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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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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战略 大国经济 有效资本 理论思考

当前,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正处于全球过剩资本输出趋于紧缩、本国垄断优势资本在总体上尚未形成的特殊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压力是双重的:一方面,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环境压力,即跨国性行业的形成,使得企业从根本上失去了在封闭的国内市场中培育垄断优势能力的机会;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垄断优势地位随着其全球战略的实施而日益扩散。在这种条件下,对外直接投资理念的更新对于指导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至关重要的。而要实现理念更新,笔者以为,不仅要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置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以认识,同时,还必须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结合起来考虑。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必须基于“大国经济”开展

此处“大国经济”概念上是指一国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有庞大的经济总量,对世界市场及至世界经济格局都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其与该国是否具有较高的人均国民收入无关,是一个总量概念。往往表现为该国人口众多、较大的经济规模、经济活动的空间范围大等特性。与此相对的概念是“小国经济”。对照我国现状,我国经济体可归于“大国经济”,只不过人均GNP过低罢了。

大国由于幅员辽阔,各地区资源禀赋、技术水平、创新能力,以及经济发展路径等方面具有很大差异,这往往会给大国带来某种综合性的竞争优势。如大国内部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生产模式往往存在巨大差异,呈现出非均衡发展的特点。这往往意味着该国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大量潜在的市场机会。这种潜在的市场机会,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则表现为通过产业空间布局的变动使产业成长期延长、衰退期后移。再如,各地区之间在生产模式上的差异,一方面说明各地生产发展主要是受区域内市场需求变化影响的,另一方面也说明随着各地区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不同生产模式在地区之间的相互转移和相互衔接,是支撑各产业持续成长的重要途径。此外,大国所存在的地区经济差异,还为改变落后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创造了有利条件:即利用国内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分别进入不同的分工体系,形成包括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在内的混合型分工体系,并逐步扩大在水平分工体系中的市场份额。

如前所述,我国经济体可归于“大国经济”。同时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具有“转型”和“多元”的特征:从纵向看,它处于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的过程中,这个转型时期是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粗放型经济与集约型经济并存的时期;从横向看,它处于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状态中,这种“多元”状态是多元的地区结构、经济结构及技术结构并存的状态。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考虑,应该在“大国经济”这一特殊约束条件下,以“转型”和“多元”的现实状况为基础,整合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自然的、经济的和技术方面的资源,形成融发达国家优势和发展中国家优势于一体的“大国综合优势”,从而在对外直接投资中获出最佳的经济效益。

二、有效资本型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必然选择

当前,全球FDI输出的环境、条件及其机制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动。这表现在:①跨国公司优势形成机制根本性转变。在世界各国国内市场国际化的条件下,并不存在一个专为本国资本培育垄断优势的封闭的国内市场。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厂商不仅是在国内市场培育其跨国经营优势,跨国经营本身或许是内部化的垄断优势的一个更为重要的直接来源。如果说西方跨国公司在其早期扩张阶段存在着先培育内部化的垄断优势而后再开展FDI的机会,那么,后起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则部分地失去了这种机会, 内部化的垄断优势培育与FDI输出已被合并为同一过程。②跨国竞争战略的重大变化。在以市场动态化和经济全球化为特征的国际环境中,合作已成为企业巩固其市场竞争地位的重要基础。因此,跨国公司纷纷通过建立战略联盟调整竞争战略,即从对抗性或排他性竞争转向相互依存的“合作竞争”。多家竞争对手联结而成的“网络式战略联盟”,将越来越成为跨国公司主流竞争战略。

上述两个方面表明,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厂商的垄断优势并不构成FDI输出的必要条件。构成FDI输出的必要条件是那些能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有效集合生产要素、建构或进入与东道国区位优势相匹配的跨国产业增殖链的资本,即为FDI的“有效资本”。显然,“有效资本”是一个动态概念。不同时期、不同区位,资本有效性的衡量标准是各不相同的。但要素整合能力、跨国性增殖链建构能力以及适应性反应能力,则是有效资本的最一般特征。具体来说:①要素整合能力。有效资本的FDI是以要素“集合包装”的形式来实现的。有效资本功能之一在于具备适应区位特征组织生产要素,开展多元化国际直接投资的能力。其以灵活的适应能力,按照区位特征配置生产要素,以进入不同类型的国家或地区。②跨国性增殖链建构能力。跨国产业增殖链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在投资国与受资国之间建立双边或多边“共享产业”的过程。共享产业的选择具有两大基准:“优势要素互补性基准”与“需求偏好相似性基准”。优势要素是具有降低成本的资源优势,包括自然资源、技术条件、人力资本和信息流转等。优势要素互补是产业共享的基础。③FDI主体对投资区位优势的适应能力。如前所述,共享产业是一个以需求偏好相似、优势生产要素互补为特征的产业,因而是一个典型的区位性概念。跨国性共享产业不仅具有要素供给结构优势互补“偏好”,同时,也具有明显的“空间偏好”。“空间偏好”意味着东道国某种要素优势越明显,就越容易吸引共享产业资源的聚集。因此,有效资本型FDI注重的不仅仅是投资主体单方面所具备的优势,同时,更注重于投资主体优势与东道国优势的配搭能力。

笔者以为,有效资本的概念给出了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展FDI的基本理念:在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中国企业FDI能力可在产业增殖链国际化的过程逐步培育;而这一过程的实质是培育企业对跨国经营环境的适应性,即企业通过适应性地整合生产要素,使国内有效资本转变为国际性有效资本。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形成于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全球FDI输出的环境、条件及其机制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动,为我国国内有效资本进入FDI领域提供了契机。中国企业FDI 发展速度及其规模取决于有效资本供给能力的大小。

