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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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范文第1篇
关键词：征募制度；征兵制；募兵制；经济学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F0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3-0029-05
一、引言
正如荷马在《伊利亚特》（Iliad）中所吟唱的那样：人类会厌倦睡觉、厌倦爱情、厌倦唱歌、厌倦跳舞，但对战争却乐此不疲。战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几乎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整个进程。为了保障国家安全，避免在推行丛林法则的世界中成为猎物，各国都不遗余力地进行国防建设，然而在资源一定的背景下，大炮与黄油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矛盾，资源如何在国防与民用部门之间分配成为以研究资源稀缺性为己任的经济学家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同时经济学与国防具有统一性，经济学家麦圭尔（McGuire，1995）曾通过列举经济（学）与国防四个层次的相互作用来说明两者的依赖关系[1]。因此，国防与经济学产生紧密的联系是历史的必然。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著名政治家尼科罗・马基雅弗利（Niccolò Machiavelli，1520）在《论战争艺术》（Dell'arte Della Guerra）中曾说：谁的荷包里钱越富裕，谁就能打胜仗。
国防经济学的源头是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他是最早考虑国防开支对社会的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专辟一节“论国防费”。1914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编辑赫斯特（Hirst）出版了《战争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ar），全面总结了自己对战争与经济、战争与财政、战争与工业的关系的理解[2]。1921年，福利经济学创始人、经济学大师庇古（Pigou）出版了《战时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ar，也译为《战争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以一战英国经济为基础，研究战争对社会经济生活的严重冲击，揭示战时经济的一般规律，以及战争资源筹集的问题[3]。这两本著作促成了国防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可能。
对于现代国防经济学的产生，以英国约克大学哈特利和美国依阿华州州立大学教授桑德勒（1995）在《国防经济学手册》（Handbook of Defense Economics）中的说法认同度最高。希奇和麦基因（Hitch，1960）的《核时代的国防经济学》（The Defense and Economics in Nuclear Age）、理查德森（Richardson，1960）的《军备与不安全：战争起源的数学研究》（Arms and Insecurity：a mathematical study of the causes and origins of war）和谢林（Schelling，1960）的《冲突的战略》（The Strategy of Conflict）三部专著的出版标志着现代国防经济学的创立[4]，并成为经济学中相对比较新的一个分支。1990年《国防与和平的经济学》（Defence and Peace Economics）杂志创刊，经过历代经济学家如佩克（Peck）、谢勒（Scherer）、奥尔森（Olson）、泽克豪泽（Zeckhause）、史密斯（Smith）、默多克（Murdoch）、布里托（Brito）、英特里盖特（Intriligator）、恩德斯（Enders）、桑德勒（Sandler）、拉姆（Ram）、德格（Deger）和森（Sen）、罗杰森（Rogerson）、沃纳（Warner）、阿什（Asch）、利希腾贝格（Lichtenberg）、哈特利（Hartley）、安德顿（Anderton）、麦圭尔（McGuire）、布若斯卡（Brzoska）、赫什利弗（Hirshleifer）、格罗斯曼（Grossman）、邓恩（Dunne）、布拉登（Braddon）、丰塔内尔（Fontanel）、弗里德曼（Friedman）、斯蒂格利茨（Stiglitz）等人的不断努力，国防经济学逐渐成为西方影响深远的成熟学科。
哈特利和桑德勒（1996）认为其研究成果对于采办理论、博弈论和人力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内容涵盖国防开支需求理论、国防供给理论、军事人力理论、低烈度的军事活动理论、国防开支的外在影响理论、战争成本与损失理论六大部分。其中军事人力的理论研究主要包括军事人力的需求与供给、军事人力的劳动生产率、军人的新酬结构与补偿、女军人、少数民族的数量构成，预备役的使用，军事经验对民事生活的利益回报、对国防人力资源管理的动态过程进行经济学阐释等。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来看，一个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包括招聘、培训、使用、开发、辞退或离岗、退休等几个阶段。如果把军队也看成是一个生产战斗力的组织，其人力资源的管理过程也大致经历了征募、训练、维持、使用及退役安置等几个阶段。在军事人力的理论研究中，征募制度的研究最为引人注目，正如学科的界定不在于研究对象而在于研究方法，征募制度可以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等多个角度研究，从经济学角度对征募制度进行研究一直以来是国防经济学中军事人力理论研究中的重点内容之一。所谓征募制度指的是一个国家运用何种方法吸纳一定数量、质量和结构的军人来满足该国国防体系对于军事人力需求的制度安排。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两种基本模式：义务兵役制（后文称征兵制，Draft或者Conscription），自愿兵役制（后文称募兵制AVF，All-Volunteer Force）。围绕着征募制度，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并逐渐延伸扩展到整个军事人力理论的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国防经济学的发展。
二、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肇始与发展
征募制度和人类历史一样久远，但最早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述兵员征募制度的经济学家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专辟一节“论国防费”，他从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的角度来描述古代到近代征募制度变迁的历史，他认为生产方式和技术进步是成本―收益结构改变的原因，而这种改变影响到兵员征募制度的选择和变迁。他认为，常备军与多元化的社会是一致的，维持并雇用一部分公民，不断地施以军事训练，使兵士的职业脱离其他职业，而确然成为一种独立的特殊职业，这种常备军的费用来源于国家征收的兵役税，可以看作是募兵制的起源。同时他认为民众的尚武精神和组织民兵，是常备军的支柱，而这个“民兵”具有现代征兵制及预备役的特点。同时他认为“兵士的人数不能超过全体居民1％，过此，即不免负担太重，危及国家经济”[5]。今天看来，亚当・斯密的研究无疑是粗糙的，但毕竟是征募的经济学研究的滥觞。之后，从经济学角度对征募制度进行研究出现了长时间的空白。
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兵役制度的改革与发展，西方国家在推行军队职业化的过程中纷纷尝试实行征募制度的转换，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对军事人力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广泛研究，他们对兵员征募过程中出现的形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探讨。经济学家在美国从征兵制到募兵制的转换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一时期是征募制度经济学分析的黄金时期。从二战结束到1973年7月，美国一直实行的是征兵制。1964年，在美国国防部工作的经济学家沃尔特・维（Walter Y.Oi）提出了募兵制的可行性的内部报告，并在1967年连续公开发表了两篇关于征兵制成本的论文。1966年，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美国国内关于废除征兵制的呼声开始逐渐高涨，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也参与进来。芝家哥学派创始人弗里德曼（Friedman，1966）在1966年12月19日《新闻周刊》的专栏中写到：目前管理（征兵制）部队的真正耗费远远大于管理同样规模的募兵制部队，原因在于后者是由认为参军是最好的选择的人构成的。后来他进一步认为征兵制度的缺陷在于“不公平、奢侈、与自由社会不相一致”[6]。其余作出贡献的经济学家还有阿尔特曼和菲希特（1967）[7]，汉森和薇丝柏德（1967）[8]，米勒（Miller，1968）[9]，费舍尔（Fisher，1969）[10]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1971）[11]等。1968年，福吉尼亚大学毕业生（包括经济学家David Johnson，Matt Lindsay，Jim Miller，Mark Pauly，Robert Tollison，Tom Willett，and Joe Scolnick等人）撰写了拥护募兵制的很多著名的经济学论文。征募制度改革的争论在于回答反对募兵制的九条理由，包括：（1）募兵制费用过于昂贵；（2）募兵制在危机时期缺乏灵活性；（3）破坏爱国热情，腐蚀了公民应该为国服务的道德信念；（4）威胁民主价值；（5）不具有种族代表性；（6）成为惟利是图的部队；（7）刺激敌对国家的军事冒险；（8）战斗力低下，因为只能吸引能力比较差的人服役；（9）挤占其他国防支出，侵蚀了国防的数量以及质量[12]。拥护募兵制的经济学家认为，第一条理由是错误的，缺乏理论依据，其他八条理由缺乏实证基础，因此斗争的焦点主要是费用问题。为了专门研究这个问题，1969年尼克松成立了研究募兵制可行性的专门机构――盖茨委员会，该委员会包括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Friedman）罗切斯特大学校长艾伦・瓦里斯（W. Allen Wallis）罗切斯特大学商学院院长威廉・麦克林（William Mecliling）、后来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以及其他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如David Kassing， Walter Oi， Harry Gilman，Robert Barro，John White等），他们的努力为美国最终废除征兵制铺平了道路，也极大地丰富了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13]。
