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文化研究
族群文化研究范文第1篇
关键词：群众文化；畲族；文化发展；探索
畲族是我国的少数民族之一，属于南方的游牧民族，在我国的很多地区都有畲族人民生活的身影，现阶段畲族人民主要生活在我国的浙江省和福建省，其他省份也有部分的散居人群。浙江省的丽水市有我国唯一的畲族自治县--景宁畲族自治县，也是我国华东地区仅有的少数民族自治县，是我国革命老区县之一，有中国农村水电之乡的称号。畲族有很多独特的文化，具有浓厚的民族气息，畲族有自己的语言，有民族特有的歌曲，畲族的文化是我国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畲族文化介绍
关于畲族的历史有很多种说法，但是畲族的文化的确是我国文化之瑰宝，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畲族的文化一直得到了畲族人民的传承。
（一）畲族的音乐山歌是很多少数民族的特色，畲族也有属于自己民族的乐曲，使用畲族的语言进行演唱。当到了畲族人民的节日时，畲族人民会高唱自己民族的歌曲来庆祝节日，能够营造出一种欢快的气氛
。畲族民歌更是被列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现阶段广为流传的畲族歌曲约有一千首，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是畲族的《高皇歌》。在近期，畲族的音乐剧《畲娘》也登上了多个舞台，逐渐的成为了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畲族人民不仅仅在节日的时候高声演唱，在平时的生活中，人们也会哼些小曲子，在亲朋好友会面的时候，也会唱些歌曲活跃气氛。畲族的歌曲是畲族文化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
（二）畲族的手工艺
畲族的手工艺也是畲族典型的文化之一，畲族的妇女们的巧手，会使用各种颜色的彩带，对图案进行编制，能够展现出很多不同的花纹，可以送给亲朋好友，也可以用来做定情信物。随着现阶段文化交流的速度越来越快，畲族的手工艺品已经成为了十分受欢迎的旅游商品之一，人们都会选择购买一些送给亲朋好友。畲族的衣服也是畲族文化的代表之一，但是衣服上的刺绣和花纹还是畲族人民精巧手工艺的体现，图片上的花、鸟、树、木、龙、凤，将衣服变成了一副优美的画卷。
（三）畲族的体育活动
畲族人民十分热爱运动，在畲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的体育项目可以丰富人们的生活，畲族人民喜欢爬山、武术，还有很多畲族人民自己的运动，比如：打尺寸、骑海马、操石磉等等，人们还会在竹林中进行竹林竞技等等。畲族的武术技术十分的高超，有独特的畲拳，其中还有很多武侠小说当中，大侠才会的点穴功夫。尽管不是所有的畲族人们都会点穴功夫，但是却是畲族武术中的经典代表之一。
（四）畲族的酒文化
畲族的酒文化是畲族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畲族的绿曲酒十分的著名，也十分的珍贵，绿曲酒已经经过了国家的认证，成为了曲酒当中的典型代表。通过畲族人民的长期的研究和实验，绿曲酒已经成为了传承养生文化的典型代表，能够弘扬畲族的民族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畲族的代表，也是畲族文化的品牌之一。
二、什么是群众文化
群众文化指的是来源于群众的生活，由群众开发的社会文化，文化的主体是人民群众，通过人民群众的活动，满足了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需要，是文化发展过程中十分典型的历史现象之一。群众活动的内容十分的丰富，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逐渐的增加了群众文化活动的种类。我们身边广为流传的广场舞就是群众文化的典型代表。代表着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能够更加丰富人民群众的生活，为人民群众的生活增添了乐趣。社会文化的发展离不开群众文化，群众文化是社会文化发展的基础。
三、畲族文化在我国文化中的重要性
（一）畲族文化是我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族文化是我国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文化多样性的体现，能够体现出一个民族的发展进程，还能够体现出民族文化的创造力，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一个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很多的风俗都是经过了数百年的传承发展到了现在，畲族的文化正是如此，能够代表着一个民族发展的进程，在民族发展的过程中，有很多的文化都在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产生了变化。在我国文化发展的进程中，要时刻考虑到民族文化的重要性，民族文化是我国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文化发展的代表。
（二）畲族文化是我国文化中不可代替的一部分
在我国文化发展的进程中，要时刻尊重民族文化的特点，民族文化能够代表整个民族的思想，要保持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畲族文化作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中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文化中不可代替的一部分。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要相互协调，打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在不断的进步中，相互团结，共同进步，能够促进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文化之间的联系是联系着我国各个民族人民的重要桥梁，民族文化的发展能够增强民族的凝聚力，推动国家文化的进步，还能够更好的保证我国人民的基本权益。
（三）能够推动我国的文化发展的进程
我国的文化发展不能只看到总体文化水平发展的进程，还要带动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进程，能够更好地适应我国少数民族人民发展的需要。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思想，要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要带动人民参与文化建设的热情，要使全民参与共同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进程。少数民族文化作为我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事业的发展自然少不了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推动，要不断的宣扬我国少数民族文化，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到少数民族文化，要重视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工作，能够有效地推动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进程，从而带动我国文化发展的整体水平。
四、现阶段畲族文化发展的基本情况
随着我国文化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在一定程度上也带动了畲族文化的发展。由于畲族聚集地的经济发展速度比较缓慢，所以畲族文化发展受到了经济的制约，影响了畲族文化发展的进程。但是，畲族文化还是取得了很多优异的成绩，2012年，畲族的经典舞蹈诗--《千年山哈》在全国第四届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当中，获得表演金奖、舞美奖、编剧奖等九个奖项。近期，畲族题材的经典音乐剧《畲娘》也代表着浙江省参加了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尽管现阶段比赛的结果还没有准确的得出，但是，这也是畲族文化发展的重要体现之一。丽水市政府和景宁县政府都十分重视畲族文化发展的进程，使畲族的文化能够得到更加良好的发展和传承。随着文化传承的速度越来越快，这就为畲族文化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要将畲族文化发扬光大，取得更好的成绩。
五、畲族文化恢复的根本途径
由于现阶段，世界文化交流的速度越来越频繁，很多的畲族文化都受到了外界的影响，与传统的畲族文化出现了一定的差异，很多的传统畲族文化正在向汉民族文化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就会导致畲族文化的进步停滞不前，想要发展畲族文化首先就要恢复畲族文化的地位。
（一）培养人民对民族文化的自信
