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论文范文第1篇

 

文风是历史的，也是社会的，更是政治的。一定的历史时期，有固定的文化特色，文风是文化特色的重要标志。文风不仅能反映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也能充分体现统治阶级的治国思想和文化需求。文风离不开文化。我们常说的先秦散文，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明清小说等，就是不同时期我国传统文化所形成的有强烈代表性的文学作品的风格，体现了不同时期的文风特点。在这里，文风是文明，是自由，是民主，是劳动人民智慧元素的结晶，它对繁荣社会，发展社会生产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文风和文化一样，从诞生起就是统治阶级所渲染所倡导的国体、政体的有机细胞和组织，在封建社会，文风更多的是体现政治要求的执政工具，是统治者粉饰太平，或扼杀异己的杖柄。文风可以“杀人”，也可以“被杀”。文风“杀人”，以明清“文字狱”为甚;文风“被杀”，以秦始皇焚书坑儒，明清的“八股文”等为甚。“文字狱”也好，“八股文”也罢，都是统治阶级的自私狭隘的文风特点与权力暴政的体现，他们不仅扼杀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无限创造力，践踏了人类文明的伟大成果，也是为自己政权的灭亡敲响了丧钟，成了自己权力终极的掘墓人。文风注定是和一定时期的政治风气相生相长、相互影响的。

 

因此，文风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

 

文风是人民的，也是大众的，更是政党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文风的著作不少，对无产阶级文风的要求不仅体现在理论上，而且更注重运用在实践中。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他们是要坚持和提倡求真务实、科学严谨、通俗易懂的唯物主义文风的。马克思在《致阿尔诺德卢梭》一文中曾严肃指出“我要求他们：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列宁在《决不要撒谎!我们的力量在于说真话》中也明确指出：“我们应当说真话，因为这是我们的力量所在，而群众、人民、大众将在事实上即在斗争后作出究竟有没有力量的解答。”并且还在《评〈自由〉杂志》上说：“我们要告诉作者，庸俗化和浅薄同通俗化相差很远。通俗作家应该引导读者去了解深刻的思想、深刻的学说，他们从最简单的、众所周知的材料出发，用简单易懂的推论或恰当的例子来说明从这些材料得出的主要结论，启发肯动脑筋的读者不断地去思考更深一层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不仅把文风作为评判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的标准，还把文风作为党风的重要评价指标，并专门撰文《反对党八股》以论证说明，把文风问题研究上升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思想深度。文风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文章风格、文学思想问题，而且是一个关系政党，影响政权的重要的政治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创造性地把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确定为延安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从而开启了对整顿文风与整顿党风相关性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讨，为我们党夺取全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成为全国政权的执政党进行了一场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和行动准备。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更是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党建理论的科学创举。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也多次指出整顿文风关系党风，关系党的执政根本。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从中央做起，改革会议制度，大力精简会议、文件和简报，切实改进文风。”十七届四中全会也提出：“从领导机关做起，大力整治文风会风。”这充分说明我们的党是一贯重视文风的整顿的。党的历史经验证明，文风不正，对我们党的建设和事业发展危害极大。一般来说，文风不正政治上主要表现为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等;思想意识上主要表现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等;工作作风上主要表现为形式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些都将严重影响我们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影响党的执政成效，降低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使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在群众中失去吸引力、感召力、亲和力，最终会动摇党的执政之基。

 

文风是政治清明的信号灯，文风是政党民主的风向标，文风是政权稳固的感应器。文风与政治政党政权的相关性特征在当代反映得更加深刻、更加敏感，更加值得我们去研究、去思考。整顿文风是为了严肃政党政治。只有政治清明，才能政权文明;只有政治民主，才能政权稳定。同志5月10日在中央党校针对近年来我们的文风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严肃地指出了那些不正常文风的主要表现，并且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要求克服“长、空、假”，倡导“短、实、新”文风。因此，大力纠正不良文风，积极倡导优良文风，已成为新形势下大力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如何整顿文风?延安整风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经验，明确提出整顿文风，反对“党八股”的根本是整顿党风。整顿党风的根本是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政权。一是整顿文风，端正党风。“八股余孽”是败坏党风的大毒草。从上到下随便翻开我们的报纸期刊、文件杂志，不少文章不是“王婆娘的裹脚”，就是空洞无物的口号。这主要是我们的一些党员领导干部既不讲党性，更不负责任，存在严重的为人民服务意识淡漠、宗旨意识不强的问题。

 

二是整顿文风，革除腐败。虚假浮夸的文风是孳生腐败的“寄生虫”。今天，我们在千方百计整治经济腐败的同时，千万不可纵容政治腐败的产生。现在有些地区有些部门的领导干部，为了突出政绩，急功近利，不惜玩弄文字游戏、数字游戏。上报材料弄虚作假，甚至虚报冒领;总结成绩虚报浮夸，甚至无中生有。其文风“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这种不正文风是一种不讲党性不讲政治的政治腐败，这种腐败很隐匿，很具有欺骗性，危害性极大。这类腐败者多为政客，他们对党的事业不负责任，对国家的前途麻木不仁，对人民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一切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个人的仕途升迁。对上欺骗领导，对下愚弄百姓。因此，整顿此类文风，一定要有“火眼金睛”，决不手软，毫不留情。

 

三是整顿文风，巩固政权。文风是党风、是作风。文风不好，作风就不硬，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会丧失，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就会淡薄，就不会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这自然就会影响党风，就会影响工作成效，就会影响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威信，就会失去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理解和信任，就会犯官僚主义错误，时间长了，就会误党误国，甚至使党失去执政地位。因此，整顿文风从根本上说是整顿党风，整顿党风从根本上说就是加强党的建设，改进党的作风，提高党员干部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树立党的威信，巩固党的政权地位。

政治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政治文化；政治文明；意义；路径

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在其《比较政治学》一书中，首先提出政治文化这一概念，指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的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活动进程、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1］政治文化作为政治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是政治共同体成员在一定政治系统中形成的关于政治及政治活动的情感、态度、心理、习惯以及价值评估、取向等意识的总和。它主要包括政治思想、政治情感、政治心理、政治价值观等内容。政治文化支配人们的政治活动方式,影响社会政治系统的稳定和发展,在政治文明建设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政治文化引导政治文明建设的前进方向。政治文化是政治文明建设的灵魂，是政治传统、民族心理及外来文化长期交融积淀的结果，可以指导和影响人们的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能促使人们形成现代政治理想、政治观念、政治人格、政治能力和政治素质。政治文化蕴涵人们的政治行为倾向,支配人们对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的选择,从而引导政治文明建设的方向。当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内化为公民的政治意识、政治心理时,那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成为主流政治文化，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仰、政治理念、政治观点、政治情感、政治心理构成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同时也彰显着马克思主义在政治文明建设中指导地位的确立，从而保证了政治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

政治文化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推动力量。政治文明建设是一项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各种社会和政治因素的合力作用。政治文化便是其中一种无形的力量。政治文化内含建设政治文明、推动政治发展所必需的政治态度、政治价值等要素，作用于政治系统，影响社会团体和个人对政治系统的情感认同、归属和参与政治生活的有序化程度，调控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能够强化公民的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为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要求,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根本保证。然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并不必然带来有效的政治参与,政治参与的实现还有待于政治文化的发展。有效的政治参与是科学、理性、自觉的政治行为,能促进政治系统的良性运行,增强社会秩序和政治的稳定感，政治文化能够有效促进公民认清自己的政治角色、政治权利、政治义务，从而有效促进政治参与,实现人民民主，推进政治制度、政治体制不断完善，建设高度发达的政治文明。可见，政治文化对于政治文明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推动作用。

政治文化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思想保证。政治文化可以为政治文明建设营造良好的氛围，可以有效维护社会的政治稳定。党的十六大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顺利实现这一历史任务,就必须实现我国社会的政治稳定。而要有效维护政治稳定,首先必须有思想稳定，这就离不开政治文化的重要作用。因为,政治文化可以统一人们的思想,规范人们的政治行为,从而增强公民的政治认同感,增强和体现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进而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当前我国社会存在的政治价值模糊、政治心理矛盾、政治信念淡化等现象，客观上要求我们在政治文明建设中需要努力回答和解决社会成员对深化改革的忧虑、对社会公平的期待、对切身利益的关注等问题,使政治文明建设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土壤中,这就使得政治文化的作用日显重要。政治文化还有利于公民政治文化素质的提高。公民坚定的政治信念是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是政治意识文明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有助于社会共识的形成和政治凝聚力的加强,有助于实现政治主体对政治系统的高度政治认同,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坚实思想基础,为政治文明建设提供重要思想保证。

