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犯罪法律规定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未成年犯罪法律规定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未成年犯罪法律规定范文第1篇

一、问题的提出

本案在证据即定性方面没有争议，存有分歧的是如何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房某的辩护权利。回顾办案过程，2013年3月15日，郑州市公安局上街区分局对犯罪嫌疑人房某采取刑事拘留的时候，已经告知房某的法定人赵某（系犯罪嫌疑人母亲）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房某及其法定人赵某表示已经知晓情况，一定委托律师进行辩护。2013年3月22日，公安机关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检察机关告知房某有权委托律师为其辩护，房某及其法定人赵某向检察机关表示以前没有委托辩护人，现在正准备委托辩护人。2013年5月20日，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该案件，同年5月22日，向房某送达了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和义务告知书，明确告知其依法享有获得法律帮助和辩护的权利，再次要求房某及其法定人赵某委托辩护人，但是，直到2013年6月2日，因为种种原因，他们还是没有委托辩护人来为房某辩护。2013年6月3日，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检察院通知上街区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律师，援助中心指派河南华威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某为房某辩护。2013年6月10日，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检察院向上街区人民法院提讼，2013年7月18日，法院审理结束。自从指定法律援助律师后，律师履行了法律援助相关义务，为房某辩护，有力地维护了房某的辩护权利。

对上述公检法三机关的做法有两种评价：第一种意见认为，房某及其法定人赵某拒绝指派或表示自行委托辩护却没有委托辩护人时，在不同的阶段，由不同的办案机关给予指定辩护，办案机关各司其职，互相配合、制约。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未成年人提供辩护；检察机关在审查之日起，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法院在审判阶段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没有委托辩护人，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也没有指定辩护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阶段为其指定辩护是侵犯未成年人委托辩护权，检察机关只应在审查阶段指定辩护。第二种意见认为，房某及其法定人未委托辩护人的情况下，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没有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指定辩护的，检察机关发现后，要求公安机关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指定辩护。检察机关应当对公安机关和法院指定辩护实施法律监督。对于公安机关和法院不依法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指定辩护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予以纠正。被指定辩护的律师应当负责指定后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过程的法律辩护工作，对前一个办案机关已经指定辩护的，后一个办案机关不再重复指定。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阶段就应当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了解委托辩护人的情况，并告知其有权委托辩护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书面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正确把握未成年人辩护权利的行使问题，需要厘清三个问题：一是如何理解刑事诉讼法对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指定辩护的特殊要求和程序规定。在侦查阶段，审查逮捕、阶段，审判阶段是否由不同的办案机关来指定辩护人，他们之间的衔接和效力问题？二是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人没有委托辩护人，司法机关是否可以强制性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辩护？三是检察机关监督公安机关和法院指定辩护的程序和方式，以及检察机关指定辩护的介入期间。

二、相关法律规定及理解

世界各国对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采取不同的刑事政策，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区别对待，着重强调司法保护和充分保障未成年人诉讼权利。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出庭受审并替自己辩护或自己选择律师援助，如果没有律师援助，要通知他享有这种权利。在司法利益需要的案件中，为他指定律师援助。美国的相关法律规定，被告人（包括未成年人）的经济状况不足以聘请律师，法院应当从地方律师和领取政府工资的公设辩护人中为他提供辩护律师。德国、日本等国家建立了强制辩护制度，被告人必须有辩护人为其进行辩护，只有这样法院的审判活动才合法有效。

我国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以及结合本国国情已经建立了未成年人指定辩护制度，修改前《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被告人是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设专章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在立法上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刑事诉讼程序相对独立出来。《刑事诉讼法》第266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保障未成年人行使其诉讼权利，保障未成年人得到法律帮助”；第267条规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辩护”；第26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和人民法院决定逮捕，应当讯问未成年人、被告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刑事诉讼规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进行了细化，第48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受理案件后，应当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了解其委托辩护人的情况，并告知其有权委托辩护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检察机关应当书面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第490条规定：“审查逮捕、审查中，人民检察院应当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听取辩护人的意见，并制作笔录附卷。”

以上是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关于未成年人指定辩护的有关法律规定，着力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体现了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指定辩护的司法机关由原来的“人民法院”转变为现在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这表明指定辩护不仅仅在审判阶段适用，更应该在侦查阶段以及审查逮捕、阶段适用，而非仅在法院审判的最后阶段来保障未成年人辩护权利。我国现行的对未成年人指定辩护制度，从法理上分析称为依职权指定辩护，即无论未成年人是否向司法机关申请指定辩护，司法机关只要发现指定辩护的情况，都应当指定辩护。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要准确把握诉讼程序的适用，依法保障未成年人行使其诉讼权利，以达到教育未成年人认识错误，增强法制观念，重新回归社会的法律效果。

三、如何对未成年人指定辩护以保障其诉讼权利

指定辩护制度正是落实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殊保护原则的一项重要制度，也是提高案件质量的客观需要。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案件中，他的辨认能力和认知能力限制了其不能完全自行辩护，来更好地保护其诉讼权利。然而，在司法实务中，由于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人因经济原因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又没有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的情况很多，法律规定司法机关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辩护权利。

首先，在未成年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情况下，办案的司法机关应自侦查阶段起为未成年人指定辩护。侦查机关发现犯罪嫌疑人是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停止讯问并告知犯罪嫌疑人或其法定人委托辩护人，如果没有委托，司法机关应指定承担法律援助的律师指定辩护。从侦查阶段起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指定辩护，可以让援助律师参与刑事诉讼全部过程，保障刑事诉讼程序的公正。

其次，在侦查阶段指定辩护的时间应自侦查机关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第一次讯问之时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开始进行。在第一次讯问时指定辩护也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特殊的心理需要，不仅在程序上维护未成年人权益，而且在感情上也给予未成年人安慰，能够消除其恐惧心理，以保障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

