,坚持党对农村领导的指导性与现代民主方式相配套,形成执政党、政府,第三部门、人民自治四者统一的多中心主义乡村治理结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村治理结构,为实现农村社会的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继续完善三农投入机制

加大政府投入是“三农”问题突破的原动力,中央在少取方面成就突出,但多予尚未形成制度性的体制,因此,为了农村农业农民的可持续发展,完善三农投入机制是对前两个阶段的延续,是符合新公共管理模式要求的。加大政府投入是对过去农村在二元结构中所处劣势地位的弥补,积极的财政支持和相关的配套支持是建设现代农业的物质保障。各地区应因地制宜,根据实际制定科学的规划,使相关部门形成良性的联动机制,真正确保对“三农”的政策、资金、科技投入足额按时到位,保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积极有效开展。

参考文献:

1、Hogwood.W.BrianandPeters,B.Guy.

PolicyDynamic[M].NewYork:St.Martin’sPress,1983.

2、(美)约翰・W・金登著;丁煌,方兴译.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Baumgartner,FrankR.andBryanD,Jones.

AgendasandInstabilityinAmericanPolitics[M].

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3.

4、萧灼基.农民贡献很大但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DB/OL].中国发展门户网,2007-06-29.

对三农问题的认识范文第3篇

关键词：农村；“三资”管理；问题；对策

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是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工作的简称，由于其直接关系到农村集体经济实力和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因此如何盘活农村集体的“三资”管理，成为了各级县市、乡镇党委和农经部门的重要课题。

一、农村“三资”管理的简述

所谓“三资”主要指的就是农村的集体资金、资产以及资源，而“三资”管理正是针对这三部分进行的管理。首先是对资金的管理，其采用的形式通常是以村帐委托而进行，管理农村的地方资金的具体实施方式主要表现为建立农村经济组织财会中心，并且该机构是在农村民众同意的前提下所建立起来的。其次就是对资产的管理，其管理方式较也为简单，资产的出入通过建立资产台账进行记录，并且向民众公开还要接受他们的监督。最后是对资源的管理，其管理范围较广包含一切农村所在地区的可利用资源，对所有资源进行建档，做好归纳和记录，并监督和记录对资源的利用情况，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促进可持续发展。

二、农村“三资”管理的重要性

从农村集体经济的组成上来讲，农村“三资”是其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农村经济的全体成员拥有其所有权，因此，要想更好地让农村经济得到发展，就必须对农村“三资”进行科学的管理，这样不仅能在实现农民增收的基础上将农村与城市间的差距有效缩短，还能对农村建设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促进作用。现阶段，农村“三资”的管理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实际意义，其管理水平的高低在各个方面都有着较大影响，首先，它对利用集体资产的效率能够造成直接影响，同时也会让农民的合法权益受损，甚至还能左右村集体和干部的权威性；其次，农村“三资”管理的水平对于建设廉政农村以及政府形象的树立同样有着较深的影响。

三、农村“三资”管理的现状及主要问题

（一）现状

在我国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几年里，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有了较大进步，尤其是在农村中越来越规范化的村级组织“三资”管理。“村帐乡管”政策在全县得以实行，农村村级会计账、表、薄、证都由乡镇农经站统一进行管理。通过几年来相关管理措施及硬性规定的采取，加上监督查处制度的完善加强，使得农村“三资”管理更加趋于规范，然而即便如此，在现阶段的“三资”管理中依旧还存在着不少问题，比如监管不到位、大量资产和资源被流失或受到损害等。

（二）主要问题

1.农村“三资”管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在农村集体经济中，对管理好“三资”有着非常重要作用的就是农村干部，农村“三资”管理的最终效果主要就是由他们认识“三资”管理的程度及其工作的积极性决定的。我国农村经济在农业税制度被取消之后有了较大发展，但是有很多干部在认识“三资”管理问题上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农村的发展。究其原因，主要是在思想意识中农村干部就已经形成了一种固有状态，他们认为本身农村经济条件就比较差，拥有的资源也非常稀少，所以没有必要进行专门管理，并且在目前农村中土地制度采用的是承包责任制，能蚬芾淼淖试匆簿透少，因此就不能很好的认识到农村“三资”管理的重要性。

