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的起点范文第1篇

[关键词] 逻辑起点； 教育学； 教育技术学； 学派； 学科

[中图分类号] G40-057 [文献标志码] A

[作者简介] 安涛（1981―），山东新泰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技术学基本理论研究。E-mail：。

教育学界关于逻辑起点的讨论已走向沉寂。本文又谈逻辑起点，并不是为了复活这一话题，而是因为我们发现，当时的参与者们并未都能准确把握“逻辑起点”概念的实质及其理论表征的来龙去脉，在热闹的纷争中集体无意识地犯了一个本不该犯的错误。因此，本文的目的在于揭示逻辑起点的“真面目”，指出这个曾经存在的错误，提示大家应该以何种“逻辑”来讨论逻辑起点问题。

“逻辑起点”的说法肇始于黑格尔对其哲学体系“开端”的确立，黑格尔认为“哲学若没有体系，就不能成为科学”，[1]他以“纯有”作为逻辑的开端，叙述了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内在逻辑严密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马克思舍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继承了其关于逻辑起点的“合理内核”，将其应用到自身理论体系的创立中，同样为科学研究树立了典范。认真地考察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逻辑起点”的论述，将有助于我们澄清对逻辑起点的认识和此前相关研究的误区，还有助于我们树立科学严谨的研究态度，提升教育研究的学术品质。

一、教育技术学与教育学逻辑起点研究归纳

（一）教育技术学逻辑起点讨论归纳

笔者身处教育技术学领域，本思考的源起皆因发生于教育技术领域的相关争论。教育技术学领域的研究者把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作为“一个重大且带根本性的问题”，而又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经过持续的争论，参与讨论的研究者虽未能最终就教育技术学逻辑起点的确定达成共识，但大都以特定的方式认同黑格尔对逻辑起点的经典论断[2]和我国教育学学者对逻辑起点规定性的论述[3]。在其影响下，教育技术学研究者也把逻辑起点作为“一门科学或学科结构的起始范畴”，并试图在现有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中寻找或确定一个类似《资本论》中“商品”式的概念充当逻辑起点，研究者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出发，提出了十余种逻辑起点，其中较有代表性有“现代教育媒体的研究和应用”、“借助于技术的学习”、“教育中的技术”、“借助媒体的学习”以及“借助‘技术’的教育活动”等。这些逻辑起点研究，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教育技术学领域对逻辑起点的认识与理解，通过对教育技术学逻辑起点研究的考察，我们发现大致存在几个研究取向。

第一，教育技术学逻辑起点的“唯一性”。大多数研究者持有单一起点论，认同“多起点的理论是一种混乱的、不成体系的理论”[4]的观点，并在争论中持非此即彼的态度。因此，他们主张在教育技术学的理论框架内提出一个逻辑起点，并有学者对“唯一性”作出规定性认识，“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理论体系，每一种体系都有各自的逻辑结构，因而必有一个逻辑起点”。[5]

第二，对教育技术学逻辑起点朴素的直观认识。诚然，逻辑起点是一个开端范畴，也是一个“种”的范畴，它蕴含着理论的所有萌芽。基于此，教育技术学研究者认为先确定逻辑起点，然后推演出一个完整的、逻辑自洽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有些论断诸如“构建一门学科的理论体系时，一个首要问题就是确定所要构建之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逻辑起点是一个理论体系建立之基石，整个理论体系都应该是从逻辑起点开始的逻辑推演之结果”[6]得到广泛认同。

第三，对教育学逻辑起点的沿用。教育技术研究沿用教育学理论的现象并不鲜见，在逻辑起点的研究上更为突出和明显，有人指出，“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应该与教育学的逻辑起点同源，教育技术学逻辑起点的寻找不能越出教育学逻辑起点的视野之外，而必须规限在教育学的逻辑起点之内”。[7]如“借助于技术的学习”就是一个典型，在得到认可的教育学逻辑起点――“学习”――的基础上，赋予“技术色彩”便推断出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也有其他的教育技术学逻辑起点如法炮制。

（二）教育学逻辑起点讨论归纳

教育技术学的研究者虽然提出了众多观点各异的逻辑起点，但这些论点深受教育学逻辑起点研究的影响，或套用即有的教育学逻辑起点，或沿袭教育学逻辑起点研究的认识样式。再回顾教育学对逻辑起点的研究，作为一门研究教育基本原理和原则的学科，教育学对整个教育学科群的理论研究起着引领作用，其理论研究抽象程度更高，研究视野更开阔。而教育学逻辑起点也被看作是“教育理论界聚诉不已而又众说纷纭的理论难题”。[8]从上世纪80年代起，教育学研究者也持有各自对逻辑起点规定性的认识，提出了十几种观点迥异的逻辑起点，其中较有代表性的逻辑起点有“学习起点论”、“传播起点论”和“教学起点论”等。人们对逻辑起点的激烈讨论并没有解决“究竟何为”教育学逻辑起点，反而对逻辑起点的认识陷入困境。通过对教育学对逻辑起点研究的考察，我们发现其中存在三个类似的研究取向。

第一，挥之不去的“学科情结”。教育学逻辑起点的研究始终是在“学科”视野下进行的，而学科“并不是进行该学科知识探讨的原动力和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而是作为一个过程的知识探讨的结果”，[9]它表现为一种静态的、既定的知识和概念体系。又由于教育学知识涵盖的范围极其广泛，因此，对教育学认识的出发点和角度会有所不同，也就导致了研究者对教育学逻辑起点难以达成共识。

第二，强调教育学逻辑起点的“唯一性”。这也是学科情结的反映，学科情结倾向于群体规范，注重学科研究的整体性，强调整体为“一”。同时，研究者认同理论体系的开端是唯一的，“两个以上的开端就不成体系，整个体系就是按照某种必然性由这一开端发生而来，推演出来的”，[10]因此，教育学也应理所当然地只有一个逻辑起点。

第三，对逻辑起点的直觉性认识。一般而言，逻辑起点是最简单的范畴。教育学研究者也往往选择“最简单”的概念作为教育学的逻辑起点，以“学习起点”的论证为例，研究者指出，“‘学习’这一范畴之所以说在逻辑上是教育学中最为简单的范畴，是因为它可用来说明其他事物，特别是‘教育’、‘教学’、‘课程’，等等，而本身是不需要说明的”。[11]这种确定逻辑起点的方式是感性的、直觉的，是靠研究者的直觉性认识，而不是逻辑性的推断论证。

二、“理论学派”――逻辑起点研究的盲点

（一）学科与学派

所谓的“学派”，是指一门学问中由于学说师承不同，学术观点、倾向、风格有别而形成的派别。[12]从某种意义上讲，科学史就是学派史，正是因为学派的争鸣才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学派的发展主导了科学的发展。而“学派”与“学科”是两种不同的学术立场。通俗地说，“学科”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更像是一种“容器”，而学派则应是包含其中的理论分支。遗憾的是，学派立场恰被教育学逻辑起点的既有研究所忽视，就是说，在教育学逻辑起点的研究中，先自存在一个“逻辑方法”上的缺憾了。

纵览教育学逻辑起点的讨论，已有的研究始终是在“学科”视野下进行的，即使对“逻辑起点表现为一门科学或学科的一个范畴，并且是一个起始范畴”的表述已达成共识，但在逻辑起点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始终是在学科视野下进行教育学逻辑起点的讨论，忽略了从“科学”视野去认识逻辑起点，而这恰好是造成教育学逻辑起点众说纷纭而不得其解的最重要原因。

我们首先来透析“科学”与“学科”的关系。科学的本义为“一套知识系统”，后来科学也被认为是一个方法系统或认识工具，而学科被认为是科学发展的产物。对于二者的关系，有学者指出，“科学与学科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科学自身的规律决定学科的规律，科学发展决定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从学科的这种特性可以看出，在时间上它相对于科学而言是滞后的，在空间上它相对于科学研究是不连续的，仅仅是若干科学研究领域的集合”，“在科学与学科的相互关系和矛盾运动中，科学是第一性的、决定的方面；学科则是第二性的、被决定的方面。这个关系不能颠倒”。[13]而“科学”知识体系往往是以科学理论学派的形式呈现出来，因此，一个学科可以包含若干科学理论学派。学派的发展必然推动相关学科的发展，学派是理论创新的组织平台和原动力，为理论研究提供良好的学术秩序。

