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调生培训个人总结范文第1篇

【关键词】干部教育；培训；调查

中图分类号：C975文献标识码： A

为深入掌握我省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情况，不断满足岗位需求和干部自主选学需求，提升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我们在2013年开展的青海省干部选学的过程中发放调查问卷表，积极开展了调研。共发放调查问卷200份，收回180份，收回率为90%，有效问卷180份。现将调查情况汇总分析如下：

一、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接受调查的年龄结构为：35岁以下110人、36-40岁之间15人、41岁-45岁之间21人、46-50岁之间24人、51岁-55岁之间10人。学历结构方面：博士研究生2人、硕士研究生5人、大学本科生164人、大专以下10人。总体上来看，参加培训者具有年轻干部多、学历高的特点，人员区域分布也较为均匀。

二、对培训的总体评价

干部自主选学工作是组织部在我省开展的一项提升素质的重要工作，为了进一步掌握培训工作的效果，我们设计了问卷，学员对自主选学工作评价如下：

1.培训总体效果评价

有28.22%的干部选择了“很满意”选项；有49.38%的干部选择了“满意”选项；有21.99%的干部选择了“一般”选项；只有0.004%的干部选择了“不满意”。大多数人认为：效果良好，覆盖面广，缓解了工学矛盾，满足了学员的自主需要和工作需要；通过学员的整体评价，有利于不断深化教学改革，提高培训质量，为今后工作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培训内容针对性评价

自主选学工作是针对干部的培训，其内容有利于干部素质的提升。调查结果显示：有19.38%的干部选择了“很强”；有50%的干部选择了“强”；有30.62%的干部选择了“一般”选项，没有人选择“差’选项。这说明我省干部培训工作在培训内容上是下了大功夫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有30.62%的人认为培训内容“一般”，说明培训内容虽然满足了整体需求。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干部的需求主要集中为四种能力：一是工作创新能力，选择率为63%；二是问题综合分析能力，选择率为57%；三是调查研究能力，选择率为32%；四是应对突发事件能力，选择率为30%。公共服务能力的选择率最低，仅为12%，说明尚需强化公众服务意识。

3.培训方式方法实效性评价

培训方法是工作的方式与手段，有效的培训方法可以提高工作的实效性。调查显示：有18.22%的干部选择了“很强”；有48.18%的干部选择了“强”；有33.6%的干部选择了“一般”，没有人选择“差”选项。说明我们在培训方式方法的创新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与传统的教学模式相比，干部更倾向于实践考察、交流式教学和专题调研。

4.专职教师教学水平评价

教学水平的高低，关乎培训工作的质量。在问卷中，有26.34%的干部选择了“很满意”；有62.55%的干部选择了“满意”；有10.84%的干部选择了“一般”选项；没有人选择“不满意”选项。说明我们这些年在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此次选取授课老师具有学术理论水平和研究水平都比较高，专题内容与实际情况结合得很紧密，对学员有一定的指导性，帮助学员解决了实际问题。

5.提高自身能力和素质评价

干部自主选学课程的目的是提高干部的自身素质。有42.06%的干部选择了“很有帮助”；53.17%的干部选择了“有帮助”；0.039%的干部选择了“一般”；有0.008%的干部选择了“没有帮助”选项。足见我省干部教育培训发展的目标是明确的，路子是正确的，对我省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都是非常有益的。

三、启示与建议

从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干部认为通过接受培训，更加系统地进行理论学习，汲取了新知识，作用与效果都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中，仍然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改进或完善。

1.进一步完善培训体制。有学员反映当前的干部培训体制有待完善，最突出的问题是参加培训的机会不均等，省级机关干部的培训机会要比基层级干部的机会多，建议适当将调训制度向基层干部倾斜。

2.增加培训方式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很多干部认为，培训机构提供菜单式选择，效果良好，覆盖面广，满足了学员的自主需求和工作需要。但是，我省培训机构规定每个班30人以上才能开班，存在着学员想学的专题不能开班的矛盾。

3.创新培训内容加强针对性和实用性。在实际教学中要熟悉干部学习心理特点，提高学员的参与意识和联系实际的应用。从学员报专题情况来看，当前热点问题、工作压力心理调节、快乐健康等方面的专题受到普遍关注。因此，应该将比较集中的作为教育培训的重点课程。同时，由于不同个体的干部在知识结构、工作和生活经历等方面存在着个体的差异，干部培训课程体系应针对干部的个体需求，设计具有个性化的课程内容的培训。

4.进一步提高培训师资力量。在前面的调查中，尽管学员对教师群体授课的满意度颇高，但是我们也看到现在干部的整体文化水平与知识层次越来越高，这就要求我们的授课教师必须要有很高的学术水平或很专的知识才能。从目前来看，理论联系实际、研究型和应用性并重的教师还是偏少，在今后的工作中，应该逐步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积极吸纳高级人才。