2.对村级财务管理监管缺失。在现阶段农村经济建设过程中“三资”管理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财务记录及审计上的问题，之所以会出现该问题主要还是在对“三资”的管理上上级缺失监管，在“三资”管理问题上绝大部分干部没有充分的认识，对其管理的重要性及长远性没有正真领会，这些干部在工作中没有起到很好的监督和管理作用，随便将该工作安排给相关人员后，就置之不理，对于该工作的没有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从而无法实现财务工作的规范化，以致于让“三资”管理不能发挥其真正的作用。

3.管理机制不够完善。农村“三资”管理在当前整体情况来看还存在着不合理的人员分配、财务人员专业水平较低以及很难引进优秀人才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出现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体制和制度上没有真正得到完善。从管理机制上来说，其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缺乏相关规范和制度，还有就是上级管理人员工作失职，就因为存在这两个问题下级工作情况的好坏及效率就直接受到了影响，也就进一步对实现“三资”管理的效果造成了影响。

四、加强“三资”管理的对策和建议

（一）加强领导，提高认识

农村经济的现代化发展以及农民想要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物质基础就是农村集体资金、资产和资源，对这三者进行科学合理的管理是实现集体经济实力壮大，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和保持农村社会稳定的最有效途径。因此，为了更好的管理集体财产资源，在思想意识上，各级政府与相关职能部门必须要达成统一，对“三资”管理的重要意义与作用要能有充分的认识，同时还要将“三资”管理工作的加强放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以最快的速度将管理方法制定出来，对“三资”目录要明确统一规范，对责任的主体加以确定，并定期开展清理审计，实打实的做好农村“三资”管理工作。

（二）加强监督，严肃纪律

在对农村“三资”进行管理时，各职能部门如：纪检、检察、财政及农业等部门应该加强配合，对违反农村“三资”管理责任的制定相关惩戒方法，并严格落实。如果在管理中发现有违规操作、等违纪违规行为或者对集体资产资金个人无偿占有、挥霍、浪费等，一旦查出就应该依法严肃惩处。

（三）实行委托，推行“村财乡管”

在管理“三资”过程中采取新的财务管理形式，对资产较小、经济业务来往较少的农村集体经济实行村委会计委托制，这种形式对于农村资产管理非常适用，它得到推行的前提条件是能够让集体资金所有权、使用权、审批权及监督权保证不变，从而再以乡镇农经部门为依托，与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记账协议。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农村“三资”管理在农村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就当前实施的整体情况来看，尚属于问题比较多的初级阶段，要想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就应该从多个方面一起入手，比如领导和群众、实施与监督等。对于监督管理制度更要加以完善，不断培养强化相关人员的专业素质。所以，在改正“三资”管理问题上，相关管理部分应该报以积极的态度，使“三资”管理问题的发展能够更加科学规范化、稳定合理化。

参考文献：

[1]马翠华.农村三资管理的现状及问题[J].中国市场，2014（08）：132-133.

对三农问题的认识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综述

1 分别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

理论界对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分别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大量成果，特别是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相当的多，在人大复印资料上可以收集到的仅1998年到2001年专门研究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文章就有50篇。

关于毛泽东的“三农”思想，学者们进行专门研究的不是很多，目前进入笔者视野的著作有郑以灵的《毛泽东农民观透视》、陈高同、赵素芬主编的中国农业发展丛书中的《毛泽东与中国农业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的《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以论文出现的研究成果有郑有贵在《党的文献》1999年第3期上发表的《毛泽东的“三农”现代化思想与当代农村改革》，其余研究成果均散见于毛泽东思想研究或者其他研究性文章里面。从研究内容来看，学者们重点研究了毛泽东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土地改革和建国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理论。