美国的募兵制经历了多年的风雨，期间遇到很多困难，如何应用经济学有效地对募兵制度进行管理成为该时期的主要任务。虽然支持重返征兵制的意见一直没有停息，不少学者对于募兵制的成本要少于征兵制一直持怀疑态度。李和麦肯锡（Lee＆ McKenzie，1992），罗丝（Ross，1994）[14]，沃纳和阿什（Warner＆ Asch，1995），沃纳（Warner，2005）的研究表明募兵制不一定总具有较低的社会成本，当部队数量扩大的时候，部队的工资总量就会增加，政府就必须通过增加税收来支付。而税收导致社会经济的扭曲效应会造成较重的税收成本，当这个数值达到一定范围后，募兵制就不是最好的选择。布朗宁（Browning，1987）运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测算了美国税收的边际超额负担，大约等于国家税收的31.8%~46.9%[15]。另外一些学者仍然对于募兵制能否保证兵员质量、人力成本的高预算对军事研究与装备资金的挤占问题以及募兵制兵员能否代表社会各阶层充满担心。沃纳和阿什（Warner＆Asch，2001）研究发现目前军事人力的成本在国民生产总值与军事开支中的比例自1973年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目前占GDP的比例只有0.8%，而冷战时期这个数字最多曾达到2%[16]。西蒙和沃纳（2007）通过分析美国1998年到2000年兵员来源的数据结果显示，40%的兵员来自中产阶级以上家庭，少数民族比例也没有明显变化。他们同时通过假设增加100 000名义务兵，计算其节约的成本，发现其节约的成本少于同等数量的募兵制兵员所节约的社会成本，战斗力也不如后者，同时由于个体战斗力的提高可以以较少的人数维持较高的战斗力，而节约的成本可以用于军事研究与装备更新[17]。经过激烈辩论，美国主流经济学家仍然认为募兵制仍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围绕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的命题，很多并不是直接研究征募制度，但研究的每一个问题都与兵员征募制度密切相关，从此以后，经济学家的视野也由征募制度的研究开始扩展到军事人力经济学的研究。综合而言，对于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作出突出贡献的主要有沃尔特・维（Walter Y.Oi）、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贝丝・阿什（Beth Asch）以及约翰・沃纳（John Warner）。
三、征募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主题
征募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主题主要围绕征募制度的成本以及选择进行，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结合，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的核心是通过经济学研究回答征兵制与募兵制哪个制度更具有优势，如何进行选择。
首先在于对成本内涵的界定上，政府官员更倾向于预算成本，而经济学家则提出经济成本的概念，该概念除了包括预算成本以外还包括其他隐性成本，如个人机会成本、兵役税等。弗里德曼（Friedman，1967）坚持认为在做任何决定时必须考虑经济成本而不是预算成本。[18]阿尔特曼和菲希特（1967）根据国防部的调查数据，通过选择参军选择自由度比较高的群体作为样本，克服了经典的“鉴别难题”（identification problem），描绘出实行募兵制情况下的军事人力供给模型。他们发现在征兵制条件下，四个变量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分别是男性人口规模、失业率、征兵力度、季节因素。通过模型推导，他们发现募兵制的预算成本会高于征兵制，但经济成本要低得多。他们进一步增加了变量，发现军方的支付弹性为1.18，随着应募者人数的增加而不断下降[19]。但是由于数据采集的先天缺陷以及假设不足，变量太少，他们的意见并未被重视。
同年，沃尔特・维（Walter Y.Oi）在阿尔特曼和菲希特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征兵制的经济成本》（The Economic Cost of the Draft）一文，量化的估算出全部的经济成本约为53.64亿美元。他采用的方法如图1所表示：首先运用已有的数据计算出军事人力供给曲线S，当实行征兵制时，军人工资水平为G，人数为A，当征集人数增加到B，C，相应的工资总额也增加到H，I。那么，矩形DB/BA是人数从A增加到B所增加的军方预算成本，DEB′是应募个人的机会成本损失，而HEGD是社会承担的兵役税，社会总成本为HE0B[20]。费舍尔（Fisher，1969）在《美国经济评论》（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发表了《征兵制及结束征兵制的成本》（The Cost of the Draft and the Cost of Ending the Draft），提出了不考虑征兵制情况下的个体服役决策模型，他认为，个人是否服役决定于他在军队中以及民用部门之间净收益的贴现值的比较，收益包括货币收益以及非货币收益。在短期收入变动都是单调递增，可以不考虑贴现因素的情况下，问题就简化为个体主要考虑不同部门收益（Wm为军队收益，Wc为民用部门收益）的比较。如果Wm＞Wc，个人就选择服役。然后以征募率为因变量，以军民部门工资比率以及修正的失业率作为自变量，构建了真正意义上的理论模型而不仅仅是简化的统计模型。在此基础上，他推算出征兵制条件下美国军方的人力供给函数，并在此基础上估算了如果废除征兵制，美国需要增加的55亿~75亿美元的成本[21]。这是经济理论模型基础上构造军事人力供给函数的第一次尝试[22]（Klotz，1970）。
1973年，尼克松政府废除征兵制度实行募兵制度后，解决募兵制度出现的新问题成为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关于征募制度选择的理论探讨一直在持续。李和麦肯锡（1992）在《南方经济杂志》（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上发表了《重新审视征兵制与募兵制的相对效率》（Re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ve Efficiency of the Draft and the All-Volunteer Army），第一次将税收成本作为制度选择考虑的因素，提出了李-麦模型。假设军事人力边际机会成本曲线为：MOCA=a+bn，a，b为常数，n为征募人数，N为社会适役总人数，那么在募兵制条件下征募n个人的机会成本为：an+1/2bn2，在征兵制条件下征募n个人的机会成本为：an+1/2bnN。如果国家需要所有的合法服役者都参军时，社会总机会成本一样，但是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的，所以an+1/2bn2＜an+1/2bN，也就是募兵制优于征兵制。如果在这个模型中加入税收成本因素，则在募兵制条件下，军事人力价格由市场供求均衡决定，那么征募n个军人，军方需要支付的工资总额为an+bn2，工资是由税收支付的，税收会产生超额负担。假设每元税收产生的差额负担为一个正的常数?茁，那么，为了支付军人工资会产生的税收差额负担就是：an?茁+bn2?茁。在募兵制条件下，社会总成本为：（an+2/2bn2）+an?茁+bn2?茁。征兵制条件下，假设军方支付工资为W，那么为了支付军人工资会产生的税收差额负担就是：W?茁N。在征兵制条件下，社会总成本为（an+1/2bnN）+W?茁n。求均衡解得到nE=4［（W－?琢）?茁+1/2bN］/b（1/2+?茁），也就是说当征募人数n=nE时，采用哪种征募制度成本都一样。如果n＜nE，采用募兵制成本比较低，如果n＞nE采用征兵制成本比较低。同时，当军事人力供给的机会成本曲线缺乏弹性时，军人较高的工资增长引起的税收成本就会抵消掉募兵制的优势[23]。以上分析把兵员征募制度的社会成本界定服役的机会成本和军人工资引起的税收成本之和，这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其他成本（如训练成本）没有考虑进去，同时仅仅考虑了成本，没有考虑社会收益。但是毕竟提供了一个理论的分析框架。
沃纳和阿什（1995）在《军事人力经济学》（The Economic of Military Manpower）一文中对李-麦模型进行了进一步修正，考虑了训练成本，将单期服役模型扩展为两期服役模型，考虑了收益问题，提出了沃-阿模型。根据沃纳和阿什的分析，征兵制和募兵制的成本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军人服役的机会成本;（2）征募和训练成本;（3）税收成本。对于募兵制来说，前两项的成本要低于征兵制，但是第三项的成本要高于征兵制。当军队的规模超过某个点时，就可能使募兵制丧失成本上的优势，此时政府就应该采用征兵制[24]。
沃纳和耐古鲁萨（2005）在沃-阿模型的基础上，在《逃避成本与征兵理论》（Evasion Costs and the Theory of Conscription）一文又加进了征兵制下个人逃避服役以及政府为了打击逃避兵役行为而付出的成本，在综合权衡两种兵员征募制度的征募成本、训练成本、维持成本、税收超额负担和逃避成本的基础上，构造了两种征募制度选择的理论模型[25]。
