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的目的范文第1篇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课堂教学 学术含量

一个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我国许多高校经济学教学中被淡化甚至被边缘化。这是源于随着西方经济学思想影响的上升，西方经济学被认为是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纯粹经济学，是唯一科学的、学术含量高的经济学，是符合大学生认知水平、有助于大学生形成科学理性的经济学思维能力的不可缺少的经济学学科，而政治经济学则被认为是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严重的规范经济学，是缺少科学性和学术含量的不能令人信服的经济学，这种带有普遍主义的倾向已经严重威胁到了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发展，也成为目前国内高校在深化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中面临的一个普遍，必须加以纠正。

在2014年7月8日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听取专家学者对当前经济形势和做好经济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他强调，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这一方面是党中央对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作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性理论的重新认定，充分肯定了政治经济学科的基础学科地位;另一方面也是给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的教学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让政治经济学重回高校经济学教学的主流地位，重新成为学生热爱学习的课程之一，那么当前我们要做的重点工作之一就是提升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的学术含量。

一、对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中学术含量的认识

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方法是将学科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介绍清楚，与学生做一些最基本的互动即可，这种教学方法已经不能够适应目前信息时代学生培养和大学生们追求自身发展的要求，不能够很好地诠释政治经济学是一门能够与时俱进、对现实有着卓越解释力的课程，从而也就不能激发学生对该学科的兴趣。但如果能够通过政治经济学的课堂教学，给学生提供一整套在复杂形势下深入认识经济现象和发掘经济规律的机理和方法，那么我们就可以重新让这门课程在高校经济学课程门类中散发活力和吸引力。

一般来说，政治经济学课程的课堂教学中的学术内容应该包含该学科的前沿理论动态、最新学术成果和方法论等，也包含教师本人目前的关于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科研课题成果。将这些内容融入到政治经济学的课堂教学当中，用该学科最新的理论成果和方法论去解释当今中国和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新问题，以此来解答学生疑惑，帮助学生形成理解当今世界和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摆脱并改变这门课程因传统教学方法所导致的学术缺乏学习兴趣的不良状况，从而增强学生主动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兴趣。

下面，是我们随机对云南省昆明市5所高校的已经学习过《政治经济学》课程的经济管理类专业本科在读学生所做的《关于<政治经济学>课程课堂教学中讲授前沿学术理论的必要性》的问卷调查结果。其中，发放问卷600份，收回588份，无效8份，有效580份。问题设置如下：问题A：你是否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课程中一门基础性的、兼具工具性的学科？问题B：你们学院《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中老师有讲授过前沿理论等学术问题吗？问题C：你认为老师在课堂教学中所讲授的这些前沿理论有助于你形成理解经济问题的相关思维方式和方法吗？问题D：通过对前沿理论等学术问题的学习，你觉得有助于你对《政治经济学》这门课产生兴趣吗？问题E：你觉得任课老师有必要在备课当中认真准备与这门课有关的学术问题并在课堂教学中讲授吗？问题所设计的答案包括三项：有/是;无/否;其他（没办法给出明确态度）。

从表1中可以看出，一方面是曾经听任课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讲授过前沿理论等学术问题的学生更容易对政治经济学这门课产生兴趣，二者之间有显著的正比例递增关系;另一方面被调查的学生中超过78%的学生还是认为任课老师有必要在课堂教学当中讲授前沿理论等学术问题的。

二、提升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学术含量的途径

在实际教学过程当中，要提升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的学术含量，任课老师在课堂教学中，首先要能够并善于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前沿理论和方法对当前我国经济转型期遇到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基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问题解决方案;其次要能够很好地区分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作为两门理论分析立足点不同的学科，它们的区别和联系以及互补性是不能轻视任何一门课程学习的。笔者认为，解决了这三个问题，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中的学术水平，改变学生长期以来对政治经济学意识形态作用大于学术研究的片面认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1、课堂教学要注重前沿理论和方法与解释实际经济问题相结合

由于我国高校在政治经济学教学方面师承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学体系，主要内容包含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经济学理论及其中国化以后被我们继承和发展的新观点、新理论和新方法，当然也包含了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方针和政策等内容，因此人们普遍将其视为基本等同于大学之前我们所听到的思想政治等政治课程，缺乏经济学所应该拥有的适用于解决新问题的理论和方法，认为这一点是不能和主流的西方经济学等课程相比。

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首先，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经济学思想和理论的产生都是源于阶级和政治需要，但为政治服务并不妨碍其理论创新和发展，这一点在经济思想史上已经体现的较为明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西方经济思想史上重要的一个分支，理应属于该范畴。其次，马克思在创作《资本论》构建自己经济学体系时，所依据的正是当时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这一点奠定了日后其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发展思路，即着眼于经济发展实际，解决实际经济问题。事实正是如此，如此次金融危机以后，世界范围内关于分析危机起因和解决方案的文献层出不穷，其中大部分文献均是提倡回到马克思找理论渊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经济危机等现实问题的超强解释力胜过主流经济学，它可以较好地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发生的一些问题，即使《资本论》已经发表了一个半世纪多了，但经济危机理论仍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关注，经济危机理论也得到了持续发展和持续创新。当然，这仅仅只是政治经济学传统理论在当今经济发展形势下的创新发展点之一，政治经济学前沿理论还有很多，比如劳动价值论的创新、价值转型问题等等，都可以很好地解释当今中国经济转型和经济体制改革时期我们所遇到的很多问题，并能够给出恰当的解决方法或方案。高校政治经济学任课老师在课堂教学当中可以突出这些前沿理论，告知学生如何运用这些理论来认识和解决经济现象和问题，以此帮助学生认识并运用政治经济学理论工具，形成完善的经济学思维能力和逻辑，用学术激发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兴趣。

2、课堂教学要很好地兼顾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两个学科的异同和互补性

笔者认为，任课老师在课堂教学中要兼顾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异同，不是要向学生们划清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有哪些不同，或强调政治经济学理论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有多么的强，而是将二者作为理解和解决现实问题的两种工具加以介绍。

