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焚烧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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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焚烧的争议范文第1篇

《财经》记者 孙滔

饱受争议的北京朝阳区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终于要“转正”了――2010年5月上旬,垃圾处理问题专家、北京市政府参事王维平告诉《财经》记者,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近期即将通过验收,从此正式运行。

此前的5月4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官方网站公布《生活垃圾处理技术指南》,这被一些垃圾焚烧反对者称为政府支持垃圾焚烧的“信号弹”,是政府大力推行垃圾焚烧的理论基础。

《指南》公布之后仅十几天,5月16日,东莞发生600名村民因不满垃圾焚烧厂选址而集体“散步”事件,数百村民走向东莞街头造成了交通堵塞。

此次“散步”仅是2009年以来广东、江苏、湖北及北京等地出现的垃圾焚烧技术争议中的案例之一――就在东莞当地,3月28日因同样原因已经发生过一次“散步”事件。

在这种压力下,高安屯垃圾焚烧处理厂的验收注定要在谨慎、低调中进行。

从填埋到焚烧

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亚洲单线最大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可谓北京市垃圾处理的突围之作。

这一备受舆论关注的垃圾焚烧发电厂,隶属于朝阳区垃圾无害化处理中心,后者坐落于距离北京市中心东南12公里左右的高安屯。

这块区域如今已经被称为北京市朝阳循环经济产业园。5月14日,记者走进本来并不神秘、现在却对参观者设定重重阻碍的这座垃圾处理厂。与一些垃圾焚烧处理技术的反对者所想象的不同,园区满目青翠,西侧还有村民在浇灌果树,景象如同花园。

一些反对者未曾到过垃圾焚烧技术的实施场所。2009年2月,王维平作为专家参加北京市政府组织的垃圾处理技术赴日本考察之行,同行还有一名垃圾焚烧技术的反对者代表,王维平问:“你去过垃圾焚烧场吗?”对方难为情地回答说:“没有。”

高安屯在1995年即成为垃圾场,当时未经过任何处理的垃圾曾堆积成一公里长的“垃圾大坝”。直到2002年底,高安屯卫生填埋场一期工程完工并投入使用,才逐步消除垃圾大坝。

如今高安屯村民已经全部搬迁,该村撤销行政村建制。2002年开始运行的高安屯卫生填埋场,初始设计日处理量1000吨,将于2025年封场(计划运行23年)。但2003年投入使用后,垃圾日处理量很快达到1534吨,朝阳区垃圾无害化处理中心办公室主任顾来茹介绍说,该场在6年期间就填埋掉了60%的库容。照此速度,这一填埋场坚持不了10年。

进入2008年,高安屯垃圾处理量就超出了其承受能力的三倍多。该年七八月份,高安屯附近臭味剧增,此时多个小区居民向朝阳区环保局写信抗议。随着2007年、2008年北京奥运筹备阶段对环境提出更高要求,农村大量垃圾也纳入了处理范围。

2009年4月投入试运行的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卫生填埋场的压力。该厂一位专业人士告诉《财经》记者,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的运行在减小填埋场作业量的同时,减小了其作业面积,这样进入的垃圾得以及时覆盖,也就大大减轻了臭味影响。

双重检测二英

在赞同垃圾焚烧的专家们看来,对比于填埋处理,垃圾焚烧发电是一种资源再利用技术,至少有两种看得见的好处:节约用地;有经济效益,属于循环经济的范畴。

与此同时,二英等污染物的排放,则可以被控制在环境安全范围内――这正是垃圾焚烧被大力推行的逻辑。

事实上,垃圾焚烧在国际上已经是一种成熟的垃圾处理方法,世界上许多国家很早就开始使用垃圾焚烧炉,焚烧处理是目前美、日、德等众多国家城市垃圾处理的主要方法之一。

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采用日本田雄公司(TAKUMA)炉排焚烧技术,其主要工艺技术参数是:烟气温度大于等于850摄氏度,烟气停留时间大于两秒,这两个参数是有效控制二英生成的主要手段。另外,在烟气控制环节,消石灰罐可以中和二氧化硫和硫化氢等酸性物质,活性炭罐可吸附重金属和二英等,同时还有布袋除尘器加以辅助。

5月14日,在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厂界外侧,记者看到烟气排放污染物浓度实时监测数据公示,包括氯化氢浓度、烟尘浓度、二氧化硫浓度、一氧化碳浓度、氮氧化物浓度和烟气不透光率等指标,同时列举了相应指标的北京市地方标准。

记者在16时40分和18时18分两个时间点上,发现仅有一号线(共有两条线)在18时18分时的氯化氢排放值略高于北京市地方标准。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高级工程师白良成表示,过于复杂的垃圾焚烧系统容易出现排放波动。

对于公示牌上未出现二英和重金属的排放数据,专业人士的解释是:目前世界上还没有能在线实时监测二英及重金属的仪器仪表,政府相关主管部门是通过不定期采样、离线分析进行监测监督。

“鉴于北京市乃至全国就垃圾焚烧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尤其是二英)监测和研究还不够,虽然世界上已经有数据和结论,政府相关部门还是要对焚烧厂周围一定范围内(尤其是下风向)进行土壤本体二英浓度的定期检测。”该厂一位负责人说。

环境安全与恐惧

作为垃圾处理技术,垃圾焚烧烟气在排放之前,需要去除(回收)二氧化硫、硫化氢、二英及重金属等污染物,其残渣则以填埋处理。

那么,在全国范围内,垃圾焚烧的环境安全问题究竟解决得如何?专业人士以二英为对象做的检测或许可以帮公众做一判断。

垃圾焚烧面临的最主要、最难的公共环境挑战就是二英排放,二英是一种致癌物,也是公众抵制的最主要对象。作为“反烧派”的著名代表,中国环境科学院研究员赵章元(研究方向为湖泊环境与近海环境)反对垃圾焚烧的主要理由,就是这项技术无法排除二英等污染物的产生,“二英肯定会产生,只是一个量多量少的问题。”