三、基于大国经济的有效资本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选择

经过以上的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构想也渐渐展现出来。也就是说,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要以母国的优势为依托,而我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从局部看,其优势有明显的“差异性”;从整体看,其优势又具有“综合性”。可以以这种“差异性”和“综合性”的优势为依托,整合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自然的、经济的和技术的资源,形成能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有效集合生产要素、建构或进入与东道国区位优势相匹配的跨国产业增值链的有效资本,开展“差异化”的对外直接投资,构建“综合性”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框架。

1.投资主体的选择

鉴于我国企业的规模、资金实力、技术和管理水平差别很大,而且不同类型的企业具有不同的优势,适合于不同的产业、不同的区域和不同的投资方式,因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选择也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为了有力地提升竞争力,防范经营风险,我们应该积极发展具有海外投资实力的大型跨国企业集团,发挥集团化经营的优势。另一方面,以民营企业为依托,积极发展中小跨国公司,构建我国市场经济跨国公司的框架体系。特别地,要注重以产业为纽带形成企业集群,发挥集群经营的优势。中小企业在跨国经营中形成集群,既可以保持中小企业机制灵活和适应小规模市场的优势,又可以造成规模优势,因而同时具备中小企业和大型企业的某些优势。

2.投资产业的选择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应立足于大国经济的特点,整合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自然的、经济的和技术的资源,根据动态比较优势与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确定跨国经营的产业目标。①首先,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应调整为存在生产能力过剩、拥有成熟的适用技术或小规模生产技术的制造业上。尽管获取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生产性资源是现阶段海外投资必须考虑的投资重点,因为像生产活动中的铁矿、石油和木材等资源在中国已变得日益短缺。但是,资源开发业毕竟属于低附加值的行业。而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能更有效地实现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因而中国当前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应从以资源开发业为主转向以制造业为主,加大对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②其次,资源开发型产业可作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预防性产业。我国是人均资源不充裕的国家,尤其是油田、矿山、森林资源不足。在工业化过程中,资源约束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日益明显,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对资源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因而将资源开发型产业作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预防性产业显然是明智的。那些资源充裕的非洲、拉丁美洲、中亚等友好国家可作为投资的重点区域。③此外,研究与开发型技术产业是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战略产业。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人们强调的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最能体现“核心”二字的应该是企业的“核心技术”,为此企业不得不重视对“研究与开发”的投资。近年来跨国公司研究与开发投资所占其销售额比重的不断提高就印证了这一事实。我国要不断提高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与不断升级,更离不开技术创新的支持。

3.投资区域的选择

如前所述,我国是一个内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不同的地区和企业,经济技术水平处在不同的层次,而且各地的资源状况、市场需求都不相同。因此,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选择应基于大国经济的特点,同时针对东道国的资源禀赋及环境条件,结合产业选择的目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①巩固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目前中国对外投资的主要区域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周边的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这是因为,基于比较优势的原则,广大发展中国家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近,有着良好的政治经济联系。同时这些国家正积极开放市场,制定各项优惠政策。因而在这些国家投资有利于我国适用技术优势的发挥,降低投资成本,带动我国技术、设备、劳动力管理等生产要素的一揽子转移,扩大出口创汇。②有针对性地扩大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发达国家拥有世界最广大的市场和优良的投资环境,其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水平高,法律法规和各项制度健全,金融市场发达,是对外投资的理想场所。但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发达,企业竞争力强,产品技术含量高,市场竞争激烈,目前我国大部分企业还不具备与之对抗的能力,因此对发达国家投资,应以市场导向和综合效率导向型作为对外投资的重点选择对象, 以逐步实现投资市场的多元化。对发达国家投资,可避开贸易壁垒,扩大市场占有率,减少贸易摩擦,还可通过技术回流获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为国内提供信息,带动国内产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欧阳尧:构建大国综合优势[J],湖南商学院学报,2006(2)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范文第2篇

跨国公司的雏形最早出现在16世纪,成长于19世纪70年代后。跨国公司是全球经济活动的主角之一,是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力量,现已成为世界经济国际化和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内容、表现和主要推动力。

以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形成影响着国际经济的发展。

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大部分是以企业国际化经营为基础的,两者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企业的国际化,是一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微观基础。随着我国企业国际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以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走出去”。

因此,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影响着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一些好的理论更能供我们借鉴并帮助我们更好的发展。

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为

(一)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英国里丁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翰邓宁提出的。根据此理论,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是由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以及区位优势这三个基本因素综合决定的,跨国企业所拥有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以及区位优势的不同组合,决定了它所从事的国际经济活动的方式。各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与区位优势是不同的,这决定了不同的发展阶段的国家的直接投资输出与输入的流量,也决定了各国在国际生产或直接投资中的地位。根据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从以下方面吸取经验:利用所有权优势,发展对外投资。通过十二个五年计划的发展与调整,我国已经形成较为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在一些主要资源开发领域已具备较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能力,为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坚强的后盾。在资金上,中国现在的外汇储备已经位居世界第一,雄厚的外汇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提供了资金来源和保障。在管理上,我国的不少企业在境外较长期的生产经营过程中摸索总结出优越的管理技术经验,对生产经营活动实行高效率的管理和控制,为企业效益的提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国际声望上,中国政府用实际行动在国际上确立了和平友好的外交形象,赢得了世界各国的赞誉。加强内部优势,增强企业效益。我国现已出现了一批具有跨国经营能力的企业,这些企业具有使技术优势内部化的动机,一些企业在对发展中国家投资时,尽量使其内部化。但有些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时也存在着问题,表现最明显的就是缺乏对技术、商标等无形资产的保护。因此,为确保技术等无形资产的内部化,应在国内外有关部门申请专利保护,使其不受侵犯。重视区位优势,选准投资区域。现阶段,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可以先从东道国区位优势入手,选择基础因素、经济制度和制度因素都比较好的国家或地区,以谋求最快的发展。