鉴于各学科都会有自己的不足或理论无法解释的一些问题存在，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比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之上的发达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我们目前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种社会制度之下，所实行的应该是计划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所以政治经济学理论还不能很好地解决我们在经济转型和改革期的一些问题，我们要从西方经济学中找到理论依据，这些理论可能更符合实际需要。西方经济学解释不了的经济危机，我们可以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来解决。两者互补显而易见，强调任何一方重要都是不合时宜的，都有可能招致学生情绪上的抵触。同时，政治经济学的任课老师在课堂教学中也必须强调，政治经济学之所以在我国属于主流经济学，并非完全因为是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所以必须坚持这一意识形态，事实上是政治经济学前沿理论发展融合了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能够更好地切合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

三、结论

对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中学术含量提升问题的探讨，相关文献资料不多，这可能源于在目前中国高校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边缘化现象和政治经济学地位的二重性。但是，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之一，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学术价值和指导意义对当代大学生的成才和发展来讲却一直是不容被忽视的，更好地传播这一学术价值和意义依赖于高校政治经济学的课堂教学质量的提升，提升课堂教学质量首先要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而这又依赖于政治经济学任课教师提升课堂教学的学术含量，这应该是目前值得我们去探讨和研究的课题。

（基金项目：云南师范大学2011年党建、思想政治理论研究项目《研究生学术道德和学风建设机制研究与实践》资助。）

【参考文献】

[1] 谷书堂：论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位置和功能[J].经济纵横，2008（5）.

[2] 王守义、罗丹：后金融危机时代政治经济学教学方法探讨――基于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思考[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上旬刊），2012（6）.

[3] 赵玉华：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提升学术含量问题探索[J].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

政治经济学的目的范文第2篇

摘 要:党的十六大确立了在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途径和直接动力。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须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需要出发,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关键词: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政治;政治文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0)11-0037-05

从新世纪开始,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如果说作为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小康社会”主要是一个经济发展目标,那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则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改革是强国之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动力。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继续推进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政治保障和政治动力。

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途径和直接动力

在十六大报告中阐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时明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1]553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是要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实现政治主体文明素质的提高、政治关系的改善和协调、政治意识的科学和进步、政治结构的创新和优化、政治制度的革新和完善、政治行为的理性和有序等。[2]

党的十六大之所以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从根本上说,是由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广义)文明结构特别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内在要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客观需要决定的,反映了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在各种矛盾特别是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实现的,有其内在的规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了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3]32-33由此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清晰地向人们展示了社会形态的结构:“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3]32与之相应的是,文明的结构也必然地表现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狭义)文明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基本原理,科学地阐明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正是以其为指导,我们党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明确规定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践证明,我们党的基本路线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和任务是多方面的。现代化的实现,归根结底取决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物质文明的不断进步,而这种发展和进步,离不开政治文明提供的政治动力和政治保障,离不开精神文明提供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离不开社会文明提供的社会环境和社会保障。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应该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全面的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应该是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全面的建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必然是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过程。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必经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是多方面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也是多方面的。事实上,党的十六大确立、十七大进一步完善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是与加快推进现代化相统一的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政治文明建设方面,党的十六大确立的目标是: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基层民主更加健全。[1]343十七大提出的新要求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公民政治参与有序扩大,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深入落实,全社会法制观念进一步增强,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新成效,基层民主制度更加完善,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显著增强。[4]15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所以要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一个重要目标,还取决于全面小康社会的需要和政治文明的功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即“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技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1]343。显然,这样的小康社会,是社会的全面进步状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人们日益增强的民利要求,需通过丰富的民主形式和渠道来满足;各种社会规范的形成和调节机制,需要完备的法制来提供;各方面秩序的建立和维护,需要有效的政治控制和协调机制来维持;良性的社会结构,需要不断创新的政治机制来建构和维持;社会的生机与活力,需要通过合理而有效的治理方式来维持;公共权力的规范运行,需要通过一定的制度和机制来保证。[5]所有这些,都有赖于政治体制改革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和发展。

众所周知,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和发展是在非对抗性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进行和实现的,就其核心内容的建设和发展而言,它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而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和发展的根本途径只能是改革,即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一个不断改革的社会。只有通过一系列合乎实际的、相互衔接的改革,才能克服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完善的方面和环节,从而使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展、臻于完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途径。当然,改革与创新是密切相关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改革就是创新,创新就要改革。

二、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是促进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促进和保障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是促进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促进和保障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首先,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促进和保障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根本的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是密切相关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客观现实;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是不断适应经济体制改革需要的过程;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之一是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政治体制改革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有利于促进和保障经济民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法制经济,也是民主经济。在经济领域,没有市场经济主体在生产、经营、管理上的充分民利,就不可能充分调动和发挥市场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从而也就不能极大地促进经济的发展。而经济民主又是与政治民主密切相关的。发展经济民主,不仅有赖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更有赖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政治民主的发展来促进和保障。二是有利于促进和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从根本上讲,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更好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这一目的更为直接,而政治体制改革的这一目的则主要是通过促进和保障经济体制改革来实现的。这种促进和保障作用主要体现为:深化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从领导体制上促进和保障经济体制改革;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行政管理体制上促进和保障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从组织上促进和保障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从主体上促进和保障经济体制改革;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从法制上促进和保障经济体制改革。所以邓小平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时曾强调指出:“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6]176三是为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都需要有一个稳定、有序、和谐的政治环境。“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可能搞建设。”[6]199“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6]284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改善和协调政治关系、创新和优化政治结构、改革和完善政治制度,将会为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经济发展创造一个稳定、有序、和谐的政治环境。

其次,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促进和保障文化发展的客观需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党的十六大提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要深刻认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十七大进一步强调,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政治体制改革对文化发展的重要作用同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是一致的,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有利于促进和保障文化民主;有利于促进和保障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可以为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

再次,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促进和保障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党的十六大报告在阐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时,明确提出要使“社会更加和谐”。十七大进一步强调,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样是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密切相关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一项系统工程。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体系中,政治系统和谐占据了首要的位置。政治体制改革是实现政治和谐的根本途径。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体制改革所要改变的就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中的不民主、非法治的不和谐体制因素,以构建和谐的政治系统。在实现政治和谐的基础上,进而推动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和谐,达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从中不难看出,政治体制改革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助推器。同时,政治体制改革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具有重要的政治保障作用。