（二）所谓“逻辑起点”只属于学派

再以“逻辑起点”为题，追问究竟是“谁”的逻辑起点。一谈起逻辑起点，研究者都会参照援引马克思在《资本论》确立的“商品”起点的范畴。马克思沿着“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利润、地租等”的逻辑思路，从抽象的价值形式不断地走向较具体、更加具体的社会形式，展现了一幅完整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图景。诚然，马克思《资本论》的叙述方式为后世将辩证逻辑应用于具体社会科学的研究树立了典范，《资本论》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若把视野投向更大范围考察西方政治经济学，另一部鸿篇巨制《国富论》则是以“劳动分工论”作为逻辑起点，两部著作同样熠熠生辉，同样对政治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亚当・斯密被誉为西方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理论体系的创立者。但显然《资本论》和《国富论》都不能代表整个西方经济学，无论《国富论》的“劳动分工”起点，还是《资本论》的“商品”起点，都不能作为西方经济学唯一的逻辑起点。所以，逻辑起点是针对这门学科中具体科学理论流派而言的，是构建具有内在逻辑的学派理论体系的起点，而且逻辑起点的研究不能面向整个学科，否则，理所当然陷入混乱。

反观我国教育学一直怀有浓郁的学科情结，而在逻辑起点的认识上，“科学”与“学科”的差异被严重忽视了。一方面，过分浓郁的学科意识束缚了教育学的发展，它导致了思想的封闭与静止，“学科的发展便难以从现实中发现问题、得到启迪、获得‘灵感’，因而也难以与时共进。一部分教育科学的分支学科近些年的状况充分说明了这一点”。[14]使得教育学在多元化趋势下对自身的走向和发展都产生了困惑与迷惘，更有研究者认为“教育学走向了终结”。另一方面，教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特别是逻辑起点的研究，应根植于理论学派的话语中，而当前的教育学逻辑起点研究都是在学科视野下进行的，并少有人怀疑这种讨论逻辑起点的“起点”的合法性，从而导致了教育学逻辑起点研究各执其词的争执局面，使逻辑起点研究更加复杂和混乱。以至于有研究者丧失了信心，干脆否定了逻辑起点的存在和必要性，他们认为对于教育学的逻辑起点研究尚存在一些悬而未决的预设需要探究，从而否定了对逻辑起点的研究。

（三）“逻辑起点”是起点也是终点

逻辑起点研究中所犯的另外一个错误是孤立地“思考”逻辑起点问题。实际上，逻辑起点不仅是理论叙述的起点，也是对事实研究的“终点”。逻辑起点不是凭空想象或简单推理而来的，是理论体系研究过程与结果的“反映”。黑格尔指出，“那个开端既不是什么任意的和暂时承认的东西，也不是随便出现和姑且假定的东西，而是后来它本身表明了把它作为开端，是做得对的”。[15]也就是说，逻辑起点不是“预设的”，而是通过先行的研究方法阶段对理论体系的“全部材料”进行充分论证加工之后，才能为相关的教育理论体系的创立“在打下地基之前就造起大厦的各层住室”做好准备，马克思指出，“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内在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16]逻辑起点是叙述（方法）阶段的起点，也是研究（方法）阶段的终点，因此，逻辑起点的确定首先经过对材料事实的充分调查研究，形成必要的抽象规定，才能进入叙述阶段，以逻辑起点为出发点叙述一个合理的理论体系，否则，凭空想象的逻辑起点毫无意义。

反观诸种教育学逻辑起点的研究，研究者既没有超越学科思维的框架，也没有在创建“科学理论大厦”的宏观图景中对教育事实进行充分的研究，而只是依据简单的设想或概念上的猜度就提出一个个所谓的“逻辑起点”，然后依据逻辑起点的经典规定性去验证和解释各自的逻辑起点，只将其简单地认为是“最简单的范畴”。事实上，这些研究都偏离了正确的研究方向，“对于一门科学的逻辑起点在开始时是往往不清楚的，只是经过了研究之后，才逐步明确起来的。”[17]因此，教育学逻辑起点的确定，必须在学派视野下充分占有教育事实经验，逐步加以抽象性认识，最终得出一个抽象的逻辑起点。逻辑起点是最简单的、最抽象的范畴，但也是最复杂的东西，它包含了教育现象和活动的“一切矛盾的胚芽”。实质上，确定逻辑起点的过程是对教育现象和教育活动进行科学认识和分析的过程，是由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过程，也是一个“由具体上升到抽象”的过程。

同时，逻辑起点是一个理论体系叙述的“起点”。理论体系及其逻辑起点是以概念、范畴或推理等逻辑形式构成。作为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都要有作为展开论证的出发点，从逻辑起点开始，借助逻辑中介，最终完成整个理论体系的叙述。这个过程是对事实研究逻辑再现的过程，也是一个“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需要注意的是，科学或哲学的“开端”是一种价值选择，具有相对性，“从哪里开始是教育的艺术，而非逻辑的必然”。[18]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指出，“所以哲学上的起点，只是就研究哲学主体的方便而言，才可以这样说，至于哲学本身却无所谓的起点。换句话说，科学的概念，我们据以开始的概念，即因其为这一科学的出发点，所以它包含作为对象的思维与一个（似乎外在的）哲学思考的主体间的分离，必须由科学本身加以把握”。[19]所以，不同的思维出发点所构建的理论体系必然有所不同，这也是导致学派理论争鸣的重要原因。

至此，关于教育学逻辑起点是否“一元论”的争论已经水落石出，在一个自足自洽的理论体系中，逻辑起点必然是唯一的，而在学科视野下，由于研究视角的不同，可能会存在不同的理论体系，因而其逻辑起点也将有所不同。另外，教育学学派的理论体系与其逻辑起点是“有机的统一”的关系，不能割裂它们的内在联系。教育学研究者通常持有“只有找到了逻辑起点范畴，才能推演出一定的理论体系”[20]的观点，这是对逻辑起点的一种片面的、机械的理解。马克思指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21]逻辑起点只有置于理论体系中才能被充分理解，“起点本身就是潜在的体系，体系本身就是展开的、完成的起点，它是通过起点的展开来展开体系，通过体系的创立、完成来说明和论证起点”。[22]因此，还须从整体上来把握逻辑起点和理论体系的关系，对教育学逻辑起点的讨论不能只局限于起点本身，它不是先于教育学理论体系而存在，也不是游离于教育学理论体系之外的，而必须和它所展开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全面、深刻的结合。

三、逻辑起点研究的钥匙――教育

研究的“学派”视野

何以解决逻辑起点研究出现的集体性失误？以上讨论已经说明，逻辑起点研究应在学派语境之中进行。或许可以说，教育技术学领域学者们的集体失误，可以主要归因于教育学领域相关研究的影响，而教育学逻辑起点研究的集体性失误却是由我国教育学领域学派语境的缺失造成的。很明显，若把逻辑起点研究置于学派语境中，研究视野则会发生根本性变化。从我国教育学发展来看，并没有成熟的教育学派的涌现，或者说学派问题一直被有意无意地回避着，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育学的发展。

历史地说，我国教育学学派语境的缺失有其原因，且是可以解释的。纵观中国百余年的教育学发展史，教育学发展的道路坎坷曲折，经受住了社会和文化变革的洗礼。自建国至今日，中国教育学拥有了一个完整的教育学学科体系，培育了一支专业有素的研究队伍，并形成了一片繁荣的教育研究景象。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教育事业，也在关于“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办什么样的教育、怎样办教育”等重大问题 [23]的反复回答和确认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相应地，学者们也有效地进行了相关的探索和理论建构。若以教育的本质是“使人成为人”作为背景，对我国的教育进行观照，或可以说我国的教育一直是以“使人成为人才”为己任的。我们是否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这种适合我国现状的“中国式”的定位，导致了我国教育学一直在类似“学派”的框架中生存，从而使学者们模糊了“学科”和“学派”的差异，才导致了本文开始时所描述的错误？

社会科学理论都来源于特定的文化语境中，任何教育理论都必须具备本土意识。我们设想的中国的教育学派也需具有两个特征，第一，起源于中国的地缘文化语境的理论，第二，在发展过程中又能够获得普适性的意义。[24]以“教育目的”理论为例，我国教育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妥善地并符合我国实际地处理了教育与社会和人的关系，在实践中“坚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指导方针。因此，我们似乎看到一个中国特色的教育“学派”已经若隐若现。那么，中国特色教育学派“教育目的”理论的形成，首先要突出理论的本土性，体现中国特定的文化语境和社会主义教育性质，完成教育的社会功能和个人功能两个层面的理论建构。它既要完成对教育的社会发展功能的理解和解释，特别是要植根于中国当前的政治经济建设，观照社会发展所需“人才”的培养和个人谋生能力的提高，即把握教育的工具功能，又要以“人”为出发点，关怀人的全面发展，观照人的内在价值和生命意义的完善与提升，即维护教育的本体功能。同时，中国特色教育学派“教育目的”理论还要具备一定的普适意义。在世界范围内，其他国家也以不同方式面对着教育工具功能与本体功能的价值选择问题，比如，美国教育也在各种价值取向之间左右摇摆，各种教育理论流派竞相绽放，进步主义、要素主义、永恒主义、改造主义以及学科结构主义等均对美国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也是中国特色教育学派能超越时空局限，揭示教育普遍规律的前提条件，也为获得其他学派的认可提供了可能。当然，本文提及中国的教育学派问题，并不试图在本文中再解决该问题，而是说，在中国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在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所倡导的教育目的、推动的教育实践以及相应的教育理论研究，都实际上是在一个类“学派”的框架中运行的，这或许是导致教育学逻辑起点讨论者们忽视了“学科”和“学派”差异的原因。

四、结 语

本文对教育技术学和教育学逻辑起点研究的误区展开剖析，目的在于试图匡正逻辑起点研究思路和研究视角。教育学逻辑起点是一个最抽象的、最简单的范畴，是一个教育学理论体系叙述的开端。还需要注意的是，教育学逻辑起点还表现为教育学研究过程中一个“承前启后”的范畴，它不但是教育理论体系叙述的起点，而且也是教育事实和规律认识的终点。对教育学逻辑起点研究应该置于教育学派的研究视野中，而不是在学科理论体系内进行，“学科”与“科学”以及“学派”的区分不清导致了逻辑起点研究中出现了集体无意识错误，逻辑起点也不只是形式或结构上的开端，而是在整个逻辑的一个教育学派理论体系中的开端。因此，我们设想，逻辑起点的思考依然重要，但将其放在辨清一个“中国特色的教育学派”运动中似乎才真正能够确认其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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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刘炯忠.资本论方法论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360.