(二)边际生产扩张理论

日本学者小岛清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研究发展了比较优势理论,称其为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其基本主张是“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依次进行”。比较优势理论比较适合新兴工业化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但它否定了垄断因素在直接投资中的作用,回避了发达国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维护不合理的国际分工格局的后果。为了使比较优势理论对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投资行为影响更深,我们应该: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演化,在产业结构协调发展的基础上,积极地促进国内服务业的发展,为参与国际服务贸易奠定良好的经济基础。奉行开放政策,积极引进国内产业结构演进和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生产者服务。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三)区位优势理论

这是艾莎德教授提出的,该理论是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它不仅解释了投资者到国外投资的原因,还对投资的地理位置做出了较好的回答。现阶段,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可以先从东道国区位优势入手,选择基础因素、经济制度和制度因素都比较好的国家或地区,并在区位选择决策上遵循以下原则:尽可能的了解和掌握更多目标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对各种因素进行比较和分析。明确企业的投资目的和投资方向,正确认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所具有的竞争优势,结合东道国区位优势进行进一步的筛选。将东道国区位优势与企业自身优势进行有机的结合,分析所有掌握的信息,综合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其他方面的战略,做出最后的选择。

三、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必须从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来考察国际直接投资变化及其规律。发展中国家要利用和发挥已有优势,并创造和形成新的竞争优势,使自己更好地融入国际竞争中。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范文第3篇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FDI区位;资本输出;FDI目标国

中图分类号:F83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9)01-0029-06

一、引言

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三十年来,我国的综合国力有了显著增强,人均GDP从1980年的272美元上升到2006年的2034美元;金融机构的存款余额增加到2006年的35万亿人民币,人均存款近3万元。按照邓宁的发展水平理论,我国目前已处于经济发展的第三阶段(注:根据邓宁的发展理论,经济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在其中的第三个阶段,本国对外投资规模快速增加,并逐渐超过引入外资的规模。人均GDP达到2000-4750美元间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笔者注。),即本国对外投资快速增加,并将最终超过引入外资额的阶段。这一点已经明显地在我国经济中表现出来。从对外投资的情况看,在对外投资之初,我们本着“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较重视单个投资项目的操作,而缺乏整体、宏观的策略。时至今日,具备相当实力后的我们,考虑对外贸易、投资区位选择战略时,应该从多重角度,通盘考虑。

理论界至今还未形成企业国际化区位选择的一般理论,但很多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都包含了区位选择的思想,这些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对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以下简称FDI)区位选择理论有较为完整的阐述。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发展,出现了很多专门研究发展中国家FDI的理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不长,与国外丰富的理论成果相比,中国学者更多地从经验角度对FDI区位理论进行了深化,从东道国区位因素、投资主体、投资动机等角度研究了中国企业FDI的区位选择,虽然验证方法不尽相同,但缺乏对诸多因素合并分析的综合研究框架。本文在总结现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企业FDI情况进行了回顾分析,对我国FDI区位选择战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并从理论角度上,提出结论。

二、理论研究汇总

(一)FDI区位选择理论沿革

对FDI区位选择最早的论述见于垄断优势理论,该理论由Hymer(1960)提出,后经Kindleberger 和Caves 发展形成理论体系。该理论认为,国内和国际市场的不完全性,造成了跨国公司的垄断优势,垄断优势理论主要从投资动因角度分析FDI行为。[1]从中不难推论,拥有垄断优势的发达国家是FDI输出国,而不具有以上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则是FDI输入国。R. Vernon在垄断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产品周期理论,从动态角度解释了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时机与区位选择。该理论认为,产品在市场上呈现周期特性,经历了创新阶段、成熟阶段和标准化阶段的新产品从最初生产该产品的发达国家,依次向其他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国家转移,在不同的阶段,企业应采取不同的投资战略。20世纪70年代,Buckley & Casson(1976)提出了内部化理论。该理论认为,现代跨国公司是市场内部化过程的产物。正是内部化的动机,促使企业进行国际直接投资。从这个意义上说,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就是在国际间实行市场内部化的过程,交易成本是影响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变量,跨国公司投资趋向于交易成本低的地区。除此之外,信息成本也是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Caves(1971)发现外商直接投资趋向于交易成本低的地区。

Dunning(1973)在总结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并吸收区位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即OIL(Ownership―Internalization―Location)模型,首次将区位因素纳入了FDI理论分析的范畴。他认为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而区位优势则是其充分条件。[2]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在企业优势的微观基础上,对FDI的动因及区位从宏观角度做出了解释。

Kojima根据日本国情,发展了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提出比较优势论。他指出,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即从边际产业开始,依次进行。其结果不仅可以使国内的产业结构更加合理,促进本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而且还有利于东道国产业的调整,促进东道国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发展,对双方都产生有利的影响。

随着跨国公司活动的全球化,除了传统的区位因素(自然资源、市场规模、基础设施、贸易壁垒等),集聚经济已成为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决定因素。跨国公司倾向于把其海外分支机构的区位选择在与其具有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的上下游企业集聚区,以利用有利于自身发展的集聚效应。一个产业的空间集聚会形成产业特定的溢出效应和规模经济。在产业集聚地区,基础设施发达,熟练劳动力充足,产业配套条件较好,知识和信息等要素的流动性较强,便于外国企业开展专业化分工协作。Luger & Shetty(1985)通过其对产业的研究,验证了集聚经济对公司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Porter(1990)认为,产业集聚能加强该产业的竞争优势。[3]