以上分析是建立在两种兵员征募制度下，相同规模军队的潜在生产率是相同的假设前提之下的。实际上募兵制军队的效率要远远高于征兵制军队的效率，如果考虑到效率因素，“当一个国家需要一支大规模军队时，是征兵制更优还是募兵制更优，依然是一个模棱两可的问题”[26]（2001）。
四、征募制度经济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以及前景
相对西方的研究，国内的研究才刚刚起步，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走进中国的标志性事件是：陈炳福（1992）译自Schmidt主编的《军费问题研究》是较系统介绍西方国防开支理论的著作；姜鲁鸣（2001）等翻译的《国防经济学手册》是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进入中国的标志；杜为公、卢周来、姜鲁鸣（2002）等国防经济学者分别出版了系列介绍现代国防经济学的著作；杜为公（2004）负责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最新发展研究”获准立项，使“国防经济学”这一名词第一次出现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名称中；2004年12月第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开始设立“国防经济学专场”。
对于征募制度的研究，杜为公（1997）在《西方国防经济学》一书中，通过明确的征兵制理论模型，描述了征兵制与志愿兵役制的成本差别。姚荣（2001）通过对自愿兵役制和义务兵役制在兵员吸纳成本构成方面的比较，论证了自愿兵役制将成为军事人力吸纳的最佳方式。蔺翠峰（2003）在《军人职业化制度研究》一文中，对征兵制与募兵制的经济成本进行了比较分析，最后结合了多项公式的计算结果，得出吸纳成本与军力规模的关系。杨罡、马来宇（2006）以义务兵役制、志愿兵役制为对象，从兵役税、军队预算成本等方面进行量化分析，比较两者的征募成本，认为实行志愿兵役制成本显然是要高于征兵制的成本，如果考虑兵役税，那么征兵制的成本又高于志愿兵役制的成本。罗梅（2006）运用制度经济学以及历史分析、动态分析等研究方法，对我国历次兵役制度变迁过程进行理论概括，揭示出兵役制度变迁的比较优势规律。上海财经大学严剑峰所著的《兵员征募制度的经济学分析》（2007）是国内目前关于征募制度经济学分析的唯一一部专著，对不同兵员征募制度造成的成本和收益进行了一般的、规范的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对兵员征募制度的选择和变迁做了深入的实证分析[27]。侯永平（2007）对征募大学毕业生服役的成本收益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并从大学毕业生的角度出发，构建了一个模糊综合评判模型，来探讨大学毕业生的服役决策问题。2009年，万玺负责的“军人征募及退役改革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立项，成为目前国内第一个有关征募制度经济学分析的国家级项目。稍后，“军事人力资源管理”这一名词第一次出现在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指南中。
应该说，国内关于征募制度的经济学分析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不够深入，尤其是缺乏通过经济学为国家征募制度改革进行实质性的政策建议。西方的征募制度的经济学分析不一定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因此，未来的研究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进行深入的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要综合考虑影响征募制度成本与收益的各种因素。当然，要准确估算两种兵员征募制度对军方成本的影响是一件相当复杂的事情，它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撑和假设。不过从学术的角度来看，重要的不仅是估计的准确性，而且在于方法的科学性上。一旦采集到真实数据，把这些真实数据代入到计算方法之中就可以比较征募制度的真实成本了，在此基础上，提出国家征募制度改革的具体政策建议以及时间表，真正体现出经济学作为工具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的价值。可以毫不讳言地说，中国的经济学家在中国征募制度改革中的作用将同美国当年的经济学家的作用一样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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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Study of Western Military Recruitment and its Development in China
Wan Xi1,2
（1.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2.Managemet School,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 UK BT9 1NN）
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创新
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是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基础。长期以来，我们在政治经济学教学研究中受苏联范式的影响，恪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教条，强调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忽视政治经济学的建设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生了重大的时代变迁，新经济的出现，“使知识经济成为新的社会经济形态，虚拟经济成为经济活动的新模式，网络经济成为新的经济运作方式”，同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使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了变化。因此，在新时期和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必须在坚持理论指导的前提下，适应时代变迁，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
一、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应处理好的六个关系
“政治经济学必须发展，任何科学的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科学的理论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够反映实践和时代的要求，随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只有能够不断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理论才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需要立足于新经济带来的现代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的基本特征，使政治经济学能够与时俱进，增强政治经济学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追求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因此，在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六个方面的关系：
(一)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实现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要研究市场经济问题，但在市场经济问题的研究中政治经济学侧重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关系的考察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而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要以市场经济为中心，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重视经济运行分析。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以经济学为主体，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份，“借鉴西方经济学从资源配置角度研究生产方式”，实现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互补，提高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生命力和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
(二)处理好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在一定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从经济改革的角度讲，在理论的号召和指导下，可以使人们更加清楚改革的目的，形成“改革共识”，增强人们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推动改革的深入进行。尽管30年来，中国改革的实践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我国的改革理论仍处于滞后状态。为促进改革理论的发展，应在对实际应用性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把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与改革理论的创新结合起来。一是提升改革理论研究水平，不断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建立改革理论的创新激励机制，提高人们对基础理论的研究积极性。二是处理好改革与实践的关系，一方面要善于从改革的实践中及时地总结、提升改革理论；另一方面要善于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并通过实践验证和修正理论。