来自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陈吉平研究员带领的研究团队历时一年,对中国19个市政生活垃圾焚烧炉的二英排放进行检测和分析后发现,19个企业中有16个企业的二英排放达到中国《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有6个企业的二英排放达到欧盟排放标准。

北京市对垃圾焚烧厂的二英排放标准与国际上最为严格的欧盟标准一致。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二英实验室主任郑明辉告诉《财经》记者,中国引进的是主流技术,多数企业应该可以达标。

导致一些企业不达标的因素有两个:企业诚信问题;炉型和设计问题。“小型焚烧炉温度控制会受垃圾自身情况影响,可能导致燃烧不均匀,二英排放也受到影响。”郑明辉认为,对于小型焚烧炉,需要考虑垃圾分类。

二英并非只在垃圾焚烧中产生。事实上,全球垃圾焚烧产生的二英比金属冶炼和燃煤发电、取暖要少得多。

二英之外,垃圾焚烧厂的选址和防护距离是公众担心的另一个问题。

2008年9月4日,环境保护部颁发了2008年的82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质发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利用垃圾焚烧发电新改扩建项目,环境防护距离不得小于300米。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的卫生防护距离定为300米,遭到了附近百姓的反对。

郑明辉说,确实有观点认为垃圾焚烧导致周边居民癌症高发,但这些观点还缺乏科学数据的支持。国外曾经对一些成熟的垃圾焚烧设施周边做过大型调查,没有发现居民健康受到明显影响。

住建部已经下发文件对垃圾处理厂的选址、垃圾处理工艺的选择以及环境的控制都做了明文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认为,垃圾焚烧发电厂如果按照这个规定去执行,对周围的环境影响是非常低的。

对这一系列数据的解读不难发现,垃圾焚烧对环境的实际危害远不足以导致部分民众所表现出来的恐惧。专业人士认为,问题在于政府和公众沟通不够。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指出,焚烧方式处理垃圾,项目立项、选址、环评等全过程必须公开透明。只有这样,才能取信于民。他认为在中国,这些条件基本不具备,多数项目往往从立项开始就对周边居民欺、瞒、打、封,暗箱操作;项目涉及商业利益,许多过程存在若隐若现的权力参与、利益输送。另外,由于焚烧过程不透明,厂家可能存在偷工减料的现象,焚烧质量无从保证。

在东莞3月28日“散步”事件发生后,3月30日、31日,当地政府连续举行答疑会,由专家作“建垃圾焚烧厂不会危及环境”的技术答复;4月21日起,地方政府还组织村民代表前往深圳参观盐田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日常运作。

但这些事发后才采取的行动并没有消除民众疑虑,也没有能够阻止5月16日“散步”事件再次发生。

对于高安屯垃圾焚烧厂公示监测数据一事,周边居民也有看法:“公示的数据是否能达到真实可信?”“公示的数据来源是什么?会不会是焚烧厂自己填上去的?”“我们怎么知道这些数据是否真实、是否有说服力?”确实,这些专业数据,作为普通老百姓很难看懂。

5年后,焚烧技术将成主导?

有人称,中国的垃圾焚烧进入了时代,依据之一是一份《2010年中国能源重大新开工施工项目》细则,其中涉及垃圾发电多达40项,仅广东省就涉及垃圾发电项目有14项之多。

但在王维平看来,中国的垃圾焚烧已经迟到。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生活垃圾收运方式从“摇铃倒土”的手工劳动,逐步发展到机械化、密闭化作业;垃圾处理方式由露天堆放、简易填埋发展到以卫生填埋为主,焚烧、堆肥和综合处理为辅的无害化处理阶段。

以北京为例,垃圾围城之下,垃圾处理仍以卫生填埋为主。目前北京市生活垃圾处理结构中,焚烧、生化处理和填埋的比例分别为2%、8%、90%。

2008年以来,北京市生活垃圾产生量日均达到1.84万吨,垃圾增量目前仍以每年8%的速度持续上升,每年填埋垃圾至少占用土地500亩。这样,占最大比重的卫生填埋压力与日俱增。

北京在发展垃圾焚烧方面并不是最积极的,而今其垃圾处理困境已经不能再等。北京市官方一再声称:加快建设垃圾焚烧厂,“刻不容缓,势在必行”。

根据北京市政府的工作目标,本市2012年日处理生活垃圾将达到1.7万吨,垃圾焚烧、生化处理和填埋比例将发展为2∶3∶5;2015年形成日处理近3万吨的能力,前述比例将变为4∶3∶3,焚烧占到最大比例。2015年前将建成九座大型垃圾焚烧厂。

垃圾焚烧的争议范文第2篇

关键词 垃圾焚烧；邻避心理；环境监管；信息遮蔽；垃圾分类

文／宫银海

生活垃圾的处理方式主要有三种：填埋、堆肥和焚烧。垃圾填埋简单快捷，但需占用大面积场地，且填埋的垃圾往往没有进行无害化处理，残留着大量的细菌、病毒、重金属等对人群、环境有害的物质，垃圾渗漏液也会长期污染地下水环境。堆肥是对生活垃圾进行稳定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堆肥要求垃圾的有机质含量较高，但我国垃圾通常采用混合收集，难以满足垃圾堆肥的条件。

垃圾焚烧现已成为城市垃圾处理的重要方式。将垃圾通过焚烧处理与高温(1650℃～1800℃)热分解、融熔处理结合，便于填埋，节省用地，还可消灭各种病原体。目前垃圾焚烧炉配有良好的烟尘净化装置，可防止大气污染。垃圾焚烧处理后的残渣可用作建筑材料，垃圾燃烧释放出的热能可供热或发电。我国在“十二五”期间加大了垃圾焚烧设施建设力度，垃圾焚烧发电厂增加300多座，焚烧能力达31万吨／日。

