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摊经济的市场分析范文第1篇

(一)西方经济法产生的根源

 

通过对经济法基础理论的学习，对经济法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然而回顾此前的学习过程，发现我们最终将经济法产生的根源和理论源泉基本都归结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谈到国家干预经济的职能应限制在最低范围内，国家应该尊重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因此国家主要充当的是守夜人的角色。当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以后，严重的市场价格失灵，私人垄断行为否定和扭曲价值规律，因而市场无法发挥有效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资本主义社会爆发周期性经济危机。凯恩斯开始强调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逐渐发展成为“无形之手”和“有形之手”协同并用。可以说经济法的诞生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纯粹由民商法调整市场经济遇到障碍的必然结果。它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要求国家干预市场和政府参与经济的反映;是经济管理的现代化与现代国家介入经济生活的必然产物。

 

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这个角度开始分析经济法，就自身而言受到很大启发，个人觉得这比从公私法传统的部门划分着手，理解得更为深刻。因为从公私法传统的部门划分入手，得出的结论，就是经济法属于第三法领域，或说社会法，是“公私交融”之法。虽然这种观点可以凸显出于传统法律部门的区别，然而进一步分析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关系时就会陷入困境，比如经济法与民法，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如果停留在传统的部门划分标准，其实很难作出明确分割。

 

(二)中国经济法产生的根源

 

以上主要是对于西方经济法发展历程的简单分析，中国经济法产生的路径与它们有所不同。中国是从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逐渐向市场体制变革，这种变革集中地说，是从国家管得过多过死向国家依法科学管理变革，突出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地位，但从不否弃国家管理社会经济的职能。尤其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区域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大，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因此要实现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绝不能仅仅诉诸市场机制，让市场放任自流。必须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密切结合起来，缺一不可。虽然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经济法发展历程不同，甚至可以说是相反的道路，西方是从自由放任到国家干预，中国是从国家管得过死到放松管制，回归市场机制，但可以称得上是殊途同归，达到最终理想的目标，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辅之以适度的国家干预，国家干预更多地是保障市场机制的有效发挥。

 

二、经济法的实践问题分析——从对比中美小摊贩治理的角度

 

贩夫走卒，是古已有之的正当职业，却一直受到诸多限制。在中国，城管与摊贩似乎成为了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有越演越烈的趋势。2006年8月11日，河北来京人员崔英杰在海淀区卖烤肠，因被没收三轮车而与海淀城管分队副队长李志强发生冲突，致其死亡。最后事件以授予李志强“烈士”称号，崔英杰被判处死缓结束。关注此案件，就可知崔英杰并非凶煞恶魔，而是一名曾获得“优秀士兵”的队伍军人，此类事件不得不说是当前制度造成的悲剧。

 

最近在网上也出现了一个很热的有关小摊贩的新闻：“洛阳大叔美国大学门口摆摊”，讲述了不懂英文的洛阳人谢云峰在哥伦比亚大学门前当摊贩的故事。此新闻一出，引发了热烈的谈论。将目光投向发达的美国，小摊贩并非是中国城市独有的问题。其实在美国许多城市，售卖各种小吃、饮料、水果甚至旧书各色商品的小商贩在街头巷尾随处可见。以纽约为例，纽约市政当局对小摊贩的卫生管理情况非常严格，也即“美国城管”实际上是地方卫生管理官员。纽约市政府网站上公开细致入微的规范街头小贩的规章制度。如要想在美国申领餐车执照，第一步是要得到卫生部门的售卖许可，再者申请者必须通过食品处理课程的考试，考试也包含中文版本。小摊贩违反管理规定而产生的罚款，首先要求自觉缴纳。如果不交，那么警察局会出面逮捕你。倘若发现无照经营的小贩，美国警察所做的也主要是开罚单，并将其名字进行记录，送至该地区的资料中心备案。并不会没收小贩的货物，大多数时候只是将人赶离售货地点。如果遇到同一个人屡罚屡犯，根据详细的信息备案，将可能遭遇铁窗之灾。当然，纽约摊贩也曾引发争议。曼哈顿34街的街道代表认为小摊贩有碍市容市貌，一度希望能够把他们驱逐出去。而为小商小贩主张权利的组织则反问：您希望您所居住的城市只充满星巴克和豪华大厦，还是那个城市允许那些个人企业家和移民者作为街头商贩的存在，哪种城市管理更让人们充满希望呢?此问题同样拷问着我们每一个人。

 

三、启示

 

这就是谢云峰的故事，对比崔英杰事件，不得不感叹中国粗糙的城管制度，和粗暴的行政执法。追问中国城管和小摊贩20年的游击战，小摊贩屹立不倒，根本原因在于旺盛的市场需求，哪里有市场，哪里就会有供给。城市管理中的摊贩治理，并非城市化进程中无法克服的“中国难题”，世界各地都曾经历过失业人群“摊贩化”，经历过从排斥驱逐到认同疏导。小摊贩的治理单单靠民商法和行政法的治理，效果不佳已经是公认的事实。因为小摊贩和购买者之间的交易，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买卖合同。但如果不对其加以规制，其食品卫生和安全又难以得到保障。而行政执法的情况，显然是高投入，低回报，时常还引发群体事件，激化社会矛盾。因此，要治理小摊贩，就需要发挥经济法的作用，首先要正视小摊贩经济存在的合理性，保障小摊贩的正当权利，促进其自由竞争。与此同时，必须加强宏观调控和政府指导，规范小摊贩经济，特别是事先做好统筹规划工作。当前一个不争的社会现实就是，城市夫妻绝大部分是双职工，都忙于工作，生活节奏快，很难有大把的时间去菜市场买菜回家做饭，最方便的就是在下班途中就可以顺便购买，因此功能区的严格划分其实并不利于大家的生活，因此在城市区域规划之初就应该真正做到关注民生问题，从实际出发，应该给小摊贩留有生存空间，不仅有利于人们工作和生活，而且也可以从根本上治理影响市容市貌的问题。