(三)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这两种方法，它们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应是统一的，相互补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没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种盲目的、毫无价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定性更加科学、准确，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广泛而深入的结论。从当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看，定量分析占据主导地位，忽视了定性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失去了思想性。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要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创新。
(四)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前，传统政治经济学居于中国经济学的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传统政治经济学与改革开放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相脱节，其解释和预测能力难以满足实践的需要，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衰落’了”。因此需要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形成新的分析范式，而在理论创新中需要吸收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的思想。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首先要处理好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借鉴和吸收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其次，要处理好与经济史学的关系，从经济学说史中吸取养分，继承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先进成分。同时从经济史的演化过程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特别是要从中国改革30年的历史事实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以推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最后，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的关系，通过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等经济学分支学科的交叉融合，提高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力。目前经济学的学科划分太细，肢解了整体性，在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关系的过程中，要加强与其他分支学科的紧密联系。
(五)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历史学科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家托宾指出经济学走到极致，将无限地接近于历史学，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从史学中吸取养分，提高其创新力。二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需要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和价值主张对政治经济学而言显得尤为重要，而政治经济学的争端也往往归结为价值论的争论，“任何纯理智的作用都不能决定关于最后价值的判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需要处理好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在与哲学的交叉中获得正确的价值判断，建立政治经济学的伦理基础。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之间的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有着特殊的亲缘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互涉的历史发轫于近代英国经验主义哲学，随后经历了一个从相互分离到再度结合的过程。随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政治经济学自身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张，从而与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日益增多的交叠。所以在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创新过程中，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的关系。
(六)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创新过程中，不仅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而且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关系。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的科学。其最鲜明的特性是高度的抽象性、严密的逻辑性和广泛的应用性。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结合开始于边际主义，数理方式是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标志，数理方法的运用不仅为经济学提供了研究的工具，而且通过数理的方法还可以发现规律，使经济学具有科学的形式。保尔·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提到马克思对数学分析的评价，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二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物理学的关系。经济学很早就从物理学中吸取思想方法，经济学中所使用的机制、均衡、熵定律都是来自物理学，尽管经济学不能和物理学一样进行试验，但是其研究方法对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和物理学的关系。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在经济学说史上，经济学从社会生物学的发展中获得大量好处，追究经济学与生物学的相互关联，就会发现两者一直都是相互影响的。美国旧制度经济学家将生物学上的演化引入经济学，提出了制度演化的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歇尔将生物学上的达尔文进化论引入经济学，强调经济的“连续原则”，笃信自然不能飞跃的格言，肯定经济世界是不断变化和缓慢成长的。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也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
二、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要突出八个创新
新时期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在坚持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传承，尤其是对政治经济学继承的基础上，要突出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八个创新。
(一)形成新概念。概念、范畴体系是区分理论范式的两个最重要标准，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形成新的概念和范畴体系，需要从现实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并将其增补进来，以使政治经济学具有更强的时代特色。新时期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以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主体，吸收各种经济学流派的科学成份，建立新的概念：一是要推动政治经济学学科本身的概念创新。结合变化了的新形势和时代的新特点，赋予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新的内涵，把它的性质界定为：研究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学科。“特别是在资本、劳动力、剩余价值、剥削等问题上要有创新发展，从而提高经济学的科学性”。二是引进新概念。如，“科学发展观”、“利益和谐”、“现代财富观”、“民营经济”、“经济全球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幸福指数”、“和谐社会”、“发展方式转变”、“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等，增强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