5.不同培训机构根据自身优势推出品牌课程。从2014年干部培训可以看出，干部对培训机构选择是有倾向性的。如党校的《当代世界热点、重大问题及发展趋势》专题有56人参加学习，青海师范大学的《心理压力调试与和谐人际关系》专题有55人参加学习，青海广播电视大学的《数码照相与制作基础》有53人参加学习。由此，各培训机构不断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课程品牌显得非常重要。

广大干部的知识水平和工作能力，始终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是干部培训工作的使命。要始终坚持把教育培训与实践锻炼统筹起来，使干部在实践锻炼中增长新知识、新技能，真正做到学有所获、学以致用。必须创新培训形式，针对干部学习心理特点转变培训方式，由单一的课堂授课辅导向多元化、灵活性的教学方式转变，增加教学过程中的互动性，多开设一些情景模拟、案例讨论分析，增强学员与老师之间、学员与学员之间的互动与交流，提高干部分析问题能力和行政操作能力。

参考文献：

[1]钱东明.学员特征对干部在线学习影响初探[J].华东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系开放教育研究，2011（2）

选调生培训个人总结范文第2篇

一、项目研发——有效管理的基础

培训项目研发有两层含义：所谓“研”就是通过对教师培训需求的调查研究和分析，确定培训主题、内容和对象，研制培训方案；所谓“发”就是培训项目经审核批准后，项目计划书，供教师自主选择。

项目研发的第一步是要组建研发团队，团队成员既要有教学实践经验丰富的名师，也要有理论研究型的专家、教授，还要有熟悉教师成长和培训规律的培训师。我县在“多主体项目研发”过程中，组织发动了11位县级首席导师，65位县级学科培训导师，还聘请了在甬高校和宁波市师干训中心的部分专家，成立了多个项目研发团队。然后全面分析教师的个体需求、岗位需求和学校组织需求，梳理出多个主题，再结合学生和社会的期望确定申报项目的最佳内容。

在研制项目培训方案的过程中，首先要进行培训目标定位，准确把握处于“适应期”、“发展期”、“成熟期”等不同发展时期的教师的成长需求，避免培训内容“不合胃口”和“不适应”现象的发生。其次要有效整合培训资源。教师培训的核心资源是智力资源，主要包括人力资源、课程资源、教学资源和技术资源，其中人力资源是智力资源的主体，它包含培训教师、培训管理者和学员，在培训中直接发挥着主导作用。为此，我们高度重视人力资源的整合。比如在《教科研论文写作与课题研究的一般方法》这一市级培训项目方案的研制过程中，我们分别邀请了省、市、县三级教育科研机构的负责人和省、市培训机构的专家，以及中小学特级教师共7人，对培训内容、培训课程、培训方式等进行选择和设计，还专程到杭州多次修改培训方案。同时非常重视发挥学员的主体作用，在培训前三个月便给学员寄发培训预备通知，请他们将自己撰写的论文或课题申报书的电子稿提前半个月发给项目组，以便授课教师组织讲评和研讨。

当培训方案形成后，县师训中心要组织由专家组成的专业指导委员会对每一个项目方案进行审核，然后报主管部门批准后，即进入省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培训管理平台，让教师自主选择报名。在项目环节，要充分强调规范性。不仅《项目申报书》的填写要规范、完整，更要十分注意操作程序的严肃性。

俗话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项目研发作为培训的起步阶段，直接关系到培训的针对性，起到了定方向、设蓝图的作用，如果需求定位不准确，课程与活动设计脱离学员实际，必将导致项目培训的低效。因此，只有抓好项目研发过程的管理，才能为培训取得良好效果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过程实施——有效管理的关键

要保证教师培训项目的质量，首先，培训方案要适合教师需求。其次，培训实施过程的有效管理非常重要，因为它既是落实培训方案的具体过程，又是检验培训方案是否切实可行的试金石。因此，施训过程的管理也就成了培训项目管理中最主要的环节，也是整个项目成败的关键所在。

为了提高效率、落实责任，我县在项目实施过程管理中采取了项目负责人领导下的“组班教师负责制”。所谓“组班教师”即全面负责某一个培训班级所有培训活动组织与管理的专职人员，集班主任、项目秘书、信息档案与后勤管理职能于一身。组班教师不仅要负责培训班级的学员报到、培训考勤、信息报道与反馈，还要配合导师做好培训组织和学员作业的收集、班级培训总结的撰写、优秀学员的评选等工作，项目负责人和其他职能部门则做好指导、协助工作。

在首次项目培训时，组班教师要做好学员报到的服务管理工作，热情耐心地指导学员签到、缴费、领取学习资料并交待一些注意事项。对于90学时以上的长项目培训，还要做好开班典礼的服务工作；短项目，由组班教师简要介绍该培训项目的背景、概况与要求即可。

我县学科教师90学时脱产培训项目实行的是首席导师负责制下的“导师+基地”培训模式，此模式的特点是由一位特级教师或名优教师作为首席导师，再聘请县内外的名师、骨干教师组成一个导师团，其中首席导师主要负责培训教学与活动安排，而组班教师则负责班务管理。