公众对垃圾焚烧的邻避心理

垃圾焚烧在发达国家已有100多年的历史，美国、欧洲、日本等都将焚烧作为垃圾处理的主要方式。但是垃圾焚烧在我国却始终伴随着巨大的争议。垃圾焚烧厂都属于避邻设施，政府在规划选址公示时，总会遭到附近居民的反对和抗议，有时不得不搁置项目。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杭州均发生过因居民反对附近建垃圾焚烧厂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对上海、杭州、苏州三地5家垃圾焚烧厂周围居民的调查访问显示，90%以上的居民反对焚烧厂建在所在小区附近，甚至有民众投诉要求焚烧厂迁址。其原因一是公众担心二噁英排放污染环境，威胁自身健康；二是焚烧厂的气味给居民生活带来困扰。公众邻避心理的成因

民众认识上的偏差

大多数民众并不十分了解垃圾焚烧技术，对焚烧厂是否规范化建设运营也不清楚，加之信息化时代虚妄信

垃圾填埋需占用大面积场地息的传播速度快，人们容易接受错误信息或心理暗示。公众对垃圾焚烧存在诸多疑虑和误解，以为所有垃圾焚烧厂都是毒气发生厂，主观放大垃圾焚烧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因而产生恐惧心理。近年来，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意识逐渐提高，但尚属“自我保护型”。即使认识到了垃圾焚烧的必要性和有益性，但为了保护自我利益，不愿焚烧厂建在自己居所附近。

垃圾焚烧存在二次污染风险

二噁英是含氯物质与碳氢化合物在一起燃烧的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强致癌性、生殖毒性、免疫毒性和内分泌毒性，为一级致癌物。二噁英主要在垃圾燃烧排放物由850℃降至200℃时生成。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含大量塑料袋及餐盒等塑料制品，且厨余垃圾多、含水量较大、热值较低，在焚烧过程中不易达到高温，因此易产生二嗯英。另外，由于焚烧灰渣中含有大量重金属和有毒物质，废物焚烧时会产生有害粉尘，即使经过最先进的粉尘过滤技术处理，仍然会有质量约为燃烧前2‰的粉尘进入大气。

垃圾焚烧污染物控制标准偏低

从表1可以看出，

我国所制定的垃圾焚烧污染物控制标准与欧盟相比，尚有较大差距，其中，对于氯化氢。欧盟标准为5毫克／米3，中国国标（2001年版本）为75毫克／米3，中国标准（2001年版本）是欧盟的15倍；对于二氧化硫，欧盟标准为50毫克／米3，中国国标（2001年版本）为260毫克／米3，中国标准是欧盟的5.2倍；对于氮氧化物，欧盟标准为100毫克／米3，中国国标（2001年版本）为400毫克／米3，中国标准（2001年版本）是欧盟的4倍；对于烟尘（颗粒物），欧盟标准为10毫克／米3，中国国标（2001年版本）为80毫克／米3，中国标准是欧盟的8倍。尽管2014年修订的《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5-2014)比原标准严格了许多，与欧盟标准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企业超标排污及信息遮蔽引发信任危机

垃圾焚烧厂邻避问题也有企业自身的原因。有些老的焚烧厂技术落后、设备陈旧、密闭性差，个别焚烧厂的建设和运营管理不规范，污染物排放没有达到国家标准。目前从监测技术手段上看，二嗯英尚不能实现在线检测，只能根据其他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测算和推算。一些企业污染物排放情况不愿向社会公开，2012年芜湖生态中心、自然之友、自然大学三家环保组织对全国1 22座垃圾焚烧厂申请信息公开，仅得到42个厂家的排放监测数据。公众的环境知情权没有得到有效保障，公众对企业缺乏信任。

公众对环境监管力度缺乏信心

垃圾焚烧厂如何有效监管是多数人的共同之忧。近年频频曝光的垃圾焚烧厂污染环境事件，不仅有企业自身的问题，也有政府主管部门监管不力的因素。如媒体曝光的武汉多家垃圾焚烧发电厂，未经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即建厂开工，每年20万吨飞灰隧意排放。这些企业即使被环保部门通报，仍继续生产。在当地政府的经济利益诉求之下，环保部门往往处于两难的境地，监察处罚的力度不够。公众投诉无门，污染企业不仅得不到惩罚，甚至污染愈演愈烈。加之一些垃圾焚烧厂的决策选址过程中，缺乏信息公开机制，公众对政府监管工作极度失望，最终酿成群体性事件。消除公众邻避心理的对策建议

垃圾焚烧易污染，难监察，这些确是百姓关心的问题。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走进垃圾焚烧企业，走近垃圾焚烧的过程，深入观察分析，才能制定出有效的监管策略，缓解公众的恐慌心理。

严格标准

环境标准是国家环境行政机关实施环境管理的技术基础，环境监测与评价、日常的环境监督与管理都需要遵循和依据环境标准。过去我国的垃圾焚烧污染物控制标准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正由于标准低，排放量大，导致的环境问题多。2014年5月16日环境保护部正式《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5-2014)，并于2014年7月1日起实施。最新修订标准与原2001年版本标准相比更加严格，更加科学，更加符合现实要求。

新《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一方面提升了污染物排放标准，如二噁英由原来的1. OngTEQ／m3提高到了国际上最严格的0.1ngrEQ／m3，二氧化硫（1小时均值）由原来的260毫克／米3提高到了100毫克／米3；提高了排放烟气中颗粒物、氮氧化物、氯化氢、重金属及其化合物等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另一方面通过对运行工况进行在线监控，将污染控制从末端前移到焚烧过程。2014年新修订的《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将一氧化碳作为运行工况指标和污染控制指标，明确烟气排放在线监控要求，明确起炉、停炉和事故应急要求。

