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的意义
政治经济学的意义范文第1篇
第一，社会经济发展过程表现为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四个环节同时存在并且相互转化的过程。这四个环节之间存在着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但是生产在其中始终起着支配的作用，社会生产过程的性质和特点始终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性质和特点。因而，必须始终重视生产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地位，同时又必须高度重视分配、流通和消费对于生产的巨大反作用。认识经济发展问题，必须始终坚持从生产出发去进行分析的方法论原则。颠倒生产与其他几个环节的关系的观点是错误的。第二，在社会生产中，始终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及其对立统一关系。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过程来看，生产力的不同发展阶段决定着生产关系的不同性质；但是，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下，生产关系及其具体形式对生产力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甚至决定性作用。因而，片面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是一种庸俗机械的唯物主义观点，片面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或决定作用则是一种唯意志论和唯心主义观点。第三，社会经济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其中既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运动这样的一般规律，同时，不同性质和阶段的社会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又具有不同的特殊规律。因而，仅仅从抽象的、一般意义上去谈经济发展是没有意义的；仅仅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出发去解释和解决特殊条件下的经济发展问题则是无效的。第四，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其特殊性在于它以追求无止境的价值增殖或赚钱为目的，因而，剩余价值规律支配着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全部过程，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发展生产力是资本获得剩余价值的手段，与此同时，生产力的发展又与资本的内在要求相矛盾。第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表现在各个方面：（1）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含义正在于同一劳动时间内生产的商品更多，从而单位商品的劳动量及价值量必然下降，可是资本追求的恰好是剩余价值，而不是物质财富。这样，资本生产的商品越多，单位商品的价值以及剩余价值就越少，从而平均利润率具有一种下降的内在趋势，这就迫使资本更快地积累并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使同一单位的资本获取的剩余价值会更少，平均利润率进一步趋于下降。这就形成一种循环，正是这一循环推动着资本主义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2）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的实现以及剩余价值的实现需要一系列严格的前提条件，这些条件最重要的是：必须有足够的市场购买能力能够消化或购买大量生产出来的商品。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恰好不能保证这一点，原因在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与生产供给相比总是不足的，因为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必然造成财富占有在资本一方和劳动一方的两极分化。除此之外，资本主义生产表现为一种无政府状态，即使是资本之间的相互需求也具有不确定性和经常的不平衡。因而，生产之间的矛盾以及生产与最终消费之间的矛盾，是一个标准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型无法解决的问题。于是，这些矛盾总是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方法来进行一种强制性的解决。（3）资本为了获得利润或收益的最大化，在职能资本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一个庞大的信用制度和信用系统。信用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资本的集中和一定阶段的经济增长，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创造出一套投机和欺诈机制，使现实资本更多地转化为虚拟资本，从而产生了国民经济金融化，并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最终必然产生金融危机并进一步引发经济危机。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自1825年以来，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矛盾产生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于是，产生了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但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及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所以，出现了1970年代长达十年的滞胀。滞胀之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采取新自由主义政策，虽然短时间内经济增长状况有所改观，但是最终又产生了新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和经济发展的持续低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发展的基本理论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实践都表明：迷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没有出路的。因此，在我国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必须坚决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理解和思路，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只有这样，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
二、经济体制的改革才是治本之策