(二)发展中国家FDI区位选择理论

随着发展中国家FDI活动的急剧增加,对其区位选择的理论研究也是FDI理论的重要方面。前苏联学者阿勃利兹若伊利的观点很具有代表性。他提出,发展中国家往往存在传统落后的农业部门与采用较新技术的现代工业部门,同时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使产业在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经济组织形式上产生差距,使产业间的联系减弱。同时,由于传统农业部门在供给和需求上的低弹性,无法对现代工业部门提供的经济发展机会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使产业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这样,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工业部门在远远未到规模效益要求的情况下,出现了结构性供给过剩乃至个别行业或企业的相对过度资本积累或相对资金富余,于是对外投资就成为可能。

Louis T. Wells(1983)提出小规模技术理论。该理论的最大特点就是摒弃了那种只能依赖垄断的技术优势打入国际市场的传统观点,将发展中国家FDI竞争优势的产生与这些国家自身的市场特征结合起来,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理论依据。他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比较优势在于:(1)拥有为小市场需求提供服务的小规模生产技术。(2)发展中国家在民族产品的海外生产上具有优势。(3)低价产品营销战略。该理论指出世界市场是多元化、多层次的,即使对于那些技术不够先进、经营范围和生产规模不够庞大的企业来说,参与对外直接投资仍有很强的经济动力和较大的市场空间。[4]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往往利用东道国的种族纽带和人文共性来对其投资,因此,拥有小规模生产技术的发展中国家的跨国企业适宜对收入水平较低、市场容量不大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

Lall(1983)通过分析印度的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提出了技术地方化理论。该理论认为,尽管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使用标准技术和劳动密集型技术,但并不是被动地模仿和复制引进的技术,而是对其进行了改造、消化和创新。技术地方化理论更强调发展中国家对引进技术的再生过程,按照该理论,发展中国家侧重于对相邻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投资区位上有很大的局限性。

针对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逆向投资”的现象,Cantwell & Tolentino(1990)拓展了小规模技术理论和技术地方化理论,提出了技术创新升级理论。[5]依据该理论,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受“心理距离(Physical Distance)”的影响,其FDI遵循“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渐进发展轨迹,即首先在周边国家投资,然后向其他发展中国家逐步扩展;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开始生产高科技产品。同时,向发达国家投资以获取更先进的制造业技术。Dunning(1998)指出,无形资产在FDI区位选择中的影响越来越大,FDI区位的决定因素日益综合化。

小泽辉智(1992)提出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阶梯形的等级结构,跨国投资的模式选择应能激发国家现有和潜在的比较优势,并使其最大化。因此,发展中国家的跨国投资模式必须结合工业化战略,将经济发展、比较优势和跨国直接投资作为互相作用的三种因素结合起来分析。他认为提高经济竞争力的动机是发展中国家从纯吸引外资转变成向海外投资,并把这种转换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第二阶段是外资流入并向海外投资转型;第三阶段是从劳动力导向的对外投资贸易支持型向技术支持型的对外投资过渡;第四阶段是资本密集型的资金流入和资本导向型对外投资交叉发展阶段。

(三)其他文献研究

很多学者应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FDI的区位选择进行了实证研究。Root & Ahmed(1978)利用公司税率这一变量,研究了财政政策对投资者的影响。Nigh(1985)证明了稳定的政局对投资的正面影响。Contractor(1991)证明了政府政策对FDI投向的影响。Loree & Guisinger(1995)研究了政策变量和非政策变量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他们发现东道国实际税率对FDI显著正相关,准入门槛对FDI进入有显著负相关效应。[6]一些非政策性变量,如政局稳定、自然距离、人均GDP和基础设施对FDI流向也有显著正效应。

通过分析美国对OPEC国家的FDI数据,Olibe & Crumbley(1997)发现,政府资本性支出为显著正影响因素,而人口规模的影响并不显著。[7]Mudambi(1999)运用理论,分析了政府投资机构在吸引投资方面的作用。Reuber等(1973)对不同国家FDI流量及特点进行了综合分析,发现FDI更多地流向发达国家。另外,也有研究关注FDI初次进入市场的情况,而不是对FDI进行动态监测。但从FDI投资路径上分析,的确存在地域性因素。这种观点认为随着东道国社会环境的变化,FDI类型也在发生变化。欠发达国家吸收的FDI大多集中于资源开采和劳动力密集型行业。随着这些国家经济、科技水平的不断进步,劳动者劳动技能水平的不断提高,他们会吸引更多附加值高的投资。当然,公司战略和其他宏观经济因素也会对FDI产生影响。

三、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实践回顾

(一)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回顾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始于改革开放初期。最初几年规模很小,年均投资流量不足4000万美元。然而,随着改革的进行,对外投资量迅速扩大。至2006年底,我国5000多家境内投资主体在海外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近万家,共分布在全球172个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达906.3亿美元(见图1、图2、图3)。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产生(1979―1984)、早期繁荣(1985―1991)、稳定发展(1992―1998)、贸易跟随(1999―2002)、“走出去”(2003至今)等几个阶段。

2002年十六大的召开,明确了鼓励企业“走出去”的产业政策。“走出去”不仅指企业增加出口,也包含企业增加对外投资。这一政策转变也是我国深化改革的重要一步。由于受制于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我国虽然成为全球“制造中心”,但还是缺乏核心竞争力,通过“走出去”的政策,也有利于我国培育更多的优秀企业和优秀品牌,真正参与全球化竞争。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目标国区位分析

统计数据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虽然遍及世界172个国家或地区,但其区位分布并不平衡。从2006年的投资流量来看,拉丁美洲地区和亚洲是我国的两大投资地点,分别占非金融类对外投资总量的48%和43.4%。投资流出地区分布具体情况见表1。