当参训学员满怀期待来到首席导师所在学校，经过简短的开班典礼后，学员先听导师的理论讲座，观看教学录像或导师上示范课、剖析教学案例。接着，导师团成员指导各学习小组进行集体备课，辅导学员独立制作课件，每组用抓阄的方法选出1~2人上诊断课。然后是分组评课，集中交流，导师点评，学员上提高课，导师再作教育理念、教学设计方面的理论引领。在这样一个从理论到实践的演绎，再从实践到理论的归纳过程中，组班教师不仅要做好讨论与点评情况的记录和学员意见的反馈等工作，还要配合导师做好学员签到、联络、服务等事项。

为了便于对学员实施个性化辅导，有效促进对参训教师的个体诊断，在培训的第二阶段，要安排学员以小组为单位分散到各导师团成员所在学校进行实践培训。由于分组实践缩小了规模，使得人人都有上课的机会，导师也能针对每个学员的不同情况进行更加详细深入的指导，这样还能增强导师和所在学校的责任感和荣誉感。在这个过程中，首先，要同实践学校及时沟通，争取他们的支持和配合，比如落实好8~10人的备课与休息场所等。其次，由于实践基地分散在全县各地，组班教师难以兼顾，必须要检查小组长点名、签到和培训过程记录等职责的落实情况。组班教师还要到各基地蹲点半天以上。再次，要帮助学员协调或解决交通不便等实际困难。最后，还要建立分组实践基地的联络平台。每小组至少推选一名学员与组班教师建立QQ群，把每天的培训概况和突出的亮点同大家交流分享，以便了解和掌握各组的培训动态。

培训结束时，要对培训记录、培训作业、学员小结等进行收集归档，先由各小组长收齐后交各自的学科导师审阅，然后由首席导师汇集审批。组班教师还要将收集到的所有资料进行整理。同时，评选出优秀学员、优秀通讯员，召开结业仪式进行总结表彰，并给参训学员发放结业证书。

在整个项目培训过程中，我们充分认识到，培训安全是培训有序进行的保障，因此，每一次培训，对有可能发生的状况我们都做好充分准备，并做好预警防范工作，如遇停电、火警、学员身体不适或指导教师因特殊情况不能到位等情况，都有应急预案来应对。

由于我县在项目实施中采取了组班教师负责制的管理形式，加上一整套切合实际的考核和培训风险防范措施，每一个项目培训都能有序、高效地开展，为参训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

三、总结反思——有效管理的深化

对项目培训进行总结的目的是为了提炼成功的经验和做法，反思存在的问题和教训，对今后的培训提供帮助与借鉴，不断增强教师培训的生命力。培训项目总结要全面、具体、翔实，主要是亮点与特色的提炼，从需求调研分析到培训方案研制；从项目申报到指导教师选课；从培训准备到过程实施；从培训成果收集整理到推广应用，每一个环节都要进行认真的梳理、分析与反思。

对需求调研分析的总结，重点要关注调查问卷的设计是否反映了调查对象的真实意愿，是否将大多数调查对象的需求纳入了培训内容。比如，在《初中数学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培训》长项目中，根据调研中多数老师的要求，我县把命题与试题分析、说课与试讲、有效教学设计与有效评课的内容确定为培训主题，受到了学员的欢迎。在《小学英语教师教学能力提高培训》长项目中，则根据多数老师的需求，把一字（英语书写）与一话（英语语音）的基本功训练作为培训内容之一，学员在参训期间，每天利用中午12点到1点这段时间，在导师的安排下进行半小时的书写练习和半小时的语音训练，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我县采取了“边实践、边总结、边改进、促提高”的总结模式，即针对对每一个专题讲座、每一个专项活动，都对学员的学习效果进行问卷调查。对满意度很低或者学员意见较集中的问题，就要启动风险防范机制，对培训内容或计划作出调整，使培训活动朝着有利于实现目标的方向发展。项目培训的最后半天，我们还要求学员对自己的学习收获和项目的整体看法作出评估。

每一个项目培训结束后都要写出总结报告，内容包括：①项目基本情况；②培训实施过程；③培训的效果；④培训经验与反思。在培训效果方面应包含学员的学习成果（个人成果与集体成果）和项目的其他成果（如培训中形成的有价值的案例、自主研发的教材与课程等）。

在经验与反思方面，要着重表述项目的成功做法、问题的反思与改进的建议等。比如，我县在第一轮试点中，对个别项目过分强调精品课堂打造，忽视常规课堂研究这一现象进行了反思，大家认为教师平常均以上常规课为主，在全员培训的项目中应着重探讨如何提高常规课堂的质量和效率。在反思中，教师还提出，有些学科项目只重视课堂教学能力的提高，轻视备课、阅读、出题、做题等第一实践能力的培养，而教师在上课前必须自己先学会理解教材，先备课、会做题目，才能去上课。于是，在第二轮方案设计时，我们对培训目标和培训内容作了改进，取得了满意的效果。