此外,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也是有效遏制腐败的客观需要。

三、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客观上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贯彻落实中央的部署,积极稳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营造有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政治环境,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是党和国家目前面临的重要任务。全面落实这一重要任务,“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4]22

1.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各国国情不同,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是多样化的。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实践中,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具有独特优势和强大生命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这条道路的主要内容包括: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条道路以人民当家作主为出发点和归宿,规定了党和国家组织与活动的基本原则,是对人类政治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光辉。这条道路既有科学的指导思想,又有严谨的制度架构;既有明确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要求,又有符合国情的实现形式和可靠的推动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中国国情,具有旺盛活力和广阔前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具体化,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正确之路、成功之路、必由之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确保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的政治动力和政治保障。

2.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1]533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特点和基本原则。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无论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还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都是通过党的政治、思想、组织领导实现的。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人民是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也是宪法和法律所确认和保障的民主和政治权利的主体。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坚持依法治国,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根本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保障。只有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才能发挥各方面的优势,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臻于完善。

3.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4]22这一重要原则要求,是由政治体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人民在政治体制改革中的地位所决定的。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政治体制改革既是重要内容,也是强大动力。这就要求政治体制改革不能脱离经济社会发展的总进程,而必须同这个总进程相协调。这就决定了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要随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改革的推进而不断深化。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的主体。从根本上说,我们搞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为了人民,即为了把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同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又要紧紧依靠人民。要准确把握广大人民的政治意愿,努力适应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充分发挥人民在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主体作用。应清楚地看到,无论是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相比,还是同广大人民日益增强的政治参与新期待新要求相比,我国政治体制都还有不少亟待改进和完善的方面和环节。必须根据十七大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的原则要求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

4.必须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统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科学理论,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指针。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首先,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政治理念。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我们党的执政理念、指导方针和重要原则。“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7]坚持以人为本的政治理念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就要把人民的利益、愿望和要求作为最基本的依据。为此,必须健全和完善切实保障人民自由表达自己意志愿望要求、维护自己经济政治文化权益的各项民主制度、法律和程序。其次,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要求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就要努力使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等各方面改革全面推进,并使各方面改革相互协调,从而推动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再次,必须坚持为又好又快发展服务的目的。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是要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坚持为又好又快发展服务的目的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就要围绕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适应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建设需要,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强大的政治动力和坚强的政治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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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周平.政治文明建设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J].社会主义论坛,2003(2).

政治经济学的目的范文第3篇

十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实际情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发展形势和中国经济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在此基础上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和发展的新规律、新特点，力求实现把实践检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来指导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强国富民问题。文章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目标、实现途径和体系构建三方面，对其发展和研究进行详细论述。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一、明确当代中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目标

1、当代中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对中国经济学界提出的新时期新任务是：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这个新任务可以分解为三项具体任务：一是从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实践中提炼和总结新概念、新范畴、新规律，形成中国自己的概念、范畴，也就是说出“中国话”，发出“中国好声音”。二是把这些反映中国经验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规律系统化为一个完整的经济理论或经济学体系，也就是“中国经济学”，或者说是经济理论的“中国话语体系”。三是构建的“中国经济学”或“中国话语体系”必须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者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结果，在经济学的一般知识、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等方面却充分吸收和包容了西方经济学的一切优秀成果。

2、当代中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要实现的目标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是从近现代中国共产党解放和建设中国的经验中总结而来的，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学会了从社会实践和发展经验中提炼、归纳、总结经验，并不断丰富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技能”。通过“实践——总结——再实践”的过程，一方面能够不断充实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理论依据；另一方面也能够以此为基础，避免了今后国家经济政治发展“走弯路”。其次，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阶段，我党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社会主要建设经验，并结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提出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新概念、新范畴。尤其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理论联系实际”成为丰富马克思主义经济政治学说的基础，并且在今后的改革开发和一系列社会实践中，为丰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诸多可借鉴的成果。最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中国为世界经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无可比拟，充分展示了大国应有的责任担当和国际价值。目前，中国已经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经济体，庞大的内部市场为外资经济的引进和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坚持“中国模式”，走“中国道路”，成为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持“中高速”发展的核心动力。

二、探究当代中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途径

1、以改革发展成功经验证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理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最大价值在于实践。近年来，中国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经济增速始终保持在世界前沿水平，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指导。而作为这一理论的应用者和实践者，中国共产党能够客观看待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认真分析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以此为依据，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进行灵活变通和充分运用，使我国经济更好应对国际金融发展困境，实现经济增速的持续增长，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我国指导性理论的根本原因。从本质上来说，中国经济学与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脉相承的，两者都是从我国国情出发，所总结而来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理论。

2、以中国改革发展的成功经验检验西方经济学

中国经济取得今天的国际地位，打破了西方经济学中“颠扑不破”的理论，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借鉴意义。西方经济学强调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这对于已经是发达国家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具有较强的实用性。但是对于全球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套西方经济学理论却具有片面性，如果不能根据本国国情，照搬西方经济学理论，必然会打破原有的市场秩序，反而不利于本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以中国为例，我国无论是在传统文化、历史基础还是政治体制上，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存在较大差异，在引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时，也必须要纠正、修改其中不相符合的内容，剔除与我国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相矛盾的观点，以此来保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动力。

3、从中国改革发展的成功经验中总结和提炼新概念

这是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第三个重要来源。我国几代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的长期曲折探索，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和惨痛教训，为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形成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经济理论，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和条件。这是我们这一代中国经济学人的福分和历史担当。

三、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结构体系

以发展为主线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我认为应该包括以下七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发展理念。发展理念是引领和推动经济发展的价值体系、指导思想，要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解释我国的发展经验，总结和提炼经济发展规律，破解我国未来的发展难题，开创经济发展新局面。二是发展目的。我国经济发展的目的就是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共同富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要求和体现。三是发展道路。我国必须走工业化、城市化的道路，但在知识经济的新形势下，我国要走的工业化道路必须是新型工业化道路，努力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四是发展动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驱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创新包括三方面：观念创新、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在三大创新中，观念创新居于重要地位，只有首先解放思想，才能最终深化改革，实现制度创新，而制度创新为技术创新提供了激励和条件。

参考文献：

[1]程言君,程昊.全面深化改革能以“西方的理论为指导”套搬西方模式吗？——学习系列讲话等中央精神与吴敬琏教授商榷[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5(02):131-133.