之所以必须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来看待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问题，不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理论基础，而且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中国经济发展状况越来越接近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做的分析。概括起来说，由于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同时又发展出大量的私人资本，并且公有的生产资料也采取了资本的形式，市场与资本叠加，使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更加接近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进行的分析及其所得出的基本结论。因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具有现实性和有效性。但是，我们不能将中国经济完全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这是因为中国不仅存在大量的公有企业和农村土地集体公有制，而且我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始终起着主导性作用。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实践表明，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同时又必须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从理论上来说，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决定了一定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角度来看，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在于地方政府在实际职能上的企业化。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一方面造就了中国经济在一定阶段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又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体制性根源。自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表现出一系列问题：对外贸易增长乏力、部分产能严重过剩、产业结构失调、技术创新能力不足、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资源生态危机等等。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些问题都具有供给侧的性质。因而，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符合实际的。但必须深究的问题是，产生供给侧问题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不找出产生问题的真正原因，必然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问题，可以从多种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但是，必须抓住中国经济发展的“牛鼻子”，这个“牛鼻子”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特殊经济体制以及由此产生的特殊经济增长模式。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指出的那样，全面深化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是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其中，如何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尤为重要。因而，改革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模式才是治本之策。因而，改革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特别是改革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如何通过改革，使地方政府一方面在经济增长中继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又能够贯彻落实中央制定的综合改革和发展目标，这是能否解决供给侧问题以及能否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重要环节和关键。
三、全面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政治经济学的意义范文第2篇
［内容摘要］本文分四个部分：从教化工具到大众文化的移位；市场与政府的双重力量；生产流通的“准市场化”；输入与输出的文化接近现象。对作为重要文化现象的“中国电视剧”作了全景式的描述、阐释与分析。 ［关键词］中国电视剧；大众文化；意义；生产；消费 电视剧可以说是中国大众最喜爱的一种虚构性叙事形态，它一方面成为当代人生活、情感和社会演化的“见证”，同时它的发展过程也成为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组成部分。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中国电视剧的发展处在有中国特色市场与行政双轨运行的背景下，一方面受到国家政权的控制、干预和引导，同时又受到市场消费文化的强力冲击，成为当代中国媒介在各种权力角逐中演变历程的缩影。它不仅反映了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分化和冲突，同时也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时代风尚、价值观念、文化潮流产生着复杂和深刻的影响。我们只有分析了中国电视剧在国家和市场的双重制约下特殊的生产和流通方式才能真正探讨中国电视剧的政治经济学处境及其在中国媒介变革、社会变革中的角色和地位。 从教化工具到大众文化的移位 中国电视剧诞生于1958年，当时是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以后的第9年。这以后，中国经历了多次影响甚巨的政治运动，继与英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全面对抗和隔绝之后，60年代又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分裂，随后则经历了重新调整权力结构的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处在实验阶段的电视剧始终是整个国家政治文化的一部分。由于电视媒介的发展在中国还刚刚起步，所以这一时期的电视剧并没有能够成为大众文化，对当时社会现实没有产生广泛影响，即便作为政治宣传工具，电视剧也不能与当时中国的印刷媒体和广播、电影等媒体的重要性相比。 1976年以后，中国进入了以“改革开放”为途径、实现“现代化”为目标的“新时期”，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展、全球化政治经济文化的冲击和消费社会的逐渐形成，中国电视剧在中国电视成为大众媒介的同时，也在国家和市场的双重制约下，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国家意识形态和大众意识形态相互冲突、互相妥协、相互融合，反映了中国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现实。中国电视剧也因此经历了从宣传工具到大众文化的转变，不仅体现了电视剧本身的历史，同时也体现了中国社会的历史。正是“历史”，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电视剧的生产，流通和意义。 在这一时期，电视媒介经济运作方式的变化，对电视剧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1979年1月28日，上海电视台播出了一则1.5分钟《参桂补酒》的广告，这是中国电视历史上的第一条广告，这意味着市场经济力量开始进入一直被看作“党和政府喉舌”的电视运作之中，电视节目制作在政府资金以外获得了新的资金渠道，电视也开始受到政府以外的市场力量的制约和影响。1979年12月，中央电视台开始播出广告，广告作为一种力量，在推动中国电视剧的大众化转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由于电视观众对电视剧节目需求量的急剧增加以及电视融资方式从过去的单一财政拨款发展到可以广告融资，1979年，当时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在第一次全国电视节目会议上，建议各地电视台凡有条件的都可以制作电视剧，并在国庆30周年时举行全国电视节目联播。这是中国电视剧的第一次飞跃点，1980年全年电视剧生产达131集，是前一年电视剧产量的6倍以上。1983年，中央电视台成立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电视剧产量再次大幅度提高，比上年提高100%。从总体上来看，这一时期，由于政府投资、广告经费支持和企业的赞助，电视剧的生产规模开始加速扩大，电视剧的数量明显增加。从1978年到1987年的10年，中国电视剧总产量已经达到5875集，是从1958年到1978年前20年的近30倍。在电视剧产量急剧增加的同时，与中国电影观众从1979年开始逐渐下降的趋势成反比，电视剧的观众则在不断增加，电视剧取代电影成为了中国最具大众性的视听叙事形式。 