我们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积极探索政治文化建设的现实路径,使之能更好地发挥政治资源整合作用，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干部群众和各阶层、各民族、各社会团体的积极性,从而更好地促进政治文明建设。当前，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国现阶段政治文化是在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其突出特点是人治，王权至上,等级尊卑,广大人民群众被排斥在政权之外。人治思想至今在中国社会中仍有残存,例如清官意识、官本位、权大于法的观念。政治文明建设,就其内容来讲,主要包括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两个方面。而就其实践来讲,关键是要处理好政治文明建设中的政治制度建设和政治文化建设关系。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可能脱离先进政治文化而单独进行,先进政治文化的构建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一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要在民主和法制等政治制度建设上狠下功夫,并用不断完善和发展的政治制度建设的成果来引导和促进相应的政治文化的生成。二要处理好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的关系。政治制度建设和政治文化建设具有共生性和相互促进关系,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政治文化建设和政治制度建设要放在同等位置，两者不可偏废。三要培育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先进政治文化,以先进的政治文化引导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全面提高公民政治文化素质。必须要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突出主旋律,弘扬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思想为主流的政治文化。要加强政治引导,对人民群众进行正面灌输,使之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培养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品质,强化他们的政治思想意识。同时还要关注初级阶段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实际,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整体素质,用先进的政治文化武装他们的头脑,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增强和提高社会群体对社会变革的心理判断力和承受能力,并且随时代的转换,在新的社会实践中促进政治文明建设。一要大力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真正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意识,真正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二要建立政治文化传播网络，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政治文化的传播,把先进政治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三要提高公民参政意识。政治发展的前提条件是公民参与的扩大。只有建立畅通的民主参与渠道,公民参政的积极性才会得以巩固。四要全面提高公民的整体文化素质。一个国家公民整体文化素质的高低是影响其政治认知、政治参与以及其他政治活动的重要因素，对政治文化的建构具有重要影响。公民只有具备了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才能深刻地认识和把握国家政治生活,自觉地有效地参加国家事务管理。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任何一种政治文化的变化发展最终都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要把先进政治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当前，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生产力比较落后，文化教育水平不高，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许多地区没有脱贫，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所需要的一系列经济文化条件还不充分，人民群众管理国家事务还受到条件的限制。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一方面为我国的政治文化建设提供必要的物质前提，另一方面也为社会主义文化的传播提供有效的物质工具和手段。政治文化的变化发展最终都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要充分重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治文化建设,从政治高度看待经济和社会发展,努力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政治文化环境。努力把先进政治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增强人们的政治认同感,使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信念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价值观同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相一致,把人民群众的政治行为统一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上来,真正以主人翁的姿态投身于现代化建设。

加速中国政治社会化进程。政治社会化是指“人们在特定的政治关系中,通过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活动,逐步获得政治知识和能力,形成和改变自己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的能动过程”［2］。正是通过政治文化的社会化,社会成员才能形成独立的政治意识,明确自己的政治角色,完成由“自然人”向“政治人”转化的过程。鉴于政治社会化在政治文化形成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当前必须完善有中国特色政治文化的社会化渠道,注重发挥政治社会化的作用,以提高全民族的政治文化素质。一是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使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最基本的政治知识和价值观念。要发挥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家庭传递作用，传播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学校教育应成为国家传播主流政治文化的渠道;二是要加强政治专业训练，塑造正确的政治人格，使公民具有特定的政治素质和能力。大众传媒的导向直接影响公民的政治态度、情感和评价，当前必须对大众传媒进行合理的控制,使其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三是要鼓励人民直接参加政治生活，从事政治实践，直接获得政治知识和技能，培养公民自主参与意识，同时扩大基层民主,完善社会民主参与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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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政治论文范文第3篇

在国家建构之后，就产生国家发展的问题。国家发展可以从两个层面来探讨。第一个层面涉及国家治理体系，即国家发展是从秩序国家到赋权国家和创新国家的过程。如前所述，国家在建构之初最主要的功能是汲取资源和垄断暴力，然而这两大功能都会产生强烈的社会反抗和社会压制。所以，从国家整体发展的角度来看，国家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具体而言，国家治理至少还需要包含其他两大类功能:第一，合法。④暴力的过度使用可能会导致暴力垄断的丧失，而过度汲取资源同样会引起社会的反抗，所以汲取资源和垄断暴力需要更为复杂的多方参与的社会过程，这种社会过程可以承担将汲取资源和垄断暴力合法化的功能。在现代社会，国家治理的合法主要通过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等形式来实现。第二，激发经济和社会创新。过度汲取资源可能会导致社会资源的枯竭，所以一个卓有成效的国家治理模式不会过度汲取社会资源，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汲取社会资源的同时激发经济和社会的创新。经济和社会创新可以将社会资源的“蛋糕”做大，从而保证国家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汲取资源。从这两点来看，一个完整意义的国家治理体系应该包括秩序系统、赋权系统和创新系统。第二个层面则涉及国家治理能力，即国家发展是从弱国家到强国家的发展过程。区分国家强弱的主要标准是看国家财政自主和暴力垄断的程度。强国家意味着国家的资源汲取能力非常强，即非常高比例的社会资源被国家提取，并用于再分配。强国家还意味着除了国家之外没有其他的暴力使用。即便存在其他的暴力形式，这些暴力使用也需要获得国家的允许和授权。当然，国家治理能力还存在完整评价和效率评价的问题。完整评价是指国家治理能力要相对完整，即不仅要包括资源汲取能力和秩序稳定能力，而且还应该包括公共服务提供能力和公共危机应对能力。效率评价是指强国家能力不只是看其财政自主和暴力垄断的绝对程度，还要看其实现这些程度所使用的人力和物力资源。简言之，基于效率评价的国家能力是财政自主和暴力垄断的绝对程度与实现这些程度所使用的资源之间的比值。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会逐步出现国家转型的问题。国家转型的路径与国家建构时的初始路径密切相关。如果在国家建构的初始阶段，社会部门很强大，那么就很容易形成赋权国家。如果在国家的初始阶段，经济部门很强大，那么国家就很容易形成创新国家。如果社会部门和经济部门很强大，那么国家的汲取能力就会相对弱些，国家就会相对比较弱，换言之，国家的自主性就比较差。这样，国家转型的内容就是要使得国家变得强大，而国家强大使得再分配的能力进一步提高。这类国家转型可以总结为国家集权化的过程。美国和英国的国家转型就体现出这样的特点。在美国建国之初，社会部门的影响尤为突出。美国是一个在相对扁平化的社会基础上建立的国家，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对美国公民社会的赞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建国之初的强社会特征。

因此，从建国一开始，美国就体现出赋权国家和创新国家的特征。之后，美国的国家转型也就体现为国家集权化的过程，这一过程集中表现在罗斯福新政以及二战后美国的福利国家建设之中。英国的情况也类似。在国家建构之初，英国社会力量的强大体现在其参与式地方政府的传统中。⑥同时，英国的强社会特征还体现为贵族的力量。⑦英国绝对主义王权的建立就是国王向贵族借钱，并以大的形式约定双方权力边界的过程。在“光荣革命”之后建立的英国议会政体中，立法权力明显优于行政权力。前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的代表，而后者则更多是国家的代表。19世纪末工人运动的兴起更加强化了社会的力量。此后，英国的国家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为国家权力集聚的过程。这一转型过程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启动，并在战后达到高峰。如果在国家的初始建构时，社会部门和经济部门相对较弱，那么就会容易形成强国家。这样，国家转型就是强国家向赋权国家或创新国家的转型。法国和德国的国家治理就体现出这一路径的特征。在法国和德国的国家建立之初，社会的力量相对薄弱，所以从一开始这两个国家的国家建构和国家发展就体现为以魅力型领袖为中心的中央集权的形成。在法国，中央集权是由路易国王、拿破仑和戴高乐完成的。而在德国，中央集权则是由俾斯麦和希特勒完成的。然而，在强国家形成之后，社会力量逐渐积聚和发展，并在不同时段产生出一些对国家的反抗。在法国，社会反抗的典型案例是巴黎公社和1968年运动。在德国，社会反抗主要是二战后的反思以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的社会运动。幸运的是，法国和德国基本上以比较和平和改良的方式最终完成了国家的转型。无论是英美的集权化转型，还是法德的赋权化/社会化转型，国家转型的最终目标都是平衡国家。“平衡国家”主要体现为两点:第一，能力平衡。能力平衡又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能力都比较强，相互之间形成一定程度的制约;二是能力的效应与能力的成本之间相对比较平衡。第二，体系平衡。体系平衡则主要表现为秩序系统、赋权系统和创新系统之间的平衡。秩序系统过于强大，那么经济和社会创新就可能受到压制，同时赋权系统的活动空间则可能会被秩序系统以安全之名进行限制。过于强大的赋权系统会导致过度的社会动员，并可能最终引发政治失序，而政治失序的国家无法有效地激励经济和社会创新。创新系统过于强大可能会导致资本泛滥和技术统治，这些都会对政治秩序和公民赋权带来负面的影响。因此，三大系统之间的平衡对于国家治理是至关重要的。