地摊经济的市场分析范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 摊贩 外部性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 营业权 法律主体层次发展理论

摊贩是指于户外的一定范围一定时间内依法经营的个体经营者。2009国务院《个体工商户条例（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流动摊贩可以登记成为个体工商户。但是在2011年11月1日实行的新《个体工商户条例》中并没有采纳这一条。只是第29条规定：“无固定经营场所摊贩的管理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规定。”可见现如今摊贩的法律地位十分微妙。一方面他们要作为行政相对人防御来自公权力的不法侵害。另一方面他们又处于没有主体经营资格的地位。正是在这样的法制背景下笔者试图为摊贩存在的正当性证成，以期为立法奠定理论基础。

一、基于外部性理论分析

（一）“外部性”定义

经济学上的“外部性”问题是一个难以用概念界定的范畴，所以很多时候甚至避而不谈。

但对于该定义可从两方面界定，一方面是从外部性的产生主体角度来定义；另一方面是从外部性的接受主体来定义。前者如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定义：“外部性是指那些生产或消费对其他团体强征了不可补偿的成本或给予了无需补偿的收益的情形。”后者如兰德尔的定义：外部性是用来表示“当一个行动的某些效益或成本不在决策者的考虑范围内的时候所产生的一些低效率现象；也就是某些效益被给予，或某些成本被强加给没有参加这一决策的人”。所以对于一方主体恒定的外部性问题存在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前者有利于该主体使得其生产成本被无形转嫁给他人，后者则是没有任何回报的承受他人的成本。上述两种不同的定义，本质上是一致的。即外部性是某个经济主体对另一个经济主体产生一种外部影响，而这种外部影响又不能通过市场价格进行买卖。前述两类定义的差别在于考察的角度不同。大多数经济学文献是按照萨缪尔森的定义来理解的。

（二）摊贩是外部性的受体

城市化高速发展的中国伴随国家产业政策向工业的倾斜，使得长时间里国家财政支出大量流向高新技术，各种社会保险和福利待遇上农村人口都无法和城市人口相提并论。另一方面伴随大规模的集体所有土地国有化，农村土地被廉价的、无返还性的剥夺，这使得大量农村人口“被城市化”了。他们没有专业知识无法进入工业领域，所以从事小买卖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从自由和公平角度讲正是国家的宏观调控使得资源的分配违背市场规律，社会不同行业收入分配不合理，衍生出从事摊贩行业的这些社会弱势群体。摊贩正是国家宏观调控的外部性受体。

（三）摊贩是外部性的主体

给予摊贩营业的权利的同时也要看到摊贩经营带来的外部性问题，这是从摊贩作为外部性的产生主体角度讲。摊贩经营扰乱正常的公共秩序，影响公共交通，存在欺骗消费者，污染环境的问题，而且由于其很多没有固定的营业场所以索赔几乎不可能，对于环境污染更是将经营成本直接转嫁给政府和他人。

摊贩存在的正当性也就在于其是市场发展产生的结果，其产生了负外部性的同时，也是外部性经济发展的承受主体，所以摊贩的存在是市场主体自由发展寻找出路的结果，如果人为的过分行政干预，试图抹杀这一主体存在的必要性，必将违背市场规律，构成对公民自由财产权的侵害。

二、基于公共选择理论分析

在经济活动中，经济学家认为我们思考问题必须基于“经济人”假设，将每个市场主体都想象为趋利避害，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人。而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在政治过程中，政府同样要被视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政府管理者负有提供不同种类公共产品的义务，管理者为了维护自身统治秩序需要获得最广泛的公众支持，但是政府资源有限，于是需要在不同公共产品之间做出权衡。以期获得最广泛支持，即实现帕累托最优。

一方面政府负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弱势群体利益的义务，所以为摊贩提供生存发展的空间是其当然的职责。从事摊贩的主体主要是处在贫困线边缘，缺乏稳定收入和社会保障的人，政府对这些人给予政策上的保护是宪法上平等权的体现。摊贩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城市失业人员的就业压力，解决了部分低收入人群的生活问题，给市民日常生活带来很大的便利；这些人与摊贩构成一个稳固的利益集团和供给链条，使得摊贩获得生存空间。

另一方面摊贩现象也带来了如占道经营、影响交通秩序、污染环境、影响市容、经营商品质量得不到有力保证等诸多问题。所以政府又负有维护交通秩序，城市卫生，维护消费者权利等多方面的职责。这些职责也构成一种公共产品，其需求者与摊贩存在利益冲突，政府需要从中衡平。

这些不同社会主体之间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在他们之间，对于公共产品的需求存在冲突或优先顺序考虑。那么如何在这种冲突中实现利益最大化，以获得最广泛民众支持就是政府管理者要考虑的问题。为了获得最广泛的群众支持，执政者会选择对待摊贩的态度，并采取不用的执法措施。这种态度和措施作为一种变量必将影响社会公众对于管理者的支持度。而在支持摊贩与取缔摊贩两个极限取值之间必然存在一个帕累托最优解，那将决定摊贩在多大程度上存在。而作为支持和取缔这两个极限取值都不会成为这个帕累托最优，这是经济学上的常识，正如上文所述因为此两者所耗费的资源同样趋向于极限，从成本效益分析将也不会成为管理者的选择结果。而且这两种选择必将失去一部分公众的的支持。所以从公共选择理论角度讲摊贩的存在是一个理性管理者的不二选择，他的存在只存在一个自由度多大的问题。