(二)拓宽新范围。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主体，吸收各个流派的科学观点，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解释范围。从时间看，理论阐述不只是从马克思理论讲起，而是向前延伸一些，如，在讲劳动价值论时，要反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观，使人们从历史演化的角度认识劳动价值论。从空间上来看，在分析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基本理论时，既分析资本主义，又分析社会主义，同时重点结合中国的现实。
(三)建立新范式。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的新范式就是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探索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一是要反映现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又要反映每一个理论形成的历史、重大事件，还要阐述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既体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深刻性，同时又体现历史的厚重感。二是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新范式。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化的发展使世界现代化进程进入二次现代化过程，社会也由传统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型，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需要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新范式。
(四)确立新对象。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学术界一致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而且政治经济学不能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它要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进行研究。在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论证的基础上，不仅要研究生产关系，而且要研究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其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任务是探讨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及其关系的一般规律。
(五)明确新主线。公平与效率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围绕调整宏观经济的公平与效率关系、实现社会和谐这一主线。围绕这一主线抓住以下三个核心：一是在宏观上以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宏观结构平衡、价值平衡及其调节，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二是在微观上以处理好企业利润最大化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强调效率，在微观上促进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又通过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实现社会的公平。三是在资源配置上以处理好效率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为核心，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又实现和谐发展，并实现可持续发展，以促进和谐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实现。
(六)构建新体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全新体系。在理论体系上，继承传统，立足现实，突破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实现政治经济学的转型，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体系。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结构和理论的逻辑自洽性，理论体系应分为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生产理论、交换理论、分配理论、消费理论、宏观经济理论、经济全球化理论等。每部分按历史顺序，按照从一般到特殊的思想逻辑，分为一般理论、资本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理论，最后具体到中国的现实。
(七)增加新内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坚持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变化了的世界经济新形势和新的时代特点，在内容上进行创新：一是根据情况变化，在角度上和内容上进行创新，如，将“对外开放理论”改为“经济全球化理论”，主要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二是总结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30年来的经验，把新理念、新现象和新问题加进去，增强政治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
(八)归纳新观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系统梳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归纳出新的观点。如，市场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分类及目标、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构成、经济全球化中的两种趋势等。既使传统理论得以继承，又使各家观点得以展现。
三、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
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其逻辑自洽性的基础上，紧紧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以与时俱进为基本原则，以突破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苏联范式和实现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转型为目标，针对当前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两分法的局限性，借鉴政治经济学史上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三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以及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优秀传统，以生产关系的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为指导，建立由七大部分构成的理论新体系。
(一)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首先研究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最后研究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垄断资本主义到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社会主义经济改革。
(二)生产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生产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生产。在生产的一般理论中，研究生产要素与生产过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资本、技术，生产的组织以及生产规模与再生产理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面，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在社会主义生产的研究中，研究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社会主义的生产要素、社会主义的生产效益、社会主义的再生产、社会主义生产组织、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农村的经济组织与中介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协调发展。