二、比较政治学对国家治理研究的意义

国内关于国家治理的研究主要采用规范的分析方法，即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讨论国家治理的价值、意义和基本逻辑。规范分析对于国家治理研究非常重要，毕竟理论和逻辑的推演对于厘清概念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国家治理是治理的一部分，国外关于治理的研究也首先是从规范分析的角度展开的。然而，规范视角的国家治理研究也有其不足。这种方法高度依赖研究者的价值定位，持批判立场的研究者总会认为自己国家的国家治理模式有问题，而持自我中心立场的研究者则总会认为自己国家的国家治理模式是最优越的。缺乏公正立场的规范主义研究很容易出现自说自话的问题。因此，国家治理研究不仅需要在规范层面上展开，而且更需要在实证层面上展开。国内关于国家治理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这些实证研究成果一方面集中于对中国国家治理经验的探讨，⑧另一方面则集中于某国的国别治理模式或经验研究(案例多为俄罗斯和东亚国家等)。⑨本文在这里希望从方法论的角度更为完整地讨论国家治理的实证研究。根据美国政治学家阿伦•利帕特(ArendLijphart)的划分，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可以分为四种:实验方法、统计方法、比较方法和个案方法。⑩这四种方法都可以用来进行国家治理研究，然而它们都有其优势和不足。实验方法更加接近科学的特征，但是对国家治理进行实验在现实中很难操作。统计方法在国家治理研究中有一定的可行性，然而，统计方法的适用也只能限定在一些微观数据容易获得的领域，如选举、经济、社会福利、人口等。对于国家治理中更为常见和主要的非量化信息，统计方法显然无能为力。

个案分析更多适用于社会学和民族学等研究中，主要基于田野调查来获得研究数据。对于国家治理研究而言，个案分析是必要的，譬如，对某国国家治理的模式、特征、内在机理等内容进行研究;同时，个案研究也是不充分的，与规范研究相似，在一定程度上它也具有自说自话的缺点。相比以上三种方法而言，比较方法最适合进行国家治理研究。具体理由如下:第一，比较方法可以突出多国比较。国家治理的特征和优势需要放在比较的环境下才能更好地加以总结。或者说，国家治理的科学性需要放在比较中进行验证和观察。第二，比较方法是少案例比较。这一点与国家治理的研究特征相契合。国家的比较很难获得太多的案例，如果案例太多，案例的细节特征就很难把握，如果案例数量足够多(如30个以上)，而且量化的数据容易获得，那么就可以进行定量研究。但是，国家的比较如果强调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等较为质性的变量，并且，假如影响结果的质性变量又很多，那么较为适合的方法就是比较方法。简言之，比较方法最适合针对那些“案例少、变量多”的问题展开研究，而国家治理就非常符合比较方法的研究特征。国家治理是相对宏观的研究问题，其涉及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影响变量，同时，要完整地把握这些变量，又很难获得较多的案例，所以，国家治理最适合的研究方法应该是比较方法。应该说，比较方法有非常浓重的质性特征。当然，这里的“质性”是基于科学设计的质性研究。比较方法的基本逻辑仍然是控制，即通过比较来控制无关变量，并观察结果变量和原因变量之间的关系。

用比较方法研究国家治理可以从如下领域着手:第一，国家治理的类型学。类型学的研究是比较政治研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主要在知识归纳的基础上展开。可操作的类型学研究至少有两种:一种是标签类型学，即在基本特征的基础上进行类型总结。其实质是归纳逻辑，其把现实的案例通过合并同类项，归为几个可以贴以标签的类别。这种类型学分析的优点是接近现实，即分类的类型容易在现实中找到对应的例子。另一种则是矩阵类型学，即以两个变量或多个变量为基础进行矩阵的排列组合。标签类型学和矩阵类型学都可以帮助总结国家治理的模式特征。第二，国家治理的质性比较分析。质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ComparativeAnalysis，缩写为QCA)是比较政治研究近年来的新进展，其内容主要由清晰集和模糊集等方法构成。该方法的主要逻辑是将多个案例在不同变量上的基本表现(在清晰集中就是0或1的赋值，而在模糊集中则是0到1之间的刻度值)，用一张真值表(truthtable)表现出来，然后再用逻辑运算得出结果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该方法最接近传统比较政治研究的方法，同时也是传统比较政治研究的科学化。质性比较分析最佳的案例数是15—35个(其中包括负面案例)，最佳的解释变量数为5—6个。质性比较分析的优势是可以得出导致结果的原因组合。换言之，运用质性比较分析，我们可以找到导致国家治理成功或失败的原因组合。目前关于国家治理的许多研究成果都可以用QCA方法来进一步提升其分析结果的质量。譬如，目前关于失效国家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那么我们可以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国家失效进行原因组合分析。第三，国家治理的比较历史分析。比较历史分析(ComparativeHistoricalAnalysis)也是目前比较政治研究的新进展，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向的分支发展上。第一类分支力图在过程性机制上有所突破，尝试对统计分析的结构性缺陷进行弥补。一般来说，统计分析只关注自变量X和因变量Y之间的相关性，对自变量X的变化如何导致因变量Y变化的过程和方式往往缺乏研究。而这种方法则尝试通过对中介性机制的发现，来找到X与Y之间的内在关联。第二类分支则试图建立比较历史的综合分析框架。这类方法试图发展出关于比较历史分析的一系列完整概念，如路径依赖、初始条件、偶发事件、关键节点、自我强化、顺序、持续时长、时机等，并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建构一个综合分析框架，以试图找到事件在历史中的位置、持续时间以及先后顺序等因素对结果的影响。比较历史分析是一种过程分析，运用这种过程分析，可以把国家治理的动态过程完整地剖析和展现出来。

三、国家治理对于比较政治学的意义

从比较政治研究的学术史来看，国家治理本身就是最重要的内容。比较政治学最重要的发展出现在二战后的美国。到20世纪末期时，比较政治学已经发展出结构主义、理性主义和文化主义三大流派，而这三大流派中有许多关于国家治理的经典研究。结构主义的比较政治学以旧制度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为基础，并吸纳了政治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的一些成果。结构主义将人类的社会生活视为由过程、关系以及互动形式构成的宏观系统。具体而言，结构主义的国家治理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主题:第一，国家治理模式。例如，在《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中，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Moore)所考察的便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这些国家治理模式(民主或专制)的不同，同时摩尔在选择案例时也基于民族国家(英国、法国、美国、中国、日本和印度)。瑢第二，国家崩溃和国家建构。例如，西达•斯考切波(ThedaSkocpol)的《国家与社会革命》将民族国家作为她的分析单位，并重点考察了国际背景和国内因素如何影响旧政权的国家崩溃以及新政权的国家建构。瑣另如，杰克•戈德斯通(JackGoldstone)在《现代世界早期的革命与反叛》中对国家建构和国家崩溃的问题进行了颇有见地的讨论。瑤第三，国家自主性。埃里克•诺德林格(EricNordlinger)的《民主国家的自主性》和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Krasner)的《捍卫国家利益》则对国家自主性的问题有非常深入的分析。第四，国家与现代化转型。彼得•埃文斯(PeterEvans)在《国家与工业转型》中的研究试图解释为什么一些国家成功地实现了社会的工业化转型，而另一些国家则还远未成功。整体来看，结构主义学派对国家治理研究是非常重视的，这一点还可以从论文集《找回国家》中得到印证。正是因为这本书，埃文斯和斯考切波等人还被学界赋予了“国家回归学派”的称谓。总而言之，结构主义使用一种整体主义的视角关注国家治理模式、国家建构、国家发展以及国家崩溃等一系列宏大问题。结构主义将国家治理视为一个宏观的历史进程，强调关键事件、历史节点以及时序等因素在国家治理模式形成中的特殊作用。理性主义的比较政治学是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下发展出来的，主要借用理性人假设、产权、交易费用等基本概念来分析比较视野下的政治问题。该流派重点关注个体行为如何导致集体结果。理性主义关于国家治理的经典研究集中体现在曼库尔•奥尔森(MancurOlson)和罗伯特•贝茨(RobertBates)等人的作品中。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中试图证明国家衰落和经济萧条与利益集团的分利行为有密切的关系:如果国家可以形成限制分利集团的低成本制度，那么国家就可以获得持续的经济繁荣。瑨贝茨的《热带非洲的市场和国家》也遵循了这种“微观着手，宏观着眼”的分析路径。通过对政治精英的行为和选择的调查，贝茨试图找到导致这些非洲国家病态政策的宏观原因。玛格丽特•莱维(MargaretLevi)的《同意、异议与爱国主义》则从微观视角出发考察了国家(统治者)与社会(被统治者)之间的税收谈判问题。理性主义的国家治理研究从利益集团或政治精英的微观行为出发，探讨这些理性选择行为如何导致国家兴衰以及政策失败等宏观问题。文化主义的比较政治学以西方主流现代化理论为基础，并汲取了文化学和人类学的一些研究成果。文化主义试图把握人们对生活方式、意义系统以及价值观的不同理解，其重点关注是其所观察的政治现实的特殊性及其背后的文化意涵。文化主义路径的这一研究特征集中体现在以下经典作品之中。在《公民文化》一书中，阿尔蒙德等人力图表明国家对文化的建构作用实际上微不足道，而更应该重点关注的是公民价值对政治的深远影响。在《想象的共同体》中，安德森对国家以及以国家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即民族主义)采取了一种解构的手法，把国家和民族主义解释为一种在印刷资本主义基础上的“想象的共同体”。瑢格尔茨的《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则将这种国家的文化解释发挥到极致。格尔茨认为，在巴厘的政治模式中，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剧场，国王和王子是主角、祭司是导演，农民是群众演员、舞台职员是观众，而场面、仪式、荣耀以及冲突则构成了剧情的内容。格尔茨的这种文化主义解释将国家的作用倒转过来;“权力为场面服务，而不是场面为权力服务”瑣。在这里，仪式不是权力的工具，而本身就是一种目的。整体而言，文化主义的国家治理研究尽管在研究国家，但是其结论却是在削弱国家的作用，或者说是给国家层面的互动提供一种文化解释。尽管国家治理对于比较政治研究如此重要，但之前的研究者并没有非常自觉地认识到这一点，也并没有将国家治理作为一个比较政治学的重要内容抽取出来。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西方比较政治学的核心议题逐步转向民主化和民主转型，而实际上这两个概念中都蕴含着某种知识的霸权。按照西方学者的表述，民主化和民主转型都是指一种从非民主政治(权威政治)转向民主政治(自由民主政治)的过程。瑤而且，从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界定来看，中国不是民主国家，而是需要向民主转型的权威主义国家。