三、基于营业权分析

“营业权是指民事主体基于平等的营业机会和独立的投资主体、营业主体资格，可以自主地选择特定产业领域或特定商事事项作为其主营事项进行经营、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的营业活动而不受国家法律不合理限制和其他主体干预的权利。营业权的基本内涵包括营业机会的平等享有、营业资格的自由取得、营业领域的自由选择、营业事项的自主决定，营业方式的自我决定、经营管理的独立决策以及营业侵权的救济等。营业权作为一种民事权利具有典型的私权性质，是民事主体财产自由权在营业领域的展开和扩张，是一种与就业权具有等值意义的个体经济发展权。” 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中规定“人人应有机会凭其自由选择和接受的工作来谋生的权利。”

从维护公民的财产权的行使上讲，公民有权决定自己的财产如何处分和增值。国家不仅具有保护公民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职责，同样负有消极不作为，维护公民合法处置其资产的义务。物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对收益权的侵害同样是一种违法。但是营业权更加侧重于从动态角度分析民事主体获得财产，处置财产的权利，而物权则侧重从静态角度反应主体对财产的支配权属性。

我国承袭欧洲大陆法系以物权法为首，构建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的法律体系，然而这种静态法律秩序的维护，其实是对社会秩序这一法律最低位阶价值的维护。从法律价值角度讲实际上秩序并不能作为一种独立的价值而存在，一个社会追求的秩序必然是一种自由的或是平等的，或是有效率的秩序。所以可以说欧洲大陆法系维护的秩序尚缺乏一种价值追求，它处在一种价值中立的角度。也正因此在私有财产权保护上无法在动态上给出一个直观的态度。因为动态的财产权行使总是涉及社会公共利益或是第三方利益。正如摊贩问题涉及的外部性问题一样。国家在法律制度上没有一个价值取向，使得摊贩问题类似一个自然法问题在实然与应热之间产生冲突，不同人却又都能得出不同的但又合理的解决方法，这也正是摊贩这一主体现在存在的尴尬所在。上述外部性和公共选择理论都试图说明这一问题。

可以说正是这种法律体系使得我们对于摊贩的营业权长期无法给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各个地方对于流动摊贩的态度也是千差万别。无法认识摊贩营业行为是其财产权行使的结果，从而掩盖国家干预的不法性。

四、基于法律主体的层次发展理论分析

所谓商主体的层次发展理论是指伴随商事主体的经营规模的扩大和信用度的需求，法律设置不同的商事主体制度以适应其业务发展需要和资金需求。李建伟教授在《对我国商个人立法的分析与反思》一文中认为从小商人和农村承包个体户到个体工商户再到个人独资企业是商个人层次发展的路径。从小商人到个人独资企业，商人发展经历自由登记到强制登记，从无名商个人到有名商个人，从非组织商个人到组织商个人。所谓无名商主体是指在法定的商主体形态之外，拥有营业权从事营业活动的民事主体。摊贩就是无名商主体的典型代表。摊贩营业简单，成本低廉，对于没有资金的自然人从摊贩做起开展商事活动是个不错的选择。从法律主体的层次发展理论讲摊贩制度的存在是一国商事制度的基石，在其中蕴含了大量的潜在商主体，他们对市场经济起到激活和鼓励的作用，有利于市场主体的优胜劣汰。

但是现今我国《民法通则》中却规定自然人开展营业活动必须取得核准登记，实则没有区别商事主体登记和商事营业登记。自然人是必然的商事活动主体其主体资格不证自明，这与法人这一拟制主体不同。法人从事营业活动必须进行主体登记，然后才能取得营业登记的主体资格。“但对于商个人而言，由于自然人的法律身份乃是天赋的，无须登记，所以不存在主体登记程序。又由于自然人的营业权乃是宪法、法律赋予的基本民事（商事）权利，所以商事登记的意义在于确认商个人的营业资格，排除由于公务人员身份等原因不得从事营业的人，向公示其经营信息，为社会公众提供最低限度的保护。” 所以从商自然人到商法人、从无限公司到有限公司、从人合到资合，是商事主体发展的层次需要。

笔者认为李建伟教授的观点值得借鉴，实际上对于摊贩来说发展到一定的程度试图通过商事登记来彰显自己的商业信誉、取得商号是很有必要的，而对于营业额达到一定程度的强制其进行商事账簿记载并开征适当的营业税也是合适的。所以从维护商人自身利益以及维护市场安全角度对于达到一定规模的有固定的经营场所的小商人允许其自由登记为商人并受商法调整符合实质正义。

实际上在我国商事法律制度中对于层次发展理论缺乏应有的认识。在商个人上如此在公司法人上同样如此。依照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对于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转化缺乏法律调整规范，而在一人有限公司与有限责任公司之间更是规定一人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实缴资本且高于有限责任公司。这样的制度安排缺乏灵活性，使得法律的调整和商主体的层次发展存在冲突。这样的制度设计与法律主体层次发展理论完全相违背。

我国台湾地区《摊贩管理规则》第4条规定：“现有之公、民有市场摊（铺）位，应尽量容纳摊贩，如市场摊贩不敷时，主管机关应会同有关机关指定摊贩临时集中区（段）及营业时间，发证管理。”台湾地区对于市场内摊贩的规范已经脱离摊贩管理体制进入市场管理法范畴，所以此处可知有固定摊位的摊贩已经取得市场主体地位而与没有摊位的小规模摊贩不同，这些摊贩的成长正是验证了层次发展理论。《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条例》第30条规定：“市、区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引导流动商贩入场（室）从事合法经营。”这同样是层次发展理论的体现。从层次发展理论角度，对于摊贩这一群体内部还有必要做出不同层次的法律制度设计，以更好的适应摊贩自身的发展。如台湾地区就将摊贩划分为流动摊贩和固定摊贩进行不同的制度设计。