科学研究的起点范文第2篇

[关键词]旅游心理学；旅游心理现象；旅游心理研究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0)07-0082-06

目前，旅游心理研究已然成学，我国仅以旅游心理学为题的教材就有近百种。但旅游心理学的含义是什么，主要研究对象有哪些?有何特点?迄未定论：本文试就上述3个问题略作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旅游心理学内涵的深入考查

1　旅游心理学界说述评

西方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使用了旅游心理学的概念，但其内涵至今没有明确界定。我国以旅游心理学为题的论著几乎都有旅游心理学的定义，流行的观点主要有两种：

一种观点主张：旅游心理学是心理学的分支，是将心理学原理运用到旅游工作而形成的新学科。如屠如骥等认为：“旅游心理学是心理学的分支学科，属于应用心理学，是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及其一般原理运用到旅游工作而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2 J

另一种观点主张：旅游心理学是心理学原理在旅游领域的应用，是研究旅游者心理和行为的科学。如贾静等认为：“旅游心理学是研究旅游者心理现象发生和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心理学基本原理在旅游领域的应用。。

上述界说在定义旅游心理学时，称之为学科、科学，而且都把研究对象置于定义的显著位置。这是正确的。但是，上述诸家的旅游心理学定义也有不妥之处。

首先，学科形成表述有误。所谓心理学原理在旅游工作(领域)的应用，通常是指心理学理论对旅游工作的指导，属于社会实践范畴；指导的结果虽然也会产生系统的知识，但这些知识如不经学术研究升华为理论，只不过是实践经验，仍属社会实践范畴。把旅游心理学看成是心理学原理在旅游工作(领域)的应用或其产物，这等于说旅游心理学形成于旅游实践。实际上，旅游心理学是学界运用心理学等原理研究旅游心理的产物。换言之，它形成于学术研究而非旅游实践。旅游心理学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从德国葛留克斯曼1935年首次运用心理学理论研究旅游动机，开启旅游心理学的端绪，到美国小爱德华・J・梅奥和兰斯・P・贾维斯(Edward J，Mayo＆Lance P，Jarvis)1981年推出第一部旅游心理学专著，宣告旅游心理学的确立，旅游心理学的形成轨迹始终没有离开过学术界。

其次，学科特质揭示不清。定义是揭示概念对象的属性的，为概念下定义应揭示概念对象的特性。而要揭示学科的特性，莫过于揭示其特质。学科特质是学科最基本的独特构成要素，集中体现在该学科独特的核心概念上。在上述定义中，旅游心理学的核心概念是什么?显然是旅游或旅游者。旅游或旅游者能作为旅游心理学独特的核心概念吗?当然不能，因为这两个概念是旅游学独特的核心概念，反映的是旅游学的特质。旅游心理学若以此为自己的核心概念，意味着它没有自己的特质，或有而未被揭示出来。旅游心理学既然是相对独立的学科，自然有它自己的特质并要求以独特的核心概念反映出来。定义旅游心理学竟提炼出与旅游学相同的核心概念，旅游心理学特质显然无法揭示清楚。

2　旅游心理学定义的逻辑起点

逻辑起点是定义学科的立足点，它决定定义的重心。定义旅游心理学，有两个逻辑起点可供选择：一是“旅游心理与学”，二是“旅游与心理学”。前者以旅游心理等为研究对象及核心概念，以某些学科(如心理学、旅游学)为研究视角；后者以旅游等为研究对象及核心概念，以心理学为研究视角。第一逻辑起点不强调以哪些学科为研究视角，只强调以旅游心理为研究对象，显然是对象第一，视角第二；第二逻辑起点虽然视角、对象均很明确，由于特别强调心理学视角，对象地位相对下降，实际是视角第一，对象第二。旅游心理学定义的逻辑起点应如何选择?笔者认为：应弃第二逻辑起点，选取第一逻辑起点。理由有二：

第一，旅游心理学定义以“旅游与心理学”为逻辑起点，将使旅游心理学变成心理学取向的旅游学。如前所述，这一逻辑起点以旅游为研究对象，心理学为研究视角，视角第一，对象第二。从这一逻辑起点出发，旅游心理学所以为旅游心理学，就是因为用心理学的观点研究旅游。我们知道，心理学是研究人的心理的科学，从这个视角透视旅游，捕捉并研究的必然是旅游中人的心理与行为，而旅游中人的心理与行为恰恰也是旅游学研究的中心对象。都以旅游中的人的心理与行为为主要研究对象，旅游心理学与旅游学有何区别?如果说区别在于旅游心理学突出心理学视角，这样的旅游心理学其实是心理学取向的旅游学。

旅游心理学定义以“旅游心理与学”为逻辑起点，则不存在这一弊端。因为这一起点强调对象第一，视角第二。学科是依据学问的性质而划分出的门类，决定学科性质的是对象不是视角。就连人们对研究视角的选择，也要受研究对象的制约：旅游心理属于心理现象，由此决定必须用心理学视角观察旅游心理；旅游心理与旅游活动重叠交叉(旅游心理不同于旅游中人的心理，下详。)，由此决定研究旅游心理还须用旅游学视角。旅游心理学定义以“旅游心理与学”为逻辑起点，强调对象第一，也就是把研究对象旅游心理作为本学科最重要的标志。由于其他学科均不以旅游心理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旅游心理学与其他学科的根本区别由此立判。

由于旅游心理具有社会、经济、文化、审美、地域等多重属性，除心理学、旅游学视角外，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文化学、美学、地理学等学科也都是研究旅游心理的可用视角。唯其如此，“旅游心理与学”这个逻辑起点也不特别凸显某一视角。不凸显某一视角，不意味着上述视角等量齐观。研究旅游心理，心理学和旅游学两个视角无疑最为重要。不借助心理学，无法解释旅游心理现象；不借助旅游学，对旅游心理现象的解释注定不完整。不管是哪种情况，旅游心理学都难以成“学”。

第二，旅游心理学定义以“旅游与心理学”为逻辑起点，必然以旅游或其要素为核心概念，使旅游心理学的概念体系与旅游学类似。任何一个学科，其概念体系都是围绕核心概念建立起来或由核心概念衍生而成的。而不同的概念体系又构成一个学科与另一个学科的区别。由“旅游”而“旅游者”、“旅游业(旅游管理、旅游服务)”、“旅游资源”……这是必然的逻辑；由“旅游”而“旅游者心理与行为”、“旅游 服务心理与行为”、“旅游管理心理与行为”、“旅游资源开发与心理”……这也是必然的逻辑。后者几乎就是前者的影子，只是突出了“心理与行为”。这恰恰是目前流行的旅游学和旅游心理学概念体系!核心概念同出一源，概念体系焉能不相似!这样的旅游心理学又怎能摆脱依附，相对独立!