所以，按照这一思路，中国的政治制度就是差等制度。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一表述，实际上也就接受了西方知识对中国制度的一种带有意识形态特征的安排。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美国是西方比较政治学学科最发达的国家，而美国的比较政治学有着非常明显的意识形态特征。从某种程度上讲，美国的比较政治学一直在为美国的对外战略服务，即通过政治知识的传播，确立发展中国家对美国模式的尊崇地位。尤其是美国的一些比较政治学者长期接受美国政府部门(如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资助，这种资助使其很难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简言之，西方比较政治学的这种“民主化转向”使得人们对比较政治学的研究重心产生了一种误解，即认为只有政治转型和民主化研究才是真正的比较政治学。这种观点有典型的西方中心论的特征，也带有强烈的知识霸权特征，其潜在含义是要求非西方国家复制西方的道路。这种观点用政治转型和民主化替代了真正处于中心位置的“国家治理”，忽视了国家治理的阶段性、多样性和复杂性，并且让比较政治的研究范围变得狭窄和局促。因此，比较政治研究需要恢复国家治理在其内容中的核心地位。国家治理对于比较政治研究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两点:首先，国家治理是一种系统性思维。如前所述，国家治理体系包括秩序系统、赋权系统和创新系统三部分。秩序系统的主要内容是自主性征税和暴力的垄断，其标志是行政国家的建立。赋权系统则主要包括选举系统、代议系统和协商系统等。创新系统则要激发和保障经济部门与社会部门的创新。国家治理的这种系统性思维可以克服西方比较政治研究中的线性逻辑，从而可以更完整地把握国家治理的整体框架。换言之，这种系统性思维可以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逻辑。前文中讨论的QCA方法所关注的原因组合就试图发现组合性原因对于国家治理的意义。其次，国家治理是一种实践性思维。目前西方政治科学出现了严重的知识论与实践论分离的倾向。一些发表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西方公认的政治科学的顶尖期刊)的文章完全沉溺于知识的游戏(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数学知识的游戏)，而对现实指向的意义越来越淡薄。这种知识论与实践论分离的倾向可以被看做是西方知识的一个普遍特征，然而，目前这种分离越来越明显和强化。这对比较政治的研究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国家治理研究可以有助于消解这种知识纯粹化的问题。国家治理本身源于实践，并且基于丰富的地方性知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案例都表明了国家治理的特殊性。因为国家治理研究本身源自具有充分特殊性的实践知识，同时国家治理研究的目的也是对国家的治理实践有直接的指导或参考意义，所以国家治理研究可以将知识论与实践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前文所述的关于国家治理的比较历史分析也重在探求国家治理的具体实践过程以及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

四、中国的国家治理与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

多年以来，中国的比较政治学一直在蓄势待发中酝酿着新的发展。之前，比较政治学的研究一直在借鉴和学习西方的成果。这在学科建立之初非常必要，但是仅仅停留在借鉴的阶段很难推动学科走向成熟。应该说，中国比较政治学成熟的标志是有自己的议题、价值和方法，并在其基础之上产生有影响的作品。在这里，研究议题是第一位的。只有对经典的研究议题进行充分研究，才会产生在世界上有影响的概念和理论。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首先需要总结中国的国家治理经验。一方面，中国的比较政治学者对中国的国家治理实践更为熟悉。另一方面，中国的国家治理实践也确实值得深入研究。1993年，中国第二轮国有企业改革启动时，国内外对中国的国有企业和整体经济都不是很乐观，然而，20年之后中国却实现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中国是如何实现这一经济奇迹的，这背后的原因和经验有哪些?这些经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什么启示?这显然是比较政治研究的重要主题和内容。同时，对中国模式的研究和总结同样需要放在世界文明的大范围中考察。这里既要分析中国模式的特殊性，也要考察中国模式的普遍性。这里的普遍性有两层内涵:一是中国模式与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是相通的。譬如，社会财富的初期积累与储蓄有密切的关系，二是中国模式可以被其他国家所借鉴和学习。譬如，中国形成强国家能力并用以推动产业升级和转型的经验，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参考。再如，中国建立相对稳定的政治社会秩序的经验对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具有参考价值。

这两层内涵都是比较政治学的内容。因此，对中国模式的总结以及将中国模式置于国际比较的视野当中，可以进一步激发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比较政治研究是一个国家强大与否的重要标准。比较政治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为世界贡献自己的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讲，比较政治研究是一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能成为超级大国，不仅是因为美国的硬实力居世界首位，同时还因为世界上的许多规则和标准都是由美国制定的。换言之，支撑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文化影响力。美国的政治模式、消费文化以及美国梦构成了美国软实力的组成部分，而美国的比较政治研究则在美国文化向世界传播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比较政治研究的另一重要目的则是充分了解世界。中国经济的持续成长和中国海外利益的拓展，迫使中国必须更加积极和主动地了解世界。中国在海外投资时，需要首先对投资国的整体治理状况有充分的了解，特别是对其政权的未来变化要有一定的研究和判断，否则很容易造成海外投资的损失。另外，中国要成为开放的大国，就要有动力和有信心了解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只有充分地了解世界，才可以更为完整和客观地认识自己。越希望成为世界性大国，越要虚心地向世界求教。这里也要充分地意识到，中国的国家治理仍然存在许多的缺失和不足。从模式来看，中国的国家治理与法国、德国的经验有类似之处，即先形成强大的国家，然后再进行赋权化/社会化的治理转型。因此，中国的国家治理研究不仅需要研究中国经验对世界的意义，还需要谦虚地继续向世界学习。中国国家治理的研究者需要在世界文明的坐标中找到中国的位置。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味着，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还存在进一步现代化的空间。首先，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还不够完善。中国的秩序系统已经比较发达，同时中国的创新系统也有长足的发展。然而，中国的赋权系统还不够完善，或者说，中国国家治理中的“政治输入”还不能完全匹配“政治输出”。提出要“切实防止出现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正是此处的题中之义。未来中国赋权系统的完善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增加人民代表大会在政治代议和决策审议过程中的实际权力;二是增加人民政协在政治协商过程中的实际权力;三是推动党群协商以增加群众意愿对党的直接输入。其次，中国的国家治理能力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相比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的国家治理能力已经很强，特别是在资源汲取能力和秩序稳定能力这两方面。然而，如前所述，国家治理能力还应该包含公共服务提供能力和公共危机应对能力，而这两点内容则具有一定的变动性和不确定性。例如，公共服务提供能力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要求是不同的。伴随着生活水平和审美能力的提高，人们对公共服务的要求和界定也不一样。因此，公共服务提供能力是一种相对变动的并且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要求。公共危机应对能力也具有不确定性。公共危机应对是一种非常态的事件，而这种情况很难在常态下训练和形成，所以公共危机应对的能力准备也很难有明确的尺度。因此，这两项内容的能力需要不断地进行提升和现代化。同时，国家治理能力还存在一个效率标准，即不能只看实现这些能力的效果，而且还要计算治理能力的效果与成本之间的比值。换言之，治理能力的使用要更加符合科学规律和效率原则。

五、结语

政治论文范文第4篇

1.学科建设基础薄弱

缺乏顶层设计和问题意识。思想政治理论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实践性和发展性，是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对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然而，在现实的教育教学过程中，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理念将意识形态“泛化”和“标签化”，教学过程教条化，教学内容干瘪化，教学实践脱离社会现实。由于忽视学科建设，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理念日益偏离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核心，因此，加强学科建设，强化顶层设计和问题意识，是探索先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理念的现实基础。

2.课程建设力度不够

缺乏制度保障。课程建设力度最突出表现在评价体系上，应试教育的评价体系仍占主流，课程教学过于强调对理论的死记硬背，教学内容恪守教材，脱离于社会现实，校本教材编撰没有地方性和特色性。同时，一些学校在进行制度设计时，缺乏针对性，制度的存在只是应付检查或评估，没有将这些制度真正落到实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教学理念的变革又是这项工程的核心和关键所在，通过什么样的理念和方法把教材内容内化为学生头脑中的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不仅要求教师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还要求教师具有先进而科学的教学理念，只有如此才能把思想政治理论课从刻板教条中解放出来，从泛化的意识形态中释放出来。教学理念的生成和创新，关键在于两点：“第一，要把握教材教学要点的精神实质；第二，要真正了解和理解当代大学生在想什么？他们希望我们教师讲什么，他们存在的思想问题是什么。”这些都是需要我们的老师去加以深入理解和实践的。