[2]周晓梅,宋春艳.马克思劳资关系理论视域下的我国私营企业劳资关系问题研究[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5(02):164-165.

政治经济学的目的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国家治理； 国家经济安全； 政府审计； 理论体系

一、提出论题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是一项被反复提出但始终没有真正完成的任务。过去十多年，理论界对政府审计研究成果较多，而对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研究不多；对审计理论体系探讨的较多，而径直对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研究不多。当然，前者对政府审计理论的设计与构造不乏借鉴参考作用。

关于审计理论体系的架构，有的学者认为包括审计基础理论、审计应用理论和审计管理理论（冯均科，2002），有的学者认为审计理论体系包括审计基础理论、审计应用理论和审计发展理论（王会金，2004），还有的学者认为包括审计基本理论和审计应用理论（王晓霞，2008）等；这些理论体系架构将审计本质、审计职能、审计作用、审计任务、审计假设、审计目标、审计对象、审计依据、审计准则、审计组织、审计模式、审计方法、审计程序、审计环境等诸多概念或元素在各个理论模块中进行编组，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理论框架设计，这些研究一定程度上阐释了审计概念的内在联系，揭示了审计运行的基本规律，丰富了审计理论成果宝库，开阔了学术视野，垫高了理论研究平台。但是既有的研究大多是针对一般审计而论，主要考虑了注册会计师审计和内部审计，体现了审计发展特定时期人们的认知水平。

审计理论发展如同审计实践一样，有一个成长成熟过程，由于我国政府审计起步较晚，一定程度上仍然处于探讨摸索阶段，审计实践的土壤尚不肥沃，不足滋养理论这样的参天大树；另一方面，政府审计不同于内部审计和注册会计师审计，它受国情、政体、政策法规等审计环境的影响较大，国外政府审计理论对我国的借鉴参考价值受到较多限制，理论研究不能从国外政府审计中直接复制；同时，由于理论研究方法之偏差，理论集中于构造审计理论体系的方法、理论体系研究的逻辑起点、理论体系构造的基本原则等方面的研究，较多在理论体系的“运动”，而没有进入理论体系内容研究之核心。而今，我国政府审计经过近30年的发展，构建理论体系的时机和条件已趋成熟：既具理论开发与研究基础，又具理论和实务工作者的持续努力；政府审计实践的土壤逐渐肥沃，审计实践正反两方面经验不断得以总结和凝练；国外审计理论和实务得以借鉴与参考；政府审计有关法律法规的逐步建立、健全，有关审计业务规范的出台，审计事业自身的发展以及与相关职能的社会分工也趋于明晰，特别是政府审计、内部审计和注册会计师审计之间的界分日渐清晰。值得一提的是，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工具（李金华，2004）、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刘家义，2010）、政府审计具有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免疫系统”功能（刘家义，2008）等理论观点的提出与创新，为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了良好前提和必要引领。由此可见，政府理论体系的构建业已成为现代政府审计理论进一步发展并走向成熟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

如何构建政府审计理论体系，有的学者提出审计目标导向的审计理论演绎，提出了一种源于审计职业实践的观点和新的审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冯均科，2002）。笔者采用这一研究思路（因为篇幅限制不作证明和说明）。那么，政府审计的目标是什么？刘家义（2008）认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政府审计机关的重要职责；潘博（2010）认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审计工作的最高战略目标；张庆龙、谢志华等（2009）认为，政府审计应关注国家治理，构筑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审计平台。新世纪，我国进入了发展黄金期，同时也是矛盾凸显期，政府审计如何担当历史重任，参与国家治理、有效发挥经济社会健康运行“免疫系统”功能，筑起稳固的安全屏障，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的巩固与持久，关系到传统审计的改造与现代政府审计的定位与发展。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目标，这是关键性、引导性的理论命题，学术价值殊然；同时，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也是政府审计龙头性、系统性的实践问题，对于政府审计有效履责、发挥作用、产生效益，提升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度，现实意义显著。因此实施国家治理、维护经济安全在政府审计理论体系设计中起目标牵引、导向作用。

二、实施治理、维护经济安全目标导向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设计

以国家经济安全为目标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构建，应定位于国家治理，服务于国家安全利益，立足现实，回顾历史，总结过去，借鉴国外，放眼未来，指导实践，具有全面性、开放性、融合性、动态性和创新性等基本特征。它的主要内容包括：

1.绪论。即综合百家之说，立政府审计之论。绪论主要解决政府审计学术研究的成果归纳、整合的问题。任何理论以及理论体系的构建都是建立在前人探索研究的基础之上的，都是借鉴、参考与运用、融合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之结果，对于审计这一应用性、复合性极强的学科更是如此。因此，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理应涵盖理论研究，借鉴与参考前人研究的有益成果和经验，融会贯通、优化整合并有所提高；另一方面，理论建设规律表明，任何理论体系的建设与完善都是一个动态、递进的连续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充分借鉴与参考现有成果，提高理论研究起点，少走弯路，避免重复劳动，节约研究成本，提高理论研究水平，是绪论的先行命题。所以，全面归纳总结现有理论成果，总结实验经验，是构建中国特色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出发点，这既包括围绕国家治理、国家经济安全与政府审计，系统归纳国内外理论研究成果，也包括及时总结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实践，将成功经验和成熟做法上升为理论，这样才能使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立足于坚实的实践基础和较高学术平台之上。

2.史论。主要解决政府审计理论体系史料、史鉴的问题。明显区别是注册会计师审计和内部审计，政府审计产生与演进史长达数千年之久，形成了极为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积垫。2004年李金华主编的《中国审计史》是至今我国最完整的审计史作，其主要叙述的是政府审计发展历史。利用政府审计，优化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不是现代人的发明，在人类进步的文明史上已具充分记载，亦不乏成功案例和经典事例，对于如今政府审计理论构建和实践推进无不具有参考价值；充分挖掘这一历史宝藏，以史为鉴，解剖历史重要事件，分析政府审计兴衰与国家兴衰历史经验与教训，研判政府审计发挥经济社会免疫系统功能的环境与条件，发掘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的途径与方式，这不仅是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政府理论建设的重要任务。