地摊经济的市场分析范文第3篇

关键词：非正规就业 摊贩经济 摊贩管理

一、概 述

（一）非正规就业相关理论阐述

1、非正规就业概念及界定

所谓非正规就业，是指在付酬、劳动时间、劳动关系、工作形态、社会保障及经营活动等方面不稳定或不规范而与正规就业有性质上区别的劳动就业形式。对非正规就业，在经济学上我们首先得给出科学的界定，使之可以被确认，从而可以被归类和管理。

引用张彦教授的界定方法，我们可以把非正规就业不同于正规就业的界定要素列举如下①：（1）就业与社会保障体系之间几乎没有制度性联系；（2）劳动时间不固定；（3）收入不稳定，非标准工资雇佣方式；（4）劳动关系不规范、不稳定；（5）劳务收入经常处于税务监管的“盲区”，经营活动处在法律法规的边缘不易统计；（6）家庭所有制及自我雇佣等工作形态。上述六条标准之中只要有一条符合便不是正规就业。尤其是要注意“非正规就业”与违法就业的区别，即以劳动方式取得收入及总体上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有利作为其合法性的界限，不能逾越。

2、我国非正规就业门类

非正规就业是由个人、家庭或合伙自办的微型经营实体以及以社区、企业、非政府组织为依托，以创造就业和收入为主要经营目标的自救性和公益性组织及其他自负盈亏的劳动领域。如：（1）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2）正规部门里的非正规就业，如短期临时就业、劳务派遣就业等；（3）第三类是以独立的服务者或机动劳动者存在的经济形式。主要指摊贩经济、家政服务行业等从事各种临时性和零星就业的部门。摊贩经济是非正规就业里面规模最大、数量最多、涉及面最广的领域，而且其比重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3、我国城市非正规就业的重要战略意义

“2008年12月中国社科院的《社会蓝皮书》显示，国内实际失业率已达9.4%，再加上今年大学生、农民工、下岗人员三支就业大军的叠加，就业形势极为严峻。而非正规就业对扩大就业、缓解压力的贡献率已超过50%” ②。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优胜劣汰之下淘汰出了大部分下岗职工和低素质人群，他们赶不上经济腾飞的马车，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所以发挥非正规就业“就业海绵”的作用，积极鼓励和支持非正规就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对缓解就业压力具有战略性的意义。

（二）摊贩经济相关理论阐述

1、摊贩经济的定义

所谓摊贩，亦称小摊贩，专指那些无经营执照、无经营房屋、无固定经营时间、被纳入城管取缔的个体小商品经营者。摊贩经济，即街头贩卖活动，是人类史上历史悠久、普遍存在的一种经济业态。从我国古代的“贩夫走卒，引车卖浆”，到近现代走街串巷的街头叫卖者，如卖菜的、剃头的、挑货郎担的，一直发展到当代的摊贩商业街，如我国北京的秀水街以及各个社区之间的早市等。还有香港的庙街夜市售卖品种异常丰富、货品极富特色而且价廉物美。每年各大高校里的跳蚤市场，临时布阵很多学生组织的摊位售卖各种书籍、衣物、学习用具等。而在美国也存在着很多摊贩市场，如波士顿的Faneuil Hall，芝加哥的Maxwell街市，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如今已形成城市中重要的风景线。

2、摊贩经济的特征

各国的摊贩经济虽然各不相同，但是他们有共同的经济特征：

第一，从业主体大多为城市下岗工人、失地农民、部分自产自销的农民以及外来务工人员。其共同的特点是为生活所迫从事摊贩，文化程度较低，属于社会弱势群体。

第二，摊点经营规模比较小，经营生产场所不固定。摊贩往往可以通过步行、肩挑、车运等方式在不同的地方流动性地进行商品或者服务交易。也有一些比较固定地点营业的摊贩，但是经常受到城管部门的驱赶，被迫流动。

第三，贩卖的商品大多数为价值不高的日用品。如衣饰、玩具、三无产品和盗版电子产品以及各类农产品，如时令蔬菜、水果等。另外还提供人们日常生活必需的一些服务，如修理家具、收购废弃物、擦鞋等服务。这些商品和服务满足了城市“贫民窟”中低收入群体的生活需求。

3、关于摊贩经济的几种观点

（1）取缔主义。此观点认为摊贩对城市市容造成极大破坏，应该予以取缔。学者们认为摊贩们是“脏、乱、差”的代名词，破坏城市环境，影响城市形象。摊贩们降低了城市品位，与实现城市现代化目标严重不符，将摊贩们视为白色经济的“眼中钉”、“肉中刺”，是社会问题的制造者。

（2）鼓励发展。这是在2004年在日本福冈市九州大学召开的“亚洲摊贩国际研讨会”中亚洲各国专家学者们达成的共识。此观点认为摊贩经济为城市的发展带来了活力，为经济繁荣带来了黎明前的曙光，应该支持鼓励并且合理引导。

（3）客观观点。此观点认为摊贩经济是社会经济的组成部分，其经营活动已经有悠久的历史，在世界各国广泛存在并发展着，是一种必然长期存在的经济现象。之所以现在政府部门与摊贩的对立，是因为摊贩经济的新发展与旧的管理机制不匹配。

二、发展摊贩经济带动非正规就业

（一）摊贩经济与城市非正规就业的经济联系

摊贩经济作为非正规就业形式的一种，与非正规就业是被包含和包含的关系，二者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存在着一致性。从摊贩经济和非正规就业的经济联系上来讲，要促进非正规就业部门就业，摊贩经济吸纳就业的能力是重要推动力，根据有关资料分析预测，摊贩经济在促进非正规就业方面所起到的拉动作用将扮演着就业“火车头”的角色。