(三)交换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交换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交换和社会主义的交换。在交换的一般理论中，研究分工与交换、商品、货币、市场及市场体系和价值规律及其作用；在资本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资本主义价值规律、资本主义竞争机制、资本循环与周转以及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在社会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四)分配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和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在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分配的双重含义及其相互关系、收入分配及其机制、初次分配及其决定、再分配及其调节、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及其实现；在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形式(包括工资、利润、利息、地租以及资本主义的其他分配方式)、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调节；在社会主义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形式、社会主义再分配及其调节、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
(五)消费理论。在研究思路上，先研究消费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消费和社会主义的消费。在消费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消费的双重含义及相互关系、消费及其决定因素、消费结构与模式、消费的变化趋势、消费与社会福利的增长；在资本主义的消费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消费的性质与特点，资本主义的消费结构与方式、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制度；在社会主义的消费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消费的作用与幸福指数、社会主义消费的结构及方式转变、社会主义的消费模式及合理化。
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范文第3篇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教学改革
政治经济学作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但是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政治经济学出现被不断边缘化和被架空的困境，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政治经济学已经过时，而把西方某些学派、某些理论奉为教条，从而西方经济学大有取代政治经济学的趋势。比如我们学院的所有经济、管理类专业，只有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其他专业只开西方经济学，由此可以管窥全貌。鉴于我院政治经济学教学不断弱化，师资力量萎缩，课程建设不足的现状，在我院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改革中，重点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保证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效果。
1 明确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是对某一学科研究内容、范围或方向的高度概括，它是学科研究的起点，学科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研究对象、内容与方法的区别。明确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对学生把握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体系，理顺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人在物资资料的生产过程中，首先要与自然界发生关系，其次人们彼此之间也要发生关系。前者表现为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机制的问题，也即经济行为的生产力方面，后者表现为经济行为的经济制度或生产关系方面。当今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均脱胎于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的科学性之一是其研究对象体现在上述两方面内容的统一，即在一定的经济制度背景下研究资源配置问题。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内容上把古典经济学中包括的制度分析即生产关系的内容剔除，在研究方法上大量运用数学模型，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被定义为研究稀缺资源的配置或经济运行机制问题。但是资源配置总是在一定的经济制度下完成的，不同的经济制度其资源配置效率是不同的，西方经济学把制度因素排除在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之外，将古典经济学庸俗化，是其局限与片面的地方。只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在它强烈阶级性的基础上，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现象的本质，以及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和规律，揭示资本主义运动的特殊规律，并以此为理论依据，科学地阐明了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为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论证，从而对20世纪社会发展产生了的深刻影响，这是马克思伟大的地方。
2 深化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学效果
2.1 教学内容方面
首先，在基本理论知识传授的基础上，注重知识的深化与拓展，同时注意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实践相结合，可以借鉴西南财经大学刘灿教授在讲授剩余价值理论时对教学内容的处理。刘教授在教授这部分内容时，进行了纵向和横向的拓宽。在纵向上从资本生产方式的建立过程说明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客观必然性，使学生更深、全面理解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在横向上，结合当前经济现实对剩余价值概念进行拓宽，提出了剩余价值范畴的界定问题，提供了特殊范畴、一般范畴、统一范畴三个问题供学生思考，深化了学生对相关概念的理解，也为学生的经济学思维、科学思维的建立提供了方向。其次，在整个教学体系的把握上，不再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部分而主要还原为资本主义的教学内容；围绕揭示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替代的历史必然性而展开，至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方式，则不一定是马克思的暴力革命的唯一途径。
2.2 教学方法方面
在传统的课堂理论教学的基础上，采用多种实践性教学模式，比如可以采用案例教学法，将政治经济学与我国的经济改革与实践相结合；还可以采用比较教学法和讨论教学法。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观点、思想主张方面存在差异，导致经济学教学中的“自我否定”现象。通过比较分析，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为什么同一经济现象运用不同经济理论得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解释，从而解决学生的学习困惑问题。讨论教学法在促使学生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与研究方法去观察与分析现实经济现象，锻炼学生的沟通能力与应变能力方面很有帮助，讨论教学的目标、内容、过程控制等有待于我们在今后的教学研究和实践中不断完善。
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范文第4篇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趋同化经济思想马克思
0引言
古典政治经济学派指的是凯恩斯理论出现以前的经济思想主流学派，由亚当·斯密在1776年开创。主要追随者包括大卫·李嘉图、托马斯·马尔萨斯和约翰·穆勒。一般说来，该学派相信经济规律(特别如个人利益、竞争)决定着价格和要素报酬，并且相信价格体系是最好的资源配置办法。
不可否认的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结构对后来的经济学家发生了深远影响。古典政治经济学受到过度地膜拜，似乎发展成为了许多后世经济学理论框架的起点和基准线。著名古典经济学家史密斯（Smith），理查德（Ricardo），马尔萨斯（Malthus），米尔（Mill），甚至包括马克思（Marx）和凯恩斯（Keynes）撰写的传世之作为当时社会的经济过程描绘了第一幅蓝图。经济学理论自此不断发展，现今流派纷呈，不过，古典经济学看来已经构成现代经济学理论趋同化的理论起点。
1市场自我调节理论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著名定律之一乃是市场自我调节原则（marketself-regulation），这是古典经济学派立论的出发点，其对后世经济学的作用不可低估。