要培养畲族人民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心，要激发畲族人民对民族文化的自豪感，能够使更多的人们开始重视畲族文化。要加大对畲族文化的宣传力度，通过畲族精神感染更多的人们参与到畲族文化的传承工作当中来。政府部门可以定期的组织一些文化交流活动，可以带动畲族人民共同的参与到畲族文化的交流活动当中，无论是否了解畲族文化，都会在一次次的活动当中，加深畲族文化的认同感。政府部门要积极配合畲族文化的宣传工作，要保证宣传的效果，带动更多的人才一起参与到文化建设工作当中，政府部门还可以适当的出台一些优惠政策，能够推动畲族文化的发展进程。
（二）挖掘畲族文化中的代表性文化
要恢复畲族文化的地位，首先就要找出在畲族文化中比较有代表性意义的文化代表，可以找当地的饮食文化、服饰文化、传统节日、婚俗文化等等。这些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文化能够带动畲族人民对传统的重视，很多传统的畲族文化十分的有特色，是畲族文化的标志。比如：畲族文化中的传统节日，畲族人民十分的重视畲族的传统节日，在传统节日中，人们要做糍粑庆祝，还要举行聚会。畲族人民还十分的重视民族的祭祖活动。这些活动都是畲族人民不忘民族本质的传统行为，应该得到继承与发展。
（三）提升畲族文化教育水平
教育是民族发展的基础，要提升畲族文化发展的水平，首先就要重视畲族的教育。可以结合畲族语对孩子进行教育，也可以在教育的过程中适当的加入一些汉语文化，能够与我国的文化形成相辅相成的作用。可以适当的开设一些民族课程，比如：针对畲族的歌剧、舞剧的课程，可以以文学的角度对畲族的作品进行分析，会发现很多的新文化，畲族人要大力的宣扬畲族的传统文化，加强畲族文化的推广工作，培养更多的民族文化的继承者。
（四）建立健全畲族文化的发展机制
相关的政府部门要建立健全畲族文化相关的管理机制，能够促进畲族文化的发展，在少数民族发展的过程中，要加强对畲族文化的保护工作。政府部门可以加强对畲族文化宣传的力度，带动社会参与到畲族文化的发展工作当中，能够使更多的人都能够认识到畲族文化的魅力。（五）大力发展畲族旅游业畲族自治县可以适当的开放旅游事业，旅游事业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带动经济的发展。发展旅游业首先就要宣传畲族文化特色，能够使用民族特色吸引更多的人民来到畲族旅游观光。既能够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还能够使更多人认识到畲族文化，使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畲族文化，增加了畲族文化的影响力，在旅游业的发展过程中，还能够为更多的畲族人民提供就业机会。
六、群众文化环境下发展畲族文化的根本途径
（一）建设发展畲族文化的平台
由于畲族人民的居住特点和其他地区人民的生活习惯存在一定的差异，这就导致在畲族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造成了很多的困难。为了保证畲族文化的发展进程，就要建设畲族文化发展的专属平台，能够加速畲族文化的发展进程，可以建设一个畲族文化的展示中心，人们能够从展示中心中更加详细的了解畲族文化。国家要加强对畲族文化的研究进程，在畲族的文化平台发展过程中，能够使更多的人认识畲族文化。
（二）打造畲族独有的文化品牌
要按照畲族独有的文化特色，建设属于畲族的文化品牌，使用品牌效应带动畲族文化的发展进程。可以开设特色饮食业、特色工艺品行业、特色演艺行业等等。通过商业产品的展示能够带动畲族文化传播的范围，品牌效应逐渐的扩大，会有更多的人认识到畲族文化，还能够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可以按照产业实际的发展情况，逐步的扩大产业的经营范围，能够更好地打造文化品牌。在畲族传统节日期间，还可以适当的举办一些活动，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到畲族认识畲族文化。
（三）大力发展地区经济
经济是第一生产力，文化的发展也离不开经济的进步，这就要求我们要能够认识到经济的重要性。要发展经济首先要确定经济的发展方向，并制定相应的计划，能够有效地保证经济的实施效果。在经济计划的实施过程中，还要根据实际的经济发展情况，对经济计划作出相应的调整，能够有效地保证经济的发展成果。要大力的推动地区旅游行业的进步与发展，旅游经济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要展现出地区的特色，打造特色旅游地区，使经济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
（四）群众文化带领民族文化的发展
群众文化来源于人民群众，民族文化也来源于少数民族人民群众，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可以使用群众文化带动民族文化共同发展。基层的文化往往会有很多的相同点和共同点，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相互感染。在群众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会根据群众的精神需求的不同，群众文化也发生同样的改变。民族文化也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好，这就要求我们要能够认识到民族文化与群众文化之间的联系，并在群众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带动民族文化的发展进程。
（五）维护本民族的文化核心
畲族人民要维护本民族文化的核心，正确的认识本民族的文化，要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传承文化。减少对外来文化的崇拜感，对本民族文化要充分的尊重，要具备一定的民族自豪感，本民族的人民对文化的传承是文化传承的基础，只有本民族人民对民族文化维护，才能够更好的发展民族文化。综上所述，畲族作为我国少数民族之一，是我国重要的组成部分，畲族的文化与群众文化之间也有着紧密的联系，是我国群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群众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也要重视畲族文化的发展，要将群众文化与畲族文化相互结合、共同发展，能够有效地找到发展群众文化的根本途径。在发展畲族文化的过程中，不能仅仅看到文化方面存在的问题，还要从教育、经济等多个角度带动畲族的发展，从而带动畲族文化的传承，能够为文化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作者:江淑珍 单位:中共景宁畲族自治县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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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文化研究范文第2篇
【关键词】族群理论；族群性表达；社会文化内涵；花山节
1.国内外研究现状
族群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成为西方学界研究的热点。随着研究的不断发展，多数学者普遍认同主观认同理论，即族群建立在主观认同的基础上，蕴含于主观的文化构建。由于族群边界的存在，才使族群得以形成与维系。拉若认为，客观的文化特征是区分族群的标志。布洛姆伊（Bromley）认为组群内的要素包括共同的地域及族称、共同的文化特征、共同的心理素质等。巴斯主在1969年出版的《族群与边界》，标志着族群概念中主观认同论的体系化论述。该书认为，族群主要是由族群边界形成与维持，其成员的文化特征、体质特征并非主要成因。族群概念的核心内容是自我认定和建构；而族群的边界通常是指具有情境性与建构性的社会边界。只有在不同族群之间产生联系时，族群边界才有存在的必要性。
我国学界对族群理论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尽管对族群概念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但学术界一致认为，与“民族”一词的政治倾向相比，“族群”概念更强调文化性倾向，族群建立和区分的基础在于文化上的自我认同。马戎先生认为，族群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新途径，即撇开民族问题的政治因素，只看重文化因素，将民族问题文化化，并将其作为族群的重要特征。孙九霞认为同一个族群的人具有共同的文化和渊源，并且由此产生主观上的自我认同，这也是将一个族群与其他群体相区分的重要依据。认为族群的定义范畴比较广泛，可以适用于民族范围内的研究，也可以适用于民族的下位集团“民系”，甚至适用于民族涵义的外延。徐杰舜认为族群首先是一个社会实体，并且认同某种社会文化要素，并在面对其他社会群体时，能够产生“自觉为我”的意识。
2.苗族花山节的起源与演变
昭通市宁边村是苗族聚居地之一，花山节作为苗族传统文化节日，千百年来在苗族同胞中广泛传承。近年来，随着昭通市旅游文化节的举办，花山节的文化内涵被进一步发展光大。花山节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节日渊源与一个动人的战争传说紧密相关，该历史传说被苗族同胞共同认可，成为苗族精神的起源与载体。相传古时候苗族有个王者叫蒙蚩尤，他的儿女们骁勇善战，武艺高强而且能歌善舞。但不幸的是，儿女们在一次惨烈的战役中全部阵亡，殉难日是腊月十六。为了祭奠殉难的儿女和将士，蒙蚩尤规定每年在腊月十六立花杆，把祭奠仪式安排在第二年的正月初二到初六这四天时间。通过立花杆和祭祀仪式，表达了苗族同胞对英雄的崇拜与纪念。经过千百年流传，该祭祀活动演变成为苗族的传统节日——花山节。