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培训的管理是一个系统而完整的过程，从决策、执行到反馈、总结都要有明确的目标指向，都要服从和服务于全面提升参训教师的素质这一需求。同时它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要在服从总目标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每个环节的功能和作用，通过创造良好的人际环境，满足学员的合理要求，激发学员的参训兴趣和热情来提高培训的效果和管理的效率。只要我们认真分析每一个培训项目取得的成功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就能探索出以项目实施推进教师专业发展的规律，不断创新教师培训的理论与方法，为提高中小学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1] 李方，钟祖荣，余新.教师培训管理工具箱[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选调生培训个人总结范文第3篇

关键词:培训;农村基层干部;干部素质

中图分类号:F241.33文献标识码:A

一、培训的界定

培训是指学习一系列程序化的行为的过程,培训的英文Training意味着训练。对培训的定义至今没有一个统一或完整的定义,概况起来有以下几种:第一,指向员工传授工作所需知识和技能的任何活动,是与工作有关的任何形式的教育;第二,指创造一个环境,使员工能够在这一环境中获得或学习特定的与工作要求密切相关的知识、技能、能力和态度;第三,指给新员工或现有员工传授其完成本职工作所需的基本技能的过程。总之,培训的本质是一个有计划、持续的、系统的学习过程,是在一定时空范围内改进受训人员的态度、知识、技能、行为,从而使其发挥更大潜力,提高工作质量。其终极目标是实现员工个人与组织的共同发展。

二、培训的调节作用

(一)农村基层干部素质对新农村生产发展的回归分析(表1(a)、1(b)、1(c))

D.W检验,是用来检验变量自相关性的,一般来说D.W统计量越接近2越好,说明残差服从正态分布,模型设计的较好;若偏离2太远,所构建模型的解释能力会受到影响。由表1(a)可知农村基层干部素质与生产发展回归模型的D.W值为1.562,说明该模型设计较好。由表1(b)、1(c)可知农村基层干部素质与生产发展回归模型总体及变量系数均通过了检验,回归方程模型为:y=1.420+0.491x,回归系数为0.491,说明农村基层干部素质与生产发展是正相关的关系,农村基层干部素质越高,新农村生产发展越好。

(二)调入调节变量后两者影响作用分析。首先,将培训状况按分值高低分成两组,得分为1(很差)、2(较差)、3(一般)的归为低分组,得分为4(较好)、5(很好)的归为高分组;其次,筛选出对应低分组的农村基层干部素质与新农村生产发展的相应数值和对应高分组的农村基层干部素质与新农村生产发展的相应数值;再次,将筛选出来的相应数值导入相关回归模型,分析比较得出结果。

对应低分组的两者之间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a)、2(b)、2(c)所示。(表2(a)、2(b)、2(c))

对应高分组的两者之间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a)、3(b)、3(c)所示。(表3(a)、3(b)、3(c))

由表2(b)、2(c)可知,在培训状况得分低的情况下,农村基层干部素质与生产发展回归模型总体及变量系数均通过了检验,回归方程模型为:y=1.612+0.412x,回归系数为0.412。由表3(b)、3(c)可知,在培训状况得分高的情况下,农村基层干部素质与生产发展回归模型总体及变量系数也均通过了检验,回归方程模型为:y=0.974+0.662x,回归系数为0.662。由分析比较可得:0.412

三、培训状况对农村基层干部素质各变量影响的差异检验

为考察不同培训状况下的农村基层干部素质差异,本文采用了独立样本T检验的方法。第一步,选择检验变量――农村基层干部14种素质到Test Variable(s)框中;第二步,选择总体标志变量――培训状况到Grouping Variables框中;第三步,单击Define Groups按钮定义两总体的标志值,本文选择切点定义方式,在Cut Point框中输入4(较好),大于等于4(较好)的对应一个总体,小于4(较好)的对应另一个总体,即认为大于等于4(较好)为培训好,小于4(较好)为培训差;第四步,运行得结果。(表4)

由表4所示的统计整理结果可以看出,培训状况对农村基层干部素质各变量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得到大部分证实。在14种素质中法制观念的双边p值等于0.084大于0.05,没有通过检验,即培训状况对农村基层干部法制观念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没有得到证实。其余13种素质的双边p值等于0.000小于0.05,通过了检验,且通过均值3.11>2.83,3.31>2.62,3.21>2.74,3.45>2.71,3.29>2.71,3.41>2.90,3.28>2.84,3.50>2.78,3.30>2.83,3.12>2.77,3.42>2.73,3.39>2.84,3.40>2.75,可以看出培训状况好的农村基层干部素质优于培训状况差的农村基层干部素质。

人力资本在培训后能够增值,这主要反映在农村基层干部整体素质的提高上,因此培训的需求从培训理念、培训模式、培训机制等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迫切需要尽快建立与时展相适应的新的培训体系。

(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研究生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选调生培训个人总结范文第4篇