如果说，在80年代以前，中国电视剧还没有形成广泛的受众的话，那么，从80年代开始，中国开始出现真正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流行电视剧了。当时，中国多数人都刚刚体验了历史的政治动荡和家庭、个人的苦难经历，而且正在经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政治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过渡的转折阶段，所以一批叙述人们在政治动荡中的曲折命运的所谓“伤痕电视剧”以及后来叙述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改革电视剧”如《新星》等最早受到人们的关注。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在80年代初，中国开始制作采用情节剧模式的通俗电视剧，电视剧从最初所理解的“纯艺术”形式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看作一种流行文化娱乐。1980年2月5日，中央电视台开始播出的9集《敌营十八年》具有一种标志性的意义。这是中国第一部电视连续剧，也是第一部采用情节剧模式制作的最早产生广泛影响的通俗电视连续剧。这部电视剧与其他重视政治批判、艺术风格的电视剧不同，不注重对人物个性的开掘，也不强调对政治思想的演义，而是突出了情节性、戏剧性、惊险性、离奇性，具备了娱乐性作品的基本特征。中国制作通俗电视连续剧显然受到了国外境外电视剧的影响。70年代末，长期被排斥的国外境外文化、包括美国、日本、香港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通俗电视剧的引进，为电视剧从一种单纯表达政治诉求的政治文化向提供娱乐消费的大众文化的转型提供了参照和启示。尽管这些娱乐性电视节目在当时受到了正统立场的批评，《敌营十八年》甚至被一些人看作是“资本主义精神污染”的例子，26集《加里森敢死队》播放到第13集便迫于政治舆论的压力而中途停播⑴，但是通俗娱乐电视剧的出现仍然对中国的电视剧观念提出了挑战，电视剧的政治意义开始淡化，其消费意义开始被重视，通俗电视连续剧形式逐渐成为中国电视剧的主导形式。 此后，1984年5月6日，中央电视台开始播放香港亚洲电视台的武打连续剧《霍元甲》，在中国大陆轰动一时，这带动了后来中国一大批武打动作电视剧的出现。1984年，以家庭伦理和血缘关系为题材的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疑》、巴西电视连续剧《女奴》、墨西哥电视连续剧《诽谤》等在中国相继播放，也对后来中国的家庭情节电视剧带来了明显影响。80年代是中国电视剧从舆论宣传工具向大众传媒形式转化的开始，许多观众和部分电视制作生产者已经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意识到电视剧是一种可以寄托现实梦想和宣泄心理欲望的娱乐叙事形式。这种观念的转变当然不仅仅是来自外来文化的影响，应该说，当时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宗旨的思想解放运动为电视剧突破原来单一政治教育功能的束缚创造了思想条件，中共中央提出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替代“为政治服务”的政治口号也为电视剧题材、主题、风格、样式、效果的多样化作出了有限的政治保障，而城市电视文化消费的需要则成为通俗电视剧发展的土壤。 如果说，在欧洲国家，电视从70年代开始从公共电视向商业电视转变，⑵那么，在中国，这种转变是80年代以后开始的。从总体上说，当时中国的所有电视台仍然是政府管理，电视的定位仍然是“党和人民的喉舌”，电视剧也基本上还是由电视台或者直属电视台的电视剧制作机构用国家的计划拨款制作。但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电视媒介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的性质正在被人们所认可，尽管在中国大陆，电视的商业化趋向远远不像当时在韩国、日本、台湾那样彻底，但是，电视广告的出现标志了商业力量开始影响电视业发展，电视已经不仅是宣传的“传声筒”，同时它也是为大众提供资讯服务、娱乐服务的公共媒介，是人们交流和共享文化信息的公共平台。 市场与政府的双重力量 1987年，中共中央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提出“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改革目标，市场在社会的总体发展中被确立了重要位置。虽然这些经济政策并不完全适用于文化传播业，但是从这一年开始，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对电视的影响明显强化。1987年，中央电视台广告收入已达2700万元，高出1300万元的国家拨款2倍以上，而到了1994年，中央电视台获得的广告收入则已经达到了12亿元；1998年，全国电视广告的收入已经高达133.6亿元。正是由于广告收入的急剧增加，电视媒介在经济上主要并不是依靠政府而是依靠市场来推动发展⑶。因而，从80年代末期开始，电视台的经济运作体制开始出现多样化趋势，电视剧的生产和流通也越来越受到市场规律的支配。我们可以认为，是市场的力量和政府的力量一起构成了电视剧发展的双重驱动力量。 尽管由于政治风波的影响，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政府加强了对电视的控制，一度电视剧也出现了明显的政治化倾向回潮。但是，1990年中国“第一部长篇室内电视连续剧”《渴望》的出现，却标志了通俗电视剧进入了中国电视剧主流。《渴望》显然“受到港、台、日本、巴西电视连续剧和电视小说的启示”，⑷它利用社会赞助资金，采用基地制作、室内搭景、多机拍摄、同期录音、现场剪辑的工业化制作方式，用善恶分明的类型化人物、二元对立的情节剧模式和扬善惩恶的道德化手段来叙述普通家庭中普通人的悲欢离合。这部当时中国最长的电视剧在中国各地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多家电视台轮流播放，正处在文化消费匮乏时期的数亿中国观众收看了这部电视剧。此后，《渴望》的制作模式成为了一种范本，随后出现了大量的表现普通家庭传奇故事的电视情节剧，如《爱你没商量》、《东边日出西边雨》、《皇城根》、《京都纪事》、《海马歌舞厅》等等。 1991年，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拍摄的电视系列剧《编辑部的故事》，也采用企业赞助的融资方式，并首次将广告随电视剧捆绑播出，同时还在电视剧中利用剧情为赞助企业做隐性广告（后来被人们称为“软广告”），这种生产方式为电视剧的商业化运作开辟了一种途径。《编辑部的故事》用指桑骂槐的喜剧方式，宣泄了当时中国大众对于当时社会情态的某种不满和对于社会思潮的复辟倾向的嘲弄，在当时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共鸣。这种系列喜剧的形式带动了后来中国电视喜剧创作，也对后来《我爱我家》等情景喜剧的出现带来了推动。事实上，情节剧样式的连续剧和喜剧样式的系列剧从此以后就成为中国通俗电视剧的两种最重要的形式。 正是因为市场因素的增加，电视剧的制作体制也出现了变化。过去，中国的电视剧制作主要由国家和地方政府的电视台制作，后来一些电视台的制作部门开始陆续成为独立的电视剧制作机构，如从北京电视台分离出来的中国第一家电视制片厂北京电视制片厂（即后来的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于1982年9月17日成立；1983年，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的电视剧制作部、广播艺术团电视剧团和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部合并成立由中央电视台隶属的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而从80年代后期开始，经过国家广播电影电视管理部门批准，一些社会企业也可以制作和发行电视剧，甚至一些私营企业也可以通过与具有电视剧拍摄权的机构合作生产电视剧。电视剧日益成为社会投资热点，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每年投入电视剧制作的资金已超过10亿元人民币，社会节目制作经营单位制作的电视剧占全年生产电视剧总量的比例已由1998年的19.6%上升到1999年的24.9%，而各电视台制作电视剧的比例正在下降。电视剧制作成为一个潜力巨大的产业，电视剧制作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 应该说，在90年代，中国电视剧的生产和流通是一种非市场性与市场性两种体制并存的局面。相当数量的脱离市场体制的电视剧，有的是由各级政府或政府部门直接或间接投资拍摄，有的则是由企业赞助拍摄，而且两种制作方式都产生了一些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和较高收视率的电视剧，除了《渴望》、《编辑部的故事》、《北京人在纽约》等以外，《围城》、《情满珠江》、《上海一家人》、《英雄无悔》、《人间正道》、《和平年代》、《儿女情长》、《宰相刘罗锅》、《三国演义》、《水浒》（1997）、《雍正王朝》（1998）、《还珠格格》（1998）、《牵手》（1999）、《康熙微服私访记》（2000）等都成为中国最流行的电视剧，而这些电视剧的“流行”本身就是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折射和记录。 