花山节的历史传说作为苗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在千百年间得到族内人的广泛认同，成为苗族特有的的标志性文化之一，这种共同的历史记忆导致的族群认同，构成了苗族族群形成的根基，成为苗族与其他族群相区分的重要标志之一。花山节的文化起源，是苗族人精神文化的重要体现，增强了苗族人的族群凝聚力，体现了苗族特有的文化表达。
3.宁边村花山节族群性研究
根据国内民俗学家对花山节文化内容的研究，花山节这一苗族传统节日内容丰富多彩，包括苗族祭祀、芦笙舞以及斗牛、武术等民间传统活动，独具苗族特色，展示了苗族独特的族群文化特征。花山节所包含的祭祀文化、服饰文化、歌舞文化、婚俗文化等表现文化，成为苗族区别于其他族群的重要文化活动。花山节本身所体现的族群性表达，已经作为苗族特有的族群烙印，在苗族人意识当中形成，成为苗族文化的象征。
花山节的表现文化，包括祭祀文化、服饰文化、歌舞文化、婚俗文化，这些都是识别苗族族群的重要文化标志。这四个方面的文化表现都在族群性表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总之，花山节独特的族群表现文化，是苗族文化和族群性表达的集中体现，也是苗族族群性表达的重要媒介，成为苗族与其他族群的区分标志。
3.1 花山节是苗族同胞遵从祖先习俗，传续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宁边村苗族同胞在花山节中举行祭祀仪式，祭奠苗族战争英雄，凭吊苗族祖先，祈求先祖保佑族人，祈求五谷丰登。这种传统的祭祀所体现的苗族文化与精神寄托，体现了苗族人的信仰与淳朴感情，是苗族人对祖先与文化渊源的自觉认同，是苗族族群性表达的重要体现之一。苗族人通过花山节这一传统节日一年一度的举办，把苗族的文化习俗一代代传承下去，保留了苗族族群文化的连续性与完整性。
苗族的祭祀仪式，源于苗族共同的祖先、历史和文化渊源，是苗族族群得以保留下去的精神支柱，是族群凝聚力的粘合剂。由于苗族族群对花山节的历史渊源广泛认同，这种古老的祭祀仪式才会保留下来，薪火传承，成为苗族族群性表达的重要组成部分。
3.2 花山节是苗族的服饰文化的重要体现
宁边村苗族人在花山节这一重要的风俗节日中穿着苗族服装，民族特色明显。因此，花山节是苗族的服饰文化的重要体现，是苗族族群性的独特写照。在花山节中，苗族服饰文化是除了祭祀、歌舞、婚俗以外最重要的苗族族群文化的重要体现。花山节成为苗族族群性表达的重要方面，尤其是苗族女性的服饰更是苗族族群性表达的极为鲜明的表现文化。宁边村花山节的苗族妇女所穿的节日服饰工艺独特，采用传统的蜡染和刺绣手法，做工精美，民族特色鲜明，服饰本身就蕴含着独特的文化涵义。宁边村境内的苗族妇女服饰上的线条、图案、色彩，代表着苗族的日常生产生活、居住地状况以及苗族的迁徙历史。花山节的服饰文化，正是以地区性服饰作为保存族群文化和族群区分的显著标志。
3.3 花山节是苗族歌舞文化的集中体现
宁边村境内的苗族花山节中歌舞活动也是族群性表达的一大亮点。歌舞是花山节的节日活动不可缺少的内容。因此，花山节成为苗族歌舞文化的集中体现。
首先，花山节的对山歌环节极具民族特色，场面壮观，气氛热烈。对山歌的歌谣包括民歌与情歌。民歌主要由丧歌调、情歌调、古歌调、祭祀调构成。其中，古歌演唱节奏分明，歌声深远悠长，原声居多，略有朗诵；而情歌则是男女恋爱的歌曲，曲调优美，歌声抒情，旋律优美。
其次，花山场上演奏的器乐是芦笙，也是苗族独具一格的乐器，乐器的制作与外观都具有苗族独特风格。苗族人使用芦笙吹奏时，乐器声音随着吹奏者口型变化而变化，声乐优美，凸显苗族音乐的特色。
另外，花山节中，伴随芦笙演奏而跳的芦笙舞也是苗族极具特色的舞蹈。舞蹈分两人对跳和多人跳，花样繁多。多人跳时要加入舞蹈技巧；而两人对跳时边吹芦笙边互相用脚蹬踢，将对方踢倒就是获胜方。观众为胜者鼓掌并奖赏一碗酒，然后胜者继续吹起芦笙，迎接其他挑战者。盾牌舞也是苗族同胞在花山节的舞蹈活动，主要用于祭祀，目的在于祈祷、驱邪、送鬼，体现苗族同胞特有的古老宗教习俗。
歌舞都是花山节活动的重要表现文化，通过苗族特有的歌舞文化将苗族群体的成员认同加以强化，使族群的所有成员凝聚在一起。歌舞活动的举办，作为一种表现艺术，本身即是苗族族群性表达的重要媒介与载体，有利于族群文化结构的长期保存。
花山节歌舞活动是苗族族群区分于其他族群的重要标志，既是苗族族群性的表达，也是族群边界的符号。
3.4 花山节是宁边村苗族婚俗文化的集中体现
花山节同时也是苗族男女婚恋的媒介，男女青年恋爱基本在花山。因此，花山节是宁边村苗族婚俗文化的集中体现。对唱情歌是花山节男女婚恋的主要环节，是男女双方交流感情的方法与途径。男女双方情定以后，男方通过抢亲的方式将女方带走。这种从对情歌到抢亲的婚恋过程，体现了宁边村苗族婚俗文化中的自由恋爱，是苗族独具特色的婚恋文化，是苗族族群性表达的重要方面。
4.结束语
本文以昭通市宁边村花山节为研究对象，在借鉴国内外族群研究的基础上，对苗族花山节的族群性表达进行了分析，主要从花山节的历史渊源、祭祀文化、服饰文化、歌舞文化、婚俗文化这五个方面进行重点分析。认为这五个方面体现苗族独特的族群文化，是宁边村苗族表现其族群性的主要方面，并认为旅游业可以积极推动宁边村族群性表达的发展于进一步研究。本文将文化因素作为宁边村苗族族群性表达的主要内容，任何族群离开文化都不能存在，族群性表达总是通过一系列的文化要素表现出来，族群性表达是以族群文化的表达为基础的。因此花山节所蕴含的苗族文化要素基本上等同于族群性表达的客观因素。以族群文化为切入点来研究族群性表达，是本文的创新所在。花山节作为苗族族群文化的表达媒介，通过花山节族群性表达的发掘与强化，促进宁边村旅游业的发展，这个过程是从经济发展和文化保护共同考虑的，而不是完全文化化。花山节所体现的族群性表达不断地被本族群的人所认同、强化，成为苗族区别于其他族群的重要文化活动，因此旅游资源独具优势，以此发展旅游业是宁边村发展的必然选择，需要政治和政策的有力支持并保持发展与保护的良好关系，而不能任由政治与政策途径解决。
昭通市宁边村苗族人的族群性研究的未来方向应该是：在旅游业的发展和花山节所体现的族群性表达的完整性之间，政府和苗族同胞应该如何权衡，才能更好处理发展与保护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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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春晓（1988-），女，河南郑州人，助教，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企业战略管理。
族群文化研究范文第3篇
关键词：语言象征性；族群关系；语言对族群关系的影响
语言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进行交流的重要工具，语言也是区别与不同族群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各个族群传承文化的重要载体，语言族群的象征。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语言，这种语言最初不能肯定确认不同民族的标志，也并不必然是族群成员进行认同的标志。我们国家本是一个多族群国家，各个族群用本民族语言记录下本民族的辉煌历史和其他文化结晶。语言记录下的更是本族群的一个具有特色的象征，也通常是人们区别其他民族的最大因素。因此，各族群能否平等地使用本族语言，从某种角度它是政治问题。所以在研究族群关系现状、分析族群关系的演变、探讨多族群社会的整合状况时从语言学角度语言的双重性分析是一个重要的切入口。
分析一个国家中各族群的语言使用情况，并结合这种语言使用情况产生的社会条件，我们能够较清楚地认识该国的族群关系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一、语言的双重性之一，文化象征，它通过记录和书写着族群的社会，经济，政治，精神文化生活。
我们知道出现语言和词汇都是同它处环境中衍生出来的，语言都是在客观需要中产生，从对一个社会里人们使用的语言和文字的分析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个社会在科技和生产方面的水准，社会组织，甚至是各类知识的积累内容。比如渔民，牧民，农民，山地游猎民族，沙地民族他们生活的方式不同，有自己的生活自然环境，而语言和文字的表达对于本地的描述上更有优势。各个族群用自己的语言文字描写着社会各个角度，反应当时代的社会经济生活，同时留下了大量用文字书写的文献，我们从语言社会学的角度，比较不同时代的文献作品中的词汇的归纳分析来研究那时代的社会生活。而后代的研究者从他们文字的表现中研究那时期社会经济生活，但不同时期对同一事物的表达和记载都不同，就是说不同时代的人们使用不同的词汇，反应出不同时代的社会制度，文化生活和道德理论观念，从语言这个角度来加以分析，可以有表及里，通过对词汇这些象征符号的研究来剖析不同时代人们的内心生活。分析和研究各族群的不同时代词汇及演变，无疑会有助于了解族群社会的经济，文化生活的内容，特色和发展进程。
二、语言关系反应的族群关系融洽的程度