通过分析预选卫生士官在技能培训不同阶段的成熟度情况，采用不同领导模式的分阶段教学的方法:3教导“学会做”:边示教边模仿、同步操作、化整为零的教学模式。培训伊始，即向学员介绍培训整体安排，并说明各项操作在卫生员工作中适用范围及其意义，并采用分步分项逐步推进的方式教学。这一阶段，其对应的为指令型领导模式，教员对操作要领进行详细指导并密切监督每个预选卫生士官受训效果，强调什么时候做、做什么、怎么做等。思考“怎么做”:先示教、再回示教、接着分散练习、最后总结的传统技能教学模式。第一次培训后，预选卫生士官掌握了抽吸药液等基本操作手法，并能独立准备、检查操作用物，教员即可进行单项操作全过程连续性示教，示教后请本组动手能力较强的学员先回示教，并就操作中重点、难点问题作强调后，指导学员分散训练，最后就训练实施情况作总结。这一阶段，其对应的是教练型领导模式。教员重点指导独立完成操作全过程，在学会做时，思考为什么和如何做得更好。明确“为什么做”:先讨论、再示教、接着分散训练、最后总结的互动式教学模式。经过2～3次培训后，在教新的操作项目后，组织小组学员共同讨论:已学习的操作项目，其共性的操作原则、掌握的重点。新的培训项目，其操作要点。通过讨论，让学员对将要学习的操作项目有个初步了解，并主动带着问题看教员示教。这一阶段，其对应的是支持型领导模式，教员培训学员动手能力同时，鼓励独立思考技能训练的目的及内涵，提高自我学习能力。探究“做什么”:自我巩固、小组合作的教学模式。后期训练课中，鼓励小组成员间相互交流操作经验，教员则在旁协作、指导。这一阶段，教员适当进行案例启发式教学，引导学员思考针对具体情况该如何规范操作、伤员的观察要点和操作注意事项。这一阶段对应的是授权型领导模式，培养学员面对临床实际其技能应用能力。为检验培训效果，培训结束，对教学计划中的8项操作以随机抽考的形式考核了每位学员1项操作。依据其操作规范性和掌握熟练度，采取Likert5分计分法评价。培训结束时对这批学员进行了教学满意度问卷调查，发放问卷184份，回收有效问卷178份，有效回收率96．7%。172名(96．6%)学员对培训方法表示非常满意;178名(100%)学员认为教员业务精湛、率先垂范;13名(7．3%)学员希望加强临床案例讲解，提高病情判断能力。

2结果

培训结束，对全体学兵进行操作随机抽考，合格率100%，其中优秀率为8．7%，优良率为55．4%;个别操作单项优秀率达到23．3%，取得较满意的效果(表1)。

3讨论

选调生培训个人总结范文第5篇

关键词：农民工；人力资本；非农收入；样本选择性偏差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1)06―0040―07

引言

人力资本是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一种资本类型，它以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即劳动者的知识程度、技术水平、工作能力以及健康状况来表示，是这些方面价值的总和。人力资本理论的开创者西奥多・w・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通过投资而形成的，像土地、资本等实体性要素一样，在社会生产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大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表明，在决定个体收入的诸多因素中，人力资本是最重要的因素，而且其对劳动报酬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各种关于社会结构转型趋势的研究结果也显示，随着产业发展的知识化和信息化，人力资本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但是在针对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研究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并未得到一致的认同。许多学者研究发现部分人力资本如培训、健康等变量对农民工非农收入的影响不显著甚至是负影响，与传统人力资本理论存在着较大分歧。由于我国长期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形成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使得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两个或多个具有不同特征和不同运行规则的领域，不同市场在工资决定机制、工作稳定性等方面有着明显的区别。在农民工市场中，关于人力资本作用的分歧究竟是因为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使然，还是由于研究本身存在着偏差?正确回答上述问题对指导制定提高农民工收入的措施，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对安徽省合肥市农民工市场的调查，采用相关统计分析方法和计量经济模型，对上述问题进行探寻，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一、人力资本对农民工非农收入影响的文献回顾

传统上人力资本是指影响人们经济生产力的教育和健康水平。而广义的人力资本则包括知识、技能以及人们生活和工作必需的种种能力。在针对农民工人力资本对其非农收入影响的相关研究中，前期的研究者主要选择了人力资本变量中的教育、培训、健康状况等变量。下面就常用人力资本变量对农民工非农收入影响的相关研究成果作一简要概述。

Gisser，Hufman和Hanson等以农业劳动者为研究对象，通过调查和实证分析发现，工资性收入与农业经营者文化程度呈显著正相关。在国内，陈玉宇和邢春冰、陈至发通过对农民工的调查发现，农民工受教育时间越长，其外出收入越高，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与其受教育水平呈正相关。但是，有部分学者的研究结论相反，认为教育对我国非农就业者工资的影响并不明显，甚至为负值。如都阳和魏众的实证结果。