表1 2006年中国对外FDI流量区位分布

数据来源:商务部,《2006年中国对外投资公报》(M),北京。

从国家(地区)来看,200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靠前的国家、地区分别为开曼群岛、中国香港、英属维京群岛、俄罗斯、美国、新加坡等。从我国对外投资存量来分析,截至2006年底的统计数据,亚洲和拉丁美洲是我国对外投资的主要目标区域,分别吸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63.9%和26.3%。接下来依次是非洲(3.4%)、欧洲(3%)、北美洲(2.1%)和大洋洲(1.3%)。我国对外投资的区位分布随时间而变化,北美在早期吸引了更多的中国投资。至1990年,33%的投资投到了北美。此数字在1991年跳升到86%,但在随后的大多数年份,至2001年回落到21%。与此同时,对拉丁美洲的投资则持续上升。相比之下,中国对亚洲的投资则比较稳定,在90年代的多数年份,有30%以上的投资都投向了亚洲。

表2 2006年中国对外FDI流量前十位国家(地区)

数据来源:商务部,《2006年中国对外投资公报》(M),北京。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不同组别国家之间的分布也十分不均衡。在1979―2001年间,我国对中东欧国家总共才投资了355个项目,涉及投资额1.78亿美元,只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4%。同一期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别吸收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35%和60%。我国对两类国家的投资有三个特点。一是对发达国家的投资项目平均规模大于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项目平均规模。二是在1991年之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高度集中于发达国家。具体讲来,在1979―1991年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72%以上进入了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只获得了24%。这一特点与一般公认的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应主要投向发展中国家的观点大相径庭。三是1992年以后,我国对发展中国家投资持续增长,对发展中国家投资比例从1991年的6%飚升到1992年的42%,在随后的三年分别达到59%,76%和68%,在1996―2000年更是达到83%。[8]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不同国家之间分布的差异要比在不同地区或不同组别国家之间的差异大得多。总体而言,我国的海外投资流量高度集中于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三个发达国家。至2001年,约30%的海外投资投到了这三个国家,各分别占中国对外投资的13%、9%和8%。这三国,加上香港、秘鲁、泰国、墨西哥、津巴布韦、俄罗斯、柬埔寨、南非和巴西,共占去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67%。

四、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分析

(一)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

根据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Dunning,1993a),只有当三类影响条件同时具备时,FDI才可能发生。这三类影响条件分别是:跨国企业内部的所有权优势、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和企业的内部化优势。

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可以抵补企业在别国投资的额外成本,东道国本土企业的优势也会被削弱。所有权优势应与东道国的某些区位优势(如市场容量、资源成本、基础设施等)配合作用。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取决于跨国企业本身,而区位优势则是来自东道国的影响因素。只具备所有权优势的企业可通过出口、特许销售、专利转让等方式进入该市场。同时具备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后,企业就会考虑通过FDI的形式进入该市场,条件就是东道国区位优势的存在。如此便知,东道国可通过区位影响因素影响FDI。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其的《World Investment Report》中对FDI东道国的区位因素有着较为深刻的阐述,其将东道国区位因素分为政策性因素、经济性因素和其他商业性因素三类,并对不同动机的FDI影响因素进行了分门别类的分析(见表3和表4)。

表3 FDI东道国区位因素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World Investment Report》(M),1998。

表4 不同类型FDI,经济性因素的不同影响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World Investment Report》(M),1998。

(二)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分析

从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情况来看,市场导向型投资与资源导向型投资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两个最为重要的诱因。而对这两类投资而言,东道国市场规模、市场结构、资源禀赋、消费偏好等因素都会对我国企业FDI产生重要影响。

毋庸讳言,在我国企业对外投资之初,仍见“贪大求全”、“赶英超美”的观念(注:如1979―1991年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72%以上进入了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只占24%。),但客观衡量企业在“大国”的投资前景后不难想见,发达国家本就是资本输出大国,其市场已接近饱和,竞争激烈几近残酷,平均盈利水平甚至不及国内,而且其经营管理、技术进步、成本控制、产品创新方面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我国企业进入后市场拓展空间有限,进入的障碍和进入后的管制成本高昂,较高的人力成本、高房租和低市场空间,会使得我国企业难以发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

中国被称为“中央大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邻国众多,这一点不同于美英日。与美国接壤的国家,北面是加拿大,南面是墨西哥;英国和日本都是岛国,没有哪个国家与其陆地接壤。而中国则不同,与中国陆地接壤的国家有十四个之多,其中不乏如“金砖四国”中的俄罗斯和印度那样的大国,也不乏经济发展势头很猛的小国,如越南。如果再向南延伸,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具有潜力的国家,那是一片被称为“新兴市场”的地区,经济发展潜力以及与之相伴的金融业发展潜力巨大。循着影响因素的思路,与我国贸易联系紧密、GDP总量达到一定规模、政治经济稳定、“心理距离”短的周边国家,才应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首选。

五、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探讨

针对我国FDI区位选择的命题,我国学者也进行了不少研究。徐滇庆和耿健(2000)[9]指出我国的资本输出应遵循“快半拍”准则,林毅夫和汤敏(2002)提出了我国对外投资应遵循“早半拍”的原则,同时他们分别进一步指出,符合其原则的有东欧、中亚等地区。赵春明和何艳(2002)从国际经验出发,指出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应首先考虑东盟国家,其次是前苏联的一些国家和地区。[10]杨大楷等(2003)基于对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理论的回顾和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指出现阶段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应以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为重。江心英(2004)认为国际投资区位选择是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之间的正和博弈,利益原则是双方经济交往和合作的基础,FDI区位选择最终取决于东道国引资目标与投资主体投资目标相吻合的程度。