二、医学院校应树立四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理念

1.意识形态理念

意识形态理论奠基人为法国哲学家拖拉西，后经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哲学家继承发展和批判创新。而意识形态理论的集大成者为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是社会的产物，以语言为载体，是社会生活过程在人脑中的反映。意识形态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就是在意识形态批判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根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归根到底是“对经济基础的反映，意识形态并不是社会的奢侈品，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经济基础的需要。所以，意识形态的根本宗旨乃是服务于经济基础。”[3]2013年8月19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召开，出席并作重要讲话，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工作，宣传思想工作一定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基本职责，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坚持意识形态理念应从四个方面着手，第一，从综合国力和民族凝聚力角度着手，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学生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从而拓展教学视野。第二，以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深刻复杂性为主线，结合最新形势与政策，充实教学内容，坚定学生的政治立场。第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必须从我国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和改革开放的深化、利益格局、分配结构的调整这个高度进行深入探索，引导学生认清在复杂发展情境下，如何看待发展中的机遇与挑战，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如何正确辨析发展进程中的主流与支流，大方向与大趋势。第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深刻领会“四个讲清楚”，准确理解和把握新时期意识形态工作的复杂性和新特点。“四个讲清楚”第一次明确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反映中国人民意愿、要求和诉求，因此，要引导学生明白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是国家、团体、个人的本质表现，具有价值导向、动力激发和民族凝聚的重要功能。

2.敬畏生命理念

医乃仁术，医学更强调防病治病，救死扶伤的义务，把挽救生命作为第一要务。在中国传统医学中，医生十分重视技术与医德统一性，如孙思邈的“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郭玉的“仁爱不矜，虽贫贱厮养，必尽其心力。”这些观点充分反映中国传统医学崇尚生命价值的伦理理念。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医生的医疗实践目的与医学目的日益背道而驰，不道德医生为某些利益而做出有损患者生命的医疗行为，面对矛盾重重的医患关系、红包问题等，如何提高医学生的职业道德素养，认同医学职业精神？在思政课教学中贯穿敬畏生命理念应是当务之急。敬畏生命，促进生命成长，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可缺少的内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发点是立德树人，所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者应具有清醒的生命意识和情感，尤其是医学院校，更应将培养学生珍视生命、直面生命、体会生命的温度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种追求和生命自我理解、自我超越的过程，把关爱生命的这种意识和理念转化为生命文化的自觉，并作为一种生命力而存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生命就在于“对人之生命意义引导，人之尊严引导，人之生活引导，人之德性引导，人之求知引导，人之智慧引导。”医学人文精神是“伴随医学产生以来同时形成的一种职业精神，一种职业规定性。它充分体现医学科学的本质特征和医疗职业的理性自觉，是医学科学和医疗服务的价值目标的理性提升，其核心内容是对人的生命的尊重与敬畏。”医学人文精神通过对现代医疗技术本质的把握和医学科学成果的吸纳，大大丰富和发展传统的死亡观和生命观，在尊重、维护生命和对待医学死亡的问题上积累新的经验做法，所以，医学人文精神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相融合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医学生的医学职业道德修养，有助于进一步丰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为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和针对性寻找新的支撑点；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医学生人文关怀能力，推动医学人文逐步走向体制化，从而促使医学人文发展为一种完备的理论体系。

3.团队合作理念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政治性、思想性、现实性、针对性和实践性等特点，教师只有充分理解和掌握教材，时刻关注社会热点和难点，了解大学生面对现实的困惑，从而不断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团队合作理念是思想政治教育开放性表现之一，也是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的前提，团队合作意味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践不可能完全是个人化的，它需要教师之间、师生之间的对话、沟通与合作，需要教师之间共同分享经验，师生之间通过互动彼此支持。”团队合作不仅仅是教学理念，更是一种教学实践，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融入团队合作理念有助于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师教学能力；有助于形成团队合作精神的凝练；有助于通过多种教学方法的应用提高大学生的理论水平、实践能力、问题意识和包容对话的追求。

4.终身学习理念

政治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利益集团/多元主义/精英主义/决策过程

【正文】

在当代的美国政治研究中，利益集团政治研究已成为一个重要方面。伴随着美国利益集团政治的发展，理论家们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主要包括：1)美国早期的利益集团政治理论；2)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3)精英主义集团政治理论；4)后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5)集团代表制理论。这些理论反映了理论家们对当代美国利益集团政治的不同看法，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美国政治生活的现实，为研究和分析美国的利益集团政治提供了理论依据。

一、美国早期的利益集团政治理论

（一）詹姆斯·麦迪逊的集团政治理论

早在美国建国初期制定宪法的时候，制宪者们就已经开始思考美国政治过程中有关个人代表制和集团代表制的两难问题。当邦联冲突使政府无法运转的情况发生后，“党争”给政府带来的“不稳定和不公正的影响”的问题也随之提出（注：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版，第45页。）。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中指出，“党争就是一些公民……团结在一起，被某种共同情感或利益所驱使，反对其他公民的权利，或者反对社会的永久的和集体的利益。”“党争”煽动人们“彼此仇恨”，使人们“更有意于触怒和压迫对方，而无意于为公益而合作”。但“党争”的原因“植根于人性之中”，“造成党争的最普遍而持久的原因，是财产分配的不同和不平等。有产者和无产者在社会上总会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因此，麦迪逊认为，“党争的原因不能排除，只有用控制其结果的原则来求得解决”。“自由于党争，如同空气于火，是一种离开它就会立刻窒息的养料。但是因为自由会助长党争而废除政治生活不可缺少的自由，这同因为空气给火以破坏力而希望消灭动物生命必不可少的空气是同样的愚蠢。”（注：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版，第46-48页。）

麦迪逊主张以共和政体的原则来解决党争的弊端。一方面多数人用正规投票的方法通过间接民主制来“击败其阴险的企图”；另一方面，共和政府管辖更为众多的公民和更为辽阔的国土，使派别联合不致那么可怕（注：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版，第48-49页。）。以联邦制来控制派别的祸患。

麦迪逊提出了对民主制度进行结构性保护的理论观点，成为美国提出利益集团政治理论的第一人。诚然，他所论及的派别还非属当代意义的利益集团，这从他在论述中不加区别地不断更换使用政党和派别两个词中可以看出。他的观点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事实上美国的政府结构是否真正能够保护公众利益，真正防止某些利益居于优势地位，至今仍然是个值得质疑的问题。尽管如此，他对派别的理论分析对后人产生了深刻影响，对美国当今的利益集团政治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麦迪逊的集团理论提出了美国政治中的两难问题，即公民基本权利保护和消除派别祸患之间的矛盾。这一问题一直困扰着美国的学者和政治家们，至今无法得以解决。

（二）19世纪其他学者对美国利益集团的评价

1.卡尔霍恩对利益集团的评价

美国的政治家卡尔霍恩曾任副总统、国务卿和美国国会参议员等职，于1840年提出“多数共存”理论，此理论的提出正值美国州权和奴隶制问题的辩论日趋激烈之时。

与麦迪逊不同，卡尔霍恩并不认为派别的内在本性是坏的，相反，他指出，不同集团利益的存在对于国家来说至关重要。他认为，社会中的每种利益都是影响国家政策的力量，只有由所有的利益集团构成的多数共存，才能使整个国家的政策得以发展，才能代表广泛的社会利益（注：DeniseLBaer,DavidABositis:PoliticsandLinkageinaDemocraticSociety.N.J.Pretice-HallInc.,1993,p.24.）。卡尔霍恩认为，利益往往集中于不同的地区和州，在联邦主义制度下，一些少数派的利益在自己的州里却构成多数，他强调“联合多数反对派和相互冲突的利益，将所有利益混合为一个共同的国家整体”。（注：MarkPPetracca,ed:ThepoliticsofInterests;InterestGroupsTransformed.Boulder,WestviewPress,1992,p.3.）。主张对利益团体反对国家政府的观点加以保护。尽管卡尔霍恩与麦迪逊的观点不尽相同，但他们都指出了集团存在的必要，他们的理论不同程度地影响着20世纪中期以后出现的多元主义理论，与多元主义集团理论有着密切的联系。

2.托克维尔对美国集团政治传统的评价

另一位早期对美国利益集团加以阐述的政治分析家是法国人托克维尔。他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分析了美国人聚集在一起构成利益集团并参与国内政治的趋势，认为这种状况与当时他所看到的欧洲国家的政治状况不同。他提出，“在法国，你所看到的新的事业中居于首位的是政府，在英国看到的是人的等级，而在美国，你却将一定会发现协会。”托克维尔得出结论：“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比美国更加成功地把协会的原则适用于实现众多的目标。”（注：AlexisdeTocqueville:DemocracyinAmerica.AlfredA.Knopf,Inc.,1956,p.1835-1836.）他高度称赞美国人加入协会的倾向，认为这是民主的基本养分。