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不加以调控的市场体系（unregulatedmarketsystem）将会充分地掠夺式开发社会的生产潜力。通过亚当.史密斯（AdamSmith）那只“看不见的手（invisiblehand）”，市场将充当最有效的“工具（device）”，分配可以获得的稀缺资源，最佳地满足社会对资源的无限需求。借助于有价格修正作用的机制使之能够行使分配权力，具备自我调节功能的市场就可以发挥其功能了。正是由于这种价格机制的修正功能，保证市场对货物、服务及劳动力的旺盛需求。灵活工资和浮动价格相当于市场的自我调节。不幸的是，由于在20世纪30年代那场沉重的经济危机中古典政治经济学所信奉的灵活工资制和价格机制顿时失灵了，从而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大部分理论被永久性地挫败了，由此为约翰·凯恩斯及其门徒们打开了另一条大门。
2经济过程的循环性特征
经济过程周而复始地运动的特点，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提出另一条重要定律。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社会阶层或劳动分工具有内成的循环性质。每一个经济活动参与者既充当买方又担任卖方，从而使商品——货物、服务及劳动力——发生交换关系，形成一个环状的运动轨迹。一种商品的卖出，为该出售者换取了获得其它商品的手段和工具。通过这样的交换，商品的卖方取得了一定数额的收入。
该项收入又将被用于购买和消费另一种商品，这是一种需求激励因素（demandstimulus）。随着需求增长，商品存货下降。这种供应匮乏状态又会刺激生产过程，最终会回归原始起点，也即通过商品的最初售卖增加收入。这种经济学思想意味着宏观的经济现象可以通过对微观的经济决策的观察和理解得以界定和解释。一言以蔽之，亚当·史密斯对经济的理解是：“经济是多个企业单元相互之间的交互关系。”
3劳动价值理论
为了使社会的总有用性实现最大化，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要求对劳动阶级进行分工并使之走向专业化和专门化。当时，史密斯相信一个国家的总财富应当以全体国民的财富之总和来计算和测度，而不是按照国王的财富来测算的。史密斯还认为，最直接地创造社会财富的办法乃是进行社会分工。劳动价值理论（labortheoryofvalue）直接地将劳动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过程联系起来，商品标价是与每一商品生产过程投入的劳动力相关的。
古典经济学理论实际上在此假定的是，每一个生产者,通过供应恰当数量的产出，将确定地获得补偿，足以“更新其自身的生产方式”。劳动价值理论表明循环流动具有不稳定性。如果劳动价值理论不成立，事实上经济过程的循环性破裂了，那么，凯恩斯螺旋形下降模型所带来的累积性生产效应将损害整个社会。
当然，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没有认识到的是，市场也有可能因内部协调全盘失灵而遭到破坏。“萨亚（Say，1767—1832)法则”，也即“市场法则”是政治经济学内在的一种古典观念，断言：“逻辑上不可能遭遇整体的市场失灵”(CaporasoandLevine)。如果在周而复始的经济流动过程中发生了某个环节的爆裂，那么，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将无法供给一种修复机制，无力使裂缝弥合。因为他们不相信会出现这样的裂缝。例如，凯恩斯主张财政赤字消费以刺激需求，即为著例。
古典学派的学者坚信，商品价格可以自由地上涨与下降，总是能够发挥调节作用，保证满足旺盛的市场需求，但是个体生产者计算错误，则是个例外。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是承认个体生产商和供应商存在计算错误的情况。
市场也可能并不接受某个经济活动参与者所提供的商品。换言之，个体销售者可以在市场找不到购买他商品的买方，但是，从整个市场来判断，交易失灵（transactionfailure）不太可能发生。
按照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必然要得出的结论便是个体生产商和销售商在市场上会面临尴尬境地。事实上这种困境催生了一种动机，按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这种动机将协助市场发挥分配功能。1800世纪的工业和技术革命发生之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预测道，某些类型的劳动力商品将发现他们在市场上“不对路了”，提供的服务不再是必需品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相信，本质上“失宠的”个体生产商必须开发新的商品以供出售，或者转而学习新的劳动技能,市场终将回报他们。总之，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认为，个体生产商困境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也是暂时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提及社会公共物品（societalpublicgood）的存在，界定为“对经济活动参与者私人目的的满足”。实际上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重点放在开发资本存量以满足公共物品的需要。遗憾的是，劳动力（labor）最终会被视为市场上的任何其它商品一样的商品。如果存在劳动阶级的话，对他们的制度性保护是极其有限的。工厂18小时轮班倒、童工剥削、肮脏的工作与生活环境，都是因为严格遵守市场自我调节原则所造成的。
按照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制度性的政治体制往往是与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学相伴相生的。由于经济活动参与者的逐利行为所无意间带来的结果，政府的与政治的政策随之形成。换句话说，政治要受制于市场经济学。如此组织起来的社会，基本上为了经济市场的便利和效率而存在的，也是由经济市场的方便与效率而驱动的。
另一个残酷的现实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自我调节性质的市场将推动工资水平向维持劳动人口的生计的趋势发展。在后现代世界里,对劳动力的制度性保护得到了较大的发展，限制这种极度不公平现象对社会造成的破坏。这种巨大的困难造成人们在19世纪很难接受自由放任政策及放任主义经济措施。史密斯“看不见的手”理论鼓吹自由放任政策，政府对经济活动可以不加干预，公共机构也不得对之加以干预，由此导致劳动力工作条件恶化、货币工资收入减少。
古典理论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商品的卖方花费金钱，增大消费，实现一种供需平衡。在一个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假定的市场上，人们没有什么持有货币的激励，也即不存在什么“凯恩斯流动性偏好理论(Keynesianliquiditypreferencetheory)”。
4资本积累理论
在货币市场上，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认为利息率（interestrates）充分灵活，并随着经济情况的变化而作出适时调整，使之对经济体中的投资与储蓄达致平衡。古典学派（Classics）并不承认凯恩斯提出的“节俭反证（paradoxofthrift）”。
从古典学派的视角来看，个人生产商选择支出还是储蓄，关系不大。随着生产商储蓄增加，利息率将下调，刺激投资需求，抵消消费削减带来的负面效应。这种消费削减是由于储蓄增长造成的。
资本积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下永远是要受到市场上的储蓄供应量的限制的。储蓄是直接测算资本持有者赚取的再生产盈余或利润的尺度。资本积累要同时受制于和取决于储蓄的供应。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支持，实际上鼓吹不平等地分配财富和社会阶层。生产资料的持有人在经济循环流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将经济盈余和利润转化成为新的资本，由此创造出新的市场，为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出卖售其劳动力。古典学派主张资源的不平等分配，以确保经济扩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特征是私人对财富的积累以及私人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私人财富（资本）的积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中，会导致社会生产能力和效用最大化的增长。一个关键的假设是：整个社会的资本存量所能够产生的生产能力总是被充分地利用。再者，新的资本存量的引入，包含最新的技术进步，随着机器生产工艺的运用，都可能对劳动阶级发生“去稳定性效果”。
5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总体评价及其影响
古典经济学又称古典政治经济学、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指大约从1750--1875年这一段政治经济学创立时期内的除政治经济学之外的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其起源以大卫·休谟（DavidHume）的有关著作出版（1752年）为标志，以亚当·斯密(AdamSmith)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出版（1776年）为奠基。后来创立的政治经济学产生于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卡尔·马克思曾这样概括地评价：“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不可逾越的界限。”但正是由于存在着这种理论的批判关系，古典经济学也就成为了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来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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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祖奇.凯恩斯国家干预资本主义思想的产生与时代[J].学术界.2009(06).