纵观审计发展历史，审计诞生的原始动因萌生于安全忧患和治理需要，政府审计与国家同生，且成为重要的治理手段，旨在强化国家政治、经济功能，维护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史料证明：国家安全是政府审计治理的重要目标和首要驱动；政府审计内置于国家政权体系之中，依照统治者意志发生作用；政府审计与国家安全具有天然联系，审计的兴衰与国家安全的命运是一致的。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国家经济安全寓于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之中，经济服务政治，政治受制于经济，政治（权）安全与经济安全紧密相联。为了追求国家政权安全，历史上有的统治者不计成本、不惜代价，牺牲经济安全，而缺乏经济安全保障的治理安排，其维护力和可持续力是极其有限和相当脆弱的，如秦始皇兴建万里长城、明朝大规模的“屯田戍边”、“固卫疆域”，清朝“清海空域”以防海寇入侵等安稳之举等，系劳民伤财，耗尽国力，防外患则生内乱，终难维系。在世界近现代史上，这样的正反史例也是不胜枚数的，如前苏联为了与美国争夺军事制高点，保障国家安全、确立国防优势，倾其国力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结果经济安全遭严重破坏，引发政治（权）安全的破坏，最终导致苏联解体。这些事例正是当今研究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借鉴与参考，为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目标导向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丰富的历史养料与必要的前车之鉴，对于理论建设和实践开拓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学术界涉猎较少，一定程度上说仍是未开发的处女地。缺乏历史的厚度和深邃的眼力，是目前理论研究表浅、经不住时间检验的原因之一。

3.法论。解决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目标导向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法律支持及互应的问题。现代审计的重要理念是依法审计、规范行政。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行为是法律许可且受到法律保护的，同时政府审计行为也受到法律法规的约束，政府审计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依法从事审计监督与评价活动。因此，审计理论须涉足法律法规研究，“法论”是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主体内容之一。政府审计理论研究须系统地研读宪法、国家安全法及其实施细则、审计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明确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法律法规依据，明确政府审计的活动领域和行为边界，明确审计行为的执行程序与操作方式，同时及时发现与有效解决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存在的法律法规障碍，为政府审计更好地实施治理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支持和行为保障，为政府审计改革、创新与发展做好审计法制建设预研和相关方面立法或修法的理论准备。

4.立论。即政府审计基础理论，它是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基石，也是政府审计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或理论体系的核心，故称之为“立”。这里所说的理论是狭义的，属基本范畴；广义的理论则包括理论体系的全部内容，所有理论和实践内容均可以落入“理论”范畴。本部分主要解决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原则、机理与运行规律的问题。它是政府审计理论体系中最基础、最重要、最复杂，也是建设任务最重的组成内容，现有的理论研究成果也大多集中于此。理论部分的主要内容包涵：

政府审计基础理论的概念和元素，包括审计本质、审计目的、审计假设、审计原则、审计特征、审计主体、审计对象、审计程序、审计方法、审计环境等。这些理论概念或元素，一部分政府审计与一般审计理论（或者说与内部审计和注册会计师审计）具有通用性，如审计假设、审计原则、审计方法等，政府审计可以借用而不必与其他主体审计严格区分，但与此同时政府审计亦有其特殊性，需要研究且形成自身的理论表述，部分概念或元素，如政府审计的审计本质、审计目标、审计主体与客体、审计程序、审计环境等，与内部审计、注册会计师审计存在较大差异，不得不“自立门户”。

就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特殊性方面，笔者认为须着力研究：

国家治理、国家经济安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国家治理、经济安全与国家政治安全、社会安全、国防安全、民生安全的关系及互动性理论；

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遵循理论和原则依据：系统论、受托经济责任论、国家治理论、“免疫系统”论和审计规制论等；

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与其他国家治理手段、形式的联系与区别；

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客观必要性、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可行；

现行体制框架下政府审计的职能与作用，以及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领域与能效；

政府审计治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对策与措施；

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路径选择与实现方式；

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程序与方法；

政府审计与财政金融安全、资源和环境安全、信息安全、社会和民生安全、国防安全、权力运行安全等理论。

5.实论。解答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实际效能的问题，即通过对政府审计实际运行过程与结果数据的分析，进行实证检验与评价，证明政府审计实施前后国家治理及国家经济安全性实际发生的变化（分析审计与不审计的结果差异），分析政府审计绩效指标与国家治理及国家经济安全指标的关联性（分析审计绩效与治理绩效和安全绩效的相关性与结果差异），以发现政府审计运行实迹与理论轨迹的偏差，提供校正参数与实践指导依据，进而提出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可行性以及效果影响因子。通过抽象的理论推演，仅仅能证明政府审计应当在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发挥的作用，但究竟是否能发挥这些作用，实际发挥了什么作用，其作用程度如何，以及还能发挥什么作用，只能通过实证分析才能明判。由于部分政府审计项目资料的保密性，以及现行审计结果公告所公布数据的有限性和滞后性，其公告的程序与手续的复杂性和谨慎性，使得有关政府审计方面的实证研究一直较为薄弱，这方面的成果不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远不及注册会计师审计和内部审计的研究；加之政府审计的运行受制于诸多政治、政策因素，其运行曲线难以准确绘制，难以在一个较短时期找到其基本规律，但是这并不能否定实证分析在政府审计理论体系中的应有地位和作用，没有实际数据和数量定义的定性理论，不能说是科学的理论学说，更不是完整的理论体系。从政府理论发展看，实证分析的缺位，客观上制约了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构建，也影响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因此，实证分析与检验是构筑国家治理与经济安全目标引导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有待加强与突破的重要领域。