生产与流通的“准市场化” 在中国，从80年代开始，电视剧的生产资金越来越多地来自于社会、来自于企业、甚至来自于国外和港台地区，越来越多的非电视台机构制作电视剧，政府对电视剧生产的直接控制减小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电视剧生产是一种自由产业。事实上，电视剧生产是处在政府宏观监控之下的半产业状态。 中国政府一直认为，电视剧是一种意识形态事业，政府必须给予引导、管理和监督，用政府官员的话来说，“中国电视剧，有着覆盖面广、反映迅速、接受便捷、不受时空限制的优势，它对陶冶人们的情操、提高审美情趣、丰富文化生活，引导人们追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而在繁荣和发展电视剧的同时，还要加强管理，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坚持出艺术、出精品、出效益、不出问题，本着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后代负责的强烈责任感来进行电视剧创作。”⑸而政府对电视剧“加强管理”的主要手段包括三方面：首先，实行电视剧制作许可证制度。任何机构拍摄电视剧必须得到广播电影电视政府部门颁发的电视剧拍摄许可证。许可证分为甲乙两种，甲种是长期许可证，乙种是临时许可证。一般获得许可证的机构应该是能够在政府和党的有效控制下的国营机构。中国大约有150家电视剧制作甲种许可证单位和约400家获得临时许可证的单位。其次，进行电视剧规划审批。在中国，电视剧拍摄必须由具有电视剧拍摄许可证的单位将题材上报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审批，获得批准以后的电视剧才具有合法身份。而规划审查部门则根据当年的政治形势和上报电视剧的题材倾向来决定哪些电视剧可以投入拍摄。第三，实行发行播出审查制。中国的电视台都是政府主办的官方电视台，中国不允许外资进入中国电视台，也不允许建立商业电视台，所以电视剧的发行和播出必须通过当地党和政府的宣传部门审查才能播出。总之，政府通过电视剧的规划、生产、流通等整个传播环节来完成管理和控制，保证电视剧生产符合国家的政治利益和政治要求。 当然，政府的电视剧管理与电影那种集合式的管理相比，具有更大的自由度和灵活性，在保证国家的基本政治利益的前提下，电视剧管理也在不断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例如，允许非电视台制作电视剧，允许社会资金参与电视剧拍摄，允许外国或海外企业、资金合作拍摄电视剧，允许地方各级政府部门自行审查电视剧而不采用中央集中审查等等，这些相对宽松的行政管理，使电视剧的生产逐渐形成了一个多元化的比较良性的生产机制。现在，中国的电视剧生产机构既包括主流的中央和地方电视剧制作机构，如电视台、受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直接管理的电视剧制作中心，也包括各种国营的文化公司，如北方文化音像出版社、中北电视艺术公司等等，还包括各电影制片厂的电视剧部，此外，现在还有许多各种电视剧制作企业。 中国电视剧制作的资金来源有三种：一种是政府拨款。中央和地方政府出于政治宣传需要，往往会选择一些特殊题材电视剧提供无偿投资，如所谓的“行业剧”（即表现某个由政府部门管理的行业业绩的电视剧）和“主旋律”政治宣传剧⑹；这类主旋律电视剧大多是作为宣传品制作，一般都缺少市场回报。90年代后期，这种单纯的由政府投资拍摄的电视剧逐渐减少，更多的是一种政府资金和社会资金混合的投资模式。第二种是赞助资金。企业为了通过电视剧的播出提高知名度和生产间接的广告效应，赞助全部或者部分电视剧拍摄资金。电视剧用署名、鸣谢以及各种软性广告来回报赞助，如《渴望》、《编辑部的故事》等多数通俗电视剧采用都是这样的生产方式。对收视率的预期是获得赞助的必要前提，但是在投资和回报之间并没有确定的商业利益的保证。这在90年代前期是主要的电视剧资金来源。随着电视广告本身的成熟，电视竞争的加剧，“赞助”的方式对企业逐渐失去了吸引力，这种资金方式也越来越少。第三种是商业投资。电视剧制作方从银行或者企业获得商业投资生产电视剧，电视剧发行以后再提供经济回报，这在90年代后期以后，成为中国电视剧生产的主要资金来源。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电视剧的生产经历了从计划生产（政府拨款）到转型（赞助资金）再到市场化（商业投资）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实际上也是中国电视剧的发展过程。正是生产方式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中国电视剧的大众化转型。
与电视剧生产方式的变化相一致，中国电视剧从发行方式来看，也经历了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变。最早，各电视台都是自己制作电视剧供自己播出，后来各电视台则用自己生产的电视剧去交换其他电视台的电视节目。电视剧在各种电视台播出在当时基本上都是无偿的或者只是得到象征性的补偿，电视台并不采用市场购买的方式获得电视剧播映权，也就是说，电视台利用自己垄断的频道资源创造了一个不平等的买方市场。但是，90年代初期，由于《渴望》和《编辑部的故事》在播出后所产生的巨大的广告效益，电视剧的经济价值开始被重视，随着各电视台对具有流行可能的电视剧需求的增加和具有收视潜力的电视剧的缺乏，电视台被迫通过竞价方式来争取具有广告赞助潜力的电视剧播映权。于是，电视剧的生产和流通开始逐渐走向市场化。1992年，北京文化艺术音像出版社投资200万元制作41集电视连续剧《爱你没商量》，北京电视艺术中心贷款150万美元拍摄《北京人在纽约》，这种投资性的生产方式意味着电视剧具有了明确的商业回报指标，必须通过市场价值来补偿制作成本和获得利润。1992年中央电视台以350万元购买《爱你没商量》的播映权，用黄金时段的广告时间换取《北京人在纽约》的播映权，这意味着电视剧买方和卖方互惠互利的市场格局雏形开始出现。随后，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以1000万购买30集电视剧《武则天》的国内版权，随剧征集广告，用电视台的广告时间来交换电视播映权，这种贴片广告的形式在很长时间都是中国电视剧市场化的重要途径⑺。于是，一些电视制作单位和广告公司开始将广告和电视剧捆绑销售给多家电视台，在90年代中期形成了最主要的电视剧发行方式，如中北电视艺术中心拍摄的百集电视剧《京都纪事》以每集都附带90秒广告的方式提供给全国137家电视台播出⑻。北京电视剧艺术中心拍摄300多部剧从1996年开始以《长青藤剧场》为名带广告在全国多家电视台播出。电视剧随片广告成为电视剧市场化的重要途径。但是，90年代后期，随着电视台和电视频道的增加、随着广告竞争的加剧，电视台需要优质节目来获得广告效益，这种出售广告时间的方法逐渐减少，许多电视台都开始按照市场规律来直接购买电视剧的播映权，电视剧交易越来越走向市场化。从1986年开始，举办上海电视节、四川电视节，后来举办北京电视周，在这些电视节上，真正具有电视交易市场性质则是在90年代中期以后。1996年9月，当时的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与北京广播电视局首次主办“全国国产电视节目展示交易会”。在这些电视交易市场上，电视剧是最主要的交易品种。随着一些电视台广告经营业务的成熟，所以，尽管现在中国多数的电视节目都没有能够做到制作播出分离，一般来说多数电视节目都是各电视台自产自销，很少形成市场交换，但是电视剧在所有节目形态中是最早实行制作和播出分离体制的节目，也是中国电视节目中市场化程度最高的节目类型。 输入与输出的文化接近性现象 90年代以来，中国电视剧的产量一直居高不下，年产量都在6000部集以上。据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社会管理司统计，1998年，国产电视剧的生产制作数量为682部9780集，约7335小时，1999年，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授权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汇编的该年度《全国电视剧题材规划》中，共收入118家持有电视剧生产甲种（长期）许可证和195家有电视剧生产乙种（临时）许可证的制作单位上报的规划剧目共989部15812集，当年全国共实际通过审查、投入发行（包括播出）的电视剧数量为371部6227集，约4670小时。到2000年，中国的电视剧产量则超过了20000部集，而2001年的电视剧规划数量年初就达到了22000部集。但是，中国电视剧的需要量可以说并没有得到完全满足。中国有3000余座电视台，中央、省、地、县四级电视台播出，而且四级往往分为有线电视台、无线电视台，许多电视台还同时拥有一个以上的频道。中国是世界上电视剧消费量最大的国家。按目前每台每天平均播出7小时计（这还远远没有充分利用频道资源），全国每天就要播出2万多小时的电视节目。一年全中国的节目需求量就是730多万小时。节目重播减去一半的时间，也仍然还有360多万小时。