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面很广，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各个相关方面都有论述，呈现出多角度、全方位的特征。学者们重点对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发掘和解读，同时不少学者还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特点和重要意义以及其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方面进行了探讨。关于邓小平的农业发展思想的内容，学者们主要在以下方面做了精辟论述，一致认为它包括：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要科教兴农；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发展的“两个飞跃”思想。学者们认为邓小平的“三农”思想具有求实性、创造性、超前性、人民性和辩证性的特点。同时，学者们还指出了邓小平“三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他们认为从理论上讲，邓小平“三农”思想在农业合作制、农业现代化、农民脱贫致富等方面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业思想，从实践上看，它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农业经济实践中起到了科学指导的作用，从而使党在“三农”工作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对江泽民的“三农”思想进行专门研究的也不太多，还未见以著作的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的成果，但是可以在研究江泽民的经济思想的著作中找到其“三农”思想的内容，如顾龙生等所著《江泽民经济思想研究》。以论文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成果有王骏在《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上发表的《试论江泽民的“三农”思想》，他从基础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改革论：“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论：“必须转变农业的增长方式”；中心论：“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创新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等几个方面全面论述了江泽民的“三农”思想的内容，同时指出了其鲜明特点。关于江泽民的“三农”思想研究其成果还可以从于法友在《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 2期上发表的《论江泽民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完善与发展》等文章中找到。

2 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以历史时间为线索分若干阶段详尽的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陈承红在《农业考古》2006年第3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人的“三农”探索》以中国共产党的四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为线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孙仲彝在《上海党史与党建》2006年9月号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及历史经验》一文中，也是以历史为线索分两个大的阶段和若干个小阶段用详尽的资料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历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 济南市行政学院 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从奠基、形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三方面指出了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的发展历程。

此外，广东省教育厅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当代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研究”的最终主要成果、秦兴洪主编的《共和国农村的发展道路：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选择》，这本书全面阐述新中国50年来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对农村发展道路的选择，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发展历程。还有学者从某一特定阶段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历程，如何丽芬在《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上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历史进程；华中师范大学刘国武2005年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对“三农” 问题的认识历程。

3 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巨大贡献

卢文在《中国财经报》2001年07月4日第003版上发表《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巨大贡献——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一文，他分别从“三农”的涵盖的三个方面将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贡献阐述为：在农业上的贡献：实行合理的土地制度、实行科教兴农战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在农村问题上的贡献：一贯重视农村、使农村经济转向商品、市场经济、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农村工业化，促进乡村城镇化、使农村进入小康；在农民问题上的贡献：注重调动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和素质、组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帮助农民实现历史性的大转变。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教授王玉珍在《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增刊——《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论文专辑》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在“三农”问题上的理论和政策的突出贡献包括：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在理论上阐明了“农民问题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找到了一条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下解放出来的道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一科学规律，并将“农业是基础”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之一；在如何发展生产力、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上，我党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解决了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制度创新和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体制创新；在探索中国农民如何增加收入，走上富裕的途径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历经探索完成了从集约经营——无工不富——结构调整、产业化经营、发展小城镇——税费改革等一系列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的过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 济南市行政学院 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指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作为我党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的“三农”思想为我党开辟中国的革命道路、中国的改革道路和中国的跨世纪发展道路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4 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

李明、郭宇在《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上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主要包括：必须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必须从全局出发，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必须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出发点；必须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依靠农民群众推进农村改革的伟大事业；必须坚持和发展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农村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必须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正确处理党同农民的关系；必须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高度认识“三农”问题，进行制度创新，统筹城乡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农村民主法治建设，促进农民人权事业发展；必须加强农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全面推进农村小康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光明日报》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一再强调：新中国成立55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有不少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包括：实事求是是形成正确认识的基础；民主制度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制度保障；以人民为本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前提条件。