最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人没有委托辩护人，司法机关申请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不必审查未成年人及其人的经济状况，只要有证据证明其未满十八周岁，就应当提供法律援助。

四、检察机关如何介入并进行监督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通过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保证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法律赋予的职权能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依法实行法律监督。因此，检察机关有权对侦查机关和法院的指定辩护进行法律监督，并对其不当行为予以纠正。回到本文案例，结合案情和相关法律规定，对公检法处理本案的做法，我们赞同第二种观点。具体分析如下：

（一）指定辩护理由的正当

本案中，房某及其法定人赵某表示自行委托辩护人的意思不真实、拒绝检察机关指定辩护的理由不正当。第一，房某及法定人多次表示自己委托辩护人，但是一直没有委托辩护人，可见其委托辩护人的主观意思表示不真实；第二，公安机在侦查阶段也没有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这种做法违背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公安机关应当为其指定辩护，检察机关应当对公安机关的这种行为予以纠正，可以要求公安机关为未成年人指定辩护。第三，房某及其法定人质疑检察机关的行为无法律依据，为未成年人委托辩护人是一项义务，并不是个人的一种私权，可以放弃，义务的不行使，不能阻止检察机关为未成年人指定辩护。第四，被指定辩护的律师应当负责指定后房某刑事案件诉讼过程的法律辩护，对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检察院在审查阶段已经指定辩护的，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法院审理阶段不再重复指定，除非有例外的情况出现。本案中，2013年6月3日，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检察院通知上街区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律师，援助中心指派河南华威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某为房某辩护，一直到法院审理结束。如果出现前一个办案机关未依法履行指定辩护职责，后一个办案机关应当及时为其指定辩护。因此，在这种情形下，检察机关为房某指定辩护的做法是合理合法的，不仅没有侵犯房某及其法定人委托辩护权，而且还保护了他们辩护权的完全行使。

（二）检察机关介入指定辩护的期间

未成年人作为特殊的保护对象，决定了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时，在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情况下，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然而，一直到2013年6月3日，案件进入审查阶段，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检察院才通知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律师王某为房某辩护，这种做法也值得商榷。

在司法实践中，律师从侦查阶段就开始介入刑事诉讼，能够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申请变更强制措施，防止超期羁押，刑讯逼供等情况发生。在审查阶段，辩护律师可以在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与检察官交流意见。在进行法庭辩论时，律师因熟悉案情，能很好地行使辩护权利，而非流于形式。所以，从实体公正的角度，体现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应受谴责性的不同，拥有的权利也有所差别。从程序公正的角度，未成年人不仅享有一般的刑事诉讼程序保障，并且应当赋予特殊保障，不再考虑未成年人个案的特殊性，酌定为未成年人指定辩护，而是凡是涉及到未成年犯罪人的，都必须为其指定辩护，以保障其诉讼权利更好地行使。

（三）建立指定辩护法律监督机制

侦查阶段，在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情况下，公安机关有指定辩护的义务，公安机关没有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检察机关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理由，不指定辩护的理由不成立的，并依法予以纠正。检察机关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指定辩护，也可以自行指定法律援助的律师提供辩护。同时还要监督法院执行指定辩护的情况，对法院不履行指定辩护职责的情形及法律后果作出具体规定，建立程序性制裁措施。保障未成年人的诉讼权利，以使控辩双方能够真正平等，有效的参与诉讼，达到实质的控辩平衡。

未成年犯罪法律规定范文第2篇

关键词：未成年人保护；社会调查制度；附条件不

中图分类号：D9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5-0097-02

我国并没有制定专门的刑事案件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与未成年人案件相关的法律规范重实体法、轻程序法，重义务规定、轻责任追究。2013年1月1日实施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将给对未成年人保护带来新的希望，但是笔者通过对法律条文的解读以及对司法实践的反思，认为该法以及上述的法律规范依然存在不足。目前，留守儿童、父母离异儿童、贫困地区儿童犯罪的增多，必须引起法律工作者和整个社会的重视，更亟须各方合力将国家法律明确要求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坚持“少捕慎诉”的办案态度、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法原则以及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落实。

一、新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立法保护的状况及不足

为了更好地打击和预防犯罪，保护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新颁行的《刑事诉讼法》确定了三项制度：社会调查制度、附条件不制度、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1.社会调查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第268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有个人法制观念差、家庭成长环境恶劣、社会治安环境较差等多种因素造成。通过分析其成长的经历、犯罪的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由此判断其主观恶性的大小，进而确定量刑的长短，体现了主客观相一致的刑事责任原则以及国家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尊重和爱护。对于如此重要的制度，如果只依靠辩护律师的一己之力去调查，显得十分单薄。立法者通过这一规定的设置，意图强化司法机关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社会调查的责任，敦促司法机关收集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证据。但是，该法上述规定实施起来可能会被司法机关因为“人手不足，财力不厚”等借口或确实存在的理由推脱，抑或是司法机关受“有罪推定”的传统观念影响使其为未成年嫌疑人、被告人开展社会调查工作缺乏动力。更何况新《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是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而不是“应该”或“必须”对其调查。开展社会调查工作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三个机关的权力。上述规定缺乏刚性，实施后各个部门相互推诿的情况将无法避免。

2.附条件不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第271条第1款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的决定。人民检察院在作出附条件不的决定以前，应当听取公安机关、被害人的意见。”附条件不的处理后果有两种：其一，继续移送；其二，作无罪处理。

通过解读上述法律规定的含义，检察院似乎越权行使了人民法院的定罪量刑权，有违宪法、行政法立法者对权力设置的本意。但这项制度设计对未成年嫌疑人、被告人而言，其是极具进步意义的，也意味着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审查阶段便有可能提前重获人身自由。该法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若要作出附条件不的决定，必须审查未成年人是否具备以下四个硬性条件：一是罪名条件，触犯刑法分则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利，第五章侵犯财产权利，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规定的犯罪罪名。二是刑期条件，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三是客观条件，行为上必须有悔罪表现。四是程序条件，人民检察院在作出附条件不的决定以前，应当听取公安机关、被害人的意见。