多族群融合是我们国家存在的现象，而且民族和谐是我过国基本制度，族群之间相互融合最基本是从语言沟通开始。科尔沁草原上居住的蒙古族很多词语上都借用了汉语词语。比如，“手机”蒙古语直接翻译为“嘎拉乌塔苏”。在汉族和蒙古族的交流不断发展很多蒙古族开始学习汉语，会说两种语言。而且在当地的现代化发展情况下汉族文化进一步的侵蚀着蒙族文化，当地蒙族居民放弃自己的语言而转用汉语，很多当地蒙族人眼里能流利的使用汉语是很有“本事”的。在牧场或者村落蒙古语使用很普遍，可是在市县蒙古族都已经使用汉语。这些一个族群个体使用两种语言的双语制，族群之间的语言转用，语言的借用都反应了蒙古族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不同语言之间的某种“融合”。在语言接触过程中，有时还会产生语言融合的类型，这种类型会产生一种新的混合语言，其中包含有两种语言的成分，而且两种语言在其中所占的分量同等重要。语言本是在特定生活环境下出现的，很多族群没有自己语言文字，但在不同地区的汉语说法都不同，就是汉族方言，族群本地区的语言的融合出现了方言。从以上我们看出族际交流活动在历史上所留下的烙印中看出语言文化象征着族群关系的融洽程度。
三、族群关系的分化与统一对语言的文化象征意义的相互作用
在历史上一个族群的发展和变化，常常影响着语言的分化，有多数人中转用别的语言，而两个族群走向统一时语言也会出现统一和发展。我们不只从语言文化的变化中看到族群关系的分化和统一，同样也从族群的分化统一中看出语言文化的变化，二者之间是相互作用。
语言有双重性，实用性和象征性，族群语言的消亡可能带来族群的消亡，自古以来这样的例子我国发生过很多，例如满族，人们常说满族汉化了，满语消亡了。这一说法很多满族不易接受，但这却是满族的发展趋势和客观现实。而从语言的实用性角度我们可以说满族的语言已经消失或者消亡。可是从语言的文化象征意义角度，这是永远不可能消失的。语言用他象征意义记录了满族文化，这些记录的文化不会消失，一个民族的固有语言消失，不一定民族的消亡。语言的象征性会一定程度上保护着族群的灵魂。
由于科学文化的不断发展，各族群语言和少数民族文字的不断发展，族群关系不断发生改变，我们只有努力发挥语言对族群关系的影响，发挥积极作用对个创建和谐族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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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文化研究范文第4篇
摘 要：民族概念的研究多年来是民族理论界的研究热点。民族概念的研究不但有利于促进学科的发展，而且还有助于民族理论的研究，为我国的民族政策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本文从民族概念的演变、民族概念内涵、民族与族群概念的辨析等方面对近三十年来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认为虽然学界对民族概念的研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但这些成果相对比较零散，缺乏整合。大多数研究只关注于民族概念的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缺乏深度，有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解决。
关键词：民族概念；族群；述评
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7-0080-03
民族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民族概念的研究对理解民族问题大有裨益。自19世纪“民族”一词传入中国以来，学者对其就进行了较为科学的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导下，对民族概念问题的研究更为深入，并取得了一定的共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学术界迎来一个春天，民族概念问题的研究又成为一个理论热点，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因此对近三十年来民族概念的相关问题进行梳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近三十年来民族概念研究总述
对于近三十年来民族概念的研究已经有过学者对其进行回顾与总结。纳日碧力格在《“民族”百年回眸》[1]一文中，回顾百年来“民族”一词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并对其进行分类。指出民族概念的传入有利于人们对共同体的深度了解，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魏鸿鸣、张谋、马守正等人在《建国五十年来关于民族概念的研究》[2]一文中，将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概念问题研究分阶段介绍与总结，认为各个阶段的民族研究针对前人的理论都有所突破，研究既有争鸣也有活力。
熊坤新、卓然木、巴吾东等人的《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界关于民族概念问题研究述评》[3]一文认为理论学界关于民族概念的界定主要集中在民族的要素、民族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及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三个问题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概念是一个新见解，坚信民族概念问题研究的重要意义，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该理论研究会不断深化。
李振宏的《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民族定义研究》[4]通过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定义研究的学术史，肯定了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中所提出的民族的概念的科学性，认为其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民族概念研究成果的富有智慧的总结。这个民族定义更符合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其诞生是中国社会进步的表现。
耿直的《改革开放以来关于民族概念的研究综述》[5]一文总结了改革_放以来民族概念研究的成果与特点。提出民族概念的研究在学科和理论发展方面意义颇深，同时对构建包容、多元的文化环境影响深远。
上述文章，主要按时间顺序对民族概念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说明，使人们可以对民族概念研究的学术史有清晰的认识，但是针对民族概念的专题研究进行综述的比较少。进行民族概念的专题性综述有利于从横向角度了解民族概念研究的深度。这种情况使得近三十年来民族概念的专题性综述相当迫切。
二、近三十年来民族概念研究现状
（一）民族概念的源流
“民族”概念的发展是建立在原有的民族理论之上的，为此对原有民族概念的理论的追根溯源显得格外重要。高永久、秦伟江在《“民族”概念的演变》[6]一文中对民族概念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认为民族概念的发展有三个基本的源流：西方国家的民族概念、苏联及俄罗斯的民族概念、中国的民族概念。指出对于不同背景下的民族概念应该是相互交流，而不是借鉴。
黄兴涛在《清末现代“民族”概念形成小考》[7]中认为“民族”一词古已有之，通过对古代文献的脉络整理，得出“民族”多为分类的泛称。另外对现代“民族”概念传自于日本一说进行了考证，得出“民族”一词于维新变法时期产生，具有一定的政治性意义，学术内涵较浅。但也意识到其对民族观念和意识在中国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民族概念的内涵
在民族概念这一研究领域，“民族”一词的内涵研究则是众多学者关注的一个研究热点。研究的方法角度、指导思想不同，对这一词的解释就不同。1912年斯大林在其著作《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8]64中首次提出民族的概念，即：“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新中国成立后，中央采用了斯大林对民族的定义，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相关的民族政策，学术界也对斯大林的民族定义的科学性进行了考证。主要的代表作有：陈郊的《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中一个基本问题的讨论》[9]、徐伯容的《关于“民族的产生”问题》[10]等。由此可见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几年中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在学术界占据上风。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民族概念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反思及再认识。金天明、王庆仁在《“民族”一词在我国的出现及其使用问题》[11]中指出“民族”概念传入中国的两个阶段，结合中国民族学的理论和中国历史上约定俗成的原则，指出人类共同体应该分别命名为：氏族、部落、部族、民族等阶段。