6.例论。解决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实战案例积累及经验总结与提升的问题。国外政府审计机关非常重视经典案例解析，案例库（分为成功案例和失败案例两类）是其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并编成审计人员案头书，作为审计实践开拓和理论研发的首要依据。目前，在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政府审计实践尚未全面、普遍、规则地开展，审计数据未形成一定规模且足以支持实证分析的时候，审计案例的研究与积累就显得尤其重要，只有案例个体的“点”足够之多，才能连成“面”，形成实证分析需要的数据库与案例群。再之，案例一直是理论研究和实践总结的重要素材，反映了审计主体对审计规律的认识水平与把握程度；案例解剖能够发现与评价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实际发挥的作用，发现审计机关与其他政府部门的分工协作情况以及审计过程中客观存在的局限。目前我国理论界对审计案例的分析研究与总结提升不够，经常将审计例子与审计案例混为一谈，不注意对审计案例，特别是大案要案的深入剖析，出于保密等诸多原因，很多成功经验得不到总结推广，一些经验教训不能引以为戒，更不能及时上升为审计的理性认识和对审计规律的认知，成为审计理论体系的组成内容，因而使审计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常常低层次重复，甚至发生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这是构建国家治理与经济安全目标导向下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必须特别关注的问题。

7.综论。解答国家治理与经济安全视角下政府审计的制度优化、技术支撑和系统保障的问题。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不仅需要内部职能转变和资源优化整合，而且需要营造良好的体制基础和社会环境，需要更有力的技术支持和更全面的能力保障。现行的政府审计体制、机制和审计制度与管理安排，要根据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和国家经济安全的目标要求进行调整、改革与完善，需要进行持续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审计方法手段需要更多地注入现代审计元素，更多地融入现代科技，更多地配置现代化装备。具体说：

现行政府审计体制改革研究。针对中央与地方审计机关的设置、政府审计机关双重角色（隶属政府与监督政府）、双重领导制、“两个报告”制及审计公告制度等方面存在的不足，着力研究解决目前审计机关，主要是地方审计机关的独立性问题、审计资源优化配置问题、双重领导制可能出现的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问题、审计经费的落实保障问题、审计查处难处罚难和落实更难的问题等。

审计队伍建设与审计机关人力资源科学管理研究。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对审计人员素质及人力资源管理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构建高层次、复合型、创新型审计队伍，建立健全审计人员职业生涯规划机制和制度，完善人力资源配置，建立审计人员培训及终身教育体系与多元化激励机制，这些都亟待政府审计理论开拓与实践探索。

审计规范化建设研究。加速审计工作与审计管理的规范化建设进程，包括审计主体资格的规范、审计业务类别与工作目标的规范、审计计划的规范、审计业务执行过程的规范、审计成果的规范、审计质量控制与责任的规范、信息技术环境下审计的规范和对审计管理的规范等，实施科学性、开放性的规划与建设，以提高政府审计“三化”（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水平，降低审计风险，减少审计成本，提升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效率与能效，是政府审计理论需要持续研究的内容。

审计信息化、科技化建设研究。为审计信息化、科技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和技术保障，着力开展包括推行科技强审策略，加强审计信息化建设，提升审计工作技术含量；增强审计主体驾驭信息系统的能力，提高审计信息处理能力，提升其开展计算机审计、信息系统审计、网络审计的整体胜任能力；提高审计主体在复杂审计环境下的适应能力和大案要案的审计攻坚能力等方面内容的开拓探索。

审计文化建设研究。审计文化是伴随着审计事业的产生、发展而不断演进、积淀起来的，是审计软实力的重要组成。审计文化内容广泛、内涵丰富，包涵着目标使命、价值取向、道德规范和职业习性等元素，具有引导、聚向、激励、约束、感化、宣传等多重功能，在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何完善先进审计文化的建设体制与机制，以先进的审计文化引领和推进审计事业科学发展，是政府审计理论体系必须回答的现实命题。

8.兼论。解答国家治理、国家经济安全目标导向下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兼融并举，即与其他学科理论和其他领域实践、与国（境）外政府审计理论与实践的交叉融合、互动互鉴之命题。理论建设是开放式，学术研究的合理延伸、广引博证、拾遗补缺，能够有效避免学术研究的死角和盲区，有利于拓展理论研究领域、丰富与完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如中国政府审计体制与西方立法型、司法型和独立型审计体制的比较分析，在不同审计体制下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角色定位和环境依赖，不同的职责界定和路径选择，不同的审计对象和审计效能等方面的比较分析等，对政府审计理论构建提供了借鉴与启迪作用；又如政府审计与其他国家治理方式的联系与区别，政府审计如何与其他国家治理方式配备、契合，形成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合力，最大限度发挥审计与其他国家治理方式的系统功能，也是政府审计理论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再如应用经济学、理财学的基本理论，对国家治理、国家经济安全目标下政府审计规制与其他经济性规制、社会性规制、法律规制和行政规制的执行成本和效能的对比分析，对其政治成本、社会成本、经济成本的统合评判，以及国家经济安全策略执行成本与能效的综合评估等，无疑能够优化政府审计策略与措施，改善国家治理，提高治理对策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等等。因此，兼论是政府审计理论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三、政府审计理论体系构建的重点、难点及需要关注的若干问题

构建国家治理与经济安全目标导向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重点，一是政府审计基础理论的构筑，这是理论大厦之桩基，是其他部分依托的基础，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所有论述均应从基础理论中找到依据，并以此为引导进行延伸与细化；这一基础越宽厚、越牢靠，政府审计理论体系就越稳固、越丰富；可以说基础理论的成熟是政府审计从经验走向科学的重要标志，故须着力加强国家治理与经济安全目标导向下政府审计基础理论的创新研究。二是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能效与实现路径的论证，这是政府审计实践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对政府审计功能深化、提升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能效具有直接作用，也是各国审计界竞相研究开发的课题。因此在政府审计理论体系中地位独特。

构建国家治理与经济安全目标导向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难点，一是“实论”，因为实证检验中衡量国家治理与经济安全改善程度的指标及其指标值的确定、国家治理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实际结果中政府审计实际贡献度的确定等，均无现成范式可循，可供借鉴与参考的资料不多，现行统计体系也没有提供这方面的完整数据，国外的做法虽有独到之处，但由于他国与中国国情存有较大差异，不能照抄照搬，因此“实论”研究存在较大的技术难度，理论建设颇具摸索性。二是“综论”和“廉论”，其范围广泛，定义域不甚清晰，理论容量很大，许多理论和实践课题都是创新性的，如国家经济安全策略与绩效的审计评估属全新课题，它与现行审计机关开展绩效审计与经济效益审计不尽相同，但却是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欲完成基础性研究和相应的应用性研究颇具挑战性；又如，在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政府审计与其他经济管理和监督机关的分工合作，政府审计如何利用现有社会资源，动用既有经济监管力量，加强外部管理与内部控制，共同完善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利益，也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如此等等。