旅游心理学定义以“旅游心理与学”为逻辑起点则不然。在这里，核心概念不是旅游，而是“旅游心理(现象)”及“旅游心理研究”。

在现行的旅游心理学中，旅游心理这个极为重要的概念至今没有明确的定义。从已有的旅游心理学定义中隐约看出，旅游心理似乎是“旅游活动中人的心理”或“旅游者的心理”。其实，旅游心理这个概念在不同语境下有不同含义：当它与旅游行为对举时，其含义确实相当于“旅游者的心理”；当它与旅游现象对举时，其含义应为“人们对旅游现象的能动反映”。因为在第一种语境下，旅游心理与旅游行为是内(隐)外(显)关系，内隐的旅游心理与外显的旅游行为已然构成旅游者的旅游活动，其主体都是旅游者；在第二种语境下，旅游心理与旅游现象是主(观)客(观)关系，主观的旅游心理与客观的旅游现象已然构成心理学意义上的“对象――反映”统一体，其主体是多重的。旅游心理第二种定义的视野已不局限于旅游之内，且未脱离心理学与旅游学中的心理(旅游心理的上位概念)定义――“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这正是严格定义旅游心理应有的高度和原则。旅游心理学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也是旅游学的一个分支，其核心概念旅游心理应取第二种定义，这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事实上都是严谨、规范的。

旅游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旅游心理，但仅有此一对象，旅游心理学还是难以称“学”的。众所周知，旅游心理学的形成经过了准旅游心理学和旅游心理学两个阶段。在准旅游心理学阶段，其以旅游心理现象为首要研究对象而忽略这种学术本身――旅游心理研究，那时基本不称“学”。只有到了既研究旅游心理现象也研究旅游心理研究的时候，早期的准旅游心理学才发展成现代的旅游心理学(尽管此时在研究者的心目中后者的地位仍不及前者)。可见。必待旅游心理现象与旅游心理研究这两大对象同时具备，旅游心理学始称为“学”。一般情况下，旅游心理研究可以理解为研究旅游心理。但作为研究对象，旅游心理研究的内涵已不局限于研究什么，它还包括如何研究、为何研究等一系列旅游心理学基础理论问题。旅游心理研究是建立在旅游心理现象之上的，作为概念，先有旅游心理现象，后有旅游心理研究；但鉴于旅游心理研究在旅游心理学中的特殊地位，旅游心理研究这个概念也就同旅游心理现象的概念一起成为旅游心理学的核心概念。

由于“旅游心理”、“旅游心理研究”这两个核心概念与“旅游”不同，它们衍生的下级概念也与“旅游”衍生的下级概念必不相同。由此形成的概念体系也各有特色(容另文探讨)。

前述旅游心理学定义同主流旅游心理学定义一样显然是以“旅游与心理学”为逻辑起点的，这实际上是把旅游心理学等同于“旅游的心理学(研究)”。旅游心理学定义应以“旅游心理与学”为逻辑起点，视之为“旅游心理之学(科)”。否则，旅游心理学将同其他以视角取向建立的一大批旅游某某学一样，名为旅游某某学，实为某某学取向的旅游学，最终沦为“荒自己地，耕别人田”、没有自己核心体系的“影子学科”。目前，旅游学科群枝繁叶茂，领地狭小，“影子学科”功莫大焉。

3　以“旅游心理与学”为逻辑起点的旅游心理学定义

基于“旅游心理与学”的逻辑起点，结合实际情况，综合诸说之长，笔者认为：旅游心理学宜定义为“关于旅游心理现象及其研究的科学”。这个定义包含两层意思：

(1)旅游心理学是一门科学。旅游心理学是不是一门科学，学界是有异议的。行为主义学派认为：科学心理学所能研究的只有那些能够客观观察和测量的外显行为。按此理论，通过其他方法研究内隐心理的旅游心理学当然不是科学。其实，这是对科学的片面理解。科学的内涵除科学的方法外，还包括科学的知识、科学的思想、科学的精神。旅游心理研究者大多秉承实事求是的原则研究旅游心理，研究成果经实践证明不乏符合客观实际且自成系统者。这都是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和科学知识的具体体现。就是观察、测量以外的其他旅游心理研究法也有很多是科学的。因此，旅游心理学完全有资格称为科学，只是目前它还是一门不成熟的科学。不成熟的科学也是科学。

(2)旅游心理学以旅游心理现象和旅游心理研究为研究对象和核心概念。旅游心理学发轫于研究旅游心理现象，形成于研究旅游心理研究，随着它的形成与发展，其研究范围越来越广，原本是核心研究对象的旅游心理现象和旅游心理研究甚至在其概念尚未普遍使用的情况下就淹没在旅游、旅游者行为、旅游服务行为、旅游管理心理等新研究对象和概念之中了，旅游心理学的面目日益模糊。旅游心理现象和旅游心理研究是个庞大的复杂系统，非思维形式不能得其要领。旅游心理学以研究旅游心理现象和旅游心理研究而成学，只有它才能使之由纷繁的客体抽象为明了的知识，以便于理解和把握。旅游心理学这一使命尚未完成，以旅游心理现象和旅游心理研究为研究对象和核心概念，既是它的主要特点，也是它的重要义务。

二、旅游心理学研究对象新探

1　旅游心理学研究对象诸说分析

关于旅游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有以下3种说法：

(1)以旅游活动中的旅游者心理为研究对象。如沈祖祥认为：“旅游心理学是研究旅游者在旅游活动过程中产生的心理活动及其变化发展规律的科学，旅游者的需要、旅游动机以及旅游者心理活动的变化规律是旅游心理学研究的对象”。此种观点属于狭义旅游心理学，以此观点编著的旅游心理学可以小爱德华・J・梅奥、沈祖祥、贾静、邱扶东等人各自编著的《旅游心理学》为代表。

(2)以旅游活动中的旅游者心理(行为)、旅游服务心理(行为)和旅游管理心理为研究对象。如秦明认为：“旅游心理学主要研究旅游者及旅游行为主体的心理，另外还要研究有关旅游业的开发、经营与管理的心理学内容以及有关的旅游服务心理方面的内容。这种观点在我国最有代表性、被广泛采用。屠如骥、甘朝有、吴正平、刘纯、秦明等人各自编著的《旅游心理学》主要研究的就是这三者的心理与行为。

(3)以旅游活动中的旅游者、旅游工作者及旅游地居民的心理和行为等为研究对象。如薛群慧认为：旅游心理学以旅游者、旅游工作者和旅游地居民在旅游活动中的心理和行为现象、旅游客体对旅游心理的影响等作为分析对象，涉及旅游者心理特性、行为方式、旅游工作者的心理与行为、旅游地居民心理与行为以及旅游活动中形成的旅游服务心理、旅游管理心理、各种人际关系以及旅游资源开发及设施的心理问题等方面。持这种观点的人虽然不 是很多，但有增加的趋势。

上述说法都把旅游心理学的研究对象锁定在旅游活动中，有其合理的一面：旅游心理学主要研究对象――旅游心理确实存在于旅游之中。由于所主张的旅游心理学定义多以“旅游与心理学”为逻辑起点，对象选择又过于强调现实特别是旅游业的需要，所确定的研究对象难免宽严失当。比如，上述界定只提旅游活动中的人的心理而不提其他人的旅游心理，失之太窄：心理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旅游心理是人们对旅游现象的能动反映，凡是以旅游现象为对象的心理反映都是旅游心理既包括旅游中旅游者的旅游消费心理、旅游服务人员的旅游服务心理、旅游景观开发者的景观开发心理、旅游地居民的旅游心理，也包括旅游外的社会成员的旅游观念。后者在社会上广泛存在，影响很大，研究对象里竟没有一席之地；再如，加入旅游管理心理而不及旅游心理研究，取舍不当：旅游业管理心理主要是指向企业员工而非旅游，不属于旅游心理，却被列为主要研究对象；以研究什么、如何研究、为何研究等为内涵的旅游心理研究属于旅游心理学基础理论，是旅游心理学极为重要的一部分，研究对象里竟排不上名次。

2　旅游心理学研究对象的再定位

研究对象的确定受多方面的制约，既有现实方面的(依据现实需要)，也有逻辑方面的(遵循逻辑规则)。在不同情况下，现实制约和逻辑制约作用不同。在选择哪些对象作为研究重点时，主要受现实制约，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有所侧重；在确定一个学科有哪些研究对象时，主要受逻辑制约，必须服从该学科的定义，主次兼顾。我们讨论的研究对象属于后一种情况，因此，首先应接受逻辑制约。换言之，确定旅游心理学研究对象首先应以旅游心理学定义为基础。笔者认为：旅游心理学是“关于旅游心理现象及其研究的科学”，所以，旅游心理学研究对象应以旅游心理现象和旅游心理研究为中心。

旅游心理现象包括指向旅游及其要素的旅游者的旅游心理和其他人的旅游心理。

旅游者的旅游心理包括静态心理要素和动态心理过程。前者如旅游者的旅游知觉、旅游情感、旅游需要与动机、旅游兴趣与态度等；后者如旅游者的旅游交通心理、旅游饮食心理、旅游住宿心理、游览心理、旅游购物心理、旅游审美心理、旅游投诉心理等。旅游者心理是旅游心理的重中之重，目前虽然研究成果很多，但主要集中在旅游者的旅游需要与动机、旅游知觉、旅游购物心理、旅游审美心理、旅游投诉心理上，旅游者的旅游情感、旅游兴趣与态度、旅游交通心理、旅游饮食心理、旅游住宿心理、游览心理研究较少，旅游者的越轨心理、疲劳心理等既有现实意义，又有理论价值的课题尚待研究。受行为主义学派影响，旅游者心理研究多停留在旅游者行为研究上，旅游者的旅游心理研究亟待加强。