在肯定新《刑事诉讼法》确立附条件不制度的进步意义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附条件不制度适用的范围偏窄，适用条件过于苛刻的缺陷。笔者认为，诸如刑法分则第二章的过失犯罪罪名以及第三章诈骗类罪名，在刑事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少，但其造成的危害结果有可能比侵犯人身权利所造成的危害结果更轻微，主观恶性更轻，但却没有列入附条件不的范围，有违重罪重判，轻罪轻判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立法精神。

再者，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在作出附条件不决定之前，应当听取公安机关、被害人的意见。若过于强调听取被害人意见，使得附条件不这项制度将难以实施，虽然法律未对听取被害人意见之后该如何处理做规定，但这势必会引起被害人的心理不服，而立法上又是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未成年人具备上述条件时，是“可以”而非“应该”做出附条件不的决定。实务中，若被害人得知人民检察院对被告人附条件不的最后结果是作无罪处理的决定，会引起大多数被害人的不满，进而不断申诉、上访。人民检察院迫于压力可能选择，这会使得附条件不的法律规定成为形同虚设。

3.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第275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犯罪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

上述法律规定将产生的积极效果不言而喻，但规定得过于原则，在司法实践中也难以开展和操作，且该项立法留有很大的裁量余地，诸如缺乏记录封存的主体、封存的程序、解封程序、保密规定、责任等相关规定。对于违法泄露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未规定相应法律后果，缺乏执法主体。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可能会流于形式。

二、完善新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保护的立法建议

1.制定刑事未成年人保护单行法

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律规范过于散乱、宽泛，不便于遵守和执行。笔者认为，制定一部行之有效的刑事案件未成年人保护单行法尤为重要。刑事案件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比其他任何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措施更加迫切。只有整合多种法律资源，才能将刑事案件审判中未成年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保护、未成年人犯罪事前预防和未成年人犯罪后回归社会的法律防治体系建立起来。

2.加强执法者的法制观念，严格执行社会调查制度

六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系的若干意见》第2条第5项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坚持依法少捕慎诉。”“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以批捕率、率等情况作为工作考核指标。”但部分司法机关违背上述规定，仍以批捕率等作为办案效果的考核指标。办理未成年案件的部分公安人员不熟悉未成年人的身心特征，有的甚至不具有执法权。个别落后地区的公安人员、检察官法治观念有待提高，把有些依法可以从轻、减轻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为重点打击的对象。

因此，应通过立法明确将社会调查制度规定为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必须执行的制度，并需提高执法者的素质。

3.缩小人民检察院附条件不的自由裁量权

立法上应明确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未成年人符合附条件不的条件下规定为“应当”而不是“可以”做出不的决定。缩小人民检察院附条件不的自由裁量权，不仅厘清了各权力机关依法行事的界限，有利于未成年人的保护，而且免于人民检察院承担被害人长期上访困扰的思想包袱。

4.扩大适用附条件不的范围

根据“罪刑法定相一致原则”，触犯了特定的罪名，便需要承担相应的刑罚。而犯了什么样的罪，实质是由侵犯所属性质的法益来认定的。纵观刑法分则罪名的篇章设置顺序，也不完全由法益侵害的大小排列的，况且在刑法里有设置不合理的地方。因此侵犯刑法分则第二、三章的类罪名所造成的法益损害完全有可能比侵犯刑法分则第四、五、六章的类罪名所造成的法益轻。依据举重以明轻的法理，既然重罪能够适用附条件不制度，轻罪就更应该适用。为更好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笔者建议把刑法分则第二、三章也列入可适用附条件不制度的范畴。

5.细化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法律对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规定得过于原则性，应细化法律条文对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以下方面的规定：执行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主体仅限于审判机关；封存期间应有具体的监督管理部门；解除封存犯罪记录需要符合特定的法定情形和程序；依法查询单位泄露秘密后责任的承担。

三、结语

法谚有云：“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在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便是完美的”。新《刑事诉讼法》在法条中用较大篇幅设置了相对独立的未成年人特别诉讼程序篇章，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未成年人的关怀，凝聚了立法者尊重和保护人权的立法理念和较高的立法技术，有利于通过新的诉讼程序为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提供公正的司法待遇和为其改过自新创造条件。只有在法律实施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和提高其不足之处，才能把纸上的法律条文变成活生生的，可以被人们遵守和信仰的法律。

参考文献：

[1]最高人民法院少年法庭指导小组.中国少年司法[C].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

[2]刘浪，景孝杰.附条件不制度的构建[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0，（5）.

[3]朱丽群，赵宁.附条件不制度的实践探索和程序构想[J].青少年犯罪问题，2010，（S1）.

未成年犯罪法律规定范文第3篇

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 特护保护；未成年检察工作一体化

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新规定了未成年人犯罪特殊保护的一系列制度，今年5月下旬召开的全国检察机关未成年刑事检察工作会议，围绕贯彻落实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刑事检察工作做了全面部署，提出了要最大限度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挽救涉罪的未成年人。

一、未成年犯罪特殊保护的原因及理论依据

（一）未成年人犯罪特殊保护的原因

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保护，是指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特殊理念、特殊程序、特殊处遇。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是针对成年人而言的：

1、未成年人在生理、心理、社会化程度、认知能力上，与成年人有着本质的差别，而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必须考虑不同人群的特殊性，因人而异，适用不同的理念和规则来规范。例如：成年人司法是建立在“理性人”、“自由意志”的理性设想之上，处以相应的刑罚措施。而未成年人因为其心理、生理发育不成熟，社会化程度不完全，认知能力欠缺等特殊性，不能用理性人的要求、用成人司法的标准处置未成年人犯罪。