金炳镐的《试论马克思民族定义的产生及其影响》[12]一文，认为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有关民族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其中包含民族的形成的基本条件和时间、民族形成的基本途径的一般规律。也从民族消亡的途径及其规律方面总结了民族这一现象的基本特征。
都永浩在《论民族概念》[13]中认为斯大林的民族概念并非是科学的概念。对于民族概念的真正理解应该是：“民族是在氏族、部落的基础上形成的。民族是历史上在共同地域及各种联系的基础上形成的，受其传统文化制约的有共同自我意识的人们共同体。”
这一时期对斯大林民族理论概念进行反思的还有华辛芝的《斯大林民族理论评析》[14]、孙青发的《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再认识》[15]、阮西湖的《关于民族概念的几个问题》[16]等，均从不同的角度对斯大林的民族概念进行了分析。
新世纪以来，对于民族概念的研究来说，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民族”概念成为民族概念的研究主流。2005年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对民族概念进行了新的定义，即：“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的作用。”[17]29这是中国共产党对民族概念探索的最新成果，是合乎中国国情的民族定义，同时也掀开了民族概念讨论新的一页。
黄仲盈在《中国特色民族定义的演化》[18]一文中，回顾中国特色民族定义的演变过程，又对党中央的民族定义进行了阐释，认为与斯大林民族定义相比，中国特色的民族定义具有一定的开放系统性，我国对其具有话语权，针对当前国际形势，我们既要突出国家安全理念，又不能忽略宗教在民族工作与研究中的作用。
朱仪的《从“民族”概念重构谈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探索》[19]一文，认为2005年中国共产党对民族概念新的重构，使我们党在此领域有了话语权，这一全新的概念是马克思主义民族概念中国化的缩影。这有利于对民族理论的深入研究，有利于丰富世界民族理论的研究内容，有利于提升对各种民族现象的认识。
民族概念研究除了对斯大林民族定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概念的研究外，一些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角度也试着对民族概念进行学科阐释。代表作有马戎的《论中国的民族社会学研究》[20]、纳日碧力戈的《民族与民族概念辩证》[21]、杨庆镇的《民族的概念和定义》[22]等。
综上所述，学术界有关“民族”概念的探索经历了对斯大林“民族”概念的肯定、对斯大林民族概念的反思与再认识、积极构建中国特色的民族概念三个阶段，这是民族概念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中国掌握民族概念话语权的体现，对建设和谐的民族关系意义深远。
（三）民族概念与族群概念的辨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民族学理论的完善与发展，“族群”一词从西方引进。虽然“族群”跟“民族”不属于同一范畴，但对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对丰富民族学的理论内容、促进我国民族政策的制定与完善具有重要的作用。
潘蛟的《“族群”与民族概念的互补还是颠覆》[23]是对“族群、民族概念的互补还是颠覆”为题的讨论会的内容总结。与会学者分别从族群与民族：类型构建、概念辨析、理论商榷、识别与认同、文化与关系等方面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对族群和民族概念关系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何菊的《关于“民族”与“族群”概念的反思》[24]认为由于国际学术的跨文化交流和新知识体系需要重建等原因，汉语的“民族”概念已经固化和内化了，不能与“族群”随意置换。汉语中民族概念始终体现国家历史文化的建构过程。
杨社平、郭亮、龚永辉的《民族与族群及其相关概念的分形解释》[25]，运用分形理论来解释民族与种族等相关概念间的关系，认为民族是原始族群在阶级社会转换中生成的分形体，族群在民族历史范畴是族性演化连续统的分形元。
关于民族概念和族群概念的辨析，学者主要从概念背景、二者的联系与区别、族群概念中国化等方面对其进行研究。近些年主要的代表作还有徐杰舜的《论族群与民族》[26]、唐建兵、陈世庆的《“民族”与“族群”之辨》[27]等。
三、结语
综观三十年来民族概念研究的进展，我们不难看出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一巨大成果是值得肯定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我们去反思。
首先，民族概念的内涵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在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中，特定的学科语境中所关注的民族概念有所不同。所以我们在具体的学科学习和研究中应当对民族内涵进行区分性理解。这样不仅可以丰富民族概念的内涵，还可以充分发挥各个学科服务于现实的功能。
其次，在民族概念的研究方法上，多数学者还是运用传统方法对所谓的“民族”概念进行阐释。现今研究需要我们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多视角的分析等来推动民族概念的进一步研究。
最后，关于“族群”和“民族”的讨论至今仍是热点。我们应该立足于中国发展的实际，不应该用英语世界中的“族群”来替代中国现实中的“族群”。同时我们也应当加强对民族概念与其相关的概念进行比较研究。
总之，民族概念的研究是民族理论研究的一个核心内容，也是党和国家制定民族政策的必要依据。这就要求我们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坚持实事求是的求真精神，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获得更为理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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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文化研究范文第5篇
[关键词]民族概念；“去政治化”；“失语”；中国语境；话语体系
[作者]黄仲盈，广西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南宁，530028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4－0034－008
要探索一种理论体系的价值取向，必不可脱离其所处的历史条件、时代背景、政治环境、经济基础、文化传统乃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民族理论体系长期处在一种“失语”状态，除了近代以来“西方话语霸权”这一因素的影响之外，这恐怕也与一些学者在进行学术研究过程中缺乏应有的社会责任感、民族归属感、国家认同感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一、从民族概念与族群概念之间的争论说起
“民族”与“族群”之争集中的焦点就是概念的界定与使用，也就是学术性的识别和国家确认两个层面上的争论。现行的观点认为，“民族”侧重于政治层面，而“族群”侧重于学术层面。民族更多地涉及了共同体的政治地位，与国家和政府的“民族识别”具有直接的对应关系，而族群主要是指具有多种“自然文化”特征的共同体。正是因为民族概念与族群概念两者含义的侧重点不同，又由于他们在概念及内涵上的相似性，使得在运用上出现了以下争论：
1、主张用“族群”概念取代我国现行的“民族”概念。族群强调的是文化的因素，从学术的角度上考虑，更加符合国际的研究和我国的实际；民族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当今民族主义盛行，从政治战略的角度出发，必须要淡化民族概念的政治化因素，从而避免我国民族问题的政治化。
2、主张两者可以并行通用，相互补充。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既要符合当今国际潮流，也要符合本国实际。族群作为一个国际学术用语，具有浓厚的学术渊源和研究价值，而我国的民族概念也是经历一系列的民族调查和民族研究成长起来的，特别是建国后的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更是为其的形成积累了丰厚的历史资料和现实基础。两者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具有不同的学术价值，综合两者研究，可以取长补短，互为补充。