5 关于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三农”思想的比较研究

学者们将中共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结合起来进行了比较研究。如李建宁在《攀登》2001年第4期发表《毛泽东、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邹开明、周世慧在《党史文苑》2006年第2期上发表《毛泽东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李晋玲在《生产力研究》2004年第2期上发表《毛泽东、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差异分析》，闵帅、陈洪勋在《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上发表《关于毛泽东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路的比较》，黄世贤、黎红刚在《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上发表《邓小平对毛泽东农业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郭翔宇在《学习与探索》 2003年第1期上发表《江泽民同志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学者们一致认为毛泽东与邓小平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农业发展的途径、农业发展的规划及经营体制的制定、发展农业采取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农业战略目标的政策构思上，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邓小平继承、发展了毛泽东农业思想，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思想。有的学者还从知识背景和经历、所处的时代背景、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及其性格等方面分析了二者产生差异的原因，他们认为江泽民在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上、农业和农村具体工作思路上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农业思想。

这些专著和论文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取得了一定甚至是可观的成果，成绩斐然。但是，随着我国“三农”实践的推进，相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理论支持来说，这只还是一个初步研究，理论研究尚有薄弱和不足之处。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重复性研究比较多，综述研究太少，无论是整体研究，还是专题研究都需要大力开拓新领域。特别是对中共第三代及其新一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内在关联性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现实指导意义及其前瞻性研究要更加深入，这就有待于后来者的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1］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1）.

［2］陆学艺著.“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

［3］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4］李建宁.毛泽东、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J］.攀登，2001，（4）.

对三农问题的认识范文第5篇

关键词：农产品；质量安全；消费市场；认知度；云南

中图分类号：F322 文献标识码：A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的健康意识不断加强，对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资助下，我们在云南省开展了农产品质量安全调查，旨在了解农产品质量安全存在的问题，寻求合理的解决措施，在政府部门、生产者、经销商和消费者之间建立一条公众认可的市场链，促进政府部门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体系、法律法规体系；敦促生产者改进和提高农产品的品质和安全性，提高消费者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多方配合，互相监督，共同营造一个健康、安全的农产品消费环境。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课题选择了云南消费市场上三种主要农产品大米、猪肉、西红柿进行研究，以调查问卷的形式对昆明市、玉溪市和曲靖市在超市、农贸市场、流动销售摊位购买大米、猪肉、西红柿的消费者和一些居民小区的住户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320份。采用焦点小组、深层访谈、联合分析等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手段，对消费者质量安全意识和认知度进行研究，对调查数据运用SPSS18.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二、调查内容

首先调查消费者对当前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关注度及认知度；其次是调查消费者对无公害绿色食品及品牌农产品的认知情况与消费情况；再次是调查消费者获知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的途径和选择农产品时主要参考的因素。

三、问卷调查主要结果

由于调查内容比较多，我们选择几个主要问题进行说明。

（一）消费者人口统计学特性

1.性别。男122人，占38.13%，女198人，占61.87%。

2.年龄。受调查者年龄没有小于18岁的，各年龄段的都有，其中最多的是21―25岁，有43人，占13.44%，其次是61岁以上，有42人，占13.13%，第三是31―35岁，有40人，占12.5%，最少的是18―20岁，有8人，占2.5%，有1人不愿透露年龄。

3.学历。消费者中小学或中学学历的最多，有87人，占27.2%，无学历的最少，有11人，占3.4%。

4.职业。消费者中退休人员最多，有78人，占24.4%，商人最少，有16人，占5.0%。

5.收入。消费者中3000―4000收入的最多，有63人，占19.7%，第二是2000―3000，有46人，占14.4%，最少的是6500―7000，有2人，占0.6%。