需要特别表明的是，构建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目标导向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不是一切从零开始，进行理论重新研发与重新构造，而是充分利用现有的理论成果和学术资源，在既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调整、组合和完善，并且根据我国政府审计的实践平台，作理论的再加工和再创新。现有理论研究成果许多内容和观点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可以直接植入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目标导向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之中。笔者认为，政府审计理论体系构建中应强调以下几个比较重要的观点：

1.以实施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为目标，对于政府审计理论的构建具有重要导向作用，但是国家经济安全是相对的概念，安全不等于消除风险，追求绝对安全的成本扩张、超越社会承受，反而会损害国家经济安全利益。国家经济安全是多维的、立体化的概念，即是“下海冲浪”而非“立岸”或“浅水区”的安全，是完善市场正向机制而非损伤效率与公平的安全，是投入产出正效益而非净投入、负效益的安全。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应持综合安全观，追求实质性、长久的安全利益，而不是追求一时的、片面的和局部的安全。目前政府审计在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时，应特别注意防范与纠正防范形象工程掩盖下的经济泡沫，以及牺牲长远利益而谋取一时安全利益的做法。近年审计署对地方政府债务专项调查已触及到这一敏感话题，体现了对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的深度关注，理论研究应反映这一特征。

2.依据审计本质及其职能定位，政府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作为经济社会的“免疫系统”，作为防范与治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规制手段，应当具有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抵御防范、监控检测、识别预警、自滤除疾、校正调适、升级优化等能效，这是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功能定位，是政府审计重要的基本理论点，或者说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构建须以国家审计（此处笔者认为与政府审计同义，与同）与国家治理、国家审计具有经济社会免疫系统的学说为指导，这是近年政府审计理论研究的成果，应继续深入研究并创造性地丰富与发展这一理论学说。

3.根据国家经济安全要求，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和有益做法，在现行法律和体制框架下，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着力点和实现路径是信息保障、国家治理内部控制制度维护、权力监督、经济运行监测、管理问责、政策评估和风险预警干预等，这是政府审计与其他经济管理与监督机关的比较优势所在，且以此为基础，政府审计与其他经济管理与监督机关进行分工与合作，共同形成国家治理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合力，即对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的系统研究甚为重要。

4.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策略是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的巨额投入，其成本是可折分、可解析和可监控的；成本与能效的审计评估能够完善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策略，提升经济安全策略的兑现力和持续力；审计监督侧重于社会经济的价值运动（这也是政府审计与其他经济管理和监督部门的分工），政府审计具有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策略执行成本与能效评估的资格与胜任性；国家治理、国家经济安全策略执行成本与能效审计评估是现行政府绩效审计的功能延伸和深度发展，是政府审计理论的新增长点。

综上所述，按照“绪论铺垫――史论借鉴――法论支撑――理论构筑――实论检验――例论剖析――综论统合――兼论补充”的逻辑思路，构建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目标导向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是一种摸索性的理论尝试，其结果正待理论进一步证明和实践的深入检验。对政府审计理论与实践“八论”的划分也具有相对性，各部分内容肯定存在一定的交集，有的内容置于哪一部分并无严格的划分标准。“八论”仅仅是提供了认识政府审计理论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框架，完成了展示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层次结构和逻辑线索的功能而已。当然，这一设计不具有排他性，其他设计，也许就是更优的方案。政府理论体系的构建本身就是一个持续渐进的开放的过程，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笔者乐见各位同仁的商榷与指教。

【主要参考文献】

［1］ 冯均科，等.审计理论体系研究［J］.陕西审计，2002（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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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的目的范文第5篇

[摘要]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公共选择理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演变至今已经被运用到许多领域，为分析政治、经济现象提供了方法论基础。文章拟从越来越壮大的私营企业主阶层入手，分析其政治参与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最后和公共选择理论相结合，它为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提供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一方面从“经济人”角度对政治行为主体进行理性分析，另一方面，公共选择理论的“效用”思考促进政策制定的有效性，为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提供方法论基础，并且更好地发挥政治参与的作用。

[关键词]公共选择理论；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

一、公共选择理论及基本假设

(一)公共选择理论的内容

公共选择理论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末，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伴随着西方国家行政改革而形成的一种学术思潮。它正式发端于1957年詹姆斯·布坎南和沃伦·纳特在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创办的“托马斯·杰斐逊中心”，其目的是促进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由于它所宣扬的宗旨不符合当时主流经济学的原理——对政府行为的无比信任，布坎南等人被迫转到其他大学谋求发展。最终，他们的“公共选择研究中心”在乔治·梅森大学设立并延续至今。公共选择理论以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和塔洛克为代表，是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交叉学科，它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假设研究政治市场中所有的公共选择者，对非市场决策进行经济学研究。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是由两个市场组成：一个是经济市场；另一个是政治市场。在经济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消费者(需求者)和厂商(供给者)，他们之间交易的对象是私人物品和服务。在政治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选民、利益集团、政治家和行政官员，选民和利益集团是政治市场的需求者，政治家和行政官员是政治市场的供给者，他们之间交易的对象是公共物品和服务。在经济市场上，人们通过货币来选择能够给他们带来最大满足的私人物品和服务；在政治市场上，人们通过投票来选择能够给他们带来最大利益的公共物品和服务、政治领导者以及制度安排。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治与经济不能截然对立，并且试图创立一个使经济学和政治学融合为一体的新政治经济学体系，即市场经济下私人选择活动中适用的理性原则，也同样适用于政治领域的公共选择活动。也就是说，政府以及政府官员在社会活动和市场交易过程中同样也反映出“经济人”理性的特征。政府及其公务人员也具有自身的利益目标，其中不但包括政府本身应当追求的公共利益，也包括政府内部工作人员的个人利益，此外还有以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为代表的小集团利益等等。