多数频道都播出电视剧，每天播出总量在6000部集以上，但是电视剧全年产量却只有6000集左右，共计不到6000小时⑼。有时一部电视剧竟能同时出现在若干家省级台的“卫视”上。在同样的城市和区域的多家电视台，观众将看到同样的电视剧。这说明电视剧资源仍然相当匮乏。 由于电视节目制作能力的普遍不足，各台外购节目倾向加剧。据国外人士估计，中国每年进口节目1万到2万小时⑽。所以，在中国的电视剧播出中，境外电视剧占有相当比例。从1984年开始，个别地方电视台开始引进电视节目，如《神雕侠侣》、《侠女十三妹》等，而大规模引进是从80年代末开始的，年引进量最初大约在1千部集。后来，中国政府规定，电视台播出的黄金时间（18点—22点）境外电视节目不能超过15%，境外节目在无线电视台的播出总量中不能超过3分之一。此外，政府还规定，每年全国只有60个电视剧进口指标，每个指标为1部电视剧，每部电视剧的总时数为30小时（后缩减为20小时），因而全年境外电视剧进口总量为1200小时至1800小时⑾。1999年经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审查批准引进剧216部1543集。按照有关规定，引进电视剧的总量必须控制在国产电视剧总量的25%之内，所以一些境外电视剧还采取与内地合拍的方式进入中国，1999年政府核发合拍电视剧《发行许可证》的共41部763集。总数2300集的量，意味着中国大陆平均每天都有6集以上的引进或者合拍电视剧首次播出。从播出率上看，境外节目大约占播出节目总量的一半以上。 所以，在90年代，国外境外电视剧的引进仍然是中国电视剧的重要现象。值得提出的是，在外来电视剧引进中，呈现了一种“文化上的接近性”现象⑿，中国减少了欧美、拉美等与中国和东方文化差异明显的国家的电视剧的引进，而香港、台湾以及新加坡、韩国等东亚地区的电视剧则越来越多地进入中国，而且得到了中国观众的普遍欢迎。据统计，从1990到1995年，中国大陆引进的台湾电视剧就达90部左右⒀，其中《星星知我心》、《昨夜星辰》等都陆续对内地观众形成了冲击：以香港金庸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天龙八部》、《笑傲江湖》、《神雕侠侣》、《鹿鼎记》等在内地播出之后，出现了较高收视率。共同的文化渊源、共同的地理空间、共同的价值标准和共同的遗产使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电视剧在中国大陆具有明显的文化亲和力。 随着电视剧市场的国际化，中国大陆电视剧从80年代末开始也陆续向国外和港台地区输出。《红楼梦》、《西游记》、《包公》、《武松》、《诸葛亮》、《努尔哈赤》等电视剧都相继在香港、东南亚，包括美国、法国等地区和国家播出。据有关人士介绍，香港亚视以每集1500美元的价格购买《红楼梦》的播映权，后来台湾和日本则以每集8000美元的价格购买了《三国演义》的播映权，到1997年《水浒》播映权在台湾每集价格则达到了16000美元，接近了国际电视台市场标准⒁。此外，《北京人在纽约》、《唐明皇》、《末代皇帝》、《水浒传》、《雍正王朝》等电视剧都在不少东亚国家和地区播出⒂，中国电视剧在东亚地区具有一定的国际市场。 中国的电视剧生产在继续发展，而且这种发展除了面向广阔的本土电视剧市场以外，还将面向国际电视剧市场，特别是东亚地区的电视剧市场以及全球华语电视剧市场。在亚洲地区，华语电视剧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尽管美国节目在这些地区有一定影响，但是在那些有着丰富选择的地区，最流行的电视剧往往不是美国电视剧，而是那种与本土文化有着渊源和现实联系的电视剧。而中国文化在漫长的历史中对亚洲各国有着深刻的影响，这实际上为中国电视剧的输出提供了文化基础，多部历史题材电视剧在亚太地区的成功发行表明中国电视剧可能在全球的区域市场中占据重要的位置。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电视剧的发展仍然有潜力，毕竟不仅中国大陆有12亿人口，台湾还有2100多万华人、香港有1400多万华人，另外还有2000万华人在东南亚各国，400多万华人分散在世界其他地区⒃，而受到华语文化历史和现实影响的人口数量就更是难计其数，虽然人们处在已经改变过的物理空间中，但共同的文化、语言和历史仍然能够为他们带来或多或少的联系，正像有学者在讨论这种电视文化的亲同现象时所指出的那样，“观众将倾向于选择那些与他们自己的文化最接近和更紧密的节目”⒄。应该说，这样一个巨大的已有或者潜在的消费群对于中国电视剧产业的发展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当然，中国目前的电视产业化程度与这样的发展前景相比还有巨大差距，中国实际上还没有形成真正具有全球化运作的电视剧产业集团，甚至也没有形成工业化的电视剧生产基地，当然更缺乏现代文化产业的管理经验，所以，中国电视剧的发展如同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一样，要经过相当一段过程才能真正参与全球的文化产业竞争。 中国电视剧消费量如此巨大，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电视频道众多，另一方面还是因为电视剧在观众电视消费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多家媒介调查公司的调查都表明，电视剧是电视观众选择中仅仅居于新闻类节目之后的节目类型，实际收视率也仅次于新闻类节目。电视连续剧在中国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可以说远远超过了电影、小说、戏剧等其他叙事形式，电视剧在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同，它远远不只是肥皂剧、情景喜剧，而是人们生活中最基本、最主要的“叙述故事”和“消费故事”的渠道。电视连续剧所具有的这种文化地位与东方人的家庭化生活方式及社会公共服务条件都有密切关系，加上人们文化消费的选择空间比较小，电影市场萎缩，社会生活水平不高，都决定了电视剧在人们的娱乐生活中的重要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剧应该被我们看作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文化现象。 注释： ⑴ 张大勤《辉映历史激励当代――50年回眸：国产电视剧发展概观》，《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9年第8期，第9页。 ⑵ G. Murdock， Redrawing the Map of the Communication Industries: Concentration and Ownership in the Era of Privation， Ch. 1 in Marjorie Ferguson (ed.)， Public communication: The New Imperatives， Beverly Hills: Sage， 1990， pp. 1-15. ⑶ 参见《中国广播电视年鉴》（1994），第66-67页。 ⑷ 郭镇之《中国电视史》，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第124页。 ⑸ 参见本刊记者《2000年全国电视剧题材规划会综述》，《中国电视》2000年第5期，第59页。 ⑹ “主旋律”是80年代中国政府提出的一种文化口号，其主要意义是要求文化艺术、文化产品要“歌颂党、歌颂人民、歌颂社会主义”。其价值观念的核心内容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 ⑺ 参见黄艾禾《电视剧步入市场》，《市场报》1996年9月14日。 ⑻ 杨君《现在：与12位媒介人的对话》，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22-225页。 ⑼ 参见《中国广播电视年鉴1996》，第319页。 ⑽ 资料来源于《世界广播电视参考》1995年第8期，第2页。 ⑾ 史瑞丽《关于引进境外电视节目的几点思考》，《晋阳学刊》1998年第4期，第301页。 ⑿ 李天铎编著《重绘地平线：当代国际传播全球与本土趋向的研究》，台湾：亚太图书出版社2000年，第328页。 ⒀ 汪子锡《由本土、区域到华人传播圈：台湾电视剧的产销分析》，台北：辅仁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硕士论文，1996年，第85页。 ⒁ 龙耘、朱学东编《走向21世纪的中国电视台：台长、专家访谈录》，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636页。 ⒂ 参见杨伟光主编《中央电视台发展史》，北京出版社1998年，第564-565页。 ⒃ 资料来源赵玉明《华语电视发展的回顾与展望》，《华语电视国际展望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州；花城出版社1997，第12页。 ⒄ John Sinclaair， Neither West nor Third World: The Mexican Television Industry Within the NWICO Debate，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12/3:343-60.