其他人的旅游心理包括旅游服务人员的旅游服务心理、旅游景观开发者的景观开发心理、旅游地居民的旅游心理和社会的旅游观念等。旅游服务心理的研究成果号称丰富，但多为旅游服务行为研究。真正的旅游服务心理如旅游服务需要与动机、旅游服务兴趣与态度、旅游服务的心理过程等研究者寥寥。旅游景观开发心理、社会的旅游观念更是少有问津。旅游地居民旅游心理的研究则刚刚兴起。可见，其他人的旅游心理研究也有待加强。

旅游交往心理是旅游者旅游心理与其他人旅游心理的交会点，也是旅游心理研究的一个热点。但目前的旅游交往心理研究多局限于旅游者――旅游服务者、旅游者――旅游地居民的交往心理。旅游者之间的交往心理研究较少。

旅游心理的领域是十分广大的，其真实面貌至今模糊不清。随着旅游心理的发展，它还会有更多、更复杂的内容出现。仅此一个领域，就足够旅游心理研究者世世代代的研究下去。即使旅游消亡了，作为历史的旅游心理依然有其研究价值。旅游心理研究者如果继续重行为、轻心理，不但旅游心理成为谜团，旅游心理学也将为旅游行为学所取代。

作为旅游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与旅游心理现象同样重要的是旅游心理研究。旅游心理研究包括旅游心理研究的过程与成果，如旅游心理研究的理论体系、概念范畴，旅游心理研究的对象选择、方法运用与意义概括，旅游心理研究的历史、现状与趋势，旅游心理研究的条件、特点与规律等。

对旅游心理研究的研究属于旅游心理学“元理论”研究，是旅游心理学自身建设的重要环节。以旅游心理研究为研究对象是旅游心理学天经地义的责任、不可分割的部分。目前此项研究十分薄弱：旅游心理研究体系的整体研究尚未开始，其主要概念如旅游心理、旅游交通心理、旅游购物心理、旅游食宿心理、游览心理、旅游投诉心理至今没有像样的定义，或根本就没有定义，旅游心理研究的方法、历史等专论寥寥无几；旅游心理研究的意义、基础等分析多见于陈陈相因的教科书，缺乏深度与广度。旅游心理学是一门不成熟的学科，自身建设亟待加强，尤其要注重旅游心理研究的研究。

以旅游心理研究为对象，也是研究旅游心理现象的必然要求。旅游心理学是研究旅游心理现象的，要想深入研究这种现象，必须不断反思以往的研究过程，分析已有的研究成果，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简言之，必须大力开展对旅游心理研究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旅游心理现象能否取得突破性进展，还要看对旅游心理研究的研究达到什么程度。

旅游心理学研究对象以旅游心理现象和旅游心理研究为中心，意味着它还有与中心密不可分的边缘部分。这些边缘部分包括旅游心理的影响因素及对策等。

旅游心理影响因素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自然等因素及其影响过程。旅游心理发生在社会与自然之中，必然要受到社会、自然等因素的影响，研究旅游心理而不研究这些影响因素，无助于把握旅游心理发展、变化的规律。因而旅游心理影响因素也是旅游心理学的重要对象之一。

旅游心理对策即针对旅游心理，应采取哪些应对策略。旅游心理学是一门实用性极强的学科，它以研究旅游心理为出发点，以服务旅游者和旅游业为归宿或宗旨。研究旅游心理而不研究相应对策，旅游心理学的实用性就会大打折扣。由此决定了旅游心理对策也必然是旅游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研究旅游心理要通过旅游等行为，所以，旅游等行为也是旅游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但旅游等行为不应是旅游心理学的第一研究对象。因为旅游等行为毕竟不是旅游心理或旅游心理研究，充其量同旅游管理心理一样是旅游心理的影响因素。通过旅游等行为研究旅游心理却止于旅游等行为，或将旅游等行为与旅游心理并列为旅游心理学的首要研究对象，这是典型的本末倒置、喧宾夺主。

中心与边缘是相对的。同一对象，在此学科是中心，在相关学科则为边缘。反之亦然。因此，将目前旅游心理学界甚为重视的旅游行为、旅游管理心理等从旅游心理学的中心移至边缘，并不意味着其研究价值的降低。实际上，旅游行为、旅游管理心理等早已在旅游文化学、旅游管理学等学科中占据中 心地位。将旅游行为、旅游管理心理等从旅游心理学的中心移至边缘，会不会削弱旅游心理学研究对象的中心?也不会。旅游心理学本来就有自己真正的中心研究对象――旅游心理现象和旅游心理研究。去伪存真，反而有利于强化中心。学科之间是需要互相渗透的，确定旅游心理学研究范围并分为中心与边缘两个部分，似有画地为牢之嫌。必须指出：研究方法可以互相渗透，研究对象必须明确范围。研究对象范围不明正是学科之间互相覆盖、学术研究发展失衡的原因之一。确定旅游心理学研究范围并分为中心与边缘两个部分，既是学科建设的明智之举，也是学术研究的迫切需要。

三、从学科要素看旅游心理学特点

研究旅游心理学，必须探讨它的特点。学科特点不突出，其合法性难免遭到质疑。目前学界对旅游心理学特点尚无专门研究。田利军等人认为：旅游心理学是研究旅游活动中人的行为规律的科学，它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其特点是运用心理学的方法，来分析和解决旅游消费、旅游服务、旅游管理中的心理问题。这种概括是从方法与对象的角度出发的，可以说高屋建瓴，抓住要点。可惜未能展开，也不够全面。所以，对旅游心理学特点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笔者认为：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意义、概念范畴是任何学科不可或缺的四大要素，其中，研究对象是核心，它决定该学科的“合法”性；研究方法是手段，它决定该学科的成熟度；研究意义是动力，它决定该学科的前途；概念范畴是特质，它决定该学科的框架体系。分析学科之间的异同，应从这4个方面着手。由此出发，旅游心理学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4点：

首先，以旅游心理现象及旅游心理研究为自己的独特研究对象。旅游心理学是“关于旅游心理现象的科学”，着重考查旅游心理现象等，涉及旅游心理现象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它对旅游心理现象的考查是综合性的、总体性的。某些相关科学虽然也研究旅游心理，但仅仅涉及旅游心理的某一方面、某一领域，而且，这些学科只对涉及的部分旅游心理从各自的角度进行个别研究。旅游心理学也是“关于旅游心理研究的科学”，对旅游心理研究本身的研究，相关学科基本不涉及，而在旅游心理学则是重点内容之一。显然，旅游心理学代替不了那些相关的各门旅游学科，各门相关的旅游学科也代替不了旅游心理学。

其次，以旅游学和心理学为自己的首要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可分为一般与特殊两个不同类型。不管是一般类型还是特殊类型，都包括理论与技术两个不同层次，前者具有总体指导性，后者具有具体操作性。作为特殊的旅游心理学研究方法，其技术层面尚未形成，其理论层面已经具备并有自己的特点，即以旅游学和心理学的理论为最重要的方法且同时使用。不运用旅游学的理论，包括旅游心理学在内的任何旅游学科的研究只不过是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个案研究或案例说明，旅游学分支学科有其名而少其实；不运用心理学的理论，无法解释旅游心理的运行机制与规律，旅游心理学将不成其为科学。

科学研究的起点范文第3篇

关键词:技术科学;技术;技术哲学

前苏联以及现今俄罗斯的重工业技术和军事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究其原因我们不能回避其发达的技术科学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其实早在前苏联时期,学者们就对技术科学哲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其相关研究具有鲜明特色,不但代表了前苏联技术哲学的主要成就,也极大丰富了当今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技术哲学体系。