强化监管

为了避免二次污染的发生，确保公众身体健康，政府执法部门应加强执法，严格监督垃圾焚烧企业的排污行为。为此就需要精细化地研究垃圾焚烧的排污节点，有的放矢地进行环境监察。环境监察的内容包括企业对环境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对环境标准的执行情况，企业的排污情况，在线监测情况等。从垃圾储运系统到垃圾焚烧系统、焚烧排放系统、环境监测系统都需要精细化检查监督，以促使垃圾焚烧企业达标排放，确保环境质量。

信息公开

新《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要求企业在线检测数据必须在厂区外的公示牌中显示，以便接受公众的监督；在线检测系统与当地环保行政主管部门监控中心联网，数据同时传送，接受执法部门的监督和管理。新《环境保护法》和环境保护部《环境信息公开办法》对环境信息公开都做了明确的规定，并对违法企业实行“黑名单”制，加大了对违法行为惩治力度。只有政府和企业都严格履行职责，增强公信力，行业才能健康发展。

适当补偿

新《环境保护法》确立了国家生态补偿制度。国家将加大对生态保护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指导受益者和政府通过协商或者按照市场规则进行生态保护补偿。过去政府部门只注重人们财产损失的补偿，而忽视对居民遭受生态环境污染的补偿，这也是邻避问题难以解决的重要原因之一。

垃圾焚烧注定会给周围环境带来一定负面影响，通过定量分析等方法，计算出环境风险和公众的环境负担值，据此由企业给予临近居民适当补偿。这一方面体现社会公平，另一方面对周围公众也是一种心理抚慰。

垃圾分类

我国生活垃圾种类繁多，既有塑料、废纸等可燃物，也有玻璃、金属等不可燃物，还有大量不易燃烧的餐厨垃圾，垃圾投放收集普遍不进行分类。餐厨垃圾含水率高，粘连性强，使垃圾焚烧厂对混合垃圾的机械分选以及其他预处理实施困难；而混合垃圾在焚烧过程中又容易出现结块堵炉、温度低、燃烬率低、熄火停炉等状况，污染物排放自然增多。因此，垃圾分类收集、分类管理，是减少垃圾焚烧危害的关键环节。只有危害确确实实减少了，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公众的邻避思想。

实际上，生活垃圾无论是采取填埋、堆肥，还是焚烧方式处理，要实现减量化、无害化，均要以分类为前提。2013年，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杭州、青岛、宁波等城市继续推进垃圾分类试点。截至目前，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杭州、青岛、洛阳、南充、株洲、衡阳等30多个地方政府出台了垃圾处理相关政策。这些工作无疑给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创造了有利条件，也是消除公众邻避心理的有力保证。

主要

参考文献：

[1]林玉莲，胡正凡．环境心理学[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

[2]崔祥芬，杨一兵，齐媛媛，等．城市固体生活垃圾焚烧对周边居民的健康影响研究进展—2013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学术年会论文集（第七卷）[C]．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3．

[3]芜湖生态中心，自然之友，自然大学．122座在运行垃圾焚烧厂信息申请公开报告[R]．2013．

垃圾焚烧的争议范文第3篇

垃圾填埋难以为继

卫生填埋，长期以来被我国大多数城市作为处理垃圾的首选方式。但是随着城市扩容，城市人口剧增，“这一路线，越来越难以为继”，环卫工程专家徐海云表示。

以寸土寸金的北京为例，目前常住人口已超过2000万，有人曾开玩笑说，眼下北京除了有“住房难”，还有“倒垃圾难”。本来土地资源就紧缺，然而90%的生活垃圾仍依靠填埋解决，每年约占用500亩土地。

在广州，用填埋方式处理生活垃圾占比高达90%。早在2011年2月，广州市城管委就消息称，新增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已经用尽1.8亿立方米。广州最大的兴丰生活垃圾填埋场，实际进场垃圾量高达每日6970 吨，几乎为设计处理能力的3.5倍，这个填埋场设计使用寿命到2024年，按目前的形势，预计2014年就会因填满而封场。

新疆乌鲁木齐大浦沟固体废物综合处理场的生活垃圾填埋场，有14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投入使用10年来已经“吸纳”了600多万吨的城市垃圾。“按照这个速度递增，填埋年限会大大缩短，如果垃圾不焚烧，十年内生活垃圾将无处可填。”填埋场负责人坦言，而且生活垃圾要几十年到上百年才能完全降解，在降解过程中还会造成环境的污染。

在长沙，走进黑麋峰垃圾填埋场，人们惊讶地发现，深深的山谷在短短几年间已经被垃圾填平，鱼贯而来的中转车，在此倾倒各种垃圾。

…………

显然，在土地资源日益稀缺的今天，特别是在人口密集、垃圾产生量大的城市地区，填埋方式将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北京建筑大学教授陈家珑就说：“未来10到20年，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将加速，实在不能再简单地填埋，因为很快将没有地方可埋了。”

垃圾焚烧举步维艰

在传统的垃圾填埋遭遇环境污染、土地紧张、分解难等众多因素限制的情况下，垃圾焚烧成为了众多城市选择的垃圾处理方式。

在业内人士看来，垃圾最好的处理办法是先焚烧然后再填埋，这样会大大减少填埋量，减少对土地的占用。同时垃圾焚烧进行发电也能够“变废为宝”，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根据官方资料统计，2013年1～6月全国垃圾焚烧项目招标数量为80个，较去年同期增加近2倍。有机构称，我国今明两年将有逾700亿元的垃圾焚烧项目开工建设，其中大部分今年下半年集中上马。但现实的困境是，公众普遍担心垃圾焚烧带来大气污染，焚烧场周边的居民抵触情绪很大，近年来许多地方就因为垃圾焚烧厂项目的选址、开工而引发了大规模。