此后美国的政治实践表明，托克维尔所阐述的美国社会集团发展趋势一直得以保持，与西方其他民主国家如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相比，美国人更乐于组成利益集团，并利用此类组织去采取政治行动，以实现其目标。托克维尔的这一著作在美国政治研究中极具影响，成为美国政治研究的经典之作。

二、20世纪上半叶的利益集团政治理论

（一）亚瑟·本特利的集团政治理论

亚瑟·本特利是20世纪美国提出集团政治理论的第一人，也是较系统地用集团概念解释美国政治的第一位学者。1908年，他发表了《政府过程》一书，阐述了对利益集团政治的看法。

本特利认为，集团是政治的“原材料”，社会是集团复杂的组合，政府行为是利益集团作用的结果，“排除了集团现象便无所谓政治现象”，因此，“除了集团所包括的复杂性之外，社会本身什么也不存在……当集团被充分地阐述时，一切便得以阐明……”（注：ArthurBentley:TheProcessofGovernment.Cambridge,BelknapPressof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7.p.205,p.222,p.208,p.pxix,p.269,p.272,p.415,p.417.）。公共领域的一切方面如法律过程、政党、公共舆论乃至政府本身都是集团力量在发挥作用，政治过程是集团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政府部门，包括立法部门、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均为集团作用于政府的中介，政府组织则是调整和协调各种利益的工具（注：ArthurBentley:TheProcessofGovernment.Cambridge,BelknapPressof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7.p.205,p.222,p.208,p.pxix,p.269,p.272,p.415,p.417.）。本特利将政府过程视为经常性的集团行为，即合作竞争、结合分裂和改革调整等等，最终构成反映公众需求的政策。在集团所推动的政府过程中，政党居于核心地位，政党代表集团，成为“选民的组织……”。政党为集团利益提供了一种选举工具，从而有利于集团利益的实现。政党成为“一种组织中的组织，一种能够在其他组织间进行协调的组织……”（注：ArthurBentley:TheProcessofGovernment.Cambridge,BelknapPressof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7.p.205,p.222,p.208,p.pxix,p.269,p.272,p.415,p.417.）。本特利认为，组织的重要性在于它具有代表的功能，集团的政治影响取决于它代表某种利益的能力和性质。政府的作用是去了解集团所代表的人群和利益，集团在这一过程中推动着公众利益的实现。

本特利的集团政治理论是一种经验性的多元主义理论，他在《政府过程》一书中所反映出的研究方法，与他那个时代美国政治学研究的特点明显不同。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美国的政治学主要研究和描绘政府结构、政府制度和法律，非政府组织不属正统的研究范畴。因此，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本特利的集团政治理论一直未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直到50年代中期，随着集团在日益复杂的社会中重要性日渐增长，一批学者开始对集团政治问题加以研究，此时，本特利的理论才重新受到关注，其著作开始被一些学者称为“曾经撰写的关于政府的最重要的著作”（注：RonaldJHrebenar:InterestgrouppoliticsinAmerica.N.Y.,M.E.Sharpe,Inc.,1997,3rd.ed,p.21.）。

（二）戴维·杜鲁门的集团政治理论

戴维·杜鲁门是50年代美国研究利益集团政治的最为著名的学者。他继续了本特利的研究，并追寻到早期麦迪逊的派别研究。与本特利一样，杜鲁门给予集团以积极的评价，认为集团是美国民主过程中基本的和积极的成分。杜鲁门认为，“在任何复杂的社会中，个人较少直接受到社会整体的影响，而较多地不同程度地受到社会各个部分或集团的影响。”（注：DavidBTruman:TheGovernmentProcess.N.Y.,AlfredKnopf,1951,p.15,p.4-15,p.57,p.64,p.139,p.368,p.523.）他将集团视为观察世界和社会的基本出发点，提出，“集团的经验以及与个人的联系是基本的……通过集团，人们去了解、解释他们存在于其中的社会，并对社会做出反应。”他认为，社会是一幅拼图，反映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并引导着参与者的态度和行为（注：DavidKRyden:RepresentationinCrisis:TheConstitution,InterestGroups,andPoliticalParties.Albany,StateUniversityofNewYorkPress,1996,p.70.）。杜鲁门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社会心理学和人类学基础上的经验性研究，他将美国政治和政府描绘为不同利益集团相互作用和讨价还价的复杂的结合物，提出“人是社会的动物……人之所以成为人是因为与他人的交往。”（注：DavidBTruman:TheGovernmentProcess.N.Y.,AlfredKnopf,1951,p.15,p.4-15,p.57,p.64,p.139,p.368,p.523.）一旦具有共同态度的人群达到一定的规模，便需要发展某些程序去对某些行为做出决定，去解决分歧。正式利益集团是作为一种调整集团内部成员间的关系和调整与其他集团间关系的工具出现的。如美国的工会组织，当工人们具有一定的技能，发生经常性的交往时，便组成工会以稳定他们相互间的关系，并且为保障自身利益去与雇主进行谈判。同样，大多数贸易协会、职业组织和农业团体也产生于其成员间的相互交往，他们有共同的利益，相互支持，共同面对社会问题，属于商业圈子中人群的集合。

此外，当人们面临挑战时，潜在的利益或“潜在的集团”也会组织起来。杜鲁门在经验性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当社会发生突变时，当社会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时，当相互作用的模式被打乱时，新的集团就会重新组织起来。他认为，在现代社会的专业分工引起“社会迅速变化的历史时期，当人们的期望持续受挫时，便趋于建立组织，这样的组织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注：DavidBTruman:TheGovernmentProcess.N.Y.,AlfredKnopf,1951,p.15,p.4-15,p.57,p.64,p.139,p.368,p.523.）

与本特利不同的是，本特利是用集团去描绘政府，而杜鲁门则强调集团本身，强调集团的性质和集团组织的特征，提出集团的组织特征是它表现出来的在原则上和目标上的凝聚力和团结一致性。杜鲁门认为，政治分析有赖于对集团仔细加以分类，研究集团的易变性和它所具有的动力，以及一切能够反映集团现实的内容（注：DavidBTruman:TheGovernmentProcess.N.Y.,AlfredKnopf,1951,p.15,p.4-15,p.57,p.64,p.139,p.368,p.523.）。由于杜鲁门对集团民主性的理想化观点，使他对集团在政治中的作用持一种非常积极的看法。在他看来，集团组织会自然地采取一种民主模式，以免内部发生分裂或使组织行为失去效力。反之，集团的凝聚力使冲突发生于集团间，通过冲突发生政治分裂与联盟，最终形成共同利益。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一定政治目标的集团努力影响政府决策，政策结果成为集团作用于政治过程的结果。杜鲁门认为，集团的种种作用均具有合法性，它意味着社会中整体利益的调整（注：DavidBTruman:TheGovernmentProcess.N.Y.,AlfredKnopf,1951,p.15,p.4-15,p.57,p.64,p.139,p.368,p.523.）。杜鲁门将集团视为参与的工具，通过这种工具，个人寻求政治权力，集团成为各个层次的政府过程的核心，并寻求影响政府行为。这种集团形成的公共领域具有积极的多元主义的价值，多元政治使各种不同的集团具有多个点进入政府决策系统，最终产生一种稳定的理想的决策机制（注：DavidBTruman:TheGovernmentProcess.N.Y.,AlfredKnopf,1951,p.15,p.4-15,p.57,p.64,p.139,p.368,p.523.）。政治集团是民主的基础的观点构成了杜鲁门多元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

杜鲁门对于集团政治理论的贡献在于他对集团在政府和政治中作用的综合解释。他于1951年发表的具有影响的政治理论专著《政治过程》一书，进一步奠定了经验政治理论的基础，他的理论观点在学术界得到了响应，使20世纪50年代成为美国“利益集团理论的黄金时代”（注：RonaldJHrebenar:InterestgrouppoliticsinAmerica.N.Y.,M.E.Sharpe,Inc.,1997,3rd.ed,p.21.）。但他的论述中忽视了社会中那些具有共同利益却未能有效组织起来的人群，因此受到后来学者的批评。

三、多元主义的集团政治理论

美国的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产生于50年代，它与早期麦迪逊关于派别的理论观点相联系，并且与20世纪上半叶本特利和杜鲁门的理论观点一脉相承。其代表包括厄尔·莱瑟姆、罗伯特·达尔和V·K·基等。

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又可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为经验的多元主义理论，另一种为政治的或称为规范的多元主义理论。经验的理论阐述政治现实是怎样的；而规范的理论则阐述政治现实应该是怎样的。多元主义的理论家认为，多元社会源于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的分工，出现新的区别于以往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组织，新的社会关系得以发展，从而使新的以共同利益为核心的集团油然而生。在复杂的多元主义社会中，大量社会组织如种族集团、工会组织和教会组织等等以共同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认同为中介而形成。他们认为，在现代社会中，集团具有重要作用。集团是个人和大范围的国家政体之间的中介，是领袖和公民之间联系的媒介。在多元主义社会中，领袖需要依赖人们的广泛支持，这种支持通过选举和集团参与来体现。当集团较为强大，能够使个人不受煽动蛊惑时，社会就能保持稳定。