马先仙(2006)运用28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我国企业FDI区位选择的因素,回归结果显示,我国从东道国的进口、建交时间、人均GDP和距离等因素对直接投资没有显著影响。[11]程惠芳、阮翔(2004)应用引力模型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对中国企业来说,“引力巨大型”的国家和地区有美国、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和澳门。[12]“引力型”的国家和地区包括菲律宾、泰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德国和马来西亚,主要是东盟和中亚转型国家,位于中国的周边位置。“引力一般型”的国家包括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俄罗斯、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处在这一档次的国家也主要集中在东盟和欧盟国家。“引力不足型”的国家包括加拿大、埃及、澳大利亚、新西兰、赞比亚、马里、南非和巴西。这些研究都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没有涵盖影响FDI区位选择的所有影响因素,也未构建一个完整的中国对外FDI区位选择研究框架。

结合上一部分中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分析,并套用技术创新升级理论(Cantwell & Tolentino, 1990),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我们在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进行战略考量时,也应遵循“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渐进轨迹,充分利用我国与睦邻国家经贸往来密切、心理距离短、华人华侨分布广泛、汉文化影响深远等独特优势,实现企业对外FDI效益的最大化。

六、结论

第一,我国目前已处于经济发展的第三阶段,在我国企业对外投资之初,我们本着“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注重单个投资项目的操作,而缺乏整体、宏观的策略。时至今日,具备相当实力后的我们,考虑对外贸易、投资伙伴国时,应该从多重角度,慎重考虑。

第二,理论界对FDI区位选择的研究早已有之,从Hymer的垄断优势理论到Kojima的比较优势理论,从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小规模技术模型”到对“逆向投资”现象的研究等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技术创新升级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对外FDI区位选择非常具有参考意义。

第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不同组别国家之间的分布也十分不均衡,1991年之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高度集中于发达国家,至2001年,约30%的海外投资投到了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三个发达国家。

第四,FDI区位选择受到跨国企业内部的所有权优势,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和企业的内部化优势等三类因素的制约。从我国情况看,与我国贸易联系紧密、GDP总量达到一定规模、政治经济稳定、“心理距离”短的周边国家,才应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首选。■

参考文献:

[1]Hymer, S. H., 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 National Firms: 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M]. The MIT Press, 1976. Cambridge, Mass.

[2]Dunning, J., 1977. Trade, 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and the MNE: A search for an eclectic approach. In: Ohlin, B., Hesselborn, P., Wijkman, P. (Eds.), The International Al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MacMillan Press, London.

[3]M .E. Porter.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New York, NY: Free Press, 1990.

[4]Louis T.Well. Third World Multinationals: the Rise of Foreign Investment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M]. The MIT Press. 1983.

[5] Cantwell, John and Tolentino, Paz Estrella. Technological Accumulation and Third World Multinationals[J].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Business Studies, No.139, 1990.

[6]Loree, D.W., Guisinger, S.E. Policy and non-policy determinants of US equity foreign investment[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 1995.

[7]Olibe, K.O. and Crumbley, C. Determinants of US privat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in OPEC nations: from public and non-public policy perspectives[J]. Journal of Public Budgeting,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 1997.

[8]杨德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与理论[J].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05,(4).

[9]徐滇庆,耿健.中国资本输出[J].中国投资,2000,(11).

[10]赵春明,何艳.从国际经验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和区位选择[J].世界经济,2002,(5).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范文第4篇

关键词 中国企业 对外直接投资 竞争优势 战略选择

1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回顾及其简要评析

1.1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回顾

在国际上,影响广泛的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主要有:海默、金德尔伯格和约翰逊的垄断优势理论,维农的国际产品周期理论,巴克莱、卡森与拉格曼的内部化理论,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和小岛清的比较优势理论。

1.1.1 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学者海默以美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现象为对象,采用了不完全竞争的基本假定和产业组织理论,首先提出了垄断优势理论。

该理论认为,美国企业拥有的技术与规模等垄断性优势,是美国企业在国外进行直接投资的决定性因素。垄断优势的产生在于美国企业控制了技术的使用以及实行水平一体化与垂直一体化经营。美国跨国公司拥有三类垄断优势:一是来自产品市场不完全的优势,如产品判别、商标、销售技术与价格控制等;二是来自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全的优势,包括专利与融资、管理技能等;三是企业拥有的内部规模经济与外部规模经济。

该理论解释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与决定性因素,以及产生这些条件的原因所在。

1.1.2 维农的国际产品周期理论

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哈佛大学教授R·维农以美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象为研究对象,采用了产品生命周期和区位理论,提出了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产品周期理论。

该理论认为,美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与产品周期有关,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在产品周期运动中,由于生产条件和竞争条件变动而作出的决策:在产品创新阶段,美国企业主要通过出口来满足国外市场的需求;在成熟阶段,美国企业考虑并进行对西欧等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在标准化阶段,美国企业开始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该理论首次在跨国公司理论研究中增加了动态分析和时间因素,解释了美国企业战后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时机和区位选择。

1.1.3 巴克莱、卡森的内部化理论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英国里丁大学学者巴克莱、卡森与加拿大学者拉格曼为主要代表人物的西方学者,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不含日本)为研究对象,沿用了美国学者科斯的新厂商理论和市场不完全的基本假定,建立了跨国公司的一般理论———内部化理论。

该理论从国际分工不通过世界市场,而是通过跨国公司内部来进行这点出发,研究了世界市场的不完全性以及跨国公司的性质,并由此解释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与决定因素,其中市场不完全性及企业的性质是内部化理论的核心。该理论有助于说明各种类型跨国公司形成的基础。其后有些学者将技术优势及内部化概念进一步引申,以解释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发展。该理论还解释了跨国公司在出口、直接投资与许可证安排这三种方式之间选择的依据。

内部化理论是西方学者跨国公司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依据。以前的理论主要研究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动机与决定因素,而内部化理论则研究各国(主要是发达国家)企业之间的产品交换形式与企业国际分工与生产的组织形式,认为跨国公司正是国际分工的组织形式。