1、非正规就业者大军里面大多从事摊贩买卖

摊贩经济从业人员在非正规部门就业人员中占据大部分。摆摊设点进行经营是非正规就业中最常见的形式，也是人们日常经济生活中接触最多的，关系最为密切的。从别的就业岗位转向摊贩经营，与其他非正规就业门类相比，降低了从业转换成本。

2、摊贩经济的市场需求所对应的人群恰恰是非正规就业者

从事非正规就业的人员，收入少，购买能力低下，而摊贩提供给他们的商品和服务因为价格低廉、品种多样化、生活化，能够满足日常生活需求，所以这部分人群对摊贩经济存在着很强的依赖性。如果摊贩经济被取缔，这部分人群的生计将受到严重威胁，从而会加剧贫困，引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3、摊贩经济从业门槛在非正规就业领域是最低的

既不需要什么劳动合同、口头协议，也不需要受制于其他雇主，找个空闲的地皮，去批发市场批发几样小东西，摆个摊点就能做生意赚钱。与其他非正规就业部门相比较起来简单易行，而且事实证明，摊贩的扩张恰恰引起了非正规就业率同比上升，直接导致了非正规部门就业的扩大。

（二）摊贩经济对促进非正规就业的重要意义

摊贩经济形式是摊贩从业人员由非正规就业转向正规就业的一个“驿站”，发挥摊贩经济在非正规就业领域中的“内部动力”效应，可以降低由于“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就业低效率。摊贩行业不仅解决了摊贩业主自身的就业问题，还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给同类经济群体，起到了双向就业的积极作用。非正规就业为摊贩经济披上了合法的外衣，摊贩经济促进了非正规就业率的提升。预测以后的就业趋势，摊贩经济的“火车头”带动作用在促进非正规就业领域将会愈发的明显。

三、发展摊贩经济相关对策建议

（一）规范市场秩序

为加强管理，政府应该设置“摊贩中心”，专门对摊贩进行专业性的规范化的管理。对迁人摊贩中心的摊贩发给牌照，赋予合法性，降低赋税，规范摊贩市场经营，引导摊贩自觉迁入与迁出。将摊贩中心打造成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中心，展现地道风味和传统意蕴，延续街头文化。

（二）明确摊贩产权

复旦大学刘新宇博士曾经指出摊贩管理低效背后的根源其实是产权的错置，解决问题的出路是明确摊贩的产权。在治理过程中承认摊贩的设摊权，并降低申请设摊的成本，在规范摊点的同时明确摊点所对应的摊贩业主，明文规定其应该遵守的市场法则，并形成长效机制，减少在以后摆摊设点的不稳定性而引起的各种利益冲突。产权明确，摊贩经营岗位稳定，避免了摊贩业主进入“失业—再失业—又失业”的怪圈。

（三）摊贩自治

鼓励摊贩成立自治团体，应用各种激励措施加强摊贩内部的自我管理。不仅可以减轻城管执法负担，还可以实现摊贩的结社自由和经济自由的基本权利，协助解决城管日常执法与摊贩的纠纷，减少暴力执法、暴力抗法而引起的动乱。摊贩“自治”将有利于就业者自我管理、自我提升，降低经营成本和失业风险，也有利于提高城管部门的管理效率。

（四）摊贩管理法制化

摊贩的管理在法律上还是一个盲点，缺失切实有效地法律提供根据和支持，使得我国摊贩经济发展在规范上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城管人员执法理念低，执法程序不合法，管理活动缺乏监督等。摊贩业主们的合法权益得不到维护，在抵抗过程中酿成了人间悲剧。国家应该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让摊贩经营活动和城管的管理活动和谐进行，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五）完善政府经济职能

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大都针对正规经济设计，触碰不到非正规经济的边缘，对非正规经济的管理只能严重缺失，尤其是在摊贩经济的规范与管理上就更少涉入。完善政府经济职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发展摊贩经济的有效途径。将政府经济职能的十六字方阵“经济调节、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落实到摊贩的管理上。

四、结 论

摊贩经济的管理与非正规就业的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理论上应加强摊贩经济与非正规就业经济联系的研究，完善理论的不足，为经济决策者提供理论建议。实践中，政府应该发挥宏观调控的积极作用，认真履行经济职能。总的来说，要以发展摊贩经济为手段，带动非正规就业为目的，帮助从业者走向健康长久就业之路，这对于缓解我国就业压力，维持健康持续快速发展的经济态势，促进社会和谐具有战略性意义。

注释：

①张彦. 非正规就业：政策调整和制度创新.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②引自长沙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非正规就业：破解就业难题的新途. 2010.08

参考文献：

[1]何松. 我国发展非正规就业面临的问题与政策建议[J]. 北京：商业时代，2009（3）

[2]王会涛，汪戎. 我国非正规就业发展问题及对策研究综述[J]. 黑龙江：北方经贸，2011（1）

[3]张占勤. 城管执法与摊贩经济[M]. 河北：宝鸡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地摊经济的市场分析范文第4篇

关键词：摊贩； 非正式空间占据； 街道使用者逻辑

Abstract: the urban mass promote urbanization brought "informal", vendors this special group in the city informal economy and informal employment under the creative of street space occupied, forming informal space. This is not only convenient to have brought to the city, rich and vibrant streets atmosphere, also brought the city, confusion, disorder of the streets of the ZhanDao business problems. In this paper a university in wuhan city surrounding vendors group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informal vendors in the space of the formation, use of the impact of the situation,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words: vendors; Informal space occupied; Street users logic