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范文第5篇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强调科学抽象力的学科，要求培养学生们的抽象思维能力。在大学本科的《政治经济学》课程学习中，学生们特别是理科背景的学生面临着较大的学习困惑和压力。要做到促进学生对相关知识点的理解、增强学生们在学习过程的收获感，则需要“力求说得尽量简单和通俗”①。对此，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合理运用数理政治经济学的相关成果，无疑是实现政治经济学课程“简单和通俗”，进而提升政治经济学课程趣味性和说服力的重要途径。实现数理政治经济学的“研教转化”，实现“以研促教”，重难点是在确切把握相关思想的前提下，遵循适度性、实用性的原则，通过对数理模型相关理论成果的甄选、转化、引入和运用，明晰知识点的难易层次和教学对象的层次，构建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数理模型运用体系。
一、现有数理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体系分析
在数理政治经济学方面，以吴易风、丁堡骏、白暴力、张忠任、陈恕祥、冯金华、马艳、张衔等为代表的国内学者，在批判吸收波特凯维茨、斯威齐、森岛通夫、罗默等国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积极运用各类数理模型来科学表达政治经济学中的数量关系，不断推进政治经济学的数量分析②。其中，吴易风、张忠任、马艳等学者以学术著作的形式，完成了数理政治经济学的代表性学术体系的构建(见表1.1)。
表1.1数理政治经济学的代表性学术体系
著作作者体系内容体系特点
《数理政治经济学》(2006)张忠任商品、价值和货币;资本循环、周转和再生产;资本运行的具体形式;国际经济过程;几个理论与方法的问题。以国内两本优秀《政治经济学》教材为参考底本，推进了从“研”到“教”的转化工作;强调对相关理论谬误的甄别和批判，强调数理表述对原意的遵循;内容覆盖面广，对国外相关理论热点和争鸣把握全面和准确。
《现代政治经济学数理分析》(2011)马艳价值理论模型;剩余价值理论模型;价值转型理论模型;平均利润率变动规律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地租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失业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再生产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国际不平等交换理论与实证分析。数理分析广泛使用了几何学、矩阵翻书、微积分、差分方程等现代数学工具;运用统计计量方法进行了系统的实证分析;强调对当代现实经济活动的重新抽象，来加强政治经济学数理分析的现代性建设。
《马克思经济学数学模型研究》(2012)吴易风商品和货币;资本和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工资;资本积累及其历史趋势;资本的循环和周转;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商业资本和商业利润;借贷资本和信用;资本主义地租;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突出马克思经济学数学模型研究，强调数学模型在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工具性和适度性;建立了较为全面的马克思经济学的数学体系;以主干性专题来搭建马克思经济学数学体系基本框架。
这些代表性体系的构建，无疑都是对政治经济学数理研究的完善和发展，不仅回应了近年来西方经济学的相关诘难，而且从数理分析出发进一步论证了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同时，由于这些学术体系的理论性、科研性很强，具体组成内容在模型的复杂程度、数学工具的选取等方面都有所差异，使得难易程度都有所不同，其中部分难度较大的内容超出了本科阶段的学习要求。另外，学术热点与教学要点并非完全对应。一些重要的学术热点，并非是本科《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需充分细致讲授的教学要点，比如被誉为政治经济学“皇冠上的明珠”的转型问题等。因此，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运用数理模型，需要我们基于数理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体系，构建本科政治经济学教学中的数理模型体系。
二、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数理模型体系构建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文字叙述与数理分析的主次关系
正如吴易风教授所说，数理分析有助于使得复杂问题简单化，也能够解决一些语言文字无法解决的经济学问题③。比如，在地租理论中，政治经济学教材常提到“土地的价格与地租额成正比，与利息率成反比”，这一知识点如果不结合数理分析将很难理解。
但是，政治经济学采用的基本分析方法是哲学思维方法，主要运用的是科学的抽象法。在现实中，数学方法和语言文字一样，也不能解决所有经济学问题，模型分析容易趋于理想化状态而丧失科学性。而且，数理分析的过度还会使得教学目标异化，使得授课内容“为了数量化而数量化”。因此，具体到教学过程中，我们依旧要将文字叙述作为政治经济学知识点讲授的主要形式，而数理分析则是次要形式。
(二)数理分析内容的难易差异
数理分析的科研成果不断丰富和发展，总体而言理论性和科研性都比较强。由于研究热点本身的深度，以及构建模型和数学工具选取的难度都有所不同，使得一些难度较大的科研成果已经超出了本科阶段的学习要求和范围，难以作为教学内容转化的来源。比如“转形问题”，以及相关的狭义或广义动态转形模型等，再比如在地租理论中地租虚拟价值模型，在资本循环中的产业资本职能形式数学模型等等。
(三)结合文理背景的分层教学
对于理科出身的学生而言，《政治经济学》容易给这些学生带来“学不到东西”、“没有太多收获”等感受，使得他们学习兴趣下降。如果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加入数理分析的内容，那么很大程度上可以提升学生们特别是理科出身学生的学习兴趣。
而且，本着因材施教的原则，在构建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数理分析体系的过程中，可以尝试分层教学操作，对数理分析内容进行划分。比如，在地租理论中，“地租与地价”的数理分析既适合文科学生学习，又适合理科学生学习。但是级差地租、绝对地租的数量分析，难度和对数学工具掌握的要求略高，可以转化为面向理科学生的授课内容。在此过程中，结合授课对象的文理背景，形成分层教学格局。
三、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数理模型运用的体系构建初探
我们基于《政治经济学》本科课程的总体讲授框架，参考政治经济学数理模型研究的主要成果特别是代表性学术体系，兼顾数理模型运用应注意的问题，对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数理模型运用的体系构建进行如下探索。
(一)商品和价值。涉及交换价值的计算;劳动生产率的计算;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价值的数学表达;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的数量关系。
(二)货币与货币流通量。涉及四种价值形式的数学表达;价值价格的数量关系;货币流通的数量模型;修正的货币流通量公式。
(三)资本和剩余价值。涉及剩余价值率的分类讨论;剩余价值生产中的“西尼耳谬论”和批判;剩余价值与劳动力价值的关系。
(四)资本的循环与周转。涉及产业资本三种循环形式;预付资本的总周转测度;总周转公式的引申;可变资本周转对剩余价值量的影响;保本点的计算。
(五)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市场实现。简单再生产及其实现条件;扩大再生产及其实现条件;简单再生产实现条件与扩大再生产实现条件的联系;实现条件推导中的若干数理分析;费里德曼增长模型简述。
(六)资本主义的分配。涉及资本主义工资，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的数理表达，实际工资增长悖论，工资率与剩余价值率的关系;平均利润和平均价格，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商业资本参与分配后的平均利润率测度;土地价格理论模型，级差地租、绝对地租理论模型。
(七)资本主义发展趋势。涉及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与相对过剩人口形成，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的数理分析。
其中，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的数量关系、剩余价值与劳动力价值的关系、保本点的计算、费里德曼增长模型简述、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理论模型等内容，作为分层教学的内容，主要面向理科学生讲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