3、反对“族群”概念取代“民族”概念。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的探索与研究在我国进行了近百年，由最初的“舶来”发展成为后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概念，在我国具有了深厚的现实基础和历史意义，符合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团结统一和和谐发展，无论是学术层面、政治层面，还是现实的生活层面，民族一词都已经成为了一种约定俗成的概念，因此，如果用“族群”取代“民族”来统称我国的各民族，在现实中会引起混乱，不利于国家的稳定和我国社会主义政权的巩固。
族群观念来自西方，最早是20世纪30年代开始使用，20世纪60年代广泛运用于国际人类学界，其概念最初由台湾学者译进，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大陆学者开始引用“族群”一词。目前，族群概念与民族概念一样，被我国学者频繁引用，“在1990年以后几乎取代‘民族’而成为学术舞台的主角”。出现族群概念得以广泛传播并与民族概念争锋的现象，应该有以下几种原因：
其一，在学术界，与人类学的兴起和广泛传播有关。民族学在经历了我国建国后一系列的研究和发展，无形中掺夹进了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权力因素，在一些专家学者看来，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其学术研究的范围和自由发展。而我国的人类学与民族学一样，都是一种舶来的学科，一开始更多的是作为民族学科的附属。同是作为80年代在我国得到恢复和发展的学科，这一时期，也是人类学在努力建立自己的学科特色的时代，其强调的是文化与社区的研究，剔除了民族学研究中的政治因素，具备了比较广泛的研究空间和学术取向，所以受到众多学者的青睐。族群概念源自人类学界，与民族概念分庭抗礼，也正是表现了我国学术界对传统的民族概念的一种反思和解构。
其二，这也是我国学术界在努力摆脱前苏联学术霸权影响后遗症的一种挣扎与突破。进入90年代后，我国学者在阐释民族概念和进行民族研究时，无论如何尽力摆脱整个苏联民族理论框架的影响，都不能尽如人意。特别是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即使再怎么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但其对我国民族学的影响和发展根深蒂固，不能在短时间内根除，因此，在摆脱斯大林民族定义束缚的探索上，众多学者更多的是倾向于将其解释为是在特定的政治背景和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除此之外一时难以拿出令人信服的民族定义。族群概念一开始就强调文化因素，淡化政治色彩，这多少让处于困境中的许多学者给了某种暗示，使他们意识到，要探讨真正的民族定义，必须跳出以往的政治场景，在纯学术的范围内进行研究，才能有所突破，而族群概念的出现正是这一突破口。
其三，前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巨变使得我国学者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不管前苏联解体的原因有多复杂，有一点不能忽视的就是它严重的民族矛盾与民族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很大的程度上都与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和民族观有关。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对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有着巨大的贡献，但是，在一定的程度上也使得他表现出集权主义的做法和大国主义的行径，“对国内民族矛盾的积累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受自己民族理论的影响，其大俄罗斯思想常有表露，如认为俄罗斯人民是“加入苏联的所有民族中最杰出的民族”；夸大民族语言的作用，认为俄语“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曾经同好几个民族的语言融合，并且总是成为胜利者”，等等。很显然，这些都与斯大林本人的民族观有很大的关系，这也可以在其“四要素统一”的民族定义中找到倪端。苏联解体后，更加加深了一些学者对斯大林的民族观，特别是其民族定义的置疑，认为在当前西方国家借助人权、民族自决等旗号颠覆、分裂别国的情况下，淡化民族问题的政治色彩，抑制国内民族主义的发展，对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所以，强调文化因素、淡化政治色彩的族群概念在很大的程度上符合了部分学者的思想。
二、坚持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研究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
民族实际上与现实的政治生活和传统文化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就其政治因素来说，在我国，自古以来，“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孟子・离娄上》)，这种“国即是家，家即是国”的思想在封建宗法制度盛行的古代，实际上就将民族与国家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无论是讲究阶层贵贱的“华夏诸族”，还是远离统治中心的“夷蛮戎狄”，我国古代的各种“族类”观都铭印上了政治权势的痕迹。鸦片战争以后，在面临着“亡国灭种”的时代背景下，民族作为一种增强国人凝聚力的旗帜，当时的民族观也体现了强烈的国家实体观。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其最终的目的也是为了顺利实施我国平等的民族政策，加强我国各民族的团结
和统一。这些现实说明，虽然不能将政治因素视为构成民族的特征之一，但也可以看出民族与政治的渊源，从而不能完全离开国家而谈民族。即使是现代民族学发源地的西方，“民族”一词的产生，同样也是与有经济实力的新兴资产阶级为扫除封建制度的障碍，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而进行一系列社会革命有密切的关系。纳日碧力戈也通过17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工业革命的实例指出，“民族自它出现之日起，就和阶级利益、政治和经济利益、剥削、压迫互相联系，始终贯穿了国家、领土完整等‘内部原则’。”
而文化作为民族形成的本质特征之一，始终贯穿了民族发展的整个过程，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从学科性质上来说，早在1926年，我国民族学研究的首创者蔡元培就指出：“民族学是一种考察各民族的文化而从事记录或比较的学问。”后来林耀华等人也指出，民族学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研究的范围包括“各民族的基本知识、社会经济结构、政治制度、社会生活、婚姻家庭、风俗习惯、、文学艺术、道德规范、思想意识，等等。”从以上学科的性质和研究范围来看，文化已经成为了研究一个民族的重要内容之一，这样，在当前呼唤民族文化“回归”的大趋势下，将文化这一比较稳定的因素在民族定义中加以强调和重视也是在情在理。但这并不是要否认民族与政治的裙带关系，而是在很大的程度上承认民族作为一个历史的产物和社会现象，不是固定不变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政治格局易变，但是其中的文化传承却是相对的稳定。
当前，一些学者之所以在进行民族理论研究时提倡纯文化的研究，除了较深的西方情节之外，恐怕还与进入21世纪后，工业化和全球化的迅猛发展愈发唤起了人们对文化的重新定位和对其的一种情感回归有很大的关系。文化，是一个民族所特有的思想信仰、价值观念、精神追求、情感寄托的凝结体，是一个民族之所以成为这个民族而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本质特征。一个民族的文化一旦生成，就具有很强的传承性和发展性。但不能因为这就笼统将当前中国民族理论研究陷入瓶颈状态一概归咎于是政治环境压制的结果，从而得出“去政治化”的结论，主张弃民族概念而主张广泛运用族群概念的是“根据政治体制的限定和学术界的客观需要”。实际上，同样是作为人类群体的划分标准，族群概念并没有像民族概念那样经历鸦片战争时期的“谓他人而自觉为我”、辛亥革命前后的民主建国、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民族识别等社会思潮和社会改革，而只经历了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倡文化艺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场面，在一定意义上说，只是因“学术界的客观需要”应运而生的，缺乏民族概念那样的政治基础。民族概念中所包含的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是一种互为显性和隐性的关系，哪种因素相对突出，这要根据当时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的需要。拿我国实际情况来说，当各民族作为“中华民族”一个整体或者相对于其他国籍的民族出现时，这时候民族的政治因素就表现得较为突出；当各民族在国内作为一个单一的群体而区别于其他的群体出现时，这时候文化因素就得到凸现。这也符合“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内容。