培训是影响农民工非农收入的另一重要因素。研究者就培训对农民工非农收入的影响展开了调查和分析。侯风云对山东、河北、江西等15个省市农民工的调查显示，其他培训和工业技术培训对于增加农民工收入起了重要作用。平均而言，参加培训可增加27.89％的收入，并且认为培训的作用甚至大于正规教育所起的作用；蔡荣生、赵亚平、金驰华的研究显示，2000年受过专业培训的农村转移劳动力人均汇寄款为5143.22元，比农村转移劳动力总体人均汇寄款4522.15元高出13.7％。但Yang的研究成果显示，培训对农民工非农工资的回报并不是很高；陆文聪、叶建利用1997―2002年浙江和湖北省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基于面板数据模型方法，研究发现受过职业教育和培训劳动力的回报与普通劳动力的回报没有显著的差别。

有许多研究者就人力资本中的个体健康程度与其工资性收人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如Schultz&Tanselll钉对科特迪瓦和加纳的研究发现，健康和工资性收入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有的研究结论并不支持健康对工资有正向影响的观点，如Sum―ner[1 的研究认为健康对非农工资率的作用不显著。在国内，魏众利用1993年中国营养调查数据，从微观层面对中国农村地区非农就业者健康与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健康对其收入的决定并没有表现出显著性影响。侯风云用霍尔沃斯(Halvorsen)和帕姆奎斯特(Palmquist)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的结果也表明健康状况对于农村劳动力非农收入的影响不显著。

从以上可知，人力资本对农民工非农收入的影响，不同的学者在不同时间、针对不同地区的研究结论并不统一，许多研究结论甚至相反。通过分析，本文认为在针对农民工人力资本对其非农收入影响的先前研究中存在以下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其一，研究缺乏对实证结论尤其是有悖于人力资本理论的结论即人力资本对农民工非农收入没有影响或者有负面影响的解释。其二，在分析人力资本对农民工非农收入影响时，没有剔除其他变量的影响，即没有考虑控制变量的设置。例如对行业变量的控制，即使人力资本几乎完全一样的农民工双胞胎，因为工作的行业不一样，收入也可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因此要想得到人力资本变量对农民工非农收入的净影响，必须对诸如行业的相关变量进行控制。其三，在缺少样本整体信息即全体农民工(包括参与和未参与打工的农民工)相关信息的条件下，分析人力资本变量对农民工非农收入影响时，没有考虑选择性样本偏差的影响。

基于上述考虑，根据当前我国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现状以及调查走访信息，文章就人力资本对农民工非农收入的影响重新进行分析并推测如下：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工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知识和技能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越来越大，教育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理应越来越明显。因此，就教育对农民工非农收入的影响作如下假设：

假设1：教育对农民工的非农收入有正的影响，农民工受教育时间越长，其非农收入越高。

培训能够让农民工掌握更多的技能、提高其工作效率，其收入也应该得到相应地提高。但是在对农民工的调查中得知，部分农民工虽然接受过相关的培训，但是培训质量令人堪忧。部分受访农民工反映他们接受的政府培训就是一种形式，没有实质性的内容，部分培训点甚至根本没有进行培训就给农民工颁发了培训证书。此外，农民工到工作单位接受的培训主要是熟悉公司的规章制度以及工作安全教育等，培训并没有使他们掌握一门专门的技能。因此本文推论，培训不一定对农民工的非农收入产生正的影响。为了进一步验证上述推测，调查问卷中增设了受访者是否拥有非农技能的问题，用于对

照和比较。农民工如果拥有一门非农技能，无疑能够提高其收入水平，因此我们作如下假设：

假设2：农民工是否接受过培训对其非农收入的影响不一定显著；但是否拥有非农技能显著影响其非农收入水平，拥有非农技能的农民工的非农收入要显著高于没有非农技能的农民工。

劳动力的健康时间越多，人力资本也就越多，体能、精力就越充沛，相应的人力资本的投资效率和收益率也就越高。但是通过调查发现，在目前劳动力市场中，主要是以体力劳动为主，相同工种、相同岗位的农民工收入基本相同。由于我们调查的都是在岗的农民工，既然在岗，说明受访的农民工在接受调查时的身体状况能够胜任当时的岗位，因此对处于同一岗位的农民工而言，即使自测身体健康状况不同，其收入也基本没有差别。而那些身体真正欠佳的农民工被排除在我们的调查之外，没有进入研究样本，造成了样本选择性偏差。样本选择性偏差的存在使得农民工的健康状况与其非农收入间的关系难以得到真实的反应。基于上述考虑，我们推断：

假设3：农民工自测的健康状况对其非农收入的影响不一定显著。

此外，工作经验是影响劳动者收入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农民工也不例外，工作经验越丰富，其收入也应该越高，在此我们假设：

假设4：农民工工作经验对其非农收入有着正的积极影响。

二、研究方法

(一)调查方案及数据来源

基于人力资本理论，本文引入受教育程度、培训状况、是否接受过非农技能培训、工作经验(用在外累计打工时间代表)以及自测身体健康状况作为农民工人力资本变量。为获得人力资本对农民工非农收入的净影响，本研究加入了控制变量，这些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周工作时间以及工作所处的行业等。围绕着上述相关变量调查问卷共设计了19个问题。