综上所述表明公共选择理论的宗旨是要把市场制度中的人类行为与政治制度中的政府行为纳入同一分析的轨道，即“经济人”模式。从而修正传统经济学把政治制度置于经济分析之外的理论缺陷。

(二)公共选择理论的理论假设

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逻辑出发于三大理论假设：一是“经济人”假设，认为在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上活动的是同一个人，同一个人不会根据不同的行为动机进行活动；二是交易政治学，认为政治学是一门交易的科学，市场和国家都是手段，政治是选民、集团、政府之间出于自利的动机而进行的利益交换的交易过程；三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认为个体是构成团体或组织的基本细胞，个体行为的集合或累加构成集体行为，人类的政治和经济行为都应当从个体的角度去寻找原因。

二、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私营经济已经成为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私营企业主队伍已经初具规模，逐步发展成了一个稳定的私营企业主阶层。截止到1999年6月底全国登记的私营企业主达281万人，注册资本总额8177亿元，雇用员工1503万人，经营各类企业128万家。到2000年，全国登记的私营企业主达395135万人，拥有注册资本总计133079169亿元，雇用员工2011115万人，经营各类企业176118万家，分别增长了4015％、6217％、3318％、3716％。可以预见，在未来几年内，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主队伍还将以较高的速度迅速发展，在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由于有着独特的经济地位和利益要求，私营企业主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社会阶层，已经广泛地参与到政治领域中，表达他们的政治诉求，通过自己的活动影响并推动政治系统决策过程。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总体来说呈扩大的趋势，但是，作为一个新崛起的阶层，其中还存在许多问题有待去完善，下面，就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现状进行分析，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法。

(一)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呈逐渐扩大的趋势

首先，政治参与的团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有组织的政治参与逐渐成为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主要方式。私营企业主积极参加工商联、妇联、青联等政治性团体。这些团体处于我国决策层的，在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次，私营企业主在政治参与体制中的影响越来越大，集中表现为担任各级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的人数增多。一定数量的私营企业主担任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并参加这些机构的日常活动，扩大了政治参与的渠道，提高了政治参与的层次，增强了政治参与的效果。最后，私营企业主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且最终被接纳。

(二)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

1　非法性参与时有发生。所谓非法性参与，就是指现行法律和政策所不允许的参与行为。导致非法性政治参与的原因很复杂，或者是没机会通过合法渠道参与政治，或者是合法性参与不能满足其参政的目的，或者是合法性参与成本太高等等。非法性参与对我国政治具有很大的腐蚀作用，必须遏制。 转贴于

2　政治参与的组织性不强。从参与主体的角度来说，政治参与可分为个体参与和组织参与。目前我国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主要是个体参与，其活动基本上没有组织化行为，尚处于散乱和单独行动的状态。他们大多只是以个人身份参与政治，并不代表本阶层的群体利益，往往只是围绕着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表达意见，所试图影响的也多限于某一政府官员的意向或政府对某一具体问题的处理，一般很少触及方向性、战略性的大政方针。

3　政治参与的目的层次较低。当前我国私营企业主的政治义务感并不强，其参与政治活动的动机层次不高，并没有把参与政治看作是自己责无旁贷的任务，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取和维护自身的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

4　政治参与强度不高。政治参与强度是指公民的政治参与“影响政治系统的程度和持续性，以及它对政治系统的重要性”。它反映的是政治参与的实质。大量事实表明，公民的许多政治参与活动并不一定就能够带来实质性的结果。当前我国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强度相当弱，对政治系统的实际影响力很小。

三、公共选择理论为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提供经济学分析方法

(一)政治行为主体的理性分析

在公共选择理论的视野之内，政府官员在现实社会中和企业家、消费者一样扮演“经济人”的角色，即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主体。这样，公共选择学派便把在市场经济下私人选择活动中适用的理性原则，应用到政治领域的公共选择活动中。所谓理性，就是效用函数最大化。影响效用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商品、收入、财富、社会地位、权力等利己主义因素，也可以是慈善、友谊、和平、社会进步等利他主义因素。本文中要讨论的政治行为的主体即私营企业主。但是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又必须涉及到政府。私营企业主追求效用函数最大化是不需要多加讨论了，主要看政府是否理性。无论是现实主义理论还是新现实主义理论，“国家行为是理性的”这一命题都是核心假定之一。政府是实现国家目标最为基本的手段，是国家的主权代表和具体形态，国家理性是由政府理性来表现的，那么政府是理性的。

(二)公共选择理论的“效用”思考促进政策制定的有效性

公共选择理论在假设和方法上有些走极端，它的一些理论还有待检验和证实，而且经济人假设在一定程度上抹杀了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的差异性，把政治行为简单化，过于看重经济动机和强调个人功利性，而忽视了政治行为本身的特性和人的利他主义的一面。运用公共选择理论分析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这是出于对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经济体制改革、政府转型的发展中国家，国家的法律体系还有待完善，各项政策、制度的制定也是在探索中进行。由于经济人假设把人设想成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为了防止个人利用权力或以不正当的手段损害他人利益，才需要设计出约束人的行为的法律和制度。好的或有效率的政策并不是产生于政治家的英明，而是产生于有效率的公共选择机制。二是我国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形成有其特殊性，目前仍未形成统一的阶层意识，政治参与水平有较大差距。而且，很多私营企业是由家族企业发展起来，或本质仍是家族企业，公司制度还不完善，往往企业主一人的言行就能决定整个企业的发展方向。所以，一个企业与政府的沟通很可能会演变成为该企业的企业主与政府甚至某政府官员的直接沟通，这样复杂的政治活动也就变成了经济活动，政策的受益者也从集体转为个人。公共选择理论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正是把个人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根据个人来解释社会和政治。公共选择理论试图建立一个统一的有关经济和政治这两个市场上的个人行为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个人是最终的决策者，是最高的评判者。只有个人自己能够判断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这个模型的出发点是，政府不是一个抽象的实体，不是超个人的决策机构，这种机构是不能与个人相分离的，集体行动是由许多独立的个人行动所组成的，政府为了个人才作出决策，而我国目前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这种独立的个人行动所占比例更为突出。因此，分析参加政府决策过程的个人的政治行为，有助于将复杂的活动变为可以控制的活动，变为可以论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