2、未成年人犯罪的本质原因是其在社会化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对社会价值观念和社会规范不能正确认知，加之未成年生理、心理发育的不成熟，情绪调控能力、认知能力比较差，易受外界不良因素影响，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与成年人犯罪相比，未成年犯罪具有行为不稳定性、未定型、感染性强、易悔改、易转变、可塑性强的特征，容易接受教育感化，重归正途。

3、从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分析，家庭教育不当、社会不良因素的影响等，是其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说，未成年犯罪是一种社会病，是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缺失造成的。再者，因身心差异，成年人犯罪“罪责自负”，而未成年人犯罪并不受这一原则约束。因此，未成年人对其犯罪行为承担有限责任，家庭和社会有义务承担未成年犯罪所不能承担或不应承担的责任，社会必须为未成年犯罪付出一定的代价和牺牲。未成年人犯罪特殊保护，正是基于这一未成年人犯罪有限责任说设立的。

（二）未成年犯罪特殊保护的理论依据

1、刑法谦抑性理论

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罚具有强制性和严厉性，在法律体系中处于消极状态，万不得已才能使用。刑法的谦抑性，要求能够用其他法律手段调整的违法行为就不用刑罚手段调整，能够用较轻的刑法手段调整的犯罪行为，就不用较重的刑罚手段调整。刑法谦抑性原则，要求严格收缩刑法干预的范围，慎用刑罚。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特殊保护，正是积极发挥刑法谦抑，慎重适用刑罚的重要表现，也是我国“宽严相济、以人为本”的刑事政策的体现。

2、社会标签理论

社会标签理论认为，越轨者一旦违反规则、违法犯罪，就会被贴上“坏人” 、“犯罪人”的标签，这些标签成为其主要身份，被社会拒斥和疏远。这些越轨者不被社会接受，不再被视为正常社会成员，其会实施更加严重的越轨、犯罪行为。研究表明，未成年越早受到标定，他们再次越轨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必须淡化犯罪标签给未成年带来的负面影响，帮助其回归社会，为其再社会化提供保障。

二、未成年犯罪特殊保护程序与处遇

此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新规定了未成年附条件不制度和未成年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对未成年犯罪实行特殊的司法保护程序和处遇，是顺应世界未成年司法改革潮流，突出“以人为本”、恢复性司法的表现，意义重大。

（一）特殊程序——未成年附条件不制度

附条件不制度，是指检察机关在审查未成年犯罪案件过程中，对于应当提起公诉，但符合法定条件，依法暂时不予，通过设定一定期限的考验期，要求未成年犯履行一定的义务，待考验期满，再根据具体情况对其作出或者不决定的制度。

未成年人附条件不制度具有以下三方面的现实意义：

1、附条件不制度，赋予检察官对具体案件是否进行裁量的权力，在程序上体现了便宜主义。附条件不制度通过设置一定的考察条件和期限，根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具体表现，对其作出或者不的决定，既体现了检察机关作出不处理的慎重性，又有利于实现刑事诉讼制度的诉讼目的，达到惩戒、教育、改造犯罪嫌疑人的效果。

2、附条件不，一定程度上解决司法资源不足的难题，在实体上体现了刑罚经济思想。附条件不制度，针对社会危险性较小的轻型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根据犯罪情节之轻重与未成年犯的具体情况，权衡追诉的实际社会效果，在进入审判阶段之前就以简易方式化解，减少了诉讼环节，节省了诉讼资源，使得诉讼资源投入到重大复杂的案件中，有利于实现诉讼资源合理配置，保障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

3、附条件不制度，在惩罚犯罪的同时，积极发挥刑罚谦抑，在结果上体现了挽救、保护未成年犯的目的。附条件不制度，根据未成年犯的年龄、性格、犯罪情节、悔罪表现等情况，在尊重未成年犯及被害人意见的基础上，把不具有可罚必要性的未成年犯尽早从刑事诉讼程序中解脱出来，使受到侵害的社会公共利益及被害人损害降至最低，有利于社会关系的修复，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利，也有利于促进犯罪嫌疑人的人格矫正，使其改过自新，早日回归社会。

（二）特殊处遇——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是指未成年人犯罪被判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犯罪记录被封存后，非因法定事由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有关单位和个人要求提供未成年犯罪有误的证明时，接受查询机关不得向其提供该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证明；有关单位依据法律规定进行查询的，查询单位应当保密，其查询的信息只能用于特定事项，不得对外公开。

未成年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体现了国家和社会对未成年的人文关怀，其意义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犯罪记录封存制度，避免了犯罪标签效应对未成年的消极影响，避免未成年犯重新走上犯罪的道路。根据犯罪标签理论，未成年犯被贴上“罪犯”的标签色彩后，逐渐被社会抛弃、孤立，给未成年犯带来严重的心理创伤，增加其的心理，使其再次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未成年犯罪记录封存的出现，可以避免犯罪标签的消极影响，是贯彻落实“教育、感化、挽救”方针的最好体现，彰显着司法的人性关怀，为未成年罪犯减少再犯罪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2、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让涉罪未成年人增添了自信，看到生活的曙光，为其顺利回归社会创造条件。对未成年犯罪惩罚的最终目的是挽救和保护未成年，矫正其错误行为，把其引入人生正途，使其以新姿态回归社会，开始新生活。因此，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不仅最大限度减少对未成年犯从监狱服刑到走向社会的不适应性，也为其出狱后的生活、就业等铺平道路，使其对前途重拾希望，早日融入社会。

三、未成年犯罪一体化建设

未成年犯罪一体化建设，是指未成年检察工作捕、诉、监、防一体化模式，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中，根据未成年人的心理、生理等特点，由专门检察官自案件受理起，全面承担、全程负责其案件的审查批捕、审查、出庭公诉、诉讼监督等。