中图分类号：F291.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 城市中的“非正式”

在城市快速扩张的今天，大量的劳动力来到城市，参与城市的建设，他们活跃在建筑工地上、忙碌于餐馆小店里、穿行在大街小巷内。这些“非正式”的城市居民给城市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城市带来了诸多与“非正式”相关的问题和思考。

1.1非正式经济

经过多年的讨论和研究，在1992年1月第15界国际劳工统计大会上，与会学者们共同确定了非正规经济的定义：“从广义上说，非正规部门由为有关人员创造机会和提供收入为根本目的，从事产品生产和劳务的单位构成，其特点是组织水平低，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和资本之间基本没有或没有分工，生产规模小。”

1.2非正式空间

在非正式经济的背景下，流动短工、摊贩占据城市众多的中间地带，这些不能被城市完全接纳的居民，使用着非传统空间意义上的非正式空间，而这种非正式空间占据的主要动力主要是为了单纯的经济上的生存。目前对于非正式空间还未有一个概念明确的定义，但可以确定的与城市化带来的大批劳动力涌入城市，不能被城市正规经济和正规就业消化和接纳，而形成的非正规经济和非正规就业有着密切联系。

2 城市街道“规划外”的空间

2.1城市街道规划中的政治和商业空间

在传统中国城市中，街道除承担交通的基本功能外，也为自由市场和休闲娱乐提供了部分空间，而在现代城市中，街道成为了店铺外最重要的商业空间，街边林立的饭店、旅馆、茶楼、沿街叫卖的摊贩等。构成了丰富多彩的街头商业文化。

简雅各布斯从街道开始，通过对邻里、人行道、交叉路口研究，发现了街道邻里间通过众人所达成的街头协议所形成的非正式城市秩序，以及由此维系的围观政治秩序，她曾说： “维持秩序的正式公制度只有在这种丰富的非正式公共生活支持下才能成功地发挥作用……所有的都是由当事人来衡量的，而不是由他人强加的，是来源于相互支持和信任，能及时满足个人或邻里需要的资源。”(1)

有国内学者通过对街头文化考察，研究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及与地方政治的联系，认为“街头是城市最重要的公共空间，他们不仅担负着城市的交通，而且还是日常生活、经济行为的载体。”(2)

2.2“规划外”的存在——城市摊贩的非正式空间占据

通过摊贩们在空间上的占用可以观察到不同时间和空间策略。例如，街边的煎饼小贩市场以一种时间上的精密协调的顺序出现，清早大人孩子上班上学的时段和下午下班放学的时段，煎饼小贩们会集中成片的出现，其他时间又隐匿不见；公园的门口清早是菜贩子们摆摊卖菜的市场，白天换成卖儿童玩具、气球的摊贩做生意，晚上则是周边居民的停车场；自行车修理工市场躲在比街道更低一级的小道口处，独享他的“垄断”。

另一种则是，非正式空间的占据者栖息封闭的单元周围并由此产生了一个与周围环境的共生体。例如，大学校门口常有没有正规营运牌照的“黑车”；在居住小区门口有鞋匠、裁缝和回收废品的小贩等。这些城市的间隔地带提供的服务几乎无所不包，摊贩们解决自身经济生存需要的同时也为周围暂居或定居人群提供的极大的生活便利，与周围环境相互依存、互利共生。

通过以上两类不同形式的非正式空间占据的分析可以发现，不同的非正式占据方式的并存，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导致相互间的压制，反而是促进了相互间的互补。整个非正式空间占据的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灵活互补的自我组织体系，一个紧密的货物与服务供应网络。

2.3城市摊贩的行为空间分析——以武汉市某大学周边摊贩据点为例

本文选取了武汉某一重点大学周边摊贩据点为对象，进行城市摊贩行为空间的分析研究。该大学位于武汉市武昌区主次干道交汇处，属于武昌中心地区的边缘。学校周围的各种商业非常发达，各种形式和种类的商业比较齐全，具有比较典型的各种类型摊贩行为空间模式，故选此地作为本次研究的对象。

2.3.1摊贩与门面商铺之间的行为空间关系

摊贩通常选择在商铺与商铺之间的间隔或是与商铺相隔一定距离的人行道上摆摊设点。

这一类的摊贩有时需要与固定商铺的老板进行不同方式的协商，通常分为：

（1）人情协商。这一类摊贩通常在大的超市、铺面门口旁设摊，因与这些商店老板有人情关系，感情较好，基本不用额外的支付金钱给超市，也不用额外的占用街道的空间，就可以拥有人流量大、客源稳定、其他摊贩无比羡慕的最佳位置。然后在超市、铺面缺人手的时候帮忙，为这些被占用门口边缘空间的老板提供便利，以获得长久良好的私交，得以持续的使用这样良好的地理位置。

（2）沉默协商。这所高校周边的旅行社、邮局、银行等，都有固定的营业时间，每天下午5:30那道卷闸门被拉下来的时候，原先的空间就在瞬间消失了它的商业意义(3)。这时，摊贩们就趁机抢占位置，布置摊位，熟练的摆放自己的商品，只在一瞬间这些摊贩们就彻底改变了整个街景。