据统计，截止到2012年10月20日，国内垃圾处理引发的经中外华文媒体报道的总共有23件。其中大部分发生在2009年以后，共19件，占总数的82.6%。而从地域上看，发生在广东省内的最多，接近总数的50%。特别是2009年广州番禺业主反对垃圾焚烧发电厂兴建的风波，吸引了包括《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等众多本地媒体和中央电视台在内的中外媒体的跟踪报道，其影响之巨大，受关注程度之高可见一斑。

为什么专家眼中的科学处置方式，在公众眼里却成了洪水猛兽？因为在公众看来，垃圾焚烧不可避免会产生二恶英，而这是一种致癌物质。

但实际上，我国目前的技术已经可以实现垃圾燃烧后每立方米空气二恶英的含量不超过0.1纳克，符合欧盟的环保标准。不过，有学者就指出，技术成熟并不代表处理效果良好，垃圾焚烧厂能否控制二恶英的排放，项目的建设和运营情况是否公开才是垃圾焚烧厂能否被公众接受的关键因素。

环保组织“民间-垃圾焚烧小组”在2012年12月向全国23省/直辖市（港、澳、台除外）的76个市/区级环保局申请122家在运行垃圾焚烧厂“在2010、2011年度运行过程中环保局对其气体排放、飞灰、炉渣、垃圾渗滤液的监测数据和处理报告”。在提交的122份信息申请中，仅80家给予回复，30家回复中包含所需数据，5家给予二恶英数据。

信息的不公开，或者公开不及时，加剧了公众对垃圾焚烧的恐慌。“公众参与是最好的监管，如果老百姓随时都可以看到焚烧厂污染物的排放情况，随时可以进场参观焚烧项目的运行情况，他们对垃圾焚烧厂的顾虑可能会小很多。”自然大学校长冯永峰如是说。冯永峰也指出，目前一些垃圾焚烧厂运行期间的环境信息公开做的并不是很到位。比如公众最为关心的二恶英排放，个别焚烧厂一年只能做到监测一至两次。

此外，研究表明，二恶英等物质在850℃以上高温条件下停留超过两秒可以分解。虽然目前垃圾焚烧项目的环评报告表示能够控制炉膛温度在850℃，但国内部分地区焚烧项目的建设、运行和监管方面暴露出存在能力不足的问题，使得人们对垃圾焚烧的实际效果普遍存在担忧。

技术成熟不代表处理效果良好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国的垃圾中含水量较高，特别是厨余垃圾含量高，和国外的垃圾成分并不相同。“国外的垃圾厨余部分相对很少，含水、含油量都比较小，与中国50%甚至更高的含水量不同。国内生活垃圾焚烧不加辅助燃料很难把炉温控制在850℃以上。技术是国外先进技术，但是垃圾成分和国外不一样，那处理效果能一样吗？”不少人都存在类似的疑惑。

虽然对垃圾焚烧的争议还会存在，但国内垃圾焚烧发电的比例却是逐年上升。今后3年，我国还将建设150余座900吨级垃圾焚烧厂。然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不管是业界的哪种观点，对垃圾焚烧普遍一致的看法就是要求先进行垃圾分类。专家表示，“如果垃圾不进行分类，其中含有的重金属、有毒有害物质一起放到焚烧炉里面，还是会对空气造成污染。”

垃圾分类的艰难探索

2000年6月，建设部确定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桂林、广州、深圳、厦门为全国8个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但由于种种原因，8个试点城市垃圾分类工作大部分都没有取得明显成效。不久前，央视对北京上海垃圾分类情况进行专题报道时称，两城市“13年来原地踏步”。

公开数据显示，以2011年为例，北京市在1200个小区、1200个村庄开展垃圾分类达标试点，市财政投入4亿元。2012年，垃圾分类的试点小区数量更是翻了一番。但是从处理的成果来看，垃圾分类、综合处理并不理想。2011年，北京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相关人士表示，北京市垃圾分类正确投放率达到平均50%的水平。但同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等一份实地调研显示，仅有4.4%的社区做到了按分类标准投放。

2010年，湖南首条垃圾分拣线在长沙市第一垃圾中转处理场试运行。18个月后，该分拣线却宣告“技改”停工。有消息称，该条垃圾分拣线或将有望近期复工。运行――停工――复工的轨迹折射出长沙垃圾分类之路步履蹒跚；同样在当年，岳麓区咸嘉新村率先推出首个四色环保垃圾桶，曾经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如今这一环保新举措也逐渐被市民淡忘。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于2011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垃圾分类之所以很难推行，受访者眼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人们难以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63.0%）。其他原因还有：政府不重视（62.1%）；政府投入不够（61.4%）；分类标准复杂，很难掌握（54.3%）等。

不过，在各地纷纷陷入困境之时，广州的垃圾分类工作却进行得如火如荼，而且从官方公布的数据来看，颇有成效。根据公开报道，得益于近两年大力推行的垃圾分类，2012年广州市生活垃圾产生量首次下降，全年减排4%，拐点已经显现。

今年上半年，广州全市城镇生活垃圾清运处理总量为269.7万吨，日均处理量为1.4万吨。其中焚烧填埋处理总量为193.3万吨，老六区较去年同比下降1.13%；全市餐厨垃圾分类收集量为4.4万吨，同比增长136.38%；资源回收量为71.9万吨（未含居民有偿交售量），同比增长75.06%；有害垃圾分类清运量为65吨，同比增长153.81%。