（二）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认知和关注程度

1.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认知程度

（1）QS测试

我们把代表质量安全的QS标识图给消费者看，消费者认为见过这个标识的有263人，占82.2%，表示没有见过的57人，占17.8%。进一步问到消费者QS表示什么意思，能完全回答正确的占52.5%，完全不知道的占16.25%，其余的知道一点，但不全面。

评论：QS标志是中国食品最普遍、最常用的质量安全标识，所以多数消费者都见过，至于QS代表什么含义，能完全回答正确的占52.5%，完全不知道的占16.25%，其余的知道一点，但不全，说明云南消费者对QS含义的认知度还是不高。

（2）农产品产地认知

消费者熟悉大米产地的人数占55.4%，不熟悉的占44.6%；熟悉猪肉产地的占30.9%，不熟悉的占69.1%，熟悉西红柿产地的占36.9%，不熟悉的占63.1%。

评论：大米一般都标明产地，如东北米、遮放米，消费者较为熟悉，猪肉和西红柿一般不标明产地，消费者难以判断产地。

2.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关注程度

（1）消费者非常担心农产品中含有害化学成分的285人，占89.1%，无所谓10人，占3.1%，不担心和绝不担心的25人，占7.8%。

（2）消费者表示在挑选食品时会看标签上注明成分的有267人，占83.4%，无所谓43人，占13.4%，不会看的9人，占2.8%，缺失1人。

（3）消费者认为农产品质量需要认证的294人，占91.9%，无所谓14人，占4.4%，不关注12人，占3.6%。

（4）认为农产品质量需要更多法规来控制的有301人，占94.1%，无所谓13人，占4.1%，不赞同6人，占1.9%。

（5）认为农产品包装上需要印质检部门的认证的有287人，占89.7%，无所谓25人，占7.8%，不赞同7人，占2.2%，缺失1人。

（6）想从农产品标签上得到更多的相关信息的消费者有270人，占84.4%，无所谓41人，占12.8%，不想得到9人，占2.8%。

（7）对所有产品生产加工信息感兴趣的消费者占12.2%，对大多数产品生产加工信息感兴趣的占40.6%，对1―2个产品生产加工信息感兴趣的占31.9%，一点不感兴趣的占15.3%。

（8）对生产食品农场的所有产品是否取得质量认证感兴趣的消费者占23.1%，对大多数产品是否取得质量认证感兴趣的占43.4%，对1―2个产品是否取得质量认证感兴趣的占18.4%，一点不感兴趣的占15%。

评论：通过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几个问题的整理来看，云南消费者比较关注农产品质量安全。

3.消费者对政府控制农产品质量安全能力的信任程度

认为政府能完全控制的52人，占16.25%，认为政府只能控制大部分农产品质量安全的85人，占26.56%，认为政府只能控制小部分农产品质量安全的150人，占46.88%，政府无力控制的33人，占10.31%。

评论：消费者对政府控制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能力不容乐观。

（三）消费者对健康的认知和关注程度

1.对健康的认知程度

对于哪种脂肪更容易导致人体血液胆固醇升高，50.3%的消费者回答正确；对于哪种食物中最容易找到胆固醇，74.69%的消费者回答正确；对于哪种食物是ω-3脂肪酸的来源，36.88%的消费者回答正确，16.56%的答错，46.56%的不知道。

评论：对于常识性的健康问题，多数消费者基本能答对，对于太专业的问题如ω-3脂肪酸，多数消费者不知道。

2.对健康的关注程度

如图2所示，有106和199名消费者表示关心和非常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占95.3%。有161和159名消费者表示熟悉和非常熟悉预防一些小问题如感冒，占95.3%，无所谓11人，占3.4%，不赞同4人，占1.3%。有221的消费者表示看广告或是其他信息时通常会关注有关营养方面的信息，占69.1%，无所谓57人，占17.8%，不关注22人，占6.9%。