在这里，针对于民族概念“去政治化”，“便于与国际接轨”等观点，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全国首届民族学学术讨论会的主要内容与宗旨。1980年10月20―26日，首届全国民族学学术讨论会在贵州省贵阳市召开。此次会议“标志着民族学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所经历的曲折已成为历史陈迹，民族学在我国的发展有了新的开端，并且这将是对建国三十多年来特别是粉碎‘’四年多以来我国民族学研究成果的一次检阅”。会议认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指导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必须以辨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为我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这就为“”中遭到迫害的民族学“洗冤昭雪”，重新指明了研究和发展的方向。这次会议的主要作用有：
一方面，对中的民族学学术研究进行深刻的反思。由于民族学是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传人、并且是在为殖民主义服务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且，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民族学研究始终受到苏联“学术霸权主义”的深刻影响，一开始，民族学研究在我国的发展出现了一种比较盲目、脱离中国实际的现象，“批判了西方的资产阶级民族学之后，又全盘接受了从苏联传来的民族学，而对于如何从中国实际出发，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在实践中并未完全得到解决”，这就导致了后来“竟然把民族学与资产阶级等同起来，否认除资产阶级民族学外，还有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存在”。这也导致了在中，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民族学作为“资本主义的伪科学”而被取缔。
另一方面，主张建立我国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学体系。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研究，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相关的方针政策就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民族问题、民族平等、民族发展的重视。建国后，又组织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进行民族识别工作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民族学研究资料和调查经验。但是，由于多种原因，我国始终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学体系。所以，随着我国民族学研究的兴起，建立我国的民族学体系是当务之急。对此，秋浦、肖家诚、吴恒等人就明确指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体系时，绝不能生搬硬套别国的经验和做法，不能“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那样地照搬照抄西方，也不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那样照搬照抄苏联，而完全是立足于中国的土壤，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就民族地区在四化建设中、在改革、开放、搞活中所出现的问题，特别是四化与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等等，加以研究和解决”。
实际上，民族概念与族群概念之间关于“政治”亦或“文化”的争论，其中的焦点还是民族理论研究“中国化”与“国际化”之间的激辩问题。据前所述，全盘西化的惨痛经历已经足以让我们吸取经验和教训。在“国际化”的问题上，我们曾经“照搬照抄西方”，也曾经“照搬照抄苏联”，所换来的是整个学术体系的瘫痪。首届民族学学术讨论会开宗明旨，就是要摆脱以前研究一味“国际化”遗留下来的后遗症，从中国的实情出发，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体系，切实解决在四化建设过程中和改革开放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这就给我们今后的民族理论研究明确一个方向：一是研究要从中国实际出发；二是能切实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正因为这样，随后才会出现了对斯大林民族定义及对苏联民族研究模式的深刻反思，才会出现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这样的鸿篇巨制，才会出现中共中央对长期以来民族理论研究和民族工作等问题进行的“12条”的精辟概括。可以说，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具体表现，也是我们进行民族理论研究和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国特色”所在，更是我们构建中国民族理论话语体系的坚实根基。
遗憾的是，在当代思想多元化的影响下，一些专家学者借要解放思想，推行理论创新和社会制度创新之机，提出所谓的民族理论研究必须避开政治环境，进而要改变“当年参照斯大林民族理论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和相关制度，向欧美国家看齐，特别是认为美
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民族”社会，是“理想型”的国家，进行民族理论研究就是要逐步向美国式“现代民族”社会转化。这里，且不论这种“美化”论调对中国民族理论研究的危害性，单其实施理由来讲就难免牵强：首先，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决不是所谓的斯大林民族理论的产物。不可否认，斯大林民族理论(或者也可以看作苏联研究模式)确实对中国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产生过影响，但“影响”与“参照”并不能归为同一性质。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借鉴苏联的联邦制建国到新中国成立后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基本国策，从民族识别初期的遵从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到后来的“名从主人”原则，从苏联一直宣称的“大俄罗斯主义”到与中国共产党一直提倡的反对两个民族主义、民族关系的“两个离不开”、民族关系的“三个离不开”、社会主义和谐的民族关系相比较，等等，可以说，斯大林民族理论确实对中国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有过影响的痕迹，但中国的民族理论、政策及其制度却是不折不扣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成功实践，这是斯大林民族理论所不能及的。其次，美国确实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民族”社会，但也决不是全世界所有国家所向往的“理想型”国家。通过现有的研究资料和典型事例我们不难发现，对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主题构成严重威胁的种族主义、霸权主义、大国主义、单边主义、恐怖主义等问题，其始作俑者往往就是美国，或者说与其脱离不了干系。试想，如此给全世界制造各种民族纠纷、矛盾和冲突的“工厂”，怎能是全世界所有国家所追求的理想国度?况且，就我们中国来讲，几千年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实情与美国几百年的移民社会相比，本来就不在同一起跑线上，又何来的“转化”?又怎能“转化”?