未成年犯罪一体化建设通过社会力量的外部支持，实现对未成年犯的全程教育矫治，能够更好的教育、感化、挽救失足少年，使其顺利回归社会，预防未成年再次陷入犯罪深渊。

具体来讲，要在以下两个方面加强未成年犯罪一体化建设：

（一）加强未成年犯罪办案专业化建设

首先，大力推进未成年犯罪专门机构建设，成立未成年犯罪检察工作办公室，集中精力办理未成年犯罪案件，研究未成年犯罪规律，落实未成年特殊保护制度。

其次，科学设计未成年犯罪专门机构的工作模式，实行捕、诉、监、防一体化的工作模式，实现未成年犯罪全程教育矫正，加强诉讼监督，提高办案效率，节约诉讼资源、降低诉讼成本。

最后，建立专业化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队伍，提高未成年司法保护水平，切实保护未成年犯的权益，预防和减少未成年犯罪。未成年案件承办人，既要有扎实的法律专业知识，又要熟悉社会学、心理学、犯罪学、行为学等方面的知识，还需要有对工作的热情和负责任的态度。

（二）完善未成年犯罪帮教预防社会化体系建设

未成年犯罪工作的顺利开展，需要司法机关的努力，也离不开社会力量的支持和参与。必须建立以检察机关为纽带，有效整合家庭、单位、学校、社区等多方面的帮教管理资源，将对未成年犯的教育、管理工作融入社会帮扶活动，认真做好未成年犯罪的预防和矫正工作。一方面，进一步加强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和司法局的联系沟通，争取在未成年犯罪社会调查工作、未成年犯附条件不考察工作、分案、法律援助、亲情会见等工作制度上，达成一致意见，相互配合，齐心协力落实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犯的保护规定；另一方面，积极强化与政府共青团、教育局、学校、社区、家庭等有关方面的联系与配合，促进党委领导、政府支持、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未成年犯罪预防帮教社会化体系建设。通过引入社会力量对附条件不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未成年犯实施帮教，实现对未成年犯教育矫正的全程化；通过向学校、社区、家庭等开展未成年犯罪预防宣传教育、模拟法庭、法律讲堂等活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参考文献：

[1]朱孝清.侦查监督、公诉工作如何实施修改后刑诉法[J].人民检察，2012，13.

[2]陈光中.关于附条件不问题的思考[J].人民检察，2007，24.

[3]李玉萍.《关于建立犯罪人员犯罪记录制度的意见》理解与使用[J].人民检察，2012，16.

未成年犯罪法律规定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刑诉法 未成年人 刑事检察

作者简介：刘琳玲，松阳县人民检察院。

据相关调查研究发现，在所有刑事案件中未成年犯罪案件的数量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与、环境污染并列成为“世界三大公害”。在所有的未成年刑事案件中呈现出以下特点：低龄化、犯罪类型多元化以及团伙化等。目前，我国未成年人刑事犯罪现状相当严峻，迫切需要加强对未成年监督管理工作。目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旋律，而未成年犯罪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并对社会主义的和谐发展具有一定的威胁。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其健康成长对社会的稳定和谐具有重要的作用。对于当前我国未成年犯罪问题，全社会都给予了普遍的关注，我国在法律和政策方面伴随着未成年人检查工作二十年的发展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同样因为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当前我国现行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已经不足以满足时代的需求，暴露出的不足逐渐增多。最近几年伴随着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数量的不断增加，给国家司法部门和相关司法工作者带来了严峻的任务和挑战。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建立、发展和完善，成为每一位司法工作者必须要面对的重大课题。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实施的监督机关，未成年人刑事检查制度是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多年实践探索中，近年有了突破性的进展，特别是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下称“新诉讼法”），内容条例中用特殊章11个条文形式，对未成年刑事诉讼程序进行了规定，这对未成年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来说是一项空前的机遇，同时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因为新时代赋予了新的历史人物，对我们日后的检察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未成年人犯罪现状及特点

（一）犯罪年龄低龄化

因为未成年人因为心理状态不够稳定，各方面的是非判断能力不够成熟，缺少足够的自我控制能力，过于偏激，而且当代的未成年又大多数为独生子女，习惯以自我为中心，种种原因使得近年我国未成年犯罪的年龄不断提前。调查结果显示：在年满14周岁且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在实施杀人、抢劫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活动数量逐年递增趋势，同时在未成年人犯罪所占刑事案件的比例也在不断的增大。

（二）犯罪的团伙化、多为共同犯罪

未成年人伴随其年龄的不断增长，独立性意识日益增强，未成年人更容易接受和同龄人之间的交往，容易被煽动和利用，存在不信任长辈和家长的叛逆心理。由于个人单独行动会存在恐惧的心理，加之自身缺少足够的智力和经验等因素，所以在实施犯罪活动过程中，往往会以团伙的形式进行。多人行动，会弥补个人智力经验上的欠缺，同时也不会有过多的恐惧感，减少了犯罪过程中的阻力，增大了作案的成功率。目前查处的一些未成年犯罪团体当中，很大部分已经具备了黑社会组织的雏形，如果不注意控制，后果不堪设想。

（三）犯罪主体文化程度偏低

在未成年刑事案件的犯罪主体中，绝大部分未成年人都是呈现一个明显的特点，受教育程度是偏低的，大部分仅仅只是初中文化或者小学文化，还有一部分甚至是文盲，受教育程度的偏低导致其法律意识淡薄，对法律没有清楚的认识，同时未成年人又缺乏足够的是非辨别能力和诱惑的抵制能力，从而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

（四）激情犯罪、无复杂原因

未成年时期是处在一个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青少年的叛逆心理也是最严重的一个阶段，不服管教，逞强好胜，哥们义气，做事只图一时刺激不考虑后果，通常就是因为一点小事就会导致其情绪激化，致使犯罪的发生。

（五）犯罪种类多元化与罪名集中化并存

未成年人处在一个身体、心理、生理发展的特殊时期，各方面都极不稳定，在实施犯罪过程中往往不计后果，具有一定的疯狂性。近年，因为受到大量不良刊物书籍和影视作品的影响，造成青少年性生理趋于早熟，而其心理成长却相对滞后，在这种矛盾在在且外界又存在诱惑的情况下，很容易引发青少年犯罪。