评论：调查表明，绝大多数云南消费者都关注自身健康问题。

（四）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特性的认知和关注程度

1.对农产品质量的认知程度

（1）在对农产品质量性状的几个描述中，多数消费者认为农产品形状最不重要，占79.4%，而多数消费者认为农产品新鲜度最重要，占84.7%，对于是否是有机食品，63.8%的消费者认为不重要和最不重要，认为农产品中不能含有化学残留物，占60%。

评论：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的真正含义不了解，导致63.8%的消费者认为是否是有机食品不重要。

（2）62.8%的消费者认为不能象以前一样购买到质量满意的农产品。

（3）对于如果遇到购买大米、猪肉和西红柿的质量问题，极少数消费者表示能在家里处理这些问题，占20%，有80%的消费者表示少数问题可以或不能解决。

（4）对于判断农产品质量的自信程度，有136人表示非常自信能判断大米的质量，占42.5%，有110人有点不自信，占34.4%，不是很有信心和完全没有自信的占23.1%；有107人表示非常自信能判断猪肉的质量，占33.4%，有118人有点不自信，占36.9%，不是很有信心和完全没有自信的占28.8%，缺失3人；有153人表示非常自信能判断大米的质量，占47.8%，有99人有点不自信，占30.9%，不是很有信心和完全没有自信的占21.3%。

2.对农产品质量的关注程度

一点不关心农产品产地的消费者占16.6%，对所有农产品产地都关心的占8.4%，75%的消费者表示对部分农产品产地关心。

对农产品生产企业的信息一点不关注的消费者占15.3%，完全关注的占12.2%，大部分关注的占72.5%。

对生产农产品的农场是否取得质量认证一点不关注的消费者占15%，完全关注的占23.1%，大部分关注的占61.8%。

（五）调查问题相关性分析

用Spss软件进一步对调查问题之间的关系进行相关分析。

1.消费者地区差异分析

在QS测试和对消费安全的关注程度上，昆明、曲靖、玉溪三地消费者不存在地区差异。

对政府控制食品安全能力的问题上，昆明、曲靖、玉溪三地消费者存在显著差异，昆明有39.8%的消费者认为政府只能控制部分食品的安全性，曲靖则有67.8%的消费者认为政府只能控制部分食品的安全性，玉溪有36.7%。

在对健康的认知和关注程度上，昆明、曲靖、玉溪三地消费者不存在地区差异。

在对农产品质量的认知和关注程度上，大多数问题不存在地区差异，只有对农产品新鲜程度和化学残留重要性的认知上，存在显著地区，昆明有68.3%的消费者认为农产品新鲜度最重要，玉溪有10.1%，曲靖有21.6%；昆明有70.9%的消费者认为化学残留比较重要，玉溪有5.8%，曲靖有23.3%。

对于遇到农产品质量问题，能否自行处理问题，对于大米不存在地区差异，但对于猪肉和西红柿，则存在明显地区差异，表示对猪肉质量问题不能处理的消费者，昆明、玉溪、曲靖三地比例为79.6%、0%、20.4%，表示对西红柿不能处理的比例为55%，13.2%、31.8%。

2.消费者受教育程度差异分析

在对QS含义认识上，受教育程度存在显著差异。从回答完全正确的164名消费者来看，无学历的没一人答对，小学或中学有33人答对，占该组人数比例37.9%，高中或技校有38人答对，占该组人数比例48.7%，专科41人答对，占该组人数比例58.6%，本科以上52人答对，占该组人数比例70.3%，可以看出，随着受教育程度的增加，对QS标识含义认识的正确率呈增长之势。

在对消费安全的关注程度上，与受教育程度高低无关。说明不同教育程度的消费者都关心消费安全。

在对政府控制食品安全能力的看待问题上，受教育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受教育程度低的消费者更信任政府，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消费者越不相信政府。

在对健康问题的认知程度上，受教育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健康认知的正确程度越高，表现出高度正相关；在对健康问题的关注程度上，表现出学历越高的消费者越关注自己的健康，但是在熟悉预防一些小问题如感冒和关注广告上营养方面的信息这两个问题上，与受教育程度无关。