本次调查于2009年3月至5月在安徽省合肥市进行。采取抽样调查的方式，在调查过程中主要以采访和座谈的形式一对一进行，这样不但可以让每个受访者能够清楚地理解每一个问题的正确含义，保证所获取的数据能够代表他们真实的想法，而且能够获取在问卷中不能够反应的信息如培训质量等，从而有利于分析研究。

本次调查只限于在合肥打工的农民工，与其户籍所在地无关。按照农民工的严格定义：年龄在16―60岁，从事非农产业工作，具有劳动能力的农村户籍人口。本次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221份，文章分析均基于这221份有效问卷的信息。

(二)实证模型

本文参照Mincer于1974年提出的半对数函数作为分析人力资本对农民工非农收入影响的模型，检测人力资本对农民工非农收入的影响，所使用的横断面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EDU、EXP分别代表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以累计工作时间代表)；TRA、SKIJ和HEAL为虚拟变量，分别代表培训、拥有非农技能和身体健康状况，受访者接受过相关的技能培训，TRA取值为1，否则为0；受访者拥有非农技能，SKI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受访者自测身体状况良好时，HEAL取值为1，否则为0。SEX和AGE分别代表性别和年龄。考虑到农民工年龄变量对其收入的影响通常呈U形状，即随着年龄的增长，收入呈先增后减的趋势，因此把年龄的平方AGEz引入到模型中。考虑到不同农民工每天工作时间不同，因此引入周工作时间变量WTIM，作为控制变量。IND：表示受访农民工所从事的行业，本研究中受访的农民工所从事的行业涉及建筑业、制造业、清洁工、门卫或保安、小商贩、街头临时工、家政服务业以及其他8个行业，因此本文引入7个行业虚拟变量，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本研究的分析均使用的是SPSS12.O软件。

三、实证研究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1．受教育程度与农民工非农收入。在被调查者中，高中以下学历的农民工有186人，占样本总数的84.16％，在这部分人群中，又以初中学历为主，有

从表1

和图1

可以清楚地看到，中专及其以下文化程度农民工的收入差距并不明显。收入最高的是初中学历，为1502.23元／月，最低的是高中学历，为1383.93元／月。但是学历为中技和大专的农民工收入水平要明显的高于文化程度在中专及其以下的农民工。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中专及中专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主要以体力为主，对学历没有很高的要求，也不需要很专业的技能，因此收入间没有明显的差距。但是学历为中技或者大专的农民工，通常学有所长，从事着对专业技术有一定要求的工作，创造的价值较高，因此获得的报酬也相应较高。

通过表2

可以看出，在被调查的221个样本中，接受过非农培训的有84人，占样本总体的38.O％，平均月收入为1 596.43元；没有接受过非农培训的有137人，占样本总体的62.O％，平均月收入为1 443.87元，两组收入绝对差值为152.56元／月。拥有非农技能的有107人，没有非农技能的有114人，分别占样本总体的48.4％和51.6％，这两部分人的平均月收入分别为1 669.16元和1344.82元，两组收入的绝对差值为324.34元／月。在被调查的农民工中，身体状况良好的有182人，一般的有33 94人，占样本总数的42.53％。表1列出了不同文化程度的受访者工资水平状况。

2．培训、拥有非农技能及健康状况与农民工非农收入人，差的有3人，比较差的有3人，身体状况良好的占总体样本的82.4％，平均月收入为1541.81元，身体欠佳的(非良好)占总样本的17.6％，平均月收入为l315.38元，两组收入绝对差值为226.43元／月。

从上述统计数据可知，不同人力资本状况的农民工，其非农收入存在着差异，但是从统计意义上说，上述差异是否显著存在呢?为了解答上述问题，本文对不同人力资本状况的非农收入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和非参数Mann―Whitney检验，具体结果见表2。对于培训变量而言，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表明接收过培训组与没有接收培训组的非农收入在统计意义上没有差别，但是Mann―Whitney非参数检验结果表明两组收入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着显著性差异。对于是否拥有非农技能变量而言，无论是独立样本T检验还是Mann―Whir―ney非参数检验，拥有非农技能农民工组的收入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要高于没有非农技能的农民工收入组。对于健康变量而言，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健康状况良好组的收入水平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高于健康状况欠佳组，但非参数检验结果并不支持上述结论。

上述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参数检验还是非参

通过表3

中模型(1)可以看出，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是否拥有非农技能、工作经验变量都在不同程度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即上述各变量均对农民工非农收入水平产生显著影响。其中，男性农民工