一、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研究背景

前苏联和俄罗斯的科学技术哲学是世界技术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指导思想、研究纲领和研究重心都与中国和西方科学技术哲学有着显著的区别,因而成为我国乃至世界科学技术哲学界特别关注的研究领域。值得一提的是,上个世纪我国学者在前苏联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的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对于作为前苏联科学技术哲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技术哲学的研究却大相径庭。之所以存在上述状况是因为,一方面,正如俄罗斯学者指出的:“哲学显然很晚才开始研究技术现象。……相对于实践认识和实践理性,哲学更偏好理论认识、理性和理论规则,显然,这种偏好成为哲学很晚才转向思考技术现象以及技术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的一个原因”［1］。的确,相对于其他哲学分支学科,技术哲学本身起步较晚,现代技术哲学就其本身而言仅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到目前为止发展也不是很完善,诸如技术的本质、技术是否是价值中立的焦点问题,以及技术哲学的奠基人物和奠基性著作还没有形成压倒多数的、相对统一的观点。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前苏联时期的技术哲学往往被视为资产阶级哲学加以批判。苏俄技术哲学研究开始于19世纪末,那时“П.К.恩格迈尔(П.К.Энгельмейер)在自己的小册子《19世纪技术的总结》(1898)中提出了技术哲学的任务。同时他的许多著作被用德语出版”［2］。但是,自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前苏联技术哲学研究开始转向一个特殊时期。正如俄罗斯学者所评论的:“技术哲学在俄国的命运非常悲惨。关于技术哲学必要性的思想,是由П.К.恩格迈尔提出的。П.К.恩格迈尔是俄国工程师,他是技术哲学第一个研究纲领的提出者,这个纲领于1912被提出来。1929年,当恩格迈尔不得不再次号召建立技术哲学时,他遇到的是不理解和公开的反对。恩格迈尔在《我们需要技术哲学吗?》一文中发展了技术哲学重要性的思想。而在这个杂志的同一期中还收录了Б.马尔科夫(Б.Марков)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技术哲学遭到批判－‘现在没有,以后也不可能有独立于人类社会和独立于阶级斗争之外的技术哲学。谈技术哲学,就意味着唯心主义的思考。技术哲学不是唯物主义的概念,而是唯心主义的概念’。从这时起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把技术哲学斥为唯心主义,在苏联哲学界已成定论,尽管马克思就是19世纪有兴趣从社会—哲学方向研究技术的一个创始人”［3］。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技术哲学”的提法在前苏联时期被禁止,但是对于“技术”的哲学思考在前苏联却从未停止过。那时(也包括现在)有一大批学者长期致力于技术哲学问题的研究,其中比较重要的人物有:В.М.罗津、В.Г.高罗霍夫(В.Г.Горохов)、Г.М.塔夫里江(Г.М.Тавризян)、Г.И.舍梅涅夫(Г.И.Шеменев)、И.Т.弗罗洛夫(И.Т.Фролов)、В.В.切舍夫(В.В.Чешев)和В.С.斯焦宾(В.С.Стёпин)等人。他们的研究成果颇丰,而且具有不同于西方技术哲学的典型特色,因而这些人的思想和成果成为我国学者和西方学者极为关注的研究课题。

В.М.罗津等在《技术哲学:历史与现实》一书中曾写道:“苏联时期对于技术的研究开始于世纪初(指20世纪初－笔者注)。由于П.К.恩格迈尔,技术哲学在俄罗斯获得极大发展。后来在我国,这一学科被视为资产阶级科学而被禁止研究。但是却发展起一系列研究或讨论技术不同方面的学科,并且,如今它们被部分地纳入到技术哲学中来。首先就是技术史。……研究技术的第二个领域被称为‘技术的哲学问题’。恰恰在这里讨论了技术的本性和本质,……第三个领域在苏联时期急剧发展－这就是技术科学的方法论和历史。虽然这门学科属于科学学和方法论,但如今它们被包括到技术哲学中来。……第四个领域是设计和工程技术活动的本性和历史。……正如我们已经发现的那样,如今这些研究领域不仅仅单独发展,而且还处于技术哲学的范围之内。”［3］因此可以说,前苏联时期学者们把技术史、技术的哲学问题、技术科学的方法论和历史、设计与工程技术活动的方法论和历史等问题不同程度地纳入到技术哲学的研究范围内。在这四个组成部分中,对于技术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最为充分,并且具有鲜明的俄式风格。

二、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研究重心

前苏联学者非常重视对技术科学认识论的研究,这主要包括技术科学的起源、对象、结构、功能、任务等问题,其中技术科学理论的结构问题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1.技术科学起源的内外史要素

前苏联学者普遍认为:“技术科学是关于有目的地将自然物质和过程改造成技术对象,关于构建技术活动的方法,同时也是关于技术对象在社会生产体系中起作用方式的特殊的知识系统。”［4］关于技术科学的产生,前苏联学者们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技术科学的产生有外史和内史两方面因素。从外史方面看,人们的生活、生产(特别是机器生产)为技术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提出研究的课题,并决定技术科学的研究方向。从内史方面看,一方面,技术科学是技术知识的系统化、逻辑化的结果,它是人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在对象活动中所形成的对习惯、概念、认识的思考和概括;另一方面,有一部分技术科学的产生源于对基础科学的应用,是从基础科学中分化出来的;此外,还有一部分技术科学源于不同知识、模型、概念和原则的大综合,是这些要素横向搭构的结果。

2.技术科学对象的两重性

关于技术科学对象,前苏联学者们认为,技术科学对象具有两重性,即技术科学对象有“天然的”和“人工的”区分。而且其中技术科学的“天然性”对应着技术与自然、技术与自然科学的关系;而技术科学的“人工性”对应着技术与人、技术与人文科学的关系。正如В.Г.高罗霍夫和В.М.罗津在《技术科学的哲学方法论研究》中指出的:“在技术科学中可以统计出两个技术对象:自然的技术对象和人工的技术对象。……技术对象的人工性在于,它们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它们的天然性首先在于,所有人造对象归根到底都是由天然的(自然界的)材料制成的。”［4］而这种观点也得到А.Н.鲍戈柳波夫(А.Н.Боголюбов)的认同,他指出:“技术科学不仅与自然科学(这决定了技术科学的‘天然的’特征)相联系,而且它还与经济学和人文科学有着不同的、极为重要的交叉(而这一点相对于它的‘人工的’特征)”［5］。

3.技术科学理论的三种结构要素

在对比自然科学理论和技术科学理论的结构时,前苏联学者认为,自然科学理论和技术科学理论的结构均可分为三个基本组成部分:本体论模式、数学工具和概念工具,但其含义却有很大差异。其中自然科学的本体论模式是指在一定的理想化实验中的理想对象的总和。而技术科学理论的本体论模式可分为三个基本层次:以数学描述为目标的函数图像;在工程对象中进行的自然过程的连动模式;表现为构造参数和工程计算的结构模式,即研究对象的结构。此外,在自然科学理论中,数学工具首先是为了实验计算,它们是建立和证明所获得的理论知识的手段。而在技术科学理论中,数学则具有多方面作用:第一,用它来对工程对象的结构和工艺参数进行工程计算;第二,用它来分析和综合技术的本体论模式;第三,用它来研究发生在工程对象中的自然过程［6］。可以看出,技术科学理论结构中的三个要素要比自然科学理论结构中的要素更为复杂。其原因恰恰在于技术手段具有特殊性,它是主体和客体相互联系的中介,而且它往往比自然科学理论更多兼顾实践的方面。

4.技术科学功能的工程指向性

与此相联系,在对比自然科学理论和技术科学理论的功能时,前苏联学者认为,自然科学理论的功能主要是反映自然过程,研究理论问题,以预测和描绘理论发展的未来状况。而技术科学理论功能的起点和归宿,都是为了对工程对象的技术结构和工艺参数进行理想描述。而且技术科学理论功能的实验层次不仅仅包括实际上是以概括工程师的工作经验为目标的结构技术和工艺知识,还包括特殊的实践方法知识。当前工程研究的目的是:把在技术理论中获得的理论知识形成实践方法的形式,提出新的科学问题。这些问题是在建立工程对象的各个阶段中,在解决工程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而且它们将会传播到技术领域当中去,以实现技术理论的功能［6］。

5.技术科学任务的实践特征

技术科学与自然科学结构与功能的差别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者在科学领域中所担负任务的不同。作为科学知识集合的自然科学的任务在于:揭示和研究新的自然规律,预测自然过程的发展;而作为技术知识集合的技术科学的任务在于,从实践上利用这些自然科学成果,研究自然规律在技术设备中的作用,以及运用知识和计算保障工程技术活动［4］。尽管前苏联学者认为技术科学的任务在于实践,但是他们仍然强调不应将技术科学的形成与技术科学在工程中的应用混为一谈。В.Г.高罗霍夫和В.М.罗津指出,技术科学的形成与技术科学应用于工程实践是有区别的:前一种情况说的是独立学科的建立,这意味着各种不同科学知识、模型、概念和方法被应用于一定的研究对象,并建立起理想模式及其转换程序,形成现有学科所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和任务;而后一种情况指的是在解决具体的工程任务过程中,各种科学知识、方法、模型和原理的系列化和组织化的过程［7］。

三、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特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前苏联学者习惯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四个角度分析自然科学哲学问题,这一传统也影响到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即学者们往往从技术本体论、技术认识论、技术方法论和技术价值论角度来研究技术科学的哲学问题。因此可以说“师从自然科学哲学”是前苏联技术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特点。