二、新刑诉法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一） 未成年人检察制度的设计缺陷

1. 立法缺乏系统化。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尽管十分重视未成年人的司法制度建设，我国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也在不断的完善，但是相关的一些内容及规定只能散见于各种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中，内容比较分散，规定内容也不够具体，这对司法检察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在新《刑事诉讼法》出台后，对未成年刑事诉讼程序进行了一定的弥补作用，但规定内容都是比较原则而不具体，导致法律条文间缺少联系，依然未能形成系统、专门、独立的法律体系。

2. 缺乏配套工作机制。新《刑事诉讼法》针对未成年刑事案件确定了“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以及“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同时还规定了法律援助制度、社会调查制度、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等一系列未成年人特殊诉讼程序，但是这些规定程序都严重缺乏与之相对应的细则规定和具体的工作流程，操作起来也极难统一。检查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在执法工作中涉及到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案件，对其工作制度化，规范化要求很高，完善司法监察工作制度，细化部门工作流程，这样才能保证未成年人司法工作的顺利开展。 3. 未形成制度化的未成年人保护网络。要实现对于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的有效控制及帮扶教育，是需要公、检、法、司各部门之间密切合作的。但目前，检查工作缺乏系统化制度的支持，导致现在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呈现责任主体不明、执行主题不清等一系列不明确的问题，也造成了对犯罪未成年人教育感化工作的重重困难，也使得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成效不佳。

三、新《刑事诉论法》下对于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加强和改进措施

目前，我国未成年犯罪预防工作不容乐观，在未成年犯罪预防工作中，要充分利用社会上各方面的资源力量，形成一股合力，弥补单一方力量的不足，针对未成年犯罪的具体原因，深入分析，充分依靠各界力量，进行综合治理，来预防和减少未成年的犯罪的发生。

（一）完善立法

完善我国预防未成年犯罪的相关法律是预防并减少未成年犯罪的根本措施。目前我国存在的一系列针对未成年法律法规，都是比较笼统的，实际操作难度较大。而且随着社会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未成年犯罪活动又逐渐呈现新的特点：低龄化，团伙化，诱因简单，类型多元化及罪名集中化等，原有的法律法规已经不能满足新的需求，预防和控制未成年犯罪活动又面临了新的挑战。所以，我们要充分利用到这个新《刑事诉讼法》颁行的这个机遇，进一步展开完善立法工作，制定及实施相关的防范未成年犯罪的政策和措施，真正使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做到有法可依。

（二）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工作要大力度加强

未成年的司法保护就是指司法工作人员依据相关未成年法律法规进行司法活动，彻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并切实保护未成年合法权益的一种法律行为。对未成年人传统的司法保护制度是分散式的司法保护模式，这种保护模式有其现实合理性，但在其他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结构上具有分散性，保护方向又缺少重点，具体时间的处理手段又过于单一，显然这种司法保护模式已经不足以满足新形势下的需求，所以在新《刑事诉论法》体系下，我们构建出了一种全新的保护模式――即司法保护一站式机制。一站式模式就是指检察机关在处理未成年犯罪案件中，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在审查批捕、起诉和出庭公诉等各环节，进行特殊审理的标准样式。在此模式中，明确了检察机关在整个未成年刑事案件处理工作中的主导机关地位，以及在未成年刑事案件诉讼各个环节的审理的内容和方式。

（三）改革教育体制，使我国未成年文化程度普遍提高

（四）重视家庭预防作用

（五）铲除社会不良诱因，精华社会风气

未成年犯罪法律规定范文第5篇

关键词： 未成年人； 罚金； 缓刑；减刑；假释；累犯

随着全球性的犯罪低龄化的现象日益突出，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关注的问题，如何有效地预防、遏制及惩治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世界各国刑事法律所关注的焦点。基于未成年人不同于成年人独特的身心的特点，各国刑事立法在确定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的同时，也都针对未成年人的特点，对其在刑事责任的承担上做出了区别于成年人的特殊规定。我国法律界习惯将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罪犯统称为未成年人犯罪。随着治安状况日益严竣，未成年人犯罪也正在不断地增加，如何对未成年人犯罪正确刑罚，已作为一个新的课题摆在我们的面前。我国刑法第十七条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同时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八条又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这两条规定明确了对未成年犯刑罚的方向。纵观我国的刑罚体系，我国刑法对不同的犯罪作出了不同的刑罚规定和幅度，如果把刑法分则中每个刑罚幅度按由低刑到高刑的顺序排列，可排列为一年、二年、三年、五年、七年、十年、十五年、无期徒刑、死刑，而刑期的每一间隔可称为刑格。我国刑法对不同的犯罪作出了不同的刑罚规定和幅度，因此正确理解刑格和运用刑格，必须结合犯罪事实、犯罪性质、社会危害程度、法定、酌定的刑罚情节综合考虑。我国刑法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规定为：“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就意味着，对未成年人犯罪刑罚从轻或减轻是一条硬行规定，未成年人保护法又规定为“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方针，这又再次强调了从轻或减轻的幅度相对于成年人的从轻或减轻的幅度要大一些。在某些时候，允许有某种突破。本文拟对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的几个问题进行粗浅的探讨。

一、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的几种基础刑

1、人实施抢劫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适用从轻处罚，应首先比照成年人确定基础刑，基础刑的确定应在刑罚幅度内的中档确定，如抢劫罪的刑罚幅度是三至十年，在这一刑罚幅度内包含着三个刑格，即三至五年、五年至七年、七年至十年，如果抢劫一次，其情节一般（当然，情节恶劣，手段残忍，后果严重则另当别论），其基础刑应确定在三至五年这一刑格内，对未成年人刑罚可比照这一基础刑，适用从轻处罚时，则降至三年这一起点刑，这样就能较好的体现刑罚的从轻幅度，在这个刑格内，结合其他的酌定刑罚情节，确定恰当的刑罚。如被告人吴某，16岁，在2000年9月两次与他犯罪，刑罚时，先确定了其基础刑应在五至七年之间，适用从轻处罚，降一刑格应在三至五年间刑罚，但考虑到被告人在实施犯罪过程中起主要作用且无其它酌定从轻情节，故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