地摊经济的市场分析范文第5篇

关键词：城管；流动商贩；博弈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户籍制度的开放，越来越多的下岗工人、农民融入城市自谋职业，但由于文化水平程度不高，技能不熟练等因素的限制而无法进入城市的正规行业工作，于是街头摊贩成为他们维持生活的最佳职业选择。流动摊贩1是指无固定经营场所、无营业执照、无注册资金，也没有合法摊位证，且流动性大的摊贩。不可否认的是，流动商贩在给城市居民生活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因为乱摆摊带来一些负面影响，给城市环境、交通、市容等带来损害；给市场监管部门统一管理带来不便；侵害正规商贩的正当权益等。因为流动商贩摆摊的外部不经济，城管部门负有监管责任。本文中的城管是指行使对无照占道经营的摊贩的集中处罚权的城管执法组织或非特定的个人。在就业形势严峻的条件下，流动商贩生存需求与城管部门职责管理之间产生矛盾。针对城管与流动商贩的矛盾问题，国内学者提出了很多的管理方法建议，如颁发许可证使流动商贩走向正规经营等。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博弈论基本原理――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理论分析城管与流动商贩之间的关系，以期为城市和谐发展提出对策和建议。

一、文献综述

纵观文献对流动商贩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流动商贩治理模式的研究。黄文芳认为，对于地摊的作用要一分为二地看待，地摊的存在提升了城市的活力，展现了城市的特色，彰显了城市多样化，并且提高了城市公共空间的合理利用效率，方便了市民的生活。主张通过构建社区摊贩自治管理模式和完善相关制度环境，实现治理和包容并重的方式。徐善登认为，城管形象被垢病，使计划经济时代建立起来的一元化城管模式陷入了困境。徐善登主张采取多元化治理模式，通过改进政府治理理念，与企业开展合作，建立和扶持摊贩组织，依靠社区这个较为健全的城市基层自治组织，让市民参与城管事务，最终形成城市政府、市场、第三部门合作的治理合力，使城管问题得到有效解决。（2）流动商贩与城管的博弈研究。王菲建立了流动小摊贩与城管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指出由于信息不对称、错误预期，博弈陷入“经营、围堵”的结果。同时城管部门管理形式单一、执法方式不当加重了两者的矛盾。向彦任通过城管与小商贩合作前后博弈模型的分析指出，如果城管选择帮扶小商贩，他们的效应可同时提高，两者将最终走向合作。

虽然学者们对流动商贩的治理模式以及简单罚款、颁发许可证、帮扶等模式下的流动商贩和城管的博弈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没有对流动商贩规范经营的积极性问题进行研究，尤其是没有区分流动商贩因政府帮扶获得的收入及因规范摆摊导致的收入减少。本文在修改帮扶策略即引入赏罚分明策略下，分析流动商贩与城管之间的博弈并研究流动商贩规范经营的积极性问题。

二、赏罚分明策略的博弈分析

1.赏罚分明策略模型建立

赏罚分明策略模型的基础是帮扶策略。帮扶策略是指流动商贩免费参加城管部门组织的小商贩经营教育，在实施该政策后，对小商贩的检查就集中在检查小商贩的摊位经营是否按照规范，对于不按规范的小商贩予以罚款，对于按照规范经营的小商贩实行帮扶；询问其经营中是否存在困难，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助其解决困难。这样，一部分小商贩为免于罚款会选择规范经营，一部分小商贩会为追求违规经营，如延长营业时间、扩大地摊范围等产生的额外利润而选择违规经营。但帮扶策略并没有区分流动商贩规范经营中因政府的帮助而获得的收入增加部分和非政府帮助的营业收入部分。赏罚分明政策正是基于这两者的区分基础下的一种策略。

赏罚分明对策即对积极配合城管管理的流动商贩予以奖励（包括物质奖励和因政府指导其规范经营而获得营业收入增加的奖励等）。而对不配合城管管理或对城市环境和交通造成破坏的流动商贩予以一定程度惩罚的一种策略。假设城管实施赏罚分明策略所得到的名誉收入为R（当城管检查或流动商贩规范摆摊时，城管部门能获得名誉收入），检查所付出的人力成本为D，不检查时流动商贩对外界环境和交通等造成的破坏损失为C，流动商贩违规摆摊所获得的收入为S，规范摆摊所获得的收入为S1（S1是排除了流动商贩因政府奖励或政府指导经营导致的营业收入的增加额），规范摆摊得到政府的奖励为A，违规摆摊得到政府的惩罚为B。在这种假设下，流动商贩的战略空间为违规摆摊、规范摆摊和不摆摊三种战略选择。当城管在选择检查时，流动商贩的三种战略支付分别为-B，S1+A，0，对应城管的支付为R-D，R-D，-D；当城管不检查时，流动商贩的三种战略支付分别为S，S1，0，对应城管的支付为-C，R，0；可表示为表1：

表1：流动商贩和城管的利益博弈

[＼&违规摆摊＼&规范摆摊＼&不摆摊＼&检查＼&（R-D，-B）＼&（R-D，S1+A）＼&（-D，0）＼&不检查＼&（-C，S）＼&（R，S1）＼&（0，0）＼&]

可以看出对小商贩来说不摆摊策略劣于规范摆摊和违规摆摊策略，故将这个策略剔除，剔除后的支付矩阵可用表2表示：

表2：流动商贩和城管的利益博弈

（剔除严格劣策略后）

[＼&违规摆摊＼&规范摆摊＼&检查＼&（R-D，-B）＼&（R-D，S1+A）＼&不检查＼&（-C，S）＼&（R，S1）＼&]

我们用α表示城管检查的概率，用θ表示流动商贩违规摆摊的概率，给定θ，城管选择检查（α=1）时和选择不检查（α=0）时，政府的期望收益分别是：

[πG（1，θ）=（R-D）?θ+（R-D）?（1-θ）=R-DπG（0，θ）=（-C）?θ+R?（1-θ）=R-（C+R）?θ解 πG（1，θ）=πG（0，θ） 得θ*=DC+R 。]