在前苏联学者看来,自然科学方法论之所以能够类推至技术科学领域是因为,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都是科学的组成部分,因此较为发达的自然科学方法论当然可以成为技术科学方法论研究的范例。这正如前苏联学者们指出的:“技术科学与自然科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在起源方面,还是在起作用的过程方面。技术科学最初的理论原理、认识客体和概念的方式,恰恰是从自然科学向技术科学传递过来的;同样,技术科学自身科学性的规范、知识理论结构的确立、理想对象的结构和数学化,恰恰也都是从自然科学借用到技术科学中来的。”［4］尤其针对技术科学的数学化,А.Н.鲍戈柳波夫指出:“知识数学化的问题是历史性的问题,从广义上讲,未必能够在科学史和技术史的框架之外去研究它。特别是相对于技术科学,更是如此。多亏技术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紧密联系,才产生出将适合于自然科学的数学化模型转移到技术科学中去的可能性,并且同样产生出利用自然科学数学化历史来了解数学在技术知识发展中所起(或者说它应当起)作用的可能性”［5］。正是基于这一点,前苏联学者更关注自然科学对技术科学和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的影响。

概括说来,前苏联时期,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人们通常只是在科学哲学的背景下研究技术哲学,把技术哲学混同于规范的科学哲学的附属物,并且仅仅从自然科学知识附属物的角度来研究技术。技术被归结为科学的附属物,而技术哲学则被归结为运用于技术知识结构的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研究的简单附属物,这就是20世纪50至60年代的特点［1］。如果说这一时期运用科学哲学手段研究技术哲学是自发的,那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前苏联学者就开始自觉地借用科学哲学和科学学的方法研究技术哲学,特别是研究技术科学的哲学问题。В.Г.高罗霍夫和В.М.罗津在《技术科学的哲学方法论研究》一文中指出:“虽然很早以前,技术知识的不同方面就引起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的兴趣,但只是在最近五六年才开始形成新的研究方向,在这个方向范围内提出一个目标:就是用科学学和科学方法论的手段来系统地研究技术科学。”［4］他们还补充道:“技术科学方法的特点暂时揭示得还不太清楚。一方面,应当注意专业方法独特的多样性,另一方面,要注意广泛地应用一般科学的认识方法(如分析、综合、模型化、实验)。”［4］在此不可否认,分析、综合、模型化、实验等方法最先都是在研究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时成熟壮大起来的。

可见,由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自然科学充当了技术科学的基础,因此我们不能脱离自然科学孤立地研究技术科学;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技术科学相对独立的特点,正如前苏联学者鲍戈柳波夫指出:“技术科学从本质上应当与不断发展的技术相适应,并且最佳的情况是应当超前于技术。……技术科学、实用科学和基础科学是知识具体化和概括化的不同层次。因此,技术科学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能够变成实用科学(如果技术科学的应用范围超出技术框架外),甚至变成基础科学”。这表明,在技术科学与技术的辩证关系中,技术科学应当具备先验的预测功能,而且技术科学、实用科学与基础科学之间存在着转换关系。这是技术科学发展过程中的又一个重要特点。

总之,通过上述研究我们能够看到,前苏联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研究是其技术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斯大林高压意识形态统治时期技术哲学研究的主要成绩,其相关问题研究(如技术科学的起源、对象、结构、功能、任务等问题)即使在技术哲学日趋走向成熟的今天看来,仍然具有重大价值。

参考文献:

［1］Отредакции.Философиятехники［J］.Вопросыфилософии,1993(10):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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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РозинВМ,ГороховВГ,АлексееваИЮ,etal.Философиятехники:историяи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EB/OL］.(2006－06－28)［2007－08－02］..

［4］ГороховВГ,РозинВМ.Философско-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иеисследованиятехническихнаук［J］.Вопросыфилософии,1981(10):172－178.

［5］БоголюбовАН.Математикаитехническиенауки［J］.Вопросыфилософии,1980(10):81－82.

科学研究的起点范文第4篇

【关键词】科学社会学；科技哲学；基本关系

一、科学社会学与科学技术哲学的一致性

在开展本文的讨论之前，我想就科学技术哲学的概念做出解释，不然肯定对后文的研究带来阻碍。众所周知，自然辩证法是科学技术哲学的起源。换言之，解释科学技术哲学，就是解释自然辩证法。从历史的长河中，我们不难发现，自然辩证法最早起源于恩格斯的手稿。从字面意思上理解，自然辩证法就是自然界的辩证法。然而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出发，辩证法应该是哲学的核心部门，但是它和哲学不是完全对等的。从这个层面上说，自然辩证法也可被称为自然哲学。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所以还是有很多人认为自然辩证法就是自然哲学。古往今来，很多自然辩证法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在研究它的时候前提是自然界中存在辩证法的。在研究它的时候，完全可以将这一个大前提忽略，主要是这个问题目前对于人类来说还是太深奥。那么我们要如何研究自然辩证法呢？在对于恩格斯理论的全面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恩格斯对于研究自然辩证法提出：我们在研究自然辩证法时应该以自然科学为媒介，不然我们的研究就是一个不严谨的研究。

二、科学社会学对科学技术哲学的价值

科学社会学对于科学技术哲学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开阔研究视野

众所周知，我国的科技技术哲学研究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另一个就是西方科学哲学。不可否认，西方对于科技的研究比我们多得多。现在我就这两个研究理论提出我的看法，首先，就是自然辩证法中的科学研究主要是哲学层面上，主要考虑社会与科学之间的联系。主要研究重点在于自然辩证法的理论前提。同时，西方哲学主要的研究思路就是从科学的角度上研究。将这两种研究思路结合来看，两者都缺少对于社会和科学之间的联系的研究。因此，本文所说，科学社会学中研究的问题对于科学哲学来说有着开阔视野的作用。如果将两种学科结合起来，能够使得人们对于科学的认识更加全面，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将科技哲学的研究领域拓展到科技社会学的层面上。

（二）提供研究素材

科学社会学对于科学哲学的第二个益处就是科学社会学能够为科学哲学提供更多的研究素材。科学社会学更贴近现实生活，在研究科学社会学中大多会采取实例分析来研究。而科学社会学中的研究素材对于科技哲学也同样适用。首先，科技社会学能够为科技哲学提供进一步的研究基础。其次，也对于科技哲学的研究能够起到启发作用。很多时候，经验之谈对于科学研究是很重要的。最后，两个学科相互联系，能够提供更多的研究思路。

（三）深化理论观点

在当前我国的研究形势下，我们不可否认，我国对于科学社会学的研究来源于欧美国家，很少有我国的研究者能够真正地成为科学社会学的代表人物。反观欧美国家的科学社会学代表人物。他们大多都有丰富的学术知识和较高的科学素养。尤其是每个社会学家都有自己的哲学渊源。能够形成多种社会学流派。正是因为这些社会学家都有自己的理论观点和代表思想。所以，科学社会学能够给科技哲学带来新的冲击。科学社会学能够给科技哲学带来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同时科学社会学对于科技哲学来说也是一种挑战。有挑战就有进步，科技哲学的研究者通过对科学社会学中的问题进行研究。能够使得科技哲学的理论知识更加丰富，深入研究问题有助于提高研究人员的自身水平，对于科技哲学的研究来说，这无疑是一件好事。科技哲学研究者通过对科技社会学的研究可以发现，在科技哲学的研究中考虑的社会问题也会更多，偶然因素和非理性因素也会纳入研究的范围。从更深的层面上说，通过研究科技社会学中存在的问题能够深化科技哲学的观点。

科学研究的起点范文第5篇

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是我国应对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要求。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是指高校有效利用和优化配置各种科技资源，通过知识创新、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创新、管理创新等各种科技创新活动，产生高水平科技成果，并形成具有竞争优势的科技领域与创新特色的综合能力。高校重点实验室是为了将学科建设、人才建设与科技发展统一起来，实现人才和资源的充分共享，继而形成一种新的、交叉的、重要的科研组织运行模式，是提升学校科技创新能力的切入口。在学校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中具有龙头地位；其建设关系到学校的科技储备和原始创新能力，关系到学校在学术领域中的地位和科技创新的竞争实力。因此。各高校都把争取和建设高层次、富有创新能力的重点实验室作为重要工作来抓。

重点实验室建设对地方高校科技发展具有全方位带动和辐射作用

有利于增强地方高校科技创新水平

地方高校的重点实验室主要是由政府与高校联合投资建设的省级、市级重点实验室，是国家和地方科技创新的有效载体；其主要任务是围绕地方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战略目标及学科发展优势，以应用基础研究为主，为解决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提供战略性、基础性、前瞻性的知识储备和科技支撑；为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增加科技成果有效供给；为凝聚、稳定人才队伍。培养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因此，重点实验室建设能够真正将地方高校科技人员的自由探索和现实要求结合起来，使其研究方向和领域符合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需要，并体现出明显的地方优势和特色，这样的研究机构就有实力争取和承担更多的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急需的重大研究课题，开展应用基础研究技术层面上的原始创新，从而提升地方高校的科技创新水平，也增强地方经济发展后劲。