数检验均支持拥有非农技能对农民工非农收入有着正的积极影响；但是关于培训和自测身体健康状况对农民工非农收入的影响，参数检验和非参数检验的结果并不一致。

(二)横截面回归结果分析

虽然描述性统计分析对各人力资本与农民工非农收入的关系进行了粗略的判断，但是分析结果一方面没有考虑其他变量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没有回答各个人力资本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决定非农收入的问题。为了进一步探讨各个人力资本对农民工非农收入的影响，本文按照第二部分设计的模型，利用调查数据进行了横截面回归模型分析，具体结果见表3。的收入在5％的显著水平下高于女性农民工；年龄变量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年龄的平方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结果表明农民工年龄变量对其收入的影响呈U形状，结果同预期相同。受教育年限在5％的显著水平下通过了t检验，回归系数为O.017，说明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每增加1年，收入会上涨1.7％，结果同假设1相一致。

是否拥有非农技能变量在5％的显著水平下通过了t检验，而且回归系数为正，表明拥有非农技能对农民工的非农收入有着积极的影响。但是培训变量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而且方向为负，不符合传统人力资本理论。考虑到模型(1)中同时纳入了培训和是否拥有非农技能变量，可能存在变量信息重合的问题，因此在模型(2)中删去了是否拥有非农技能变量。但从表3模型(2)的结果可以看出，培训变量的符号依然为负，且不显著。综合模型(1)和模型(2)的结果可知，培训变量对农民工的非农收入的影响的确不显著，实证结果同假设2相一致。为了进一步提高模型的精度，存模型的(1)基础上，删去不显著的培训变量，其他变量不变，具体结果见表3中的模型(3)。模型(3)同模型(1)、模型(2)相比，整体拟合效果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调整的拟合优度(Adj―R2)从O.32提高了0.33，F值也提高到了8．33，除了是否拥有非农技能变量的显著性所有降低外，其他各变量的符号及其显著性均未发生变化。

模型(1)、模型(2)和模型(3)的结果均显示健康状况变量对农民工非农收入的影响不显著，结果同假设3相一致。此外，农民工的在外工作的累计时间，可视为农民工的工作经验，在5％的显著水平下通过了t检验，说明农民工在外工作的时间越长，经

针对模型中健康变量不显著，文章推测认为可能是因为样本选择性偏差所致。目前主要有两种检测样本选择性偏差的方法。一种方法是以“参与”特征变量为对象，用二元统计的方法比较“参与者”与“未参与者”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具体到本文，就是用二元统计的方法比较调查范围内农民工群体与被排除在调查外农民工群体在健康变量的取值上是否存在着差异，若两群体间存在着显著性差异，则认为存在着样本选择性偏差。另一种方法是使用多元回归特别是二元概率回归或Logistic回归，该方法验越丰富，收入也越高，结果同假设4相同。

(三)推论的进一步验证与探讨

文章推论认为培训变量对农民工非农收入的影响不显著可能是因为培训质量不高所致，为了进一步验证上述推论，文章利用调查问卷中的信息对农民工培训效果进行了分析。一个农民工参加培训，如果培训质量良好可以使其掌握一门非农技能。因此，可以借助接受过非农培训农民工的非农技能掌握情况对培训效果进行判断。通过表4

可以看出，在接受过非农培训的84人中，有62人拥有非农技能，22人不拥有非能技能，分别占接受过培训样本总体的73.8％和26.2％。在未接受过非农培训的137位农民工中，有45人拥有非能技能，占未接受培训农民32,总体的32.8％，结果说明农民工拥有非农技能不一定都是通过培训获得的，也可能是通过其他途径获得。因此在接受过培训的农民工组中，农民工拥有的非能技能也不一定都是通过培训途径获得的。在此，我们可以粗略地认为接受过培训的农民工组中拥有非能技能来自于非培训途径的比例等同于未接受过培训的农民工组，即32.8％。这样可以测算得出在接受过培训的农民工组中，拥有非农技能的农民工约有20人的技能是来自于非培训途径，剩下的42人拥有的非农技能为通过培训途径获得。经过培训获得非农技能的农民工仅占培训样本的50％，可见目前农民工的培训质量有待提高。可以检测多变量联合造成的样本选择性偏差。使用上述两种检测方法前提都必须知道“未参与者”的相关信息，具体到本文，就是要知道排除在调查外的农民工的健康信息。由于受条件的限制，本研究在问卷调查时并没有对不在岗的农民工进行调查。因此不能直接使用上述方法对模型中是否存在样本选择性偏差进行检测，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间接的方法对模型中是否存在样本选择性偏差进行大致的判断。Goodfellow，Kiernan，Ahern，&SmyerE阳认为样本选择性偏差产生的根本原因是那些“非参与者”不是从总体中随机产生的。正如我们在前文中分析的那样，目前我国的农民工主要从事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作，能够在岗的都是身体健康状况较好的个体，身体状况欠佳的个体被自然排除在相关岗位之外，显然这部分“非参与者”不是从总体中随机产生的。而且，排除在调查外的农民工主要为留在农村的老弱病残，身体健康状况与调查范围内的农民工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此，无论是依据样本选择性偏差产生的机理还是二元统计比较法，均可以推测认为模型中存在着样本选择性偏差。

四、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