政治经济学的意义范文第3篇
1.政治经济学批判:追求经济的“政治和哲学实现”
2.政治经济学批判功能的当代价值
3.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逻辑
4.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基本路径
5.政治经济学现代化的四个学术方向
6.分布理性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新拓展
7.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8.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9.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及未来展望
10.从经济学再到政治经济学:理解包容性增长
11.从古典到现代: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演变——兼评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12.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结合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13.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历史唯物主义
14.全球气候治理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15.以创新的理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16.欧洲一体化研究的政治经济学方法
17.中国经济模式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18.低碳经济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分析
19.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唯物史观
20.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演进逻辑
21.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基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话语的思考
22.为什么和怎么样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
23.新制度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还是社会经济学?——兼谈中国新制度经济学未来的发展
24.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
25.论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意义
26.从政治经济学到新政治经济学——西方政治经济理论的演变
27.我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现状与趋势
28.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缺陷与出路
29.理性选择、比较方法与国际政治经济学
30.新政治经济学的渊源及其研究方法
31.创新与发展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
32.政治经济学的复兴——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主题与意义
33.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
34.关于新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定位
35.当代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论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演进与新发展
36.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客观性
37.中国出口退税政策的决策和形成机制——基于产品层面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3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
39.试论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关系
40.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学科地位及相关问题思考
41.全球化与国际政治经济学:超越“范式”之争?
42.汇率制度选择的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综述
43.政治经济学创新应从高校教学改革入手
44.基于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问题领域、理论突破和学科弥合
45.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
46.“我们不自由的传播”: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精髓
47.中国建构新政治经济学的实质——重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48.汇率的政治经济学——基于中美关于人民币汇率争论的研究
49.《体育政治经济学》评析
5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法
51.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演变——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贡献
52.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几点认识
53.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挑战
5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溯源和生成背景
55.正确认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
56.我们需要怎样的政治经济学
57.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若干问题
58.霸权稳定论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59.住房的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新视界
60.试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困境与出路
61.构建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框架——基于四种“关联性”的分析
6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议题与深化的方向
63.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64.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现状与发展
6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
66.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创新与发展
67.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一种分析框架
68.国际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与经验方法
69.论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
70.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进路
71.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来源
72.什么是政治经济学?
73.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与世界观形成的关系
74.我国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国
75.再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创新问题——兼论“研究政治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关系
76.政治与汇率:人民币升值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77.金融发展与政府退出: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分析
78.理解西方新政治经济学
79.为什么仍应重视李嘉图?——兼论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80.试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构建
81.新政治经济学的学术旨趣
82.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几个难点及其出路
83.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资本现象学——《资本论》的哲学革命
84.“中国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研究
85.发展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引领经济新常态
86.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思考
87.蒂莫西·贝斯利对新政治经济学的贡献
88.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跨大西洋分歧
89.毛泽东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90.金融危机后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派、范式与议题
91.西方新政治经济学述评
92.经济思想: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创新
93.货币危机的政治经济学解释:文献评述
94.“政治经济学”教材改革:历程、争议与共识
95.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学生感受差异性研究
9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构想
97.新政治经济学的复兴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98.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葛兰西学派
政治经济学的意义范文第4篇
【英文摘要】The disciplin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IPE) was founded on the basis of theories of Political Economy.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ha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its origin and development.First,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offers a more scientific explanation for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 between politics and economics than mercantilism and classical economics.Second,it was Marxists who first conductedsystematic studies of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 betwee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y.Third,Marxist dialectical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ave provided the most scientific methodology for research into IPE.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contemporary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 正 文 】
国际政治经济学是70年代以来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新兴研究领域，并逐步在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占据着主流地位。顾名思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就是运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国际政治经济问题。按照国际学术界的普遍观点，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两个独立存在的研究领域之间的一个交叉学科。前者是经济学，研究的是作为满足需要的市场手段的生产和交换；后者是政治学，研究的是权力的运行过程”，(Robert keohane:After Hegemony:The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21,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对政治与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相互作用的研究”。(Jeffery Frieden and David Lak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Perspectives on Global Power and Wealth,p.1,New York,St.Maritin’s,1995.)可以说，国际政治经济学就是“国际”的“政治经济学”。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重商主义、古典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其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突出的理论贡献。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当人们讨论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时，通常都将其划分为三大理论学派，即自由主义、新重商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或经济现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即使是西方学者也承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是极其丰富的，它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中具有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在西方，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评述，一般都是将其作为不同于传统自由主义和新重商主义的一个重要学派，对马克思主义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贡献，更多地是强调其方法论上的意义。
政治经济学所要探讨的并不仅仅是一般的经济问题，而是更为广泛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这也是重商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先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时的初衷，即将其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马克思指出，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是要从“经济发展”上去理解由此引起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现象的本质及其规律。“政治经济学不是把财产关系的总和从它们的法律表现上即作为意志关系包括起来，而是从它们的现实形态即作为生产关系包括起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6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9页。）也就是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并不是物质资料生产和交换本身，而是研究隐藏在其背后的社会政治经济关系。