1.1.4 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20世纪70年代中期,英国里丁大学教授J.H.邓宁提出了他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该理论认为,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由企业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这三组变量决定。这三组变量的不同组合决定跨国公司在出口贸易、直接投资与许可证安排之间的选择。同时这三组变量的结合决定了各国跨国公司国际生产的类型、行业及地理分布。

该理论从各国经济活动的结构、经济环境与政府政策的特点说明了企业优势、内部化优势与区位优势的起源与特点,并把它们与各国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的特征与类型联系起来。还将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与各国经济发展的阶段与结构联系起来,研究了各国国际生产或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态性质。

1.1.5 小岛清的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是日本学者小岛清教授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来的。

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是: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以本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优势的产业(边际产业)依次进行。这些产业是指已处于比较劣势的劳动力密集部门以及某些行业中装配或生产特定部件的劳动力密集的生产过程或部门。凡是本国已趋于比较劣势的生产活动都应通过直接投资依次向国外转移。小岛清认为,国际贸易是按既定的比较成本进行的,根据从比较劣势行业开始投资的原则所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可以扩大两国的比较成本差距,创造出新的比较成本格局。据此小岛清认为,日本的传统工业部门很容易在海外找到立足点,传统工业部门到国外生产要素和技术水平相适应的地区进行投资,其优势远比在国内新行业投资要大。

1.2 简要评析

这些理论始终以欧美各国的跨国公司先行者们为研究对象,例如,垄断优势理论、国际产品周期理论的研究对象仅是美国企业;内部化理论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研究对象是欧美国家企业。其主要内容是解释海外直接投资行为,揭示其中的。其中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被认为是现有跨国公司理论中最权威的一个,虽然存在诸多的局限性,但总的说来对于发达国家私人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较大的阐释力,同时对中国企业的境外投资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但是上述理论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的人类经济技术状况背景下提出的,这种状况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而难以很好地解释跨国公司近10年来的发展,很难解释价值链“爆炸"的诸多。

2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与问题

2.1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中国商务部数字显示,2003年,经商务部批准和备案设立的境外非类中资企业达510家,中方协议投资额20.87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45.7%和112.3%。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一、二、三产业中都有分布,其中,服务贸易、工业生产加工、农业与农产品开发、资源开发等行业相对集中。

2.2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首先,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规模明显偏小。中国境外投资金额仅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0.15%。据统计,吸引外资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比例发达国家为1∶1.14,发展中国家为1∶0.13,而中国仅为1∶0.09。因此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

其次,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技术含量也并不高。尽管近几年中国海外投资质量和档次有所提高,出现了一批技术含量较高的生产项目,还有一些高企业积极在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建立独资或合资的研究机构和技术中心,但总体来说对外直接投资过分偏重初级产品产业的投资,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仍然偏小。由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类似产品的竞争,这类项目拓展海外市场的前景不甚乐观。

第三,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地区结构不尽合理,这也影响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市场的进一步拓展。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46.8%在港澳地区;其次是北美,占13.7%。从整个海外投资布局来看,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仍明显偏少。要想企业在海外投资影响力和竞争力扩大,这些问题必须尽快解决。

但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较快。10年间,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76.8%,这将有利于提升中国企业的力。

3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选择

由于企业战略环境在20世纪最后十几年里发生了巨大变化,全球化、技术信息化、“温饱后”,汇成自工商企业诞生150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变革,而且企业跨国经营已成为其在全球化条件下成长的一般方式之一。若干原来没有什么竞争优势的公司却通过跨国而取得了竞争优势。作为未开始或正开始进行国际化经营时就面临着国际市场中的许多跨国公司的中国企业,在国际分工阶梯中总体上处于中游地位,这种特定位置决定了两类不同性质的对外直接投资将同时存在。一类是利用既有优势的对外直接投资,即以发挥局部相对优势对更低阶梯的国家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另一类是通过跨国经营获取优势的对外直接投资,即以汲取国外先进的产业技术和管理经验,创造新的比较优势为目的而向更高阶梯国家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

3.1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地理区位选择要根据企业跨国经营战略目标和中国企业本身优势来决定。如果企业以开辟市场、增加产品销售为目标,则应以发达国家为主要目标市场;如果企业以利用国外资源为目标,则应到资源丰富而投资办企业环境又较好的国家和地区,例如林业开发应以北美为主,矿产资源开发应以澳大利亚为主,如果企业以获取技术管理为目标,应选择发达国家为主,如欧洲、北美和日本等;如果企业以提供服务为主要目标,则应选择发达国家和石油出口国为主,因为这些国家国民收入水平高,对服务业需求也很高。

总的来说,发达国家的投资环境较好,投资于发达国家有利于汲取其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并使中国企业绕过非关税壁垒,直接在东道国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但发达国家市场竞争激烈,优惠措施较少,存在较大的市场风险和、赋税风险。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资源和中国的传统市场,对外资优惠措施多,对技术工艺水平的要求比发达国家低。对其投资有利于利用其资源优势,同时带动中国相关机械设备、技术和劳务的输出。但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环境较差,且受、社会、经济等因素影响较大。

3.2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

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国际经验表明,不管是美、日等发达国家还是亚洲新兴化国家与地区,其产业选择大都经历了从资源开发型———制造业———第三产业为主的发展过程。获取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生产性资源是现阶段海外投资必须考虑的投资重点,因为像生产活动中的铁矿、石油和木材等资源在中国已变得日益短缺。但是,资源开发业毕竟属于低附加值的行业。而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能更有效地实现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中国当前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应从以资源开发业为主转向以制造业为主,加大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

(1)由于中国还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对中国现阶段的优势型对外直接投资而言,我们认为投资重点应放在生产能力过剩、拥有成熟的适用技术或小规模生产技术的制造业上。