2、对于未成年人犯罪主观恶念不深，犯罪情节一般，易于改造的，应当适用减轻处罚。如已满十六岁不满十八岁的人盗窃财物10000元，依法应在三年以上刑罚，而成年人的刑罚也在三年以上这一刑格，如果依成年人的刑罚幅度等同刑罚，就失公正，显示不出区别对待特殊保护原则，因此对这类未成年人犯罪应当适用减轻处罚，即在法定刑以下一个刑格内刑罚，三年以下的刑格-即一至三年，在一至三年内刑罚时，如无其他法定从轻或者减轻、酌定从轻情节的，从轻处罚一般不能突破一个刑格，也就是说不能低于二年有期徒刑刑罚。王某，李某（均为17岁）伙同另外两人盗窃作案四起，窃得财物总价值15000余元，依法应在三年以上刑罚，这一刑罚的实际基础刑也是在三年之间。属法定刑的下限，故可适用减轻处罚，在三至二年内刑罚，结合两被告人都曾因盗窃两次被行政拘留处罚，故在减轻之后从轻处罚的幅度就不能再突破一个刑格。最后，判处两被告人有期徒刑各二年。

3、如情节一般的抢劫罪法定刑是三至十年，当被减轻至三年以下刑罚时，如果还具有其他法定从轻或酌定从轻情节的，则应在法定刑以下的刑格内刑罚，在一般情况下，有一个从轻情节降一格。如被告人张某17岁在被告人王某伙同下，以找钱吃饭为幌子，窜至某中学内，先后使用暴力在该校抢劫两次，计劫得人民币若干元，作案后逃离现场，案发后，被告人主动到派出所投案自首，在审理中，考虑到该未成年人主观恶习不深，在适用减轻处罚后，根据该未成年人在本案中系从犯，且在案发后又到派出所投案自首，我们即从三年以上先减至二至三年的刑格，再降至一至二年直至一年以下的刑格，据此，以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这样既起到了惩戒作用，也达到了教育挽救的目的。

4、罚金是判处犯罪分子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方法。主要适用于贪财图利或与财产犯罪有关的犯罪，也适用于少数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其特点是：对追求不法经济利益的犯罪分子判处罚金，既能起到更现实的惩罚与教育作用，又可以从经济上剥夺其继续进行犯罪活动的物质条件，预防其再次犯罪。罚金在刑法分则中的适用范围较为广泛。

对未成年人是否能适用罚金，在刑法理论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刑法对罚金刑的适用主体并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不管被告人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有无缴纳能力均可适用。另一种观点认为，不宜对未成年人适用罚金。因为他们无固定收入，无独立财产，对其判处罚金，势必由其家长或监护人代缴，变成了刑事责任的变相株连。我们认为，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罚金，有其合理和积极的因素。部分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犯罪人，在犯罪时已经有工作并有固定的收入，对这一部分人当然可以适用罚金；部分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犯罪人，在犯罪时没有工作和固定的收入，对这一部分人也可以适用罚金。诚然，被判处的罚金只能是未成年犯罪人的父母或者法定监护人代为缴纳了，但我们并不认为是“变相株连”，这是因为未成年犯罪人的父母或者法定监护人没有履行好对未成年子女的管教责任，而这个责任总是要通过具体的行为来体现的，暂且我们把为未成年子女的犯罪代缴罚金看成是所负法律责任的体现。

我们认为，罪责自负的原则在对自由刑的适用上，是应当也能够做到的；但对罚金刑的适用，是无法百分之百地做到的。不仅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犯罪人的罚金判决，绝大多数都是由其父母代缴的，而且许多成年犯罪人的罚金判决，也是由其父母或者亲友代缴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法律和事实发生冲突时，我们应当研究如何调整法律，使其适应现实。人民法院对未成年人犯罪单处或者选处罚金，而不再对其判处自由刑，从而避免了未成年犯在监管场所可能受到的“交叉感染”。 基于以上理由，我们认为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罚金，是有积极意义的。那些反对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罚金的观点若成立，只能是又失去了一个对未成年人犯罪既有利、又有益的刑罚种类。

二、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缓刑、减刑和假释

刑法中的缓刑，是指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暂缓执行原判刑罚不致再危害社会的，附条件地不执行原判刑罚的一种刑罚制度，学理上亦称为“刑罚之犹豫”。缓刑制度的主要作用在于：一是可以避免因适用短期自由刑而对很多初入狱后所带来的犯罪交叉感染；二是缓刑可以保全犯人之廉耻，促进其悔改。因而缓刑在刑事政策中担任着重要角色，有学者对它予以高度评价，认为它是除了刑罚、保安处分两个抗制犯罪支柱外的第三个支柱，是“特种的刑罚手段”。针对未成年犯生理心理并未发育成熟，主观恶性不大，可塑性强，易于接受教育改造的身心特点，本着对未成年人犯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基本方针和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理应更注重对未成年犯适用缓刑。因为，对未成年犯适用缓刑不仅体现了对未成年犯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刑事政策，更重要的是能够避免由于监禁引起的交叉感染，和因监禁带给未成年犯终身难以弥补的心理创伤而影响其回归社会。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认为监禁并非改造未成年犯的良策，未成年犯选用缓刑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倾向。联合国第八届预防犯罪和犯罪问题大会通过的《北京规则》也规定，对未成年犯“应当最大限度地避免监禁”，把少年投入监禁机关始终是万不得已的处理方法。