重商主义是最早运用政治经济学方法研究国际问题的理论学派，在政治哲学上，重商主义者信奉的是修昔底德、马基雅弗利、霍布斯等人的“自然状态”学说和霸权理论，即认为国际社会处于一种彼此争夺权力与财富的无政府状态，国家间的相互关系是一种“一方之所失必为另一方之所得”的“零一和博弈”(zero-sum game)。在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里，一个国家要想改变或改善自己的权力地位，“就只有掠夺别国的财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重商主义又被称为“经济民族主义”、“经济现实主义”、“现实主义——重商主义”。重商主义盛行的时期，正是欧洲各个新兴国家加紧扩张财富、人口和领土的时代，这就决定了重商主义的基本特征是要“将一切经济活动都从属于国家对权力的追求”， 即在重商主义者看来，政治与经济之间的互动就在于政治决定经济。
古典政治经济学对重商主义学说进行了批判，认为一个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权力十分重要，但是国家乃至国际的经济条件和经济制度，特别是市场则更为重要。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并非国家的政治权力，而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古典政治经济学在政治哲学上信奉约翰·洛克的政治自由主义，即在由其本身规律支配的自然状态下，人人都是平等的；为了保障社会秩序和个人之天赋权利，人们根据某种契约而设立了政府，并赋予其制定法律的权力。但是，政府的作用仅限于保障人们的生活、自由和财产权利。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体不是国家，而是个人，即代表的是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或理论基础是“自由放任”，即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上，强调经济因素，特别是市场对国家政治行为的决定性作用，国家之政治职能是为个人的经济利益服务的。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看来，国家间的关系并不一定都是一种“零—和博弈”，而可能是一种“非零—和博弈”(non-zero-sum game)，即所有有关国家都可能从相互交往中获得收益。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有机结合的产物。重商主义强调政治决定经济、古典政治经济学强调经济决定政治，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将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在此基础上将其贯彻于对国际政治经济相互作用的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论出发，把政治经济学既作为一门对社会关系进行抽象的理论学科，又把它作为“一门历史的科学”。（同上书，第489页。）他们从资本主义时代最一般的经济范畴——商品入手，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剩余价值论为核心，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现象背后所隐含的各种政治、经济及社会关系。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43-1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是“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2页。）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未能给后人留下系统的论著，特别是马克思原来计划写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2-6册未能完成，其中即包括有国家（人口、殖民地、外国移民等）、生产的国际关系（如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入和输出、汇率等）、世界市场和危机等等内容。（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尽管如此，他们仍在这一领域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理论财富。其中主要包括：
首先，资本主义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体系。这是马克思之前的政治经济学家从未论及的问题。早在19世纪40-5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把整个世界联结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使各个国家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1、276页。）
其次，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政治经济现象的基本出发点，由此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变化，必然带来其政治结构的变化，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是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制订，也是由其国内政治经济结构所决定的。“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同上书，第277页。）
第三，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对落后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作用和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举进行殖民扩张的时期。因而，关于殖民主义对殖民地国家政治经济的双重影响，是马克思主义 国际政治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殖民主义在落后国家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它给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它不仅严重地破坏了殖民地的生产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生产关系的正常发展，从而严重阻碍了殖民地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它破坏了殖民地原有的经济基础，从而为新的生产方式的建立开辟了道路；它以武力实现了一些国家的政治统一，并以经济纽带将其巩固下来；它促进了西方先进思想的传播，为这些国家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武器。殖民主义者出于其卑鄙的私利，却在殖民地造成了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同上书，第766页。）
最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世界市场、国际分工、对外贸易、国际货币和资本输出等一系列国际经济的具体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的精辟阐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前提。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揭开了资本的近代生活史。（参见《资本论》，第2卷，5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根据古典自由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小国和穷国在国际贸易中获益最大。马克思则在李嘉图比较利益理论的基础上，将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应用于对国际贸易的分析，提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地球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资本论》，第1卷，第494-495页。）从而形成“比较富有的国家剥削比较贫穷的国家”。（《资本论》，第3卷，第112页。）马克思在国际货币理论中批判了李嘉图的观点，分析了世界货币的职能，指出了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初步论证了资本输出的问题。马克思从国际贸易的社会作用角度分析了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指出，“在现在的社会条件下，到底什么是自由贸易呢？这就是资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本前进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罢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7页。）“保护关税制度不过是为了在某个国家建立大工业的手段……在资产阶级开始以一个阶级自居的那些国家里（例如在德国），资产阶级便竭力争取保护关税。保护关税成了它反对封建主义和的武器，是它聚集自己的力量和实现国内自由贸易的手段”。（同上书，第229页。）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其对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论述，为现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理论和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19世纪后期，古典政治经济学被纯粹经济学所取代而处于消亡状态，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却仍保持活力，在列宁和布哈林的帝国主义理论中得到丰富和发展，对以后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意义
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国际政治经济的分析还是列宁、布哈林对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研究，都不可避免地因其历史局限性而使他们的某些观点和结论与现实不完全吻合，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却始终对研究历史的和现实的国际政治经济具有科学的指导意义。对此，西方学者也不否认。英国学者巴勒克拉夫曾指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合理地排列人类历史复杂事件的使人满意的唯一基础”，是“今天仍保留着生命力和内在潜力的唯一的历史科学”。“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甚至包括对马克思的分析抱有不同见解的历史学家，无一例外地交口称赞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对他们产生的巨大影响，启发了他们的创造力”。（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的主要趋势》，26、261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列宁在论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贡献时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消除了以往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即只考察人们历史活动的动机，而不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山峰的根源；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至多是积累了片断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马克思主义则指出了对各种社会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过程进行全面而周密的研究的途径，因为它考察了所有各种矛盾的趋向的总和，把这些趋向归结为可以准确测定的、社会各阶级的生活和生产的条件，排除了选择某种‘主导’思想或解释这种思想时的主观主义和武断态度，揭示了物质生产力的状况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种趋向的根源。”（《列宁选集》，3版，第2卷，4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运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 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1页。）在对政治经济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马克思得出的结论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及其对社会形态发展变化的决定性作用。“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同上书，第32页。）恩格斯认为，马克思的这一原理“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同上书，第38页。）
政治经济学所要探讨的是政治与经济两者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对政治与经济间的互动关系作了最为科学的理论说明。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对经济具有反作用。这些原理已经为人们所熟知。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市场决定一切”和“自由放任”的理论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是基础的论断，是以对人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物质基础的分析为出发点的。“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65页。）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政治的原理，并不是简单的经济决定论，而是强调“经济领域中的生产关系”对政治关系的决定作用。在阶级社会，人们对生产资料占有的关系不同，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不同，因而经济和政治的利益关系不同。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重商主义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另一重大区别在于其正确地认识政治的独立作用。重商主义政治经济学片面强调政治，特别是政治权力的决定性作用，古典自由主义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马克思主义认为，“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够对它的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28页。）政治权力在经济上并不是无能为力的，而是具有重要作用的，在一定条件下，“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常识”。（《列宁选集》，第4卷，第407页。）