另外，广州已着手出台《广州市城市生活垃圾计量收费管理办法》，今年有望实施按量收费，2014年开始还将对垃圾分类不到位的行为正式进行处罚。虽然分类意识淡薄、处理能力有限还是困扰着广州，但是广州的探索和尝试以及取得的成效，无疑为国内其它城市提供了某种借鉴。根据计划，广州2015年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回收率将达到50%，餐厨垃圾分类收运处理率达到90%，无害化处理率达到100%。我们期待着广州的目标能够顺利实现，更希望广州能在分类意识培养、处理能力提升上取得突破。

垃圾焚烧的争议范文第4篇

很多初期到日本的游客，对日本环境的干净整洁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人说，日本没有垃圾，这当然是夸张的说法，但说明日本处理垃圾有方。

二恶英大国

上世纪80年代，日本对垃圾焚烧的信赖程度居全球之首，焚烧厂的数量占全球的70％，全国超过1／3的城市固体废弃物通过焚烧处理，这导致大气中的二恶英含量严重超标，成为二恶英大国。

被列为一级致癌物的二恶英是多氯钾苯、多氯乙苯等有毒化学品的俗称，被称为毒中之毒。二恶英是工业化社会产生的恶果之一，焚烧有毒的生活垃圾时会产生大量二恶英。

“历史上二恶英不是一个与焚烧有关的问题。”国立环境研究所主管、著名的二恶英专家森田昌敏表示，“1940年代到1970年代，二恶英主要来源于化学药品和杀虫剂。”

直到1976年，荷兰的焚烧炉里发现了这一物质，垃圾焚烧产生的二恶英污染才开始为人所知。7年之后，时任高知大学校长的立川凉教授，发现日本也有同样的现象。“从那时开始，人们意识到二恶英不仅仅是个化学物品问题，还是个垃圾处理问题。”森田说。

20世纪90年代，日本大气中则得的二恶英水平竟然是其他工业国家的10倍，焚烧炉每年释放约5千克的二恶英。5千克可能听起来不太多，但动物实验已经表示，1克的二恶英足以杀死1万人。

为了减少二恶英，日本政府制定了更为严格的垃圾焚烧排放标准，进行大型焚烧炉的建造，并给予财政补贴。这种大型焚烧炉可以在高温下持续运作，有助于减少二恶英排放。

东京环境研究中心主席矢泽龙也质疑政府公布的二恶英年排放数据，他认为政府的调查方法有缺陷。“焚烧垃圾排放的二恶英，有一半是在焚烧炉加热和冷却的过程中释放的。但是政府的调查是在焚烧炉运行最充分的时候，记录下的排放数据有偏差。”他解释道。他估计真实的数字接近每年15至20千克。

不少环保人士认为政府是在认真对待二恶英问题，但是他们担心政府处理的方不当。虽然严格限制二恶英的排放，是焚烧炉残留物还是没有好的解决办法，众所周知这些残留物有大量的毒素。

另外，政府计划合并焚烧炉，建设大规模的高温焚烧炉也是有问题。焚烧达到很高的温度――超过800摄氏度才减少二恶英的排放，但是一系列问题随时而来，例如增加了温室气体和重金属。并且，农村地区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垃圾量需要大焚烧炉运转，这在今后会成为财政负担。此外，大焚烧炉的建造位置也会引发争议，毕竟，哪个地方政府愿意与为邻居处理垃圾呢。

矢泽龙也表示，二恶英排放增加的原因是聚氯乙稀生产和消费，也就是说，工业生产模式与社会消费模式是有效减少二恶英排放的主要障碍。

很明显二恶英问题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市民和政府都在担心，但只有两方面的通力合作，才能解决这个环境难题。由此，绕过与焚烧炉相关的种种手段，改道从垃圾的源头着手，政府发起了大规模的垃圾分类和回收运动。

惊人的垃圾分类

日本举全国之力来减少垃圾，增加循环利用。在大城市、小城镇、办公楼，住宅区都实行垃圾类，几乎到了惊人的程度。

一只袜子属于可燃烧品，一双袜子则是旧衣物；口红的外壳属于小金属，口红条属于可燃烧物，领带是旧衣服，但一定要是洗过和被烘干过的。

拥有350万人口的横滨市积极响应，在全市范围内将现有的垃圾分类数量从过去的5类增加到10类。为了让市民们能更好地了解市政府的新措施，横滨市有关方面近日还向当地居民分发了一本27页的册子，罗列了518项回收常见垃圾的详细指南。

对此，居民似乎不太习惯。“一开始觉得十分困难，我甚至要戴着老花镜才能分辨什么垃圾属于什么种类。”65岁的内木美所在小区在2004年10月起就开始实行这种垃圾分类回收的新方法。

与横滨相比，面积110平方公里，人口总数仅有2200人的上胜却早在2000年就把垃圾回收的种类提高到34种。然而，为了减少垃圾，扩大再回收范围，这个小镇在最近几年中又逐步把回收种类提升到现在的44种。

环境专家们表示，以更清洁的方式分拣和回收垃圾也许比倾倒理昂贵，但是和焚烧垃圾相比的成本不相上下。日本研究院紧急战略中心的垃圾处理研究员三田秀喜说：“垃圾分类回收不一定比焚烧垃圾昂贵。尤其是在日本这样子国，分类和回收垃圾将会产生更大的好处。

横滨的目标是到2010年，将垃圾焚烧率降低30％。但上胜的目标似乎更加雄心勃勃，它们计划在2020年彻底结束垃圾焚烧的历史。

76岁的时元雅治熟练地把各种垃圾准确的放在了属于它们的垃圾箱里。他仔细查看每个罐子上的标签，然后嘴里念念有词地把铝制罐头和钢制罐头分别放在两个不同的垃圾箱里。15分钟后，时元雅治便搞定了一切。这样的镜头每天早上你都可以在上胜的街头看到。在新的垃圾分类法的规定下，整个城镇显得比过去更干净了。尽管时元认为这样做很麻烦，但他仍表示不将垃圾扔在山上，因为这上是违法行为。