即如果流动商贩违规摆摊的概率小于[θ*=DC+R]，城管的最优选择是不检查；即如果流动商贩违规摆摊的概率大于[θ*=DC+R]，城管的最优选择是检查；即如果流动商贩违规摆摊的概率等于[α*=S-S1A+B+S]，城管随机地选择检查或不检查。

给定α，流动商贩选择违规摆摊（θ=1）时和选择规范摆摊（θ=0）时，流动商贩的期望收益分别是：

[πF=（α，1）=（-B）?α+S?（1-α）=S-（S+B）?απF（α，0）=（S1+A）?α+S1?（1-α）=S1+A?α解πF（α，1）=πF（α，0）得α*=S-S1A+B+S 。]

即：如果城管检查的概率小于[α*=S-S1A+B+S]，流动商贩的最优选择是违规摆摊；如果城管检查的概率大于[α*=S-S1A+B+S]，流动商贩的最优选择是规范摆摊；如果城管检查的概率等于[α*=S-S1A+B+S]，流动商贩的随机选择违规摆摊或规范摆摊。

因此混合战略纳什均衡是

[α*=S-S1A+B+S ， θ*=DC+R]

因此的期望收益是[πG=R-D]

流动商贩的期望收益是

[πF=A?S+B?S1+S2A+B+S]

2.赏罚分明策略的结果分析

（1）在赏罚分明的策略下，流动商贩和城管之间博弈的混合战略纳什均衡是：[θ*=DC+R ，α*=S-S1A+B+S]，即城管以[α*=S-S1A+B+S]的概率检查，流动商贩以[DC+R]的概率规范摆摊。这个均衡一个很合理的解释是，经济中有很多流动商贩，其中有[DC+R]比例的流动商贩选择违规摆摊，有[（1-DC+R）]比例的流动商贩选择规范摆摊。

（2）流动商贩和城管之间博弈的纳什均衡与检查的人力资本投入D，获得的名誉收入R及对城市环境和交通等的破坏C有关。投入的人力资本越多，即检查成本越高，获得的名誉收入越多，对城市环境和交通的破坏越大，流动商贩选择违规摆摊的概率就越高。对城市环境和交通等的破坏损失C越多，流动商贩选择规范摆摊的概率越高的原因是因为对城市环境和交通等的破坏损失C越多，城管检查的概率就越高、投入检查的成本就越高，从而流动商贩违规摆摊的概率就越小。

（3）在赏罚分明的策略下，流动商贩的期望收益是

1若S1

[S1=A?S1+B?S1+S?S1A+B+X

2若S1=S，则

[S1=πF=A?S+B?S1+S2A+B+S=S]

3若S1>S，则

[πF=A?S+B?S1+S2A+B+S>S]

由以上分析可知：在S1S，那么流动商贩就会积极遵守城市的规划管理，进而帮扶补贴政策就会奏效。

三、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1.研究结论

由前人研究获知：免费帮扶策略虽然比简单罚款和颁发许可证等策略增加了流动商贩的期望收益，也降低了城管检查次数，节约了政府开支，但并没有使流动商贩的期望收益高于没有城市管理制度下的利润，即流动商贩没有积极性去遵守城市的管理制度。在修改帮扶策略即赏罚分明策略下，流动商贩的期望收益为[πF=A?S+B?S1+S2A+B+S]，只有当S1>S时，流动商贩才有积极性去遵守城市管理制度，真正影响流动商贩遵守城市管理制度的积极性因素是收入，只要收入增加，流动商贩遵守城市管理制度的积极性就越高。

2.政策建议

由以上分析可知，要真正解决流动商贩与城管之间的矛盾，就要使没有城市管理下，流动商贩所能获得的利润高于在赏罚分明制度，即补贴下流动商贩的期望利润。或者换句话说，我们应该提高在有城市管理下流动商贩的利润，以期降低流动商贩遵守城市管理制度的不积极性。那么政府应做到：

（1）针对我国现阶段城市管理问题中的流动商贩治理问题，政府需要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鼓励创业、提供再就业培训机会以及进一步出台社会保障政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只有促进经济健康发展，才能使人民真正摆脱贫穷。

（2）现阶段我国的贫富差距很大，政府要着力解决贫富问题，保障民生并保护流动商贩在城市中生活的基本权益，给予流动商贩更多的关怀。

（3）城管部门应该提高自身素质、柔性执法，避免对流动商贩严厉训斥而是采取劝说教育等。对违规摆摊的流动商贩告知其对城市交通、环境等的危害，进行思想教育并使流动商贩相信在长期的城市管理制度下，经济能更好地发展，进而能为流动商贩带来利润。劝说流动商贩配合城管执法，选择按规范经营，避免直接冲突。同时政府也要向公众申明，政府并非排斥流动商贩，而是希望流动商贩能按规定经营，希望他们能在不影响城市交通、卫生等前提下实现利润。

除了上述三条增加流动商贩经营利润的建议外，还需要对正在经营的流动商贩制定规定，即为流动商贩规定营业时间、划定经营区域、提出垃圾投放要求等。只有制定了明确的规定，流动商贩才能知道规范摆摊和违规摆摊的界限，城管才能判断流动商贩是合法经营还是非法经营。

引文注释

1王亚新.公共视角下城市流动商贩管路[J].当代经济管理，2009（8）：77―80.

2李洪普.上海市流动摊贩的治理研究[D].2010：1―7.

3黄文芳.试论摊贩管理中的治理与包容[J].环境卫生工程，2008（5）：55―58.

4徐善登.城管形象重塑的治理之维――一种有限治理的视角[J].消费导刊，2009（l）.

5王菲.城管执法困境分析――以崔英杰事件为例 [J]. 理论前沿，2011（7）：315-317.

6向彦任.从博弈论角度分析城管与小商贩的关系 [J]. 现代商业，2011（3）：170-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