不仅国内政治经济间的互动是这样，国际政治经济更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对世界市场、国际贸易，特别是对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的分析就是他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国际问题的最好例证。列宁和布哈林对垄断资本主义的研究比之前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加拿大学者斯蒂芬·吉尔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就是始终运用一种连贯一致的政治经济学方法研究国际政治经济，从而确立了一种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新视角。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国际政治经济学产生于70年代，除了学科发展的背景，即“新政治经济学”和“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出现之外，与战后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发展紧密相关。70年代以后，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表现为：(1)第三世界的崛起，使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支配地位面临严重的挑战。特别是1973年发展中国家的石油斗争，对西方国家造成的巨大冲击是史无前例的。第三世界国家自70年代开始进行的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也对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中的支配地位提出了挑战。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指出的：“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带着它们的新的经济问题和经济要求登上了国际舞台，它们所关心的主要政治问题都是经济上的：发展、援助、贸易、外国直接投资以及最终的独立。……第三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正在要求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要求重新确立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国际关系。……经济问题与安全问题重合在一起，成为国际关系的焦点。”(Joan Spero: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4th Edition,pp.3-4,London,Unwin Hyman,1990.)(2)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政治经济危机，造成了政治经济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随着西欧和日本的复兴，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地位的相对衰落，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日趋公开化，特别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和美元国际垄断地位的丧失，使美国在西方的领导地 位面临重大挑战。这种挑战主要不是来自军事的和政治的，而是来自经济的，根源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同时，随着垄断的发展，国家对经济事务，特别是国际经济事务的介入越来越深，越来越明显，从而使得国际经济问题，特别是国际经济与国际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问题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3)国际政治经济相互依赖的不断加深。70年代以后，无论是南北之间、东西之间，亦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政治经济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和相互依存越来越密切，越来越明显。过去那种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极端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政治经济隔绝的局面出现了重大变化。由于国家间彼此相互依赖的程度不断加深，国际组织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各种全球性的政治经济问题日益成为各国所共同关心的问题，跨国政治经济关系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冷战后，随着两极格局的终结，国家间政治经济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变化之一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加强，资本、商品、劳务乃至信息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的加速和日益频繁，使国际经济和金融机构以及跨国公司、跨国银行的政治经济作用不断强化，使国家间政治经济关系出现诸多新特征。变化之二是冷战时期东西方尖锐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对立尽管没有消失，但是已经有所缓和。国家间关系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以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不同社会政治制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间在经济乃至政治领域的合作越来越成为国家间关系的主流。变化之三是一国国内政治经济和国际政治经济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彼此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更加明显。任何一个国家对内、对外政策的制订都越来越受到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制约；主要国家对外政策和对外行为，无论政治的还是经济的，都不仅对全球而且对其他单个国家的国内政治经济均具有重大影响。变化之四是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转折性变化，这种变化不仅表现为格局样式的变化，而且格局的构成要素本身也发生着根本性变化。人们界定“国际政治力量”的重点已经从政治军事实力向经济与科技能力转化；随着区域一体化的进展，不少人对国家构成为政治力量核心的传统观点提出了异议；国际政治经济多元化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极化”世界的趋势。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发展，给国际问题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课题，也给国际政治经济学注入了新的内容，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不仅包括传统的研究课题，诸如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货币金融、国际债务、国际援助，等等，而且增加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包括：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内涵及其对全球和各种不同类型国家内的政治经济后果；地缘政治经济、区域一体化和区域合作间的交融与互动；国际合作机制(international regimes)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功能和作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国际金融市场对全球及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意义和影响；世界贸易组织及其政治经济功能；跨国政治经济（跨国组织、跨国公司的政治经济功能），等等。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教学与研究的基本趋势就是将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紧密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并不是简单地将两者并列或相加，而是要把握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互动关系）。人们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的研究，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对其经济职能的研究，而主要是其政治功能的研究，即这些国际经济组织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产生了哪些政治影响，作为国际经济组织，它们是如何直接发挥政治作用的，对当代国际政治格局的意义是什么，对大国间关系的影响有哪些，等等。
9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内，特别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出现的一种新趋向就是回归马克思主义。“世界体系理论”、“新依附理论”、“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的盛行，表明了严肃的国际关系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尊重和认同。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政治与经济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学说和基本方法，对于研究和探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在1998年被确定为高等院校的公共政治理论课，较之原来的“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有了更多的新内容，其中最主要的是加大了世界经济的内容。然而，作为一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课程，如何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完整性和指导性，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现实紧密结合起来，是进行该课程教学所面临的重要课题。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所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方法论）、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结合；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发展的重要特征是世 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之间的相互融合和相互渗透。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建立系统、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程的可行之路。
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作为贯穿于“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教学的基本理论线索，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入、准确地把握当前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格局发展的基本脉络，分析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在战后，特别是冷战后加速改革的内在动因，了解各种不同的国际政治经济行为主体和角色的行为和互动关系，从而洞察当今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同时，这也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内容，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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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的意义范文第5篇
在我国的普通高校中，普遍开设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以下简称《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课程。无论在各个专业，包括工科专业和社会科学专业，作为一门政治理论课和必修课。在对这门课的教学中，除了一般的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外，还存在着一些误差，存在一些模糊认识。特别是在工科院校，由于其学习的经济类课程比较少，对于教学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由于其工科背景，容易造成一些认识上的误解，从而影响了对这门课程的学习。从教学实践中，从自己的亲身体会中，认为在教学中除了一般的教学原则外，还应把握好下面一些基本原则，并注意贯穿这些基本原则，时刻保持清醒的认识，从而更好地完成教学大纲和教学目的的要求，使学生真正能够从理论上得以提高。
一、坚持理论的方向性
高校开设《政治经济学》这门课，主要是要求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观点，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把握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客观要求的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进而全面认识资本运行和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问题，把握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以及认识在这一趋势下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变化与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问题，从而科学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从教学目的上，我们可以看到这门课是十分重要的，对学生的成长，对世界观的形成，对以后的工作实践，正确认识社会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讲好《政治经济学》就必须认真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学以致用。教师要针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针对大学生所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和他们的思想特点，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进行讲授，引导学生学习、思考和研究。但是，存在一些现象，有一些学生，甚至包括一些老师，没有认识到这门课的理论意义，没有很好的坚持理论方向性。有的还提出来和西方经济理论，一起穿插讲授，且不谈此建议逻辑上的对立，将两种不同的分析经济现象的和经济规律的方法，怎么可能得出同样的结论，可见是极端错误的。
有的在教学中，虽然没有上述那么明显，但往往忘记了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区别，也失去了方向性。因此，我们要坚持理论的方向性，通过提高学生的经济理论水平，培养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一点，我们在教学中要牢牢把握，才能达到我们的教学目的。当然，我们坚持理论的方向性，并不是进行呆板说教，要注重教学效果，提高《政治经济学》课教学的实效性、针对性。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教师应坚持历史与逻辑、理论与现实、认识与实践的统一，使学生生动活泼地进行学习，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只有这样才能圆满的达到教学要求。
二、正确认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性
正确认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性，也是我们在教学中要注意坚持的问题，也是我们在教学中要注意把握的。因为在实际教学中也往往存在这种现象，表现在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性认识上的偏差，甚至在教材编撰、理论研究中都有所表现，对此，我们非常有必要理清有关的认识和范畴。在对政治经济学理论性的认识上，这种倾向表现为:政治经济学往往被望文生义地理解为既讲政治又讲经济的学科，或者是完全政治性的学科，因而政治经济学书籍常常被作为时事教材宣传材料或思想教育读本，忘记了它的理论性。
事实上，政治经济学并不是既讲政治又讲经济;在经济理论发展史上，在理论经济学层次上，并不存在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严格分野。从学科的历史发展上看，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具有相同的内涵，政治经济学也可简称为经济学。存在差别的是，不同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体系在理论框架、理论观点上有差异性，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差别等。有这些错误观点的人，本身其经济理论水平就有待于提高，对经济理论的发展过程缺乏全面的认识。因此，我们在教学中要注意课程的理论性、科学性，要注意区分二者的不同，时事报告等是现在有关的方针、政策，具有一定的时效性，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变化，而理论是没有改变或很少改变的，具有很严密的科学体系。如价值规律，只要有商品经济就一定存在，二者是完全不同的。只有充分认识到这点，才能让学生学习好这门课程，才能通过学习理论来指导他们更好的工作。
三、处理好政治经济系与应用经济学科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