据该市官员说，过去4年里，上胜的垃圾焚烧减少了一半，而垃圾回收率提高了80％，从豆腐包装盒到鸡蛋壳，从塑料瓶盖到一次性筷子，从荧光棒到蒲扇，上胜的居民们必须反垃圾分门别类的放在44种垃圾箱中。正是在这些新制度的规定下，上胜逐渐成为通过垃圾分类实现“零垃圾”的典范城市。

在城镇与村庄，那里的人们彼此认识，垃圾不分类是难以想象的。然而在城市，不是每个人都遵从规定。比起其它行为，遵守垃圾分类被认为是一人作为成熟、理性公民的基础。房东不愿意把房出租给外国外，经常是因为外国人不能或根本不愿意把垃圾分类。

比起上胜，生活在大城市的横滨的市民却没有分类回收垃圾的意识。自从去年横滨市开始在某些街区试点垃圾10项分类，一些居民便不再把垃圾扔在自家小区的垃圾箱里，而公园和小区附近便利店的垃圾箱里却不断出现神秘的未经分类的垃圾袋。

为此，横滨市负责家庭垃圾分类监督工作的部门已经停止在公园放置垃圾箱。有着鹰一般尖锐眼睛的志愿者们，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随时对那些违反垃圾分类的人进劝告。

垃圾焚烧的争议范文第5篇

探究企业

商业模式受政府青睐

环保是政府主导的行业，政府日益重视，资金投入也大幅增加。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显示，十二五期间全社会环保投资需求约3.4万亿元，较十一五期间增加121%。因此，十二五乃至更长的时期内，我国环保产业面临良好的发展前景，这为包括桑德环境在内的环保类公司提供了巨大发展机遇。

涉足环保行业伊始，桑德环境就敏锐地发现了政府主导下的市政污水处理市场所隐藏的巨大商机。据此，做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由市场来做环保事业。

就如同高速公路一样，将污水处理做成有投资、有收益的市场化项目。桑德环境在取得政府特许经营权之后，由企业承建并运营20到30年，再将项目完好交换给政府，企业在此期间靠收取由政府转移并支付的排污费获取收益。这个模式称为BOT模式（建设-运营-移交）并获得了成功，得到政府的认可与推广。桑德环境用这个模式成功地打开了市场。

桑德环境的业务目前主要集中于华中地区也就是湖北片，不过已经开始布局全国。公司目前业务主要分两个方面：一是固废处理业务，包括固废处置项目总承包即EPC（总承包）项目和固废处置项目投资运营即BOT项目；二是水务业务，包括污水处理业务和自来水供水业务。

目前竞争对手国外的有法国的威立雅、美国的金州环境。国内的有上海环境、中国环境、深圳环保，以及伟明集团和光大国际等。在强手如林的环保行业，桑德环境作为后起之秀，在业内人士看来，已经进入前十。

备足“弹药”跑马圈地

垃圾发电正成为现阶段最火热的投资之一。桑德环境在4月份召开的年度股东大会，吸引了30余家机构的现场参与。由于公司去年年底刚通过配股融资18.5亿元，年初又提出短融和中票各15亿元的筹资计划，巨额融资背后的高速扩张计划引起机构的广泛关注。

随着国家鼓励政策的明朗以及行业的技术进步，垃圾焚烧行业的投资现在非常热。据计算，按照现在0.65元每度的上网电价，以及每吨垃圾发电280度以上的门槛，处理每吨垃圾的发电收益将达到180元以上，这样国家实际补贴了垃圾处理的“大头”，只需要拿“小头”的地方政府因此就有了投资的积极性。而加上地方政府每吨60元至80元的补贴，垃圾发电本身也有了较为可观的投资收益。

这直接导致了垃圾焚烧行业的“一哄而上”。公开信息显示，过去两年许多地方政府都在筹划上马垃圾发电项目，不少投资型企业、锅炉企业也都开始介入垃圾发电领域。由于行业相对的垄断属性，整个行业的短期战略无疑都是快速跑马圈地。有业内人士介绍，垃圾发电在过去三五年快速起步，预计未来三五年仍会高速发展，但现在随着参与市场主体的增多，一两年内的情况可能会比较乱。

桑德环境的应对战略是什么？

桑德环境做固废处理已有10年，目前实力和能力基本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对于刚刚完成配股融资即再度启动巨额融资计划，桑德环境的领导层表示，一是为降低资金成本，二是为项目收购做资金储备，通过项目收购是未来快速扩张的一个重要方向。

布局带来现金流考验

公司正加紧与地方政府的谈判。在过去一年内，桑德环境先后签下了河北巨鹿、山东沂水、重庆开县等多个垃圾发电项目。还获得安徽淮南餐厨垃圾特许经营项目，公司固废处理覆盖领域进一步拓展。除此以外，桑德环境还通过收购等形式，继续危废处理等领域的扩张，如2013年计划收购集团蒙东及三峡水务项目。

但值得注意的是，桑德环境获得的合同多处于三、四线城市，而且布局相对分散。据介绍，公司计划在一些区域集中发力，目前一、二线城市的垃圾处理业务主要由当地国资企业运作，民营企业很难介入，但目前随着地方政府资金的紧张，以及城市对垃圾处理的需求日增，民营企业也开始有了参与机会。

但是硬币有两面，地方政府资金的紧张在为公司带来业务增长空间的同时，也将不可避免地拉长资金回流的账期并带来一定的坏账风险。2012年年报显示，公司当期经营现金流为负的1.1亿元，应收账款激增25%至16亿元，而公司当期总营收仅21亿元。“相对来说，三、四线城市的支付能力要弱一些，这将给公司现金流带来考验。”一位到会的券商研究员认为。