V·K·基提出政治制度是由集团构成的观点，他认为，“集团力量是政治过程中生气勃勃的力量，理解美国政治必须了解主要的利益以及他们在公共政策中的作用。政府权力的行使在很大程度上是去实现合理的集团目标，协调集团冲突……因此，理解压力集团及其利益是政治家必须做的事（注：V.O.Key:PoliticspartiesandPressureGroups.N.Y.,ThomasY.CrowellCompany,1964,5th.ed.p.17.）。他认为，公共秩序是集团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政治权力的分配和政策的构成源于“竞争着的利益的不稳定的平衡”（注：V.O.Key:PoliticspartiesandPressureGroups.N.Y.,ThomasY.CrowellCompany,1964,5th.ed.p.20.）。他的论述反映了多元主义集团理论的观点。

多元主义理论家认为，正式的民主过程即选举具有局限性，尽管选举结果能够反映多数人的选择，但却不能保证决策结果能够反映多数人的意志。政府决策“总是满足那些相对小的集团。”（注：DavidKRyden:RepresentationinCrisis:TheConstitution,InterestGroups,andPoliticalParties.Albany,StateUniversityofNewYorkPress,1996,p.73.）因此，须通过集团间的相互作用和竞争去满足多元社会的要求，一致性要通过复杂的过程，涉及多种问题、多个集团、多成员、多资源和多个进入点，最终汇合为公共利益。

多元主义理论家提出，多元化的政治过程是动态的，随着集团对现实状况、对政府行为或其他集团行为的反应而变化。决策也更多地反映着新的社会状况，并不断受到集团力量的冲击。特有的问题产生特有的集团联盟，当某集团形成时，平衡的状况会有变化。当集团发生调整变更时，其自身利益的内容也会产生变化。当“一个阶级或集团对现行状况不满时，政治过程便发生运转，从而产生一种新的平衡。”（注：V.O.Key:PoliticspartiesandPressureGroups.N.Y.,ThomasY.CrowellCompany,1964,5th.ed.p.40.）总之，公共政策是多数集团寻求进入公共权力的相对平衡的结果。

这种关于集团动力的多元主义理论强调开放的、动态的而非封闭的、停滞的决策过程，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政治很容易为集团力量所渗透。达尔十分肯定地提出“政治阶层不同部分的独立性、渗透性、异质性保证了任何不满的集团都能在政治领域中找到代言人。”（注：RobertADahl:WhoGoverns?DemocracyandPowerintheCity.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61,p.93.）多元主义理论设想了一种资源十分分散，权力和影响广泛分布于各种集团的制度。没有任何集团能够控制决策过程，也没有任何集团不具影响。集团之所以具有这种政治地位，是因为在日益复杂、日益专业化的社会中，它满足了填补政治制度空缺的需要，成为公共政策机制的补充部分。

多元主义理论家并不否定美国现行的制度，相反，它强调多元主义存在于现行的政党制度之中。萨托提出了“政党多元主义”的概念，强调政党和集团间的平衡关系。政党需要集团，以构成联盟去赢得选举，使集团有可能通过推举候选人，支持竞选，去寻求自己的目标，最终通过获胜的政党去影响决策。这种政党与集团间的关系保证了集团进入决策过程。当然，集团对于政治过程的涉入仍然需要受到某种控制，当集团的利益与公共利益相悖时，集团有责任调整自身，修改自身的政策目标。同时，集团间相互对抗本身也是对集团行为的自然限制，在集团间的相互对抗中公众最终从平衡和对峙中获利。政府成为集团冲突的调解人，保证集团在规则范围内的参与，使集团行为的结果最终有利于公众。

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与麦迪逊理论观点的不同点在于：麦迪逊更多地强调共和制，而多元主义理论家们则强调多元主义社会不仅要保持稳定的共和制，还应该是民主的。麦迪逊视派别为一种“祸患”，而多元主义的理论家们则更多地从积极的方面看待集团，认为集团的存在有利于政治制度，因为它能够在政府面前反映选民的意愿，使社会的许多利益通过组织的游说，通过集团和政府间的讨价还价，达成妥协和一致，最终使决策能够反映公众的利益。

美国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的基础和核心是个人主义的，它源于美国人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和信仰。集团成为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观念的一种体现，即通过集团力量的平衡去体现个人的利益和独立性。

多元主义理论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经验性的科学理论基础，一度为政治学界所普遍接受，成为美国政治学中解释美国政治权力的一种重要理论模式。60年代，多元主义开始在理论上受到批判，随着民权运动的爆发，黑人、妇女被排除于政治制度之外的现实，使人们对多元主义理论提出了质疑，反越战的浪潮使人们对政府行为失去了信任。因此，多元主义将利益集团视为民主决策的基础的观点似乎失去了市场。利益集团由于在理论上不能得到庇护而受到越来越多的攻击。

四、精英主义的集团政治理论

精英主义是与多元主义相对立的一种集团政治理论，它的基本观点是：精英控制着美国政治并且控制着重要决策。美国关于精英问题的研究始于1960年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关于精英问题的争论。社会学家弗洛伊德·亨特的“声望理论”提出，精英控制着所有重要决策，而以罗伯特·达尔为首的多元主义政治学家则通过经验研究的方法提出，在政治决策研究中可以发现许多集团参与于决策冲突之中，两种看法截然相反。

美国的古典精英主义理论家包括加埃塔诺·莫斯卡、维尔弗雷多·佩尔托、马克斯·韦伯、罗伯托·米歇尔和莫里斯·迪韦尔热等。其理论涉及领袖的性质，精英的必然性，精英的资源、选拔和社会化，精英阶级的渗透性，精英的可变性，精英的循环性，精英与非精英的相互关系等等。古典的精英主义理论家认为，在任何社会中，精英都是不可避免的。原因有二：第一，人本身是有区别的，一部分具有天分，寻求获得权力，而另一部分则并非如此；第二，所有的组织都不可避免地会为少数人所推动。在精英理论中，政治社会化成为精英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组织的存在成为一种需要，并成为一种价值体系。组织将这种价值传递给其成员，其成员在组织中学到许多东西，从而也体现了自己的价值。因此，事实上，使价值社会化便成为组织的一个任务。人们在社会非正式交往中或通过正式组织的训练去实现社会化，精英在其中发挥着作用。

美国当代精英主义理论家的代表主要包括E·E·斯查特斯奇内德、C·赖特·密尔、西奥多·洛伊和罗伯特·索尔兹伯里等。他们提出，多元主义理论家对于研究为什么一些问题被列入政治议程，而另一些问题却没有被列入议事日程并不是一种好的理论方法，要了解美国的政治权力，有必要了解政治议程的形成（注：AnneNCostain,AndrewSMcFarland,eds:SocialMovementandAmericanPoliticalInstitutions.Lanham,Rowman&LittlefieldPublishers,Inc.,1998,p.8.）。意即精英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议事日程。

洛伊和斯查特斯奇内德等人还提出了多元精英主义的理论观点。认为，在美国，权力是分散的，但这种分散的权力并非被广泛地分享着。相反，在美国，权力分散于许多不同的精英手中，每个精英趋于控制一个公共政策的特别领域，构成多元的精英主义。这种特别的精英包括少数制造商公司的联盟、国会重要委员会中的少数成员、以及政府机构和管制委员会中的少数成员。对这些人来说，为保护自身利益而组织起来并保持其联盟并不困难，他们的利益通常与消费者或广大公众的目的相冲突，而广大消费者或公众却处于无组织状态。多元精英主义理论家认为，一些政策领域，如运输业、航空贸易、核能电力、银行利率、政府土地的牧业管制、联邦土地保护基金、糖业、花生、桔子和其它农产品的价格保护、以及军用飞机和其他贵金属的获得等等在多元精英主义的制度下均控制于不同精英手中。这些精英寻求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制度下，消费者、纳税人或大众的利益得不到反映（注：AnneNCostain,AndrewSMcFarland,eds:SocialMovementandAmericanPoliticalInstitutions.Lanham,Rowman&LittlefieldPublishers,Inc.,1998,p.9.）。

在美国，多元精英主义理论一度成为一种非常吸引人的理论，它在分散的政治制度中设定了一种分散的精英控制政治权力和政策过程的模式，批评这种制度，主张维护广泛的公众的利益，进行制度性改革。

总之，精英主义是与多元主义相对立的一种集团政治理论，它的基本观点是：精英控制着美国政治并且控制着重要决策。80年代，它为后多元主义的集团政治理论所取代。

五、后多元主义的集团政治理论

（一）对经验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的再思考

60年代以来，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受到各个方面理论家的批评，甚至连早期的多元主义理论家查尔斯·林德布鲁姆和罗伯特·达尔都放弃了原有的主要观点。但多元主义理论在学术界仍具有深刻影响，仍吸引着许多著名的学者。学者们仍然肯定多元主义理论家关于集团存在的基本价值，关于集团在社会化过程中主要作用的论点。许多反多元主义理论的学者仍然赞同麦迪逊关于利益存在对于自由是必要的、不应被取消的观点。因此，当多元主义理论受到种种批判的时候，戴维·杜鲁门多元主义经验理论著作中关于集团发展变化的基本阐述仍为多数学者所接受。美国政治本身的复杂性使学者们至今尚不能提出一种完整的理论去取代多元主义，仍不能解决早年麦迪逊所提出的关于派别的两难问题，而多元主义又是在很大程度上追寻麦迪逊的观点所提出，强调决策过程中相互竞争着的利益集团间存在相互反对的自然倾向。因此，人们只要依然承认麦迪逊提出的两难问题，就不能完全否定多元主义理论。