在对农产品质量的认知程度上，如农产品质量性状重要性判断问题上，受教育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性状认识、判断的正确率越高。但是对其他问题以及对农产品质量的关注程度上，不存在受教育程度差异。

3.消费者职业差异分析

在对QS标识含义认识的问题上，不存在职业差异。

对农产品中有害化学成分的担心、农产品质量需要认证、农产品质量需要更多法规来控制三个问题上，不存在职业差异，说明不同职业的消费者都关注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

在政府能否有能力控制农产品安全的问题上，不同职业存在显著差异，较明显的趋势是技术人员与退休人员呈相反观点，技术人员认为政府无力控制或只能控制少部分食品的安全性，退休人员则反之。

在对健康的认知方面，如哪种脂肪更容易导致人体血液胆固醇升高，哪种食物中容易找到胆固醇，哪种食物是ω-3脂肪酸的来源，存在明显职业差异，技术人员和政府官员对问题的认识正确程度更高，无业者最低。

在时刻关心自己健康、熟悉预防一些小问题如感冒、看广告或其他信息时会关注营养方面的信息三个问题上，不存在职业差异。说明不同职业的消费者都关注自身健康问题。

对农产品质量性状重要性的认知，与职业无关。

能否和以前一样购买到满意农产品，存在显著差异，商人与其它职业相反，商人认为能，其它职业的认为不能。

对农产品产地的关注程度存在显著职业差异，家庭主妇关心农产品产地比例最高，占63.2%，技术人员最低，占29%。在生产企业生产加工信息、是否取得质量认证的关注上，不存在职业差异。

四、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通过对云南农产品消费市场的调查，我们得到以下一些结论：1.消费者的消费安全意识比较高。2.消费者对健康的关注度比较高。3.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的认知和关注度较高。4.消费者对QS标识的认知度不容乐观。5.多数消费者对政府控制农产品安全性的能力表示怀疑。6.对消费安全的认知和关注程度不存在地区差异；对健康的认知和关注程度不存在地区差异；对农产品质量的关注不存在地区差异，但对农产品质量的认知存在显著地区差异。7.受教育水平直接影响着消费者的认知水平，受教育程度越高，认知的正确率越高，但在关注程度上，受教育水平无差异。8.不同职业表现出对不同问题的认知和关注上有差异。9.对政府控制食品安全的能力不同地区、不同学历、不同职业表现出明显差异。

（二）对策建议

1.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急需普及。目前，大多数消费者不真正了解绿色食品、无公害农产品、有机食品的含义，直接影响到消费者对“三品”的理解和判断，决定了消费者对绿色食品、无公害及有机食品价值的评判和消费态度，进而影响其消费行为，在调查中发现了部分消费者认为是不是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并不重要的观点，因此，急需普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

2.强化消费者的“绿色消费”理念。“绿色消费”是引导消费者树立科学的食品消费模式，应增强消费者的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意识。

3.增强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增强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维权意识、增强防范能力，努力学习掌握食品安全知识，并在购买和食用时要增强防范意识，严把识别挑选关，自觉构建起消费安全防线，维护自己的消费权益。

4.加大公众参与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宣传监督举报力度。农产品质量安全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健康，因此，公众的参与极为重要。一方面是加强舆论宣传，增加信息透明度，让公众了解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及其政策走向。另一方面是让公众参与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督，对违法销售农产品的情况进行监督举报。

5.提高政府控制食品安全的能力。政府应发挥其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的主导作用，营造一个良好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环境，要不断完善法律法规保障体系，加快农产品标准化体系建设，加快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体系建设，加快农产品质量认证体系建设，严格农产品市场准入制度，提高政府的公众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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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周洁红，姜励卿.食品安全管理中消费者行为的研究与进展[J].世界农业，20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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