根据现行刑法第72条的规定，适用缓刑的条件是：第一，罪犯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二，根据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第三，犯罪分子不是累犯。符合这三个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刑法对缓刑制度的适用并没有区分成年犯和未成年犯的不同。最高人民法院于1995年5月2日的《关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未成年罪犯，犯罪后有悔罪表现，家庭有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能够落实，认为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应当适用缓刑。”从这个规定中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在缓刑适用的问题上，还是强调了成年犯和未成年犯应区别对待的精神，即对未成年犯在符合法定缓刑条件时，是“应当”而不是“可以”适用缓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未成年犯放宽条件适用缓刑。如被告人王某（15岁）胡某（15岁）张某（15岁）三人抢劫一次。事后，胡某在其父的陪同下，向公安机关自首。审理认为，三被告人虽然进行抢劫，但作案时均不满16周岁，且案发后认罪悔罪，家庭及学校均有帮教能力，故在刑罚时根据三被告人在抢劫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徒刑二年、缓刑四年、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但是，应该看到这一点点对未成年犯在适用缓刑上的宽松条件，不足以发挥对未成年犯所起到的保护、教育及挽救的作用。特别是对于相对负刑事责任的未成年犯来说，所实施的犯罪都是性质十分严重的犯罪，从分则规定的法定刑来看，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可能性极小，这样，对这一部分未成年犯适用缓刑几乎成为不可能，无疑限制了对这一部分未成年犯缓刑的适用。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建立专门的未成年犯缓刑制度。

首先，将未成年犯适用缓刑的刑度条件放宽。已有学者提出对被判处拘役或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未成年犯适用缓刑，笔者认为这样放宽刑度条件，不但体现了对未成年犯的从宽处罚原则，而且有利于对未成年犯适用缓刑，有利于未成年犯的康复。其次，建立专门缓刑监督机构负责缓刑未成年犯的考察工作。现行刑法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内，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予以配合。但实际情况是由于公安机关事务繁多，不乐于接受缓刑未成年犯，基层组织反而成了监督的主角，对缓刑的作用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在这个问题上，外国立法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例如，英国的《罪犯缓刑法》规定，根据法院的判决，被判处缓刑的人必须被置于缓刑监督机构的监督之下，监督机构的责任和目标是执行法院关于缓刑和社会服务的判决，通过监督、考察、服务、咨询等一系列措施，使罪犯服从法律，最大限度地减少重新犯罪和对社会公众的危害和威胁。最后，增设考察未成年犯家庭管教和周围环境制约条件的内容。由于未成年犯可塑性强，既容易改造也容易重新犯罪。为了保证缓刑未成年犯的改造成功，对未成年犯适用缓刑前，关于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问题应从其犯罪情节、悔罪态度及家庭教育、周围环境制约等帮教条件进行综合考虑。

减刑是指对于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由于其在刑罚执行期间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因而适当减轻其原判刑罚的制度。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减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1997年10月28日）第13条规定：对犯罪时未成年的罪犯的减刑，在掌握标准上可以比照成年罪犯依法适度放宽。未成年罪犯能认罪服法，遵守监规，积极参加学习、劳动的，即可视为确有悔改表现予以减刑，其减刑的幅度可以适当放宽，间隔的时间可以相应缩短。

假释是指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一定刑期之后，因其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而附条件地将其提前释放的制度。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假释，也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3条之中：对犯罪时未成年的罪犯的假释，符合刑法第81条第1款规定的，可以假释。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在刑事责任的认定和刑罚的适用上有着明显的区别，正确地认定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准确地适用假释和刑罚，体现了我国法律和司法机关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原则。

三、未成年人犯与累犯制度

累犯是指判处一定刑罚的犯罪人，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法定期限内又犯一定之罪的情况。刑法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已经对累犯的分类、构成要件、法律后果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在累犯条款具体适用时会产生颇多争议，特别是对于一般累犯，现笔者试对一般累犯适用中存在着较大争议的问题阐述一下自己的观点。

未成年人可以构成累犯，不但从重处罚，而且不得适用缓刑和假释”与立法原意相去甚远，也与刑法所体现出的保护未成年人的整体精神相违背。首先从犯罪特点看，未成年人的再次犯罪虽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较初犯大，但其终究是因生理和心理发育尚未成熟，辨别是非和控制自我能力有限。因此将未成年人像成年人一样作为累犯的适格主体，这不利于未成年人再犯的改造。其次，从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立法精神来看，我国刑法中的未成年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以及对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等规定，都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而把他们作为累犯的适格主体，显然与立法精神相违背。第三，从我国设立累犯制度的初衷和目的来考察，设立累犯制度，主要是针对那些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的再犯人。由于未成年人辨别是非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具有一定的限制，容易出现反复，因而再次犯罪的未成年犯罪人，未必就属于主观恶性较大和人身危险性较大，未必就一定要适用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不得适用缓刑、假释”原则。

从国外立法情况来看，未成年人不构成累犯作为一向原则，实际上已经为许多国家所采纳。具体而言，分为两种情况：其一，只要是未成年人，均不构成累犯。例如《俄罗斯刑法典》第18条第4款规定：“一个人在年满18岁之前实施犯罪的前科，以及其前科依照本法典第86条规定的程序被撤消时，在认定累犯时不得计算在内。”其二，规定一定年龄的人不构成累犯。例如埃及刑法规定，不满15周岁的人不构成累犯；英国刑法规定，不满22周岁的人不构成累犯。因此，从立法精神和保护未成年人的角度出发，刑法应考虑增设未成年人不构成累犯的规定。

总之，在对未成年人刑罚时，应从社会综合治理的角度出发，结合未成年犯的本人情况，以教育挽救为指导思想，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恰当刑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做到既维护社会的安定秩序，又有效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1]林山田刑法学 台湾商务印书馆，1999

[2]赵秉志刑法修改研究综述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

[3]储愧植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1995年5月2日

[5]佟立华《未成年人法学》，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