有利于地方高校凝聚和培养一批科技拔尖创新人才

拥有一流的创新人才和创新团队是重点实验室准入条件的核心内容，是评价高水平实验室的主要指标。然而，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一流创新人才流动的目的是求发展。需求的是先进的实验手段和良好的科研环境。由于地方政府和学校对重点实验室资金投入较多，通过重点建设优化了科研条件和研究手段，提供了宽松、稳定的科研环境，引进和留住了一批优秀科技人才，把他们有效地组建起来，形成结构合理、能力互补的创新团队；通过重点实验室开展高起点、高水平、高效率的科学研究，能够促进一大批具有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的青年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迅速成长，脱颖而出成为拔尖创新人才，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提高了博士生、硕士生的培养质量，为高校科技创新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拔尖创新人才支持。

有利于促进地方高校开展多种渠道的科技合作与交流

地方高校重点实验室是高校组织高水平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重要基地和平台，在实行“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管理和运行机制、加强科研环境和条件建设的同时，能够将集聚的大量高素质的研究人员和高水平的研究基地与社会联通、与企业合作，为企业解决产品或生产中的实际问题，为高校服务于地方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平台，开辟了更多渠道也加强了地方高校与国内外科研院所和重点大学广泛的科研合作与学术交流，有利于活跃学术思想，使来自不同单位的优秀科研人员能够建立起紧密的协作关系，相互取长补短，增强科技创新活力，为地方高校提高科研水平、多出科研成果、多出创新人才和扩大学术影响提供了学术交流和科技合作平台，也为地方高校参与竞争全国性甚至是区域性国际重大科学研究项目奠定了基础。

有利于地方高校产生新的学科生长点

高校重点实验室不仅肩负着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服务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等三大任务，同时还要适应高校特点，具有服务于高校学科建设的功能。重点实验室建立时。某些领域已处于较为领先或比较有发展前景的地位，这些领域与相关学科进行交叉、建设即可碰撞出新的思路或形成新的切入点，新的切入点又可带动其他学科向前发展。此外，重点实验室为高校学科建设和发展提供了优化的运行环境和必要的条件保障，极大地改善了相关学科的软硬件条件。重点实验室已成为重点学科开展重大基础性研究和重大科技攻关的主要基地，在研究过程中新知识、新技术的不断涌现推动了学科基本理论的发展与创新，推动了学科研究对象的深化与研究领域的拓展，从而改造和提升了传统学科，促进和催生了新兴学科的产生与发展。

有利于促进地方高校进行科研体制改革与创新

地方高校重点实验室实行的“开放、流动、联合、竞争”创新机制从本质上打破了地方高校旧的科研封闭体系和多年形成的割裂的研究组织形式，有利于实验室创造宽松民主、探索求真的学术环境，有利于科研队伍结构不断优化、科研资源开放共享的新模式的形成，有利于科技创新的文化环境的形成，有利于地方高校整体科技实力的提高和科研创新活力的增强，对于孕育优秀的科学家和杰出的科学成就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此，重点实验室已成为学校推动科研管理体制改革的示范窗口和辐射基地。

重点实验室建设与管理目前存在的问题

随着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地方高校重点实验室在建设与管理过程中仍不时地暴露出一些问题，它们制约了重点实验室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影响了高校科技创新潜能的发挥。如研究方向分散，重点不突出，特色不显著；学科交叉融合度不高，没有充分发挥高校多学科综合优势；创新团队建设重视不够，缺乏拔尖创新人才；科技资源整合度低，综合集成能力和联合创新能力不高；建设经费和科研经费来源渠道过分依赖财政投入，吸引企业和社会资本的能力弱；成果转化率低等。科技创新能力不强的地方高校要想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争取更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就必须走内涵发展、特色发展之路；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和对策，力争高起点、高标准把重点实验室建设成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地方阵地”是其重要措施。

以重点实验室为依托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几点建议

选准突破点，走特色发展之路

特色和优势是任何科研型重点实验室健康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所在；一个实验室要想在激烈的科技竞争中异峰突起，出奇制胜，就必须发挥优势，以特色取胜。坚持走特色发展之路。因此，地方高校重点实验室的科学研究应以特色带动其建设和发展。围绕特色研究方向整合科技资源，不但可以突出重点，使有限的资源得以集中，形成“拳头”和优势，而

且还能使实验室的结构得以优化，从而尽快达到上水平、出标志性成果的目标。地方高校重点实验室在选择突破点的时候，应抓住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难得机会，围绕科技前沿和国家需要，根据自身特色和优势，与企业、研究院所及其他科研创新平台之间形成优势互补，成为战略伙伴，以重点项目为抓手，提高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的能力。推进重点实验室建设取得新的突破，产生新的创新成果，实现跨越式发展。

加强跨学科合作，拓宽科技创新领域

学科间的相互渗透、交叉和碰撞所产生的火花是科学发展的驱动力之一，也是创新科学论点与方法的源泉；跨学科研究机构作为对传统学科分工的补充、拓展，在知识经济全球化时代高校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中正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因此，地方高校省级重点实验室建设首先必须树立大学科的思想和跨学科的观念，围绕实验室的发展目标，充分发挥高校自身学科门类齐全、不同领域专家众多的优势。加强多学科交叉研究，促进新领域的合作。开发新的研究领域和社会服务项目，刺激新的基金来源，培育有创新思维的人才。其次，应根据实验室研究方向的需要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在海内外积极引进急需的跨学科顶尖人才，或通过开放课题资助、共同申请基金项目等多种方式把相关学科中的研究骨干或地方科技人员和企业研发人员凝聚到实验室人才队伍中，以加强学科建设与科学研究的交叉融合与渗透，实现学科间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构建人才高地和科技创新平台。再次，应努力使联合的学科形成优势学科群，摆脱研究领域过窄的弊病，促进科研的深入开展和创新，开辟出多个新的研究领域，承担起更多的国家和省部级重大或重点科研任务，实现高起点、多领域科技创新。

更新管理理念，打造科技创新团队

科技的竞争首先是人才的竞争。世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需要有一大批训练有素的创新人才作为基础。需要不同学科的科学家进行紧密的交流与合作，以优秀拔尖创新人才为核心。形成有竞争力的科技创新团队。因此，通过重点实验室等科研平台建设汇聚队伍，培养和打造具有创新能力的科研人员，形成具有很强创新能力的科研团队并构建学科大平台，才能争取和完成重大研究课题，产出创新性的重要成果。首先。地方高校重点实验室应积极参与国内外人才竞争。全力创造一个有利于培养、吸引和凝聚拔尖创新人才的良好环境和平台，使创新人才的创新思想得以萌发而取得科学的突破。如制定一套能使创新人才脱颖而出的政策，建立一套能力、水平、贡献与奖惩相适应的灵活有效的激励机制。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从而调动科技人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设立优秀科技创新团队专项基金，强调集体价值观和团结协作、共同发展的团队精神，鼓励敢于创新、勇于竞争，宽容失败；加强团队创新文化建设，为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提供内在动力和增强科技创新团队的积聚力。其次，提倡虚拟团队管理理念，对实验室科技创新团队进行灵活有效的管理。因为虚拟团队最大的优势是可以冲破以往固定人员的思维与智慧，可以汇聚各地不同的人才。充分利用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内所具有的不同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向着一个共同的利益目标，在一定时间内结成动态联盟。虚拟团队管理模式是适应地方高校特点和客观现实提出的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可以提高创新团队的柔性，便于组织模式的动态调整。在重点实验室建设过程中，根据研究方向的需要可重新设计组织，使研究人员朝着有利于组织发展的方向流动，也可以根据未来的研究方向而迅速调整，促进组织机构的扁平化。

加速成果转化，提高科技活动效益

地方高校重点实验室研究与创新只有面向地方，服务地方。解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才能得到地方的支持，形成科技与地方经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良性循环。为此，重点实验室建设要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速度，以增强科研成果的适用性和先进性，保证科技投入产出更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形成投入一产出一再投入的良性循环。在推进产学研合作运行中，必须发挥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实践证明。政府组织是解决科技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关键问题的决策者和推动者；采用官产学研合作机制，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和资源配置的能力，建立起以政府、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融为一体的、相互协调的科技创新体系，有效连接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与经济的结合，促进科研成果转化，提高地方创新体系的整体创新能力与效率。建议政府、企业和高校联合设立相应的科技开发风险投资基金或中试专项基金。支持科研成果的中试生产和技术的熟化，为成果转化提供条件保障。建议地方高校重点实验室要抓产学研典型，集中力量重点突破，以获取关键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利用高校人才和科研优势，加强与企业化运行机制有机结合，使校企协作开发新技术由松散和短期的形式向紧密和长期的形式发展，进行优势资源的联合互补，形成校企良性互动；要做好知识产权的保护与利用。建议高校建设一支掌握政策、精通法律的科技管理干部，设立专门机构，加强校企联系，积极向企业推销科技成果，为科技成果产业化提供政策和法律咨询，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起到桥梁作用；在保证科技人员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同时，为技术创新体系健康发展提供有效的政策和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