三、中国民族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从“民族主义”到“国家主义”
提倡民族概念“去政治化”，实际上也就是要求我们民族理论研究“去政治化”的问题。持此种论调的一些专家学者恐怕是对前苏联解体前存在的严重的民族问题还心存余悸，从而产生了一种“井绳”效应，名为推行理论创新，实际上是对现行的中国民族理论、政策及其制度的一种不自信心理。由此，我们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问题再进行更进一步的认知。
1、中国化是不是意味着扬新弃旧?这里，所谓的新是人类学的新观点和新理论，比如说“族群”概念；所谓的旧，指的是在我国已经形成的传统的、根深蒂固的观念与文化，比如说“民族”概念。实际上，任何一种新思维、新文化、新观念要在一个社会上得到传播并且能够为大众所接受，都要经历与传统的、固有的文化体系和思维模式相互竞争的过程，最终或是彼取代此，或是此取代彼，或是相互平行发展，这都是一个必须慎重考虑的问题。在“民族”与“族群”之争的过程中，想以“族群”概念取代现有的“民族”概念，这是很多极力推行和传播人类学方法与理论的人类学者最为希望看到的。所以，这里面就存在着一个相当尖锐的问题：彼要树旗，我则要固守阵地，相互争锋抢机，很大程度上势必会造成两者之间彼此力量的消长和内耗。不可否认，“族群”走的是一种纯粹文化和社区研究的纯学术研究路线，在当今民族问题成为最敏感的话题，乃至战争和冲突频繁的时代，相对于“民族”概念来说，更加有学术研究和拓展的领域和空间。但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就是，在我国，“民族”概念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已经深入到了整个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很深厚的民族情感基础，也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民族”一词不仅代表的是一个学术问题，更多的是提升到了关乎国家安全和民族团结发展的位置，不是任何词语可以取代的。
2、中国化是否全盘接受抑或拿来主义?在字眼上，中国化就意味着本土消化。实际上，在我国，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却是相当的困难。近代中国民族一国家建构内在的困境，尤其是民族一国家理想与中华文明体系的多元性矛盾，促使我国学术界长期以来坚持发展一种“异文化研究内部化”的研究类型，无论是在中国大陆地区人类学者当中，还是在台湾、香港、以至移民到西方和日本的汉语学者当中，从西方学习来的知识体系，都长期缺乏一种对于异文化的自我反思和对本土文化的自我反省的追求，从而在一定的程度上陷入了以西方理论颠覆本土实际的境地。实际上，我们也看到，民族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同样也是经历了这样的过程，虽然，目前可以说民族研究已经由“异文化研究”成功地转型到了“本土文化的研究”，但这与我国的历史因素和现实条件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应该看到，就“族群”概念和“民族”概念两者所属的学科而言，人类学在我国的本土化过程要比民族学在我国的传播困难得多。首先，人类学的发展并没有像民族学经过民族识别、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那样具有深厚历史基础的过程，这就注定了人类学在我国本土化过程的势单力薄；其次，人类学在我国得到复兴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一时期正是我国进行改革开放的时期，同时，由于国际社会政治局势的动荡不安，使得我国更多的是关注于民族的因素，这一时期，民族及其相关概念更多的是与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联结到了一起。所以，在我国，人类学族群理论提倡淡化政治因素的研究，虽然在学术的探索上具有较大的拓展空间，但如果据此要取代民族概念在我国的地位，在一定的程度上就会成为众矢之的。所以，一方面要建立自己的学科体系，另一方面又陷入与民族学科争夺阵地的困境，面对民族学在我国根深蒂固的局面，人类学在宣扬自己学科特色的同时，强化文化研究，剔除政治考虑，不免就有一种全盘西化的嫌疑。
3、中国化中如何协调国家与国际的关系?这也是一个关键的，但要在实际中实行却是难以两全其美的问题。所谓的中国化，其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运用国际通行理论来研究本土文化，既通过异文化也通过本土文化的反思与反省，从而使本土的研究既符合本国实际的需要，也符合国际学术研究的潮流。但是，这只是结果，其过程中，往往交织着国家和国际之间相互交流的矛盾。就“民族”与“族群”概念来说，其中争论的焦点主要就是涉及到国际交流和国家安全的问题。人类学者从与国际学术研究接轨的目的出发，提倡文化研究，从而拓宽学术研究范围；民族学者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加强政治因素考虑，从而为国家的安全和领土的完整提供更多的理论依据和安全保障。应该说，两者的争论过程，实际上也是国家安全与国际潮流一种针锋相对的过程。对此问题，金炳镐就明确指出，只从文化的角度看待民族，把民族认定为文化共同体和只热衷于引进西方国家学术界的理论观点来解释和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的思想和做法“都无助于中国民族的发展和民族问题的解决”，“学术上与国际接轨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民族理论概念、用词、观点都必须跟随或模仿西方国家学术界”，而是应该站在时代的前列，坚持马克思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与时俱进，研究新问题，提出新方法、新观点，包括借鉴西方国家学术界研究成果中的合理成分，不断充实和丰富我国的民族理论。王希恩也认为应该学习一些先进的研究方法‘接受科学的理论成果，但“不能照搬西方的学术模式，削足适履地去与‘国际’接轨”。
以上问题的提出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深刻的思考，中国化的过程实际上一直交织着情绪和理性两种根源的矛盾：情绪的根源在于维护和高扬自己文化传统的冲动，认为中国人要讲自己的话语，而不能放弃自己的传统向西方投降，以至使民族文化湮灭；理性的根源在于认为学术思想要扎根在自己的生活环境种，只有紧紧联系造成这种生活环境的传统文化，保持话语与传统语境的联系，才能推动思想的发展。但是由于我们与西方文化的天然差距，无法完全拥有西方文化的底蕴，所以没有能力讲西方话语，强而为之则必然“失语”。正是这种“失语”的趋势，反映到民族研究上，在很长的时期内，我国一直遵循着西方民族学的划分标准，而忽视了自己的传统文化，不敢与西方思潮争锋，一贯以西方的理论来解释和颠覆本土的文化，一旦西方的理论出现风吹草动，便总感觉到本土的文化和理论研究处于一种尴尬和进退两难的处境，从而丧失了自己的话语权。
而民族概念在我国的演化及发展，恰恰体现了我国民族理论研究从“民族主义”到“国家主义”的发展历程。这里，笔者之所以提出“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两个阶段，就在于中国民族理论研究存在着从强化民族认同到强化国家认同的过程，也就是说，经历了从“失语”状态到树立“话语权”的历史演化。在“失语”的状态下，所谓的“谓他人而自觉为我”强调的就是加强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西学东渐、民族概念的阐释、学术理论的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等，我们且不论其中的内容舶来的成分占有多大比重，但受西方民族主义思潮和亚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影响，民族主义和民族意识越来越被我国的有识之士所接受。这一时期，可以称为中国民族理论研究的“民族主义”时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构建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体系的呼声日渐兴起，强调中国“话语权”的理论观点也日趋强劲。这一时期，中国的民族理论研究已经从斯大林民族理论的阴影中挣脱出来，研究的重心也主要专注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等内容上，“国家主义”的理念也开始凸现并在实际中加以强化。
从古代原生态的民族概念体系，到近代以来“谓他人而自觉为我”的国家实体观，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工作，其中所提现的就是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体系的发展轨迹。从理论的层面上来看，这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具体实践；从政策的层面上看，具有“民族主义”的价值取向，主要专注于各民族的利益。且不说鸦片战争以后，民族概念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强烈的国家实体观，融合了诸多民族自豪感、自尊心、自信心等情感，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自在到自觉的过程，就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族识别的过程中，我们也没有按照苏联模式将境内的人们共同体分为“民族”和“部落”，而是不论规模大小、社会发展水平高低，一律称为民族，体现出了较强的政策性，符合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延伸到与民族概念争锋的族群概念，其作为一种新兴的理论，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开始在我国得到广泛的传播，不说其在我国缺乏实践基础，就是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随着日益广泛的学术交流和世界范围内民族问题的凸现，民族一词再次成为了热门的话题，在这种情况下，族群概念想动摇民族概念的根基，撇开各民族的现实利益，提倡纯粹的文化与社区的研究，还为时尚早。应该说，新中国成立前后我国民族理论研究的“民族主义”取向，在强化民族认同意识和民族分界意识，注重和维护中华民族利益，促进民族的振兴和发展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旺盛的民族意识也会造成各民族对现成利益的争夺，从而产生利益摩擦，形成对现行的民族关系格局的严峻挑战。这或许也是少数专家学者提倡民族理论研究“去政治化”的初衷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