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相对优势主要体现在成熟的标准化技术和适应较小市场需求或适应当地投入要素的技术。由于本国(地区)市场容量较小,资金技术实力较发达国家不足,他们往往要从发达国家引进的技术进行改造,使之符合自身需要。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海外子公司充分利用这些已经发展成熟的小规模劳动密集型技术进行生产。由于这些技术更符合那些国内市场有限、劳动力众多的发展中东道国的实际,因而在这些国家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迄今为止,中国已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制成品在中国出口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虽然中国的工业制造业发展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尚有较大差距,但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在纺织、冶炼、化工、医药等产业上形成了一定的比较优势。此外,中国还拥有大量成熟的适用技术,如家用电器、、轻型设备的制造技术、小规模生产技术以及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技术,这些技术和相应的产品已趋于标准化,并且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技术阶梯度较小,易于为它们所接受。

(2)以高技术产业为主的优势产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它将决定中国未来在国际投资领域的竞争力。

高、尖、精技术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最为稀缺的资源。因此,中国海外资源性投资的一个重点,应是寻求高技术资源。新技术革命以来,欧美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一直是全球和先进技术的先行者,特别是美国在机、生物工程、新材料、航空航天等领域占有世界领先地位。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及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都重视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其主要动机之一就是追求美国的高,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以求在高科技领域的激烈竞争中取得领先地位。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作为后发展起来的中国跨国公司应在这方面有所作为,通过对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技术密集型投资,以获得世界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对产业的选择和对投资区位的选择,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成败的关键。实际上,区位的选择与产业的选择是相互关联的。企业应根据本企业的实际情况和实力特点进行产业和区位选择。政府也应鼓励更多的企业走向世界,同时,应提供政策性指导,这有助于减少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盲目性,更好实现对外直接投资的既定目标。

1 龙永庆. 跨国经营管理百科全书[M]. 北京:远方出版社,2002

2 王志乐. 走向世界的中国跨国公司[M]. 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04

3 赵春明. 企业战略管理———与实践[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3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范文第5篇

关键词:小岛清模式;日本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06-000-02

一、小岛清模式

在1977年日本著名跨国公司理论著作《对外直接投资论》中,小岛清对日本式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分析,形成“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该理论是对H-OCS模型的继承和发展,认为在自由贸易条件下的国际贸易应考虑在实际生产中生产要素联合投入。小岛清模式对李嘉图比较成本贸易理论发展,认为应利用国际分工和资源配置,将在本国处于劣势地位的行业转移到国外。

小岛清基于1966年美国弗农教授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进行行业间比较利润和比较成本分析,由于同种产品在不同国家处于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利用国际间的交叉投资,得出了边际产业扩张理论的基本观点。[1]

二、日本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分析

(一)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环境分析

日本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状况受到其独特的环境影响,可以从主客观进行分析

1.客观环境

日本地理位置特殊,处于重要的海上交通线上,但另一方面日本资源缺乏,国土面积狭小;外商投资规范,为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创造条件。

2.主观环境

日本政局相对稳定,政策支持。经济发展平稳,制造业水平高,劳动力素质高,日本科学技术水平高,但市场活力有限,并经常性出现日元升值、通货膨胀现象,由于日语的自闭型导致“加拉帕戈斯化”,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便成为解决过剩生产力、开拓市场的有效途径。

(二)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状况

根据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活跃度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1951-1967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额处于起步阶段,对外投资总量仍然处于低水平;1971-1977年进入发展阶段;1981-1989年为扩张时期;1991年至今整体处于调整阶段,其中1991-1999年对外直接投资处于徘徊阶段,2000年至今经过调整,进入恢复和发展的新阶段。

表2.2.1 1965-2011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情况(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JETRO

根据表2.2.1,整体来说,日本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占总投资的50%以上,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当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增速放缓。从横向来看,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多集中在机械工业、能源产业等行业。

(三)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

日本跨国公司将国内的劣势产业转移至其处于优势的地区,选择的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多为发展中国家,其战略目标就是获取更多的海外廉价原材料、劳动力和广阔的市场。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第一,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数额巨大。据日本银行统计,2013年日本对外投资高达1,177,265 亿日元,日本对外投资的项目平均规模大幅增加。

第二,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类型多为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导向型。在资源开采方面的对外直接投资比例高于其它任何国家,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为确保资源的稳定供给。从表2.2.1和图2.2.1来看,对制造业的投资集中在机械工业和能源工业,这源于日本资源匮乏,劳动力不足。

第三,日本对外直接投资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由于日本将国内的劣势产业转移,其国内劣势产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资源集中型、环境污染型,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结构以亚洲发展中国家为主。

第四,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充分发挥政府和经济组织的作用。一方面,日本的集团投资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即许多日本企业,通常是贸易公司在政府机构协助下,联合起来共同对外进行投资[2]。另一方面,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更多地采取和东道国合资的方式进行,顺应东道国制定的经济贸易政策。

三、日本跨国企业对小岛清理论模式的应用

日本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受小岛清模式的影响极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小岛清基于国际分工的比较成本原理,表现出日本式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美国式对外直接投资强调将国内优势产业的对外转移,属于替代型的逆贸易导向性投资,而日本式对外直接投资强调夕阳产业转移,属于互补型的顺贸易导向型投资。

2.小岛清理论证明日本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属于自然资源导向型和生产要素导向型的综合。日本绝大多数直接投资集中于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东道国采取分享产品或贷款买矿的“开发进口、长期合同”的方式进行[3]。

3.日本跨国公司将其处于劣势的边际产业转移,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通过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为本国优势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原材料、劳动力、资本;通过产业转移给相对落后的东道国提供了比较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东道国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参考文献:

[1]陈恒,王蕾.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论评介[J].商业经济,2008(12):32-54.

[2]Matthew A. Cole, Robert J.R Elliott. Globalization, firm-level characteristics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 study of Japan [J].ScienceDirect,2005(10):31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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