券商评价

中金公司认为，维持公司2013、2014年分别1.06元、1.54元的EPS预期，当前股价对应市盈率约为29倍、20倍。公司在手订单充足，大项目保障短期业绩，固废产业链一体化及强大的资金实力是公司中长期增长的基石，业绩有望进一步提速，重申推荐，建议投资者积极关注。

广发证券认为，预计2013-2014年摊薄后EPS分别为1.00和1.50元，对应PE为28和19倍。公司作为行业龙头，自身成长性确定，看好其长期投资价值，给予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

桑德环境的主要风险有：1.政策风险，取决于各地环保局多大程度上把环保业务交给市场化企业，而不是自设事业单位自己消化，如果这样的话基本就是建设之后移交，主要业务是施工建设。运维这方面业务要少很多；2.经营风险，公司的毛利有逐年下降的趋势。毛利降低的原因主要是人力和原材料涨价，这说明公司的定价能力还是很强，另外也许还有公司的工程周期较长，出现营收和费用不匹配的情况干扰了毛利；3.财务风险，公司资金需求大，营收账款多，对资金计划和资金来源以及资金成本要求很高，如何及时回款，提高资金周转和使用以及降低融资成本和现金流的管理，这方面值得注意；4.市场风险，主要是技术风险，目前垃圾处理工艺路线还存在争议，今后公司的方法能否成为主流存在风险，此外就是环境污染的风险。

高管访谈

记者在2013年桑德环境股东大会的间隙采访了文一波董事长。

记者：桑德环境以BOT模式为主，尽管刚刚配股成功，但是随着公司BOT模式的不断推广，会面临资金的瓶颈吗？随着业务的发展，桑德环境的资金需求越来越大，如何解决？

文一波：按照投资进度，相关项目所需资金要在2-3年后才释放出来。其中BOT项目都是项目融资，公司只要匹配30%-35%的资本金即可，因此只需十几亿的资金量。目前公司每年利润保持在5-6亿元，预计今后还将持续较快增长，再加上两年后，公司大量在建项目将产生现金流，因此未来3-5年，桑德环境保证100亿元左右的投资规模是没有问题的。

一直以来，我们很重视现金流跟产业市场、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匹配。从融资渠道讲，基于公司自身实力和融资成本，现阶段首选仍是银行；此次配股成功，我们今后将更多考虑公司债、票据、配股等直接融资方式。随着公司规模继续扩大，相信直接融资比例将越来越高。

记者：对于固废领域而言，现在是否是并购的绝佳时间窗口？

文一波：预计再过3年时间，垃圾焚烧发电的投资高峰期就会过去，那时垃圾焚烧发电市场将会基本成型。但现在还不是并购的最佳时机，首先由于部分国有企业出价过高，现在固废领域并购溢价太高；二是近两年资本市场对环保行业形成了过高预期，导致行业整个估值过高。不过现在估值已在逐步降低，这是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总体说来，现在有好的项目可以出手，但我相信并购高峰出现还要再等几年。

记者：桑德环境2012年签订了5个焚烧项目，尽管公司接连收获垃圾焚烧发电大单，但截至目前尚未有垃圾焚烧发电运营经验，如何保证项目顺利运营？

文一波：桑德环境做垃圾处理已经有四五年，从设备制造、工艺设计到项目运营，我们的团队已经搭建了很久，对垃圾产业政策和特许经营模式也很熟，垃圾焚烧只是垃圾处理中的一个技术路线，而且无论是循环流化床还是炉排路，都是很成熟的技术，不像餐厨处理在技术上还存有争议。由我们自己设计建造的山东德州600吨项目已在试炉，这将成为桑德环境首个垃圾发电项目。

记者：在集团架构上，桑德环境以固废为主，桑德国际以水务为主。但实际上，水务和固废在市场、客户、运营、管理等各方面，很多是重叠的。像威立雅、中法水务等业内公司，往往都是一体化运营，避免重复工作，提高效率，是否有整合集团内部架构的打算？

文一波：这个话题比较敏感。桑德集团水务和固废业务分属两个上市公司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当时考虑到了同业竞争问题，两个完整独立的体系可以减少关联交易，对两个上市公司股东而言，是最公平的结构。如果每个公司都做到足够大，就可以摊销相关成本，但如果体量有限，确实也会有些重复成本。当然，在项目信息和政府资源上，我们也有协同效应。优化集团内部结构，一直是我们的目标，但是实施起来，将是一个复杂而且长远的问题，暂时没有可执行的方案。

记者：很多大型制造型企业，现在也都在自己实施污水处理，那么这样发展下去的话，未来有没有可能企业都自己进行污水处理，而像桑德集团这样的企业市场空间就会受到挤压？

文一波：不会的。未来这块仍然是要市场化，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他们做污水处理是怎么都做不过我的。即使他技术方面可能不错，但是他没有规模，他一年只能做一个厂、两个厂，而我可以做上百个企业。在采购方面，我会大批量地采购阀门等材料，他的采购价格不会比我有竞争力。此外，整条污水处理链条我都有专业的人。现在我们接触的工厂，他们很难有很高水平的专业人才。还有就是规模，管理的企业越多，成本就会压得越低。工厂自己处理污水成本可能要2块钱，但是交给专业的公司处理，成本却只要1块钱，而且承担的环境责任要小。

另一方面从监管角度讲，国家也愿意交给专业的公司去做。因为这样的话相关部门只要监管这些几十家或者几百家专业公司做得如何就可以了。做得不好就给你红牌警告，再有问题就取消资格。而不是需要对所有的企业进行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