在研究中，政治学家们试图同时运用多元主义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去解释利益集团以往几十年中组织起来的原因。结果表明，经验性的研究和多元主义理论仍有一定价值和部分精华，在集团政治研究中仍具有明显效用。

反对多元主义的理论家不赞成多元主义中关于利益集团有益于民主政治的观点，强调利益集团政治并不是充分动员大多数人，已有的利益集团的聚集限制了新的集团的进入。然而从当代美国政治变化的现实看，这些观点并不那么符合实际。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的利益集团政治发生了巨大变化，集团政治迅速发展。首先，老的集团变得更加积极，在游说政府方面更加职业化。据贝里80年代中期的统计，63%的公司公共事业部门使其办公室升级，增加了办事人员。大约有400家公司在华盛顿设置了办事处（注：JeffreyMBerry:InterestGroupSociety.LittleBrown&Co,Inc.,1984,p.21.），在华盛顿为游说服务的律师也明显增加。其次，新的集团迅速增多，杰克·沃克80年代调查了564个院外活动组织，其中三分之一是1960年到1980年期间建立的（注：DeniseLBaer,DavidABositis:PoliticsandLinkageinaDemocraticSociety.N.J.Pretice-HallInc.,1993,p.52.）。凯·施洛兹曼和约翰·蒂尔尼80年代的研究表明，40%的院外活动集团是1960年以后组织起来的，25%是1970年以后组织起来的（注：DeniseLBaer,DavidABositis:PoliticsandLinkageinaDemocraticSociety.N.J.Pretice-HallInc.,1993,p.53.）。

随着利益集团政治的发展变化，一些理论家提出新的看法，强调利益集团数量的迅速增加并没有导致极度的多元主义的出现，讨价还价的过程变得更加复杂，由主要的行为者来进行控制和协调变得更加困难，联盟之间冲突的可能性加大（注：RichardAHarris,SidneyMMilkis,ed:RemakingAmericanpolitics.Boulder,WestviewPress,1989,p.239.）。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利益集团数量增多，冲突加剧，面对新的政治现实，多元主义理论精英主义理论乃至多元精英主义理论都已不完全适用，政治结构的变化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来加以说明。

（二）后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的提出及其观点

20世纪70年代末，反对多元精英主义理论的趋势加强。研究院外活动和决策过程的学者们发现，集团而不是精英对公共政策有重要的影响。如在空气污染问题上，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环境集团对此类公共政策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其他领域情况也一样。同时，也有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在产生着抵消作用。在《管制的政治》等著作中，詹姆斯·威尔逊和他的学生认为，环境保护主义者和其他利益集团是一种有组织的抵消的游说力量，他们降低了具有统治地位的经济利益在某些政策领域中的影响。甚至政府也常常在游说着其他政府，如地方的城市和县政府游说着华盛顿和其他地方的政府。政治学家沃克等人认为，那些非利润组织的游说在日益增加，如教会、医院、高等院校集团、职业性集团和意识形态集团等等。学者们发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华盛顿游说的数量大大增加，尽管他们认为这并没有改变游说中企业集团居于主导地位的状况。

此外，反对多元精英主义理论的学者认为，美国的政府机构常常独立地影响着决策，而不是受到压力集团的影响。斯蒂芬·克拉斯纳在他1978年的《捍卫国家利益》一书中提出，美国联邦政府的国务院常常是自主地保卫国家利益，而不是仅仅面对利益集团的压力。在《建立一个新美国》一书中，斯蒂芬·斯科龙涅克提出，从1877年到1920年，职业化的军官、公务员、独立管制委员会的成员竭力避免受压力政治和赞助人的控制（注：MarkPPetracca,ed:ThepoliticsofInterests;InterestGroupsTransformed.Boulder,WestviewPress,1992,p.66.）。威尔逊将一些政治领袖称为“政治企业家”，他们组织起广泛的分散的利益，利用这种力量去抵消游说的作用，从而增强了政府的自主性趋势。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治学界绝大多数学者赞同政府机构常常能够自主地影响公共政策的观点。马克·P·彼得拉卡将有组织的经济利益影响决策的状况，抵消或相反力量的游说，以及自主地行动着的政府官员这三种常常出现在决策过程中的力量称之为“权力的三合一”，以之作为决策过程的一种分析模式（注：MarkPPetracca,ed:ThepoliticsofInterests;InterestGroupsTransformed.Boulder,WestviewPress,1992,p.67.）。他认为，在研究其他影响决策的重要因素（如总统、国会、法院、专家和利益集团等等）时，均可与这三种因素相联系。

后多元主义理论家对政治过程中相互作用相互抵消的力量加以解释，提出，第一种相互作用相互抵消的力量是有组织的经济精英之间经常性的相互制约的作用（早期的多元主义理论家曾提出这一观点）。如，糖的种植者进行游说，主张进口限额，而可口可乐和糖果生产者却主张放宽进口政策。双方相互角逐，力量相互抵消。第二种相互作用及相互抵消的力量即“问题网状系统”。人们关注各种不同的公共政策领域，相互交往，形成政策问题的网状系统。如烟草政策问题，这一问题不仅涉及种植者、生产者，还涉及科学家、公共健康专家、律师、政治家、媒体人士等等。在这种涉及面极广的“问题网状系统”中没有哪个单独的精英能够左右此类政策的制定。此类问题的解决、政策的制定成为一种政治过程。第三种相互作用相互抵消的力量表现为赞助人的作用。杰克·沃克在研究中注意到，许多集团都有赞助人，他们为组织和集团提供经济上的援助。其中最重要的赞助人是美国联邦政府，它常常通过组织会议、组织咨询机构的方式使一些组织得以成立，并通过拨款、补贴支持这些组织。其他赞助者还包括基金会、老的集团组织和富有者等。

根据后多元主义理论，社会运动是抵消、对抗精英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力量。如环境利益集团、非裔美国人利益集团、妇女集团、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集团等，都是政治过程中的重要行为者，并且有能力向精英挑战。这些组织在社会运动中发展起来，成为后多元主义理论中的基本因素。

六、集团代表制理论

在美国的集团政治研究中，一些学者还提出了一种较为激进的理论，即集团代表制理论。代表人物有艾丽斯·马里恩·扬、拉尼·吉尼尔和罗伯特·格拉迪等。

艾丽斯·M·扬认为，公正是民主过程的基本目标，民主应该是邀请所有受到决策影响的集团和利益参与的结果。她强调“民主多元主义”，即在承认集团间社会和文化区别基础上的平等。提出，社会正义要求公众间相互交往，强调公众是不同种类的集合，要相互尊重和承认。她呼吁通过“那些受压迫的集团的特别代表”在公众面前表达他们对问题的特有的理解，以集团为基础进行投票，以此来保证人们能够听见那些受压迫的或处于不利地位的集团的声音和看法（注：IrisMarionYoung:JusticeandthePoliticsofDifference.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0,p.92,p.163,p.168,p.119,p.183-184,p.95,p.167;"PolityandGroupDifference:ACritiqueoftheIdealofUniversalCitizenship".Ethics99,1989,p.250,p.261,p.258.）。扬认为，那些拥有充足资源的组织事实上已经得到承认，因此她只强调居于劣势的集团的代表性，而并不提倡一种全面的集团代表制，这使她的理论带有较为明显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拉尼·吉尼尔的利益代表制理论提出，政治上的平等非仅仅使人们听到处于不利地位的集团的声音，而是要求政治结果真正能够反映社会的多种利益。集团“充分有效的参与”权利要求在政府的结果中得到平等的反映（注：LaniGuinier:"NoTwoSeats:TheElusiveQuestforPoliticalEquality".YaleLawJournal97,1988,p.1539,p.1588.）。吉尼尔认为，除非能够确实证明立法结果的公正性，否则政治代表性就是失败的。政治代表制的目的在于社会底层人的政策要求得到满足。但她反对通过少数人集团自己选举代表来实现利益代表制的主张。拉尼·吉尼尔的利益代表制理论与艾丽斯·M·扬的观点具有相似之处，但她进一步反映了要求政府决策真正反映少数派利益的愿望。

罗伯特·格拉迪所述的集团代表制涉及的面较扬和吉尼尔涉及的面要宽。扬和吉尼尔仅涉及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地位低下的集团的代表性问题，而格拉迪则提出了“功能性的民主的选民”的概念。主张改变以往传统的以地域为基础的代表制，认为以往那种地域代表制在当代社会中已不再适用，相反，具有共同利益的人们涉足于“功能性的协会”中，这种“功能性协会成为人们分享共同价值的源泉，并管辖着有效的政治参与。”（注：RobertCGrady:RestoringRealRepresentation.Chicago,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1993,p.163.）尽管如此，他所提倡的那种以功能性的选民为基础的代表制在实践中究竟如何操作，却是个很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